台港政治遷變與北京的參照

台港政治遷變與北京的參照

[陳子帛]　（2008-08-30）

　　兩岸三地以及華人社會都在高度關注陳水扁家族涉嫌海外洗錢事件。諸多種種，在大陸和香港，都被賦以負面的意義。而這些負面解讀，未必客觀反映了過往二十多年台灣社會以及民主化轉型的全部。這樣歷史畫面的重複和定格，正在向世人證明，在告別軍事威權體制、在政治民主化中先行一步，並扮演某種標杆角色的台灣，在進入第二次政黨輪替的歷史拐點中，仍無法避免「阿爾及利亞化」規律。這在宏觀的角度上，再度印證了「陳水扁現象」的必然。

　　或許可以說，在國民黨長期存在的黨國體制軀體內萌發和衍生的本土政治反對運動，很難在較短時期內徹底清除舊體制的遺迹。這樣一個黨國體制，即使透過「不流血的革命」，以選舉投票的形式，讓一個不成熟的政治勢力匆忙取代原來的執政力量，並在龐大的行政體系消極怠工、「朝小野大」格局及在野黨強力杯葛之下，新體制的重構不僅難以起步，堪稱幾近付諸闕如。

港台民主化與新加坡模式

　　中外學者對中國近現代史特殊的「庇護—分贓」互動模式，以及國民黨執政期間錯綜複雜的政商關係早有精闢的分析。「庇護—分贓」模式在李登輝主政後期愈演愈烈，「黑金政治」更是促成政黨輪替的關鍵因素之一。在舊體制軀殼裡組建的新生政權和主政者，迅速適應了舊體制長期存在的負面基因，甚或有過之無不及。國民黨儘管失去政權，卻仍然維持著黨營事業，為國民黨的捲土重來不斷輸血。而陳水扁主導之下的民進黨，最終只能回歸「庇護—分贓」的利益換取模式，這也就使政商關係盤根錯節延續下來。加上陳水扁的貪財、懼內、不敢負責等人格缺陷，遂使集體性貪瀆事件屢見不鮮。陳水扁家族涉嫌貪瀆和海外洗錢，只是其中一個最典型案例而已。在紅衫軍發起反貪倒扁運動時，他和民進黨的政治命運已明朗化。

　　兩岸三地在進入2008年之後，不約而同地站在社會變遷的十字路口。

　　已經回歸十一年的香港，再次迎來了立法會選舉。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特定的政治條件下，無論是殖民地時代，還是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當下，香港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中一直缺乏率先發言的能力和勇氣，「鳥籠政治」一直是人們對香港民主化進程的揶揄和調侃。

　　在論及華人社會政治民主化問題上，來自台灣的觀察家多半不會掩飾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而香港在模仿和學習台灣選舉文化的動員模式，也有諸多「表層」進步。時至今日，似乎沒有人會對香港民主化前景抱有樂觀的期待和展望。但人們也注意到，和台灣不同的是，香港的政治選舉是在法律制度相對健全的條件之下進行的，無休止的選舉文宣費用，明目張胆的買票，形形色色的賄選，巧立名目的利益輸送，甚至於樁腳文化等，很難在香港得以大面積生存和蔓延。類似陳水扁家族式的貪瀆，民進黨集體性的腐敗，或者接近黑社會生存發展模式的「庇護—分贓」，幾乎難以在香港尋覓到滋生的土壤和生存的空間。

　　隨之而來的思考是，儘管進展緩慢，民主化步伐仍然蹣跚行進，但「香港模式」在陳水扁家族涉嫌貪瀆和海外洗錢不斷被披露之後，似乎也給人們提供了一種法治框架之下循序漸進推行民主，有別於台灣模式的另一個選擇。

綜合各地經驗，作出客觀判斷

　　在大陸依然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時候，處於邊疆地區、仍實施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民主制度何其脆弱，都市中產階層對政治參與的先天不足，多半時間表現的政治冷感，又是何其突出。這一切已嚴重約束了香港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和進程。

　　但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已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全民普選的時間表確定在2017年，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最高領導人，將在不到十年之內採取直接選舉的方式。也許，已經可以用選票選出最高領導人的台灣，對如此漫長的等待不屑一顧，但對於迄今為止的民主試驗仍止於村鄉鎮一級的大陸，香港的民主轉變和任何點滴進步，所產生的輻射影響效應其實並不亞於台灣。

　　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之後，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大陸再度嘗到了舉國動員體制的甜頭，勢將更加堅定執政黨「以不變應萬變」的決心和意志。但更多人也會意識到，伴隨著行政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無論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民主化已是歷史潮流，不可逆轉，難以迴避。標榜與時俱進的執政黨，似乎也更加努力嘗試掌握民主化進程的主導權。在漫長的艱難轉身過程中，新加坡模式、台灣模式以及香港模式，或許會在不同程度，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刺激北京的政治視覺，誘發更多思考。

　　在陳水扁家族涉嫌貪瀆洗錢曝光之後，台灣社會希望外界對台灣民主轉變的評價不要一概否定，「將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誠然，台灣生動活潑的輿論監督氛圍，勇於表達個人觀點的媒體環境，民眾政治參與意識的高漲，政黨輪替形態的初步形成，都是兩岸三地不可多得的經驗累積。冷靜觀察香港政治社會轉變的點點滴滴，認真借鑒新加坡政治模式的合理成分，我們相信，北京領導人勢必會有更接近客觀實際的判斷。

·作者是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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