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撰文談政體改革:從管制政府走向服務政府

2013年度國家出版基金項目《中國的民主治理：理論與實踐》（十卷本）叢書

　　(本文是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為2013年度國家出版基金項目《中國的民主治理：理論與實踐》(十卷本)叢書所做的序言)

　　儘管與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的進程和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相比，我國的政治體制還存在許多嚴峻的挑戰，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依然是一項極為緊迫的任務，但不能否認，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政治發展取得了重大的進步。30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是一個包括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全方位的社會進步過程。然而，坦率地說，與人們對經濟改革成就的評價不同，對政治改革的成就充滿著爭議。典型的爭論呈兩個極端：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一樣，進步迅速，成就巨大；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與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同，中國的政治發展幾乎停滯不前，沒有多少重大成就。海外一些專家甚至認為，不改革政治只改革經濟，正是中國創造經濟發展奇蹟的原因所在。

　　其實，上述爭論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觀察問題的立場和視角不同，如果從宏觀政治框架上看，那麼中國的政治變遷確實很少。中共一黨執政的政黨體制沒有變，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協的基本制度沒有變，黨領導行政、立法、司法的政治格局沒有變，馬克思主義主導的一元化政治意識形態也沒有變。然而，如果換一種視角和立場，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觀察中國的政治變遷，就會發現截然不同的另一幅景象：中國的政治生活在過去30多年中也同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例如，從人治開始逐漸走向法治，首次確立了建設法治國家的根本目標，著手建構較為完備的法律體制，政府行為更多地受到法律的約束；從封閉政治逐漸走向透明政治，首次頒布了政務公開的法規，各級黨政權力部門逐漸推行政務公開；從管制政府走向服務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措施，大幅度減少行政審批事項，同時為公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從高度集權走向適度分權，中央政府從財政、稅收、審批等多個方面向地方政府分權，同時將更多原先政府管制的事務轉交給民間組織，開始向社會分權。

　　毋庸諱言，國家治理更多屬於工具理性的範疇。換言之，無論哪一種社會政治體制中，統治者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加穩定的社會環境、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務，從而有廣泛的民意基礎。但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並非存在不可跨越的鴻溝，工具理性的改革通常需要價值理性的指導，而且也或遲或早會催生新的價值理性。更進一步說，國家治理的改革雖然是達到既定政治和經濟目標的手段，是一種工具理性的改革，但治理改革本身必然體現著某種政治價值，而且勢必導致新的政治需求。因此，我一直堅持認為，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甚至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生活的進步與變革，主要體現在國家治理領域和社會治理領域的改革和進步。

　　迄今為止，我一直是增量改革的倡導者和踐行者。我在20世紀末提出了「增量民主」理論，並且在21世紀初主持發起了「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研究與獎勵計劃」。在社會各界已有廣泛影響力的「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便是該計劃的重要內容，也是以「增量民主」推動社會政治進步的一個重要嘗試。從2000年開始，我與中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的同事們一道，利用「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這個重要平台，對過去十多年中各級政府的改革創新案例進行了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對其中的先進案例進行了獎勵、宣傳和推廣。可以自豪地說，關於中國的民主治理改革和政府創新，我們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擁有最齊全的案例資料庫。我們一直希望能夠通過某種方式，使我們的案例數據和研究成果能夠為更多的學術同行和黨政官員分享，這套叢書便是這種努力的一個重要結果。展示在讀者面前的這套《中國的民主治理：理論與實踐》，按主題共分十卷，分別由「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研究與獎勵計劃」的骨幹成員主持編選。這十卷的目錄和主編依次是：《民主選舉》(閆健)、《民主決策》(陳家剛)、《民主管理》(龍寧麗)、《民主監督》(何增科)、《黨內民主》(靳呈偉)、《法治政府》(李月軍)、《透明政府》(劉承禮)、《效率政府》(陳雪蓮)、《服務政府》(徐煥)和《社會管理創新》(周紅雲)。

　　叢書各卷的選材主要依據「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研究與獎勵計劃」的案例和成果，但並非局限於此。除此之外，我們還廣泛選取了在相關主題方面的經典案例和代表性研究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套叢書是我國在民主治理的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方面較為重要的一個成果彙編，讀者從中可以大體了解21世紀以來我國治理改革的現實進展和研究現狀。所以，作為叢書的主編，我特別希望這套叢書對於黨政部門的實踐者來說，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對於學術部門的研究者來說，則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俞可平

　　2013年端午節於京郊方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