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費孝通筆下的江村，八十年後什麼樣？
1936年的夏日，年輕的費孝通應姐姐之邀回到了位於江蘇吳江的家鄉。回鄉之旅本來是個過渡，一是調養身心，二是為即將開始的英倫求學做一些準備。
這一切順理成章，因為姐姐費達生正在吳江縣開弦弓村幫助農民建立「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
在隨後的一個月里，費孝通被這個合作社所吸引，在村裡進行了深入調查。然而就是這份「無心插柳」的調查，成就了一部聞名世界的人類學作品「PeasantLifeInChina」（又名《江村經濟》）。
有人說，該書的經典之處，在於首次以現代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按照家庭、財產繼承、親屬關係、戶與村、生活、勞作、農業以及土地佔有，甚至包括蠶絲業、土地問題等方面，對20世紀前半段中國農村作了詳細描述。
也有人認為，這部作品是中國人調查本土社會的首創，打破了人類學必須調查異文化社區的窠臼。
他的導師，著名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在為該書寫作的序言中評價道：
「這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此書有一些傑出的優點，每一點都標誌著一個新的發展。」
《江村經濟》成為外國學者了解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抑或是中國學者進行鄉村、社區研究都無法繞過的里程碑。
而作為調查對象的開弦弓村，也因「江村」這個稱謂名揚天下。
中國的鄉村由此不再是一種他人眼中為了獵奇而去閱讀的旅行日記、遊記以及傳教見聞之類的作品，由此讓西方人知道了一個真實發生著的，而非其對東方文化想像中的中國。
某種程度上，《江村經濟》和它背後的「鄉土中國」，幾乎成為費孝通的代名詞。
那時的他已然看到，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更明確地感覺到，我國農村地區對現代化工業的需要。
1938年，費孝通從倫敦經濟學院畢業歸國。那時他的家鄉已經被日軍佔領，江村的合作工廠也已被破壞。他從抗戰後方昆明登陸，在雲南大學吳文藻協助建立研究中心繼續進行對內地農村的考察。
他進一步看到了在一個人口眾多、土地有限的國家裡，要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重點應該放在發展鄉村工業上。
1957年他重訪江村，看到村莊農業發展迅速，但副業受到忽視，鄉村工業衰落，商品經濟蕭條，集鎮日益萎縮，農民的日子沒有以前好過。
他在此提出了「鄉土工業」的問題，並提醒農民要注意積累。但這樣的主張與當時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並未被接受。
20世紀80年代初期，費孝通重新恢復了社會和政治地位。1981年三訪江村，他所看到的農村現實印證了他一直以來的富民主張——「工業下鄉」，將多種多樣的企業儘可能分散到廣大的農村中去，大量不脫離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可以成為工廠的勞動力，工業、副業、農業相互結合，促使農村經濟發展，農民收入特高。
沿著這條路，費孝通一直追蹤到90年代，提出小城鎮建設的一系列想法，包括以集體經濟為原始積累，開創社隊工業的「蘇南模式」；和以家庭作坊為單位進行加工工業生產的「溫州模式」等概念……
費孝通用一生中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時間行走在中國以及世界的各個地方，其中就有27次之多是在江村做重訪研究。
他用「行行重行行」的步伐和節奏，使人類學家田野工作一般所缺失的拉長時間線索的歷史追溯變成了現實，他的一次次江村之行綴連在一起，就是一幅江村地方社會與文化生活變遷的風景畫。
然而，帶有清晰意識的重訪工作不僅限於費孝通本人。1956年，澳大利亞人類學家威廉·葛迪斯率先進村考察，以一個西方人的視角記錄下了新中國建立之後江村的新變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更有不計其數的研究者到訪江村。
可以說，中國村落研究成千上萬，但沒有任何一個村落像江村那樣受到學者的「鍾愛」。
幾代學者的考察、書寫、影像留存，使得這個村落的社會變遷有跡可循，也使得歷時性的人類學分析能夠得以實現。
一系列追蹤考察的學術作品與成果，也令江村研究形成了一個譜系：
《重訪江村》
《共產主義中國的農民生活》
《江村五十年》
《江村六十年》
《江村七十年》
……
在江村調查八十年之際
學苑出版社編輯出版了
《江村八十年——費孝通與一個江南村落的民族志追溯》
以饗讀者
本書作者以人類學田野民族志的方式考察江村的社會生活，並在時間和空間中追溯江村的社會變遷軌跡。在方法論上，嘗試提出一種場所追溯的民族志實踐，進而通過時間人類學的討論去理解社會變遷。
「同大多數中國農村一樣，這個村莊正經歷著一個巨大的變遷過程。」這是費孝通在《江村經濟》前言中寫下的觀點。
如今80年過去了，這句話是否依然適用？
在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趙旭東看來，作者王莎莎的江村重訪調查，至少有兩點特別引起了他的注意，在本書序言中，趙旭東寫道：
一是她注意到了電商進入到江村的新變化，二是她觀察到了兩頭婚的新家庭模式。就前者而言，這是費孝通生前所未曾發生過的新事物，電商在當下江村人的生活中已經一種不可小視的新作為，八零後乃至九零後的年輕人已經開始在家裡獨立經營起網店，「淘寶」、「天貓」的存在已成為他們天天要去注視和瀏覽的虛擬空間里的真實對象。這些注視和瀏覽，悄悄地改變著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
而後者是一種婚姻模式的改變，這種改變很明顯是由20世紀80年代中期所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在經歷了二十幾年的問題積澱和發酵所引發的，這種新模式也體現了當地人的一種適應性很強的生活與行動的策略。
這種新模式的細節都在本書中有所交代，其核心便是男女雙方同時在各自家裡準備新房，由此而體現出來一種「新郎討新娘」以及「新娘討新郎」的「討來討去」的對等模式，這裡所要求的是男女雙方要同時舉辦婚禮，而住在新郎新娘兩家的時間也會做一種按天換算的平均分配，這在當地叫「兩頭走動」。
而生育出來的孩子雖然大部分還姓男方的姓氏，但也因為特殊原因而第一個孩子姓女方姓氏，第二個才姓男方姓氏的案例，這在當地叫「頂門頭」。原來「頂門頭」完全是由男性來承擔的事情，現在則男女同時都可以擔當了，這恐怕是80年代中後期以來生育子女少之後的一種當地人的自我應對。
換言之，這裡不再是傳統嚴格意義上的單方面倚重男方的父子軸的婚姻形式，而是男女雙方都開始進入到繼嗣的社會再生產的過程中來，形成雙系撫育和繼承的一種新的家庭結構模式。這是針對計劃生育政策後效的一種策略性的反應，以適應一種新的人口環境下的新的生活形態。
編輯推薦：
王莎莎在田野報告中所描記下來的很多細節內容終將在江村歷史文獻的遺存中留下一筆，她的不懈努力也必將使其成為江村重訪研究隊伍中的一分子，她細緻的重訪研究所梳理出來的學術史脈絡以及田野調查資料和分析也會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實際借鑒。
——趙旭東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
王莎莎博士注意到，作為中國人類學的經典之作發生地之一的江村，因費孝通先生的名望，始終攜帶著巨大的政治、社會與學術影響而前行。不僅如此，她的人類學參與觀察，精彩地展示了傳統民俗與科技進步何以整合的現代江村圖景；她的這一回訪與關聯性研究的價值還在於，順理成章地為讀者提供了認識江村社會文化變遷的緣由、脈絡與未來走向。
——庄孔韶浙江大學講座教授、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本書為費孝通開闢的「江村」研究譜系增添了新的註腳。這是中國人類學學科研究的新記錄，也是用田野民族志方法探討21世紀中國鄉村發展轉型的新成果，體現了深入田野參與觀察的生命力和社會學人類學中國學派的新魅力。
——王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基於作者對於江村這個學術名村的追蹤研究，不僅呈現了江村人的生活，又關照了學科史的追溯。開弦弓之成為「江村」，不僅是名著里的江村，更是實踐中的江村。
——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本書以跨越時空的視野，國際學術對話的表述，以及對「文化自覺」的追求，勾勒了以費孝通先生為主帥的人類學中國鄉村人類學派的起點——江村研究興起和發展的路線圖。
——徐傑舜廣西民族大學教授，人類學高級論壇創建秘書長、顧問
疑這部民族志又一次喚起了人們對「江村研究」的熱情。
——思沁夫日本大阪大學教授
如果你讀過費孝通的《江村經濟》，讀過他和其他學者的一系列江村調查研究，或者碰巧還讀過本人的《江村七十年》，那麼，你不能錯過這本《江村八十年》。接下來你可以期待能與《百年孤獨》媲美的《百年江村》的面世，而作者也許就是王莎莎！
——周擁平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江村七十年》著者
學苑出版社 出品
推薦閱讀：
※發掘明定陵內幕令人感慨，具體負責之一、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十年後自殺，一玩笑話竟成真
※中國為何在日本侵入十年後才向其正式宣戰
※女人結婚十年後心裡最致命的誤區
※二十年後談「孤獨」（書界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