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榮談史記荊柯刺秦王與東北文化

有些歷史文化學者曾認為，遼寧是荒蠻不毛之地，文化積澱落後。民國初年，清末遺老鄭孝胥來到瀋陽萬泉公園寫了一首短詩，詩中流露出對關東缺少文化的不屑，這激怒了一位叫金毓黻的青年，他很不服氣，他認為遼寧東北不是沒有文化，而是挖掘的不夠。此後，金毓黻一生從事東北地域文化的研究工作，先寫了《渤海國志長編》，後來又撰寫了《東北通史》。以前也有過對東北的稱謂，但是把東北的稱謂在歷史和學術著作給固定下來的是金毓黻先生。後來他又編纂了《奉天通志》，把歷代東北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的文獻整理成《遼海叢書》。從此，我們看到被整理出來的東北歷史文化文獻就很可觀了。

解放後，遼寧歷史考古新的發現掀開了遼寧歷史值得驕傲的一頁。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金牛山文化、紅山文化、查海文化陸續被發現，說明遼寧在五十多萬年之前就有人類居住。從紅山文化和查海文化遺存來看，在今天的阜新、凌源和朝陽一帶發現了很多龍的圖騰的遺迹。中國三皇五帝時期把龍作為圖騰，但是在關內一直沒有發現龍的遺物。而遼寧發現了玉龍和玉豬龍，這兩件文物的發現和查海文化中發現的盤龍遺址，證明了遼寧地區是中國重要的文化發源地之一，並被學術界列為中華文明三大發源地之一。

瀋陽市新樂電工廠的一位技術員無意當中發現了新石器時期的遺物，以此為線索，考古工作者發現了新樂遺址，證明瀋陽在六千年之前就有人類居住。讀唐詩、宋詞，遼陽（襄平）是遼寧最早入詩的城市，而通過瀋陽市的學者研究、考察，已知《史記》中就記載在2300多年前瀋陽這地方就有侯城的設置，瀋陽的歷史從此就提到2300多年以前了。所以，我們對自己家鄉的歷史要增加了解，很多問題就是在不斷的對古迹和考古成果的發現過程當中有了新的認識。東北人在南方人眼裡是比較粗獷、豪放、剛烈的，但我們往往停留在一般的性格認知上，而沒有把它當作一種歷史文化傳承來認識。

我寫《遼寧文學史》的時候認真地翻閱了與遼寧有關的古籍，我細讀了《史記·荊軻列傳》。過去說「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人們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的燕國和趙國在河北燕山以南，現在看這個認識就不全面了。李仲元先生在提到瀋陽有侯城之設的時候有一個依據：「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遼東郡以拒胡。」（《史記·匈奴列傳》）這是公元前100年，是2000多年前的一個正史的記錄。意思是說：燕國時期，燕昭王手下有一個大將叫做秦開，秦開最初作為人質抵押抵於東胡，由於他很有才能東胡人非常信任他，他就了解了一些東胡的內部情況，後來秦開回到燕國，燕國聽到他對於東胡的彙報，他說東胡是非常鬆散的，雖然善於騎獵，但是在軍事上沒有比較牢固的組織，很容易把它擊潰。昭王相信了他的話，就派他率軍攻打東胡，結果東胡從遼寧地區撤到吉林和黑龍江一帶。當時，燕國在瀋陽地區擊退了東胡以後設立了侯城，侯城是一個大的軍事性的哨所，是瀋陽最早的城池。從這裡可以看出，戰國時期燕國就已經佔據了包括瀋陽、遼陽在內的一大部分的地區。《史記·荊軻列傳》讓我們了解到了關於這部分歷史更多的史實。所以我今天講的題目是《<史記·荊軻列傳>與遼寧的歷史文化淵源》。

這個選題也是我去年參加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古代傳記文學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收在今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的《中國古代傳記文學研究》一書當中。當時美國、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和香港的一些學者對這個題目感到非常新鮮，他們認為燕國和趙國在長城以南的燕山，把燕國局限於河北、北京一帶。實際上不是這樣的，現在考證燕國佔據了接近山西、河南南部、山東的一部分、遼東、遼西，2000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所以關於這段歷史和遼寧的歷史文化淵源是值得研究的，尤其在開拓遼寧文化史和遼寧文學史新視域方面，研究《史記·荊軻列傳》是很有意義的。

司馬遷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也是著名的傳記文學家，他的《史記》是我國文化史上史學和文學完美結合的偉大著作，不僅開創紀傳體通史的先例，而且開創了我國傳記文學的先河。在司馬遷之前，「四書五經」里《春秋》是寫史的，《春秋左傳》是解釋《春秋》的，《國語》是以當時的一些上層名人為原型，實際上也很接近歷史，例如山東、河北一帶的很多歷史是通過《國語》記錄下來的。《戰國策》由於出現的比較晚，記歷史和人物就更生動活現了。我們現在要講《史記·荊軻列傳》，如果認真考察就會發現很有趣的現象，《戰國策》所記的荊軻和《史記》記錄的荊軻有很大一部分是一字不差，以至於明清的考據學家認為《戰國策》所記的荊軻是把《史記·荊軻列傳》加入到了《戰國策》當中，認為《戰國策》不是原本，曾經有過爭議。實際上《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是在研究過去的歷史基礎上撰寫的《史記》。

從《春秋左傳》到《國語》再到《戰國策》，這個時候看它的歷史還不是很完整，或者說是諸侯國的歷史，或者是某一段歷史，所以，還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國通史，司馬遷的《史記》才是一部通史。他的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的史官，他在這樣的家庭環境里受到了比較好的影響。漢代特別重視儒家，奠定儒家學說的是學者董仲舒，他上書給漢代的皇帝要求「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從此之後就奠定了儒家學說在中國的地位。董仲舒和司馬談的關係很好，他在司馬遷童年的時候教過他，這麼好的氛圍促成了司馬遷童年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後來他在京城裡又與很多達官和文人接觸，尤其他父親是史官，經常出差，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曾隨父親到陝西、河南、山東、湖北、湖南九嶷山考察，到過浙江和福建，在20歲之前，司馬遷還曾經涉足過紹興，到過大禹墓，這些旅行對他後來寫史很有好處，很多戰場和名勝他都親眼目睹過，這些旅行、考察過程為他積累了材料。司馬遷在他父親去世後接任史官的時候立下志願：要象孔子那樣再修《春秋》，而且要更系統地記載中國歷史。

司馬遷約死於公元前90年，今年是司馬遷逝世2100周年。司馬遷生於公元前145年，距離現在2155年，他活了55歲。今天講司馬遷的作品也是對這位對我國歷史和文學做出巨大貢獻的一位史學家最好的紀念。

司馬遷38歲時開始寫的《史記》，寫完大部分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漢朝有著名的將領叫做李陵，李陵和霍去病都是和匈奴作戰的名將。由於司馬遷是史官經常有直接和漢武帝接對話的機緣，經常和漢武帝，所以李陵與匈奴作戰被俘後，他替李陵說了一些好話，說李陵當時是孤軍深入，實際上他作戰是有功的，雖然降了匈奴，但是他這個人是主動作戰的，勸漢武帝不要對他嚴處。司馬遷的一番話給他招致了很大的災禍。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替李陵說話，是愛憎不明，處他一個腐刑。司馬遷受到刑罰之後，思想鬥爭很激烈，最後他覺得《史記》還沒有記完，雖然現在受到了羞辱，還是要把它寫完。司馬遷在42歲的時候受到刑罰後又繼續寫，現在看《史記》篇幅不算太長，是52萬字，前後卻用了他15年的時間和心血。

《史記》由幾個部分組成：12篇帝王的「本紀」，30篇記諸侯的「世家」，70篇各類人物的「列傳」。說它是中國紀傳體的第一本通史，就是因為它的「本紀」、「世家」和「列傳」加在一起是112篇，都是以記人物的形式來記錄歷史，所以說它開創了中國紀傳體通史的先河。除了「本紀」、「世家」和「列傳，還有「年表」，包括帝王主要的大事記和一些人物的年表。說它開創了紀傳體歷史先河，是因為它的主要部分全書將近五分之三到五分之四篇幅是帝王將相和諸侯人物的傳記。這些「本紀」「列傳」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的第一次自覺完整地運用典型化藝術方法塑造了一系列歷史人物，富於感情、善於描寫、文風自然、議論精闢，把漢代文學推向了高峰。漢代文化有很大的發展，從政治思想上「獨尊儒術」，推動了儒家學說的發展；歷史與文學方面有《史記》；有音樂與詩歌結合的《漢樂府》的代表作《木蘭詞》、《孔雀東南飛》，都是漢代留下的經典作品。

由於《史記》達到一個高峰，歷代都給以較高的評價，史學家鄭樵認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章學誠的《義文史通》是議論中國史學的名著，對《史記》也有比較高的評價。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里，也對《史記》作了比較高的評價，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的價值遠遠的超過了國界。日本的學者齋藤正謙研究中國文學，他說：「讀一部《史記》，如直接當事人，親睹其事，親聞其語，使人乍喜乍驚，乍懼乍泣，不能自止。」由此可以看出它的影響之深，而這種影響又被世界的史學界和文學界所承認。劍橋大學編了《大英百科全書》，它的修訂本叫做《新大英百科全書》，在「傳記文學」條目下注曰：「傳略卻是傳記文學這一家族的正宗。傳略最初出現在大約公元前二世紀末的中國，兩個世紀後便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在羅馬帝國得到全面發展。」司馬遷死於公元前90年，在他生前寫完了《史記》，世界公認傳記文學起源於《史記》，這是《大英百科全書》最權威的解釋。

對於《史記》這部偉大著作的卓著成就，當代人應該做的事是如何珍視與繼承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就其作為傳記文學鼻祖而言，要很好地研究其12篇「本紀」、30篇「世家」、70篇「列傳」，進行深入細緻地縷清這些作品中的思想脈絡，作者的愛憎，人文意識和批判精神，要從分析《項羽本紀》、《魏其武安侯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淮陰侯列傳》、《李將軍列傳》等精彩篇章和豐滿的人物入手，探求其人物塑造和藝術描寫、選材結構、運用語言等方面的成功經驗，進而充分認識其歷史與文化價值，藉以推動當代文學創作。

讀過《史記》的人都應該好讀一讀《太史公自述》，其中提到了三句話是寫《史記》的原因，他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古代的哲學、社會學一個重要的成果，道家老子、莊子和儒家都說「天人合一」，自然和人合而為一。清華大學校訓中有一條「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就是說人要剛強一點，要自強不息，要不斷的運轉，才能夠成就事業。《易經》作為儒家很重要的學說，是從過去對自然不斷的深入了解和對政治鬥爭經驗的不斷總結寫出的東西，司馬遷寫《史記》就是要把中國哲學的主要思想貫穿其中。「通古今之變」，就是要總結歷史經驗。「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在寫歷史的時候注意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比如對農民起義的認識，在毛主席領導秋收起義以後，特別重視對農民起義的研究，過去史書作者一般都認為農民起義是農民草寇，「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但是《史記》中司馬遷給陳勝、吳廣的地位很高，雖然他不是帝王，沒列入到「本紀」中，但是列入到了「世家」，可以和孔子並稱，在當時司馬遷能做到這一點是很不簡單的。

司馬遷在《刺客列傳》中寫了五個人，而且強調「士為知己者死」的可貴精神，有他自己的獨立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研究《史記》，還要研究司馬遷作為歷史學家對歷史有他自己獨到的看法，這些看法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有一種創新精神。

我這裡重點講的是司馬遷的《刺客列傳》中《荊軻列傳》與遼寧的歷史文化的淵源。「荊軻刺秦王」發生在戰國的末期。當時秦國崛起，不斷的擴張，燕國屢受侵擾，燕太子丹遂計遣荊軻刺秦王，以阻秦之東進，於是產生了「荊軻刺秦王」悲壯慷慨的故事。前人曾有「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之謂，與這則故事不無關係。荊軻攜秦舞陽到秦咸陽宮「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而匕首見」，雖然失敗了，但是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正如「太史公」所說：「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意思是說：對荊軻刺秦王這件事不能說荊軻刺死了秦王就是可貴的，沒刺死秦王就不應當記錄在冊。而綜觀《荊軻列傳》全文，創造「慷慨悲壯」的氛圍，勾勒、塑造「慷慨悲歌之士」的形象是全篇的主線。「荊軻刺秦王」是高潮，而在此之前寫田光向太子丹薦賢后「刎頸自殺」，太子丹跪請荊軻出山，樊於期為助荊軻成功而自刎一系列具有悲壯色彩的的描繪做鋪墊。其中「易水送別」是非常感人的一幕，日本人所以會「乍驚乍喜」，就是因為文學本身的魅力。請讀這一段：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而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這一段無論是色彩和氣氛都描寫得的非常悲壯。大家聽說荊軻要告別燕國去刺秦王，便穿著白衣服到易水之上送他，表示純潔和必死的決心。「高漸離擊築」中提到的高漸離，是一位著名的器樂演奏家。「築」是一種樂器，類似古琴、古箏，用竹片彈撥。高漸離擊築為他彈一首曲子：「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史記·荊軻列傳》的最後一部分是寫荊軻刺秦王失敗以後，作為演奏家的高漸離也不愧是一位歷史人物，他繼承了荊軻的遺志。高漸離擊築送別，若秦王知道也會殃及到他，於是他在民間隱姓埋名，但他經常與一位養狗的人在一起，在精神上互相支持。一段時間以後，秦王的注意力稍差一些時，他在河北、山西、陝西一帶演奏曲子，此事被傳入宮中後，秦始皇得知彈奏者是為荊軻送行的高漸離，彈奏的確實好，秦始皇便詔高漸離入宮。入宮後，聽高漸離彈的確實不錯，但還害怕高漸離心懷不軌，想要聽他的音樂，還要防備他，於是將他的眼睛熏瞎，讓他繼續在宮中彈奏曲子。逐漸地親近起來後，高漸離就抓住機會要為荊軻復仇，把一個暗器藏到築里來刺秦王，暗器將秦王的衣服刺破。「荊軻刺秦王」之後還有「高漸離擊築刺秦王」，故事是一個接一個的。司馬遷在這裡用「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其始為變徵即F調，F調很蒼涼、凄婉，令士兵皆垂淚。「復為羽聲」，即轉為高昂的A調，由F調轉為A調，音樂也幫助創造氣氛。小小的一段描寫，需要積累一個作家、史家很多的知識才能完成，需要了解音樂。在歷史上，司馬遷在創作過程中做了很多調查、研究，積累了很多知識後，才有這樣的一小段描寫。

過去對「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詮釋是不全面、不充分的。一般注為，燕，指燕山南北，或指薊北（今河北北部或北京周圍地區）。從歷史的疆域考察，「燕」還應該涵概遼河、遼東、遼西一帶（今遼寧地區）。據《戰國策·燕策》記載：戰國時，燕國疆域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婁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兩千餘里。若說「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是河北的文化專利是不全面的，還應包括遼河流域這一部分。

《魏略》載：「燕乃遣將秦開攻其（朝鮮）西方，取地兩千餘里。」東驅箕氏朝鮮，並以滿潘汗為界之後，燕國在遼河流域設置了右北平、遼西、遼東三郡。為保護郡縣安定，燕在遼河流域始築燕北長城和障塞。歷史考古成果也這樣證實，經考古學家、原遼寧省博物館館長李文信(我國第一批考古學者)，上 世紀30年代的實地考古、勘察，其中一個成果就是考證了西起獨石口，東經圍場、赤峰、敖漢，由奈曼、庫倫旗南部進入阜新、彰武、法庫至開原的古長城。這段燕長城是東北地區的第一段長城。在遼寧博物館的遼河文化展中有燕長城遺迹的展示。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岀，《史記·荊軻列傳》所展示的背景環境中，遼河流域是要一環。特別是此傳後半部分直接寫到《太子丹東保於遼東》，司馬遷《史記》中載：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虜燕王喜。

這一段的意思是，荊軻刺秦王不成，秦王便派王翦、李信攻打燕國。燕王喜和太子丹據守遼東，對戰一段時間，由於秦國當時已經滅了周邊國家，所以兵力要比燕王的充足。代王嘉傳信給燕王喜說：「秦王之所以要追殺你，是因為太子丹派荊軻刺秦王。若將太子丹殺死，就可以使燕國免於血洗。」於是，燕王喜派人在衍水把太子丹殺死後，將太子丹首級獻給秦王。但五年後秦國仍然將燕國滅了。這一段清晰地記錄了荊軻刺秦王以後燕王喜和太子丹在遼東抗拒秦兵，此時燕太子丹就藏匿在遼陽衍水，並且被殺在衍水。衍水即遼陽太子河，漢代以後，民間追思燕太子丹，漸成太子河的傳說，衍水遂被改稱為太子河，明人詩云：「燕丹昔日避秦兵，衍水今傳太子名。」即記述的這個過程。早年太子河清澈見底，遼陽（古襄平）民間傳說是太子丹遺存在河中的寶劍付出的光芒所致。這個傳說其中寓有對赤心保國的太子丹和他能計遣荊軻刺秦王，壯懷激烈的故事的敬重與追慕，極力保燕的太子丹卻被燕王遣使殺之，是個歷史的悲劇，其悲壯恰與荊軻刺秦王死於劍下的悲壯相接續。而這悲壯也感動了有情有義的遼寧人，將太子丹殉難的衍水稱作了太子河，一直延用至今。影響所及遼寧省委宣傳部2008年主持編寫《遼寧歷史與文化》一書時，在「前言」中談到遼寧文化精神時猶寫到：

「人傑地靈。遼寧的這片沃土，養育了遼寧人民，淳厚樸素的民風也培養出一代代傑出人物。也許我們大家都熟悉，荊軻刺秦王的故事，那位指派荊軻的燕太子丹。當年就藏身於遼寧。……自古而今，不畏強暴、抗爭不屈的精神、一直是遼寧人的文化傳統。」

應該說，從《史記·荊軻列傳》這段歷史裡面找到遼寧的文化傳統，是與中國的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的，也是中國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自從黨中央提出加強文化建設以來，提倡國學，講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包括「科學發展觀」里也講，都體現了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視。北大著名國學教授張岱年在他主編的《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序言中提到了四個方面：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自強、以和為貴。這些基本上都被黨中央的領導吸納為基本國策，「以和為貴」是講和諧，與胡錦濤常講的一致。這一代黨中央的領導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以及鄧小平理論的同時，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精髓里的東西融入執政理念。

「剛健自強」，強調的是一種獨立意識、獨立人格和堅持原則，甚至可以犧牲個人生命的一種思想。《論語》中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論語·微子》）。孟子更進一步提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太史公司馬遷在寫完《史記·刺客列傳》之後，總結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主意較然，不欺其志。」「荊軻刺秦王」和我們的地域文化有關係，「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也是中國文化傳統剛強的體現。

《〈史記·荊軻列傳〉與遼寧的歷史文化淵源》，即有它作為《史記》的歷史文學價值，也有重新認識這段歷史的現實意義。《史記》這部偉大著作有太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學者不能舍其書」，因此我建議大家都能讀讀這部《史記》，將會更多的了解、領會中國歷史文化傳統與文化精神，進而推動我們當代的文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