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古文字研究的今天   (李學勤)

古文字研究的今天

李學勤

(巨爾註:本文轉引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這是李學勤先生2006年12月1日下午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所做的學術報告。後有師生對答的文字記錄)

這幾年我一直有一個想法,今天在這裡講出來,和大家交換一下意見。

近百年以來,對於我們研究古文字的人有兩次千載難逢的機緣,第一次是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我們特別有福氣,今天這是第二次。自1899年往上推100年,拿破崙南征埃及,組織了一個「埃及研究所」,隨軍遠征。1799年,在埃及尼羅河口羅塞塔發現一塊石碑,即「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碑上刻有古埃及聖書體文字、世俗體文字和希臘文對照的銘文,為釋讀古埃及文字提供了鑰匙。整整100年以後,甲骨文的發現,把中國古代的可信史推到了商代。應該說,如果沒有甲骨文的發現,就沒有今天的古文字學。羅振玉、王國維的古文字學,基礎就是甲骨文的發現。清代小學是以《說文》作為根基的,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也沒有跳出《說文》這個圈子,是舊瓶裝新酒。甲骨文的發現及研究,不但是從量上增加了古文字材料,而且是在古文字學研究的範疇上補充了一個新階段。古文字研究者的思維方式也隨著改變,慢慢習慣根據出土的材料,重新認識古文字演變的源流,整個框框都變了。

羅振玉和王國維是古文字研究兩個時代的過渡,他們之間有些差別,王國維已經是新的時代了。1925年,王國維到清華任教,應學生邀請作公開講演,題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發現之新學問》。他指出新的發現帶來新的學問,舉出當時著名的「四大發現」。這篇講演稿最早發表在《清華周刊》上面。現在,四大發現變成了四大學科:甲骨學、敦煌學、簡帛學、文書檔案學。

在70年代,我與裘先生都曾在原北京大學紅樓工作,整理新出土的秦漢簡帛材料。那時候,因為有一些重大發現,需要各個學科的專家集中起來工作。過去,秦至漢初文字材料很少,一開始看雲夢秦簡時,有人說是漢簡,因為我們過去沒有見過秦簡。今天看秦簡多了,里耶就出土上萬支。至於戰國古書,孔安國看過,束皙看過,我們只看過傳抄的古文《尚書》等的傳抄材料。如用楚文字抄的《老子》,我們過去怎麼能夠看到呢?這真是千載難逢。

戰國文字的發現和甲骨文的發現一樣,補足了古文字演變歷程的一大塊。從宋代以來研究商周青銅器的銘文都是依據《說文》,小篆與金文中間隔了一大塊。這個距離太大,有些字不能解釋。50年代初,我在考古所,陳夢家先生對我說:你這麼學甲骨文不對,應該先學《說文》,然後往上倒推著學習——戰國文字、春秋文字、金文、甲骨文。我今天也對學生講,學習古文字最好倒推著學。文字的演變是一環扣一環的,如果中間缺了一塊,必然會影響到我們釋讀。現在因為有了一系列新的發現,從理論上說,我們考釋古文字可以貫通。

活在今天,居然有這麼便利的條件研究古文字。我們有這麼多新發現,現在進行的南水北調工程所經過的區域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區,隨著工程的進行,以後提供給我們的考古材料一定是大量的,會有我們意想不到的收穫。

現在,隨著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很多,也帶來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古文字學界的眼睛一直盯住新出的材料,造成一種現象,大家都在追新出的東西。今年(2006年)在廣州召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年會,我因為在台灣沒有去,看提交給會議的論文,也是大家的重心集中在新材料上面。這個形勢看樣子在短期之內是不可能改變的。我個人認為,我們今天應該多做一些最基礎的工作。大家都在盯住新的東西,都爭著在網站、報刊上發文章,就沒有人願意去做耗費時間的基礎性工作了,結果大家老是在一個水平上轉圈子。《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出版以後,沒有多少人寫文章,我非常失望。在座的同學有誰寫篇《〈秩律〉研究》?最基本的就是畫個地圖,當時一共有多少個縣?考證出各個地望。我們應該明白,只有在做好基礎性研究以後,才能夠把新出材料的研究深入下去。我希望能組織一些課題,特別是有關方法論的,做深入探討,爭取在理論上有所突破。

下面是李學勤先生講完後,與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師生們的對話:

問:李先生,您好!據您自己講因為您小時候身體不怎麼好,所以才看了不少書。您現在已經是大家了,請問您的養生之道是什麼?

答:我晚上不工作,有什麼好看的電視劇我都知道。

裘錫圭先生:李先生吃得少。

張湧泉教授:關鍵是師母照顧得好。

李夫人:他最大特點是家務事不操心,再有他倒頭就睡。

問:李先生,您好!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就聽過您的學術報告,每次聽您的講話都很受啟發。請問,您在積累材料方面有什麼經驗?

答:我看過就記在紙上。

李夫人:他習慣隨便拿個什麼紙頭就寫,我給他搜集在一起時都不好裝訂。如果以後要整理他的筆記,估計會很麻煩。

裘先生:手勤很重要,但李先生記憶力好。現在古文字學界追新這個風氣不好,研究敦煌的就比較好。大家都喜歡做容易的文章,真正有用的不多。象上博簡《三德》這樣難以梳理的材料,很少有人搞。畫鬼容易畫人難。

問:李先生,您好!您的文章涉及到很多考古學東西,您是怎麼貫通考古學與古文字學的?

答:我沒有田野考古經驗,就是讀考古發掘報告,這是耳目之學,不是手頭之學。五六十年代,我對青銅器不怎麼熟悉,沒有寫什麼文章。後來參加編撰《中國史稿》,有時間可以看很多資料,我就一篇一篇地讀考古發掘報告。

問:李先生,您好!您最早提出「重寫學術史」,現在很多人文學科也在說重寫(或改寫)什麼什麼史,並且是一本書一本書地在出。請問,就象裝修房子、城市建設一樣,什麼時間才是終點?

答:看樣子,我是始作俑者了。其實,我說「重寫學術史」的原意是要根據新材料及時改正我們對古人學術思想的評價,並不一定是重新寫出一本一本的書。

張主任:我們最近申請了教育部一個攻關項目,由裘先生領頭,題目是《戰國時期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

李先生:我說的基礎性工作就是指這樣的。

裘先生:我們中心還有張湧泉主持的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委員會項目《敦煌文獻合集》(佛經以外的)和沈培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06年)《上博簡字詞全編》。

陳劍老師:經常有別的學科的人問我有關古文字學的問題,還問我有什麼可以讓他們讀得懂的古文字學論著,我常說抱歉,沒有。

李先生:現在學習古埃及文並不難。找到專家編好的課本一課一課念就可以了。學習中國古文字,其實也可以編寫這類的課本。

裘先生:直到現在能夠代替郭老《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的專著還沒有,即使郭老的書有錯誤的地方;也沒有什麼論著可以代替陳夢家的《殷虛卜辭綜述》。

古文字研究的今天

李學勤

(巨爾註:本文轉引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這是李學勤先生2006年12月1日下午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所做的學術報告。後有師生對答的文字記錄)

這幾年我一直有一個想法,今天在這裡講出來,和大家交換一下意見。

近百年以來,對於我們研究古文字的人有兩次千載難逢的機緣,第一次是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我們特別有福氣,今天這是第二次。自1899年往上推100年,拿破崙南征埃及,組織了一個「埃及研究所」,隨軍遠征。1799年,在埃及尼羅河口羅塞塔發現一塊石碑,即「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碑上刻有古埃及聖書體文字、世俗體文字和希臘文對照的銘文,為釋讀古埃及文字提供了鑰匙。整整100年以後,甲骨文的發現,把中國古代的可信史推到了商代。應該說,如果沒有甲骨文的發現,就沒有今天的古文字學。羅振玉、王國維的古文字學,基礎就是甲骨文的發現。清代小學是以《說文》作為根基的,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也沒有跳出《說文》這個圈子,是舊瓶裝新酒。甲骨文的發現及研究,不但是從量上增加了古文字材料,而且是在古文字學研究的範疇上補充了一個新階段。古文字研究者的思維方式也隨著改變,慢慢習慣根據出土的材料,重新認識古文字演變的源流,整個框框都變了。

羅振玉和王國維是古文字研究兩個時代的過渡,他們之間有些差別,王國維已經是新的時代了。1925年,王國維到清華任教,應學生邀請作公開講演,題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發現之新學問》。他指出新的發現帶來新的學問,舉出當時著名的「四大發現」。這篇講演稿最早發表在《清華周刊》上面。現在,四大發現變成了四大學科:甲骨學、敦煌學、簡帛學、文書檔案學。

在70年代,我與裘先生都曾在原北京大學紅樓工作,整理新出土的秦漢簡帛材料。那時候,因為有一些重大發現,需要各個學科的專家集中起來工作。過去,秦至漢初文字材料很少,一開始看雲夢秦簡時,有人說是漢簡,因為我們過去沒有見過秦簡。今天看秦簡多了,里耶就出土上萬支。至於戰國古書,孔安國看過,束皙看過,我們只看過傳抄的古文《尚書》等的傳抄材料。如用楚文字抄的《老子》,我們過去怎麼能夠看到呢?這真是千載難逢。

戰國文字的發現和甲骨文的發現一樣,補足了古文字演變歷程的一大塊。從宋代以來研究商周青銅器的銘文都是依據《說文》,小篆與金文中間隔了一大塊。這個距離太大,有些字不能解釋。50年代初,我在考古所,陳夢家先生對我說:你這麼學甲骨文不對,應該先學《說文》,然後往上倒推著學習——戰國文字、春秋文字、金文、甲骨文。我今天也對學生講,學習古文字最好倒推著學。文字的演變是一環扣一環的,如果中間缺了一塊,必然會影響到我們釋讀。現在因為有了一系列新的發現,從理論上說,我們考釋古文字可以貫通。

活在今天,居然有這麼便利的條件研究古文字。我們有這麼多新發現,現在進行的南水北調工程所經過的區域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區,隨著工程的進行,以後提供給我們的考古材料一定是大量的,會有我們意想不到的收穫。

現在,隨著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很多,也帶來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古文字學界的眼睛一直盯住新出的材料,造成一種現象,大家都在追新出的東西。今年(2006年)在廣州召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年會,我因為在台灣沒有去,看提交給會議的論文,也是大家的重心集中在新材料上面。這個形勢看樣子在短期之內是不可能改變的。我個人認為,我們今天應該多做一些最基礎的工作。大家都在盯住新的東西,都爭著在網站、報刊上發文章,就沒有人願意去做耗費時間的基礎性工作了,結果大家老是在一個水平上轉圈子。《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出版以後,沒有多少人寫文章,我非常失望。在座的同學有誰寫篇《〈秩律〉研究》?最基本的就是畫個地圖,當時一共有多少個縣?考證出各個地望。我們應該明白,只有在做好基礎性研究以後,才能夠把新出材料的研究深入下去。我希望能組織一些課題,特別是有關方法論的,做深入探討,爭取在理論上有所突破。

下面是李學勤先生講完後,與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師生們的對話:

問:李先生,您好!據您自己講因為您小時候身體不怎麼好,所以才看了不少書。您現在已經是大家了,請問您的養生之道是什麼?

答:我晚上不工作,有什麼好看的電視劇我都知道。

裘錫圭先生:李先生吃得少。

張湧泉教授:關鍵是師母照顧得好。

李夫人:他最大特點是家務事不操心,再有他倒頭就睡。

問:李先生,您好!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就聽過您的學術報告,每次聽您的講話都很受啟發。請問,您在積累材料方面有什麼經驗?

答:我看過就記在紙上。

李夫人:他習慣隨便拿個什麼紙頭就寫,我給他搜集在一起時都不好裝訂。如果以後要整理他的筆記,估計會很麻煩。

裘先生:手勤很重要,但李先生記憶力好。現在古文字學界追新這個風氣不好,研究敦煌的就比較好。大家都喜歡做容易的文章,真正有用的不多。象上博簡《三德》這樣難以梳理的材料,很少有人搞。畫鬼容易畫人難。

問:李先生,您好!您的文章涉及到很多考古學東西,您是怎麼貫通考古學與古文字學的?

答:我沒有田野考古經驗,就是讀考古發掘報告,這是耳目之學,不是手頭之學。五六十年代,我對青銅器不怎麼熟悉,沒有寫什麼文章。後來參加編撰《中國史稿》,有時間可以看很多資料,我就一篇一篇地讀考古發掘報告。

問:李先生,您好!您最早提出「重寫學術史」,現在很多人文學科也在說重寫(或改寫)什麼什麼史,並且是一本書一本書地在出。請問,就象裝修房子、城市建設一樣,什麼時間才是終點?

答:看樣子,我是始作俑者了。其實,我說「重寫學術史」的原意是要根據新材料及時改正我們對古人學術思想的評價,並不一定是重新寫出一本一本的書。

張主任:我們最近申請了教育部一個攻關項目,由裘先生領頭,題目是《戰國時期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

李先生:我說的基礎性工作就是指這樣的。

裘先生:我們中心還有張湧泉主持的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委員會項目《敦煌文獻合集》(佛經以外的)和沈培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06年)《上博簡字詞全編》。

陳劍老師:經常有別的學科的人問我有關古文字學的問題,還問我有什麼可以讓他們讀得懂的古文字學論著,我常說抱歉,沒有。

李先生:現在學習古埃及文並不難。找到專家編好的課本一課一課念就可以了。學習中國古文字,其實也可以編寫這類的課本。

裘先生:直到現在能夠代替郭老《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的專著還沒有,即使郭老的書有錯誤的地方;也沒有什麼論著可以代替陳夢家的《殷虛卜辭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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