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中央特科

周恩來與中央特科

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的4年間，周恩來在上海嚴酷的白色恐怖下，創建和領導了中央特科。他以高超的智慧、過人的精力和縝密的部署，運籌帷幄，決勝於秘密戰線，成為中國共產黨情報和政治保衛工作的開創者，並寫下一篇充滿挑戰、驚險與傳奇色彩的壯麗篇章。

周恩來創建特科

早在中央特科成立之前，周恩來就已經注意並開展政治保衛工作。為了培養政治保衛幹部，1926年9月，黨中央派遣顧順章和陳賡等去蘇聯學習政保工作。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迫於形勢的需要，1927年5月，由周恩來主持在武漢成立特務工作處，下設特務、情報、保衛等四股，以情報工作為主。這是中共中央最早設立的政治保衛機構，當時周恩來任軍事委員會書記，王一飛任秘書長，聶榮臻任參謀長。特務工作處在當時的國共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汪精衛參加鄭州會議，蔣介石、馮玉祥徐州密談等重要情報都是特務工作處事先獲得的。

1927年9月以後，黨中央機關由武漢遷至上海。11月9、10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中央軍委書記，並負責籌建「中央特科」。此後，周恩來主持設計，對中共中央政治機構進行調整，將「特務工作處」擴建為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由此正式建立。

中央特科建立以後，周恩來立即著手健全其組織機構，至1929年特科已臻完備。特科逐漸建立起四個科，即總務科、情報科、行動科、交通科。特科的基本任務是：「保證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安全，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電台。」各科各司其責：總務科成立得最早，科長是洪揚生，顧順章事件後由歐陽欽擔任。該科的工作非常瑣碎，但又極其重要。它的經常性工作主要有三項：設立機關，布置會議，營救被捕同志和組織安撫事宜。情報科長為陳賡，主要任務是搜集情報，了解敵人的動身，還籌款等。行動科約建立於1928年4月，科長初為顧順章，後由譚余保擔任，任務是嚴懲叛徒特務首惡。交通科又稱無線電通訊科，1929年增設，科長李強、張沈川，任務是儘快研製無線電台，為紅軍和黨的白區工作裝上現代化的「飛翼」。中央特科的體制十分精幹，有著高度的機動性和強大的戰鬥力。周恩來既是特科的總決策者，又是實際負責人。

中共「六大」後，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特科的各項工作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為了培養政保幹部，1928年春，中央在上海舉辦秘密工作學習班，由周恩來親自講授如何保衛自己、打擊敵人的基本方法。由於國民黨在國共合作時已了解中共秘密活動的一些方法，因此，8月19日，中央要求各級組織設立「堅固的能奮鬥的秘密機關，以保障各種革命組織的存在和發展」。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組織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領導特科和全國隱蔽戰線的工作。由於向忠發和顧順章的思想水平和領導能力有限，因此，周恩來是中央特委的核心領導者。在他的領導下，特科展開了有聲有色的工作。

周恩來對秘密工作的貢獻

特科作為中共中央的政治保衛機構，自它成立的那一天起，便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展開了驚險而又極富有傳奇色彩的地下鬥爭。

第一，周密部署，確保中共中央的絕對安全。1927年中央機關從武漢遷至上海後，為掩護地下工作，急需租房設立各種機構。但租房要有「殷實店鋪」作保，因此，中央一開始租房比較困難。這時，周恩來指示洪揚生等人，千方百計尋找社會關係，設法解決這個問題。經過多方努力，特一科逐步設立三個店鋪：第一個是勞合路（今六合路）泰亨源水電行，洪揚生與老闆張義安攀上了「表兄」關係（1931年武定路中共機關被破壞後，張義安因此被捕，幾乎傾家蕩產）；第二個是北四川路三民照相館，經理是范漁人，思想進步，經常為特科購買武器，傳遞密件；第三個是李瑞生開設的布店，李的住處威海衛路永吉里，也成了黨中央的接頭地點。有了這三個殷實鋪戶作保，特一科便在上海各處租房賃屋，建立了秘密工作網點。

據李維漢回憶，黨中央遷到上海以後，相當多的機關在公共租界、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附近。中共中央的機關一般設在上海的滬中區，少共中央機關在法南區（包括法租界和南市）。其中規模最大的中共中央機關共有200人左右，他們分住在幾十個居住點裡。威海衛路達生醫院是黨的一所掩護機關，由共產黨員賀誠、柯麟創辦，他倆奉周恩來命令化名賀雨生、柯達文開業行醫，晚上周恩來、李立三等經常來此碰頭。浙江中路112號是中央軍委的聯絡地點，戈登路（今江寧路）善慶里的一座小樓和1141弄的一幢房屋，是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起草和批閱文件的地方。政治局的辦公地點設在雲南路447號（天蟾舞台隔壁）「生黎醫院」樓上，樓下是二房東同生賚醫生私人開設的「生黎醫院」，每天有許多人來求醫問葯，正好掩護地下黨來往。據李維漢回憶，中央政治局經常在這裡開會。「開會的同志從天蟾舞台西側雲南路的一座樓梯上去，直接就到了開會的房間。房間里窗前有隻小桌子，供開會作記錄用。當時，作會議記錄的是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同志（後為黃文容同志）。那裡住機關的是熊瑾玎夫婦。」關於中央特科的機關和聯絡地點，洪揚生在《中央特科一科的工作情況》一文中回憶道：「一九二八年，我同一位女同志扮作假夫妻，居住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現瑞金二路）一幢由一個白俄老太為二房東的洋房裡。我們的房間在三樓，這裡作為特科的內部接頭處，周恩來同志、陳賡夫婦、顧順章等少數人時常來此處接頭談話。」「1930年，我又搬遷到愛文義路（現北京西路），居住在一條弄堂的最後一幢三層樓房裡。這幢洋房獨門獨戶，作為中央負責同志與共產國際代表接頭開會的地方。」他還回憶說，當時各機關經常搬遷調動，房子退租後，買來的傢具便無法處理，於是特一科便在蘇州河泥城橋東堍開了一家木器店，專門出售舊傢具，同時也為黨中央的各種會議提供用具。

布置會場是特一科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如1930年5月下旬，黨中央在滬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特一科和特三科相互配合，在公共租界卡爾登戲院（其址後為長江劇場）後面的一幢4層樓房裡，臨時開設了一座醫院：1樓是挂號門診間，住著特一科的工作人員，2、3樓是病房，4樓為會議廳。開會時，各地代表以「病人」身份相繼住院。會議結束後，與會代表分散住進各個旅館，並迅速離滬。當時，國民黨特務機構事先已得知中共將在上海召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懸賞50萬元偵破，但在特科的周密計划下，會議順利召開。24日會議閉幕後，代表們沒有發生意外。1930年8月，特一科又在愚園路慶雲里（今靜安寺中百九店附近）的黨中央機關為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會議提供了會場。

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會場設在公共租界武定路修德坊6號（今武定路930弄14號）一幢花園別墅里，後來這次會議被稱為「花園會議」。當時，樓上開會，樓下由一、二科的女同志打牌，開留聲機作掩護，三科派紅隊隊員化裝成廚師，負責保衛會場安全。

第二，組織人員，千方百計營救被捕同志。中央特科的營救工作大致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當被捕同志未暴露身份時，中央特科就用公開聘請律師出面辯護的方法，合法營救。例如，陳賡被叛徒出賣被捕後，總務科便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主持的中國人權保障同盟合作，聘請上海著名律師吳凱聲博士為辯護律師，最後迫使國民黨釋放了陳賡。

第二種方式，即尋找內線，或託人說情，設法使被捕的同志脫險。例如，1930年4月9日，惲代英帶著宣傳文件在公共租界被捕，但當時由於他機智地抓破臉皮，化名王某，以致在監獄中未暴露身份。於是，特科便緊急派人到老閘巡捕房給探長尤阿根「打招呼」，塞上一筆厚禮。後來惲代英被從輕判處3年徒刑，轉押到蘇州陸軍監獄。陳賡又通過江蘇高等法院的一個法官的關係，準備將惲提前釋放。周恩來派洪揚生親自到蘇州給惲送路費。不料此時因顧順章突然叛變，惲代英才不幸遇害。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委書記任弼時在上海被捕，中央特科得悉後多方營救。洪揚生用100元現洋買通公共租界探長陸連奎、鮑君甫在公共租界中找關係。中央特科還請律師進行辯護，多管齊下，結果任弼時安然獲釋。

第三種方式是武力營救。在上述兩種方式無效的情況下，萬不得已才用此著。如彭湃等人被捕後，中央特科曾計劃乘敵人將他們轉押的半途中用武力劫持營救，不料由於計劃安排不周，貽誤了時機。羅亦農被捕後，中央特科也曾打算「半途攔劫」或「法場劫持」，但由於形勢不利，無法下手，最後只得放棄原定計劃。

第三，運用「打進去，拉出來」的方法，建立廣泛的情報網。

「打進去，拉出來」，這是周恩來為情報科制定的六字工作方針。所謂「打進去」，就是利用各種關係打入敵人的心臟部門，搞情報工作；所謂「拉出來」，就是將國民黨特務機關和帝國主義租界機關里能夠利用的一些人爭取過來，為我所用。中央特科建立不久，黨中央就在上海發出通報，要求各級「得派遣一二個極忠實的同志到國民黨黨部以及某種反動機關做偵探和破壞的工作。」根據這一指示，周恩來先後派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底三人打進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掌握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一些機密活動。他們深入虎穴，與敵人鬥智斗勇，在黨的地下鬥爭史上演出了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幕。錢壯飛獲得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科長徐恩曾的信任，並升任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秘書。胡底任南京民智通訊社負責人，後調到天津創辦「長城通訊社」、「長江通訊社」，由錢壯飛負責，這些國民黨的特務機構完全操縱在我黨手裡。

「拉出來」最典型的例子是建立楊登瀛反間諜關係。楊登瀛是一個進步的國民黨左派人士，與一些共產黨人往來密切。1928年初，他通過國民黨特務首領張道藩、楊劍虹的關係，進入國民黨最高特務機構----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擔任高級情報人員。不久，他便把自己的情況告訴了在江蘇省委工作的共產黨員陳養山，並且表示願意提供所了解的對共產黨有用的情報。周恩來與其他負責同志經過慎重考慮，同意與楊登瀛建立特情關係，不久，楊登瀛被委任為國民黨中央駐滬特派員，負責處理國民黨機關在上海的情報、案件。這一特情關係的建立對於中央特科營救被捕同志、打擊叛徒發揮了重要作用。

僅僅經過半年的努力，特科便在國民黨特務、軍隊、警察、憲兵機關和租界系統建立起一個遍及整個上海的立體情報網，這對於了解敵人的動向、保衛黨中央和黨組織安全、懲治叛徒內奸都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作用。周恩來曾高度讚揚以陳賡為科長的情報部門的工作真正做到了「無孔不入」和「恰到好處」。周恩來為首的中央特科在建立情報網路方面的這些創造，不僅在30年代，而且在後來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都發揮了程度不同的積極作用。

第四，指揮「紅隊」懲治叛徒特務首惡，斬斷伸向黨中央的魔爪。

這是行動科的主要使命，具體任務是由紅隊來完成的。紅隊，又稱「紅色恐怖隊」，俗稱「打狗隊」。紅隊初建於五卅運動時期、當時為了對付少數明目張胆地破壞罷工、迫害工人的工賊，黨組織從工人糾察隊中選擇少數會打槍的工人組成「打狗隊」，專門對付流氓、工賊。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江蘇省委在原工人糾察隊的基礎上，選拔一些政治上堅決，槍打得准，並且對上海情況熟悉的工人，組成一支小隊伍，擔負起鎮壓特務、叛徒、內奸的任務，紅隊遂正式建立。在中共中央由武漢遷至上海的過程中，也有一些專做「打狗」工作的同志到上海。1928年下半年，周恩來把這兩支隊伍合併起來。紅隊隊員有紹達夫、王德明、趙一凡、吳藍甫、陳永嘉、左光余等30多人，他們多是身強力壯、武藝高強的工人，配備有手槍、炸彈、化學催淚彈。其中心基地在同餘路（今石門二路）的一條弄堂內，門口掛有「費國禧律師通訊處」和「信誼代辦處」的牌子。周恩來常常奮不顧身地親自指揮紅隊，搶救被捕同志，鎮壓叛徒特務，虎口除奸。紅隊先後處決了罪大惡極的叛徒何家興、戴冰石、白鑫和國民黨特務頭子王斌、馬紹武等人。

周恩來領導下的一次又一次「紅色行動」，有力地打擊了叛徒和國民黨特警的囂張氣焰，對保護中央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韓素音在她的書中寫到的：「周組建的精幹的襲擊隊把他們的行動命名為『伍豪之劍』。而伍豪的劍是十分鋒利的。」蔣介石對此深有體會。一次，他對秘密警察頭子戴笠說：「如果我們抓住了周恩來，整個共產黨就會垮台。」

第五，指揮建造與設立秘密電台，為紅軍插上空中的「翅膀」。

黨的「六大」以後，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白區的黨組織也逐漸得到了恢復。為了加強各地黨組織與工農紅軍的聯繫與領導，迫切需要把電台建立起來。這個任務就落在中央特科的肩上。早在20年代，黨中央就要求在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的部分學生接受無線電訓練。「六大」結束後，周恩來立即開始著手這項工作。在莫斯科時，他就鼓勵毛齊華等人「要抓緊學習，國內急需無線電通訊」。回到上海後，他又立即分別約李強、張沈川等談話，要他們克服一切困難，刻苦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以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

李強原是學土木工程的，接受任務之後，他就以無線電業餘愛好者的身份，同當時在上海經營美國無線電器材的「亞美公司」和「大華公司」的商人交上了朋友，並從他們那裡購買了些零件和參考書刊。他和張沈川一道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按照刊物上介紹的電台線路圖，學習組裝收報機和發報機。

張沈川原任上海法南區委所屬法租界黨支部書記，組織上讓他去學報務，他堅決服從。後來他考取了國民黨軍用電台創辦的「上海無線電學校」。學習期滿後，學校允許他留在那裡實習。實習期間他不僅不要薪水，而且還非常負責，所以既得到「信任」，又學到技術。每到晚上，張沈川就同李強一起鑽研，學著組裝收發報機。

1929年10月他們試製成一套收發報機。儘管機器很笨重，靈敏度不高，功率也只有50瓦，但這畢竟是我們黨自己摸索出來的第一台無線電通訊設備。與此同時，周恩來指示張光川等在法租界巨籟達路（今巨鹿路）四成里12號舉辦無線電訓練班，培訓出了第一批報務員。此後，電台安置在慕爾鳴路（今茂名北路）興慶里11號，工作人員有毛齊華、曾三等，這是我黨的歷史上設立的第一座秘密電台。它的第一本密碼也是日理萬機的周恩來親自編製的。12月，在廣東省委領導下，李強和黃尚英到香港設立了分台。1930年1月初首次同上海進行了成功的通報。這就是我們黨自己製造的第一對通報電台。10月，一批從蘇聯學成回國的報務人員和上海培訓的報務人員會合，一起奔赴中央、鄂豫皖和湘鄂西等蘇區。1931年1月，曾三、伍雲甫等前往蘇區與王錚、劉寅等會合，9月，他們利用繳獲的敵軍電台，通過香港開始同上海的黨中央直接通報。

地下秘密電台的建立，有力地溝通和加強了黨中央與各地紅軍、黨組織以及共產國際的聯繫，推動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在這一時期，除了建立秘密電台，中央特科還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於1930年冬，開闢了一條從上海到蘇區的交通線，由上海----香港----汕頭（潮州）----大埔（舊縣城茶陽）----埔北（青溪）----永定陶坑，進入蘇區，蜿蜒曲折長達數千里。許多人擔任了輪船水手、茶房、火車司機、乘務員或小商販在這條中央交通線上默默無聞地工作，日夜不停地傳送文件、護送幹部和輸送軍事物資進蘇區，他們對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六，危急時刻，處驚不變，沉著處理「顧順章事件」。

顧順章原名鳴鳳，化名張華、黎明，江蘇省寶山縣人（今屬上海寶山區）。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工人，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時擔任工人糾察隊副總指揮，「八七會議」時被選為臨時中央局委員，「六大」後任中央委員，並擔任特委三名負責人之一。顧順章對革命事業缺乏信心，早已做好變節準備，在家中預先已寫好給蔣介石的信件，稱：「我久仰你的英明偉大，有心歸誠，只是等待機會……」要求其老婆在他一旦被捕時，交給蔣介石。由於顧順章工作隨便，生活腐化，曾多次受到周恩來的嚴厲批評。1930年5月，周將聶榮臻調入中央特科，以加強特科的領導。不久顧順章被調離特科核心，去從事交通工作。1931年4月24日，他護送張國燾去鄂豫皖蘇區後，在漢口被捕叛變。4月25日，錢壯飛獲悉這一情報，便連夜布置好應變措施後撤至上海，找到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當機立斷，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的協助下，採取了一系列應急措施。

當夜各機關迅速撤離。當國民黨特務按照顧順章的口供撲向中共秘密據點時，早已是人去樓空，一片沉寂。國民黨一舉破壞中共中央秘密機關的陰謀徹底破產了。面對失敗，國民黨特務頭子陳立夫面如紙灰，一聲長嘆：活捉周恩來，只差五分鐘。事後，聶榮臻回憶說：「這兩三天里真是緊張極了，恩來和我們都沒有合眼，終於搶在敵人面前，完成了任務。」回首這段難忘的經歷，周恩來曾多次說：要不是錢壯飛同志，我們這些人都會死在反動派的手裡。5月21日，中央發出第223號通告，宣布永遠開除顧順章的黨籍，號召全黨同志嚴密組織，特別注意秘密工作。這一通告非常及時地提醒了全黨同志，從當時周恩來直接指揮處理顧順章事件和主持中央事務來分析，通告很可能出自周恩來之手。

顧順章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6月10日召開緊急會議，專門研究了特別委員會的工作。周恩來起草了《中央審查特委工作總結》。他指出：特委工作雖有許多成績，給予黨以不少保護作用，但終因顧順章這樣一個高級幹部的叛變，遂使全部工作發生動搖，這不能不說是特委工作本身的錯誤的結果，尢其是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為特委基礎不能鞏固的歷史病源。周恩來還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表示：直接指導這項工作的伍豪同志要負主要責任。這次會議對會後的特委、特科的組織、工作方針、紀律等規定了原則。5月，在周恩來的周密部署與安排下，中央特科迅速地改組重建，形成了新的領導集體：原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的陳雲、原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潘漢年等被挑選擔任特科的第一、二、三號負責人。特科總部仍下設四個科：第一科科長由陳雲兼任；第二科科長由潘漢年兼任，第三科科長由趙容兼任，第四科科長由李強擔任。

此後，特科的活動轉入更加隱蔽地狀態。1931年12月上旬，周恩來根據中央的決定，告別他親自創建的中央特科和長達4年的白區鬥爭生活，前往他久已嚮往的中央蘇區。周恩來領導和創建的中央特科，不僅在保衛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的安全、營救被捕同志方面作出重要貢獻，而且還培養了像陳賡、李克農、錢壯飛等大批優秀的秘密工作骨幹，建立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座秘密電台，為黨的情報工作和地下鬥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