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鑒古設館，興禮修志(3)

貞觀三年，唐太宗重新下詔修六代史，因「魏史》既 有魏收、魏譫二家，已為詳備，遂不復修」。於是「令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葯修齊史，著作郎姚思謙修梁、陳史，秘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 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諸代史……德菜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尋有詔改撰《晉書》，房玄齡奏德棻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棻為首，其體制多取 決焉。」這次詔令分工修史，房玄齡是名義上的總監，實際上的總監是魏徵，他「總知其務，凡有贊論，征多預焉」、「隋史》序論，皆征所作，梁、陳、齊各為總 論」。在有關修史體制等諸多具體問題上，多取決於令狐德棻。　　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于禁中，在門下省北，由宰相監修國史。自是著作郎始罷史職。從此，這種由國家設館修史、由宰相監修國史在我國遂成為一種定製，歷代相襲，直至清朝。　　《梁書》與《陳書》的作者姚思謙，他撰寫二書實際上是在他父親姚察（曾任陳朝吏部尚書，隋朝秘書丞）的舊稿基礎上完成的，實際上是姚氏父子共同的著述。　　《齊書》的作者李百葯，其父李德林曾在北齊、北周、隋三朝任職，奉詔撰寫《齊書》27卷，增多齊史38篇。貞觀年間，敕令李德林之子李百葯「仍其舊錄，雜采他篇，演為50卷」。包括東魏和北齊兩朝歷史。後人為區別於蕭子顯的《齊書》，稱之為《北齊書》。　　《周書》的主編為令狐德棻，參編者有岑文本、崔仁師，史論部分多出自岑文本之手。　　《隋書》的主編為魏徵，參編人員有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等人。　　上述五代史的作者中，魏徵長於史論；姚、李長於文史，且有家學傳承；令狐德棻長於史例，各自發揮了自己的優長。　 　五代史只有紀、傳而無志。貞觀十七年（643），唐太宗詔令褚遂良監修《五代史志》，直到高宗顯慶元年（656）成書，參加撰寫的人員有于志寧、李淳 風、韋安仁、李延壽等專家學者。《五代史志》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是「正史」中書志編纂的里程碑，為此後獨立的典制體史書的問世 準備了條件。　　貞觀二十年（646），唐太宗下《修晉書詔》。因為從東晉到南北朝時期，修撰晉史者有20餘家，唐初尚有18家，「製作 雖多，未能盡善」，被唐太宗認為是「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事虧實錄」。而重修《晉書》的目的是「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 也。」同時，太宗又說：「若少學士，亦量事追取」，因而參加重修《晉書》的竟有21人之多，由太子太傅房玄齡、黃門侍郎褚遂良、中書侍郎許敬宗三人任監 修，凡例由敬播負責，令狐德菜、李淳風、李義府、李延壽等專家學者18人參加修撰。《史通·正史》稱《晉書》的修撰是「采正典與舊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 六國書」，「正典」與「舊說」是其主要資料來源。《晉書》是唐史館集體修撰的一部史書，由於唐太宗的重視和修撰人員較多，經過兩年多的時間即成書，共 130卷。唐太宗為宣帝、武帝、陸機、王羲之的紀傳寫了史論，因而《晉書》舊本題為「御撰」；因房玄齡為監修官，也有舊題為房玄齡撰，實際上是集體修撰。　　唐太宗除重視編纂前代歷史外，又十分重視對當代歷史的編撰。貞觀年間的當代史主要有國史、實錄、起居注三種體裁。　 　自貞觀三年唐太宗在門下省北始置史館，創議由宰相監修國史，對國史的修撰予以高度的重視，史官的地位與待遇也有所提高，首任監修官即是宰相房玄齡。房玄 齡為人正直，史官李延壽、鄧世隆、顧胤在當時亦有很好的聲譽，因而由他們撰寫的國史基本上能做到秉筆直書。只是到了許敬宗「掌知國史，記事阿曲」，敬宗以 個人恩怨為他人立傳，又受人賄賂，因而為封德彝立傳時，「盛加其罪惡」，「虛美隱惡」的事例頗多。「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 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正如《史通·正史》所評論的那樣：「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貞觀時期秉筆直書的傳 統，由於許敬宗的劣行而遭到破壞。　　唐代的國史先後修撰8次，第一次在貞觀初年，姚思謙撰紀傳體國史30卷。　　同唐 太宗重視當代史書撰寫相聯繫的，是唐太宗還十分重視起居注和實錄的撰寫。唐代史館的任務，是修前朝和本朝的國史。史官包括專職或兼職兩種，名稱為修撰、直 館，專職史官較少。起居注是「錄天子法度」的編年體史書之一，以年時月日為序記事，「凡天地日月之詳，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 興之政皆本於起居注，以為實錄，」起居注這種史書體裁，始於漢代，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東漢明德馬皇后撰有《明帝起居注》。後代沿襲，唐初有溫大雅的 《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流傳至今。　　唐初沿襲隋制，在中書省置起居舍人二員，另置起居郎二員。起居郎掌錄皇帝起居法度，相當於古代的左史；起居舍人掌錄皇帝制誥，相當於古代的右史，退而編錄起居注。　 　唐太宗即位後，擴大起居注官員，常常以他官兼任，稱「知起居注」、「知起居事」。如給事中杜正倫、諫議大夫褚遂良等人，均曾「兼知起居事」。唐太宗對於 起居注官員的秉筆直書是予以鼓勵和表彰的。據《舊唐書·杜正倫傳》記載，貞觀二年，杜正倫拜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日：「朕每日坐朝，欲出一 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否，所以不能多言。」　　「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杜正倫進言答對。　　對於杜正倫的答對，「太宗大悅，賜絹二百段。」　　總之，唐太宗重視「以古為鑒」和唐代在撰寫史書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前人所不及的。儘管他曾有過索讀本朝國史和起居注、實錄的不妥之舉，但從總體上看，他是秉筆直書原則的維護者。在貞觀年間，秉筆直書原則作為唐太宗與史官們的共識，大體上被貫徹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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