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研究】趙建明：中東變局後沙特外交理念與範式的新變化

本文刊發於《西亞非洲》2015年第2期

【中東研究】

中東變局後沙特外交理念與範式的新變化*

趙建明

內容提要 中東變局使沙特內穩外聯的外交戰略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中東政治動蕩、恐怖主義及來自伊朗的威脅，被沙特視為對國家安全和地區穩定構成威脅。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因素的疊加迫使沙特必須改弦更張，以新的外交姿態和行動加以應對，以恢復地區穩定，維持沙特的伊斯蘭領袖地位。但由於在海合會整合、阻擊伊朗、敘利亞干涉等問題上未能取得預期成果，沙特的新外交和對地區事務的參與受到極大的限制。

關 鍵 詞 沙特外交 集體安全 多元外交 金元外交 美沙聯盟

作者簡介 趙建明，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副研究員（上海200020）。

始自2010年底的中東變局打破了阿拉伯世界以威權國家為主的舊秩序，沙特長期堅持的以美沙聯盟和地區維穩為核心的外聯內穩政策面臨嚴峻挑戰。緊迫的形勢和臨近的威脅迫使沙特推出新的外交理念，通過積极參与地區事務維護國家安全和地區穩定。

中東地區安全形勢新變化

中東變局使沙特周邊形勢異常嚴峻。沙特東部的君主國巴林什葉派示威遊行，東北部的伊拉克深受伊斯蘭國的困擾，西北部的敘利亞內戰持續已逾3年；西南部的葉門政局動蕩，恐怖主義肆虐。在這些表象之外，中東變局對該地區政權結構和權力版圖的改變給沙特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

第一，民主化和政治伊斯蘭對沙特的王權穩定構成挑戰。長期以來，沙特王國維持穩定統治的秘訣對內來自王權與瓦哈比主義的結合，對外源於輸出泛伊斯蘭主義。沙特因為擁有麥加、麥地那兩大伊斯蘭聖城，以聖城護持國和伊斯蘭領袖自居。沙特主要通過組織年度朝覲、在伊斯蘭國際組織中謀取主導權、在海外援建清真寺、提供留學資助等方式，對外推廣泛伊斯蘭主義和擴大沙特的國際及地區影響力。但是，中東變局所展現的反對威權政府和強調權力分享的特性直接挑戰沙特保守的君主體制。[①]而宗教勢力作為重要的參與力量，也在政治動員和推翻集權體制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宗教勢力以這種方式崛起和復興大大出乎沙特的預料，並直接挑戰沙特瓦哈比主義所倡導的宗教認可君主統治、教誨民眾服從的說教。[②]

此外，中東變局和民主化顛覆了中東的威權秩序。在埃及、利比亞、葉門、突尼西亞的威權政體倒台後，海灣地區成為威權體制的孤島。儘管海灣君主國家在此輪變局中暫時倖免，但變局的衝擊力和溢出性仍讓海灣國家驚心。中東變局有待沙特回答的命題是：形式上已是民主體制的埃及、突尼西亞尚且會發生革命，那麼什麼才是更保守的君主體制的政權合法性，沙特依靠什麼來保障政權安全。[③]

第二，中東變局改變了中東既有的地區權力結構。傳統上，中東地區六強爭霸，埃及、沙特、以色列、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六國塑造著中東的權力格局。伊拉克在伊拉克戰爭後淪為二流國家，埃及也因革命混亂和舉步維艱的國家轉型退出一流地區大國的行列，六強格局由此演變為四強格局，伊拉克和埃及的退出讓沙特成為中東四強中碩果僅存的阿拉伯大國。沙特在阿拉伯同非阿拉伯陣營的實力較量中更顯孤單。

第三，中東變局造成的國家失序和局勢混亂為恐怖主義復興提供了機會。亞太再平衡政策讓美國的戰略重心從反恐和中東轉向大國和亞太，降低了全球層面對恐怖主義的壓制。而中東變局帶來的國家失序和局勢動蕩進一步放鬆了各國對恐怖主義的壓制力度，恐怖主義由此迎來空前的發展機會。以葉門為大本營的「阿拉伯基地組織」（Al 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AQAP）、「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 IS）等得以迅速發展。「阿拉伯基地組織」對沙特威脅跨過沙、也邊界在沙特製造恐怖和暗殺，策划行刺沙特王子穆罕默德·納伊夫（Prince Mohammed bin Nayef）的行動。[④]「阿拉伯基地組織」還挑戰沙特在伊斯蘭意識形態上的領袖地位，他們譴責沙特王室同伊斯蘭的頭號敵人美國勾結，是背叛伊斯蘭的叛徒，沙特沒資格擔任兩大聖城麥加和麥地那的護持國。[⑤]近期，在伊拉克和敘利亞肆虐的「伊斯蘭國」也對沙特構成挑戰。「伊斯蘭國」表示沙特是伊斯蘭的背叛者，將通過武力和「聖戰」消滅沙特王國。[⑥]「伊斯蘭國」更是直接表示沙特和約旦將是他們打擊的下一個目標，並將在朝覲時對沙特發動襲擊。[⑦]

第四，沙特將伊朗視為中東變局的攪局者。在沙特看來，消滅動蕩的源頭固然重要，而打擊趁亂謀利的伊朗同等重要。因為伊朗將中東變局稱作伊斯蘭覺醒，鼓勵民眾推翻威權統治，這在實行君主體制的沙特看來具有明顯針對自己之意。而且，伊朗憑藉自己在中東什葉派中的影響力煽動巴林騷亂，又因戰略利益支持沙特反對的敘利亞巴沙爾政權。[⑧]伊朗在沙特眼中就是「長有鐵爪的紙老虎」（PaperTiger with Iron Claws）。[⑨]一旦伊朗擺脫現在核問題的困擾，將更積極地參與地區事務。[⑩]

地區事態嚴峻，使得奉行內穩外聯戰略的沙特在應對威脅時明顯力不從心。其一，沙特長期堅持的以海灣為內環、以阿拉伯國家為中環、以伊斯蘭世界為外環的三環穩定政策受到挑戰。[11]首先，內環的海灣局勢動蕩複雜。巴林、伊拉克、葉門三國動蕩，伊朗更是讓沙特如鯁在喉。[12]其次，中環的阿拉伯國家四分五裂。埃及、利比亞局勢混亂，敘利亞同伊朗而非沙特之友。這都危及沙特堅持的阿拉伯穩定的原則。再次，在伊斯蘭世界，沙特的宗教正統地位和伊斯蘭話語權受到「基地」組織、「伊斯蘭國」、政治伊斯蘭思潮和伊朗的挑戰。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否認沙特王權統治的合法性和對兩大聖城的護持資格。[13]

其二，美國的外交轉向和地區不作為打擊了沙特的借力外交。美國是中東格局的主導者和沙特安全的保障者。長期以來，沙特一直依靠美國打擊自己在本地區的對手。打擊共同的敵人成為美國與沙特在中東地區的共同利益。這也讓沙特形成倚重美國打擊地區敵手的思維定式。[14]但是，美國奧巴馬政府的戰略重心轉移和不願承擔更多中東義務的行為改變了美國與沙特在打擊地區敵人上的一致立場。[15]美國不願充當打擊敵人的鎚子，不願為盟友「火中取栗」增加了沙特的地區責任。[16]更讓沙特大為不快的是，在沙特將伊朗列為宿敵和安全威脅的情況下，美國非但不幫助沙特，反而同伊朗簽署《日內瓦核協議》。根據該協議，伊朗將不再提煉純度高於5%的濃縮軸，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將取消對伊朗的部分制裁，[17]這表明美國與伊朗出現了探討解凍雙邊關係的跡象。美伊和談完全攪亂了沙特以伊朗為敵的外交布局，也讓沙特徹底喪失因為美國和伊朗敵對而在美國、伊朗、沙特三邊關係中享有的優勢地位。美國的政策變化迫使沙特在外交上改弦更張，以應對複雜多變的局勢。[18]

沙特地區外交的新常態

在危機四伏且難以指望美國的情況下，沙特一改以往溫和穩健的外交常態，做出一系列令世界吃驚的舉措。2013年3月，沙特火速出兵，平息巴林什葉派叛亂。2013年7月，沙特在美國對埃及軍事政變不滿並暫停對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之際，反其道而行之，增加了對埃及的經濟援助。2013年11月，沙特為抗議聯合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消極態度，拒絕就任安理會輪值主席國主席職務。同月，沙特強烈譴責《日內瓦核協議》，並表示如果國際社會不能阻止伊朗擁核的話，沙特將從巴基斯坦購買核武器。2014年9月，沙特參與打擊「伊斯蘭國」的空襲行動。與沙特的外交行為相映襯，沙特新外交理念逐漸浮出水面。班達王子( Prince Bandar Bin Sultan)、納瓦夫王子、土耳其王子（Prince Turki Al-Faisal）等政要在哈佛大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紐約時報》多次發表有關沙特新外交的言論。其核心內容是：沙特將奉行更積極、更堅定的地區政策，以恢復周邊地區的穩定。[19]這些沙特外交的新變化被外界解讀為戰略新範式（NewStrategic Paradigm）和理念性變化（Doctrinal Shift）。[20]

綜合來看，沙特的新外交可從外交目標、外交原則、外交手段予以解釋。在地區局勢急劇動蕩的背景下，沙特地區維穩和爭當領袖的外交目標沒有變化，但外交原則和手段都發生了新變化。

沙特的新外交原則可歸結為兩點：第一，以主動外交（Proactiveand affirmative）替代被動反應，通過主動外交化危為機。沙特的機遇來自三方面：一是2011年4月的巴林危機為海灣整合提供機遇。巴林歷來是沙特和伊朗爭奪的對象，沙特通過出兵將巴林拉入自己的陣營；動蕩和伊朗威脅也促使海合會國家抱團取暖，為沙特整合海合會提供機遇。二是海合會國家特別是沙特在阿盟中日趨佔據主導地位。當前阿盟22國中，埃及衰落，蘇丹、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索馬利亞、葉門局勢動蕩，相對而言，海合會六國經濟發達政局穩定，在阿盟中的地位顯著上升。而沙特在海合會國家中地位舉足輕重，沙特取代埃及成為阿盟和阿拉伯世界新領袖的趨勢明顯。三是變局為沙特打擊宿敵伊朗提供契機。儘管伊朗沒有受到中東變局的衝擊，但伊朗盟友敘利亞受到了沉重打擊。如果沙特能推翻巴沙爾政權，伊敘聯盟將不復存在。與此同時，如果伊朗不能從伊核問題中擺脫出來，將自顧不暇無力干預地區事務。

第二，兩邊下注，避免事態的極端變化,使沙特陷於被動。從埃及變局到敘利亞局勢，從伊朗核問題到美伊關係，這些熱點問題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不同的發展結果和解決方式將給沙特帶來不同的影響。這客觀上要求沙特未雨綢繆，以不同政策預案應對不同的結果。在推動事態朝著有利方向發展的同時，亦需防止事態逆轉帶來的被動，因此沙特需要兩邊下注。以伊核問題為例，沙特既擔心伊核談判中途崩潰讓核問題繼續推延，也擔心伊核談判過於成功引發美伊和解。因此，沙特在外交上需要保持足夠的靈活性，以應對極端的事態變化。

在新的外交原則指導下，集體安全、地區事務參與、第三方外交、金元外交成為沙特應對複雜局勢變化的外交新手段。第一，沙特倡導集體安全，整合海合會。集體安全已被沙特提升到被保護沙特盟友的戰略高度。[21]沙特的集體安全分為海灣和阿拉伯兩個層面：一是在海灣層面，沙特堅持經濟一體化和防務一體化，謀求改變海灣合作委員會（簡稱「海合會」）的職能。因此，沙特在經濟上倡議籌建以利雅得為總部的海灣央行，推行共同貨幣卡里吉（Khaleeji），在政治上倡議將海合會整合為海灣邦聯（GulfFederation）或海灣聯盟（Gulf Union），並謀求擴員吸收約旦和摩洛哥。[22]二是在阿拉伯層面，沙特倡議改革阿盟，建立由沙特、埃及、約旦、摩洛哥、海合會成員的地區集體安全組織，提高中東國家集體防範威脅和應對地區問題的能力。[23]

第二，沙特以干預求穩定，充當地區問題解決者（RegionalProblem Resolver）。這也是沙特對世界大國壟斷中東事務但不作為做法的回應，試圖以己之力消除地區威脅。首先，沙特以多種手段應對巴林、葉門和敘利亞面臨的危機。2011年3月，沙特出動3 000名士兵前往巴林平息什葉派抗議，沙特還提出培養巴林軍警人員，以提高巴林安全與治安能力。在葉門發生革命後，沙特起初力保薩利赫權位，但當葉門反對派佔據上風後，沙特同意薩利赫退位後流亡沙特。在敘利亞問題上，沙特倡議敘利亞全國聯盟（Syrian National Coalition）接替巴沙爾在阿盟的會員資格，倡議制裁敘利亞。其次，沙特主張嚴打恐怖主義。2014年3月，沙特將「阿拉伯基地組織」、「伊斯蘭國」、穆斯林兄弟會（簡稱「穆兄會」）、葉門胡塞組織（Houthi Group）、努薩拉陣線（Al-Nusra Front, The Support Front for the People of Levant）列為重點打擊的恐怖組織。為此，沙特加強同美國、英國、巴林、葉門的反恐訓練和情報共享，參加美國主導的對「伊斯蘭國」空襲行動，並向聯合國捐助5億美元反恐資金。再次，在伊朗核問題上，沙特強調伊朗挑戰核不擴散機制和中東無核化倡議，伊朗的核計劃就是要發展核武器，尋求地區霸權。[24]沙特敦促美國制裁和軍事威懾並用促使伊朗棄核，並表示沙特擁有足夠的剩餘產能彌補伊朗因制裁減產造成的石油短缺。[25]沙特是世界上的能源超級大國，石油蘊藏量佔據世界的1/5。沙特是歐佩克最大的原油生產國、凈輸出國和世界上最大的剩餘產能國，石油剩餘日產能在150萬~400萬桶之間。這相當於世界剩餘產能的75%。剩餘產能也是沙特通過以產量調控國際油價的重要工具。[26]國際石油價格從2014年6月的113美元暴跌到當前不足50美元，6個月時間暴跌近60%。油價暴跌不可避免地對伊朗構成嚴重的經濟傷害，儘管難以知曉沙特是否藉助能源價格來迫使伊朗在核問題上做出重大讓步，但是沙特作為歐佩克的主導生產國對於當下的國際油價劇烈波動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第三，沙特倡導多元外交，拓展同地區和世界大國的關係。這也是沙特應對美國戰略轉移主動謀求的新變化。[27]軍購和外交是沙特拓展多元外交的兩個維度。首先，沙特倡導軍購多元化，加強同德國、法國、俄羅斯的軍事合作。2011年10月，沙特同德國簽署價值69億美元的軍購協定。2013年7月，沙特同俄羅斯洽購150億美元俄制武器。2013年12月，沙特同法國簽署15億美元軍事合同。其次，沙特圖謀構建地區和世界大國組成的外交版圖，俄羅斯、中國、日本、印度、巴基斯坦是其重點聯繫國。2011年和2014年，沙特班達王子和王儲薩赫曼先後訪問中國。2013年7月，沙特班達王子出訪俄羅斯。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區大國也成為沙特頗為重視的國家。2014年2月，沙特王儲薩勒曼、外交部長費薩爾親王先後訪問巴基斯坦、日本、印度，探討建立戰略關係的可能性。在美國政策轉向讓美沙同盟黯然失色的情況下，沙特的第三方外交是在微妙提醒美國：美沙聯盟並非是沙特的唯一選擇，既然美國為自己可以不顧沙特，那麼沙特只能自行其是。[28]

第四，沙特開展金元外交，援助阿拉伯國家。財大氣粗是沙特的標籤。沙特以援助、貸款、存款等形式無條件授權給埃及40億美元，儘管伊拉克欠沙特250億美元，沙特表示如果伊拉克擺脫伊朗控制，沙特將豁免伊拉克的大部分債務。[29]沙特還制定對葉門十年經濟和金融支持計劃和百億美元援助巴林的計劃。從沙特金元外交的範圍、目的、條件來看，沙特是想通過援助將他們培養成親沙特遠離伊朗的友好國家。

安全形勢的緊迫性和藉機打擊伊朗的願景是促使沙特採取主動外交的重要動力。維持穩定和爭當領袖仍是沙特外交的根本目標。而有限使用武力、兩邊下注、多元外交成為沙特新外交的重要亮點。沙特新外交是否能有效應對中東變局，還有待現實檢驗。

沙特踐行新外交的成效與影響

沙特新外交讓世界聯想起1974年沙特領導的能源禁運。沙特對巴林、伊朗、敘利亞、埃及的外交看似四處出擊，實際上形散神聚，都服務於沙特的地區維穩和爭當領袖的外交目標。但是，新外交產生的複雜影響卻超出沙特的政策預期。

第一，沙特的海合會整合和一體化構想遭遇挫折。海灣是沙特外交與安全的內核，沙特竭力推進海合會一體化，目的就是以整合求主導。在這方面，沙特收穫了有限的成果，但面臨更多的問題。有限成果僅體現在給所有成員帶來共同利益的方面，比如成立海合會防務智庫和譴責伊朗干涉海合會內政聲明。但在涉及主權讓步和政策協調上，沙特所有的海合會整合努力都遭遇失敗：阿聯酋反對實行共同的貨幣政策，阿曼公開反對海合會被整合為政治聯盟並威脅退出，科威特反對海合會擴員。海合會內部的四分五裂讓沙特整合海合會的努力面臨挑戰，海灣聯盟仍然遙不可及。

其一，海合會內部弱小成員擔心海合會因內部權力失衡而被沙特所主導。沙特是海合會中唯一的地區大國，其他成員疆域、人口等指標都遜於沙特。巴林表示，我們這些小國在沙特、伊朗、伊拉克之間就像是大象中求生的老鼠，老鼠的生存之道就是避免被大象踐踏。我們既擔心伊朗的顛覆和威脅，也擔心沙特通過整合主導海合會，剝奪小國的獨立性。因此我們最穩妥的辦法是在沙特、伊朗和外部大國之間進行平衡。[30]其二，卡達和沙特的矛盾制約海合會整合。1995年卡達政變後，卡達一直指責沙特支持流亡政權來打擊卡達。[31]2008年卡沙關係呈現緩和，但對中東變局、穆兄會、伊朗的政策分歧又使兩國關係產生摩擦。其三，穆兄會成為分裂海合會的重要因素。2013年埃及穆兄會遭到鎮壓後，沙特立即表示將穆兄會列為恐怖組織，並期望其他海合會成員協調同自己的立場，但卡達和科威特表示拒絕。卡達聲稱支持穆兄會是自己的責任並將繼續支持埃及革命。[32]為此，沙特、阿聯酋、巴林三國在2014年3月宣布召回本國駐卡達大使，並禁止卡達半島電視台在本國播放此節目。

第二，阻擊伊朗成效甚微，沙特轉而修復同伊朗關係，以保持政策靈活性。由於沙特認為伊朗是地區的動蕩之源，沙特從巴林、敘利亞、核問題3個陣線阻擊伊朗。在巴林問題上，沙特強烈譴責伊朗利用什葉派干預巴林內政，並會同其他海合會國家出兵，先發制人地鎮壓什葉派騷亂，這也是沙特唯一成功的阻擊。在敘利亞問題上，沙特以代理人戰爭形式介入內戰。但隨著伊朗派駐軍事顧問和藉助真主黨輔助巴沙爾，沙特藉助干預敘利亞阻擊伊朗的戰略意圖基本失敗。在伊核問題上，沙特並非伊核談判的參與者，對伊核談判影響相當有限。沙特認為《日內瓦協定》是綏靖談判，國際社會不應放鬆對伊朗的制裁和變相承認伊朗的核權利。[33]

鑒於沙特對伊核進程和美伊關係解凍缺乏足夠的影響力，沙特被迫轉而採取兩邊下注。其一，沙特表示如果國際社會不能阻止伊朗擁有核武器，它將不會坐視威脅，保留其所有選擇。其二，沙特向伊朗表達善意，防範陷入外交被動。沙特繼2013年邀請拉夫桑賈尼赴麥加朝覲後，又密集邀請伊朗總統魯哈尼和外交部長扎里夫訪問沙特。2014年8月，伊朗副外長訪問沙特。2014年9月，伊朗外交部長扎立夫同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親王在聯大會議時會晤，這也被媒體解讀為沙伊外交的新篇章。[34]密集接觸伊朗體現了沙特兩邊下注的意圖，以防範伊朗簽署《核問題最終協定》和美國與伊朗關係改善給沙特帶來被動。

第三，對敘利亞的干預逐漸脫離了沙特的掌控。敘利亞內戰不僅是巴沙爾政權同政府反對派的較量，也成為外部勢力藉助敘利亞國內各方勢力展開的代理人戰爭。伊朗、沙特、卡達、土耳其、法國、美國等國都深度介入敘利亞內戰之中。沙特對敘利亞內戰的政策可歸結為4點：一是沙特對敘利亞內戰的介入屬於代理人性質。沙特並未向敘利亞派駐作戰部隊，後來也禁止本國公民赴敘利亞參戰，而是通過提供錢物支持反對派打擊巴沙爾。因此，沙特的干預成效不是取決於它提供了多少資金，而是取決於代理人的戰鬥力及其同其他反對派系的協調。[35]二是沙特將主要精力放在同卡達爭奪反對派主導權，而非整合反對派力量。沙特通過委員會擴員、擠走親卡達總理哈桑·海圖（GhassanHitto）、扶植親沙特的艾哈邁德·扎巴（Ahmad Asi Al-Jarba），以期掌握敘利亞全國聯盟的主導權。[36]但是，全國聯盟卻遭到敘利亞自由軍、努薩拉陣線等組織的反對，沙特難以改變敘利亞反對派四分五裂各自為戰的狀況。一盤散沙、自行其是、缺乏統一領導和戰爭協調狀況讓敘利亞反對派成為烏合之眾。隨著霍姆斯等戰略要地重被政府軍奪回，敘利亞局勢重新回到巴沙爾的掌控之中。[37]三是沙特堅持推翻巴沙爾政權和排斥伊朗參加和談的做法阻礙敘利亞問題的根本解決。在敘利亞問題上，沙特一直堅持的原則是：敘利亞的政治和解必須以巴沙爾下台為前提，巴沙爾的支持者——伊朗不得參加任何形式的和談。但是，在戰局決定談判的情況下，沙特上述立場除了顯得僵硬之外根本於事無補。四是「伊斯蘭國」的崛起凸顯了沙特的干預困境。當前，沙特若堅持以推翻巴沙爾為目標，那麼它就必須支持反對巴沙爾政權的各方勢力。但是，有些激進組織即便接受沙特的資助，沙特實際上對它們也難以掌控，不排除它們在打巴沙爾的同時或之後將槍口對準沙特的可能性。「伊斯蘭國」崛起對沙特而言，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政治邏輯並不正確。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伊斯蘭國」日益成為地區新威脅的情況下，沙特在打擊「伊斯蘭國」問題上反而同巴沙爾政權存在著共同立場。

第四，沙特押注埃及軍政府的做法有一定風險。短短3年時間令沙特見證了穆巴拉克、穆兄會、塞西幾個不同類型的政府。穆巴拉克使沙特與埃及兩國關係處於歷史上的最好水平，兩國都是美國在地區的堅定盟友。這也是沙特對美國拋棄穆巴拉克大為光火的重要原因。穆爾西總統上台後，沙特出於實用主義被迫同穆兄會政府發展關係，但是穆爾西總統訪問伊朗並將伊朗視為埃及外交的重要基軸，使沙埃關係總體上處於冷淡。當穆爾西推行伊斯蘭憲法遭受國內反對之時，沙特開始公然支持埃及反對派。塞西將軍發動政變讓沙埃關係發展進入了新階段。金元外交和政治支持成為沙特的主要外交手段。沙特支持塞西將軍發動的倒穆運動並祝賀塞西在埃及總統大選中獲勝。與埃及反對穆兄會遙相呼應，沙特將穆兄會列為恐怖組織。沙特先後同科威特、阿聯酋向埃及軍政府提供160億美元的援助。也許沙特對埃及的援助不能培養埃及對沙特的政治依賴，但相對於穆爾西政府以伊朗為導向的外交而言，沙特的經濟援助至少能夠保證埃及成為有求於沙特的友好國家。

儘管如此，沙特對埃及的政策仍有待推敲。其一，沙特反對埃及穆爾西政府的政策引發沙特同美國之間的矛盾。在美國對埃及軍事政變表示嚴重關切並暫停對埃及提供軍事援助的情況下，沙特支持軍政府並許以重金的做法明顯是在同美國唱對台戲，具有對抗美國的意味。其二，塞西在選舉中勝出是以鎮壓穆兄會和剝奪反對派選舉權為代價的，而且就任埃及總統的塞西同樣面臨前任所面臨的經濟困頓、社會維穩等問題。一旦失控，那麼沙特將所有賭注壓給塞西政府的做法有失穩妥。

第五，多元外交難以幫助實現沙特的外交獨立。儘管沙特積極開展多元外交，但成效乏善可陳。其一，地區和世界大國有限的能力與意願制約著沙特的戰略選擇。沙特同俄羅斯、中國、日本和印度等國開展的合作停留在高層互訪、軍火購銷、能源聯繫等表層，日本和印度對沙特而言更像是貿易夥伴而非安全盟友，雙邊有限探討的安全問題也僅限於反恐合作等非傳統安全領域。而且這些國家的綜合實力難以同美國匹敵，不會為沙特利益而選擇對抗美國。其二，伊斯蘭和地區大國屬性讓沙特對俄羅斯等域外大國持雙重立場。沙特既期望外部大國幫助自己解決地區問題，又擔心外部大國的介入稀釋自己在地區的影響力。俄羅斯與伊朗友好的現實也讓沙特對俄羅斯的中東政策表示懷疑。這種既想又怕的心理和立場讓沙特同外部大國的合作具有選擇性和臨時性。其三，沙特的外交和安全離不開美國。延續70年的美沙同盟經歷了時間和戰火的考驗，美沙同盟仍然是沙特外交與安全的基石。儘管美沙關係當前存在嫌隙，但遠未到分崩離析的地步，當前美沙之間的矛盾和問題基本都能通過協調立場和同盟的再定義加以解決。

結 語

中東變化的敵友關係、變動的聯盟關係和多重的安全威脅影響了沙特的內穩外聯政策，沙特以新的外交理念和政策應對各方挑戰，維持地區穩定和沙特的領袖地位。但受制於自身實力、國內安全、海合會難以整合等多重原因，沙特在地區外交與安全上越發顯得尷尬和失力。

第一，沙特的新外交理念在預期理念與實際效果之間的背離愈發明顯。儘管沙特的新外交主要是為應對紛繁複雜的中東變局，但受制于海合會的內部矛盾、干預手段的有限性、美國的戰略轉向的制約，沙特的新外交缺乏突破性進展，凸顯出沙特在能力與意願的張力和矛盾。其一，在層級鮮明的國際格局中，沙特是地區大國中的第二序列，實力遠遜於德國、日本、印度、巴西。二等地區大國的能力限度讓沙特難以在外交和安全上自在自為地行事。中東的地區事務仍被外部大國所主導。儘管大國可能並未作為，但是沙特終究難取代外部大國在中東地區格局和事務中發揮作用。其二，沙特的政策手段相對乏力。由於缺乏足夠的常備軍和對外動武的意願，沙特難以像以色列那樣將軍事手段作為解決安全威脅的最後選擇。缺乏軍事選擇的沙特只能退而求其次，藉助於國際遊說、金元外交、代理人戰爭實現自己的政策目標。這也註定沙特將受制於大國及其之間的外交推諉和利益交換中。其三，在解決地區問題上，沙特是諸多外部力量中的一支，在局勢發展上發揮相對有限而非決定性的作用，多方角力的結果極有可能偏離甚至背離沙特的政策預期。

第二，側重外交以緩解內部壓力的策略難以解決沙特面臨的雙重安全威脅。當前，沙特面臨的是政權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雙重威脅，特別是中東變局對威權政權的顛覆更是使沙特將政權安全提上最重要的安全議程。這也是沙特將中東變局視為洪水猛獸的主要原因。其一，與中東國家正在經歷的政治與社會轉型相呼應，沙特國內政治不再是鐵板一塊。社會碎片化、高失業率、民眾貧困、底層伊斯蘭覺醒等潛在危機都可能成為安全問題挑戰沙特的政教合一的政體和王位傳承。[38]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知名學者布魯斯·瑞德爾（Bruce Riedel）就將沙特發生革命的情況比作黑天鵝事件，認為沙特安全的真正威脅在國內。只有力行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沙特才不會發生政權改變。[39]其二，鼓勵聖戰可能對沙特的國內安全產生回火效應。聖戰本身也是雙刃劍。當前，被敘利亞內戰激發的聖戰對準的是巴沙爾，但沙特的聖戰戰士回國後也可能將槍口對準沙特王室。在這方面，本·拉登是最好的證明。其三，聯盟解決不了沙特的國內安全問題。聯盟在屬性上是應對外部的安全威脅。這一論斷已得到伊朗的巴列維、埃及的穆巴拉克等實例的驗證，因此在運用外交解決外部安全問題時，沙特也應當同樣通過改革注重消除國內的安全隱患。只有這樣，沙特的政權安全才會更有保障，雙重安全問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

第三，試圖維穩的沙特在中東發揮的穩定作用值得商榷。儘管沙特反覆強調地區維穩是自己外交政策的基準，但沙特政策對地區的穩定作用值得商榷。其一，沙特將中東變局視為洪水猛獸，拋開中東民主化且單純從中東當前經歷的深刻政治社會轉型來看，沙特的做法都有失偏頗。瑞德爾將沙特出兵巴林比作1848年沙俄干涉歐洲革命和1968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出兵就是不容許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發生革命。[40]其二，沙特的地區安全觀中同樣包含利己動機。沙特出兵巴林、介入敘利亞內戰、與塞西政府結好都有圍堵和打擊伊朗的意味。沙特在敘利亞更是出錢拉一派打一派，直接介入主權國家的內政。其行為不是為揚湯止沸，緩解緊張的局勢，而是火上澆油增加民眾的痛苦，讓局勢更趨複雜。其三，沙特的伊核立場讓世界憂慮。沙特反覆強調，國際社會如果不能阻止伊朗擁核，國際核不擴散機制的法律責任和國際道義將對沙特不具約束力，沙特將自行尋求發展核武器。沙特同巴基斯坦的核合作是沙特發表上述言論的現實基礎。倘若如此，沙特將成為危及而非穩定國際核不擴散機制的因素。其四，沙特同以色列聯手可能成為危及地區安全的重大隱患。當前，伊核問題正處在關鍵期，而沙特和以色列都視伊朗核計劃為心腹大患，沙、以兩國存在戰略接近共同應對伊朗的可能性，在打擊伊朗核設施上進行戰略協調與配合。[41]顯然，這隻會讓中東的局勢更為惡化。

第四，難以穩固的三環外交將促使沙特更加依賴美沙同盟。儘管沙特期望以一體化整合海合會，但海合會的碎片化讓沙特難以應對。[42]阿拉伯國家作為整體已經不復當年反以戰爭時代的民族團結。儘管許以重金，但是沙特無法根本改變伊拉克和敘利亞拋棄民族認同、同伊朗親近的現實。麥加和麥地那是吸引億萬穆斯林年度朝覲的聖地，但是沙特憑藉宗教解決現實問題的效用極其有限。以個人信仰為基礎的宗教向心力難以轉化為國家行為，沙特並未因聖城護持國而順理成章地成為世界伊斯蘭國家的敬仰對象和天然領袖。受此制約，沙特只能穩固對外聯盟這條線。儘管沙特企圖通過開展第三方外交拉其他外部大國來糾正過度依賴美國的傾向，但這些外部大國無論在能力還是意圖上都難以讓沙特放心，不能幫助沙特保障安全和維護地區領袖的目標。沙特自身的能力缺失和難尋找替代選擇的結果讓沙特別無選擇。美沙同盟仍將是沙特外交與安全的最後和最好保障。因此，沙特開展第三方外交、抨擊美國對埃及、敘利亞和伊朗的軟弱政策、發表購買核武器的言論更像是拉美國回頭並提醒美國關切沙特利益的「叫早電話」（Wake-Up Telephone）。[43]儘管多元外交沒有幫助沙特實現外交獨立，但換回了美國高官密集訪問和不會拋棄盟友的安全承諾。

我們有理由相信，更依賴美沙同盟和外交協調將成為未來沙特外交的重要趨勢。沙特外交的協調屬性將大大調高。沙特不僅在打擊共同敵人「伊斯蘭國」上需要協調同美國、卡達等國的立場，也需要協調同伊朗和伊拉克的立場。而且在伊朗核問題、美伊關係、敘利亞問題上，沙特也需要同美國加強協調。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伊斯蘭使命、撒旦話語與革命後伊朗的外交安全戰略研究」（14BGJ037）和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中東地緣政治變化新趨勢及中國的中東戰略研究」（2012ZED001）的階段性成果。

（因篇幅限制，注釋部分省略，完整閱讀請點擊下方閱讀原文）

平台編輯：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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