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軼事——寫墓志銘的文豪們

06-17

李邕《葉有道碑》

在唐代，給人撰寫碑誌或書寫碑文可以得到一筆潤筆費，越是知名的文士所得到的潤筆就越多。李邕「尤長碑記，前後所制，凡數百首。受納饋送亦至鉅萬，自古鬻文獲財，未有邕者。」

晚唐時有一個叫馬逢的人家裡經濟狀況不好，大概屬於等待共同富裕的群體，他的朋友王仲舒看著心裡著急，就責備馬逢說，你家裡都窮成那個樣子了，為什麼不去給人寫碑誌呢？那樣就可以先富起來呀。

這些碑誌有的是立在寺廟裡的。裴度晚年在洛陽時出資修葺了福先寺，工程完工時要立一塊碑。皇甫湜從白居易手中搶得了撰寫碑文的差使，他提了一斗酒回到家中，一口氣喝下半斗酒後趁著醉意揮筆疾書，整篇文章一氣呵成。這篇文章文思高古，用了很多生僻字，也是大知識分子的裴度看了好半天才看懂。

裴度讓人用車拉了一車價值千餘緡的物品送給皇甫湜作為潤筆，皇甫湜認為這些潤筆給的也太少了，他讓來人給裴度帶話說，我皇甫湜的文字水平絕非平常之輩，一般不會屈身低就，除了給顧況這樣的大家的文集寫過序之外，還沒有輕易答應給誰寫文章。

這次我主動請求撰寫碑文，完全是為了報答裴公的厚愛。皇甫湜的話說到這裡時還是一副知恩圖報的口氣，下來就轉入正題了。皇甫湜說，像我這樣水平文章的稿費標準應該是每個字三匹絹。皇甫湜所寫的碑文有三千二百五十四個字，裴度共付給他九千多匹絹。

唐朝時絹的價值時常在變動，建中年間一匹絹值四千錢，元和末年一匹絹值八百錢，裴度在洛陽時是唐文宗太和年間，四千錢一匹和八百錢一匹只是一個參考價。

大書法家柳公權每年給人書寫碑文所得的收入也是「鉅萬」，這裡面包括現金更多的是實物。柳公權這個人是典型的學者類型，不善於理財，所得到的錢和金銀器皿都交給管家保管。這是一個空子，柳府的管家和一些僕人趁機鑽這個空子，把主人的錢當作自己的錢用，用了也不吭一聲。

柳公權曾經把一些銀杯銀碗放在一個竹箱子里，過了一陣子後，箱子上的封條完好無損，裡面的銀器卻不見了。那個管家在一旁裝模作樣的說這真是怪事，真是怪事，莫非遇上鬼了。柳公權沒有去追查這批銀器的下落，他笑哈哈的說，箱子里的銀器都羽化成仙升入天堂了。

墓碑和墓誌是碑誌的主要成分。中唐以後，長安城中的一些碑誌寫手改坐等生意為主動出擊，一打聽道哪個達官貴人家有了喪事，就會跑到人家府宅去，圍在門外面大聲招攬生意，這種情景比集市搶購還熱鬧。

當然，這些寫手和掮客不會去普通平民家，平民的墓也是平常的，很多墓裡面沒有墓志銘，放一塊青磚，磚上面刻著「阿娘墳墓，孟元簡咸通十五年×月五日。」

過去官員死後，給死者謚號、追封官爵屬於官方結論。官方結論有著一整套程序，唐朝的時候對於達到給謚號級別的官員先是由吏部中負責考核官員的考功郎中出具一份記錄死者生平的行狀，再由太常博士根據這份行狀提出一個謚號。

有時候為謚什麼字會爭論不休，許敬宗死後，負責擬定謚號的太常博士認為應該謚「謬」，在謚法中，「謬」的意思是名聲和實際不相符合。許敬宗的後人當然不會同意這種帶有貶意的評價，強烈要求重新改一個謚號，雙方爭論不下。

唐高宗特意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員合議，禮部尚書提出一個折衷方案，給許敬宗謚「恭」。《謚法》中說「即過能改曰恭」，禮部尚書的意思是，人不怕犯錯誤，改了就好。唐高宗最終敲定了「恭」。

和官方的結論不同，親屬給死者立碑屬於私人評價，私人評價就沒那麼嚴格，可以盡量的往好里說，說著說著就說過頭了。撰寫碑誌的人拿了主家的錢財就要替人家遮蓋則個，這個人臉上本來有些雀斑，碑誌的寫手就要多用些脂粉把雀斑蓋住，人們把這叫「諛墓」。

唐朝有一個叫劉叉的人生長在齊魯大地，少年時任俠仗義，酒後殺人。中年之後人變的沉穩了，開始修身養性，學著寫詩。聽說長安的著名學者韓愈廣交天下文士，劉叉這位業餘文學愛好者千里迢迢徒步來到長安，投奔到韓愈門下。

劉叉寫過一首詩：「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間萬事細如毛。野夫怒見不平處，磨損胸中萬古刀。」胸中仍在霍霍磨刀，可見江湖之情未了。

大概正是因為心中有刀，還時不時的要磨上一磨，劉叉很難同韓愈周圍的那些讀書人相處，於是就決定回到江湖中去。

離開長安時，學生劉叉拿走了韓老師的一筆巨款，這些錢都是韓愈給別人寫墓誌得到的潤筆。劉叉在解釋自己為什麼要拿走老師的錢時說，這都是諛媚墓中的人而得到的，不如讓俺老劉拿去作為生活費。

對於韓愈來說，並非凡是寫碑誌都要收費的。柳宗元去世之後，韓愈為他寫下了《柳子厚墓志銘》。柳宗元身處邊遠山區十多年，沒有什麼積蓄，他的靈柩返鄉安葬是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資助的，他的兒子周六、周七由劉禹錫撫養。

儘管韓愈和柳宗元的政見不同，但兩個人之間的友情非同一般，給柳宗元寫墓誌是韓愈在盡一位朋友的情誼。這篇墓誌中有一句話，「士窮乃見節義」，韓愈正經歷著「夕貶潮州路八千」的磨難，對於柳宗元的遭遇體會頗深。

不受制於金錢，往往能夠寫出傳世的好文章，韓愈的《柳子厚墓志銘》就是一個例子。

顏真卿也寫過許多碑文，鮮於仲通神道碑就是其中之一。鮮於仲通是一個複雜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有兩大敗筆，一是在擔任劍南節度使時喪師南詔，五、六萬軍隊全軍覆沒。

二是在擔任京兆尹時指使那些參加朝廷官員選拔的選人為主選官楊國忠樹立頌德碑。這塊頌德碑上的碑文由鮮於仲通撰寫並經唐玄宗圈閱改定，刻在石碑上的字中都填了金粉。

要說楊國忠的選拔官員的方法真可謂「創新」，他曾經採用了一種任命官員的簡單程序，具體的做法是不看檔案看相貌，個子低的候選人被派到道州任職（唐書中說：道州多矮民），長著絡腮鬍子的人去湖州，按照這個邏輯，長得黑的人有可能被分配到黑水都督府去，那個地方現在叫做哈巴羅夫斯克。

顏真卿在評價鮮於仲通一生時就遇上了難題，你不能在碑文中寫上埋在地下的這個人在瀘水打了大敗仗，也不能寫上這個人曾經為楊國忠塗脂抹粉。

面對著這種情況，顏真卿選擇了避而不談，即沒有提鮮於仲通喪師，也沒有提為楊國忠樹碑立傳，只是寫到「公初善執事，後為所忌，十二載遂貶邵陽郡司馬。」這裡的執事就是指楊國忠。由此可見，給人寫碑文要遵循的原則是，成績寫足，缺點帶過。

唐元和年間的裴均是走宦官路線步步高升的，口碑不好，他死之後，兒子準備了一萬匹絹縑去請韋貫之寫墓誌。生在長安長在長安的韋貫之倔強的很，凡是他瞧不起的人根本沒有調和的餘地，面對著十萬匹絹的潤筆，韋貫之說：我寧可餓死也不會去寫這篇墓誌。

有的家族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家的墓誌自己寫。呂延之，呂渭，呂溫是爺孫三代，都是當時有名的文人，呂渭在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三次擔任進士考試的主考官，呂溫是柳宗元劉禹錫的好友，元和初年那場公案中被貶的人稱為「八司馬」，呂溫則是第八個半司馬。

呂溫家族的碑誌都是自家人寫的，他說這樣做是為了將家族的優良傳統一代一代傳下去，以免文學能力荒疏水準墮落。

唐睿宗的女兒代國長公主下嫁給鄭萬鈞，公主死後，她的神道碑由丈夫鄭萬鈞撰文，兒子鄭聰書字。開元年間的大手筆張說曾評價說：鄭萬鈞父子皆工書，聰之能書，本源於家學。這個家學也包括鄭聰的母親代國長公主的一份。

有一種說法是鄭聰就是鄭潛曜的曾用名，鄭潛曜娶唐玄宗的女兒臨晉公主為妻，鄭氏父子二人都是駙馬。長安城南韋曲杜曲一帶是富人的居住區，鄭潛曜在神禾塬上也有一座別墅，別墅中有一個蓮花洞。

在附近少陵塬上居住的杜甫是鄭家的賓客，當然不是很吃香的那種人。杜甫寫過一首《鄭駙馬宅宴洞中》的詩，詩中的洞就是蓮花洞，詩中寫到「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清琅玕。春酒盃濃琥珀薄，冰漿碗碧瑪瑙寒。」在炎熱的夏天，琥珀杯中斟滿濃香的美酒，瑪瑙碗里盛著加冰的飲料，這種生活是夠杜甫羨慕的。

有句成語叫做蓋棺論定，但有些人則是在沒有蓋棺之前自己先給自己定論。唐會昌六年初，白居易就給自己寫了《醉吟先生墓志銘》，他在墓志銘中表示自己死後喪事從簡，不要請太常議謚，不要立墓碑。

白居易死後葬在洛陽城外的龍門山上，當時的河南尹盧貞根據白居易的遺願在他的墓前樹立了刻有《醉吟先生傳》的石碑。據說前往龍門山遊玩的洛陽人和外地遊客路過白居易墓前時，都會往地上酹一杯酒以示懷念，久而久之，墓前有一塊地方的泥土經常是濕潤的，並且散發出一股濃香的酒味兒。

白居易是會昌六年八月去世的，這時候唐宣宗已經即位。宣宗很喜歡白居易的詩，他在《吊白居易》一詩中寫到「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一些官員看見皇上這麼喜歡白居易的詩，就覺得自己應該做些什麼，於是便上書宣宗提議給白居易一個謚號。宣宗指示：我勸大家去看一看白居易的《醉吟先生墓志銘》，還是以尊重死者生前的遺願為好。

不過白居易生前的遺願最終還是落空了。他的從父兄弟白敏中當了宰相後替白居易請謚，最終議定為「文」。白敏中還請李商隱為白居易寫了神道碑。

其實，人死之後就由不得自己了，或者成為一塊磚，或者成為一座牌坊，或者成為一面鏡子，或者成為一尊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