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真：阿爾文·約翰遜與「流亡大學」的創辦

　　 【內容提要】20世紀30至40年代，為對抗納粹德國的殘暴政策和美國社會的冷漠態度，在拯救歐洲知識難民的行動中，美國知識界"新左派"代表人物阿爾文·約翰遜，以他非凡的膽識、樂觀主義的精神和頑強的努力，在他領導的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內部，創辦了一所被稱之為"流亡大學"的研究生院，接受了182名來自歐洲各國的著名科學家，從而使這所"流亡大學"成為了美國社會科學"國際化"的突破口和世界上第一個國際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關鍵詞】阿爾文·約翰遜/"流亡大學"/流亡科學家

　　 1933至1945年間，納粹政權在德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的統治導致了上千名科學家流亡美國，他們中的182名被美國知識界"新左派"代表人物、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院長阿爾文·約翰遜創辦的"流亡大學"接受。在當時美國一所高校平均只接受不足3名流亡科學家的情況下，"流亡大學"所接受的流亡科學家數量遠遠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學術機構。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阿爾文·約翰遜在1933年那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做出了創辦"流亡大學"的決定？"流亡大學"創辦過程中經歷了怎樣的努力與鬥爭？這些流亡科學家的到來對美國科學、教育事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對於這些在當今中國學術界尚無人問津的問題，本人作一初步探討。

　　 一、"流亡大學"的初期籌劃

　　 1933年4月7日，納粹德國希特勒政府頒布《重設公職人員法》，開始在大學校園中驅逐有猶太血統、有民主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這場文化清洗運動立即給德國的大學帶來了約500個空位①。納粹黨人對1810年以來德國大學奉行的"科學自由"精神的公開踐踏，在西方知識界激起了普遍的強烈憤慨，與此同時，一個"拯救知識界的進程"開始了。而在美國，最早做出積極反應的是"社會研究新學院"院長阿爾文·約翰遜。

　　 阿爾文·約翰遜1874年出生於美國中西部內布拉斯加州一個丹麥移民的家庭，早年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學，後在哥倫比亞、斯坦福、康乃爾等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並在此期間成為美國知識界"新左派"圈子中的一員。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他與經濟學家索爾斯坦·B. 維布倫、維斯利·C. 米切爾，哲學家約翰·杜威，歷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詹姆斯·H. 魯濱遜，人類學家弗朗茲·博厄斯以及英國社會學家哈羅德·拉斯基等人共同集資，在紐約西12號大街66號創辦了一所名為"社會研究新學院"的成人高校。出任院長的阿爾文·約翰遜將"國際諒解"和"社會批評式的啟蒙"作為它教學計劃的原則，這所學院同時也成為了美國成人高校事業發展的開端②。

　　 阿爾文·約翰遜之所以會在1933年最為積極地參與援救德國流亡科學家的行動，與他在20年代就和德國社會科學界有密切交往緊密相關。1924年1月美國對德國實施"道威斯計劃"的前夕，約翰遜作為美國經濟學界訪問團成員第一次來到德國，這使他獲得了接觸德國知識分子、尤其是他們中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機會。通過這些人，他了解到，那些1918年後在德國創立的具有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革新性國民高校，如法蘭克福大學、柏林政治高等學院等，在教育和政治理念上是與他在美國主導的那所從事應用科學研究的"社會研究新學院"的追求方向相一致的③。因此，當1927年約翰遜接受他的老師、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埃德溫·塞利格曼的委託，主編一套《社會科學百科全書》時，他很自然地在這些人當中尋找論文的撰寫者。六年間，全世界有600多位科學家圍繞著這項工作進行了合作，並帶來了大量的論文和人事交往。德國科學家對這項工作的熱情和努力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尤其是格哈德·科姆、埃米爾·雷德勒、雅可布·馬夏克、弗里茨·勒曼以及漢斯·施佩爾等人，提供了數量最多、內容最廣泛、質量最高的論文④。

　　 這些德國社會科學家寄來的論文，部分反映了自192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以來在德國開展的那場熱烈的經濟理論大討論中的革新思想，更使約翰遜認識到社會科學研究的世界中心在德國。30年代初，美國也開展了一場關於如何克服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理論戰略討論，參與其中的約翰遜發現，"美國經濟理論界的討論還遠遠沒有跳出自由放任式的傳統經濟理論框架，而在德國，這些"改革派"理論家們已經提出了相當具體、切實可行的危機克服方案，只不過還沒有被在台上執政的統治集團採納罷了"⑤。因此，1932年10月，約翰遜再度前往德國，求教於這些主張推行積極的"赤字財政"和"有計劃的國家干預"政策的德國"改革派"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在這些德國學者科學工作的政治、理論、方法的基本內容中，他看到了一種重要的開端，能用來突破美國社會科學界中占統治地位的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

　　 納粹德國文化清洗運動的開展，使約翰遜為這些德國科學界老朋友們的困境擔憂，與此同時，接納這些人並在紐約創辦一所"流亡大學"的想法在他的腦海中開始形成。1933年4月13日，也就是納粹德國《重設公職人員法》出台後的第六天，他在給他的密友安格內斯·德·利馬的信中談道："這些被解聘的德國教授中有許多人是我的朋友，我將尋求金錢上的資助，使他們中的10位或12位能到這裡來，以建立一所"德意志流亡大學"。用它作為"新學院"的研究生院，不僅能將這所成人高校迅速提升為一所正規大學，而且能為每一所西方大學所接受。"他後來回顧道，"我是在紐約第五林陰大道的公共汽車上突然產生這個想法的，並贏得了我的老師埃德溫·塞利格曼的幫助。"⑥ 在4月24日的信中，他請求塞利格曼"為了從這場文化清洗的廢墟中創建一所德意志流亡大學，必須立即開通以博愛猶太人為方向的美國私人和社會組織的捐助渠道，爭取能在兩年時間裡投入12萬美元，為至少15位科學家每年支付4000美元的工資。特別是那些與《社會科學百科全書》工作有聯繫的人意義重大，許多有名望的德國科學家應該立即來美國"⑦。

　　 在5月13日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的採訪時，約翰遜談到他本人"正在計劃創建一所"流亡大學""，並表示他"已經有了部分金錢，但還需找到最大的部分"。就在這一信息見報後不久，一位從事煉油業和金融業的猶太富商被約翰遜"創辦一所流亡大學"的想法迷住了。這位名叫海勒姆·哈利的猶太富商雖答應提供這筆金錢，但提出暫不公開他姓名的要求。

　　 有了這筆12萬美元的創業費，約翰遜開始考慮接受德國科學家的人選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非常尊重奧地利"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家約瑟夫·A. 熊彼特的意見。熊彼特1932年才受聘於哈佛大學，是當時在美國社會科學界中獲得最高地位的外國人。自1933年4月以來，熊彼特與不少在德國遭到驅逐的社會科學家、尤其是經濟學家有通信來往，這些德國同行想通過他來獲得被美國大學接受的門徑，因此，阿爾文·約翰遜甚至想邀請他參與整個計劃中的援救行動。

　　 然而熊彼特的態度令約翰遜感到十分意外。他向約翰遜表示：他"遵循不參與任何行動的原則，因為這並不屬於一位經濟學家直接的職業義務"。當約翰遜向他說明，這種援救行動能被理解為反抗納粹主義時，他反而更固執地堅持這一點："他並不反對希特勒政府，因為他以前在德國見識過納粹黨人。"他還耿耿於懷地談到：他之所以"後來求聘於美國哈佛大學，是因為1932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阻撓他受聘於柏林大學"⑧。事實上，並不是社會民主黨人，而是維也訥·佐姆巴特領導的右翼保守主義"行動圈子"統治的柏林大學經濟系不想要他。熊彼特不僅一再散布這種觀點，而且還在40年代撰寫、去世後才發表的《經濟分析史》一書中寫道："他們根據左派的政治傾向來聘用候選人"，以至於"在這種環境中，納粹主義的實踐並不意味著一場如此之大的決裂，也並沒有引起那麼大的傷害，不像外國觀察家們所期待的那樣。希特勒的上台，可能意味著一場災難，但也同樣帶來了拯救"⑨。正是由於熊彼特的阻撓，哈佛大學在整個援救行動中沒有接受過任何一位德國流亡科學家。

　　 儘管熊彼特對自己的政治信念毫不掩飾，但在參與接受人選的意見方面仍然進行了合作。在他為約翰遜提供的名單中，不僅有卡爾·曼海姆、漢斯·施佩爾這樣的社會學家，更有埃米爾·雷德勒、阿道夫·勒韋、雅可布·馬夏克、格哈德·科姆、漢斯·奈塞爾這樣的經濟學家，並承認"這些經濟學家在德國是最優秀和最有創造性的"，尤其是雷德勒，被他稱之為"世界上居領導地位的經濟學家之一"⑩。這種選擇與約翰遜對這些德國社會科學家所作的個人評價完全一致，因為這些人物儘管大多還很年輕，但已在美國科學界和"新政"人士圈子裡贏得了相當可觀的名聲。

　　 二、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分歧與合作

　　 1933年5月初，紐約國際教育研究所所長斯蒂芬·達根，本著"科學與教育沒有民族和意識形態界限"的信念，發起並成立了"援助德國流亡學者緊急委員會"，該委員會的目的在於："挽救那些因納粹暴政而被從德國大學中驅逐出來的學者的知識和研究才能，為美國的科學和教育服務"(11)。參加這個委員會的不僅有包括阿爾文·約翰遜在內的一批美國教育和科學界的領袖人物，也有以洛克菲勒基金會為首的美國私人基金會的代表。

　　 5月23日，"緊急委員會"在紐約召開會議，討論的問題正是自4月7日以來約翰遜獨自一人在研究的問題。與會代表在這點上達成一致："應在美國大學體制內部為那些遭到解聘的德國教授尋找儘可能多的工作崗位。在找到可供支配的崗位後，委員會應在崗位的尋求與空位之間充當中介人。"這次會議還做出決定："應給予那些年齡在35至55歲的科學家以優先權，因為這些人本身還有"產出年"，而且已經證明是優秀的。"根據這一標準，"緊急委員會"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委託，公布了一份"必須給予援助的600多名德國學者的名單"，他們都是受洛克菲勒基金會追蹤政策所尊重的人物(12)。

　　 早在1928年，為了能在西歐科學家共同體中佔有一席之地，洛克菲勒基金會便在巴黎設立了辦公室，它不僅收集有關歐洲科學，尤其是德國大學的詳細情報，而且表現出對促進德國的科學、尤其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特殊興趣(13)。1929至1933年間，洛克菲勒基金會為德國科學界總共投入了400萬美元，其中有83萬美元投向了德國的社會科學界(14)，許多德國的社會科學家都曾得到過它的資助：例如，在被基金會奉為"現代經濟研究的麥加"的基爾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有專門從事經濟發展趨勢理論研究並對整個世界經濟走向進行預測的阿道夫·勒韋、漢斯·奈塞爾、格哈德·科姆等人；在海德堡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有專門從事歐洲普遍經濟發展條件研究的阿爾弗雷德·韋伯、埃米爾·雷德勒、雅可布·馬夏克等人；在柏林農業高等學院農業市場研究所，有專門從事普魯士農業改革及其對地方和全國物價影響問題研究的卡爾·勃蘭特；在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有同樣從事經濟發展趨勢理論研究的歐根·阿特舒爾以及他的研究小組。基金會的這類資助並不僅限於經濟學領域，同時也涉及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例如，在法蘭克福大學，它資助了由卡爾·曼海姆主持下的社會學研究；在科隆大學，它資助了由漢斯·克爾森和埃里希·胡拉領導下的國際法研究所的工作，而在柏林政治高等學院，它資助了漢斯·施佩爾和漢斯·西蒙斯領導下的社會學研究項目(15)。

　　 所有這些重要人物在1933年5月不僅都出現在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的那份600多人的名單上，而且也出現在約翰遜與熊彼特草擬的那份名單上。也就是說，約翰遜領導的"社會研究新學院"與洛克菲勒基金會挑中並打算援救的是同一批德國社會科學家。儘管如此，兩者的動機卻並不相同，它們援救政策上的分歧源於一種原則上的區別。

　　 首先，這種區別涉及對納粹運動本質的認識問題。約翰遜不相信這個時代的德國只代表了納粹黨人一時的誤入歧途，更不相信這會很快地成為過去，他認為，"只要有納粹政權存在，對知識難民的援救就必須作為長期的事情來堅持，為他們在美國找到長期固定崗位是完全必要的。"(16) 而洛克菲勒基金會卻認為，"納粹主義的過度行動只是一種暫時現象，因而對知識難民的長期資助措施和計劃是多餘的。"(17)

　　 其次，這種區別還涉及對這些德國科學家的認識問題。洛克菲勒基金會之所以資助這些德國科學家，是因為它相信，這些科學家追求的正是它所感興趣的"現代經驗性的"社會科學方向，而德國的社會科學界過去一直被"古老的哲學方法所統治"，因此，它試圖在德國大學體制內部促進這些以經驗性研究為方向的"少數派"(18)。而在約翰遜看來，這些被洛克菲勒基金會視為"美國主義者"而挑中的人，實際上仍在堅持歐洲理性主義哲學的傳統理念，他們中的不少人還在政治上承擔了義務。與其說他們是接近那種不問政治並具有保守主義學術傾向的美國社會科學主流的，不如說他們是接近那個在"社會研究新學院"中具有積極進步精神的美國能動主義"少數派"的。"這些德國科學家在引入經驗性方法的同時，也與杜威、維布倫、比爾德、魯賓遜等人一樣，對政治和社會的發展提出了倫理學上的問題。作為社會科學家，他們希望造就一個經濟上更為公平合理、政治上更為民主的德國。"(19) 這種認識上的分歧也反映在兩者關於援救德國科學家的目標上。約翰遜想獲得這批人並在美國保持他們的歐洲本質特點，因為他相信，"美國的社會科學界急需歐洲的理性主義，作為一種強有力的解毒劑，來反對那種不問政治並具有保守主義性質的實用主義。"洛克菲勒基金會卻認為，"如果這些德國科學家最後真的來到美國，便要按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方針來改造他們。"而這個主流，正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約翰遜以及他的"新學院"加以拒絕的(20)。

　　 最後，對美國普遍蔓延的孤立主義情緒做出的不同反應，直接導致了兩者在安置流亡科學家具體政策上的區別。自20年代末以來，由於孤立主義的強烈影響，美國高校開始實行嚴格的外聘限額制。尤其在希特勒上台之後，美國社會上那種對來自歐洲的顛覆破壞、滲透活動的擔憂也同樣在大學裡蔓延，警惕"社會主義的第五縱隊"和"國際諒解的搗亂者"的呼聲四起。這種"對外來科學家的恐懼症"，由於世界經濟危機的後果得到了加強。特別在美國246所正規高校中，整個教師隊伍的近10％，即2600多人被解聘的情況下，有猶太血統的德意志競爭者的湧入被不少美國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視為自己晉陞機會的一種威脅(21)。這種情緒在反猶太主義的傾向中找到了相當強烈的表達。

　　 事實上，就連作為美國猶太人基金會的洛克菲勒基金會，也沒有完全擺脫反猶主義情緒的影響。紐約總部社會科學部代表艾倫·克雷格甚至表達過這種擔憂："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德國是多麼缺乏自由主義傳統，而我們正在面臨一種巨大的危險：當如此之多的猶太人被安置在美國大學裡時，我們很可能是在以一種失控的規模，在美國造就完全同樣的非自由主義傾向。"(22)

　　 然而這些社會科學家恰恰是4月以來最早被德國大學掃地出門的人，也是在1933年以前受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人。如果不援救他們，將意味著過去在德國投入的金錢"被扔到了窗外"；如果接受他們，又意味著對美國大學當時實行的反猶限額體制的一種挑戰。面對這種令人棘手的局面，基金會董事會做出了決定："既然我們曾經為德國社會科學研究的"美國化"提供過金錢，現在就必須考慮如何挽救這筆投資。""如果驅逐這批科學家後，在德國就不再能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可考慮將他們安置在西歐諸國，萬不得已之時，也可考慮讓這些科學家難民進一步的"美國化"，但在接受他們時，應遵循這個原則：將他們分散到美國各地。"(23) 因此，基金會援救工作的重心最初是放在將這些德國科學家安置在西歐諸國上的，而在美國的安置工作中，也一直堅持"每所大學接受的流亡學者一般不超過3人"的分散原則。像約翰遜那樣，將一個德國社會科學家的核心集團集中於一所"流亡大學"中的做法，是洛克菲勒基金會不願看到的，因為它擔心這些歐洲人在美國仍然是"歐洲化"的。

　　 在約翰遜看來，這所"流亡大學"的意義就在於：它不僅能接受數量更多的德國科學家，而且能真正繼續那種在德國已被掃除掉的批評式的社會研究傳統，並能使美國社會科學"國際化"。儘管不少"朋友"對他的計劃表示反對，認定"這樣一個將猶太人遷居到美國大學中的計劃不會有哪怕最小的成功前景"，嘲笑他"在這些德意志人中尋找一流科學家的期望可能會落空，因為他們絕大多數是猶太人或社會民主黨人，他們的工作本來就是劣質的"(24)。但約翰遜堅定地表示，這些人的特點正是他的興趣所在，他就是要用這種"行動中的抗議"來反對納粹的野蠻政策和美國社會的冷漠態度。"這不僅是作為與那些在德國遭到驅逐的科學家們保持團結一致的行動來設想的，而且也是要告訴孤立主義公眾：採取這樣的行動不會使美國成為一個難民國家，只會使美國成為質量水平最高的國際研究中心！"(25)

　　 儘管有這些原則上的分歧，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代表仍然在5月23日的會議上宣布了它的計劃："基金會將為緊急委員會從任何別的來源中籌集到的每一美元追加它的一美元。同時，基金會將為所有科學領域設立一筆總額達14萬美元的"特殊研究援助基金"，其中5萬美元用於社會科學，這筆錢供緊急委員會自由支配。"(26) 雖然"緊急委員會"實際上是在代表洛克菲勒基金會採取行動，但由於約翰遜是"緊急委員會"中的重要一員，因此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政策對約翰遜的"流亡大學"計劃也仍然有效。這樣，在已獲得最初的創業資金的情況下，又有洛克菲勒基金會做出的"提供一半工資"的保證，約翰遜招聘被驅逐的德國科學家的行動，作為美國科學界最早的援救行動，終於在1933年6月初開始了。

　　 三、對納粹德國流亡科學家的接受

　　 阿爾文·約翰遜選擇德國經濟學家埃米爾·雷德勒作為他招聘工作的開端，用他的話說："我挑選埃米爾·雷德勒作為我的教授集團的領導人，是因為他最深刻地打有馬克斯·韋伯的思想烙印，而又絕不是馬克斯·韋伯奴隸般的追隨者。"(27)

　　 自20年代初以來，埃米爾·雷德勒一直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外圍知識分子集團中的核心人物，1932年他從海德堡大學轉聘到柏林政治高等學院後，他家裡經常聚集著一群討論政治和戰略問題的社會民主主義知識分子。這些人幾乎都曾為約翰遜主編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提供過論文，並得到過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也是被熊彼特推薦到優先者名單上的人。由於"他們大多有猶太血統，因而受到《重設公職人員法》的直接震動"(28)。若找到了雷德勒，應能得知這些人的下落。因此，約翰遜委派他的助手埃德溫·米姆斯於1933年6月初前往柏林(29)。

　　 米姆斯的柏林之行並不成功，因為雷德勒已於1933年2月以"合法身份"離開了德國。他當時應國聯勞動局主任的邀請，前往巴黎出席一次國際會議，會後他沒有返回德國，而是移居了倫敦，並在2月底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海因里希·曼等人一起出現在反法西斯主義的"自由言論"大會上。(30) 幸運的是，米姆斯在柏林意外地遇到了正在雷德勒家中避難的朋友漢斯·施陶丁格爾，並根據他所提供的新地址趕往倫敦，向雷德勒說明了約翰遜的"流亡大學"計劃(31)。雷德勒隨即前往紐約與約翰遜本人面談，並達成了一致。雷德勒決定謝絕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一項聘任，加入"流亡大學"的隊伍。隨後，兩人又在熊彼特提供的優先者名單的基礎上，擬定了一份有關潛在合作者的大名單，並於6月底返回倫敦，準備與這些人進行聘用性質的洽談。

　　 這份大名單上的人物在獲悉阿爾文·約翰遜或其它外國機構的努力以前，幾乎沒有任何前途。尤其是其中的"改革派"經濟學家，他們與奧地利"新古典主義"的"正統學派"同行相反，在國際科學界還沒有建立起牢固的接觸與聯繫，也並不清楚美國的"新政"人士圈子早就在關注他們的事實。由於得不到熊彼特的幫助，為躲避納粹的迫害，他們中的頭一批人已逃離德國。最早流亡出境的是前基爾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國際經濟統計部領導人、著名經濟學家阿道夫·勒韋，他於4月3日逃往瑞士日內瓦，在"新學院"的邀請書轉到他手中之前，已接受了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提供的一個教授崗位(32)。海德堡大學著名經濟學家雅可布·馬夏克也於5月初逃往法國巴黎。這位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世界上居領導地位的現代數理經濟學家"通過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得到了一個設在英國牛津大學的崗位，因而也未能在此時加盟"流亡大學"。(33)

　　 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的卡爾·曼海姆於4月流亡倫敦。當約翰遜與他會面並向他發出邀請時，這位"馬克斯·韋伯去世後世界上最重要的社會學家"卻提出："新學院"應辦成一所由他的社會思想主導的學院。但約翰遜更想要的是一批"團體賽的成員"，不能只有一位像曼海姆這種聲望的科學家。因此，曼海姆沒有前往紐約，而是接受了倫敦大學的一個副教授崗位。約翰遜對這樣的拒絕"感到意外"，他後來回顧道："我盼望這些德國人能來，呼喚他們到這兒來！到這兒來！而他們卻非常挑剔，但我並不氣餒。"(34)

　　 到1933年7月初，約翰遜只獲得了雷德勒，還必須找到名單上其他人的逗留地點，招聘他們並安排他們渡海。但由於雷德勒不願返回德國，約翰遜又不具備必要的德語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雷德勒想起了他在柏林政治高等學院時的助手、精力充沛的社會學家漢斯·施佩爾，此人不僅政治上可靠，而且沒有猶太血統，既能自由出入德國，又無人身安全上的擔憂，因此決定委託他擔任信使，代表"新學院"在德國與其他人選進行洽談。

　　 經施佩爾在德國一個多月的緊張努力，到9月初，這所"流亡大學"招聘到它最初的教授隊伍，其核心成員由經濟學家組成：除埃米爾·雷德勒外，有柏林農業高等學院農業市場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卡爾·勃蘭特，基爾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的金融學家格哈德·科姆，柯尼斯堡大學的經濟理論家阿圖爾·費勒爾，漢堡大學的經濟學家愛德華·海曼，以及柏林社會教育研究所的女勞動學家弗莉達·溫德爾里希。此外，還有其它專業的專家，如法蘭克福大學的法學家赫爾曼·康托洛維茨，法蘭克福大學勞動學院的社會學家卡爾·邁爾，柏林政治高等學院的社會學家漢斯·施佩爾，科隆大學職業教育研究所的社會學家阿爾伯特·薩羅蒙以及音樂學家恩斯特·馮·霍爾波斯特爾。而形態心理學的奠基人、法蘭克福大學教授馬克斯·韋特海默爾由於"國會縱火案"的影響，已於3月初流亡捷克斯洛伐克，他是在布拉格接到約翰遜的邀請書後於9月前往紐約的(35)。

　　 1933年10月1日，這所已擁有12名教授的"流亡大學"，帶著它可觀的公眾注意力，開始了秋季學期的教學和研究活動。但約翰遜的招聘行動並未停止，在此後的一年中，又一批歐洲社會科學家來到"流亡大學"，他們當中除來自義大利卡克利阿里大學的政治學家馬克斯·阿斯科利外，其餘都是德國社會科學家。這些人當中，除科隆大學的企業管理學家弗里茨·勒曼和萊比錫大學的經濟法專家魯道夫·利陶爾外，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阿道夫·勒韋的弟子、國民經濟學家艾馬爾·阿爾弗雷德·克勒爾。為逃離德國，克勒爾試圖弄到一份去劍橋大學的獎學金，卻遭到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拒絕，其理由是他在攻讀博士學位以前只是個鎖匠。在這種情況下，勒韋果斷地通過洛克菲勒基金會將他推薦到了"流亡大學"(36)。

　　 在這輪招聘中，約翰遜特別希望得到在政治上採取過積極行動的社會科學家。在他看來，這種政治家型的學者的實踐經驗不僅能對政治領域進行極有價值的科學研究，而且能促進具有現實意義的危機討論並能鞏固"流亡大學"的政策基礎。經雷德勒推薦，三位具有非凡的政治經歷的學者來到了"流亡大學"。

　　 憲法學家、公共財政管理專家阿諾爾德·布雷希特曾擔任過德國內政部憲法司司長。1932年6月，這位民主黨人曾在國家最高法庭上代表普魯士邦政府與巴本作過堅決的鬥爭，並在1933年2月聯邦議院的鬥爭中公開抵制過希特勒(37)。政治學家漢斯·西蒙斯是柏林政治高等學院的奠基人，曾擔任該院院長達10年之久。布呂寧政府時期，這位社會民主黨人還擔任過兩年普魯士下西里西亞省省長。這兩人都是在1933年7月14日納粹黨成為全國惟一合法政黨後，因"政治上不可靠"而於8月30日被解除公職的(38)。經濟理論家漢斯·施陶丁格爾曾擔任過普魯士商業部長和社會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巴本上台後，於1932年6月移民比利時，但仍以外國人的身份在漢堡領導"德國青年社會主義者組織"的活動。1933年4月，他被蓋世太保逮捕，6周後，在比利時政府的干預下出獄，但釋放的條件是：他必須在6周之內離開德國，並不得與他的任何社會主義朋友聯繫，否則其他青年社會主義者將被關進集中營。由於不能返回漢堡，他一直在柏林雷德勒的家中避難(39)。這三人都在接到約翰遜的邀請書後立即前往紐約。

　　 1938年3月12日德國吞併奧地利後，納粹文化清洗運動在更廣的空間里進行，歐洲局勢進一步惡化，從而導致新一輪科學家難民潮從歐陸湧向美國。此時被"流亡大學"接受的有：現象學的奠基人、維也納大學的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許茨，維也納大學的政治學家、前維也納副市長恩斯特·卡爾·溫特爾，馬德里大學的政治學家、前西班牙共和國駐美大使費爾南多·德·洛斯·里奧斯，羅馬大學的社會學家尼洛·利瓦伊，法蘭克福大學校長、哲學家兼外交家、前埃伯特總統辦公廳主任庫爾特·里澤勒，柏林猶太學研究所的政治哲學家萊奧·施特勞斯，科隆大學的科學哲學家、胡塞爾的弟子費利克斯·考夫曼以及國際法專家埃里希·胡拉(40)。此外，早先流亡海外的科隆大學的歷史學家法伊特·瓦倫丁離開了倫敦大學，海德堡大學的經濟學家雅可布·馬夏克離開了牛津大學，基爾大學的經濟學家漢斯·奈塞爾離開了哥倫比亞大學，這三人也先後加盟"流亡大學"。

　　 在歐戰爆發前，約翰遜已為這所"流亡大學"召集了一支由30名流亡科學家組成的專門從事社會科學和政治科學研究的教授隊伍，他們當中絕大部分是德國人，而且是一批德國社會科學界的精英人物。作為自由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猶太人，他們代表了魏瑪共和國的民主主義和多元主義理想。他們認識到，這場"納粹革命"必然會有系統地拆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他們建立起來的所有東西，在納粹德國不再有他們的未來。因此，對他們來說，這所"流亡大學"絕不只是一個臨時避難所，更重要的是，它還向他們提供了在社會民主主義理想意義上繼續工作的可能性。正是在這裡，魏瑪共和國的理想得以繼續存活。

　　 四、歐陸淪陷後的拯救行動

　　 1939年9月歐戰爆發後，尤其是隨著1940年4月德軍突襲丹麥、挪威，5月閃擊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歐洲知識難民問題以更為災難性的方式尖銳化了。阿爾文·約翰遜從納粹對歐洲的一場全面勝利的前景出發，認為"歐洲的智力工作和科學研究將會完全陷於癱瘓，美國將會在下一個5年、甚至是10年或20年中成為能保持自由思想和獨立科學精神的惟一國家。"(41) 因此，他準備採取更大規模的拯救行動。

　　 1940年5月26日，約翰遜向"緊急委員會"提交了一份立即接受200名歐洲科學家的《聯合拯救行動》的建議書，提出："應立即從英國接受100名、從法國接受75名、從歐洲其他國家接受25名教授來美國。"同時，他還極力勸說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代表們相信："美國只有當它想做的時候，才能開始真正的幫助。而迄今為止，美國各高校只安置了不過400多名科學家，這才剛剛達到美國高校接受能力的1％。由此可見，所有那些關於大學人員泛濫的不吉利的傳聞都是謊言，至少還應該加倍地接受流亡學者！"(42)

　　 歐戰的爆發也使洛克菲勒基金會紐約總部對歐洲局勢產生了懷疑："從前景上看，美國將會很快成為躲避納粹軍隊的大量歐洲科學家的惟一避難所，斯堪的那維亞國家捲入戰爭也並不是不可能的。"(43) 這種懷疑很快就被1940年4月以來的歐洲危局所證實。在這場歐洲文明的崩潰中，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計劃者們看到了促進美國文化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又一次良機，而且"這些歐洲科學家大多沒有猶太血統，與那些德國科學家相比，他們能更好地適應美國的環境。通過一種接受上的分散方式，他們能在不受公眾注目的情況下，分析最近在歐洲發生的重大事件，為美國的未來決策提供最緊迫的幫助"(44)。因此，6月初，洛克菲勒基金會開始研究接受歐洲各國科學家的新方案。

　　 然而美國高校"對外來科學家的恐懼症"此時並未消退，"緊急委員會"主席斯蒂芬·達根於6月5日告知洛克菲勒基金會："必須清楚這一點，大學目前還尚未改變它們對難民的態度，而且幾乎不願在值得一提的範圍內參與性地承擔基金會的行動。只有阿爾文·約翰遜支持這個方案，他本人就是在這類方向上工作的，最近，他還特別提交了新建議，並指出：應毫不猶豫地將數量不限的歐洲社會科學家，至少100人接到新學院來，只要他能得到必要的資金推動此事。"(45)

　　 在法國淪亡，英國岌岌可危的局勢下，阿爾文·約翰遜這位66歲的老人，彷彿突然間成了"惟一真正能以必不可少的進取心和創新性來考慮歐洲知識難民問題的人"，而且在具體的接受工作上，"他能比緊急委員會的達根先生更具有優勢"(46)。因此，洛克菲勒基金會開始著手考慮約翰遜的建議。7月22日，基金會主席雷蒙德·B. 福斯迪克批准了與約翰遜之間達成的《共同緊急方案》。但在這個方案中，由於經費上的原因，約翰遜提出的那個接受200人的計劃被削減為100人，這100人中還包括由洛克菲勒基金會以前安置在西歐各國的60多名德國流亡科學家(47)。8月19日，頭一批，即17位歐洲科學家前往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的旅費得到了批准，他們當中有1933年4月流亡到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基爾學派"首領、經濟學家阿道夫·勒韋(48)。

　　 在《共同緊急方案》的實施過程中，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計劃者們卻一直對約翰遜的援救戰略持懷疑態度。因為根據這個方案：新來的科學家最大限度只應受聘2年，而約翰遜在接受新來者時卻並未宣布對他們採取的是一種臨時性的聘用，那麼"他會將適合於"流亡大學"擴展計劃的大量科學家長期留下來嗎？從"流亡大學"迄今為止的歷史看來，這種猜測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它現已發展到50名固定成員的教授集團中，只有卡爾·勃蘭特一人離開了它。而"流亡大學"的新計劃宣布：以後來的經濟學家將被安置在一個新設立的"世界經濟研究所"里，它將依照基爾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的模式來建立，並繼續它自20年代以來的工作。由於"基爾學派"原有成員已幾乎盡數集中在"流亡大學"，尤其是勒韋的到來，使約翰遜現在擁有了最為重要的人物，因此，這個新計劃完全有可能變為現實"(49)。

　　 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計劃者們現在看到了這種危險："兩年後，它很可能要長期對擁有150名成員以及一年多達幾十萬美元債務的"流亡大學"負責"(50)。而他們是不願看到眾多流亡科學家完全集中於一個中心的現象的，因此總是不間斷地詢問約翰遜："在此期間，流亡大學已經解救了多少新來的科學家？"約翰遜最後極不情願地解釋道："他並不打算讓他的流亡大學完全立足於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先生們。"(51) 為此，他經過艱難的努力，終於在羅森沃德家族援助基金會、杜克煙草公司、紐約猶太人基金會、古根海默基金會、利塔內爾基金會、"美國猶太勞工總會"以及戴高樂將軍領導的"自由法國運動"那裡找到了新的捐助者。這些機構分別為"流亡大學"提供了10萬美元以上的捐款，其中羅森沃德家族援助基金會提供了40萬美元，杜克煙草公司提供了25萬美元，紐約基金會提供了23萬美元(52)。

　　 後來的事實證明，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擔憂是多餘的。由於英國並未淪陷，《共同緊急方案》挑選出來的100名歐洲科學家中只聘到89名，其中37名安置在其它國家，52名到了美國。這52名中，有34名安置在"新學院"，3名去了哥倫比亞大學，2名去了耶魯大學，2名去了國家經濟研究局，2名去了布魯金斯研究所，其餘9名去了9所美國的新大學。在新學院接受的這34名科學家中，只有經濟學家勒韋一人被很快聘到正教授崗位上，其餘的33名中，有17名在2年後被安置到其他美國高校。3名法國科學家因獲得了"自由法國運動"的全額資助，而放棄了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的2年內的一半工資，即每年2000美元的資助。因此，兩年期限結束後，只有13名科學家還在1940年《共同緊急方案》的框架內，他們的一半工資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負擔到1945年6月1日(53)。到此時為止，洛克菲勒基金會總共為接受歐洲各國流亡科學家提供了141萬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筆，即54萬美元，投向了約翰遜創辦的這所"流亡大學"(54)。

　　 然而，與約翰遜獨自採取的援救行動相比，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這個《共同緊急方案》只具有較小的意義。事實上，早在這家基金會將那個接納200人的計劃減少為100人時，約翰遜就準備自己來實施一個"新百人計劃"了。為了在德軍徹底征服整個西歐大陸並封鎖所有逃亡道路之前救出如此之多的歐洲科學家，約翰遜加入了由法國獨立社會黨人保羅·哈根於1940年6月在紐約成立的"新開端組織美國局理事會"，並通過"新學院"派往馬賽的代表瓦里安·費賴伊，為"流亡大學"建立了一條通往歐洲的直接聯繫熱線(55)。

　　 利用這條重要通道，在1940年8月至1941年5月的短短几個月內，"流亡大學"就另外接受了100名來自歐洲各國的著名科學家和藝術家，後又接受了18名，從而超額完成了它的"新百人計劃"。這樣，從1933年6月到1945年5月，通過"流亡大學"得到拯救的歐洲科學家和藝術家的總數達到了182名。他們當中有71名德意志人，23名奧地利人，21名法蘭西人，16名俄羅斯人，13名義大利人，10名波蘭人，7名匈牙利人，7名捷克斯洛伐克人，5名比利時人，4名西班牙人，3名瑞士人，1名巴勒斯坦人，1名阿根廷人。若按所從事的專業分類，他們當中有31名經濟學家，19名藝術家，17名政治學家，15名哲學家，14名歷史學家與藝術史專家，12名語言文學家，12名法學家，10名社會學家，9名心理學家，9名醫學家，8名化學家，7名物理學家，7名音樂學家與戲劇理論家，5名建築學家，5名數學家與統計學家，2名教育學家(56)。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在此工作到1945年。

　　 在約翰遜領導的這所當時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中惟一沒有任何種族歧視的"流亡大學"里，這些躲避納粹政權迫害的歐洲科學家們找到了一位最值得信賴的朋友和最為可靠的保護人；而約翰遜則在他們身上找到了實現"社會研究新學院"夢想的工具。這個由世界上傑出的、富有創造力的知識分子們組成的集團，在這個"新家鄉"里思索著現代文明社會中那些最為根本性的問題，從而使這所"流亡大學"成為了美國社會科學"國際化"的突破口。

　　 在1933年，對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納粹德國文化清洗運動中"被解聘的教授"的命運是遙遠而抽象的，那場世界經濟大危機才具有直接得多的意義。當美國人自己都找不到足夠的工作崗位，就更不要說將高校中的崗位讓給這些來自歐洲的知識難民了，更何況他們絕大多數都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猶太人。然而，就在美國高校中普遍蔓延一種反猶主義的"對外來科學家的恐懼症"時，"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阿爾文·約翰遜領導的"社會研究新學院"卻構成了一個例外，它不僅用創辦一所被稱之為"流亡大學"的研究生院來接納這些遭受災難、走投無路的世界頂尖級的科學家，而且還熱情地歡迎他們。

　　 這些被接納的德國社會科學家，不僅是由於他們在科學上的價值和意義，而且也是由於他們的科學活動與政治義務之間的聯繫，才被約翰遜選中的。與約翰遜本人一樣，這些德國科學家相信：社會科學應積極研究、探討政治和社會的改革問題，才能造就一個經濟上更為公平合理、政治上更為民主的社會。正是這種自19世紀20年代就發展起來的思想聯繫，才使約翰遜在1933年4月下定決心要創辦這所"流亡大學"。他要用這種"行動中的抗議"來反對納粹德國的殘酷政策與美國社會的冷漠態度；他要在美國保持並發展這種在政治上承擔義務的歐洲社會科學傳統；他要用這種歐洲傳統來改造美國那種不問政治並具有保守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主流，從而最終達到使美國社會科學"國際化"的目標。

　　 在實現這個宏偉目標上，約翰遜創辦的這所"流亡大學"獲得了成功。與那些被"緊急委員會"以及洛克菲勒基金會分散到其它美國高校中的歐洲社會科學家們不同，那些人由於與歐洲大學傳統相分離，絕大多數情況下最初只能從事美國學院式的教學，因而導致了數年間在研究上"幾近休克的狀態"；而被"流亡大學"接納的這些歐洲社會科學家，卻能在一種相當勻質性的環境中，根據他們所熟悉的方法，繼續從事他們的科研與教學，因而發揮出令人難以想像的活力。正因為如此，這所"流亡大學"才迅速地從一所"小小的美國成人高校"一變而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國際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它每周舉辦一次的專題報告會很快成為了世界新思想的講壇，"美國與歐洲"、"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美國的國家權力"、"社會科學方法論"之類的新主題立即吸引了幾乎所有美國大學中最著名的學者前來參加；它出版的《社會研究》雜誌更是成為了當時惟一的一本彙集西方社會科學界內部兩種不同的學術思想--德國的韋伯主義與美國民主主義的工具主義--的科學雜誌，並為美國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發展提供了根本性的推動力。

　　 到1943年，這所以德國社會科學家為核心的"流亡大學"，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擁有"世界事務研究所"、"世界經濟研究所"、"社會科學與政治科學研究所"、"戲劇與藝術研究所"以及專門從事法蘭西文化研究的"自由高等研究所"的歐洲流亡科學家的共同體。"自由高等研究所"由於得到了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運動"的公開承認，它所授予的美國學位成為在未來獲得解放後的法國政府中擔任最高級職務的憑證。"戲劇與藝術研究所"的研究與實踐成果代表了40年代紐約舞台藝術發展的新方向，並引領了50年代後美國整個舞台藝術的主流。"社會科學與政治科學研究所"最早開啟了"法西斯主義理論分析"與"極權主義社會學研究"，從而主導了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潮流。

　　 "世界經濟研究所"與"世界事務研究所"，由於聚集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學和國際問題專家班子，因而也最為鮮明地體現了"流亡大學"在社會科學、特別是應用研究上所具有的那種其它美國大學無法取代的特殊地位。"世界經濟研究所"中繼承"基爾學派"傳統的經濟學家們，構成了"新政"意識形態的"思想庫"，他們提出的"增長活力與技術進步理論"、"積極的財政政策理論"、"經濟計劃與凱恩斯主義模式"，為羅斯福"新政"的突破階段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他們向華盛頓政府部門輸送的大量人才，創立了美國的國家財政預算制度，並為戰後德意志西部佔領區設計了"貨幣改革方案"；他們早在40年代提供的"經濟計劃方案"，也在60年代末被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完全運用於改革實踐中。

　　 "世界事務研究所"則開啟了對美國最有價值的國際研究。這些研究不僅涉及"德國軍事成功的經濟前提"、"納粹宣傳工作"、"德國軍備經濟的制度框架"、"德國婦女工作研究"、"德國資源分配及工資政策"等這些戰時直接為反法西斯戰爭服務的重要研究領域，而且涉及"美國戰後對歐洲政策的出發點"、"歐洲戰後重建中的德國地位"、"對德國實施佔領的政策"、"未來歐洲聯邦的憲法草案"、"國際比較中的管理制度研究"、"第三世界與國際公正問題"等這類事關戰後世界和平發展戰略的重大課題。正是由於"世界事務研究所"以"超越民族界線，為一個和平的戰後世界做廣泛思考"為己任，以"建立一種穩定的、國際協調的戰後秩序"為目標，才使得這座"構造未來的思想工廠"很快成為了26家美國政府機構的"戰略顧問團"，並為美國戰後的對外政策直接提供了行動指南。

　　 總之，在這所"流亡大學"里，歐洲大陸和美國的民主主義左派知識分子們走到了一起，為他們共同關心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方向提供了一種理論上的基礎。當這所"流亡大學"在美國成為繼承歐洲社會科學傳統的陣地時，當它發揮出對社會進行批評性分析的"戰鬥中心"的功能時，當它闊步走進美國重點大學的行列時，人們沒有忘記，正是阿爾文·約翰遜這位美國民主主義者，以他非凡的膽識、樂觀主義的精神和頑強的努力，才將這所"流亡大學"創立之初的悲劇變成了人類教育、科學發展史上的一場奇遇。

　　 注釋：

　　 ①從1933年4月到1938年3月，有1800名科學家被逐出大學校園，致使德國高校教師隊伍的損失達到39％，其中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的損失達到47％，遠遠超過了平均率，這些學科也成為德國損失最慘重的學科。克里斯蒂安·馮·費爾伯：《德意志大學與高校教師集團的發展，1864-1954》(Christian von Ferber, Die Entwicklung des Lehrk{K5R602.jpg}rpers der deutschen Universit{K5R603.jpg}ten und Hochschulen, 1864-1954)，哥廷根1956年版，第143頁。

　　 ②阿爾文·約翰遜：《拓荒者的進展，一部自傳》(Alvin Johnson, Pioneer" s Progress. An Autobiography)，紐約1952年版，第289頁。

　　 ③威廉·洛伊希滕貝格：《美國社會的轉型》(William Leuchtenber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紐約1959年版，第103頁。

　　 ④克勞斯·迪特爾·克羅恩：《流亡中的科學，在美國和社會研究新學院中的德意志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Claus Dieter Krohn, Wissenschaft im Exil, 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in den USA und di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法蘭克福1987年版，第72頁。

　　 ⑤阿爾文·約翰遜：《經濟上的安全與政治上的不安全》(Alvin Johnson, Economic Security and Political Insecurity)，紐約1939年版，第134頁。

　　 ⑥阿爾文·約翰遜：《拓荒者的進展，一部自傳》，第340頁。

　　 ⑦伊爾加·施特魯巴爾：《流亡，科學，認同，德意志社會科學家的流亡，1933-1945》(Ilja Strubar,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K5R603.jpg}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ftler, 1933-1945)，法蘭克福1988年版，第116頁。

　　 ⑧克勞斯·迪特爾·克羅恩：《流亡中的科學，在美國和社會研究新學院中的德意志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第88頁。

　　 ⑨約瑟夫·A.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倫敦1972年版，第1155頁。

　　 ⑩克勞斯·迪特爾·克羅恩：《流亡中的科學，在美國和社會研究新學院中的德意志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第74頁。

　　 (11)斯蒂芬·達根與貝蒂·德魯里：《拯救科學與知識，援助外國流亡學者緊急委員會的故事》(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紐約1948年版，第60頁。1938年3月12日德國吞併奧地利後，該組織改名為"援助外國流亡學者緊急委員會"。

　　 (12)斯蒂芬·達根與貝蒂·德魯里：《拯救科學與知識，援助外國流亡學者緊急委員會的故事》，第16頁。

　　 (13)斯蒂芬·達根與貝蒂·德魯里：《拯救科學與知識，援助外國流亡學者緊急委員會的故事》，第24頁。

　　 (14)《關於洛克菲勒基金會在德國社會科學中活動的報告，1933年6月20日》(Report 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ctivities in Germany-Social Science, 6. 20. 1933, RFA)，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RG1.1，717/7/36。

　　 (15)伊爾加·施特魯巴爾：《流亡，科學，認同，德意志社會科學家的流亡，1933-1945》，第111頁。

　　 (16)伊爾加·施特魯巴爾：《流亡，科學，認同，德意志社會科學家的流亡，1933-1945》，第119頁。

　　 (17)《洛克菲勒基金會關於"特殊研究援助基金"的原則性解釋，1935年2月15日》(Principled Interpretation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for" Special Research Aid Fund" , 2. 15. 1935, RFA)，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RG 1.1，717/38/143。

　　 (18)特蕾西·B. 基特里奇：《"關於1932年德國社會科學條件的報告"，1932年12月15日》(Tracy B. Kittridge,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German Social Sciences in 1932, 12. 15. 1932, RFA)，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RG 1.1，717/59。

　　 (19)伊爾加·施特魯巴爾：《流亡，科學，認同，德意志社會科學家的流亡，1933-1945》，第111頁。

　　 (20)伊爾加·施特魯巴爾：《流亡，科學，認同，德意志社會科學家的流亡，1933-1945》，第120頁。

　　 (21)黑爾格·普羅斯：《德意志學者向美國的流亡，1933-1941》(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柏林1955年版，第49頁。

　　 (22)《艾倫·克雷格致托馬斯·阿普爾蓋特，1933年6月13日》(Alan Gregg to Thomas Applegate, 6. 13. 1933, RFA)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RG 2，91/754。

　　 (23)伊爾加·施特魯巴爾：《流亡，科學，認同，德意志社會科學家的流亡，1933-1945》，第139頁。

　　 (24)克勞斯·迪特爾·克羅恩：《流亡中的科學，在美國和社會研究新學院中的德意志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第30頁。

　　 (25)克勞斯·迪特爾·克羅恩：《流亡中的科學，在美國和社會研究新學院中的德意志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第70頁。

　　 (26)《洛克菲勒基金會關於"特殊研究援助基金"的原則性解釋，1933年5月12日》，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RG 1.1，717/38/140。

　　 (27)伊爾加·施特魯巴爾：《流亡，科學，認同，德意志社會科學家的流亡，1933-1945》，第123頁。

　　 (28)黑爾格·普羅斯：《德意志學者向美國的流亡，1933-1941》，第11頁。

　　 (29)伊爾加·施特魯巴爾：《流亡，科學，認同，德意志社會科學家的流亡，1933-1945》，第123頁。

　　 (30)賴訥·萊帕修斯：《德國與奧地利的社會學，1918-1945》(Rainer Lepsius,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und {K5R605.jpg}sterreich, 1918-1945)，紐約1981年版，第325頁。

　　 (31)哈根·舒爾茨：《漢斯·施陶丁格爾，魏瑪國家中的經濟政策，一位政治官員在德帝國和普魯士的生活回顧，1889-1934》(Hagen Schulz, Hans Staudinger, Wirtschaftspolitik im Weimarer Staat. Lebenserinnerungen eines politischen Beamten im Reich und in Preuβen 1889 bis 1934)，波恩1982年版，第109頁。

　　 (32)伊爾加·施特魯巴爾：《流亡，科學，認同，德意志社會科學家的流亡，1933-1945》，第126頁。

　　 (33)克勞斯·迪特爾·克羅恩：《流亡中的科學，在美國和社會研究新學院中的德意志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第75頁。

　　 (34)阿爾文，約翰遜：《拓荒者的進展，一部自傳》，第361頁。

　　 (35)克勞斯·迪特爾·克羅恩：《流亡中的科學，在美國和社會研究新學院中的德意志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第77頁。

　　 (36)克勞斯·迪特爾·克羅恩：《流亡中的科學，在美國和社會研究新學院中的德意志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第80頁。

　　 (37)阿諾爾德·布雷希特：《以精神的力量：生活回顧，後半生，1927-1967》(Arnold Brecht, Mit der Kraft des Geistes. Lebenserinnerungen. Zweite H{K5R603.jpg}lfte, 1927-1967)，斯圖加特1967年版，第326頁。

　　 (38)阿諾爾德·布雷希特：《以精神的力量：生活回顧，後半生，1927-1967》，第327頁。

　　 (39)哈根·舒爾茨：《漢斯·施陶丁格爾，魏瑪國家中的經濟政策，一位政治官員在德帝國和普魯士的生活回顧，1889-1934》，第108頁。

　　 (40)克勞斯·迪特爾·克羅恩：《流亡中的科學，在美國和社會研究新學院中的德意志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第87頁。

　　 (41)阿爾文·約翰遜：《在美國避難的學者》(Alvin Johnson, The Refugee Scholar in America)，紐約1941年版，第225頁。

　　 (42)阿爾文·約翰遜：《在美國避難的學者》，第226頁。

　　 (43)約翰·H. 威利茨：《洛克菲勒基金會備忘錄，1939年10月10日》(John H. Willits, Memoranda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0. 10. 1939, RFA)，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RG 1.1，700/15/115。

　　 (44)約翰·H. 威利茨，"關於歐洲難民在本國的安置"，1940年7月9日(John H. Willits, " Arrangements for European Refugee in this Country" , 7. 9. 1940, RFA)，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RG 1.1，200/46/530。

　　 (45)克勞斯·迪特爾·克羅恩：《流亡中的科學，在美國和社會研究新學院中的德意志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第93頁。

　　 (46)安東尼·海爾布特：《天堂中的流亡，在美國避難的德國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從19世紀30年代到現在》(Anthony Heilbut, Exiled in Paradise: German Refugee Artists and Intellectuals in America from the 1930" s to the Present)，波士頓1983年版，第225頁。

　　 (47)克勞斯·迪特爾·克羅恩：《流亡中的科學，在美國和社會研究新學院中的德意志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第92頁。

　　 (48)約翰·H. 威利茨：《記錄，1940年8月19日》(John H. Willits, Record, 8. 19. 1940, RFA)，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RG 1.1，200/52/621。

　　 (49)約翰·H. 威利茨：《摘記，1940年8月14日》(John H. Willits, Note, 8. 14. 1940, RFA)，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RG 1.1，200/46/531。

　　 (50)約翰·H. 威利茨：《摘記，1940年8月14日》，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RG 1.1，200/46/531。

　　 (51)約翰·H. 威利茨：《洛克菲勒基金會備忘錄，1940年10月27日》(John H. Willits, Memoranda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0. 27. 1940, RFA)，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RG 1.1，200/53/625。

　　 (52)紐約基金會：《40年報告，1909-1949》(New York Foundation, Forty Year Report 1909-1949)，紐約1950年版，第46頁。

　　 (53)約翰·H. 威利茨：《關於新學院中避難學者的報告，1944年6月16日》(John H. Willits, Report on the Refugee Scholars at the New School, 6. 16. 1944. RFA)，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RG 1.1，200/53/629。

　　 (54)克勞斯·迪特爾·克羅恩：《流亡中的科學，在美國和社會研究新學院中的德意志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第40頁。

　　 (55)克勞斯·迪特爾·克羅恩：《流亡中的科學，在美國和社會研究新學院中的德意志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第96頁。

　　 (56)克勞斯·迪特爾·克羅恩：《流亡中的科學，在美國和社會研究新學院中的德意志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第227-2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