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礪鋒：隱逸詩人陶淵明

秋菊圖 陳淳一、躬耕隴畝的隱士在中國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陶淵明是一位非常獨特的人物。他的一生平淡無奇，不但沒有垂名青史的功業建樹，而且沒有激動人心的複雜經歷。他曾做過幾任小官，後來便在家鄉尋陽隱居終老。他留下的作品只有120多首詩歌和12篇辭賦、散文，這些作品內容樸實，風格平淡，並不以奇情壯采見長，當時幾乎沒有受到文壇的注意。但是陶淵明身後的聲名卻與日俱增，最終成為受到後代士人無比敬仰的文化偉人。蘇東坡是才華橫溢的天才，卻認為李白、杜甫都不如陶淵明，並且「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與子由書》）。辛棄疾是叱吒風雲的英雄，卻對陶淵明極表敬意:「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水龍吟》）清代龔自珍甚至說:「淵明酷似卧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舟中讀陶》）一位終生隱居的窮苦讀書人，竟會與功蓋三分國的諸葛卧龍一樣雄豪陶淵明故居的平常松菊竟會成為萬古高標的象徵讓我們從他的生平說起。陶淵明在《晉書》、《宋書》、《南史》中皆有傳，此外梁代的昭明太子蕭統也撰有《陶淵明傳》。陶淵明於東晉興寧三年（365）生於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宋元嘉四年（427）卒於故里，享年六十三歲。他在東晉生活了五十五年，入宋後生活了七年，其生平正當晉宋之際的亂世。陶淵明的曾祖陶侃身為東晉重臣，官至太尉、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進贈大司馬。陶侃是東晉的重臣，為穩定東晉政權立有大功，功勛和地位並不亞於王導、謝安，但是他本是南方的溪族，年輕時曾打魚為生。在那個特別看重門第的社會裡，陶侃雖居高位，仍不免被出身貴族的溫嶠罵為「溪狗」。陶侃身後不久，其家族就衰微了。以至於連陶淵明的祖、父叫什麼名字，現已不很清楚。陶淵明雖為陶侃這位曾祖感到自豪，但他從來不認為自己出身貴族，相反，他對自己的身份定位總是「貧士」。請看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的自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這篇短文並未聲稱是自傳，但是沈約《宋書·隱逸傳》稱「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蕭統的《陶淵明傳》亦說「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可見人們公認它就是陶淵明的自傳。凡是傳記文字，第一要務是交代傳主的家世。然而《五柳先生傳》中開篇即雲:「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這固然是故弄狡獪的文學手法，但也透露出作者對於郡望、閥閭、族姓等決定士人身份高下的種種因素的蔑視。陶淵明死後，其好友顏延之作《陶徵士誄》以哀悼之，誄文中說陶淵明「韜此洪族，蔑彼名級」，正是對這種精神的準確敘述。「韜」者，斂藏也。「洪族」者，大族也。陶淵明早年喪父，家境貧寒，二十九歲入仕，歷任江州祭酒、荊州刺史幕僚、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等職，四十一歲辭去彭澤令，從此歸鄉隱居，終身不復出仕。被後人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為什麼幾度出仕他在《歸去來兮辭》中說得很清楚:「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可見他是為了養家活口才勉強出仕的。顏延之的誄文把陶淵明出仕的原因說得更加清楚:「少而貧病，居無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李善注指出後面二句包含著兩個典故:一是《韓詩外傳》所記戰國時人田過之語:「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二是《後漢書》所載的毛義之行為:「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征，遂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可見陶淵明所以出仕，最重要的原因是為了奉養母親。在這方面，田過的言論和毛義的行為就是陶淵明心中的出處準則。陶淵明的出仕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之舉。正因如此，陶淵明雖然幾度出仕，但在職時間一共不過數年。他初作江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後來的幾任也都很短:任荊州幕僚達三年，當鎮軍參軍僅一年，建威參軍僅五個月，而最後一個官職彭澤縣令只當了八十多天。晉義熙元年（405）八月，陶淵明為彭澤令。「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他從此徹底擺脫了官場的羈絆，像出籠的鳥兒飛向藍天，《歸去來兮辭》中說: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而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鄉以後，陶淵明在家鄉隱居。在當時的條件下，隱居生活畢竟是清貧，乃至艱苦的。對於一個讀書人來說，繁重的農業勞動是格外的艱辛。陶淵明家境貧寒，耕種所得不足維持全家溫飽，有時竟不免向人乞食。但即使如此，陶淵明還是堅決拒絕地方官府乃至朝廷的徵召，這是高風亮節，這是對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抗爭!陶淵明四十一歲辭官歸隱，六十三歲去世。這長達二十多年的隱居生涯，就是一部精神抗爭的歷史，是高潔的品節戰勝富貴榮華的誘惑的勝利記錄。請看在陶淵明去世前不久發生的一件事。當時的江州刺史檀道濟上門來拜訪，這位檀道濟不但是江州的地方長官，而且是劉宋皇朝的寵臣，他闖進陶家，以居高臨下的語氣規勸陶淵明出仕，說什麼「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秉性貞剛的陶淵明早已絕意仕進，況且檀道濟還不合時宜地把劉裕已行篡弒之事的當時譽為「文明之世」，這更使對劉裕篡晉極為反感的陶淵明忍無可忍。儘管此時陶淵明貧病交加，處境窘迫，但他斷然拒絕了檀道濟的勸說。話不投機的檀道濟臨走時竟然「饋以粱肉」，公然以權貴的身份對陶淵明進行物質賞賜，這種「嗟來之食」觸犯了陶淵明的道德底線，所以陶淵明堅決不肯接受，「麾而去之」，即揮揮手讓他拿走。一向待人彬彬有禮的陶淵明為什麼會不顧禮數地「麾而去之」因為檀道濟的舉止觸犯了陶淵明的道德底線，「麾而去之」是對「嗟來之食」的拒絕，是對物質誘惑的堅決抵拒。陶淵明終於在貧窮艱難卻又恬靜安寧的隱居生活中走完了人生。臨終之前，他作《自祭文》雲:「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果然，他的身後相當凄涼。摯友顏延之作誄哀悼，並與其友好商議後私謚曰「靖節徵士」，此外無人為作哀弔文字，更沒有得到朝廷的封贈。以至於在他身後不久，沈約、蕭統等人對他究竟是名「淵明」字「元亮」，還是名「潛」字「淵明」，就已不甚瞭然。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陶淵明在後人心目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終於成為仰之彌高的人格典範。請看南宋辛棄疾在《鷓鴣天》中對陶淵明的禮讚:晚歲躬耕不怨貧，只雞斗酒聚比鄰。都無晉宋之間事，自是羲皇以上人。千載後，百篇存。更無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謝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塵!二、污濁泥塘中的皎潔白蓮陶淵明生活的晉宋之際，堪稱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亂世。在陶淵明出生的四十多年前，東晉的第二個皇帝晉明帝向宰相王導詢問晉朝的開國史，王導就把當初司馬氏篡奪曹魏政權的殘暴過程說了一遍。明帝聽了，羞愧得把臉伏在床上說:「若如公言，祚安得長!」正如當時北方前趙的石勒所說，司馬氏的政權是用狡詐和殘暴的手段從孤兒寡婦手中奪來的。正因晉朝的政權不具有合法性，朝廷甚至不敢提倡忠君，整個社會便陷入缺乏道德準則的混亂狀態。晉代的歷史學家干寶寫了一部《晉紀》，一般來說，敘述本朝歷史的史書總要歌功頌德一番，可是干寶在《晉紀總論》中卻對本朝政治嚴厲批評，對當時的社會風氣尤其感到痛心疾首:「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及至晉末宋初，士大夫更加道德淪喪，寡廉鮮恥。在那個充滿著污泥濁水的泥塘中，陶淵明像皎潔的白蓮一樣出污泥而不染，成為那個濁世中獨一無二的人格高標。那麼，陶淵明的人格究竟有哪些不同於流俗的體現呢首先，當整個社會都爭先恐後地趨附權勢與財富時，陶淵明卻以清高、狷介的品格鶴立雞群。晉朝的門閥制度根深蒂固，決定人們社會地位的既非德行，也非才能，而是門第。所以左思憤怒地說:「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莖寸徑，蔭此百尺條。」（《詠史》）枝葉繁茂的松樹長在山澗底，柔弱的樹苗長在山頂上。那棵只有一寸粗的小樹苗竟然遮蓋著百尺青松!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便是當時門閥制度的準確概括。當時不但王謝子弟聚居在建康城的烏衣巷裡妄自尊大，社會上的其他人也對高門貴族心懷歆羨，直到梁代，連那個一心要造反的侯景都向梁武帝要求向王謝之家求婚。門閥制度下的價值觀必然導至全社會追逐富貴的不良風氣，正如干寶《晉紀總論》中所說，當時的士風是「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士人不但追求官位，而且赤裸裸地追逐財富。王戎身居高位，家財百萬，還每天晚上與妻子在燭光下擺弄籌碼算賬。和嶠家財萬貫卻為人吝嗇，人們說他有「錢癖」。正是在晉代，魯褒的《錢神論》中出現了「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的話，故後人稱錢為孔方兄。在這樣一個污糟的環境中，陶淵明以我行我素的態度遺世而獨立。陶淵明對以王謝為代表的高門貴族從未投過一絲歆羨的目光，相反，他對歷史上那些貧寒終生的高士極為傾慕。他寫了《詠貧士七首》，專詠那些安貧守賤的古代高士，比如榮啟期、原憲、黔婁、袁安等。最值得注意的是詠黔婁的一首，詩中說:「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後二句說既不以高貴的爵位為榮，也不接受豐厚的饋贈，這正是陶淵明自己的處世態度的真實寫照。陶淵明才到中年便辭官歸耕，其後即使生活貧困乃至艱辛，也堅決不應朝廷的徵召，這是對「不義而富且貴」的徹底拒絕，是對趨炎附勢的世風的尖銳批判。有些論者強調陶淵明對晉室的忠誠，說他歸隱不仕是出於反對劉裕篡晉。陶淵明確實反對劉宋篡晉，淵明的曾祖為東晉重臣，本人也曾仕晉，自然會有忠晉的意識。況且劉裕以狡詐殘暴行纂奪之事，更使陶淵明十分反感。晉恭帝被弒後，陶淵明作《述酒》一詩，用廋詞隱語抒哀悼之意，便是明證。然而陶淵明歸隱的意義遠遠高於不事二朝。他辭去彭澤令事在義熙元年（405），下距劉裕纂晉尚有十五年，此時劉裕纂晉之勢尚未形成，陶淵明不能未卜先知。其實陶淵明對整個晉宋之際的黑暗政治都深惡痛絕，他竭盡全力去維護的目標是內心的操守。正因如此，志行高潔的蕭統頌揚陶淵明:「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南宋隱士朱敦儒晚年被迫出仕，後深感懊悔，作詩說:「而今心服陶元亮，作得人間第一流!」其次，當整個社會瀰漫著虛偽、浮躁、放縱的風氣時，陶淵明卻以真誠、純樸的行為鶴立雞群。道德淪喪的社會必然是虛偽的，晉代士人的假清高便是明證。比如享盡富貴榮華的王衍，竟然「口不言錢」。又如潘岳作有《閑居賦》，表達了恬淡高潔的情懷，但他事實上是個「望塵下拜」的卑劣小人。陶淵明對此深惡痛絕，他在《感士不遇賦》中痛斥:「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陶淵明自身的行為則純粹出於天真的本性，從無絲毫的偽裝或虛飾。陶淵明徹底看穿了官場的黑暗本質，便決然歸隱，決不做暫棲山林而心在魏闕的假隱士。朱熹說得好:「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卻真箇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也。」（《朱子語類》）陶淵明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也與當時的風氣背道而馳。晉代士人多有放誕、縱慾等病態行為。西晉之初，阮籍、嵇康等名士蔑視禮教的放誕行為是為了抒發內心的苦悶，也是對於黑暗現實的反抗，但後來的士人襲其外表而失其精神，遂流於放蕩縱恣，裝瘋賣傻。葛洪在《抱朴子》里揭露他們的醜態是:「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放狗。」陶淵明生性真率，不修邊幅，他有些行為也好像異於常人，比如當著旁人的面取下頭上的葛巾來漉酒，漉完後又戴到頭上去。又如與客人共飲而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如果陶淵明身為貴族中人，這些舉止多半會被劉義慶視作風流軼事寫進《世說新語》。陶淵明的行為與上述狂士貌同而實異:那些狂士的放誕行為，多屬裝腔作勢，頗像現代人吸引目光的「行為秀」;而陶淵明卻一任情性，絕無偽飾。蘇東坡說得好:「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書李簡夫詩集後》）辭官歸隱是陶淵明個人的人生選擇，清高、耿介及真誠、純樸，是陶淵明個人的人格特徵，這些都與當時的世風南轅北轍，為什麼會得到後人眾口一致的高度讚頌呢換句話說，陶淵明特立獨行的個人行為，究竟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呢眾所周知，只要不是無政府的社會，便需要有人做官，一個人選擇做官為職業，當然是正當的權利。財富是生活的必要條件，人們追求更多的財富，當然也是完全正當的權利。但是，由於官員和富豪都能佔有遠遠多於普通人的生活資料，都能獲得遠遠超過普通人的物質享受，擔任官職和追求財富的行為就難免包含著比較庸俗乃至卑劣的動機。況且一個社會所能提供的生活資料的總量是有限的，一部分人佔有太多，勢必會損害其餘的人。所以毋庸諱言，擔任官職和追求財富這兩項行為中並不包含任何道德價值。假如一個社會的成員全都不顧一切地追求官職，而做官的主要目標僅是獵取榮華富貴甚至貪污狼藉;或者一個社會的成員全都不顧一切地追逐財富，而發財的目的僅是揮霍奢華甚至為富不仁，那麼這個社會靠什麼道德準則來維繫毫無疑問，這樣的社會必然會陷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的境地。古人為什麼要提倡廉退之風其深層原因就是想用此來調節社會的秩序。春秋時代的伯夷、叔齊，平生並無功業建樹，他們的事迹只是在繼位問題上互相推讓，武王伐紂後又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上，然而孔子稱揚他們「求仁而得仁」，孟子甚至說:「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這是為什麼就是為了樹立廉退之風的典範。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都需要提倡廉退之風，更不用說晉宋之際那種道德淪喪的亂世了。所以陶淵明的出現，確實具有巨大的社會意義。陶淵明用他一生的行為樹立了一個安貧樂道、廉退高潔的典型，不但是封建時代的道德制高點，也對現代社會具有巨大的教育意義。即使對於個體人生，陶淵明的人格高標也具有巨大的指導意義。正如上文所述，擔任官職和追求財富都是人生的正當選擇。但是假如你除此之外別無所求，假如你為了達此目的不擇手段，那就會在人生道路上迷失方向，從而喪失自我，你就會被官職、財富這些身外之物異化。如今有許多人志在必得地參加公務員考試，如果屢考不中，便灰心喪氣，一蹶不振。他們不知道人生有多種途徑，不入政界未必便不能度過有意義的人生。還有些人一心想著致富甚至一夜暴富，如果美夢破滅，便終日惶惶不安，或自輕自賤。他們不知道生活有多種形態，過多的財富其實並無實際價值。從唐宋到元明清，不知有多少士人在陶淵明面前頂禮膜拜，因為他們從陶淵明身上找到了精神的歸宿，領悟了人生的真諦。難道在現代社會裡的我們就不再需要陶淵明了嗎不!在這個淺薄、浮躁的時代里，許多人在精神上陷入了坐立不安的焦慮狀態，陶淵明就是能幫助我們退燒的一帖清涼劑。陶淵明的人生觀能夠引導我們保持原有的善良、純潔的本性，並抵禦塵世的種種誘惑。陶淵明的人格意義就是其詩文的價值之所在。陶淵明詩文的最大特色是什麼千古讀者公認的評價是真淳、自然。感情真摯而毫無虛飾，形式平淡而毫無雕琢。後人對這種藝術境界佩服得五體投地，百計模仿卻難以接近。其實奧秘全在於陶淵明的寫作態度。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自稱其寫作是「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可見他吟詩作文，只是為了自娛，而不是想在文學史上留名，更不是為了取悅他人。與此相映成趣的是關於無弦琴的傳說。最早的幾種陶淵明傳記中都說他家有無弦琴一張，每當飲酒微醺以後，便撫琴寄意。後人對這張無弦琴議論紛紛，有人甚至認為它與《老子》所說的「大音希聲」一樣寓有深意。事實上如果陶淵明有意置辦一張無弦琴，那就有點裝神弄鬼的行為秀的味道，這顯然是對陶淵明的歪曲。蘇東坡說得好，「當是有琴而弦弊壞，不復更張，但撫弄以寄意。」（《淵明無弦琴》）陶淵明家境貧寒，衣食尚且不周，琴弦壞了一時沒錢更新，是情理中事。古人鼓琴多為自娛，阮籍說「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王維說「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靜夜無人，四顧寂寥，哪有什麼聽眾陶淵明也是如此，對他來說，彈琴與作詩一樣，都是抒發內心情志而已。琴弦未斷時，陶淵明當然會彈出琴聲。琴弦斷了，適逢心中有所感觸需要抒發，他便抱著那張無弦琴撫弄一番。反正他需要的是以寄其意，只要內心有個旋律便行，有沒有發出琴聲，又有什麼關係陶淵明的詩文也是如此，他寫作時只是以示己志，根本沒有考慮要迎合讀者。這樣的詩文，怎會不真淳、自然呢所以陶淵明與其作品是二位一體、無法分離的。陶淵明的詩文正是其平凡人生的真實寫照，也是其人生態度的真實披露。如果不了解陶淵明的高潔志行，那些平淡質樸的詩文便不會如此激動人心。人生在世，當然應該樹立遠大的人生目標，最好能為國家、人民多作貢獻。但毫無疑問，事實上能夠建功立業的只是極少數人。因為成功不但需要內在的品德和才能，還需要外在的環境和機會。那麼，假如你只是一個普通人，你又怎樣實現人生的價值呢你怎樣才能讓平凡的一生過得愉快、充實，而且富有意義呢請讀陶淵明的作品吧，那些雋永有味的詩文就是我們最好的人生指南。根本不必多去考慮。到時候隨著造化歸於窮盡便可，眼前重要的事則是好好享受人生。長生不老的神仙之鄉本屬虛無縹緲，又怎能寄予期望信奉宗教的人們認為靈魂不滅，人生的歸宿則在於死後才會前往的彼岸或天國。所以他們的「終極關懷」往往在彌留之際才提上議事日程。而在陶淵明看來，人死神滅，死後的歸宿無非是歸於空無，既無意義，也無需關心。正如孔子所說:「未知生，焉知死」陶淵明的「終極關懷」並不指向死後的虛幻彼岸，他心目中的精神家園就在現實人生。那麼，在現實人生中，到哪裡去尋找我們的精神家園呢到杳無人跡的深山老林去與鳥獸為伍嗎人類畢竟是群居的動物，正如孔子所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置身於紫陌紅塵的現實世界嗎到處都是熙來攘往的人群，哪裡還有一塊凈土來安頓我們的靈魂請看陶淵明的獨得之秘: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二十首》之五）結廬人境而沒有車馬喧囂，陶淵明的良策便是「心遠」。「心遠」是對濁世的疏遠，是對名利的漠視，是對物質世界的精神超越。正像古井之水難起波瀾一樣，陶淵明既然達到了「心遠」的境界，榮華富貴便像天上的浮雲，喧濁市聲便像遠處的輕風。難怪他在廬山腳下的小村莊里過得如此從容、瀟洒！他悠然自得地採菊東籬，又悠然自得地閑看南山，只覺得那暮嵐氤氳、飛鳥歸林的景物中包蘊著自然的真諦，想要辨析卻已忘卻了表達的語言。這便是陶淵明為自己構建的一座精神家園！後人對《飲酒》這首詩好評如潮，清人陳祚明的說法最為中肯:「心遠地即偏，公固不蹈東海。採菊見山，此有真境，非言可宣，即所為桃源者是耶」（《采菽堂古詩選》）意思是陶淵明與污濁的俗世本是格格不入的，但他用「心遠地自偏」的方法實現了精神上的遠離，也就不必像魯仲連那樣因義不帝秦而有蹈東海了。陳氏還認為陶淵明所處的「真境」，也就是他筆下的桃花源。請看《桃花源記》中的描寫: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真是一個理想的人間天堂，那裡環境優美，民風純樸，既沒有壓迫和剝削，也沒有爭奪和欺詐，人們安居樂業，無憂無慮。正像《桃花源詩》中所補充描述的:「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桃花源」既反映了人民的美好願望，也表達了陶淵明的人生理想。那個「欣然規往」的高士劉子驥，其實正是陶淵明自身的影子。《桃花源詩》的最後兩句「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就是詩人理想的直接宣示。說到桃花源，許多人會聯想到美國人亨利·梭羅筆下的瓦爾登湖。桃花源與瓦爾登湖都是通過文學作品而名揚天下的地名，也常常被人相提並論。從表面上看，桃花源與瓦爾登湖在地理位置上距離遙遠:前者在中國，後者卻在美國的馬薩諸塞州，位於小城康科德的地界內，兩者剛好相隔半個地球。它們得名的時間則相去千年: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大約作於南朝宋永初三年（422），而梭羅的《瓦爾登湖》卻成書於1850年前後，前後相隔1400多年。這樣說來，桃花源與瓦爾登湖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地名，為何經常使人們產生聯想呢原因便在於:雖然陶淵明生活在農耕時代的中國，梭羅卻生活在工業化時代的美國，兩人一古一今，一東一西，他們的生活態度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陶淵明厭棄污濁的紅塵，棄官歸隱，躬耕度生。梭羅則從哈佛大學畢業之後做過許多工作:教書、寫作、幫助父親製造鉛筆，然後在29歲那年跑到瓦爾登湖邊上，自己動手蓋了一座小屋，並在那兒隱居了兩年多。陶淵明親身參加農業勞動，他認為人們應該自食其力，為了衣食而參加勞動是人生的正道。梭羅則在《瓦爾登湖》的開篇就宣稱:「我是在孤獨地生活著，在森林中，在馬薩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爾登湖的湖岸上，在我親手建築的木屋裡，距離任何鄰居一英里，只靠著我雙手勞動，養活我自己。」陶淵明的草廬處於樹木環抱之中，梭羅的居處更是草萊未辟的森林:「我的房子是在一個小山的山腰，恰恰在一個較大的森林的邊緣，在一個蒼松和山核桃的小林子的中央。」梭羅的生活態度與陶淵明驚人地相似，兩人的隱居生活都是一種獨特的人生選擇。陶淵明年輕時曾盼望著做一番事業，他看透官場黑暗後才義無返顧地辭官歸隱。梭羅也一樣，他懷有強烈的正義感，堅決反對蓄奴制度。梭羅在瓦爾登湖畔度過的兩年又兩個月的隱居生活，固然含有修身養性的意圖，但也是對喧囂城市生活的拒絕，對庸俗社會的疏離，以及對物質文明的挑戰。朱熹評陶淵明的名言「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為之」，對梭羅也同樣適用。梭羅的生活態度竟與陶淵明如此相似，這真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的生動例證。梭羅對遙遠的中華文明並非一無所知，《瓦爾登湖》中便曾數次引用《論語》和《孟子》。但是陶淵明要遲至二十世紀初才被介紹到歐美，所以梭羅根本不知道古代中國曾有這位隱逸詩人的存在。否則的話，《瓦爾登湖》中多半會對陶淵明一致傾慕之誠的。梭羅的《瓦爾登湖》被西方人譽為引導當代人抵抗物質引誘、回歸自然樸素生活的聖典，也受到中國讀者的熱烈歡迎。半個多世紀以來，《瓦爾登湖》的中文譯本一版再版，梭羅也成為許多當代中國詩人崇拜的對象。有些詩人甚至只知崇拜梭羅而對陶淵明置若罔聞，簡直是數典忘祖。其實瓦爾登湖與桃花源具有共同的本質，那便是遠離人寰，隔絕紅塵，它們不屬於社會而屬於自然，它們是厭倦了喧囂和紛爭的人們的精神避難所。然而它們也有根本的不同，那便是一實一虛。瓦爾登湖是真實的地點，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人們要去尋訪並非難事。桃花源卻是陶淵明虛構出來的一個虛無縹緲的幻境，它只存在於《桃花源記》這篇文學作品中。《桃花源記》中雖然言之鑿鑿:「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望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還說高士劉子驥聞之而「欣然規往」，彷彿確有其事，其實只是故弄狡獪的文學手法而已。武陵是晉代的郡名，轄區相當於今湖南省常德市。現在的常德境內真有一個桃源縣，但這是北宋乾德元年（963）才從武陵縣內析出的，其地名便來源於《桃花源記》，這是後人化虛為實的結果。有些學者不厭煩瑣地考證真實的桃花源究竟在何處，那是被陶淵明的障眼法瞞過了。所以桃花源是無法到達的虛幻世界，唐人王維就已嘆息「不辨仙源何處尋」，何況今人！瓦爾登湖實而桃花源虛，前者可以親臨而後者只能想像，這也許是梭羅更受今人關注，而陶淵明卻無人問津的主要原因。然而在事實上，陶淵明的桃花源要比梭羅的瓦爾登湖更有意義。因為梭羅是在空間距離的意義上追求遠離紅塵，他獨自跑到瓦爾登湖邊去隱居，便是看中了那裡寂寥無人，《瓦爾登湖》中的一章就題為「寂寞」。陶淵明卻是在心理距離的意義上做同樣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追求「心遠」。在陶淵明看來，要想遠離喧囂的紅塵世俗，不必躲進深山老林，只要保持清靜、安寧的心態就可以了。或者說，只要在心靈深處虛構一個世外桃源就行了。所以兩人追求的目標雖然相同，但梭羅的行為是我們無法仿效的。地球已變得如此擁擠，我們能到哪裡去尋找一個瓦爾登湖呢即使是那個真實的瓦爾登湖，也早已成為名聞遐邇的「州保留地」，一年四季遊人不絕，梭羅小木屋的複製品之前也經常聚集著參觀的人群，哪裡還有隱居之地的絲毫氣息！陶淵明的行為卻具有永久的典範意義，因為只要你抵拒外在的誘惑，「心遠」是隨時隨地都能付諸實施的。哪怕你身居熙熙攘攘的現代都市，哪怕你把家安在水泥森林中的一間公寓，你同樣可以獲得心靈的寧靜，同樣可以生活在理想的世外桃源，因為「心遠地自偏」，桃花源本來就存在於我們心中。（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原載：《古典文學知識》2014年第2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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