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敗俱傷：中日近代交涉中的慘痛教訓(2)
一八八二年的朝鮮京城兵變(壬午事變)，即令非日人策動，而其此後則謀我愈急。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明治十七年)中法明白決裂，日人誘說法人北犯，鼓惑韓人叛華，威嚇利誘，謂中國將被瓜分，於是有二次韓變(甲申之亂)，日軍公然參加，中日竟至交兵。翌年挾制中國訂立天津條約。中國之所以不能全力援救台灣，李鴻章之所以於諒山大捷之後，仍不得不對法讓步，放棄越南，即是為了應付日本。就在此時，俄國的魔掌伸入了朝鮮半島，要求韓國的練兵權，干涉外交，覬覦港口，朝鮮大有完全折入俄國之勢。一時日本頓感中日相持之非得計，後以俄國對英美有所顧忌，暫為縮手，日本故態復萌，終於有甲午之戰。
四
甲午之戰的近因，一為東學黨之亂；二為中日撤兵問題；三為共改韓政問題。東學黨與日本的侵華秘密組織「玄洋社」(即後來的黑龍會)的關係，日本之如何狡不撤兵，如何故拿改革韓政問題以難中國，促使中日破裂，挑起戰爭，這裡均不擬多說，我們只看它戰勝後對中國的氣焰與惡狠態度，及李鴻章所表示的意見。中國第一次赴日的和平使者，在廣島備受日本的欺辱，議和大臣應得的權利，亦不許照享，伊藤博文(日首相兼全權)的說帖對中國復多斥責譏訕之詞。及馬關談判正式開始，李鴻章首謂中日「總以永好為是，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東(日)有益」，彼此「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為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次對於日本的改革進步，深致讚羨，又論東西形勢，以戒兄弟鬩牆之招外侮，確能見其遠大。而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則謂為「東方經世家家常茶飯之談」，甚至說他「狡猾」！二次談判，提出苛刻的停戰條件，執意不讓，李鴻章再度解說：「中日系切近鄰邦，豈能長此相爭？久後必須和好。但欲我好，須為中國預留體面地步，否則，我國上下傷心，即和亦難持久。」三次談判，他勸日本「回頭」，「少走幾邁，不亦可乎？」但是器小易盈，志得意滿的日本見不及此，決不肯「回頭」或「少走」。
談到正式和約，日本提出割地、償款、重訂商約等酷辣要求，李鴻章在答覆的說帖中，謂「如勒令中國照辦，不但不能杜絕爭端，且必令日後兩國爭端紛紛而起，子孫永成仇敵」，「為彼此臣民深謀遠慮，自應立一永遠和好互相援助之約」，「屹然為亞洲東方築一長城，不受歐洲各國之狎侮。日本如不此之圖，徒將一時兵力，任情需索，則中國臣民勢必嘗膽卧薪，力籌報復，東方兩國，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適來外人之攘奪耳」。說帖的結尾，他重行向日方忠告，謂「極盼約章一切妥善，毫無流弊，…… 兩國民生後來數世之造化命運，皆在兩國全權大臣掌握之中。……今日賠費數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員，或廣或狹，皆屬無關緊要。至於中日兩國官民，日後或永遠和好，或永遠讎仇，則有關於日本之國計民生者甚大」，他希望使「將來嫌隙無從而生，釁端無從而起」，兩國百姓「永遠和睦，彼此相安，福澤綿長」。
這番有關中日兩國未來命運的大道理，在日方則視為不入耳之言，反認李鴻章迷夢未醒，置之不理，專一逼迫李鴻章將條款「可否之處」，明白作復。伊藤限令李經方(鴻章子)即作諾或否的確答。聲言日本為戰勝者，中國為戰敗者，如談判破裂，命令一下「則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中國全權大臣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門，亦屬不能保證」。李伊第四次談判之時，伊藤再言「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毫不放鬆。最後一次談判，李鴻章苦苦哀懇，伊藤仍說「萬難少讓」，「此系盡頭地步」。此時李不能不佩服日人的「口緊手辣」，並補充一句謂「將來必當記及」！但日本是不問將來的。
五
日人常說李鴻章的外交政策是「以夷制夷」，尤其是要聯俄制日。李鴻章，甚至中國，何以要走這個路線？這是日本之力？琉球問題開其端，甲午之役促其成，這是飢不擇食。俄國虎視眈眈，時時在找機會，在造機會，而日本人又一力為助。甲午爭端初開始時，李鴻章正感無奈，俄使喀希尼()挺身而出，義形於色的說「不容日本妄行」，並謂日本如不撤兵，即用實力壓迫。這自是李鴻章求之不得的。直至戰爭爆發的前三天及後一天，喀希尼尚告訴李鴻章，已電請他的政府派兵驅逐朝鮮日軍，及英俄已經商妥，勒令漢城日軍退往仁川，日如不遵，必有辦法。不少史家謂李鴻章為俄國所誤，外交積極，軍事落後。不少史家謂喀希尼並不能代表俄國政府的政策，李鴻章輕信他的大言。其實是俄國自有其陰毒策略，它惟恐李鴻章對韓事縮手鬆勁，它惟恐中國不敢對日應戰，它惟恐遠東不亂。一旦戰爭發生，無論勝負誰屬，勢必兩敗俱傷，它自可坐收其利。它對中國，表示好意，多方鼓勵，口惠而實不至，它對日本表示干涉終不出以堅決，處處預留地步。
中日交戰期間，俄國無時不在密切注意，海陸軍分道東來。一方面想伸足朝鮮，一方面決定進入滿洲。一向主持俄國東方外交政策的財政大臣威特(Witte)尤希望西伯利亞鐵路穿過東北，並攫取不凍港口。俄皇尼古剌二世且認為瓜分中國之期不遠。中日和議開始，中國對俄望援愈切，特別是身當其沖，見逼於日本的李鴻章。三國的對日干涉之形成，雖因素複雜，俄實主動，授以機促其成者為日本而非中國。從此中國固深受巨害，日本又何嘗完全有利？既結怨於華，復見辱於俄，朝鮮未能獨霸，俄勢反居上風。而中國不勝其憤恨恐懼之情，全國上下短期間莫不對俄國懷具幻想，俄自極力施其威誘，始之以對華借款(一八九五)，繼之以同盟密約，建築橫貫滿洲鐵道(一八九六)，佔據旅順大連(一八九八)，置中國於其財政、軍事、政治控制之下，視東北為其囊中之物，進而準備鯨吞整個北部中國(一八九八年一月英俄商談對華問題時，威特坦白的告訴英使，遲早俄國將有直隸山西陝西甘肅等省)。庚子事變給俄人實行佔領東三省的機會，而禍源則起於甲午之役，或馬關和約。
日俄戰爭，日人常自謂有德於中國，有功於東北，其實是為了分贓未成。如果俄國對朝鮮肯完全放手，一任日本所為，允許在滿韓交界劃定中立地區，日本即會承認俄國在滿洲有權採取必要措置，戰爭即不會發生，最少不會在那時候發生。其次，如日人所言，這是日本賭國運的戰爭，雖然獲勝，確是勝來萬分艱險，然而這是它自取。再次中日雖有深怨，中俄雖為同盟，中國的同情則完全在日本方面，東北的志願軍(胡匪)全力協助日軍作戰，遼西的中立區予俄方以相當的困阻，中國的駐軍無形中給日本的敵人以側面威脅，這固由於俄國的多行不義，而「血濃於水」的同種同文心理與大義，亦不能謂為全無關係。中國之外，英美的態度關係尤大。英日為有形的同盟，美日為無形的同盟，它們不惟在精神上外交上給日本以莫大援助，英國對俄國艦隊東來的阻撓，美國在財力上予日本的便利，更是日本勝利的重大因素。
勝利之後，日本之報諸中國者若何？它不能向俄國索得滿意的戰果。竟實行其「戰勝之報酬，不必徑取於俄」，而要取之於中國的決策。它不僅繼承俄國所讓與的南滿權利，且擴大加強。它不僅對中國負義，且對美國忘恩。它多方勾結，甚至轉而聯俄，互為狼狽，接連成立協議與密約，分別霸佔東北，兼及蒙古。中國願意開放東北，美國亦不希望關閉，日俄則出死力以拒，此為甲午之役加重中日國交惡化的大原因，亦為日美關係轉變的大關鍵，太平洋戰爭及日本最後敗降的遠因，須於此求之。
六
日人曾幫助過中國的革命，但絕非同情於革命，有愛於中國，目的是在製造不安與分裂。武昌起義，革命成功在望，日本輿論高唱干涉之論，日本政府擬分中國為二，北方維持清廷，而以東北方為交換條件，南方建立共和，但須置於日本保護之下。復以護僑為名，日軍分向京津漢口出動。以國際的阻力，陰謀未遂，而於民國政府的承認問題，則已索得滿蒙五路的代價。
第一次大戰發生，遠東情勢失其平衡，日本認為是擴大在華勢力的百年不遇的最好機會。當日軍攻略山東期間，侵略中國的秘密組織「黑龍會」已擬好了「使中國自願投依日本」的方案。八十天後，酷烈的二十一條要求提出，謀一舉而斷中國命脈，袁世凱雖被迫屈服，國際上日本仍有顧慮。日俄戰後，兩國已有過三次協定與密約(一九○七、一九一○、一九一二)，二十一條交涉後的第二年(一九一六)又有第四次的協定與密約。以往系限於滿蒙，此次則包有整個中國；以往只是外交合作，此次則為軍事同盟。協議中互相承認在遠東的領土權利與特殊利益，等於予日本二十一條的保證，約中更明定不使中國落於任何第三國政治勢力之下。甲午戰爭以來，它已有意無意的予俄國在遠東以方便，日俄戰後，且甘心將俄國引入中國為虐。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帝俄崩潰，日本更加猖狂，它要將中國獨吞，操縱中國的參戰，經濟侵略，與軍事控制並進，西原借款與防敵協議紛來，大規模的製造中國內亂。日俄之戰，中國是中立國，而日本反向我取償，此次中國是與日本為共同對德的戰勝國，我們的遭遇更慘。巴黎和會中國抱了滿心希望，結果是傷痛的失望，這失望是日本所給的，俄國革命之後，蘇俄的目光更為銳利，策略更為奸詐，不斷對中國表示其虛偽而陰狠的同情善意。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以日本為中心的協約國將假道東北出兵西伯利亞之時，蘇俄即發布聲明承認中國對中東鐵路所經過地域的土地權，並且可以付款將該路收回。明年中國在巴黎和會失敗，深感公理正義均欺人之談，五四運動之後，民族意識蓬勃而起，反日空氣瀰漫全國，蘇俄把握時機，立即發出其第一次對華宣言，願意放棄帝俄在華的「掠奪品」，願意放棄中東鐵路、庚子賠款及一切特權。一九二○年(民國九年)又有二次宣言，重申斯旨。當中國正苦於日本的荼毒，舉目無親之時，儘管蘇俄所放棄的均為它那時不能享受過問的帝俄遺產，儘管為空頭支票，表面上總不失為雪中途炭，這在中國人民，特別是智識分子與青年學生所發生的反應與印象為如何？這時中國對蘇俄的幻想尤遠過於甲午戰後。我們注意共產主義在華的宣傳就在此時開始，中國共產黨就在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成立，溫床是日本給它設備的。
直接間接為俄國效力還不算，日本又不顧一切的摧毀中國的新生力量，民國初年的長期軍閥混亂，無一不與日本有關。民國十七年的國民革命正在順利推進，它更蠻橫強暴的出兵山東，血洗濟南，公開阻止東三省的歸附中央，聲言已具強固決心，將取自由行動，即干涉內政，亦所不辭。民國二十年中國統一大致完成，九一八之變隨之而起，此後的凶狂，為眾所共知，中國再四忍讓，從事自身改進，內部建設，而它不我之許，終出之以自殺性的全面侵略，演成今日的悲劇。
七
近代中日開始接觸，中國即抱善意合作的態度，條約中特別列入「互相關應」、「彼此相助」、「以敦友誼」 一款，日本則視同具文，處處反其道以行。它的外交官竟說「條約沒有用處」。甘願第三者「看我們的笑話」。但是這並非「笑話」！甲午之役，日本責中國「以夷制夷」，其實是過於恭維李鴻章了，他聯俄則有之，制日絕說不上。真正實行「以夷制夷」的則為日本自己，日俄戰後，它不僅通謀新敵(俄)以抗舊友(美)，而且結之以共禍鄰國。先為日俄相互為用，終則日本予俄以隙。帝俄在華的「掠奪品」，蘇俄可以冠冕堂皇的聲明放棄(一九一九)，亦可以無義無恥的強行收回(一九四五)。雖說是決之於它的便利，而實是決之於日本所給它的便利。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歷史的教訓，接受歷史的教訓，認識過去，方能認識現在。八十年的時間不為短，中日的關係不為淺，大家應當理智的以考其功過是非，切實的以計其所得所失，再決定今後彼此相處之道。這裡我們再重述一八九五年李鴻章對日本所進的誠懇忠告：
一、中日如尋仇不已，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日有益。
二、中日系切近鄰邦，豈能長此相爭？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適來外人之攘奪。
三、為彼此臣民深謀遠慮，自應立一互相援助之約，為亞洲東方築一長城，不受歐洲各國之狎侮。
四、中日兩國日後或永遠和好，或永遠讎仇，則有關於日本國計民生者甚大。
那時中國是戰敗者，日本認為這是一套浮詞濫言，時至今日，當作何感？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如尚有知，或不至再以輕蔑的口吻斥其為「狡猾」，鄙之為「家常茶飯之談」。
中國當然亦有其應痛徹反省之處，除了「以德報怨」的態度外，亦必須不忘美國故總統格蘭忒()及其隨員(後來的駐華公使)楊越翰(John Russll Young)的誠懇忠告。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琉球爭議方急，適格蘭忒東來遊歷，中國托他調停，他到日之後，兩次致書李鴻章，一則曰「甚盼兩國(中日)各設法自強，諸事可得自主」，中國自強並非難事，再則曰「甚盼望中國亟求自強，……有那般奸人，願中國日弱，他好乘機圖得便宜」。楊越翰的函中，說得尤為爽直，謂「在日本人心中，每視中國弱，自家強，所為無不遂者。彼既看不起中國，則無事不可做，日本既如此，則他國難保無輕視欺凌之事」。更值得中國反省的，是他以下的幾句話：
一、中國如願真心與日本和好，不在條約而在自強，蓋條約可不照辦，自強則不敢生心矣。
二、中國大害在弱之一字。
三、國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則百病來侵，一強則外邪不入。
我們要牢記我們兩位美國諍友的良言，這是我們自處之道；日本更勿再負李鴻章的期望，這不只是日本自處之道，更是交鄰之道。八十年的中日不愉快的關係和慘痛經驗應永遠讓它成為不復重演的歷史。
原載《大陸雜誌》二卷四期(一九五一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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