兇手和被害人之間的最後一次談話 | 帕慕克筆下的土耳其

「政治不是我們熱切為自己做出的選擇，而是我們被迫接受的不幸事故」。

從這段談話里，你可以讀出發生在土耳其所有人民身邊的衝突與矛盾，與這兩天他們所經歷的傷痛的來源。

▍寫在前面的話

前天，土耳其發生自 1960 年以來第 6 次軍事政變。

網路流傳著直升飛機對民眾掃射的視頻，死亡數字不斷增加。平均十年一次的流血衝突，這個多難的國家又被撕開一道新的傷口。

有人說因為執政黨藉由宗教勢力以恢復極權，軍隊干政試圖捍衛民主體制；也有人分析背後是西方、俄羅斯與中東勢力的明爭暗奪。

伊斯坦布爾博斯普魯斯海峽大橋（the Bosphorus Bridge），人們聚集在被軍隊遺棄的坦克上，圖片來源於《衛報》。

我們無意去分析政客們的爭鬥和廝殺，只為大家推薦一段精彩的談話描寫。

來自獲得諾貝爾獎的首個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唯一一本政治小說——《雪》。

它是土耳其的一個生動的縮影。看懂了《雪》，你就看懂了今天的發生軍事政變的土耳其。2002 年《雪》出版那一年，也是今天被政變的埃爾多安總統創建的正義與發展黨在大選中獲勝的一年。

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

《雪》講訴了主人公「卡」（一位流亡德國的土耳其詩人），到土耳其邊境城市卡爾斯採訪市政選舉和自殺的伊斯蘭少女期間，遇到政治糾葛、宗教和民族紛爭、伊斯蘭恐怖主義分子乃至軍隊政變的種種乖張離奇的故事。

這個發生在 1992 年的四天四夜裡故事，通過對小城裡伊斯蘭教徒、無神論者、陰險的政客、天真的青年、自殺少女的家人等各式人物的描寫，生動地還原了現代土耳其在傳統伊斯蘭教與西方世俗化的矛盾中，演化出來的錯綜複雜的思想論戰與對立。

這是帕慕克作品《雪》在土耳其出版的頭版封面

「兇手和被害人之間的最後一次談話」發生在卡爾斯城新人生糕餅店裡。按照世俗化的政府規定堅決反對戴頭巾的少女入校學習的教育學院院長，生前與一個極端伊斯蘭主義男子之間的對話。

帕慕克只通過描寫對話，將院長從禮貌、冷靜、解釋，到勸慰、驚慌、哀求和死亡，將男子從探求、追問、渴望理解，到激動、憤怒與扣下扳機，緊張的場景描繪得栩栩如生。

帕慕克曾說：「政治不是我們熱切為自己做出的選擇，而是我們被迫接受的不幸事故」。

從這段對話里，你可以讀出發生在土耳其所有人民身邊的衝突與矛盾，與這兩天他們所經歷的傷痛的來源。

▍兇手和被害人之間的最後一次談話

「您好，先生，您認出我了嗎?」

「不，我記不起來了。」

「我也這麼想，先生。因為我們從沒見過面。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為了和您見面，我試了兩次。昨天被學校門口的警察擋了回來。今天總算進了學校，您的秘書卻沒安排我和您見面。於是我想在您進教室上課前攔住您。那時您看見我了，能想起來了嗎，先生?」

「我想不起來。」

「您是想不起來見過我了呢，還是想不起我來了。」

「您想和我談什麼?」

「其實我想和您在各個問題上談幾個小時，談幾天。您是農學教授，受人尊敬，知書達理，學識淵博。可惜我讀書不多。但是在一個問題上我還算是學了不少。我想同您談的也就是這個問題。請原諒，先生，我沒佔用您時間吧？」

「別客氣。」

「對不起，如您允許，我能坐在這兒嗎？先生。因為這個問題涉及面太廣了。」

「您請，不用客氣。」

（拖動椅子和坐下的聲音）

「您在吃核桃仁酥餅，先生。在我們托卡特有很高的核桃樹。您去過托卡特嗎？」

「可惜，沒去過。」

「很遺憾，先生。如果您去的話，一定住在我那裡。我活到現在，整整三十六年，都是在托卡特度過的。托卡特非常漂亮。土耳其也很美麗。（一段沉默）但可惜，我們不了解這個國家，我們不喜歡這裡的人們。甚至我們以不尊重這個國家和民族、詆毀這個國家和民族為能耐。先生，可以的話，能問您一個問題嗎，您不是無神論者吧?」

「不是。」

「大家卻說您是，但我不認為您這麼一個有知識的人會否認真主——饒恕我——的存在，不用說，您也不是猶太人吧?」

「不是。」

「您是穆斯林。」

「我是穆斯林，感謝真主。」

「先生，您在笑。可是請認真回答我，為得到您的回答，大冬天，冒著雪我從托卡特來到了這兒。」

「在托卡特您怎麼聽說過我？」

「先生，伊斯坦布爾的報紙當然不會報導您不讓那些有信仰、愛學習的戴頭巾的女學生進學校。這些報紙寫的都是伊斯坦布爾那些女模特們見不得人的事。但在我們美麗的托卡特，有個名叫旗幟的穆斯林電台，報導我們國家什麼地方有對穆斯林不公的事情。」

「我從不做對穆斯林不公的事情，我也敬畏真主。」

「先生，我頂風冒雪來這裡用了兩天的時間，在車上我一直在琢磨您，請相信我早就知道您會說『我敬畏真主』。那時候我也想好了要問您這個問題。如果你敬畏真主，尊敬的奴里·耶爾瑪茲教授，如果你相信古蘭經是真主所說的話，尊敬的先生，那麼告訴我您對『奴爾』一章那優美的第三十一節是怎麼看的。」

「這節，是的，這節非常明確地指出女人們應該遮住頭部，甚至臉部。」

「你說的非常好，非常直率，謝謝你，先生!那麼，我能再問一個問題嗎？你不讓我們那些戴頭巾的女學生們進學校，怎麼能和真主的這個指示相符。」

「不讓戴頭巾的女學生們上課甚至不讓她們進校門是咱們這個主張世俗化的政府的法令。」

「先生，對不起，能問一個問題嗎：政府的法令能大過真主的指示嗎?」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可是這些對於一個主張世俗化的政府來說是兩碼事。」

「您說得很對，先生，讓我吻您的手。別怕，先生，把您的手給我，您看，我肯定會好好地吻您的手的。噢，願真主保佑。您知道了吧，我是多麼尊重您。現在，先生，我能問一個問題嗎？」

「您請，別客氣。」

「先生，那麼，世俗化就意味著無神論嗎?」

「不是。」

「那為什麼以世俗化為借口不允許我們那些信仰宗教奉主行事的女學生們上課?」

「真的，孩子，爭論這些問題不會有什麼結果。伊斯坦布爾電視上關於這些問題整天都在討論，結果怎麼樣?女孩子們還是不摘她們的頭巾，政府還是不許她們那樣去上課。」

「好吧，先生，能問一個問題嗎?請原諒，這些女孩子戴頭巾，我們千辛萬苦撫養她們長大，她們勤奮，有教養，聽話，可是這些女孩子們受教育的權利被剝奪了，這符合憲法嗎?這與教育自由和宗教自由的規定相符嗎?您良心上能過得去嗎?您說說，先生?」

「如果那些女孩子是那麼聽話的話，她們就會摘掉頭巾。孩子，你叫什麼，住哪裡，做什麼工作?」

「先生，我在托卡特的仙萊爾茶館負責烹茶，兼管火爐，我們茶館緊挨著著名的佩爾瓦內浴室。我叫什麼不重要。我每天都聽旗幟電台。我有時常常會想不通那些對穆斯林不公的事情。先生，我生活在一個民主的國家，我是一個理智的、生活自由的人，所以，無論我生活在土耳其的什麼地方，我都會坐上長途車，去找那些困擾我的人，當面問問他這種不公正的事情。先生，請您回答我的問題。政府的法令大，還是真主的指示大?」

「孩子，這種爭論不會有結果。你住哪個旅館?」

「你想向警察告密嗎？你不用怕我。我並不屬於哪個宗教組織。我討厭恐怖主義，我崇尚思想鬥爭，我篤信真主的大愛。正因為如此，儘管我是個脾氣暴躁的人，可我從不因思想的分歧動過什麼人一個指頭。我只想讓你回答我的這個問題。先生，對不起，儘管有真主的箴言——古蘭經中阿合扎布意境章和奴爾章的明示，學校門前那些受您不公正對待的女學生們的痛苦，不會讓您良心上受到任何譴責嗎?」

「孩子，古蘭經還說要砍掉小偷的手，可是咱們政府並沒這麼做，你對此為什麼不反對呢?」

「您回答得非常好，先生，讓我吻您的手。但小偷的手和女人們的尊嚴能是一樣的事情嗎?據美國黑人穆斯林學者瑪爾文·金教授所做的統計，在戴頭巾的穆斯林國家裡，強xx案件幾乎沒有，性騷擾也很少碰到，因為穿長袍、戴頭巾的婦女們的衣著就告訴男人們：『請不要騷擾我。』先生，能問一個問題嗎：我們讓那些戴頭巾的婦女受不到教育，把她們排除在社會之外，而讓那些暴露著頭髮的婦女成為主流，我們這樣做是不是想效仿歐洲的性革命，讓婦女們廉價出賣自己的貞操，而讓我們自己——請原諒——成為皮條客?」

「孩子，我吃完了，請原諒，我要走了。」

「坐在那兒，先生，坐下，別讓我用這玩意兒。這是什麼，你看清楚了嗎，先生?」

「手槍。」

「對，先生，請原諒，我為了您大老遠地來到了這兒，我不是傻瓜，我甚至曾經想過您可能不會聽我講話，所以採取了點措施。」

「孩子，您叫什麼?」

「瓦希特·蘇孜麥，薩利姆·費希麥康。這並不重要，先生。我是一個無名的捍衛者，我捍衛那些在這個世俗的、物質的國家裡為信念鬥爭卻受到不公正對待的無名英雄們。我不屬於任何組織。我尊重人權，一點兒也不喜歡暴力。所以，我把槍放回口袋，我只想讓您回答我的一個問題。」

「好吧。」

「先生，這些女孩子，父母養育了她們多年，奉她們為掌上明珠，她們聰明、勤奮，在班裡學習都是名列前茅。隨著安卡拉來的一紙命令，您開始無視她們的存在。點名時，如果名冊上寫著她們的名字，因為她們戴頭巾，您就把她們劃掉。如果七個學生和先生您一起坐著聊天，先生，您就會當其中一個戴頭巾的學生不存在，只要六杯茶。您讓這些被無視的姑娘們傷心痛哭。這還不算。安卡拉又來了新命令，開始您不讓她們進教室，把她們扔在走廊里，後來又把她們從走廊趕出了校門。一小部分勇敢的姑娘，堅持不摘掉頭巾，為了表達她們的不滿，她們冒著嚴寒瑟瑟發抖地守候在校門口，您卻打電話叫來了警察。」

「警察我們可沒叫。」

「先生，別因為我口袋裡有槍就害怕而給我說謊。警察拖著女孩子們將她們拘捕起來的那天晚上，你怎麼能夠心安理得地睡著覺呢？這就是我的問題。」

「當然，頭巾問題現在成了一種標誌，成了一種政治遊戲，這使姑娘們變得更加不幸。」

「什麼遊戲，先生，一個在學校和貞潔之間無法進行選擇而陷入極度痛苦的姑娘不得不自殺，這是遊戲嗎?」

「孩子，你太衝動了，你從來就沒有意識到有一股外部勢力想利用所謂的頭巾問題讓土耳其分裂變弱嗎?」

「假如你讓這些姑娘進學校，先生，那怎麼可能還會有因為不讓戴頭巾而自殺的姑娘呢！」

「這是我想要做的嗎，孩子？這都是安卡拉方面的規定。我妻子也戴頭巾。」

「先生，別和我套什麼近乎，回答我剛才的問題。」

「哪個問題？」

「你良心上能過得去嗎？」

「我也是做父親的，孩子，我當然為這些姑娘們感到難過。」

「告訴你，我知道怎麼控制自己，可我是個急性子。一旦我發起火來，什麼都完了。在監獄時，有個傢伙打哈欠時沒捂上嘴巴，我就揍了他一頓；所有的犯人都被我調教好了，他們都改掉了壞毛病，都開始做禮拜了。別撒謊，回答我的問題。剛才我說什麼來著？」

「你說什麼了，孩子？把槍放下。」

「我沒問你有沒有女兒，傷不傷心。」

「對不起，孩子，你問的是什麼?」

「別因為怕我的槍就討好我。好好想想我問的是什麼問題……」

（一段沉默）

「您到底問的什麼問題？」

「我問你良心上是不是能過得去，你這個冷酷無情的東西。」

「當然，我很難過。」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做，你這個可恥的傢伙。」

「孩子，我年齡和您父親相當，我是個教師，古蘭經中有沒有指示您用槍對著您的長輩，辱罵他?」

「你別提古蘭經，行嗎?也別東張西望想求誰幫忙，你如果喊叫，我會毫不留情地開槍打死你。明白了嗎?」

「明白了。」

「那麼回答我這個問題：戴頭巾的姑娘摘掉頭巾對這個國家有什麼好處。說說你心中的理由，比如說摘掉頭巾歐洲人會把她更當人看。至少讓我弄清你的目的，那我就不會開槍，我會馬上放了你。」

「我尊敬的孩子。我也有個女兒，不戴頭巾。她母親戴頭巾，我對她毫不干涉，對女兒也一樣。」

「你女兒為什麼不戴頭巾，她想當演員嗎？」

「她從沒跟我說過，她在安卡拉讀民眾關係學。因為頭巾問題，我成了活靶子，我很難過，被人誹謗、恐嚇，有時候也成了像您這樣憤怒的人們和敵視我的人們的攻擊目標，這時候我女兒給我很大支持。從安卡拉打電話……」

「她怎麼說？『好樣的，爸爸你要堅持住，我要當演員』?」

「不，我的孩子，她不會這麼說。她會說：『親愛的爸爸，如果一個班裡大家都戴頭巾，那我就不敢不戴頭巾進這個班，我會很不情願地戴上頭巾』。」

「儘管是很不情願地戴上頭巾，但那又有什麼壞處呢?」

「我真不想討論這些。是您剛才讓我說說我的理由來著。」

「那麼，你這個可恥的傢伙，為了讓你女兒高興，你就讓警察在學校門口用警棍抽打那些虔誠信主的姑娘們，折磨她們而導致她們自殺嗎?」

「我女兒的想法，也是其他許多土耳其婦女的想法。」

「我知道土耳其百分之九十的婦女都戴頭巾，我不明白怎麼還有其他那些要當演員的人們的想法，你這個無恥的傢伙，給我記住，儘管我不是什麼教授，但在這個問題上我比你知道得多。」

「先生，請您別把槍對準我，您太衝動了，槍走火的話，您也許會很難過的。」

「我為什麼會難過呢？在路上頂風冒雪，我花了兩天的時間，就為了要除掉你這個異教徒。古蘭經示意那些篤信的人，殺掉那些施虐者和殘暴者是他們應盡的義務。我還是很同情你，所以才給了你最後一次機會：告訴我你能心安理得地強迫那些戴頭巾的姑娘們摘掉頭巾的一個理由，我發誓不殺你。」

「婦女摘掉頭巾，在社會上會更受尊敬，更自在。」

「對你想當演員的女兒來說可能是這樣。恰恰相反，戴頭巾會讓婦女們免受騷擾、侵犯和蔑視，會讓她們更自在地進入社會。一些後來才戴上頭巾的婦女，其中包括肚皮舞演員梅拉哈特·香德拉，都說戴頭巾使婦女擺脫了可憐的玩物的地位，過去她們在街上會勾起男人們的獸性，為使自己比別人更有魅力而不停地化妝。正如美國黑人教授馬爾文·金指出的那樣：著名演員伊麗莎白·泰勒最後二十年如果穿長袍的話，就不會因為肥胖而羞愧得精神失常，會過得很幸福。對不起，先生，能問個問題嗎：你在笑什麼，先生，我的話很可笑嗎?（一段沉默）說呀，你這個不知羞恥的、沒有信仰的傢伙，你笑什麼?」

「我尊敬的孩子，請相信我可沒笑，即便笑了也不是有意的。」

「不，你笑得很明白。」

「我尊敬的孩子，我心裡對像你這樣的人，對那些戴頭巾的姑娘們，對那些因執著於信念而痛苦的年輕人們，充滿同情。」

「別瞎費心思討好我了。我一點也不痛苦。可你卻因為嘲笑自殺的姑娘們現在就要接受懲罰了。既然你嘲笑他們，那也就是說你一點也沒有悔恨，那麼我馬上告訴你現在的處境。伊斯蘭聖戰法庭早就判你死刑了，五天前在托卡特投票結果是全體通過，他們派我來執行這個決定。假如你沒有嘲笑的話，假如你表示了後悔的話，也許我會寬恕你。拿著，這是對你的判決，大聲念……（一段沉默）趁你還沒像娘們一樣大哭之前大聲讀出來，快呀，你這個無恥的傢伙，快，不然我開槍了。」

「我是無神論者奴里·耶爾瑪茲教授……我尊敬的孩子，我不是無神論者……」

「少啰嗦，念。」

「孩子，我念完您是不是就要開槍了？」

「你不念的話，我就要開槍。快念。」

「因為那些篤信而虔誠的姑娘們不摘掉她們的頭巾，不違背古蘭經，我甘願為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國政府利用，為使穆斯林們成為西方國家順從的奴僕，為使他們喪失尊嚴、放棄信仰而無情地折磨他們，結果使一個穆斯林姑娘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殺了……我尊敬的孩子，請允許我辯解：請轉告派您來的那個組織，那姑娘不是因為進不了學校，也不是因為迫於父親的壓力，正如國家情報局給我們的通報中所說的那樣，可憐的姑娘是因為愛情的痛苦而上吊的。」

「她遺書上並不是這麼寫的。」

「求您寬恕我斗膽說出來，我的孩子——請把槍放下——這個無知的姑娘沒結婚就冒失地和一個比她大二十五歲的警察發生了關係，後來這傢伙告訴姑娘已經有家，並且根本不想和她結婚……」

「閉嘴，下賤東西，這種事只有你那個婊子女兒才會做出來。」

「孩子，別這樣，別這樣，孩子。打死了我你這輩子也完了。」

「快說，『我很後悔』。」

「我很後悔，孩子，別開槍。」

「張嘴，我把槍放進去……現在你按住我手指，你自己扣扳機。就和那些沒信仰的人一樣，不過至少你死得還算有些尊嚴。」（一段沉默）

「孩子，您瞧，我變成什麼樣兒了，都這把年紀了，哭成這樣，求求您，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而是想想你自己，你會成殺人犯的，年紀輕輕就這樣不是太可惜了嗎?」

「那你自己扣扳機!你也嘗嘗自殺是什麼滋味。」

「孩子，我是穆斯林，我反對自殺。」

「張嘴。（一段沉默）別哭成這德行……之前你就根本沒想到會有今天嗎？別哭，不然開槍了。」

（遠處，老侍應生的聲音）

「先生，要我把你們的茶端過去嗎?」

「不用，這就走了。」

「別看他，把判決書念完。」

「孩子，饒了我。」

「我說你快念。」

「我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恥辱，我知道自己死有餘辜，為了讓至高至大的主寬恕我……」

「快念……」

「我尊敬的孩子，讓我這個老頭子痛痛快快哭一下吧，讓我最後一次再想想我的妻子，再想想我的女兒吧。」

「你想想那些受你折磨的姑娘們。一個精神失常了，四個在上三年級時被開除了，一個自殺了，在學校門前顫抖守候著的所有人都發燒，卧病不起，差點送了命。」

「我很後悔，尊敬的孩子。但你想想，為了我這樣的一個人，你成了殺人犯，這值得嗎?」

「好。」（一段沉默）「我想好了，先生，你知道我想到了什麼?」

「什麼?」

「為找到你，讓你得到應有的懲罰，我在這個破破爛爛的卡爾斯城瞎轉了兩天。正當我覺得運氣不好，買了返回托卡特的車票時，我想最後再喝杯茶吧……」

「我的孩子，要是你打算殺了我乘車逃離卡爾斯的話，你要知道路因為大雪封了，六輛長途車不再發了，你別後悔。」

「我正想回去的時候，真主讓你來到了這家新人生糕餅店。看來是真主不想饒恕你，我能怎麼辦呢?快說最後一句話，讚美主吧。」

「坐下，孩子，這個政府會抓住你們所有人的，你們都會被絞死的。」

「念讚詞。」

「冷靜，孩子，坐下，再想想。別開槍，別。」（槍聲，椅子倒的聲音。）

「別這樣，孩子。」

（又是兩聲槍響，沉默，呻吟，電視聲。又一聲槍響。沉默。）

《雪》

作者:[土] 奧爾罕·帕慕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