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剪梅 紅藕香殘玉簟秋 李清照

一剪梅 紅藕香殘玉簟秋 李清照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賞析】 　　這首詞作於清照和丈夫趙明誠遠離之後，寄寓著作者不忍離別的一腔深情，是一首工巧的別情詞作。 　　詞的起句「紅藕香殘玉簟秋」，領起全篇，上半句「紅藕香殘」寫戶外之景，下半句「玉簟秋」寫室內之物，對清秋季節起了點染作用。全句設色清麗，意象蘊藉，不僅刻畫出四周景色，而且烘托出詞人情懷。意境清涼幽然，頗有仙風靈氣。花開花落，既是自然界現象，也是悲歡離合的人事象徵；枕席生涼，既是肌膚間觸覺，也是凄涼獨處的內心感受。起句為全詞定下了幽美的抒情基調。 　　接下來的五句順序寫詞人從晝到夜一天內所作之事、所觸之景、所生之情。前兩句「輕解羅裳，獨上蘭舟」，寫的是白晝在水面泛舟之事，以「獨上」二字暗示處境，暗逗離情。下面「雲中誰寄錦書來」一句，則明寫別後的懸念。接以「雁字回時，月滿西樓」兩句，構成一種目斷神迷的意境。按順序，應是月滿時，上西樓，望雲中，見回雁，而思及誰寄錦書來。「誰」字自然是暗指趙明誠。但是明月自滿，人卻未圓；雁字空回，錦書無有，所以有「誰寄」之嘆。說「誰寄」，又可知是無人寄也。詞人因惦念遊子行蹤，盼望錦書到達，遂從遙望雲空引出雁足傳書的遐想。而這一望斷天涯、神馳象外的情思和遐想，無時無刻不縈繞於詞人心頭。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句，承上啟下，詞意不斷。它既是即景，又兼比興。其所展示的花落水流之景，是遙遙與上闋「紅藕香殘」、「獨上蘭舟」兩句相拍合的；而其所象喻的人生、年華、愛情、離別，則給人以凄涼無奈之恨。 　　下片自此轉為直接抒情，用內心獨自的方式展開。「一種相思，兩處閑愁」二句，在寫自己的相思之苦、閑愁之深的同時，由己身推想到對方，深知這種相思與閑愁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方面的，以見兩心之相印。這兩句也是上闋「雲中」句的補充和引申，說明儘管天長水遠，錦書未來，而兩地相思之情初無二致，足證雙方情愛之篤與彼此信任之深。這兩句既是分列的，又是合一的。合起來看，從「一種相思」到「兩處閑愁」，是兩情的分合與深化。其分合，表明此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深化，則訴說此情已由「思」而化為「愁」。下句「此情無計可消除」，緊接這兩句。正因人已分在兩處，心已籠罩深愁，此情就當然難以排遣，而是「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了。 　　「此情封鎖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三句最為世人所稱道。這裡，「眉頭」與「心頭」相對應，「才下」與「卻上」成起伏，語句結構既十分工整，表現手法也十分巧妙，在藝術上具有很強的吸引力。當然，這兩個四字句只是整首詞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並非一枝獨秀。它有賴於全篇的烘托，特別因與前面另兩個同樣工巧的四字句「一種相思，兩處閑愁」前後襯映，而相得益彰。 ________________ 《一剪梅》寫作背景 這首《一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當作於1103年（北宋崇寧二年）的秋天。「花自飄零水自流」這一句，實在是條極不吉祥的預言，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條法老的詛咒，「誰要觸動了我，誰就不得好死」那樣，其應驗之靈之准，使得她的一生，那任由沉浮的際遇，那難以自主的命運，果然脫不開「花自飄零」四字讖語。 李清照作此詞時，正芳齡二十，是與趙明誠婚後的第三年。花樣年華，新婚燕爾，應該是女人最好的歲月、然而，正是從這首詞開始，被流水不知帶往何方的飄零命運，也就開始了。這位才女，其命運不濟的一生，其不知所終的結局，既是一個女人的悲劇，也是一個文人的悲劇，更準確地說，是中國封建社會，一個無辜女詩人的悲劇。 故事得從1100年(元符三年)說起，這年正月，哲宗駕崩，趙佶嗣位，是為徽宗。這位在中國歷史上數得著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來。 1102年(崇寧元年)夏5月，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人，被藉為「元祐奸黨」。 7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於蘇軾」(《宋史》)，為蘇門後四學士之一，順藤摸瓜，在劫難逃。7月乙酉，定案「元祐奸黨」17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罷官。 9月，宋徽宗御書奸黨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師端禮門，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軍廣西象郡。 1103年(崇寧二年)4月，毀司馬光、呂公著等繪像，及三蘇、秦、黃等人文集。 9月，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奸黨碑」。黨人碑刻309人，李格非名列第26。 1104年(崇寧三年)詔御書所書寫之奸黨，不得在汴梁居住，凡親屬，無論親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寧五年)春正月，慧星出西方，太白晝見，沼求直言，方有毀碑之舉。 1108年(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黨禁至此稍弛。(據上海古籍出版社令李清照集箋注》) 據說，宋太祖趙匡胤登基後，有過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不得殺凈臣，不得殺讀書種子。刻石銘碑，藏於禁中，是否如此，未見正史，不敢斷言。但趙姓皇帝對待知識分子，在歷朝歷代中，尚屬禮遇，大體而言，刻薄是有的，殘暴還說不上。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長級，國務委員級，副總理級的高層職務，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和蘇軾等人達到如此官位。他們出入宮禁，位列中樞，掌握機要，籌謀決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當官，絕不是當擺設，充玩意兒，起花瓶作用的閑差虛位。有職有權，有威有勢，足夠讓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詩人，艷羨不已。 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也非等閑人物，以禮部員外郎，拜提點京東刑獄、作為河南、山東一帶的「司法廳長」，「警察總監」，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論，混賬如趙佶者，儘管修理文人，不遺餘力，通過「黨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運動，倒沒有開過殺戒，沒有砍人腦袋，總算不違祖宗規矩。不過，他先打「元祐奸黨」，後打「元符奸黨」，雷厲風行，嚴懲不貸，鬥爭從嚴，處理也從嚴．充軍發配，妻離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師內外，殺氣騰騰，鬼哭狼嚎，也是蠻恐怖的。 北宋白神宗變法以來，到徽宗的「雙打」，知識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燒餅」，烙了這面再烙那面，烤焦這邊，再烤那邊，今天把這撥打下去，明天把那撥抬上來，後天，給打下來的這撥昭：寫，再後天，又將抬上來的那撥打下去。這過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免官、下放、復職、再謫的政治遭遇。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間，因蜀黨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寧年間洛黨抬頭，又遭被打下去的噩運。 可是，「元祐黨人」都是正直的知識分子，都是有才氣的文人，而對立面「元符黨人」，幾乎無一不是小人。知識分子的本性，土可殺而不可辱，辱比殺更能挫折識文斷字之輩。宋徽宗這種銘刻在石板上的「元佑奸黨碑」，可以算是中國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比西方的恥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當代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過的大字報、戴高帽、批鬥會、「噴氣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鑒宋徽宗的這一手。 現在已經找不到李格非到廣西以後的情況資料，但他女兒卻因為是奸黨的親屬，在開封的日子，不怎麼好過。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謫放遠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運。株連一說，雖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統治者，無不奉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給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沒有以蔡京為首的「雙打辦公室」，以高俅領銜的「清查奸黨工作組」。在中國，只要一搞運動，整人者，層出不窮，告密者，紛紛出籠，檢舉者，望風捕影，打小報告者，如影隨形，立刻就是小人輩出，奸佞紛呈，惡狗滿村，爬蟲遍地的興旺景象。一個詩詞寫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眾的女詩人，能逃脫得掉這麼多「業餘警察」的眼睛嗎? 我真為當代那些受到無微不至呵護的美女作家額手稱慶，她們幸虧沒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眾多好色之徒的中國當今文壇，才有這份好運氣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趙明誠很愛她，是她在那不堪屈辱的日子裡，惟一的精神支柱。這位在大學「讀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沒有跟她真離婚或假離婚以劃清界限，也沒有立時三刻大義滅親把她掃地出門，而是四處求情，輾轉託人，送禮請客，以求寬容，挨一天算一天，盡量拖延著不走。 實際上，趙明誠完全可以求他的父親趙挺之，這位官至尚書左丞除中書侍郎，相當於副首相的高級幹部，只消說一句話，誰敢拿他的兒媳怎樣。然而，此人很不是東西，「炙手可熱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對這位長輩的評價。 趙挺之不會為「雙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緩頰的，一方面是親不親，路線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種陰暗心理了。此人幾乎謅不出幾句像點樣子的詩詞，很生悶氣，這和當年江青死整20世紀30年代文化人一樣，對他的兒媳，有妒火中燒的文人情結啊! 正是這許許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當不是滋味，才有這首前景渺茫，後果難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貞評說此詞：「可謂憔悴支離矣」(《弁州山人詞評》)。這四字評語，可謂大奇。只有笛中人，過來人，才能作此等語。因為其父王仔，藏有《清明上河圖》，嚴東樓想要，王仔不敢不給，但又捨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贗品送去。誰知被人揭發，由此忤怒嚴嵩，便找了別的藉口，將他關進大牢。王世貞營救無計，眼看其父瘦斃獄中。這種相類似的感受，從時代背景這個大的角度，來忖度李清照寫作時的心態，是說到了點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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