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禮儀：君子風範大全（二）

中華禮儀：君子風範大全（二）目錄第二部分理與禮的探究「人文奧運的理和禮」的題目，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什麼是「人文奧運」的目標？第二，為什麼舉辦北京奧運要提出禮儀教育的問題？除此之外，我還想談談我國古代的體育精神。第1節：禮樂文化與人文素養第1節：禮樂文化與人文素養 禮樂人生禮樂文化與人文素養人文奧運與首善之區：理與禮的探究「人文奧運的理和禮」的題目，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什麼是「人文奧運」的目標？第二，為什麼舉辦北京奧運要提出禮儀教育的問題？除此之外，我還想談談我國古代的體育精神。什麼是「人文奧運」？從1992年起，我國政府和人民就開始申辦北京奧運，期間曲曲折折，艱辛得很，居然用了八年的時間才獲得批准，為此耗費了龐大的資源。為了辦好北京奧運，我們還要建設許多比賽場館，今後的投入還會更多。時下有一個時髦的說法，叫「投入產出比」。這是一個商業運作的術語。投資做一個工程或者項目，要做到投資儘可能少、產出儘可能多，反之就會認為是失敗了。北京奧運的投入如此的巨大，我們期望從中得到什麼樣的回報呢？換句話說，北京奧運，我們究竟要什麼？這個問題現在必須把它想得很透徹，想得很清楚，否則，將來就沒有辦法來評估這屆奧運是否成功。為什麼北京奧運前要進行普遍的禮儀教育？剛才我們談了人文奧運的「理」，「道理」的理；下面我們來談人文奧運的「禮」，「禮貌」的「禮」。從我們前面的介紹中大家已經知道，「人文」與「禮」是密切聯繫的，要談「人文」，就一定要講到「禮」。如果說「人文」一詞還是屬於理論上、認識上的問題，那麼「禮」就是屬於實踐上的問題，並且是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而我們只有不到四年的時間了。我們中國是禮儀之邦，照道理來說，要辦人文奧運，正是我們的強項。可是，遺憾得很，近代以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對傳統文化採取了極端偏激的態度，把它當作沉重的歷史包袱，總是想丟掉它，甚至不惜對它進行掃蕩和摧殘。一百多年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禮，更是屢屢受到抨擊，被指責為「吃人的禮教」，是「資產階級溫情脈脈的面紗」，甚至將禮與奴隸制畫等號。人們曾經用非常幼稚甚至是非常無知的眼光來看待禮。比如說，人和人見面，為什麼要行禮？為什麼要鞠躬？鞠躬不就是卑躬屈膝嗎？「文革」中，「大老粗」是褒義詞，是光榮的。舉止粗魯，說粗話，成了無產階級的「本色」，是引以自豪的表現。久而久之，禮就日益遠離了我們，我們由此生活在了一個沒有禮的社會。殊不知，大凡文明一點的國家都是有禮儀規範的，沒有禮的社會是失范的社會，是有問題的社會。很多同學從小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所以也不覺得什麼。其實，問題已經嚴重到令人焦慮的程度了。我們先來看國內。禮的作用之一是維護和諧的社會秩序。而要和諧，就必須處理好人與人的各種關係。比如一件涉及到對方的事情，就有一個誰先誰後的問題，處理不好，就會產生糾紛。知書達禮的人，懂得尊重他人，懂得謙讓，先人後己，處處把對方放在優先的位置。我們平時經常說的「禮讓」，就是這個意思。我們許多人恰恰不懂這一點，處處與人爭搶。不守秩序已經成為最普遍的社會現象。等候汽車，即使只有兩個人，也不肯排隊。公共汽車一來便往上擠，一步也不肯讓。現在北京的馬路越修越寬，可是堵車也越來越嚴重，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駕車者不懂得禮讓，超車、加塞是司空見慣的現象。有一次，我坐朋友的車外出，車快到西苑附近的一個三岔路口時，突然走不動了。下車一看，原來是許多車擠成一團了，彼此犬牙交錯，誰也不肯讓，結果誰也走不了。這種人為的混亂，我想大家都見過。外國朋友到中國，最反感的現象恐怕是隨地吐痰。咱們學校新聞傳播學院有一位在國外生活了十幾年的老師，她說回國以後，最看不慣的是隨地吐痰。她住在清華北門，每天騎車到辦公室去，距離不遠，幾分鐘就到了，可是就這麼短的路程，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至少十個人隨地吐痰。她的話一點也不誇張。我們甚至在公共汽車裡，都可以看到有人往車箱里吐痰。有外國人稱中國是吐痰的王國，稱北京是吐痰的國都，真是令我們汗顏！一個「非典」，我們民族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可是居然連一個隨地吐痰的毛病都沒改掉，真是悲哀。在社區，許多居民不重視他人的感受，亂丟垃圾，踐踏草坪，蹲踩公共座椅，大聲喧鬧，不尊重他人的休息權利。禮是要講尊重的，如今孩子不懂得尊重父母，學生不懂得尊重老師。尊重是通過禮儀來表達的，在大學校園裡，有師生禮儀嗎？沒有。學生給老師起綽號，恐怕大家都已經見怪不怪了。有些學生上課遲到了，旁若無人地、大搖大擺地走進來。有的穿著皮鞋，也不知道放輕腳步，咯噔咯噔地走著，影響了正常的教學秩序。有的聽課時打手機、嚼口香糖。回答老師提問時，有些人都不願起立。一個普遍缺乏尊重的社會，能說是和諧社會嗎？一些公眾人物的素養也比較差。比方電視台的播音員，面對廣大聽眾不行禮，只是直挺挺地端坐著，說一句「晚上好」。節目剛播完，他們就當著聽眾的面收耳機線，或者互相閑聊，這種對觀眾的不尊重，已經到何等的程度！只是，大家已經習慣，不覺得這是很失禮的行為。但是你到日本和韓國看一看，他們的播音員一定首先是向觀眾深深地鞠躬，然後才說問候語。禮儀交往是要有敬語、敬稱的，日本、朝鮮教孩子學禮儀，都是從敬語開始的。他們的敬語，都是受古代中國的影響才出現的，可是我們自己的語言中卻幾乎沒有了。彼此的稱謂，除了喊了幾十年的老張、小李、師傅，再就是這些年興起來的先生、小姐，而這些稱謂的含義非常混亂，比如「小姐」，有時是貶義詞，你叫她小姐，她會非常生氣，可是又沒有可以替代的稱謂，沒有了成系統的敬稱。現在，我們再來看看我們的國際形象。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人錢多了，到美國、法國等國家或地區去旅遊的越來越多了，這原本是一件好事，可是由於行為粗俗，舉止不文雅，國外民眾和媒體的反應讓我們非常失望。最近《環球時報》有一篇深度報道談到，歐盟整體對華開放僅僅一個多月，法國媒體就有報道稱：「如何解決蜂擁而至的中國遊客帶來的新問題，如不遵守公共秩序、不講衛生、損害公物等，將是法國社會未來面臨的重大挑戰。」這些人在國外的表現如此，在國內的行為如何就可想而知了。那麼我們要問，他們為什麼會這樣？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們從小沒有，或者說從來沒有受過禮儀教育。改革開放以後，旅遊業已經上升為我們國家的一個支柱產業。實事求是地說，我們旅遊行業的硬體，無論與世界上哪個國家或地區相比都不差。我們大陸的飯店設施，普遍要比香港、台灣等地區和韓國、日本等國家好，而且價格便宜。可是，我們的旅遊業投訴是最多的。我們的導遊、賓館裡的工作人員素質普遍較差，對人沒有禮貌，不知道怎樣尊重客人。北京市的各大飯店、商店，牆上都貼著十個字的禮貌用語「對不起、謝謝、沒關係、您請」。我看了之後，心裡真不是滋味，我們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國啊！這十個字是禮儀用語的ABC，如果把這十個字說好了就是禮儀之邦了，那世界上禮儀之邦可就太多了！問題是我們連這十個字都說不好，這能叫五千年禮儀之邦的「首善之區」嗎？還有更令人生氣的，比方說中國民航。我以前有個韓國留學生，我問她，寒暑假回國坐哪個航空公司的飛機？因為北京到漢城有三家航空公司：大韓航空，亞細亞航空，還有中國民航。她說都是坐大韓航空，或者亞細亞。我說，你為什麼不坐中國民航？我們國航是全世界安全係數最高的公司，為什麼？因為稍微有點問題就不飛了，所以很少出事。不料她回答說：中國民航的乘務員沒有禮貌。我感覺很驚訝，情況有這麼嚴重嗎？後來我把三家航空公司都乘坐了一遍，我這才真正體會到什麼叫「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我第一次去漢城，坐的是亞細亞航空的班機，一進艙門，乘務員個個都是畢恭畢敬地向乘客鞠躬行禮，那真是客氣！等乘客坐好後，乘務員又遞上小毛巾給你擦擦臉，這種方式當時內地是很罕見的。這一方小小的毛巾，乘務員都是用雙手遞給乘客的，而且微微有點鞠躬。給乘客送東西也都是這樣。回顧我們民航的乘務員，都是筆直地站在機艙門口，嘴裡說著「你好」、「歡迎」，但是都沒有形體語言，顯得沒有熱情和誠意，大概不願意對客人「卑躬屈膝」吧。給客人遞東西，有時簡直就是扔給你的。送客飯的時候，也非常失禮，我有時坐在靠走道的位置，乘務員會讓我幫著給坐在窗口的乘客遞盒飯，我就遵命遞過去了。她說，對不起，還有一盒呢，於是我又幫她遞給我旁邊的乘客。當然，我沒有什麼，我在「文化大革命」下過鄉、當過工人，什麼苦沒吃過？遞幾個盒飯算什麼！可是人家外國人就不這樣想了，人家花了那麼多錢買了這張飛機票，人家是來享受服務的，人家可沒有義務來幫你工作。國航的這份工資是發給乘務員的，你怎麼能讓人家來幫著遞飯呢？現在國際航空業的競爭非常激烈，一些著名的航空公司都是靠服務質量吸引乘客。而我們的民航似乎渾然不知，服務質量上不去，怎麼能指望有好的發展呢？行為失范和道德水準下降，已經成為新的社會病。了解一個民族，最好的方法莫過於了解他的精神世界。大家想想，如果這些現象得不到糾正，到2008年，金牌拿得再多，錢賺得再多，只要我們國家的形象被毀掉了，那麼，這個損失比什麼都嚴重。你不是要走向世界嗎？就這樣走向世界？你不是要別人了解你嗎？就去了解這樣的東西？如果不幸的情況出現了，這場奧運就算是辦得不理想了。對於我們來說，沒有了禮，就談不上「人文」二字。因此，當務之急，是要在全社會做重建「禮」的工作。怎樣重建「禮」？可以有兩種不同層次的做法：一種做法是立足於應付北京奧運，為了這個目的而推行禮儀，只求外表好看，顧全面子，而沒有道德內涵。這樣的禮儀教育，實際上是一場「全民秀」，禮儀不過是面具，奧運會開完了就可以丟掉，一切都回到原樣。另一種做法是立足於國家的長遠發展，立足於切實提升全民族的道德素質，而把奧運會當作一個契機，在這一目標下推行的禮儀教育，注重培植人的內在德性，奧運之後，它依然在推動社會的進步。我想，大家都會和我一樣，主張採取後一種方法來推行全民族的禮儀教育。人文奧運有一個可以凝聚全國民心的目標，圍繞著這一目標，我們可以解決許多以前難以解決的問題，對於我們民族的發展，是一個百年不遇的極好機會。抓住這一機會，趕快把禮儀教育推行開來。四年時間，最低的限度，我們也可以學會謙讓，學會在公共場合保持安靜，懂得什麼是優雅。剩下的事情，在奧運會之後還可以接著做。只要接著做，就有希望。推行禮儀教育的工作是如此的重要，作為清華的學生，我們應該怎樣投身其中呢？這是需要各位很好地思考，並且要見諸行動的事情。改革開放之初，北大和清華各提出過一個口號，在全國都很有影響。北大提出的口號是「振興中華」，清華提出的口號是「從我做起」。這兩個加起來就非常好。所以我想藉助於我們這個「時代論壇」，藉助於我們在座的各位同學來呼籲一下，如果大家贊同我以上所講的東西的話，我們能不能「人文奧運從清華做起」？諸位是社會精英，要有「為天下先」的理念。我們能不能建立一些行為規範？比如說，在校內騎車速度不能太快，到十字路口要禮讓。一輛汽車開進校內，到處有限速的提示牌，可是不少同學騎車，速度比汽車還快，這樣不安全，也不尊重他人。我在主幹道上騎車，常常感到提心弔膽，生怕被衝過來的車撞倒。我們人文學院有好幾個老師被學生撞過。不光在校內，我們清華的學生走出去，要讓別人覺得，我們不僅有知識，而且有文化自覺。我們中文系的老系主任徐葆耕老師，快七十歲了。有一次我要去北大做講演，途中遇到他，他問我講些什麼，我說禮儀文化。他說：「這太重要了，應該講！我經常在清華門口坐公共汽車，車上有不少清華、北大的學生，可是很少有人給我讓過座！」我們的老教授出門，自己的學生連讓個座的都很少，這就很糟糕了。所以，我希望推行禮儀教育要從自己做起，從我們學校做起！通過每一位同學的行動，來改變學校和社會的面貌，一起來實現人文奧運的目標。當前禮儀教育存在的問題為了辦好北京奧運，現在有關部門正在下大力氣開展文明禮儀的教育。這種活動不能說沒有一點成效，但是在我看來，至少存在以下三個問題，如果不引起注意，就有走入歧路的可能。首先，我們向民眾普及哪個民族的禮儀？大家知道，禮儀是任何一個文明民族的文化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們與某個民族打交道，最先接觸到的，就是服飾和禮儀。服飾和禮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徵，我們一提起阿拉伯人、非洲人、東南亞人、歐洲人，除了膚色之外，我們的第一反應就是他們的服飾和待人接物的禮節。禮節是民族成員互相認同的重要標誌，什麼民族行什麼禮儀，這是不能錯亂的，因為禮儀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只有那些沒有自己禮儀的民族，或者試圖改變自己的民族屬性的人，才會去奉行別的民族的禮儀。我們剛才談到，現在社會上已經沒有禮儀規範可以遵循了，那怎麼辦呢？於是有些從事或者熱衷西方禮儀的先生，就到處推介西方的商務禮儀，不少賓館、公司、機關正苦於職工禮儀素質低下，所以非常歡迎這類禮儀，並且積極地加以推動。我看了一些禮儀教材，包括一些地方政府編的、教育部門編的，甚至是禮儀學校編的，大同小異，幾乎都是西方商務禮儀的翻版，比如怎麼穿西裝，怎麼打領帶，怎麼化妝，哪只手拿刀，哪只手拿叉等等，幾乎沒有中國人的東西在裡面。諸位，不知你們意識到沒有，如果把迎接北京奧運變成一個在中國普及西方商務禮儀的運動，中華禮儀從此與西方禮儀畫上了等號，從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西方禮儀國度，那可是一個令人無法容忍的，也非常搞笑的問題啊！我們中國沒有自己的禮儀嗎？怎麼可能？任何一個中國人都知道，我們是舉世聞名的禮儀之邦。中華禮儀是全世界最為系統、最為成熟的，看看今天的韓國和日本的禮儀，就可以了解中華禮儀的大致面貌，因為他們的禮儀幾乎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只是在最近的一百多年中，中華禮儀才出現了不斷衰落的局面。其原因，一是與近代中國的這段特殊歷史有關，因為國家當時處於不正常狀態；二是與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極左思潮有關。這兩種因素交雜在一起，傳統文化就很難有容身之地了。現在的形勢已經變了，我們理應正本清源，借著北京奧運的機會，重建富有中華民族特色的禮儀，這才是正確的舉措。如果藉此機會用西方禮儀來替代中華禮儀，那麼不管這些人自己是否意識到，他們都是在消滅我們的民族禮儀。有人說，北京奧運有四方賓客來北京，為了表示對客人的尊重，所以我們必須學習西方禮儀。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錯誤邏輯。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交往時用怎樣的禮節，是有一個原則的，那就是客人一方必須尊重主人一方的禮儀。我國古代就有「入境問俗」的規定，進入對方的轄地，首先要詢問對方的禮俗，這是為客之道。今天，我們出國之前要了解到達國的習俗，也是這個道理。「入境問俗」的原則，是當今世界遵循的原則。世界上又有哪個民族是沒有自己的禮儀的呢？外國友人來中國之前，同樣要學習和了解中國人的禮俗，並且要尊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避免做出傷害主人感情的事來。2008年北京奧運時，我們是東道主，我們理應用中華民族的傳統方式，而不是用外國人的禮節，來熱情接待四海賓朋。現在有些人不厭其煩地在教大眾怎麼吃西餐，怎麼拿西式餐具，並且美其名曰：學會款待外賓。這種理由是似是而非的。這等於是向全世界宣示，我們中華民族不需要別人尊重，我們出國用外國禮儀，外國人來中國也用外國禮儀！外國人到中國來就應該入鄉隨俗，使用筷子。大家想想，我們到外國人家裡去做客，他們不都是讓我們用刀叉的嗎？周恩來生前出訪的國家非常之多，但從來不會要求對方為自己改變生活方式。如果對方吃飯是用手抓的，那麼他也一定和主人一樣用手抓飯吃。記得「文革」前，我看過一個電影劇本叫《白求恩大夫》，裡面有這樣一個場面：過年了，白求恩在百姓家裡吃餃子，他笨拙地用筷子夾餃子，可是怎麼也夾不到嘴裡。他看到主人家的小姑娘靈巧地夾起了餃子，驚訝地豎起大拇指，連聲說：「天才的外科醫生！」白求恩是外國人，但他並沒有要求主人為他準備刀叉，這是他尊重中國人的地方；主人也沒有因為他是外國人，而為他準備刀叉，因為客隨主便，這是盡人皆知的待客之道。我有一位朋友，是台灣高雄中山大學的教授，她跟我講了自己做過的一件「蠢事」。有一次，一位美國朋友去高雄，為了盛情款待他，就請他在當地一家最好的西餐店吃飯。結果是錢也花了不少，可是人家不領情，說：「你為什麼要帶我來這裡？這種東西我在美國天天吃。你應該請我吃台灣民間的小吃。」外國人來中國，是體驗中國文化的絕好機會，無論是進餐還是娛樂，他們都會希望用純粹的中國方式的。其實，我們出國何嘗不是如此？如果我們前往的國家，風土人情都和我們一樣，那誰還有興趣去？非常有趣的是，北京有一家媒體宣傳人文奧運，在一段時間內，每天用一個版面的篇幅來介紹外國禮儀，今天是西班牙，明天是比利時，後天是瑞典，沒完沒了。這樣做的目的何在？是北京市民要組團到這些國家去旅遊嗎？顯然不是。是為政府部門做迎賓準備嗎？也不像，因為政府外事部門有禮賓司，這些事情不用外人操心的。是為了幫助老百姓迎接外賓嗎？那就更奇怪了，老百姓不可能系統學習列國禮儀之後才能「持照上崗」吧？此外，假定有五個不同國別的遊客訪問一位北京老百姓的家，那主人該如何招待他們？以我之見，不管來自哪一國，統統請他們吃餃子，而且一律使用筷子就是了，根本用不著準備刀叉，但是外賓一定會高興。最近，媒體上關於國民禮儀教育的報道越來越多，熱點之一是外國人教中國人禮儀，有一則消息說，有德國人教某地的中國人如何文明如廁。聽起來真是慚愧，我們的國民怎麼連這種知識都要外國人來教！難道我們自己沒有進行這種教育的能力？還有一則消息說，有一位從英國歸來的中國人，開了一個禮儀培訓班，教中國人學習英國禮儀，目標是要達到能與英國女王一起進餐的水準，收費標準是每人九百美元。如果辦班人是出於商業目的而這樣做，那無可厚非；但如果是出於改變中國人的文明程度而這樣做，那就有點匪夷所思了。禮儀教育，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取法於某個西方國家？照我們目前的禮儀教育的勢頭，到2008年的時候，我們根本不可能向世人展示中華民族的禮儀，那麼，北京人文奧運，我們國家的文化主體究竟何在？如果在北京奧運期間，以文明古國自居的中國到處流行歐美禮儀，那將是非常丟人的一幕！那將成為曠世笑料、千古奇談！我們不禁要問：到時誰來負這個責？其次一個問題是，我們究竟為什麼要推行禮儀教育？大家都會說：是為了迎接北京奧運。這話只說對了一部分，不能算是全對。因為，如果這樣回答算全對，那麼，我們要反問一個問題：如果2008年北京不舉辦奧運會，那麼我們還要不要推行禮儀教育？在我們看來，禮儀教育是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部分。無論2008年我們辦不辦奧運會，這項教育是一定要排到議事日程中去的。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達程度，並非只是看科學技術和物質生活的水準，看GDP的高低。那只是一個方面的指標，還有另一個重要指標，就是人們的精神生活層面的狀況，包括受教育的程度、道德文明水準、人文關懷的有無等等，其中不可或缺的具體指標之一，是禮儀文化。物質文明發達，而精神文明低下的社會，是殘缺的社會，文明發展不完整的社會。禮儀是進入文明階段的人才有的行為準則，它展示的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方式和深層理念。沒有禮儀文化的社會，不可能是和諧社會；不懂得禮儀文明的人，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明人。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們刻薄地咒罵我們千年積澱而成的禮儀文化，認為它是虛偽的形式主義，無補於我們的社會進步，因而幾乎將它拋棄殆盡。現在我們終於嘗到了失去了它的苦頭，道德文明的滑坡和社會生活的無序，嚴重損害了國民的形象，也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發展，甚至影響到經濟的發展。迎接北京奧運，不過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提升全民族禮儀文明水準的契機，使我們看到了禮儀文明的重要性，以及解決這個問題的緊迫性。因此，如果看不到禮儀教育對於國民素質的重要性，而把目光僅僅盯住2008年的北京奧運，那麼，就會把禮儀教育看作是應付這場盛會的權宜之計，而不是為了民族的長遠發展。那樣做，無異於把迎接人文奧運變成一場「全民秀」，北京奧運結束之後，一切依舊，行為粗俗、隨地吐痰、不守秩序，一切故態復萌。我們不僅欺騙了四海的賓朋，也欺騙了我們自己。更加嚴重的是，由於這場「全民秀」嘲弄了全民學習禮儀的熱情，在可以看見的時期內，人們將很難把它再次點燃起來。第三個問題是治標不治本。中華禮儀最顯著的特點是，講究內外兼修，不僅要求言談舉止上溫文爾雅，循規蹈矩，而且內心要有鮮明的德性。用先秦儒家經典《禮記》裡面的一句話來表述，就是「德輝動於內」，「禮發諸外」。輝動於內的德，是言談舉止處處合於禮的原動力，也是禮之所以合於理的根本原因。而時下的禮儀教育太過注重形式，而比較忽視行為主體的內在道德問題。最近我們看到一些禮儀教科書，有把禮表面化、工具化的現象，比如教握手，要求手伸出來的距離要與身體成一定的角度，比方說三十五度，否則就是不合格；雙方的手相握，只能停留三秒鐘，否則也是不合格。如此等等。有趣的是，對於微笑也有規定，有一本禮儀書上說是不能露出牙齒。還有一位先生到我們學校做講演，對微笑所下的尺度卻是露出六顆牙齒。有一天北京某主流媒體在頭版刊登了一條類似於喜訊的消息，說是今後考核公務員的微笑是否合格，已經有了可以檢驗的標準了。不知這家報紙是把不露牙作為標準，還是把露出六顆牙作為標準？不過，我對著鏡子照了照，發現自己如果閉著嘴不露牙，根本就笑不出來，或者只能是皮笑肉不笑。而一旦張開嘴笑，就不能保證只露出六顆牙。也就是說，按照他們的標準，我居然不會微笑！這種禮儀教育，用來培養賓館服務員可以，用來培養青少年學生和廣大民眾就肯定行不通，那樣的話，人都要被訓練成機器人了。實際上，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是這樣進行國民禮儀教育的。這類商務禮儀，注重外表和形式，很少或者根本不關注學習者的內在素質。我們在許多賓館門口見到過許多女服務員，他們衣著華美、舉止得體，可是誰見了都沒有親切感。中國古代的體育精神假如我是一名外國記者，2008年我來北京採訪，我一定會問這樣一個問題：你們中國不是五千年文明古國嗎？那麼，在古希臘開創奧運會的時代，你們古代有體育運動嗎？如果有體育運動，那麼有體育精神嗎？如果有體育精神，那麼與古希臘的體育精神相比，你們的特點何在？誰能把這些問題回答出來？如果誰都回答不出來，那人家就會說我們的五千年文明就是吹牛了。我們古代有沒有體育運動？當然有，比如漢唐的時候就盛行打馬球。那個時候一到中秋節或者端午節，人山人海地打馬球，很有群眾性。但是，古希臘的第一屆奧運會是在公元前776年，我們晚了好幾個世紀。我們再看文獻記載，戰國時期臨淄的「蹴（ｃù）鞠（ｊū）」，就是最原始的足球運動，非常流行。國際足聯經過調查、論證之後，向全世界宣布，中國是足球運動的故鄉。戰國時代是在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它比馬球的年代要早得多，但還是比古希臘首屆奧運會晚。奧林匹克起源時期相當於我們的春秋時期。那麼，春秋時期有沒有體育比賽呢？回答是肯定的：有！在春秋時代，每年的春、秋，中原地區各鄉、各州都要舉辦一種稱為「鄉射禮」的體育比賽。至遲在新石器時代，弓箭作為打獵和戰爭的重要武器，就為人們所掌握了。中國射箭技術之高，在世界上也是聞名的。在漢字古文字里，「侯」字是一個會意字，畫著一塊布，也就是靶子；還有一個「矢」字，也就是箭。最早選軍事領袖，是根據射藝高強與否來決定的，射中者為「侯」。這就是「諸侯」的「侯」字的本義。夏朝有羿射九日的傳說，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春秋時期楚國神射手養由基，能在百步之外射中柳葉，而且百發百中。養由基的射技，不僅體現在準確性上，他的臂力也非常驚人，能一箭將綁在一起的七副盔甲射穿。這種以比賽武力為主的運動，在儒家的影響下，逐漸演變成為射禮，將禮樂教化與體育比賽完美地糅為一體。鄉射禮的地點在鄉校，射手們按照實際水平分成兩隊，每次各出一人比射。鄉校的正北，有一座堂屋式的建築，選手在堂上並排而射。箭靶與堂上的射位南北正對，間距是一把弓長的八十倍。報靶、計算成績，都有專門的工作人員。這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體育比賽，它的年代與第一屆奧運會相當，甚至更早。我們先來扼要地了解一下鄉射禮的主要過程。鄉射禮的射箭比賽一共進行三輪，稱為「三番射」。第一輪是教練，由一名擔任司射的人做示範，並宣布比賽規則。這一輪是試射，所以不管射中沒射中，一律不計成績。第二輪起，屬於正式比賽，凡是射中者，工作人員要用算籌記錄成績。第三輪比賽時，樂隊演奏規定的樂曲。這些樂曲都選自《詩經》，內容純正高雅，節奏中正平和。射手要按照樂曲的節奏跟著鼓點發射，這是檢驗你的身心是不是和諧。這樣子射中了才是最難的。如果沒有按照這一要求去做，即使射中了也不計成績。最後，工作人員宣布比賽結果，負方飲罰酒。下面我們來看看，鄉射禮提倡的體育精神與古希臘奧運會相比，有哪些不同。大家知道，古希臘的奧運精神是「更高、更快、更強」。所謂更高、更快、更強，這三個東西都是就人的體能而言的。為什麼古希臘人要這樣強調體能呢？我想有兩個原因，首先，古希臘處在城邦時代，城邦與城邦之間彼此征戰不息，為了提高戰士的戰鬥力，不得不強調人的體能。第一屆奧運會的幾項運動，摔交、射箭、丟標槍、扔鐵餅等，實際上都是軍事體育。其次是宗教原因，古希臘處在神話時期，人的思想、精神、靈魂是由神來管的，所以奧林匹克競技場設在奧林匹亞山的神廟下。奧運會的目的之一是媚神，在神面前展示自己的健美。我們中國不然，我們早在西周就脫離了神話時代進入了人本主義時代。中國人的靈魂是要自己來管的，人要道德自律，沒有神看著你，自己要把握好。這和古希臘是大不一樣的。怎樣把握自己？要通過禮。禮是道德的具象，是道德在人身上的體現。沒有禮，道德就是一句空話。用一句古話來說，就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鄉射禮所蘊涵的人文精神非常豐富。比方說，要取得比賽的勝利，首先要外體直、內志正，儒家的禮儀教育，特彆強調形體和心志的正直，在這裡儒家巧妙地把比賽時候的形體要求與道德要求融會在一起。其次，既是比賽，就會有競爭。鄉射禮提醒射手，要尊重競爭對手，彼此在人格上要互相尊重，當雙方拿了箭上堂，要互相謙讓，請對方先走。上堂的台階比較狹窄，只能走一個人，那麼先上去的人要等後來的人。射完了下堂，兩個人還是要彼此謙讓，請對方先走。下堂之後，遇到下面一對正要上堂的選手，彼此要作揖致意。孔子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意思是說，君子是不會與人作無謂的爭鬥的，如果一定要與人爭高下的話，那就是射箭比賽吧！不過這種競爭，是與對手揖讓著上堂，比完了下來一起飲酒，這種競爭是君子之爭。我們古代這種君子之爭的風氣影響了整個東亞，不管是蒙古、朝鮮還是日本，都受到了這種體育精神的影響，摔交、相撲、跆拳道，選手上場都會互相行禮，這是西方人所沒有的。第三，既然是比賽，就一定會有贏和輸，鄉射禮要求選手正確對待失敗，要做到「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多從自己的身上找原因，而不要怨天尤人。第四，單純的射箭比賽，只是比力氣和技巧，那樣容易導致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鄉射禮要求射手按照音樂的節奏發射，這就要求身心有高度的和諧。第五，射箭時，要把靶子當作你的道德標準來瞄準。《禮記》上說，你是一個為君的嗎？你是一個為父的嗎？那麼，你在瞄準靶心時，就要想想自己的德行是否像一個君王、是否像一個父親？把我的精氣神等所有的東西都體驗到。這是一種存問和反思的功夫，不可以缺少的。發而不中，也要從自己的修為上找找原因。可見，我們的鄉射禮已經從普通的射箭比賽，上升到了哲學的層面。鄉射禮傳到朝鮮、日本之後，被稱為「弓道」，就是因為它不僅僅是射箭，還有一種道德體驗在裡面。韓國人的「弓道」鄉射禮要求人們注重體魄和心性的統一與和諧，這種體育教化已經達到一種出神入化的境界。所以我們古代講人的身心和體魄要和諧，體魄與人格並重。其實你僅是練箭也可以射中，但你這個人腦子是空的，這就不符合人的全面發展的原則。這就是為什麼你是水利系的、他是機械系的、我是工程物理系的，我們在學習專業知識之外，還要學人文，還要學體育。人要全面發展。所以我覺得，我們古代不僅有體育精神，而且要比古希臘「更高、更快、更強」的體育精神來得深刻，不知大家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在中國古代，經過儒家的改造，鄉射禮被注入了諸多的人文內涵，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這是不能不了解的。孔子用六藝，也就是禮、樂、射、御、書、數來教學生，其中的「射」，往往有人解釋成軍事教育的，甚至有人用它來討論孔子的軍事思想的。從上面的介紹大家可以知道，那是一種對孔子的誤讀。為了證明我的看法，我們還可舉出一個例子。《禮記》上說，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學生在矍相之圃射箭，前往觀看的人很多，像牆一樣在外麵糰團圍住。孔子的學生「引而不發」，做出非常優雅的姿勢。許多人看了很羨慕，都想進去試試身手。於是，孔子就叫他的學生到門口宣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內！」賁軍之將，就是打敗仗的將軍；亡國之大夫，是對國家滅亡負有責任的官員；為人後者，是指為了蠅頭小利，去做人家乾兒子的人。除了這三種人，其他的人都可以進去射箭。比賽每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孔子就讓學生提出新的道德要求，只有符合條件的人才能進入下一輪。所以到最後一輪的時候，人幾乎都跑光了。所以說，射禮不是教人學習打仗的。在長期的歷史長河中，鄉射禮的精神已經成為中華人文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於這個問題，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來加以說明。清朝乾嘉時期有位大學者叫阮元，成就很高，學者奉為「山斗」。晚年，他出了一本文集，叫《揅經室集》。他在文集中回憶到幼時母親給他講的道理，他母親說：為學如同為射。若要想射中，氣一定要下沉，不能心浮氣躁，要氣沉丹田；目標要專註，始終如一；用力要精猛，全身心投入。如果沒有射中，要「反求諸己」。可見，鄉射禮的基本精神，已經成為一種人生態度和人生哲學，它可以指導你去正確處理一切事情。另一個例子是，抗日戰爭的時候，北京有座輔仁大學，因為是德國人辦的，所以沒有像清華、北大、南開等校那樣南遷。校長是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陳校長身在淪陷區，內心的痛楚尤甚。有一天，輔仁大學全校集會，陳校長神色凝重地講話，他引用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的典故說：古代有三種人，是連運動場都不允許進入的：敗軍之將、亡國之輩與為人後者。陳校長用「為人後者」來警示大家不要認賊作父當漢奸，全校師生聽了無不肅然，場下鴉雀無聲。這個故事說明了鄉射禮有它非比尋常的人文內涵，值得我們很好地學習。（2004年10月22日在清華大學「時代論壇」的講演）呼喚禮儀與繼承傳統：文化之魂與人文傳承20世紀60年代，我們史學界的泰斗錢穆先生在台灣接見美國學者鄧爾麟時，向他談了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見解。大家知道，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可是，它的「核心」在哪裡？在這樣一個博大的體系中，起著最深層的影響的東西是什麼？錢先生說只有一個字，就是「禮」。他說，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從一個家庭到整個國家，我們所有的行為準則都是由「禮」來籠罩的。我們中國幅員如此遼闊，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各地的風俗差別非常之大。西方人是以風俗來劃分國家的，如果按照西方人的觀點，這麼大的差別，就是不同的國家了。可是在中國，不管你的風俗有多麼不同、方言有多大的差別，但是在「禮」這個層面上都是認同的。禮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種思維方式，一種行為準則。所以，錢先生說：要了解中國文化，就非要了解「禮」不可。禮樂文明誕生是偉大的歷史進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近代以來，每當人們對傳統文化進行抨擊的時候，「禮」總是首當其衝地受到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時，對「禮」的衝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四人幫」說，「禮」就是奴隸制。《論語》上有句話叫作「克己復禮」，江青說「克己復禮」就是復辟奴隸制。江青把禮與奴隸制直接畫了等號，它的惡劣影響，直到今天還遠遠沒有肅清，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為這個「禮」來正名。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談對禮的認識，那麼，我要說「禮」不僅不是反動、落後的東西，恰恰相反，它在中國的誕生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進步。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一談到禮，就不能不去找它的源頭，就一定會從「周公制禮作樂」談起。周公輔成王（壁畫）殷周之際，武王伐紂，把商朝推翻了。那時候武王身體不好，幾年之後，武王就死了。他的兒子成王年齡幼小，不能親政，於是就由成王的叔叔周公來攝政。這個周公非常了不得，原本是一次尋常意義上的改朝換代，經過他的手，就變成了天翻地覆的一場體制和思想領域的革命。著名學者王國維（靜安）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論》里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他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中國古代二千多年文明，政權發生過很多次轉移，但大多沒有發生本質上的變化，只是天子換了；這中間只有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就是武王克商。拿今天通俗的話來說，殷周革命就是奴隸制變成了封建制。殷商是奴隸制，我們在河南安陽的殷墟可以看到，一個商王死了以後，要殺掉幾十個甚至幾百個奴隸或者戰俘來殉葬。殷墟的王陵區有上千個祭祀坑，一個坑往往埋有十個被殺死的人。處於社會底層的戰俘和奴隸，沒有尊嚴可言，他們的價值與牛、羊、豬一樣，不過是奉獻給神的犧牲。殷商時代的青銅文化非常燦爛，物質文明相當發達，但它的精神文明卻與之不相稱。殷墟出土十幾萬片甲骨告訴我們，商王無論什麼事情，包括明天下不下雨、打獵能否有收穫，乃至有沒有病等，都要占卜，這是一個神權的時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完全失衡，只能依靠暴政來統治人民。所以，牧野之戰，七十萬士兵前途倒戈。一個物質文明那麼強大的王朝，在頃刻之間就覆亡了。如此迅速的變化，令人感到驚訝不已。怎樣才能長治久安？這是擺在周人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作為政治家的周公，對商朝的歷史做了一個詳細的梳理和思考。他發現商朝前期的一些王還是很好的，特別是像祖丁、武丁等，有的在位五十多年，有的在位七十多年，當時國力非常強盛。到後期的那些王，在位時間都不很長，或五六年，或三四年，都是短命的王。周公認為根本的原因是他們失德。周公認為商朝的滅亡不是由於天命，而是由於他們失德。失德就失人心，失人心就必然滅亡。所以我們今天在《尚書》還可以讀到很多篇周公對當年臣下的訓誥，他反反覆復提到：「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商朝亡國的教訓並不遠，就在夏朝之後。那麼怎麼辦？他提出一個口號，叫「明德」。周公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出要把「明德」作為執政綱領的政治家。為了保證這樣一個綱領的實施，周公制定了一系列人性化的禮樂制度，史稱「周公制禮作樂」。德政要怎麼樣體現？德政要有制度來加以保證。周公設計的這套制度跟商朝截然不同，王靜安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論》裡面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論述，他說：「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又自其表言之，則故聖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無以異於後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則其制度文物與其立制之本意，乃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其心術與規摹，迥非後世帝王所能夢見也。」周公那樣一種深思熟慮，制定的體制那樣完備，後面有多少個朝代都在跟著往下走，但他們根本不能想像也無法明白周公的用心和胸襟。王靜安先生在概括了周公制定的一些禮制之後說，周公用來綱紀天下的宗旨是什麼呢？是「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公製作之本意，實在於此」。王先生還說：「周之制度、典禮，實皆為道德而設。」周公執政，不是靠行政權力或者暴力，而是靠道德。這是我們首先要談到的，只有理解了道德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我們才能往下談。我們現在讀《尚書》，感到非常親切，因為它裡面很注重民意。它裡面有一篇非常著名的《酒誥》。商朝人很喜歡飲酒，為長夜之飲，有時喝得連日子都弄不清了，最後亡國了。周公就告誡自己的官員不要酗酒，誰要是酗酒就把他殺了，要汲取歷史的教訓。他欣賞這樣一句話：無於水鑒，當於民鑒。意思是說，要把老百姓對執政者的反應當作一面鏡子，而不要僅僅把水當作鏡子。《尚書》里還說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威）自我民明威。」以前人們講到周的時候，總是說周朝人愛講「天命」。其實周人的「天命」是個幌子，他講的是天，實際上是在說人民。《尚書》里還有那樣一句話可以作為我們這麼說的證據，叫做「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之所見，是通過人民的眼睛，老百姓看到的，就是上天所看到的；天之所聽，是借用人民的耳朵，老百姓聽到的，就是上天所聽到的。這是一種何等進步的思想！江青說周公代表的是奴隸制，簡直連起碼的事實也不顧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天下哪有這樣的奴隸制？周人的這種思想，把民眾看作是社會之本，我們把它叫做「民本主義」。史學界多數學者認為，從商到周是從奴隸制邁向了封建制，當然這是有爭議的，比如郭沫若就說到戰國時才進入封建社會。「文革」之前，學術界里多數學者認為西周時開始進入封建社會，殷周之間差異實在太大了。台灣著名學者方東美先生說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話，可以和王靜安先生的話相互印證。方先生說，殷周之際是歷史上變革最為巨大的時代，殷是一個神權主義的時代，而西周則是進入到了人本主義時代。他說，殷商是神話時代，當時的古希臘也處在神話時代。中國的神話時代比較短，因為中國從西周起就進入了人本主義時代，而古希臘直到我們的戰國時期才轉入人本主義時代，所以古希臘的神話特別發達，我們的人本主義思想特別早熟，這是東西方不同的地方。我個人非常認同方先生的論斷。周公的理念及其所規定的一系列制度，奠定了我們兩千年文明的基調，為後世所尊奉。在他之後，儘管改朝換代的事情不斷發生，但總體而言，只有量變，沒有什麼質變。中華禮樂文化的底蘊在這時就確立了。孔子非常推崇周公，他說過「我很久沒有夢見周公了」這樣的話。他認為周公推行的制度最好，他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他贊成周公的德政，但是德在內心，外邊看不到。他把德理解為一個「仁」字，指出「仁」就是「愛人」，孟子則概括為「仁者愛人」。有德的人必然是最懂得愛人的，懂得珍視人的價值，懂得尊重別人。後來，孔子的學生把孔子仁的理念理論化，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周公所制的禮，主要體現在一些典制上，到了孔子，又加進了一套修身養性的東西和一套教學方法。到了荀子，他把法家的東西吸收了過來，把禮和法結合起來，逐步形成了一個禮學的體系，影響非常之大。禮學體系內容非常龐大，包括理論形態、典章制度、行為規範以及修身養性的東西等等。禮樂文化所體現的人文精神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術界出現了文化大討論，大學裡面尤其熱烈，我當時正在讀研究生。有一次我參加學校研究生會組織的研討會，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教育系的一位同學提出了「怎樣界定人」的問題，就是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在哪裡？引起了與會同學的熱烈討論。實際上，在儒家的典籍《禮記》裡面，對這個問題早就有過討論。人與動物的區別是什麼呢？《禮記》說：「人之所以為人，禮義也。」這個結論，是所有與會的同學都沒有提到的。儒家認為，人懂得禮而動物不懂得禮，是兩者的根本區別。《禮記?曲禮上》還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人如果不懂禮，就是衣冠禽獸、會說話的禽獸。所以《禮記》又說：「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儒家認為，人是通過禮來「自別於禽獸」的。《禮記》說：「禮也者，理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就是符合道理的行為規範。禮的精神所要體現的是一種不能移易的道理，只有固守住禮的人，才算得上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一個大寫的人、一個文明時代的人。在儒家的眼中，禮又是區別文明與野蠻的標準。唐代學者韓愈在他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原道》中曾經非常深刻地談到這一點。孔夫子用「六藝」教學生，其中有一部叫《春秋》，原本是魯國的史書，寫得非常簡略，有點類似於大事記。猛一看，似乎沒有什麼深奧的道理。那麼，為什麼孔夫子會把它作為教育學生的教材呢？我們看《史記?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知道，司馬遷曾經與上大夫壺遂討論過這個問題。司馬遷認為，孔子作《春秋》的本義，是要人們懂得「防微杜漸」的道理，因為亂臣賊子的出現都是有一個過程的，而《春秋》這本書，正是把事情發生的苗頭和演變的軌跡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後人讀了之後，就會從中吸取教訓，懂得防範。這是司馬遷的理解，而唐朝的韓愈不太同意司馬遷的說法。他認為，孔子作《春秋》，是因為春秋是一個戰爭非常頻繁的時代，原因之一是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中原地區很早就進入了農業文明時代，而周邊的許多民族還處在游牧時代。農業文明的居民憑藉比較成熟的耕作技術向大自然索取食物，所以生活比較穩定和富裕。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可以證明，至遲在五千多年前，中原地區的農業文明就已經相當成熟了。游牧民族不然，他們逐水草而生，食物來源不太穩定，迫於生計，所以不時要到中原來搶掠。有些周邊民族到了中原之後就不走了，或者住了一段時間以後才走，這樣，他們與中原民族的交往就非常密切。所以說，伴隨軍事衝突而來的，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交流和轉換。有些周邊民族與中原民族接觸後發現，中原人頭髮梳得整整齊齊，髮髻上插著笄，還戴著冠冕，說話很文雅，彼此謙讓，覺得中原的禮儀很先進，就處處模仿和學習。與此相反，中原的某些諸侯看到周邊民族的文化後覺得很新鮮：他們都披頭散髮，這樣不是每天可以省去梳洗的麻煩嗎？說話很粗魯，這不是很豪放嗎？於是也處處來模仿和學習。這兩種模仿和學習，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要害在於，是落後文化向先進文化靠攏，還是相反？韓愈認為，孔子修《春秋》的深意是要嚴夷夏之別。夷夏之別的根本是什麼呢？就是有沒有「禮」。韓愈說，中原的諸侯轉而用夷狄之禮，那麼，我們就要把你「夷狄之」，就是把你當作夷狄來看待，不再認為你是中原大家庭的一員。當時的人對周邊民族有專門的稱呼，東方的叫「夷」，南方的叫「蠻」，西方的叫「戎」，北方的叫「狄」。簡稱「夷狄」，或者「夷」，「二十四史」中的《四夷志》，就是周邊民族的專志。好了，如果你原本是夷狄之邦，但轉而學習了我們中原的禮法，認同了我們的文化，我們就要「諸侯之」，把你看作是中原大家庭中的一員。韓愈的說法沒有種族歧視，惟一的標準是文化，這是非常高明的見解。在他看來，春秋時期中原與周邊四夷的衝突，就是先進文化和落後文化的較量，是讓歷史走向進步，還是走向倒退的大問題。這才是孔子修《春秋》的用心之所在。中原文化代表了當時的先進文化，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人民有非常好的文化修養，這就是禮樂文明。韓愈在《原道》中講的道理，我們千萬不能忘記。最近，有些學校為學生開設了禮儀課程，原因是有些學生去求職面試的時候，由於不懂起碼的禮儀，給考官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被人家刷掉了。為了讓學生在求職時順利過關，所以要教給學生一些對付考官的「招」。為了這樣的目的來開禮儀課，貌似有理，但從根本上來說是很有問題的。中國古代的禮儀是以修身作為基礎的，《禮記》說，只有「德輝動於內」，「禮發諸外」，只有你內心樹立了「德」的地位，並且讓它在你內心「輝動」，就是放著光輝，那麼合於理的禮就會自然地散發出來。因此，我們的古人總是強調禮要和修身結合起來，如果離開修身，行為即使中規中矩，也不能叫禮，而只能叫「儀」，就是徒具形式的虛禮。這幾年，我在清華開一門名為「中國古代禮儀文明」的課，主要是介紹中國古代禮學的沿革、學理、文獻、典禮等等。經常有同學問我，怎樣樹立起新時代的行為規範？我總是回答說：「建議你去讀讀《禮記》。」《禮記》是禮學的經典之一，主旨是發揮禮的義理，其中的主題之一就是講如何修身，這裡不妨略微舉幾個例子。比如《禮記》說：「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意思是說，所謂禮，就是通過自我謙卑的方式來尊敬他人，即使是一個肩挑背負、沿街叫賣的商販，也一定有值得他人尊敬的地方。這段話告訴我們，即使是弱勢群體，他們也有人格，它不應該受到貧富和地位這些因素的影響。有同學說，我們為什麼要尊敬那些小商小販？為了回答你的這個問題，我先講一件真實的事情。有一天早晨，我在學校裡面跑步，有兩位年長的清潔工穿著橘紅色的工作服正在掃街，一男一女，看得出是夫妻。兩個人都汗流浹背，看來已經掃了很長的時間。半個多小時後我跑回來，他們又在掃另一條長長的馬路。於是我停下來跟他們聊天，問他們怎麼要掃這麼多的地方，他們回答說：「兩個孩子都在念書，家裡錢不夠用，沒有辦法，只好多掃一點。」我聽了之後，真是肅然起敬！他們雖然生活困難，但是一不偷、二不搶、三不貪，完全靠自己辛勤的勞動來生存，來為社會減輕壓力，比起那些貪官污吏，比起那些鋌而走險的人，這是多麼偉大的人格！實在是高尚得很啊！在座的各位同學，是我們國家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學子，誰不羨慕！但是一定要有平等待人之心，對學校的門衛、掃樓道的工作人員都要尊重。他們儘管文化程度低，但人格與我們是一樣的。他們拿著微薄的薪水，做著大家都不願意做的又臟又累的工作，我們為什麼要輕視他們？如何對待弱勢群體，是我們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我想，如果大家都記住了《禮記》的這段話，問題就一定可以得到解決。《禮記》又說：「敖（傲）不可長，欲不可從（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是說凡事要把握好度，要懂得謙虛自守；「臨財勿苟得，臨難毋苟免」，是說看到錢財，不要總是變著法子去佔有；遇到危難，不要總是想辦法逃脫。又如「公庭不言婦女」、「公事不私議」、「朝言不及犬馬」，是要求政府工作人員要有敬業精神，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要能自律。《禮記》的第一篇是《曲禮》，《曲禮》開頭就說「毋不敬」，這句話很要緊。東漢經學家鄭玄在為「毋不敬」三字作注的時候說：「禮主於敬。」唐朝學者孔穎達在《禮記疏》申述鄭玄的話說，古人把禮分成吉、凶、軍、賓、嘉五大類，五禮的實質，無一不是通過「禮」的形式來表達「敬」的。夫婦相敬，君臣相敬，士與士相敬，對自己的親人就不用說了，哪怕已經逝去，依然要保持敬意。由這個「敬」字，可以衍生出很多東西，就會有禮讓。所以朱熹說「毋不敬」是一部《禮記》的綱領。因此，我們人人心裡都應該有一個大寫的「敬」字，時時想到要尊重自己，尊重同學，尊重老師，尊重學業。有了這個大寫的「敬」字，凡事他就會用這個「敬」字去衡量。我對同學說，為什麼有人見到老人能主動讓座，而有些人就做不到呢？因為主動讓座的人心中有個「敬」字，不肯讓座的人心中沒有這個「敬」字。問題就是這樣的簡單。我們現在總是要求學生不要這樣不要那樣，總是在行為上作硬性規定，而沒有想到怎樣讓學生在內心把「德」樹立起來，所以效果很差。現在學校里尊師的風氣非常的淡漠，「文革」的時候，老師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革命的對象，學生怎麼會尊敬你？不反你就是好的。現在「文革」雖然結束了，可是尊師的風氣也沒有了。我看過一個報道，貴校的一位校長到韓國某大學訪問，由對方校長陪著參觀校容，走到某處，有幾個學生正在路上閑聊，看到校長陪著客人過來了，他們馬上自動站到路邊，向校長和客人恭恭敬敬地鞠躬。貴校這位校長很驚訝，說我在自己的學校可沒享受過這種待遇！不僅中國的學生不會這麼尊敬師長，而且在公交車上，給六七十歲的老教授也不讓座。這一切都讓我們感到慚愧。問題出在學生身上，但責任是在老師身上。作為老師，我們沒有跟學生講做人的道理，沒有講「毋不敬」的道理。無論什麼事情，你首先應該為對方著想才對。比如你在家裡看電視或者生日聚會，應該想到，電視機的音量是否太高？大家唱歌的聲音是否太大？會不會影響鄰居休息？人家還能不能看書？我們做事很少考慮別人的感受，這是修養不足的表現。時間不多了，就說這麼一些，點到為止。人文奧運離我們還有多遠經過八年的努力，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終於花落北京。現在舉國上下都在談論北京奧運。在許多人的眼睛裡，北京奧運的三大目標裡面，「綠色奧運」和「科技奧運」是硬指標，一點虛假也別想往裡摻，「人文奧運」就不一樣了，這是個軟東西，說它有就有，說它大就大，好糊弄。近一二十年來，我們已經習慣於在「一手硬、一手軟」的狀態下生活。用硬的一手抓經濟，所以生活越來越好；用軟的一手抓精神文明，所以出現了道德水平滑坡、社會風氣不正的隱患，這是大家都親身感受到了的。「人文奧運」這篇文章怎麼做呢？我覺得要比綠色奧運、科技奧運難得多。有些人認為，故宮、長城、頤和園，這不都是人文景觀嗎？到時候讓外國的觀光客看看這些老古董，既把錢賺夠了，又把人文奧運的目標完成了，有什麼難的！其實，人文人文，主要是人，而不是那些古迹。人文是指人的精神面貌，是要不斷進步和提升的。我們清華的大禮堂里高懸著一塊匾，上面就是「人文日新」四個字。這塊匾是解放前就掛著的，與當時的三座學生宿舍的命名，在意思上是貫通的。老清華的三座學生宿舍分別是明齋、新齋、善齋，它們的命名是取自《大學》開頭的三句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這三句話的意思大家都一定很清楚，人不僅要每天光明自己的「明德」，而且要去「新民」，去影響周圍的人，讓他們的面貌日日新，要努力使「明明德」和「新民」的工作做到「至善」的境界。所以說，人要通過學習使自己的面貌日日新，要使周圍人的面貌也日日新，這就是「人文日新」。中國是五千年文明古國，人文精神的積澱非常深厚，應該說中國人的精神面貌自有特別的氣象。可是，遺憾得很，一百多年來，我們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下生活，以至我們不能用客觀的眼光看待我們的五千年文明。這是多麼寶貴的文化遺產！可是，許多人卻把它當作沉重的歷史包袱。每當有外患內亂的時候，大家就要鞭笞我們的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禮，更是難逃厄運。批判來批判去，批了一百多年了，它已經體無完膚。如今我們對於自己的民族傳統已經非常隔膜了，尤其是年輕一代，準確地說，已經不止一代了。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意識到「文革」對於人的思想的破壞，所以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口號，可惜與經濟建設的成績相比，情況很不理想，不僅傳統道德沒有得到恢復，反而把外國某些消極的東西學到手了。人與人之間缺乏誠信，甚至沒有起碼的禮節。前幾天，我和幾個朋友在一起聊天，有位朋友說：你們想一想，現在我們的生活中還有什麼是可以稱為禮的東西？大家想了半天，都想不出來。就目前的情況來說，我們的文明狀態是肯定不合格的。北京奧運即將來臨，如今的狀況又這樣的糟糕，所以，如何向全世界展示我們中國人的人文精神，如何把北京奧運辦成「人文奧運」，就成了一件非常艱巨的工作。

前些日子，北京在巴黎街頭舉辦了中國文化年的大型活動，我在電視上看到後很興奮，於是給一位正在巴黎訪問的朋友發了封電子郵件，說巴黎人對中國文化如此迷戀，讓我覺得特別高興。不料，這位朋友回信說，近年西歐某些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可是不少，說中國人沒有文化，沒有教養，為了錢可以不顧一切等等。這位朋友的回信讓我感到非常意外，心裡涼了半截。可是轉念一想，覺得一個國家的形象是要靠每個公民的言行來展示的，光靠文化代表團去展示的作用當然是有限的。有些歐洲記者喜歡做貶低中國人的文章，可是，「謠言止於智者」，只要我們身上沒有了這些毛病，謠言自然就會平息。到2008年，到中國來旅遊和考察的外國人會比任何時候都多，親身感受中國，感受中國人，那時，每個中國人都是形象大使，一個真正的中國將會近距離地呈現在世人面前。不過，那時候中國的形象如何，還是要由我們自己來選擇的，外人誰想扭曲或者美化，都是徒勞的。我們是舉世聞名的禮儀之邦，禮儀文明是我們的強項，只要我們對本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存有溫情和敬意，而不再像過去那樣實行「文化自戕」，就會真正認識到我們傳統禮儀的精妙。這就是我今天用了這麼多時間來給大家談中華禮儀的原因。希望全社會都來關注「人文奧運」，腳踏實地走向「人文奧運」。附：彭林答問提問：我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學生，是北大團委下屬的文明禮儀學校的秘書長。聽了講演，我想我們學校以後的發展可能要換一個言辭：風吹草動。以前的發展更注意形象的培訓，但是我想，今後更該注意深層化文明的培養，這對我們大學生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我在這裡冒昧而真誠地表示歡迎。這次活動的主辦方應該把禮儀的培訓或者禮儀文化的培養引入到北京大學的校園裡。另外，我們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的外交學有一門專業叫「外交禮儀」的課程，學習在國際交往中的外交禮儀，例如要注意阿拉伯國家的禮儀是什麼樣的，美國的禮儀是什麼樣的，但是，我想什麼才是中國的禮儀？我現在不明白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禮儀。我們要尊重對方的禮儀，卻不知道哪天別人可以尊重中國的禮儀，這就是我想問的問題。彭林：這位同學問得非常好，它使我想起幾個星期以前在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跟侯耀華先生等做的一個節目。侯先生一開始說，世界各國的禮儀非常豐富，有的搖頭不算點頭算，有的點頭不算搖頭算；有的見了面彼此要用鼻子碰一下，表示親近。他舉了很多這樣的例子。隨後他說，時代發展到今天，我們不能再用老禮，而應該和國際接軌。我反問他：您說的跟國際接軌，是跟國際上哪種禮儀接軌？是跟點頭不算搖頭算的禮儀接軌？還是跟見了面互相碰鼻子的禮儀接軌？在我看來，任何一個民族，它的文化最表層、最直觀的東西就是禮儀。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禮儀。現在最糟糕的問題，正如這位同學所說，是我們學了許許多多的外國禮儀，卻不知道自己國家的禮儀是什麼。2008年奧運會，外國朋友來中國之前想「入境問俗」，了解一下中國的禮儀，我們卻是「無可奉告」，真是不可思議。我曾經看過一些中國人寫的禮儀手冊，包括北京某禮儀學校的教材，往往先是在前言部分大講一通我國是禮儀之邦、禮儀文化源遠流長等等，但是，正文部分卻都是西方的禮儀，怎麼畫眉，怎麼塗口紅，怎麼打領帶，怎麼吃西餐等等。可悲的是，有些手冊的書名還冠以「中華禮儀」的字樣。我想，這樣的禮儀教科書出版得越多，禮儀學校辦得越紅火，中華的禮儀文化就完蛋得越快。正如剛才張教授所說的，咱們應該一起把五千年文化禮儀中的精華傳承下來，中華禮儀文化不可能都是糟粕，總有好的部分，現在我們要把裡邊合理的部分找回來，結合當今的時代特點，制定出一套中華禮儀。提問：這次講座的主題是「呼喚禮儀，繼承傳統文化之魂」，我想問一下，怎樣才能傳承傳統文化之魂？怎樣才能把禮建立在文化基礎之上？怎樣提高大家的文化修養？彭林：我談談我的看法。我多年在大學從事教學。多年以來，我們的教育是應試教育，一個中學的所有的工作，就是為了讓學生考上大學。大學階段是為了學技術，畢業後好找工作、好出國，至於人格怎樣，似乎並不重要，這是很糟糕的。即使是西方的大學，也會把培養完善的人作為自己的辦學目標。大學教育的根本任務是培養德才兼備的君子。一個人如果離開了德，離開了民族文化，我們可以說他有知識，但不能說他有文化。我們怎樣才能對民族文化保持一種溫情和敬意？我覺得只有讀書。我剛才講的內容，沒有什麼高深的東西，放在以前，是文人的常識，像《禮記》這樣的書，是大家都讀的，裡面有許多非常深刻的故事，你如果能讀一讀，你的文化素養就一定會與日俱增。清華是以理工科學生為主體的學校，但學生非常喜歡傳統文化，他們成立了一個「鍾鐸社」，每周有一個早晨，大家齊集在校內的「荒島」（就是朱自清先生寫《荷塘月色》的地方），高聲誦讀古代經典。他們意識到，只有那點專業知識，不能成為完善的人。要想成為完善的人，途徑之一就是多讀經典。說到這裡，我想起十年前跟韓國朋友一起吃飯時發生的一件事。當時由於我們經濟比較落後，很多中國人非常自卑，見到韓國人很羨慕，說韓國經濟多發達，我們要多少年才能趕上你們等等。沒想到，這位韓國朋友說了一句讓我永遠忘不掉的話，他說，其實我們韓國經濟起飛只用了二十年的時間，說明發展經濟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他每年都要來中國，中國的變化之大，讓他驚訝不已，中國經濟要不了多長時間就能達到韓國的水平。這位韓國朋友認為，衡量一個國家的強弱，不是看經濟，而是看有沒有經典。不是任何國家都能出現經典的，韓國就沒有自己的經典，他們讀的《論語》《孟子》《孫子兵法》《紅樓夢》等等，都是中國經典。經典不是二十年就能創造出來的，可能一千年也創造不出來。這位韓國朋友說得很精彩。我們民族文化的精華體現在經典裡面。為了做一個有完善人格的、高尚的、新時代的人，我希望和大家一起用畢生的努力來學習經典。（2004年4月5日在北京大學學生會的講演）中華傳統與當代中國：禮樂文化與和平崛起「中華傳統文化與中國的和平崛起」，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近一百多年來，每逢社會的轉折時期，或者大的政治風暴來臨，總是會涉及到這麼一個問題：對於要走向現代化的中國來說，傳統文化還有沒有必要存在？千年積澱的中華傳統文化究竟是寶貴的歷史遺產，還是沉重的歷史包袱？在一個民族的內部，總有一部分人想要割棄自己的歷史。近年來，社會上有人在少年兒童中推行誦讀本民族經典的活動，居然也遭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對。這種現象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見的。這個問題如果不討論清楚，我們民族的發展就不能步入健康的軌道。近代以來中華傳統文化衰微的三個原因我們中國是世界上為數很少的幾個原生文明之一。大家知道，就文明的形成方式而言，人類文明可以分為原生文明和次生文明兩大類。原生文明是獨立形成的文明，在形成過程中沒有或者基本沒有受到其他文明的影響，因而有獨特、鮮明的文化個性，古埃及、古巴比倫、印度和中國都屬於原生文明。次生文明不然，它們在形成的過程當中，受到過其他文明的強烈影響，例如我們周邊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文明，都是在中華文明的影響下形成的，儘管這些文明也有自己的特色，但其中中華文明的因子卻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中國人理應為自己的文明感到自豪的，但是為什麼會出現與此相反的現象呢？這主要是近代的特殊歷史所造成的。歸納起來，主要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國勢殆危所造成的文化自戕1840年以前，中國人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文明。鴉片戰爭是轉折點，西方殖民者用堅船利炮打開了閉關自守的大清帝國的門戶，逼迫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舉國震驚。其後的數十年，列強為瓜分中國不斷挑起戰火。直到1917年的巴黎和會，中國的國運可謂奄奄一息。激於時變，救亡圖存成為有識之士的一致呼聲。一方面，大家感到必須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建設民族工業，富國強兵。各位來清華大學學習，不知是否了解清華的背景？清華大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的，它原本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在當時是全國惟一一所不屬於教育部而屬於外交部的學校。另一方面，許多知識分子激於時變，憤慨於政府的腐敗無能，怨恨線裝書不能抵擋洋槍洋炮，於是把國運的厄難歸咎於傳統文化。一個知書達禮的書生，無故地挨了八個強盜的打，打得遍體鱗傷。這裡的罪魁禍首是八個強盜，可是書生卻大聲責怪自己，先是覺得自己本來就不應該讀書的，要是成天練習刀槍就好了；接著又痛罵寫那些書的人，聲稱要把這些書都丟掉；再後來呢，覺得自己的家當也沒有一件是好東西，件件都不堪入目。這種邏輯似乎有些混亂，但這就是當時中國人的情緒。其中有些知識分子，例如胡適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不僅態度激烈，而且語言刻薄。下面的這段話，是胡適先生寫在《信心與反省》裡面的，我們來讀一讀，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這些人的態度是何等的極端：胡適像我們的固有文化實在是很貧乏的，談不到「太豐富」的夢話。近代的科學文化、工業文化，我們可以撇開不談，因為在那些方面，我們的貧乏未免太丟人了。我們且談老遠的過去時代罷。我們的周秦時代當然可以和希臘、羅馬相提媲美，然而我們如果平心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雕刻、科學、政治，單是這四項就不能不使我們感覺我們的文化的貧乏了。尤其是造型美術與算學的兩個方面，我們真不能不低頭愧汗，我們試想想，《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里得正和孟子先後同時；在那麼早的時代，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在科學上早已太落後了！從此以後，我們所有的，歐洲也都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試舉一個例子：歐洲有三個一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五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我們有沒有？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無不足以單獨成一系統」，究竟都是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也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一個理學聖賢起來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為，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輝究竟照耀到哪裡去了？我們不難看出，這是一段非常典型的文化自戕的言論。在胡適先生看來，中國古代的文學、雕刻、科學、政治都不如希臘、羅馬。我們今天讀他這段文字，覺得有點離譜。中國古代的文學有那麼差嗎？真會讓我們這些子孫汗顏嗎？不會的。我們先秦的文學，無論是詩歌還是散文，都是光彩奪目的。南方的楚辭，北方的《詩經》，是世界文學的瑰寶。《論語》的睿智，《左傳》的敘事，《國語》的說理，《戰國策》的雄辯，哪個不能成為典範？《史記》被人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更是爐火純青的作品。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的四大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至今沒有人可以望其項背。以胡適先生的廣博的學識，不會不了解這些冠絕於世的偉大作品的，我們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感到「汗顏」？中國古代的雕刻和政治，也並不像胡適先生說的那麼慘。希臘、羅馬多石材，所以雕刻作品大多是大型的石雕。中國多平原、湖泊，石雕作品不多，雕刻的技藝主要體現在玉器、象牙器等等的上面。玉器製作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中國和墨西哥、紐西蘭，是全世界三大古玉製作中心，其中中國的水準最高。玉器質地晶瑩剔透，硬度很高，脆性很大，加工起來，相當之困難，而中國玉工的製作早在先秦時期就形成了相當成熟的技藝，陰刻、陽刻、淺浮雕、半圓雕、圓雕、微雕、鏤空、俏色等技術之講究，沒有一樣是不可驕人於世的。這種雕刻技術，希臘、羅馬人是不曾夢見的。胡適先生不會沒見過故宮裡的那些稀世的玉器珍寶，不知何故，胡適先生要以人家之長來比我們之短，而不是相反？至於中國的科學，也並非沒有可圈可點之處。至少在15世紀之前，中國的天文、數學還是水平不低的，我們完全不必像胡適先生那樣喪氣。清代乾嘉時期，西方的自然科學已經大舉東來，著名學者阮元曾經寫過一部《疇人傳》，曆數先秦兩漢以來，中國在天算領域的著述與學者。胡適先生理應知道這部書的，不知為什麼不置一詞。胡適把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等，都挖苦為「我們所獨有的寶貝」。其實，駢文、律詩、八股，確實是我們的寶貝。直到今天，誰要是精通這些體裁的東西，就可以到大學教書。以前把八股文說得一錢不值，近年啟功等先生寫文章談八股文，我們才知道情況完全不是那樣。由於胡適把「貞節牌坊」也列入我們「獨有的寶貝」裡面，給人的印象是，壓制婦女的性自由是中國特有的現象。胡適這篇文章發表後，立即有人發表反駁的文章，有一位作者指出，在中世紀的西方，婦女的遭遇並不比中國好，為了防止她們紅杏出牆，而野蠻地強迫她們穿鐵褲衩。當時西方的監獄、法庭也是非常黑暗的，這方面的事實太多了，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時間關係，我就不再列舉了。至於胡適把中國古代的禮學說成是「吃人的禮教」，我們後面再談。「我們所有的，歐洲也都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這就是胡適的中西文化觀。胡適甚至說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國圓」這種貽笑萬年的話來。以胡適為代表的文化激進派，對中國文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至今沒有消除。總之，「五四」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批判傳統文化，他們只看到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認為不打倒傳統文化就不足以開啟現代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判精神有它積極的一面，這是應該肯定的。但它對中國文化的評估是片面的、偏激的，它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思想的巨大衝擊之下，對傳統文化固有信心的崩潰。走西方的道路，「全盤西化」，成了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終生追求的目標。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西化」是「現代化」的同義詞。政治運動造成的文化無知如果說「五四」前後，中國傳統文化遭受了第一波衝擊，那麼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又對傳統文化造成了第二波衝擊。50年代以後的政治運動很多，它們有一個特點，就是每每以文化批判作為切入點。比方50年代初對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60年代對於電影《北國江南》《林家鋪子》《早春二月》的批判，都是如此。當然，這些運動的高峰是「文化大革命」。「文革」開始的時候，提出了「破四舊」的口號。所謂「四舊」，就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凡是封建時代、資本主義時代、國民黨時代的東西，不管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都屬於「舊」的範疇。許許多多的文物古迹，就是在這個口號下被破壞的；許許多多線裝書，就是在這個口號下被燒毀的；民間的許多民俗節慶，也是被指責為舊風俗，開始走向衰微的。在「破四舊」運動背後起指導作用的，是「與傳統作徹底決裂」的理念。當時有一部電影，名字就叫《決裂》，就是發揮這種理念的作品之一。當時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說法，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無產者的任務，就是要砸爛舊世界，開創新世界。結果，砸爛了不少不該砸爛的東西，而新的東西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出現了一場歷史上罕見的文化浩劫。它的破壞性並不僅僅體現在傳統文化的毀滅上，更重要的是在一代人心靈上烙下了深深的反傳統的印痕。20世紀70年代的「批林批孔」運動，從全國每一個角落展開了對孔子、儒家思想的掃蕩。從後來發表的材料，我們才知道，江青等推動「批林批孔」，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表面上是通過批孔來批林彪，實際上是通過「批林批孔」來打壓周恩來，所以這場運動又叫「批林批孔批周公」。他們用「周公」來隱喻周恩來。這段時期，「影射史學」非常發達，他們做得非常之巧妙。孔子最推崇周公，希望社會能恢復周公「制禮作樂」時所建立的那一套制度。周公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周公制禮作樂，使得中國社會從崇尚鬼神的時代解放出來，進入了民本主義時代，這是古代中國歷史上意義最為深遠的一次變革，這原本是史學界多數學者的一個共識。可是，這裡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古史的分期問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的理論，人類歷史先後要經歷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等五種形態。古代中國從奴隸社會走向封建社會是在什麼時候？學術界是有爭論的，有西周封建說、戰國封建說、秦統一封建說乃至南宋封建說等形形色色的說法。大多數史學家，包括翦伯贊先生、范文瀾先生等在內，都是主張西周封建說的。這原本是學術問題，是允許爭鳴的。實際上，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也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還在討論之中。但是，按照當時的人物評價標準，戰國封建說對於孔子來說是致命的。因為按照這種分期，西周和春秋都屬於奴隸制時代，孔子是春秋末期人，正當社會向封建制轉換的關鍵時刻，孔子卻希望回到周公那裡去，這不就是開歷史倒車嗎？孔子不就是要復辟奴隸制嗎？孔子最推崇的周公不就是奴隸制的總頭目嗎？歷史就是這樣被某些政治人物玩弄於股掌之間，成了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批林批孔」是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被策划起來的，但是，受害最深的卻是儒家思想。舉國上下，不管念過沒念過《論語》，也不管有文化沒文化，人人都要「拿起筆做刀槍」，寫批判「孔老二」的文章。直到今天，民間還有不少人保留著「孔老二」的口頭禪。只要你一提孔子，有人馬上就會說：「喔！孔老二克己復禮，復辟奴隸制！」所以今天要提倡儒學的阻力，有一部分就是那個時代形成的。百年以來，對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的不斷摧殘，使文化承傳陷於困境，隨之而起的，是兩代、甚至是三代對於民族文化相當隔膜、相當無知的青年。我們在媒體上經常可以看到由於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無知而造成的種種笑話。這種無知，表明年輕的一代對於傳統的冷漠，它的嚴重性在於，民族文化的承傳將會出現障礙。古埃及、古巴比倫文明的失落，是由於外敵的入侵所造成的，而我們今天並不存在這種危機。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由於缺乏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而實行文化自戕，長此以往，將會變成毀滅性的文化自殺。文化是民族認同的基礎，是民族凝聚的核心，一旦失去了它，國民就沒有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民族的離心力就會增大。這是非常令人憂慮的。經濟落差造成的文化自卑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經濟建設是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進行的。當時人們所接受的教育是，中國人民是世界上生活得最幸福的，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肩負的任務，是要解放全人類。可是，改革開放之後，國人開眼看世界，才發現自己的經濟有多落後，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記得那時，我們單位有一位同事的孩子到香港定居，不久，我們看到他從香港寄來的彩色照片，都覺得非常的驚訝，因為這樣好看的照片，我們在掛曆和畫冊上才看到過。那個時候，誰要是提著一個四喇叭的三洋牌收錄機在街上走，機器裡面放著流行音樂，那他就是大家最羨慕的人。這種巨大的經濟反差，是國人從來沒有想到的。錯愕之餘，很多人再次歸咎於傳統文化，並加以激烈的抨擊。80年代，社會上出現過兩次文化大討論，核心的問題是：中國正在走向現代化，傳統文化還要不要？大學裡的爭論尤其激烈，許多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保守的、落後的、腐朽的，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絆腳石。那時我正在讀研究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位風頭很足的人在演講時說：「近代中國最大的悲哀，是沒有成為美國或者日本的殖民地！現在窮成這樣，想要給別人做殖民地，人家都不會要！」這種渴望去做人家奴才的無恥言論，竟然還博得了一些學生的喝彩！當時一些民眾盼望富裕的心態，由此可以想像。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在經濟水平相對滯後的地區，人們每每把經濟水平的落差與文化差異混為一談，把經濟不發達的原因歸結為文化品質的低劣，從而產生出文化自卑的心態，因而遷怒於自己的固有文化，甚至做出文化自戕的蠢事。文化自戕的結果是本位文化的流失或者變異。這並不是中國才有的現象，至少日本人就曾經是這樣的。韓國在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的時候，也曾經有過這種現象的顯露：不少人認為，國運如此，都是讀線裝書讀的。但是，他們在經濟成功起飛以後，傳統文化熱也隨之高漲起來了。不過我們的開放在日本人之後一百多年，理應可以避免他們已經犯過的錯誤，可是，我們還是重複了一遍他們的錯誤，這似乎是不太應該的。中華傳統文化不可能消亡的三個理由中國文化面臨的問題確實非常嚴重，可能有人會說，照你這麼一講，豈不是我們的傳統文化沒有希望了？不是的，因為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是非常複雜的。文化的強弱不是一成不變的。文化的消長，是與國家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發展、競爭交雜在一起的，並且不斷地發生轉換，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今年到我家」。在我看來，中國文化不可能消亡，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理由。從社會現實來看：導致中國傳統文化衰微的原因正在消失鴉片戰爭以來，作為歷史悠久的泱泱大國，居然淪落到了任憑列強宰割的地步，中國人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是相當巨大的。諸位到清華來，不知去看過學校西區的近春園沒有？那裡有一方荷塘，就是朱自清先生寫《荷塘月色》的那個地方，是清華園的名勝之一。荷塘的中間有圓明園海晏堂遺址現狀一個小島，原本上面有許多的屋舍，非常漂亮的地方。可是，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時候，島上的房子全部被燒了。圓明園是萬園之園，近春園是其中之一，與今天的圓明園遺址公園原本是毗連緊鄰著的，所以被殃及。清華學校的辦學經費，是「庚子賠款」賠給美國人的款項的一部分，校園是侵略軍劫後的廢墟，學習的課程多數是歐美的，清華的師生每天面對這一切，心情一定是非常鬱悶的。所以，那時的清華留美學生，學成之後幾乎都是回國的，因為要報效祖國，要讓國家富強，不再受列強的欺負。我想，錢偉長先生的經歷，很可以體現老清華的人文精神。錢偉長是著名的物理學家，與錢學森、錢三強並稱「三錢」，在學術界和民間都享有盛譽。錢偉長是著名史學家錢穆的侄子，所以自小就喜歡文史，而且根底紮實。他報考清華大學，作文和歷史都得了一百分，一時傳為美談。作文的題目是「夢遊清華園」，你不是沒到過清華園嗎？那麼，你就夢遊吧，去發揮你的想像力吧。考試時間是四十五分鐘。結果，錢先生寫了一篇四百五十字的賦，文采飛揚，寫得非常之好。由於有作文成績不能給滿分的老規矩，判卷的老師千方百計地想挑他的毛病，但就是挑不出來，無奈之餘，只好給他一百分。歷史考試的試題是寫出「二十四史」的書名、作者、卷數以及注家，許多人只得到二三十分，而錢先生又得了滿分。如果他在歷史系或者中文系深造，理應成為很有成就的學者。但是，他到清華報到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國難當頭，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救國。再三考慮之後，他決定去學物理學。於是，他找到了物理系的系主任葉企孫先生。葉企孫先生問他物理的入學考試成績，他說是不及格。葉先生當時就拒絕了，因為他的基礎實在太差。可是，錢先生非常堅決，為了達到轉系的目的，他每天在葉先生上班之前就等候在辦公室門口，葉先生一來，他就上去「纏住」他。最後，葉先生被「糾纏」不過，便同意他到物理系試讀一個學期，如果期末考試及格，方才可以轉過來，否則還是回去讀你的歷史系去。於是，錢先生每天早晨不到六點就起身到物理系去看書，使他感到非常敬佩的是，每當他踏進物理系的大門時，華羅庚先生已經學習完畢出門了。華先生原本是上海一家雜貨鋪的小夥計，因為發表了一篇論文，被清華數學系的熊慶來先生看中，破格招入清華。後來，華先生憑著自己的努力，躋身於中國傑出數學家的行列。學期結束時，錢偉長先生的物理考試得了七十多分，於是，葉企孫先生終於同意他轉到物理系學習。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錢先生他們這一代人心目中最看重的是國家的命運，而不是個人的得失或者所謂的前途。不久，學校決定派遣包括錢偉長先生在內的一二十位學生出國深造，帶隊的是一位英國人。同學們按照指定的時間到達上海黃浦江邊集合。帶隊者給每位同學發了護照，並且告訴大家，輪船的第一站是日本的橫濱，要停留三天，大家可以在橫濱玩玩，橫濱的簽證已經辦好。可是，同學們一聽都很憤怒：「中日正在交戰，我們怎麼可以到敵國的領土上去玩！」於是，大家把護照撕得粉碎，扔進了黃浦江。那位帶隊的英國人被中國學生的愛國熱情深深地震撼了！幾年之後，錢先生再次被派遣出國。去辦簽證的時候，美國大使館負責簽證的官員，依照慣例向他問了許多問題，要求他回答。最後一個問題是：如果中美交戰，你能否站在美國一邊？錢先生明白，如果這個問題不能讓簽證官滿意，那麼出國肯定沒有希望，但是，他還是堅決地回答說：「No!」說完站起來，頭也不回地出去了。錢先生的這種高尚的氣節，我們今天聽來，依然覺得迴腸盪氣、激動不已，這才是中華民族的希望之所在。有一次，我遇到我們清華中文系的老系主任徐葆耕教授，我向他談起錢偉長先生的那些往事。徐教授說，這些事迹他也聽說過的。他覺得老清華的學生與今天的年輕學生相比，最大的差別是老清華的學生有「血氣」。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他們不太在意個人的得失，而能毅然決然地把國家的命運擺在第一位。我覺得，徐教授用「血氣」二字來概括老清華的精神風貌，實在是非常的傳神。經過幾代有血氣的中國人的艱辛奮鬥，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幾十年的努力，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增長，國際影響日益擴大，正在逐漸成為世界大國。在當今的世界上，不管是誰，都不能無視中國的存在。中國人任人宰割、忍窮挨餓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尊嚴和文化自尊的意識日益蘇醒。這些年，大陸民眾的生活有了非常快的提高。這裡我用大學教師的住房來做比較。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正教授的月薪是一百八十元人民幣，只相當於幾十美元。而今天大學教授的月薪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北京的一些重點大學的教授，月薪有一千美元左右。生活水準提高的另一個指標是住房。過去，大學教授的住房相當之差，青年教師只能住「筒子樓」。這種樓原本是集體宿舍，中間是一條走廊，兩邊是十幾平方米一間的房間，每家一間。沒有單獨的廚房，爐子只能放在自己的房間門口。廁所和盥洗室，是一層樓的人公用的那種。教授的房子，一般也只有七十多平方米。但是最近幾年，這種情況有了明顯的改觀。我現在的住房面積有一百二十八平方米，有一位經常出國的朋友到我家裡來敘談，看了我的房子後，非常感慨地說：「外國教授的房子也不過如此！」而且，現在住房的設計越來越人性化，適合於人居。比如，我現在住的小區，綠地的面積超過45％。如果說，我們過去的住房是「生存」，一個起碼的生存條件的話，那麼現在就是「生活」，是享受生活了。生活一旦安定了，不會再為基本生活問題操心了，就有可能去思考一些更深的問題了。我這些年，每年都到台灣去參加學術活動。有台灣學者說：「這些年大陸經濟增長以後，大陸學者給人的印象也不同了，他們開始有自信了。」另外，「文革」結束以後，中央已經正式宣布不再發動政治運動。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政治環境越來越寬鬆，學術禁區越來越少，學者不再懼怕被扣上政治帽子。以前許多不敢觸及的問題，現在都可以研究。孔子的名譽也得到了恢復。1989年秋，中國孔子基金會舉辦了紀念孔子誕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出席這次會議的各國代表有三百多人。從此以後，每隔五年舉辦一次同等規模和級別的紀念孔子誕辰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而且，每次會議期間，都有國家領導人到會講話，或者接見與會代表。最近，國家又決定在世界各地建一百所孔子學院。2004年秋，由政府部門出面，在山東曲阜舉行了祭孔大典。這一切，表明政府正在以實際行動消除「批孔」運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在民間，有不少熱愛傳統文化的人士，熱心在少年兒童中推廣「誦讀經典」運動，提倡誦讀儒家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等經典，以及《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等。據了解，這項活動開展十年來，大陸地區參與讀經的人數已經有五百萬之多。在儒家文化傳播中斷了一百多年之後，社會各界再次出現儒學熱，證明儒家文化具有強勁的生命力，同時也證明了它依然是造福於社會的優秀人文資源。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認識到，傳統文化就像我們血管里流淌的血，是不能改變的。「文革」已經過去了三四十年，許多人已經痛定思痛地來反思那場浩劫對中國文化造成的摧殘。許多有識之士在呼喚回歸傳統文化，希望大家都來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從世界格局來看：需要捍衛多元文化當前的世界局勢錯綜複雜，某西方強國圖謀獨霸世界，因而奉行單邊主義。各國的有識之士都看到了單極政治格局的嚴重後果，因而紛紛起來加以抵制，世界政治正在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多元的世界格局，才是最安全的。世界經濟的格局也在走向多元化。目前，區域性的經濟組織越來越多，在這樣的架構下，各國不僅可以與周邊國家互利合作，加強自身的經濟發展，還可以整合成某種程度的經濟同盟，用一個聲音與外界說話，避免變成某些大國的經濟附庸。世界文化的發展趨勢更是如此。文化的多樣性，是民族多樣性的必然結果。對於任何一個民族來說，本位文化都是它賴以存在的理由。失去了本位文化，就意味著該民族消亡的開始。某西方大國不僅在政治和軍事上奉行單邊主義，而且依仗他們的科技和經濟優勢推行強勢文化。他們的目標，不僅僅是第三世界，也針對發達國家，試圖實現文化霸權主義。他們的圖謀，已經引起法國等國家的警覺和抵制，法國率先提出了捍衛多元文化的口號。抵抗強勢文化，捍衛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具有非常深層的意義。儒家文化是東方文化的典範之一，儒家文化注重社會成員的道德修養，注重群體的和諧，注重精神家園的建設，相對於重視個人能力，重視物質的西方文化，有著自身的特色和優勢。當前，西方文明居於主導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文明的弱點日益顯露。因此，儒家文化正可以彌補西方文明的缺陷。這些年，大陸最流行的一句話叫：「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是千真萬確的。民族文化建設得越好，對人類文化的貢獻就越大。對於歷史文化無比悠久的中華民族尤其是如此。這些年，國際上流行漢語熱，全世界對於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興趣越來越大，在這種形勢之下，如果我們還是實行文化自戕，甚至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消滅了，那就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悲劇。從歷史上看：中華文明有強大的生命力我們回顧歷史就可以知道，中華文明漫長的發展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恰恰相反，它歷經劫難，不斷受到各種形式的挑戰。例如，春秋戰國時期，作為中華文明腹地的中原地區，早已進入發達的農業文明時代了，生活富足。而周邊的許多部族，文化相對滯後，甚至還處在游牧文化的階段，生活沒有保障，所以不時地要進攻中原，擄掠劫奪，情況相當的混亂。可是，這種動蕩不僅沒有消滅中原文明，反而促進了中華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華夏民族由此形成，並且為秦漢大一統的出現鋪平了道路。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民族進入中原，政權林立，戰亂頻仍，史稱「五胡亂華」，中國再一次處於分裂的時期。可是，這也沒有能夠動搖中華民族的根基，相反，促成了歷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大大增加，隋唐大一統王朝也隨之出現。再往後，經過五代十國、宋遼金元時期的動蕩和民族融合，出現了明清兩朝的大一統。晚清以來的百年滄桑，外患內亂，對中國傳統文化造成的衝擊是前所未有的，給我們留下了最為慘痛的記憶。可是，儘管有時令人有山窮水盡的感覺，但最終還是走向了繁榮。在中國歷史的治亂興衰過程中，儒家的大一統觀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四海一家的理想、包容萬物的心態，成為了全民族走向統一而不是走向分裂的精神支柱。因此，任何一次社會震蕩，都沒有能夠動搖中華文明的根基。恰恰相反，它好比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並且始終屹立不倒，表明中華文明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正是我們對中華文明的前途充滿信心的理由之一。儘管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前途充滿信心，但絲毫也不意味著即使我們放任無為，它也能自然強盛起來。恰恰相反，我們依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西方強勢文化的衝擊。某些西方大國非常精明，他們很有戰略眼光，善於做文化的文章。他們利用高科技和巨額的資金，打造所謂的「大片」，並且用手段先進的媒體來炒作，不僅有效地衝擊了我們的影視市場，賺取了有如天文數字的商業利潤，而且悄悄地改造著受眾的價值觀。自我為中心、暴力、色情、奢侈，正在國民中潛移默化地滋長。這些年出現的仇殺等惡性案件大量增加，與此有很大的關係。我們從一些青年人的處世方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變化。我有一天在理髮室理髮，旁邊有一位專門負責洗頭的女孩正在給別人打手機，她說：「你要記住，吃好、玩好，比什麼都好！」我們平時在香港電影里也經常聽到類似的語言，比如：「最要緊的，是要對自己好一點點啦！」這種生活理念的形成，往往就是在諸如看電影這樣的過程當中，非常自然、非常愉悅地接受的。而中國人傳統的價值觀，是非常注重群體利益、國家利益，非常注重人文關懷的。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人生理念的最生動的描述。所以，我們歷朝歷代都有許多志士仁人為民請命、為國捐軀。當年，東林黨人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對聯，叫做「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何等的胸懷！據說現在有的年輕人把它改成了「家事、國事、天下事，關我屁事」！輕輕改動了幾個字，但已經面目全非，君子與小人，天壤之別！價值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我們傳承千年的價值觀正在受到顛覆，這是一種根本性的顛覆。一旦這種顛覆全面實現了，我們的文化也就消滅了。傳統的儒家文化是古老的農業時代的文明，而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是快節奏的工業時代。兩者之間，既有可以承接的東西，也有不相適應的部分。如何做到既能保留民族文化的因子，又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這也是我們面臨的難題。有人總是批評中國人保守、泥古，這是一種誤解。其實，古人的理念是與時俱進的。比如說禮，魏晉時代的禮儀，就與先秦有很多不同。為什麼？因為生活方式變了，先秦時代的人是席地而坐的，很多禮節是與此相適應的。到了魏晉，由於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人們開始坐椅子了，所以禮節也就隨之變化。到了宋代，生活方式又起了變化，禮也就跟著變化。這是很自然的。所以《禮記》說：「禮，時為大。」禮把跟上時代作為一個最大的原則，否則你就難以存在。不過，它所不斷變化的主要是禮的形式。禮的合理內核，如孝悌、禮讓、誠信等等，則始終沒有被拋棄。所以不管它怎麼變化，它還是中華禮儀。在當前這種過度強調物質享受的大背景之下，如何因應西方強勢文化的挑戰，固守住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茲事體大，這也是我們面臨的重大課題和嚴峻挑戰。我們只有把上述這些問題很好地解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前景，才確確實實是光明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中國的和平崛起在許多人心目中，所謂「崛起」，就是經濟力量的飛速發展，文化只是供人娛樂的手段，不過是生活的調劑品而已。其實，文化是一種軟實力，非常之重要。不少國家利用文化提升國民素質，樹立國家形象，包裝本國產品，甚至用它開拓新的市場，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有關這一問題，可談的內容相當之多。限於時間，我只能結合我今年在清華為本科生開的兩門課（一門叫「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另一門是「中國古代禮儀文明」），來談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建立民族自尊和自信要想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固然要靠科學技術，這一點大家都沒有什麼分歧。但是，科技的發展是要靠人去實現的。科技人員的精神狀態如何，至關重要。20世紀50年代初，許多在國外的科學家毅然放棄優厚的待遇，返回祖國，為發展新中國的科學事業獻身。老一代知識分子能夠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創立祖國的核工業，在許多局外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我想，他們的這種選擇，來自於內心深處的強烈的民族自尊。人的民族自尊不是自發產生的，是經過後天教育才會有的，他們從小受到過民族文化的熏陶，所以才會如此。當前，中華民族正在實現世紀騰飛，民族自信和自尊的教育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前些年，有些人千方百計貶低中華文明，鼓吹西方文明，影響很壞。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主題是要證明中華文明如何不行，如何不被西方人認可。如果這些人都是洋人也就罷了，可惜他們都是中國人。他們完全不顧事實，極力要把中國人說成劣等民族。我們真不明白他們這樣做的真正動機是什麼。這些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言論在青年學生中很有市場。作為一名中國古史研究者，我覺得有必要用事實來作些回應，使我們的學生能夠「兼聽則明」，所以我就開了「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這門課。中國是文物大國，近百年來，由於田野考古的飛速發展，文博領域成為成績最為驕人的領域。許許多多出土文物，不僅一再刷新了古代中國的面貌，而且震驚了海內外。五千年文明為這門課提供了豐厚的資源。我選擇了十件（組）精品文物作為切入點，導出十個方面的專題，內容涉及到古代農業、絲綢、天文、音樂、玉器、冶金、建築、區域文化等諸多的領域，試圖由此展開來介紹古代中國的文化成就。下面，我扼要地介紹其中的幾個專題。我們先來談農業專題。農業是人類文明之母，人類社會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就是農業與畜牧業的分工。過去，西方人認為，人類農業的起源地是在兩河流域，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的農業，都是在它的影響下才出現的。後來，各國的植物學家、考古學家經過大量的工作發現，這個結論是完全錯誤的，世界上至少有三個獨立的農業文明的起源中心，即兩河流域、中國、中美洲。三個中心最重要的成功栽培作物分別是：兩河流域的大麥和小麥，中國的稻和粟，中美洲的玉米。稻穀化石（浙江河姆渡遺址出土）大米是人類最重要的主食之一。大米有非洲稻系和亞洲稻系之分。非洲稻系發源於奈及利亞，學術界沒有爭議。亞洲稻系的發源地，過去一直以為是印度的阿薩姆邦，在這裡的一些距今七千年的陶片上發現了已經炭化的稻穀。因此，學術界認為，亞洲稻穀是由印度傳入越南含炭化稻穀的陶片（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出土）、中國、朝鮮和日本等地的。可是，「文革」期間，在浙江餘姚河姆渡發現了一座七千年以前的古村落遺址，其中有大面積的稻穀堆積的遺存，最厚的地方有一米厚。這個發現，動搖了阿薩姆邦說的地位。之後，我們又在湖南澧縣發現了距今九千年的水稻田，在湖南道縣發現了一萬年前最早的栽培稻實物，說明中國才是世界栽培稻的起源地。此外，考古學家在我國北方的磁山—裴李崗遺址中發現了距今七千年的粟（小米）的遺存，據測算，它們埋入窖穴時的實際數量有數萬斤之多。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粟的遺存，證明中國是栽培粟的起源地。中國南方的稻和北方的粟，造就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農業文明，經過數千年的經營和發展，終於結出了燦爛奪目的中國青銅文明之果。玉龍下面來談玉器專題。早在新石器時代，出現了第二次社會大分工，就是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中國新石器時期手工業的特殊之處在於，除了普通的陶器、工具製作之外，還有技術含量非常高的玉器製作。玉器的玉，就其晶體結構而言，有軟玉和硬玉之分。我們通常說的玉，主要是指軟玉，是指透閃石—陽起石礦物組成的玉石，包括白玉、青玉、碧玉、黃玉等。世界的玉器製作，以中國玉器、中美洲墨西哥的瑪雅人玉器以及紐西蘭的毛利人玉器，並稱世界三大古玉。其中，中國的古玉不僅出現的年代早、種類多、製作精良，而且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出現了系列化的傾向。中國最早的玉器，出現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形成了北起遼河流域，南至珠江流域瀕東南沿海廣大地區的半月形玉器分布帶，其中以良渚文化最為發達。良渚文化分布在我國江南地區太湖流域，距今約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就目前發掘的為數眾多的良渚文化墓葬而言，幾乎達到無墓不出玉的程度。良渚玉器種類繁多，主要有璧、琮、璜、鐲、管、珠、墜、錐形飾、柱形飾、柄形飾以及龜、鳥、魚等動物形玉器。玉琮（良渚文化出土，左為原件，右為獸面紋放大）請大家看這張圖片。這是一件良渚玉器上的獸面紋的放大圖，原大只有二三厘米見方。從這張圖就可以看出，它的構圖非常繁縟細膩，已經接近於微雕了。圖中表現的是一位頭戴羽冠者騎伏在怪獸的身上，怪獸有大目、獠牙、利爪。可能表現的是一種超自然的神力。獸面的頭部，通常用單（雙）陰刻線的圓圈象徵眼睛，再用淺浮雕勾勒出略呈長方形的鼻，鼻樑飾有拱形隆起，間有在鼻下陰刻出吻部的，或以弧線勾勒出臉龐。吻部有獠牙者，鼻呈圓角長方形，有眼瞼、鼻樑和額；無獠牙者，鼻呈蒜頭形，無眼瞼和鼻樑或額。玉料的硬度很高，硬度在摩氏5?6—6度，只有用金屬工具才能刻畫。而良渚文化尚處於新石器時代，工具只有石器和角骨器，用這樣的工具加工玉器，猶如要用指甲在玻璃上刻畫一樣，是無法想像的。如此精美絕倫的藝術品，他們究竟是用什麼工具加工的，已經成為世界工藝之謎。最後我們來看中國古代的樂器。傳統說法認為，中國古代只有宮、商、角、徵、羽五音，七聲音階是明代從國外傳入的。相當一部分音樂史學家認為，中國先秦時期的音樂，主要是西周以來的禮樂所用的宮、商、角、徵、羽五聲音階（相當於簡譜中的1、2、3、5、6）來構成曲調，是沒有4和7的。所以有人說中國人是五音不全的。可是，據《戰國策?燕策三》的記載，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荊軻去刺殺秦王，送行到易水河邊的時候，高漸離擊築，荊軻唱歌，先用「變徵之聲」，再用「慷慨羽聲」。所謂「變徵」，是古代的音階名稱，相當於今天的升高半音的4，這個音不在五聲音階的範圍之內，這表明當時並不只有五聲音階。但是，不少人覺得難以置信，有學者認為，荊軻所用的變徵之聲，有可能是從兩河流域即西南亞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一帶傳入中國的。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舞陽的賈湖發現一處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址，在此後的六次發掘中，考古工作者一共發現了十六件兩頭洞通、開有一系列側孔的骨管，出土時大多置於墓主人股骨兩側，呈土黃色，為鶴類肢骨截去兩端骨關節後形成的中間稍細、兩端稍粗的骨管，再鑽孔而成，形制固定，製作規範。新石器時代的骨笛（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1987年11月上旬，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音響實驗室和武漢音樂學院組成測音小組，用stroboconn閃光頻譜測音儀對保存最為完整的20號七孔骨笛進行了測試。實際的演奏試驗和測音結果表明，骨笛音質較好，可以吹奏以C為宮的七聲古音階（123#45671?），或以G為宮的七聲新音階（12345671?）。此外還存在著多宮演奏的可能性，可以吹奏較複雜的旋律。此後，專家對同時出土的其餘十五支骨笛也進行了系統的鑒定。綜合結果表明，舞陽骨笛已經具備七聲音階結構，發音準確，音質也較好，至今仍可吹奏旋律。專家在測音現場吹奏了河北民歌《小白菜》，音高準確，音色堅實而嘹亮，令在場者震驚。舞陽骨笛是賈湖先民有意識、有目的、有規範地製作出來的，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它在製作技術和使用技術方面的成熟性，對於中國音樂發展史的認識和估價，有重大意義。在迄今為止全世界所發現的史前音樂文化的物證之中，無論是器物的年代、可靠性，還是製作的精確程度，它都堪稱無與倫比，表明了中華民族的音樂文化在史前時期已遠遠走在世界的前列。由於時間關係，我們只能列舉以上三個例子。學生聽完這門課之後，反響非常熱烈，認為我們的祖先真是優秀得很。如果我們這一代做得不好，就應該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千萬不能諉過於我們的祖先。有的同學感慨地說，我們從上小學起，老師就教育我們要愛國，可是閉上眼一想：愛什麼？腦子裡是空的。聽了這門課之後，才真切地感覺到，我們的中華文明確實是令人自豪。目前這門課限選人數為二百七十人，但選修的人數遠遠超出這個數字，每次都只能採用電腦抽籤的方式來確定選修者的名單。有的學生連選兩年都沒有選上，就旁聽了兩年。介紹這些情況，並不是要證明我的課講得有多好，而是要證明中國文化好，誰來講這門課都會是這樣。營造和諧的人際關係中國政府這些年提出的建國目標，比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建設和諧社會、和平崛起等，在我看來，都是互相關聯的，而不是彼此脫節的。其中一以貫之的東西，就是中華傳統文化。沒有中國的文化特色，就不能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和諧社會、和平崛起，就更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了。其實，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是最有資格講和諧社會的。我們今天講建設和諧社會，決不是因為有人擔心我們爭霸而說給別人聽的，而是我們幾千年文化傳統的延續。營造和諧社會，就必須把每一個人都教育成為身心和諧的人。而這一切，都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禮。嚴格來說，儒家說的禮，是包括樂在內的，因此我們經常禮樂並提，說是禮樂文化。但在習慣上往往簡稱為禮。禮樂文化的宗旨，就是要使得人實現自身的「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大家都一定聽說過《論語》裡面孔子的弟子有子說的一段話：「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這裡的「和」不是指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沒有原則的一團和氣，而是指人的精神的一種境界。人最大的特點是上天賦予了他們喜怒哀樂的性情。可是，人的這種性情不會自發地處在無過無不及的境地，往往不是太過，就是不及，它的表現就是暴怒、狂喜、憂鬱、麻木等等。這種狀況不僅直接影響到人自身的健康，也會引發社會問題。所以，儒家就用「禮」來調節人性，使他能夠把握好「度」，事事處處都能「中節」。這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一個核心。所以《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所以有子說「和為貴」，並且認為它是先王之道中最美的東西。如果人們都能自覺地用禮來約束自己，管好自己的喜怒哀樂，那麼他的行為就一定是和諧的。儒家為了推行自己的道德理念，把它們分解成許多具體的德目，比如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然後又把它們轉化為具體的行為，讓大家照著做。這樣，儒家的理想就一步一步地在實現。下面我們以「孝」為例，來做一個說明。孝是儒家思想中一個非常核心的理念。可是，孝道不是掛在嘴上就會變成現實的，所以儒家又把它具體化為許多不同層次的行為要求，比如《禮記?曲禮》說的「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關心老人的起居。再比如《弟子規》里說的「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要恭敬地聽從父親母親的教誨，這就高了一個層次。再比如《孟子》里說到有五種不孝的行為：「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二十四孝」之「鹿乳奉親」（清順治滿文譯本）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主要還是就生活上供養父母來說的。而《禮記》裡面曾子說的「五不孝」，就把孝行提高到居處、事君、為官、交友、作戰等方面，認為只要是讓父母蒙羞的行為都是不孝：「居處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這就使孝行從單純的奉養父母引導到道德的層面了，真是非常的高明。其他的禮儀無不是如此。儒家不僅追求人的行為上的和，更重要是追求內心的和。禮只能解決人的行為規範的問題，是一種外在的規範，並不能解決人的內心世界的問題。如果內心世界進入一種至上的境界，言行舉止就必然中規中矩，合乎天道。解決人心問題的途徑，是施行樂教。《樂記》說：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用樂教化民眾，可以收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所以《孝經》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儒家認為，能夠打動人心、變化氣質的是樂，不是指所有的音樂，而是特指德音雅樂，就是那些節奏和諧、內容健康的樂曲。所以《樂記》說樂能夠和人心，這裡的「和」還是恰到好處，處處中於節的意思。儒家主張「樂教」，就是用民眾喜聞樂見的樂曲作為教化的工具，來化解民性。比如《詩經》，原本都是有樂譜的，可以誦，也可以唱，所以古代一些高士喜歡操琴撫弦，不是為了驅趕無聊，而是為了化性，用樂來自化。我們如果聽一曲《文王操》或者《高山流水》那樣的雅樂，馬上就會覺得心境平和中正了，就是這個道理。以上都是從人性上去說的。這方面的學理相當深奧，體系也非常博大，無法在這裡展開來向大家介紹，只能點到為止。此外，古人經過長時期的研究，制定了非常詳備的禮儀制度。比方說，從孩子成年開始，每逢人生的關鍵時刻，都有相應的禮儀來指示人生，所以稱為「人生禮儀」，包括冠、婚、喪、祭等等。比如孩子到了二十歲舉行的成年儀式，稱為冠禮，意在教育孩子從此要以成年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對家庭和社會負起應有的責任。婚禮的主旨，是教育新郎、新娘合二姓之好，共同營造新家庭。喪禮是子女處理親人遺體的儀式。祭禮是子孫追思先祖的儀式。此外還有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覲禮、聘禮等等，它們的核心都是要讓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誠信相待。這一套制度特別系統、特別成熟，成為我們國家的特色。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濟飛速成長，國力大為增強，但是唯利是圖的壞習氣也在蔓延孳生，道德滑坡，失禮失信的現象並不少見。這正是我們多年拋棄禮儀之邦優良傳統的必然後果。有感於此，我這些年為清華的本科生開設了「中國古代禮儀文明」這門課，目前已經講了四輪，學生經過學習，都覺得非常受用。因為從小學到大學，從來沒有人給他們講過這方面的知識。而在實際上，作為一名大學生又非常需要這方面的修養。不少同學學完這門課之後，不管是對老師，還是對他人，都顯得彬彬有禮了，說話、寫信的遣詞用句也能使用雅語，格式也更具傳統文化的特色。有些學生甚至認為，如果將這門課在所有學校推廣，那麼全社會的風氣一定會有明顯的改觀。實踐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於中國的和平崛起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好好研究，這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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