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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大勇的袁世凱

氣呑山河的青年袁世凱袁家在清道光年間開始興盛,袁世凱的從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運總督,並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為淮軍重要將領,為其家族成員如袁世凱等人將來進入仕途打下良好的人脈基礎。袁世凱年輕時失意科場,1876年(光緒二年)和1879年,袁世凱兩次鄉試都未考中,遂決計棄文就武。22歲棄文從軍,1881年5月,袁世凱至山東登州,投靠嗣父保慶的結拜兄弟吳長慶,任「慶軍」營務處會辦。吳長慶為淮軍統領,統率慶軍六營駐防登州,督辦山東防務。  1882年8月,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朝鮮高宗李熙之父興宣大院君李是應利用軍隊嘩變,成功奪權;朝鮮「事大黨」與大院君有隙,請求清廷出兵平亂,袁世凱乃跟隨吳長慶的部隊東渡朝鮮。清軍將大院君擄至保定問罪,當年23歲的袁世凱則以「通商大臣暨朝鮮總督」身份駐藩屬國朝鮮,協助朝鮮訓練新軍並控制稅務。由於當時朝鮮和中國有宗藩關係,吳長慶受命前往鎮壓。袁世凱負責前敵營務處,以整頓軍紀和鎮壓兵變有功,為朝鮮國王所看重,並得清政府獎敘五品同知銜。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後,吳長慶回國。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舉,袁世凱任駐漢城清軍「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12月,朝鮮開化黨在日本駐漢城公使館支持下發動政變,捕殺事大黨多人。袁世凱聞訊率領清軍干涉,使事大黨重掌政柄。日本政府藉此要挾,袁被調回國。次年,復任清政府「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權代表,並以道員升用,加三品銜。1893年,升為浙江溫處道,仍留在朝鮮。至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化裝逃出漢城,回到天津。戰爭爆發後,被派赴東北前線,協助前敵營務處周馥,負責籌撥糧餉,聯絡各軍。 1884年金玉均等「開化黨」人士發動甲申政變試圖推翻為「事大黨」及閔妃所把持的政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制王室;國王李熙奔赴清營求助,袁世凱指揮清軍擊退日軍,維繫清廷在朝鮮的宗主權及其他特權。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清軍海陸皆敗,袁世凱隨軍撤退天津。因袁世凱在朝鮮時期表現突出,有「知兵」之名,大學士李鴻章乃於1895年舉薦袁氏負責督練新軍。

袁世凱自1895年開始在天津與塘沽之間的小站練兵起家,漸為清廷所倚重。這股軍隊後來發展成為北洋六鎮(北洋新軍),為清末陸軍主力,民國初年的北洋系軍閥亦多源自清末新軍。

1898年戊戌政變前,帝黨人物曾寄望於袁的新軍,譚嗣同即曾面勸袁世凱出兵圍攻慈禧太后所居之頤和園。袁卻將這一消息告訴忠於慈禧太后的榮祿,結果戊戌變法失敗,皇帝失去政權並遭軟禁。然而袁世凱當時的決定,對於戊戌維新的成敗,是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至今仍有爭議。以往一般認為袁世凱將消息轉告榮祿是戊戌政變失敗的主因,但近年的研究發現,後黨發動政變,實起於袁告密之前。甚且,以袁世凱當時掌握的新軍戰力,亦不足以對抗聽命於榮祿駐紮在北京附近的眾多部隊。雖然,袁世凱告密並不是導致戊戌政變的根本原因,但是,戊戌變法卻是因為袁世凱的告密而導致了毀來性的後果。政變起初,慈禧太后在上諭中只是斥責康有為「莠言亂政」,並未申斥譚嗣同等人,而「莠言亂政」的罪名並不嚴重,起初對康有為的處分也僅是停職待參,而譚嗣同勸袁世凱出兵圍園誅後則屬情節嚴重的謀逆大罪。當時袁世凱聽時任直隸按察使楊崇伊說康有為已被革職待參,懼怕譚嗣同勸其出兵圍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牽連自己,遂向榮祿告密,西太后聞之大怒,下令逮捕康、梁諸人下獄,並誅殺六君子。由此可見,戊戌政變雖然不是因袁世凱告密而發生,但是正是袁世凱的告發,才使維新運動導致毀滅性後果。

  1899年冬,因義和團在山東的排外行為引起各國不滿,清廷被迫撤換縱容拳民的山東巡撫毓賢,代之以袁世凱。這是袁世凱首次出任方面大員。袁到任後,一改毓賢的處理方針,對拳民大力鎮壓,令其在山東無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帶,慈禧太后以民氣可用縱容義和團。翌年爆發了八國聯軍戰禍,山東在袁世凱治下則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

  1895年12月,袁世凱由軍務處大臣榮祿、李鴻藻等奏派擴練駐天津小站的定武軍,更名為「新建陸軍」。聘德國軍官十餘人擔任教習,又從天津武備學堂中挑選百餘名學生任各級軍官,並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親信,以加強對全軍的控制。這些人以後大都成為清末民初的軍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曹錕、張勳等。小站練兵是清末新式軍隊發展的轉折點,也奠定了袁世凱一生事業的基礎。從此,聲譽鵲起,扶搖直上。1897年,擢直隸(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練兵。1898年6月,袁世凱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東巡撫,率領全部新軍(時稱「武衛右軍」)前往濟南。時山東境內義和團運動爆發,他認定義和團為「左道邪教」,派兵到各州縣殘酷鎮壓。一躍而成為中外所矚目的實力人物。1901年11月,繼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實授,權勢更加顯赫。

  《辛丑條約》簽訂後,清政府迫於內外形勢,施行新政。袁世凱表示極力擁護,並藉機擴大自己的權力。1902年,兼任政務處參預政務大臣和練兵大臣,在保定編練北洋常備軍(簡稱北洋軍)。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設立練兵處,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袁世凱任會辦大巨,掌握實權。創辦各種武備學堂,並聘請大批日本軍官擔任教習。至1905年北洋六鎮編練成軍,每鎮一萬二千五百餘人,除第一鎮系滿族貴族鐵良統率的旗兵外,其餘五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將領幾乎都是小站練兵時期的親信軍官。同時,袁世凱還兼任督辦電政大臣、督辦鐵路大臣及會議商約大臣。在此期間,他在發展北洋工礦企業、修築鐵路、創辦巡警、整頓地方政權及開辦新式學堂等方面,都頗有成效。通過辦理新政,他得以「內結親貴,外樹黨援」,處心積慮擴張權勢,很快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的龐大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

  養精蓄銳 東山再起 1901年李鴻章去世後,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成為疆臣首領。1907年調任軍機大臣,成為中樞重臣。袁世凱大力襄贊新政,包括廢科舉、督辦新軍、建學校、辦工業等,第一支中國警察隊伍亦於天津成立。

  1908年光緒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溥儀繼位,醇親王載灃攝政。載灃因為反對袁世凱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為戊戌政變一事(他認為袁世凱出賣維新派,致使光緒被慈禧太后幽禁至死),對袁世凱非常痛恨,成為攝政王后立即解除袁所有差事;袁知其勢不吉,稱疾返回河南,最初隱居於輝縣,後轉至安陽。袁在此期間韜光養晦,暗地裡仍關心政事,等待時機復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凱抵達北京,16日組織新內閣。其成員是:外務大臣梁敦彥,民政大臣趙秉鈞、度支大臣嚴修、學務大臣唐景崇、陸軍大臣王士珍、海軍大臣薩鎮冰、司法大臣沈家本、農工商大臣張謇、郵傳部大臣楊士琦、理藩大臣達壽。並以胡惟德、烏珍、陳錦濤、楊度、田文烈、譚學衡、梁啟超、熙彥、梁如浩、榮勛分任各部副臣。

  北洋集團勢力的擴張,對掌握中央政柄的滿族親貴集團的世襲地位構成嚴重威脅,雙方權力之爭日趨激化。皇室親貴煽動一些御史上疏屢彈劾袁世凱權高勢重,任用私人,甚至預言將步曹操、劉裕後塵。1906年,袁被迫辭去各項兼差,並將北洋軍一、三、五、六各鎮交陸軍部直接管轄。次年,又被調離北洋,到北京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1908年11月光緒帝和慈禧太后相繼病死,年幼的溥儀繼位,改元「宣統」,其父載灃為攝政王。1909年初,袁世凱被載灃罷去一切職務,令回籍「養痾」。但他的許多部屬依然位居要津,實權在握,袁世凱時刻準備東山再起。

  附一:

以晚清封疆大吏而任民國總統者,唯袁世凱、徐世昌二人各任四年。徐世昌作為袁的一號智囊和政治同盟卻又更具文人的雄才大略,能把轉型轉制時期的混亂不堪的中國打造成中國近代史上最開明,最民主的政府實屬不易(人稱文人總統,"五四運動"就在此屆政府任內曝發的).所以說到袁世凱總統就必得說一下徐世昌總統.

  徐世昌,1855年生於河南衛輝,字卜五,號菊人,晚年又號水竹都人、東海居士等。徐世昌遠祖由浙江遷直隸,後移居河南。日後發達,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稱同鄉;徐之善於拉關係、交朋友,於此可見一斑。徐世昌幼年喪父,母教甚嚴。雖家境貧困,典當以延師教子,並自督課,且重德育。徐世昌回憶說:孩童之時,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兩份,母即予嚴斥:「今日如此,長大又當如何?!」寧可將食物扔掉,亦不令世昌食。稍長,每一交友,母必察其人品如何,果系賢才,則款以美食;否則立予斥絕之。人見其孤苦,勸其依一縣令親戚,徐母曰:「託人餘蔭,罔知艱苦,無復有刻厲振興之心矣」。族人感嘆:「汝苦心持家教子,異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徐世昌16歲時開始課人兼自學,以經營薪米

  17歲因善書小楷,隨叔祖父充縣衙文案及家庭塾師

  18歲為某知府治函札兼會計,以文會友

  24歲為準寧縣知事治

  理文牘,遇袁世凱,一見傾心。

  袁見徐青衣敝履,雖邊幅不修卻神采飛揚;談吐間,顯露出勃勃雄心與滿腹經綸,贊道:「菊人,真妙才也!」當時徐世昌無錢赴應天府應鄉試,袁即贈銀兩百兩,使世昌兄弟得已成行,並同時中舉;四年之後,世昌又中進士,先援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後援編修。張之洞(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李鴻藻(翰林院掌院學士)為其師長。編修為七品官,俸銀甚少,生活清苦。人勸其外放知州、縣,未從。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層勿州遷亡優勢。

  然而世昌在翰林一住9年,未辦過一次學差、試官之類有利之事;但他並不急功近利,而是積極結交,疏通上下,同時勤苦讀書,關心時事,作好各方面準備,以待時機。翰林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為科場尖子而設的最高機構,凡以科舉進身之文士,無不孜孜以求。但徐世昌因不見寵於大學士李鴻藻,李認為徐「虛矯過人」,而不是發達。但徐世昌向李介紹袁世凱,通過李鴻藻,袁為李鴻章所常識,向朝延推薦他督練新軍,卻成為袁發展的起點,同時也成為徐仕途中走向發達的轉折點。

  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終於有了轉機,袁世凱向清延奏請徐翰林兼管新建陸軍稽查全軍參謀軍務營務處總辦(相當於秘書長兼參謀長),徐欣然就任。雖然編製、原職、級別均予保留,但總是以高就低;徐卻毅然離開翰林院,全力以赴,總攬全軍文案並參與機密,袁不在時且代理其職。從此成為袁的得力智囊。

徐世昌紀念幣(14張)

  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凱即因剋扣年餉、誅殺無辜被人告發,軍機大臣榮祿與陳奎龍負責查辦。徐與陳為同榜進士,私交甚篤,乃為袁說項,得以「乞恩姑從免議」,使一場彌天大禍消彌於無形,袁自是對徐感恩不盡。徐世昌在小站練兵工作雖只兩年多,但他一來受到袁的高度信任與尊重,言聽計從,稱之為兄;二來是翰林出身,受到將領的尊重,皆稱之為師;三來工作勤奮,自學軍事及英語,先後編寫了《新建陸軍兵略存錄》及《操法詳晰圖說》十三冊,以新傳統籌全軍訓練及教育,成績卓著,聲望很高,從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軍隊中僅次於袁世凱的地位,也達到了「以文修武、以軍功進身」之目的。小站練兵,是中國軍隊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徐皆功不可設。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較完整的近代化軍事理論,制訂了中西結合的軍制、法典、軍規、條令及戰略戰術原則。後來的「北洋三傑」--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皆是從小站新軍中成長起來的佼佼者。

  徐與袁一樣,都胸懷大志、也有強烈的愛國熱情,徐在翰林院時曾因甲午戰敗,與數十名同事聯合彈劾李鴻章;值戊戌變法,徐、袁都參與了維新運動。但在關鍵時刻,當新舊勢力交鋒、維新勢力將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軍權的袁世凱身上時,

徐世昌畫作

  袁卻聽信了「軍師」徐大哥之言:「旁雖一國之主,然當政日線,勢力薄弱;後(西太后)則兩朝總持魁柄,廷臣疆帥,均其心腹,成敗之數,可以予卜。與其助帝而致禍,寧附後而取功名」。徐世昌一言九鼎。袁深以為然,遂向榮祿告密。在義與利的選擇上,徐、袁很現實地選擇了趨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紅了頂戴花翎,從此深受後黨恩寵,平步青雲。誠然,即使當時徐贊表附新黨,亦是以卵擊石;「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歷史上又有幾人?不過袁世凱之惡在於陽奉陰違,兩面三刀,十分險惡卑劣,故當時有民謠罵袁曰: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國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袁世凱因難逃其責,幕後高參徐世昌亦難辭其咎。

  

附二.

光緒皇帝死因之謎:

  2003年開始,清西陵文物管理處與中央電視台編導鍾里滿嘗試藉由現代法醫手法,由光緒所遺留毛髮與遺骸中檢驗出高量砷成份,顯示生前有被砒霜毒害的可能性。花了5年時間,反覆驗證光緒屍體上的頭髮、衣物,2008年11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法醫檢驗鑒定中心、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清西陵文物管理處與中央電視台聯合召開記者會,發表「清光緒皇帝死因研究報告」,確定光緒是因為砒霜中毒而亡。

  關於是何人為毒死光緒帝的元兇,有關專家分成了兩派意見:一說是慈禧太后,二說是袁世凱

  支持袁世凱為毒死光緒帝元兇的理論有:

  慈禧與光緒是政治的爭鬥,作為一個政治家,她很清楚她死後不可能繼續朝著她所既定的策略走下去,而且她也會明白維修變法甚至社會改良是歷史必然,在她臨死的幾年中實際上做了許多,開議會設內閣,改革力度遠大於光緒的維新變法,她的奪權更是一種政治野心和保護既得利益的需要,所以,她沒必要加害於光緒。就算是她死了,光緒重新掌權,她也照樣配享宗廟,動不了她的權威,這是必然的。再一個層面來說,慈禧與光緒畢竟還有一層血緣關係,是她妹妹的兒子,也是她的養子,慈禧再陰毒,也毒不到這個份上。袁世凱就不同了,他是臣子,而且由於他的反變導致光緒帝被軟禁長達十年之久,這個仇,作為一個皇帝是肯定要報的,袁世凱有殺人動機,而且當時袁世凱身為軍機大臣,主掌北洋是完全有這個條件謀害於皇帝。

  而溥儀的回憶錄《我的前半身》中也有類似記載,說慈禧太后臨終前一天,本來「上午還好好的光緒皇帝,吃了一劑葯便突然壞了事,後來才知道,那一劑葯是袁世凱送進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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