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北宋官窯問題的探索

一早孫瀛洲古陶瓷文化藝術研究院朋友就發來一篇關於北宋官窯的論文，本人看了認為值得向廣大藏家推薦，用理論來探索這個目前依然是迷霧重重的北宋瓷器世界，用實物不斷佐證讓我們著迷的藝術世界，歡迎更多的藏家朋友提供更多的素材，為古代藝術品找到更紮實的理論基礎！

有關北宋官窯問題的探索

孫瀛洲古陶瓷文化藝術研究院

崔紀文 劉福華

一、北宋官窯研究的現狀

一千多年來，關於北宋官窯和北宋官窯瓷器，人們對它儘管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和認識。「通過對文獻記載與考古發掘出土南宋官窯實物的印證研究，確認南宋文獻記載的「北宋官窯」是可信的，是確實存在的。」（1）

耿寶昌先生認為「長期以來，由於文獻記載語焉不詳以及考古發現的局限性，致使在宋官窯研究中存在諸多至今懸而未決的問題」（2）。

自宋以降，儘管無數人為解開這個謎，做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因種種原因，到目前為止，人們還沒有完全解開困擾文博界的這個千古之謎。

靖康之變以後，在連綿不斷的戰爭中，北宋朝廷生產陶瓷禮器的窯場被迫關閉或者被毀，京師官窯生產的器物和有關史料也遺失殆盡，這不僅給南宋朝廷製作陶瓷禮器帶來了麻煩，也給後世留下了千年謎團和遺憾。

定窯和汝窯問題，隨著窯址的考古發現和挖掘，目前已基本比較明朗，而宋徽宗建立的「京師官窯」問題自元代以降到現在為止，因未找到窯址和官方考古實物挖掘，也缺乏詳細的歷史記載，一直懸而未決。

這個「京師官窯」也是被後人稱謂的「北宋官窯」，是我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一個皇家窯口，北宋官窯瓷器也是我國最為珍貴的古代文化遺產，對北宋晚期製作朝廷祭祀用禮器的官窯和官窯瓷器的深入研究，無論從學術價值上還是文物保護上，都是急需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

然而，很久以來，學術界多在北宋官窯存在與否、北宋官窯窯址在什麼地方、清涼寺、張公巷、段店是否為北宋官窯、兩地故宮所謂的傳世官窯瓷器，哪些是真正的北宋官窯等問題上進行探討和爭論，且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而少有從它產生的歷史背景、北宋官窯的性質、基本概念等方面進行深入研究；更沒有從大量遺存於民間的疑似北宋官窯的實物去考察。目前業界的這種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以至於北宋官窯問題長期沒有獲得突破性進展。

2011年，故宮博物院召開了一次北宋官窯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次被認為有著較高水平的國際研討會，在北宋官窯和北宋官窯瓷器研究方面儘管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討，由於主客觀原因，在關鍵問題上並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根據北京故宮官方公布的最新科研成果，在宮中舊藏宋代官窯實物中，只有七件花口盤屬於北宋時期河南窯口的實物，這七件器物究竟是北宋何時、何窯口的製品也不得而知，由此得出的結論和研究成果，其科學性和客觀性也會大打折扣。

2013年，北京大學考古系秦大樹先生曾做過《宋代陶瓷禮器的生產和生產機構》這一課題，探討的主要是南宋修內司窯有關的問題，對北宋官窯和北宋官窯瓷器也未作深入研究。

解開這個千古之謎，要麼找到窯址，要麼找到對其準確而詳細的歷史記載，要麼找到確切的歷史遺物（3）。在這三者中，哪怕找到其中的任何一者，如果從邏輯關係和歷史上人們對它的認識能夠相互印證，離我們揭開這個千古之謎就為期不遠了。

近幾年來，作者一方面查找梳理與此相關的歷史文獻、尋訪與之相聯繫的古窯址，另一方面注重收藏和收集散落在全國各地古玩市場上疑似北宋官窯的實物和標本以及國內外藏家的收藏信息，基於這個思路我們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嘗試。

二、北宋官窯和北宋官窯瓷器的有關概念

《辭海》對「官窯」的定義：一般指中國古代專燒宮廷御用瓷器的官辦窯場。按照此定義，可以推出北宋官窯的定義：北宋時期專燒宮廷御用瓷器的官辦窯場。此定義有三層含義：「北宋時期」為第一層，「專燒宮廷御用瓷器」為第二層，「官辦窯場」為第三層。這三層含義構成了北宋官窯定義的基本內涵，它們互相聯繫、互相制約、缺一不可。

我們再看看「北宋官窯」的三層含義有什麼具體內涵。其一：時間是「北宋」時期，即自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到1127年宋欽宗趙恆，歷經了九個皇帝，計167年。

其二：「專燒宮廷御用瓷器」的窯場。宮廷御用瓷器，是指皇帝、宮廷內用瓷器及皇帝對大臣等賞賜用瓷。

其三：「官辦窯場」。就是由皇家投資建立的窯場，有可能是新建也有可能是收購的其它已有窯場，但必須是皇家獨立的窯場。它的獨立性是指投資、管理、生產和產品的使用都是獨立的,其產品是不進入市場作為商品流通的。

北宋經歷了167年九個皇帝，由於種種原因，到目前為止，人們還沒有發現，對北宋官窯和北宋官窯瓷器全面而準確的記載，也未找到確切的窯址，又沒有北宋官窯器物明確的考古發現。

我們今天談北宋官窯，究竟是北宋哪個皇帝創辦了御窯，哪個皇帝沒有創辦，誰又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北宋官窯就是宋徽宗皇帝才開始創辦，而其他皇帝沒有興辦自己的御窯呢？北宋官窯有一個還是多個，都是哪些？這一系列的疑問，就為北宋官窯也為北宋官窯瓷器，蒙上了層層神秘的面紗。

既然我們現在還沒有充分的證據和理由，否定在北宋期間，除宋徽宗外其他皇帝也建立了自己的御窯，同時也無法確定徽宗朝建立的御窯窯址在什麼地方，它生產的瓷器有什麼特點，那麼北宋官窯的概念仍然是一個不確定和模糊的概念。

既然北宋官窯這個概念，是一個不確定和模糊的概念，人們把北宋晚期宋徽宗朝建立的窯場定名為：北宋官窯、汴京官窯、張公巷官窯或清涼寺官窯的觀點，作者認為都是不科學的。

這就好像南宋官窯不是一個一樣，誰能有充分的證據和理由來證明北宋官窯只有一個，宋徽宗朝建立的官窯也只有一個呢？

很顯然，官窯的慨念，朝代不同，其內涵也不同。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各個時期，其官窯概念的內涵，也不盡相同。談北宋官窯的概念，就要聯繫北宋時期各個朝代的時代背景。

從大量史料和有關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來看，整個北宋時期的官窯制度比較複雜，僅北宋晚期宋徽宗執政期間，其官窯形式既有御窯、貢窯還有地方官窯(4)。

它們或許先後存在，或許共存。這一點，不僅從《宋史》、《宋會要輯稿》、《文獻通考》等史書中可以得到驗證，從後人大量的記述和一系列的考古挖掘中也可得到印證。

今天人們談起北宋官窯，為什麼感覺一團亂麻？有歷史造成的客觀原因，也有人們的主觀原因。但不容否定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對北宋官窯的概念模糊不清造成的。

李輝炳先生講：「今天在討論宋代官窯瓷器以前，把什麼是官窯瓷器弄清楚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們研究和討論的一個前提。儘管我們學術界還沒有一個大家所公認的定義」（5）。

根據對史料和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作者認為，北宋晚期，官窯的存在形式有貢窯、地方官窯和皇家御窯共存。

在北宋王朝九個皇帝中，暫且不論究竟是哪位皇帝建立了自己的御窯，而宋徽宗趙佶在位期間，確實建立了自己的窯場，儘管現在還未發現窯址在什麼地方，這是目前文博界沒有太大爭議的事實。

在當時的背景下，御窯是宋徽宗朝廷自置窯專燒宮廷用瓷的窯場，貢窯為徽宗朝廷指定燒制皇家用瓷的私辦窯場，地方官窯為當時各州府指定用瓷的窯場。

北宋官窯從慨念上來說，應是北宋朝廷專有專用所有御窯的總稱。顯然貢窯和地方官窯不在北宋官窯之內。既然我們沒有足夠的理由，否定在整個北宋期間，除了宋徽宗朝外其他皇帝也建立了御窯。

那麼把宋徽宗朝建立的御窯等同於北宋官窯，顯然是不科學和不準確的，把當時的貢窯和地方官窯當做北宋官窯的觀點更是不符合實際。

宋文人王應麟在其《玉海》中記載:「宣和元年(1119年)五月二十七日，詔諸州祠祭器，令禮制局繪圖頒降，依圖製造。」（6）

是說諸州府所用祠祭器物，乃依照禮制局所繪圖紙由各州府製作。從歷史客觀實際看，各州府需要的祭祀器物，不可能讓宮中的御窯燒制，只能另尋其它窯口。這樣的窯口，雖然也為官方燒制瓷器，顯然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皇家御窯，而只能說明是地方官窯。如定窯、汝窯和鈞窯，都曾為皇家燒制過瓷器，或皇家曾在這些窯口定燒過瓷器，但這些窯口，仍然為私辦性質的窯場，稱得上貢窯，也不能稱其為御窯。

談北宋晚期徽宗官窯，不得不談南宋人葉寘和顧文薦在《垣齋筆衡》和《負暄雜錄》中的記述。因為這是目前發現記述北宋徽宗官窯最早的文獻，也被後人研究宋代官窯廣泛引用和認可(7)。

《垣齋筆衡》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襲故京舊制，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范，極其精緻，油色瑩徹，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比舊窯大不侔矣」。

《負暄雜錄》和《垣齋筆衡》中的記載內容基本相同，差別是「政和間」改為「宣政間」「襲故京遺制」變為「襲徽宗遺制」。

《負暄雜錄》和《垣齋筆衡》記載的觀點，目前普遍被文博界認可和接受，但作者認為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葉寘和顧文薦，他們生活的年代距北宋已經過去百年了，百年後的人記述百年前的事，其準確性值得質疑。其二這兩個人記述的時間也不相同，一個是政和間，另一個是宣政間。

無論是政和間也好宣政間也罷，都是一個模糊的概念，而不是一個確定的具體時間。由此也可以推斷南宋人葉寘和顧文薦關於北宋官窯的記述這件事可能是客觀存在的，但在京師官窯具體創辦時間上值得進一步探討和考證。

既然如此，我們在談起北宋晚期，宋徽宗朝廷建立的官窯時，在窯址和具體創辦時間未被確定之前，把這個窯口命名為「徽宗官窯」是比較科學的。這樣也避免了目前不同地域的人們，一些不必要的爭論和口水之戰。

如果將來發現了宋徽宗時期的官窯遺址在開封（文獻上稱「汴京」），或者是其它地方（如段店、清涼寺等），一個也好，多個也好，我們在「徽宗」之後加上某某就可以了，但它們都可統稱為徽宗官窯。假如再發現北宋其它時期的官窯遺址，也可按此方法命名，比如宋仁宗官窯等。

由此我們可以確定宋徽宗時期皇家御窯的概念為：北宋晚期，宋徽宗朝廷自己置辦的窯場，名曰「徽宗官窯」，也就是後世人們通常所說的「北宋官窯」。由此可見，「徽宗官窯瓷器」的概念為：北宋晚期，宋徽宗朝廷自己置辦的窯場，生產的瓷器，為「徽宗官窯瓷器」。

搞清了以上這些基本概念，對我們今天全面客觀認識和研究北宋晚期徽宗官窯以及整個北宋時期的官窯都是非常必要的。本文研究的重點是：北宋晚期的徽宗官窯和徽宗官窯瓷器，以下簡稱「徽宗官窯」和「徽宗官窯瓷器」。

三、「徽宗官窯」產生的歷史背景

其一、我國自古以來，對禮儀和禮制就很重視。漢武帝以降，歷朝歷代的各種禮儀和祭祀活動日趨漸盛，至宋代達到頂峰。據《左轉.成公十三年》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8）。

我國歷代封建王朝和國君，無不把祭祀當成國家除軍事以外的頭等大事，以顯示其「受命於天」的合法性和不可侵犯的權威性。在這一點上，宋代尤其如此。據《宋史》卷五十一記載：五代之衰亂甚矣，其禮文儀注往往多草創，不能備一代之典。宋太祖興兵間，受周禪，收攬權綱，一以法度振起故弊。

即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集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詳定之。開寶中，四方漸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太子詹事楊昭儉、左補闕賈黃中、司勛員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陳鄂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

自《通禮》之後，其制度儀注傳於有司者，殆數百篇。先是，天禧中，陳寬編次禮院所承新舊詔敕，不就。天聖初，王皞始類成書，盡乾興，為《禮閣新編》，大率禮文，無著述體，而本末完具，有司便之。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止於慶曆三年。

皇祐中，文彥博又撰《大享明堂記》二十卷。至嘉祐中，歐陽修纂集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為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熙寧十年，禮院取慶曆以後奉祀制度，別定《祀儀》，其一留中，其二付有司。

知諫院黃履言："郊祀禮樂，未合古制，請命有司考正群祀。"詔履與禮官講求以聞。元豐元年，始命太常寺置局，以樞密直學士陳襄等為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等為檢討官。

襄等言："國朝大率皆循唐故，至於壇壝神位、法駕輿輦、仗衛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其間情文訛舛，多戾於古。蓋有規摹苟略，因仍既久，而重於改作者；有出於一時之儀，而不足以為法者。請先條奏，候訓敕以為禮式。"未幾，又命龍圖直學士宋敏求同御史台、閣門、禮院詳定《朝會儀注》，總四十六卷：曰《閣門儀》，曰《朝會禮文》，曰《儀注》，曰《徽號寶冊儀》。《祭祀》總百九十一卷：曰《祀儀》，曰《南郊式》，曰《大禮式》，曰《郊廟奉祀禮文》，曰《明堂袷享令式》，曰《天興殿儀》，曰《四孟朝獻儀》，曰《景靈宮供奉敕令格式》，曰《儀禮敕令格式》。《祈禳》總四十卷：曰《祀賽式》，曰《齋醮式》，曰《金籙儀》。《蕃國》總七十一卷：曰《大遼令式》，曰《高麗入貢儀》，曰《女真排辦儀》，曰《諸蕃進貢令式》。《喪葬》總百六十三卷：曰《葬式》，曰《宗室外臣葬敕令格式》，曰《孝贈式》。其損益之制，視前多矣。

紹聖而後，累詔續編，起治平，訖政和，凡五十一年，為書三百卷，今皆不傳。而大觀初，置議禮局於尚書省，命詳議、檢討官具禮制本末，議定請旨。

三年書成，為《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頒焉。議禮局請分秩五禮，詔依《開寶通禮》之序。政和元年，續修成四百七十七卷，且命仿是修定儀注。三年，《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新儀，而詔開封尹王革編類通行者，刊本給天下，使悉知禮意，其不奉行者論罪。

宣和初，有言其煩擾者，遂罷之。初，議禮局之置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其後，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是郊廟禋祀之器，多更其舊。

整個宋朝，祭祀活動是皇家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宋徽宗朝在對祀和戎這個問題上，似乎對祀比戎更加重視。這方面也不乏史料為之印證。

據《宋會要輯稿》禮一二之二記載：大觀二年，儀禮局奏請：凡營居室必先建宗廟，凡造養器必先修祭器。庶羞不俞於牲拴，燕衣不俞於祭服（9）。這段記載說明，宗廟和祭器是為家室及國家尊嚴的保證，比日常穿衣吃飯更重要。故而在當時，完備和完善各種禮儀制度和禮器，實為樹立國家形象不可缺少的標誌。這是徽宗官窯乃至北宋官窯產生的歷史背景之一。

其二、是和宋徽宗「以禮興國」的政治主張有關。宋徽宗於大觀元年(1107年)專門設置儀禮局，作為新修五禮、考訂禮器形制的執行機構，倡導新禮器的製作和使用。《宋史》卷一六一《志》為此記載道：「議禮局，大觀元年，詔於尚書省置，以執政兼領。……應凡禮制本末，皆議定取旨」。

大觀二年(1108年)十一月，徽宗下詔訪求古禮器，並敕命編撰《宣和博古圖》以服務於朝廷製造禮器之用。該書的編纂遂成為徽宗製作其「新成禮器」的藍本。據《宋史》志五十一禮一記載：「大觀三年，《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新儀，而詔開封尹王革編類通行者，刊本給天下，使悉知禮意，其不奉行者論罪。

五禮之序，以吉禮為首，主邦國神祇祭祀之事。

凡祀典皆領於太常。歲之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辛又祀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東西太一，臘日大蜡祭百神，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四孟、季冬薦享太廟、後廟，春秋二仲及臘日祭太社、太稷，二仲九宮貴神。

中祀九：仲春祭五龍，立春後丑日祀風師、亥日享先農，季春巳日享先蠶，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春秋二仲上丁釋奠文宣王、上戊釋奠武成王。

小祀九：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季夏土王日祀中霤，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秋分享壽星，立冬後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孟冬祭司寒。其諸州奉祀，則五郊迎氣日祭岳、鎮、海、瀆，春秋二仲享先代帝王及周六廟，並如中祀。

州縣祭社稷，奠文宣王，祀風雨，並如小祀。凡有大赦，則令諸州祭岳、瀆、名山、大川在境內者，及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祀典者，仍禁近祠廟咸加祭。有不克定時日者，太卜署預擇一季祠祭之日，謂之「畫日」（10）。由此可見，宋代從上而下祭祀禮節繁縟之至也。

其三、是祭祀用禮器的需要。

夏商周文化的核心是禮制文化，祭祀和祭祀用禮器又是禮制文化的重要內容。東周以後，體現等級制度的行為規範被稱為「禮」，這種制度被稱為「禮制」。青銅器在當時是禮制的具體表現被稱之為「禮器」。

在中國古代，統治者通過祭祀儀式溝通天神、光宗耀祖，並以此強化自己執掌政權的權威性。在祭祀過程中所採用的「禮器」，也就成為統治者維護其政權的具體表現手段和象徵。

據史料所載，宋代大量使用陶瓷作為禮器的時間大致應在北宋中期，北宋早期也有使用，但數量不是很大。

《永樂大典》卷五四引用的宋《郊廟奉祀禮文》中，便有「禮院儀注，慶曆七年，禮院奏准修制郊廟祭器所狀，……臣等參詳古者祭天，器皆尚質，蓋以極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者，……今伏見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罍之類，蓋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故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薰秸，因天地自然之性」的記載{11)。

為此，清代學者蔣廷錫所編《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卷一五五《天地祀典部》匯考九之七，引《宋朝儀注》，也專門記有：宋仁宗時「（元豐六年）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椫用白木，以素為質，今郊祀簠、簋、尊、豆皆非陶，又有龍杓，未合於禮意。

請圖丘方澤正配位，所設簠、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椫為杓」(12)之言，明確提出「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且應「以素為質」的古制和古禮，否則就不合法度，由此也確立了陶瓷禮器在國家祭祀等重要禮儀活動中的地位。

宋徽宗皇帝為了維護趙宋王朝的封建統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在他上任伊始，便親自修編《五禮新儀》，並傳詔各地官府，刻石立碑，頒於天下奉行。

還在大觀初年，詔敕編纂《宣和博古圖》。這些都為徽宗官窯的建立和重新修訂祭祀禮器做好了準備。另外，宋代允許百官設立家廟祭祀。

徽宗時期，皇室和朝廷大臣家廟，所用禮器也由宮中統一製作。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徽宗大觀四年（1110年），准議禮局奏請，對文武百官家廟祭祀禮儀作了規定：「群臣家廟所用祭器，稽之典禮，參定其制：正一品，每室籩、豆各十有二，簠、簋各四，壺樽、罍、鉶、鼎、俎、篚各二，樽、罍加勺、冪各一，爵各一，諸室共用胙俎一、罍洗一。從一品籩、豆、簠、簋降殺以兩。正二品籩、豆各八，簠、簋各二。

其餘皆如正一品之數。詔禮制局製造，取旨給賜。時太師蔡京、太宰鄭居中、知樞密院事鄧洵武、門下侍郎余深、中書侍郎侯蒙、尚書左丞薛昂、尚書右丞白時中、權領樞密院事童貫，並以次給之」。

《宋會要輯稿》禮一二：「政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禮制局言：太廟乞盡循周制，籩、豆各二十有六，簠、簋各八。臣五廟、三廟，所用之器以此為等降之數，從之。

先是詔造祭器頒賜宰執，下禮制局，故有是昭」（13）。據《清波雜談》卷十一記載：「此蓋陛下恪祗祀事，追述三代，作新禮器，上體天道，秉執元圭，齋服盛明，嚴恭寅畏，天意感昭，神明降格，示現如此。

伏望宣付史館，播告天下。」太師蔡京等奏乞率百僚，稱慶明庭。奉御筆依奏。繼降詔曰：「朕嗣承丕基，夙夜祗若，惟道是憲，惟上帝是承。涓選休辰，恭修祀事，備物盡志，咸秩無文。荷帝博臨，如在其上。旌旗輦輅、冠服儀仗，見於雲際，萬眾咸睹。

惟天人之感通,有形聲之相接。靈承對越，敢不祗欽！可以其日為天應節，有端命於上帝，以昭答於神休。咨爾萬邦，其體至意。」時政和三年也。（14）」

從以上可以看出，整個宋朝，尤其是宋徽宗時期，在這種舉國祭祀盛行的背景下，禮器經過多年沿革，逐步演化為以瓷器作為禮器的主要表現形式，這是宋徽宗官窯產生的根源和重要依據之一。

其四、宋徽宗執政初期，物阜民豐，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手工業等各方面繁榮昌盛。當時名窯林立，越窯、定窯、磁州窯、建窯、汝窯等制瓷工藝趨向成熟。這也為徽宗官窯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總之，從歷史文獻看，徽宗朝廷，自置御窯燒制瓷質禮器。事件脈絡比較清晰，記述也較為詳實。更重要的一點是，徽宗官窯的創立，自然源自宋徽宗皇帝的個人主張，但主要還是為了國家禮制和祭祀的需要。

絕不是時下學界有些人認為的：「無論是北宋官窯還是南宋修內司官窯，其都是為了滿足宮廷尤其是帝王個人的玩好」(15)。作者認為這一點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四、徽宗官窯瓷器的特點

根據作者收集和掌握的疑似徽宗官窯瓷器的實物，總結出以下一些特點 ：

器型：形神兼備、小巧玲瓏、豐富多姿。

胎質：澄泥銅胎、細膩緻密、多種多樣。

釉質：類冰似玉、千峰翠色、豐富多彩。

釉色：「色白、粉、翠、青、黃、綠」。

片紋： 隱如鱔血、豐富多姿、大小不一。

款識：印章款識、規範統一、等級分明。

1、徽宗官窯瓷器的器型：形神兼備 小巧玲瓏 豐富多姿

北宋徽宗官窯瓷器的器型，非常豐富。根據作者收集到的北宋徽宗官窯瓷器主要有：琮、尊、鼎、簋、爐、觚、爵、斗、豆、壁、瓶、盆、盒、洗、匜、鬲、甗、硯滴、燈、燭台、盤、碗、壺、罐、筒、盞、熏、插、筆筒、筆舔、盞托、呈露等幾十種，如果細分有100多種不同的器型。

從其功能上看，這些器物，以祭祀禮器為主，陳設和文房用品為輔，生活中的使用器物較少。

2、胎質：澄泥銅胎，細膩緻密 多種多樣

徽宗官窯瓷器，根據目前已經掌握的實物看，有三種不同的胎質：其一：土黃色的澄泥胎質。其二、灰色胎質。其三、紫褐色胎質。

其一：土黃的澄泥胎質。這類胎質的器物，以細膩的澄泥為原料。色澤也有輕微的變化，有的白一些，有的帶點粉紅色調，但總體上為土黃色。器物燒成後露胎處，接近銅紅色調，釉薄處隱顯茄皮紫色，器口、足、棱、筋處深淺不一，釉越稀薄，色調越深，有紫口鐵足現象。

土黃的澄泥胎土，為什麼器物釉面會表現出這麼豐富的變化，根據我們認真的研究和觀察，其主要原因是在素胎上釉前，使用了含金屬較高的褐色化妝層，在經過燒制後，化妝層為使釉面沉靜、釉色富於變化、片紋深沉起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其二、灰色胎質。這一部分器物，其胎質和越窯秘色瓷的胎質比較接近，此種胎質的器物，亦有紫口鐵足現象。以上兩種胎質的器物，大都為支釘裹足燒制，露胎墊燒的器物也有，但比較少。

其三、紫褐色胎質，和南宋官窯的紫金胎相類似。這一部分器物，有支釘燒制的器物，也有露胎墊燒的器物。這類胎質的器物，開片紋為金絲鐵線，鐵線為藍黑色調，金絲為紅黃色調。片紋顏色都是發自胎內，片紋中兩種顏色如何形成，還值得進一步研究。

根據實物分析，露胎墊燒，應為北宋晚期製品。這一部分器物，雖然沒有使用化妝層，但紫褐色的胎質，口沿和足底釉面稀薄，有明顯的紫口鐵足現象。

清光緒三十四年開始編篡，兼收百科，重在溯源的《辭源》第二冊「官窯」欄解釋：「官窯。宋五大名窯之一。

北宋大觀間京師置窯造瓷。胎骨有白、灰、紅之分。其土取自汴東、陽翟，陶煉極精。釉色有天青、翠青、粉青、月下白、大綠。粉青為上，淡白次之。紋片細如蟹爪，以冰裂鱔血為上，梅花片、墨紋次之」。

徽宗官窯以上幾種胎質的器物。土黃色和灰色的胎質，和古人的記載基本相符。紫褐色胎質，與南宋官窯的胎質相近，也符合古人對北宋徽宗官窯的記載。不管哪種色澤的胎質，其胎質細膩緻密，輕重適度。它們既不同於汝窯的香灰，越窯之灰色，也有別於南宋之紫金。胎質之豐富也實為徽宗官窯之獨有。

徽宗官窯瓷器，多種胎質的採用，紫褐色化妝層的使用，凸顯出器物「紫口鐵足」的藝術效果。這些雖然不是徽宗官窯的發明創造，但它能集當時越窯秘色瓷、汝窯、磁州窯、開封東窯等眾多窯口的藝術精華之大成，從而把中國青瓷的製造工藝和技術推向了巔峰。

這是徽宗官窯瓷器的一大貢獻，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義。

3、釉質和釉色：類冰似玉，千峰翠色 豐富多彩

徽宗官窯瓷器的釉質大致可分為三種。其一、秘色釉。這部分器物的釉質和越窯之秘色瓷的釉面比較接近，胎也為灰色胎質。這部分釉面不開片的居多，開片者少。釉色以豆青和粉青為主。

其二、翠玉釉。這部分釉質是徽宗官窯所獨有,據史料記載其釉內加入了翡翠、玉粉、瑪瑙等名貴材料，釉面內少有氣泡，色澤豐富，應該是徽宗官窯成熟期製品。

其三、炒米黃釉質(人們通常所說的哥釉)。這種釉質的器物，釉面比其它釉色的器物肥厚，也更加溫潤。釉面有不開片、單一顏色的龜背片和金絲鐵線三種。

徽宗官窯瓷器的釉質「類冰似玉」，其釉面幾乎沒有棕眼和蟹爪紋（16）。徽宗官窯瓷器不管哪種釉質，用200倍放大鏡觀察釉面，釉內都有大小不一的未溶解的藍色、白色或黃色顆粒存在。其釉面用「滑如冰、平如鏡、潤如玉、質如翠」來形容當之無愧。

徽宗官窯瓷器的釉色：有天青、淡天青、粉青、豆青、粉翠、翠綠、玉白、粉紅、紅、綠、紫和炒米黃等色澤，豐富多彩。尤其粉翠、翠綠、玉白、炒米黃和粉紅釉，在當時和後代其它窯口很少見，這也是徽宗官窯的獨到之處。

《中興禮書》卷九《郊祀祭器一》：「紹興十六年進行郊祀大典所用的祭器，（紹興）十五年十月十四日，禮部太常寺狀，……今檢會政和六年臣僚家廟所用祭器系禮制局製造，取旨以次給賜臣僚之家，令將逐色祭器內各取一件繳赴所在州軍，限目下差人管理押赴寺，以憑照應討論施行，用畢給還。」(17)

這段史料記載也說明徽宗官窯瓷器的釉色是豐富的，但因戰亂，南宋朝廷製作的陶瓷禮器，無論從器型、釉質、釉色和工藝已經不能和北宋相提並論了。

縱觀徽宗官窯瓷器的釉色，可用七個字來概括： 「色白、粉、翠、青、黃、紅」。真正達到和超越了唐代詩人形容「千峰翠色」的境地。

從史料上記載，徽宗官窯瓷器的釉料，有翡翠、玉粉、瑪瑙等材料入釉。這也是徽宗官窯瓷器，區別於其他窯口的重要特徵之一。

4、片紋: 隱如鱔血、豐富多姿、大小不一

徽宗官窯瓷器釉面，有不開片的也有開片的，不開片的少，開片的居多。開片紋有龜背、蟬翼、魚子、百級碎等多種形態，豐富多姿。片紋色有的隱若鱔血，濃淡不一；有的藍黑和紅黃紋相互交錯，也就是通常說的，金絲鐵線。

片紋特點：淡天青釉開冰裂、龜背、魚子等片紋，亦有少量不開片者。粉青釉開龜背片和細碎片紋。豆青釉質仿秘色瓷，有不開片、大開片、龜背片等。翠綠釉開龜背片和細碎紋片。

粉翠釉開龜背、細碎和魚子紋片，尤其魚子紋開片像綢緞一樣，非常可愛。玉白釉開冰裂、龜背和細碎紋片，尤其開大冰裂紋，素美高雅，及其珍貴。粉紅釉都是大開片。炒米黃釉，片紋鐵線為大開片，金絲為細碎的小開片等。

片紋的色澤：土黃色澄泥胎和淺灰色胎質，因為在素胎上使用了褐色的化妝層，所有片紋都為深淺不一是鱔血紋色澤，另有一種釉面片紋為藍黑和粉紅交錯，這部分開片方式非常獨特，非常珍貴。

所有片紋色澤，都由內至外、深淺不一，自然天成，充分體現了，徽宗皇上道法自然、無為思想和當時士大夫的審美趣味。在這一點上，它和汝窯以及南宋官窯是有本質區別的。就連乾隆皇上也不得不為之賦詩感嘆：紋猶鱔血裂冰膚。看來當時的乾隆皇上，也只是看到了徽宗官窯的一部分器物。

5、徽宗官窯瓷器的款識

徽宗官窯瓷器的款識種類有：「宋徽宗、蔡、柴、修內司、內府、奉華、奉趙、甲申殿、天、官、甲、乙、丙等」。

款識都為朱文印章形式，沒有陰文。形狀為正方形，和長方形兩種，單字和三字為正方形，雙字為長方形。字體有楷書、隸書、宋體（也就是現在說的仿宋體）和篆書。

印章款的尺寸，有大小之分。『宋徽宗』與『蔡』、『修內司』字款尺寸一致，『柴』字款、『奉華』款稍小。

作者尚未發現徽宗官窯有手寫款或刻款的器物出現，這個特徵也是徽宗官窯，區別於同時代其它窯口的重要特徵之一。在法度極為嚴格的宋代，尺寸的大小，款識的形式，體現的是地位和權力象徵。

徽宗官窯瓷器，帶款識的較無款識的少，有的瓷器同一器型，有的有款，有的沒款，有的還有不同的款識。

徽宗官窯瓷器出現這些款識的原因。

《宋會要輯稿》禮十二記述：「國朝元勛大臣未嘗有賜以天子之器者，至政和間，蔡京等始蒙給賜。仁宗朝雖因赦書，許群臣立廟，然未暇行。其後唯文彥博曾酌唐製為之，未嘗賜器。······至政和六年，始詔討論臣僚家廟所用祭器，參定其制，遂詔禮制局製造所製造，取旨給賜。時蔡京、鄭居中、鄧洵武、餘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並以次給賜。（18）」

從上述文獻記載可以看出，當時賞賜禮器給重臣，是宋徽宗當政時期的一項禮儀制度。下面分別剖析一下幾種款識的內涵。

『宋徽宗』款：為什麼在徽宗官窯瓷器上，會有「宋徽宗」這個款識。當時，皇家在重大的祭祀活動中，使用該款識禮器，是宋徽宗皇帝個人的意願，其原因是為了把自己的身份抬識到與天、地、祖宗一樣的地位。

帶有宋徽宗款識的瓷器，從器型、胎釉等方面綜合分析，和其它款識的瓷器都為徽宗時期所制。高宗「中興渡江」，禮器盡失，定都臨安（今杭州）後還遍訪前朝禮器，從遺留下的實物看，未能達到徽宗時期瓷器的高度。

『蔡』字款：蔡京在北宋晚期四次為相，官至太師之首，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蔡京這位奸臣，干正事沒本事，可欺下瞞上自有一套，禮器的製作，又是他主管的部門，把自己的姓氏燒制在禮器之上，這種光宗耀祖的事，蔡京是不會放過的。

而蔡京之子蔡悠，在宋徽宗時期，也曾經為相。結合文獻資料和蔡京本人的身份看，這些『蔡』字款瓷器，也顯示了徽宗皇帝對蔡家的重視，既是其地位和身份的象徵，也是當時舉國祭祀禮儀的政治需要。

『柴』字款的出現，是和北宋王朝建立之初「石刻遺訓」及「金匱之盟」有關。石刻遺訓：960年，趙匡胤謀取後周政權，建立了趙宋王朝，宋太祖趙匡胤曾在石頭上刻下留給子孫的遺言，後代歷任皇帝在即位時，都必須拜讀這份遺訓；不過，這份遺訓至為機密，除了特定宮中人士之外，甚至連宰相都不知道。

後金軍敗宋，佔領皇宮時，才發現這一秘文。遺訓記載的內容有下列兩點：（一）子孫世世代代都要照顧讓位與趙匡胤的柴家族人。（二）對士大夫不得因言論問題而處以死刑。宋

朝後來的皇帝事實上也遵守了這兩點遺訓。從柴家子孫與南宋共存亡，以及在新舊黨爭當中失勢的官員並沒有被殺，還可能會隨著政局的演變由罷黜而回到中央這兩點就可以證明。

金匱之盟：宋太祖趙匡胤駕崩後，皇位由其弟趙光義繼承，正史記載是奉太后「金匱遺詔」之命行事。此即金匱之盟的來歷。《宋史·杜太后傳》裡面記敘：「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后病，太祖始終在旁服侍不離左右。

太后自知命已不長，召宰相趙普入宮。太后問太祖：「你知道怎樣得天下的嗎？」太祖曰：「我所以得天下者，皆祖先及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統治天下耳。

假如周氏有長君，天下豈為汝所擁有乎？汝死後當傳位於汝弟。四海至廣，能立長君，國家之福也。」太祖頓首泣道：「敢不如教誨!」太后轉過身對趙普說：「爾同記吾言，不可違背也。」

趙普於床前寫成誓書，普於紙尾寫「臣普書」。藏在金匱（同櫃），命謹慎小心的宮人掌之。」在司馬光《涑水記聞》、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史著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記載。

由此可以看出，柴榮後裔，在整個宋代享受了很高的禮遇，徽宗時期，也跟其他重臣一樣，享受相似的待遇。「柴」字款瓷器出現，也毫不為奇了。

「修內司」和「內府」：為北宋宮中重要機構。修內司，宋神宗元豐改制時就已經存在，屬將作監。掌宮殿、太廟修繕事務。此機構延續至宋徽宗時期，仍然存在。

《宋史》卷一六五《職官志五》將作監條：「所隸官署十:修內司，……窯務，掌陶為磚瓦，以給繕營及瓶缶之器。」內府，宮內負責監管製造器具的部門，也叫內務府。修內司和內府，這兩種款識在汝窯瓷器中也有出現，顯示出徽宗皇帝對該機構的重視。

「奉華」：北宋皇宮中有個「奉華宮」，北宋晚期，曾是宋徽宗寵愛的劉貴妃居住的地方。史書上記載，劉氏天資穎悟，善於逢迎徽宗，而且還有點兒才華，會畫畫，她自己有兩方印章，一大一小，刻著「奉華」兩個字，在傳世的一幅曾被劉貴妃收藏的名畫上，鈐蓋有「奉華」小印一方，說明當年刻有「奉華」款的瓷器，是宋徽宗賞賜劉貴妃的。

「奉趙」款。因為皇帝姓趙，出現此款不難解釋，應為皇帝的其他家族所用。其它「天、甲、乙、丙」字等款識的含義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幾種款識，也出現在一些器型笨拙，修足和墊燒粗糙的瓷器上，和徽宗官窯瓷器的製作水平相差甚遠。這有可能是當時地方官府，為了祭祀所需，在地方窯口定製的瓷器，這些器物應為地方官窯，或者為後仿品，和徽宗官窯瓷器有本質上的差別。

印章款的出現，是和北宋發明家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緊密相連的。之前的越窯、邢窯、定窯、汝窯等瓷器上若有款識，均為刻款或手寫款。印章款出現在瓷器上，規矩而嚴謹，彰顯法度，北宋官窯為首創。在中國瓷器發展史上開創了先河，為後來官窯瓷器和民窯瓷器款識的大量出現奠定了基礎。

五、徽宗官窯的工藝：廣徵博引 技藝超群

其一、宮中制樣。徽宗官窯瓷器的器形，先由宮中制樣，皇帝審定，再交禮制局製造所製造。其器形主要是以夏商周三代青銅禮器和古玉器為設計藍圖，有的器物也吸收了其它時期和其它窯口的經典造型。

其二、范模築型。徽宗官窯的器物，根據宮中審定的式樣，由技師範模築型，注漿或模製，素燒胚胎，多次施釉，而後燒成，從而保證了產品器形的規範。

其三、支燒方式。裹足支燒、芝麻圓釘為主，露胎墊燒為輔，少有支燒又露胎者。

其四、印章款識。印章款識的廣泛使用和規範，是徽宗官窯的重要特點，為後來明清官窯印章款識的廣泛使用開創了先河。

其五、廣徵博引。徽宗官窯，借鑒了越窯秘色、柴窯、汝窯等窯口先進的製作工藝和技術，尤其創造性的吸收了，磁州窯使用化妝土的技術，在土黃色的素胎上釉前，使用了含金屬較高的褐色化裝層，當瓷器燒制完成後，隨著器型腹、口、足、邊、棱、角等處釉面的厚薄變化和流動，其釉色在視覺上，看起來深淺不一，變化多端，奇妙無比。這是北宋官窯克服汴京胎土缺陷，超越汝窯和其它窯口的一大貢獻，特別值得一提。

六、徽宗官窯的歷史地位和貢獻

清許之衡在《飲流齋說瓷》中說：吾華制瓷可分為三大時期，曰宋、曰明、曰清。（19）

縱觀中國歷代官窯瓷器發展史，有三個時代高峰：一是北宋五大名窯的產生，尤其是徽宗官窯的創立，奠定了宋代官窯瓷器的歷史豐碑。二是明代永樂、宣德、成化三朝青花、鬥彩等瓷器的成熟以及官窯制度的規範，樹立了明代官窯瓷器的歷史地位。三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把官窯瓷器的生產技藝推向了新高。這三個時代高峰中，素有「趙宋官窯珍似孤，明看成化清看雍正」之說。

宋徽宗官窯瓷器，豐富典雅的造型；多種胎質和化妝土的創造使用；「滑如冰、平如鏡、潤如玉、質如翠」的釉質；「色白、粉、翠、青、黃、紅」的「千峰翠色」；「隱若鱔血」的片紋和多姿多彩的自然開片方式等技藝的取得，從而把徽宗官窯的制瓷水平推向了新高！

拋開其它政治和歷史原因，就徽宗官窯和徽宗官窯瓷器來說，它所取得的藝術成就和達到的藝術高度，可以說：「前無古人後啟來者」。它吸古不泥古，刪繁就簡，不僅表現出徽宗皇帝自身高超的文化素養、宋代文人的價值取向和藝術的追求、同時也是古代勞動人民聰明智慧的結晶和中華文明在徽宗官窯瓷器上的具體的體現！

它體現出徽宗官窯瓷器豐富的內涵，高貴的儒雅格調，並直接影響了後來的南宋官窯以致明清官窯瓷器的發展，且被南宋官窯和明清官窯傳承下來，從而為中華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徽宗官窯的歷史地位和藝術價值有以下幾點：

其一、徽宗官窯瓷器，集中體現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精華。它的器型，不僅綜合了夏商周青銅禮器、古玉器的造型精華，還吸收了唐代越窯秘色瓷、五代柴窯、宋代汝窯、定窯、磁州窯等眾多窯口的精華。

其二、它是宋代政治、歷史、經濟、科技和文化的集中體現。印章款識的使用，字體的規範、體現了宋代印刷術的創造和發明。官窯制度的建立，不僅是宋代朝廷的政治需求，也為推動我國手工業和瓷器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簡潔儒雅的造型、豐富多彩的釉色，吸古不泥古，刪繁就簡，集中體現了宋代文化和華夏儒家文化的優點。

其三、藝術高度和藝術價值。徽宗官窯，在歷史長河中，雖然是曇花一現，其器型之豐富、技藝之高超、工藝之先進、選料之精到、內涵之豐富，為我國古代藝術集大成者，無疑是中國瓷器皇冠上的明珠！

總之，在北宋晚期徽宗官窯的建立，其制瓷工藝和水平超越汝窯是客觀事實，在南宋時被沿襲、在明代備受推崇、後各朝不斷仿製。

在清代，乾隆帝也為徽宗官瓷賦詩：「李唐越器久稱無，趙宋官窯珍以孤。色自粉青泯火氣，紋猶鱔血裂冰膚。摩挲真是朴之朴，詠嘆仍非觚不觚。合贈何人合長吉，簪花得句負奚奴」。

乾隆皇帝，作為一國之君，不僅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利，而且他對宮中所藏曆代珍寶，有其獨到的見解。從這首詩中不難看出，乾隆帝對徽宗官窯也是推崇備至。

徽宗官窯瓷器，不僅代表了宋代官窯瓷器的最高水平，從我國瓷器發展史上看，它集政治、歷史、文化、藝術於一身，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定的歷史產物。毫無疑問，徽宗官窯在我國古代官窯發展史中開創了里程碑，徽宗官窯瓷器就是這裡程碑中皇冠上的明珠。

我們經過認真比對和研究，北京、台北兩地故宮收藏的所謂宋官窯瓷器中，只有極少的幾件實物可能為徽宗官窯器物，其它的所謂宋官窯器物，絕大部分為南宋官窯或者為其它地方官窯，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是後朝仿製品。這是應該引起人們關注的重要一點，以免混餚視聽。

「文物研究不同於歷史研究，它雖也倚重史籍記載，然歷史時期的文物確是研究的基礎和前提，沒有文物，不僅研究難以展開和深入，而且「紙上談兵」式研究，更容易在對相關史籍記載的認知上出現主觀的偏差」。（20）

作者根據搜集到的部分實物，並結合歷史文獻，對徽宗官窯瓷器的研究和探索，儘管做了一些工作和嘗試，可以說才剛剛起步，我們掌握的實物和資料畢竟有限，尤其缺乏窯址資料做支撐，再加之認知水平有限等主客觀原因，文中有些觀點不一定完全正確。

此文的發表，力爭能為儘快解開北宋官窯之謎作出一點努力，如果能起到拋磚引玉的效果，我們將感到欣慰。同時作者也真誠歡迎國內外有識之士提出寶貴意見，以致使我們對北宋官窯和徽宗官窯以及徽宗官窯瓷器有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認識。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很多專家學者和收藏家們的大力幫助和無私支持，也吸收和引用了一些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陳德正院長的大力支持，在此一併表示真摯的謝意和感謝！

註：本文初稿完成於2016年元月，現公開發表略有刪改。任何組織和個人使用轉載本文的章節或主要觀點需經作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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