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帝國通緝犯的傳播政治

1898年9月21日晚，一個身著西裝，喬裝成日本人模樣的25歲中國青年，悄悄地逃到日本駐北京的領事館。此人非別，正是領導戊戌變法失敗的康有為的高足梁啟超。旋即，在日本友人平山周、山田良政、小村俊三郎等人的保護下，梁啟超偷偷地離開北京，潛逃到日本駐天津領事館。

1898年9月21日，梁啟超剪掉辮子，到日本駐北京公使館避難

9月25日晚9點，梁啟超等人離開日本駐天津領事館，登上停泊在天津海河上的日本商船玄海丸。9月26日早晨7點，搭載梁啟超的日船玄海丸抵達天津塘沽，登上了停泊在那裡的日本軍艦。當日午後，梁啟超乘坐日本軍艦起航，幾個小時候離開中國水域，向日本前行。康梁師徒逃跑了，滯留京城的他們的餘黨卻倒霉了。1898年9月28日，日斜時刻，譚嗣同、林旭、康廣仁、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六人，被殺害於北京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和遇難的六君子相比，康梁師徒的政治敏感性要強的多，他們感覺大事不妙，早已逃之夭夭。當六君子遇難之際，他們已經逃離大清帝國的轄區，逍遙法外去了。在六君子中，林旭是最年輕的一位，他遇難的時候年僅23歲。或許是因為太年輕，政治嗅覺不靈敏，他竟然對慈禧太后所代表的後黨心存幻想，甚至認為自己不是真正的「康黨」。

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他到死時，都不認為自己屬於康黨

1898年9月23日半夜，林旭神色慌張地來到其好友鄭孝胥家中，當時鄭孝胥正準備脫衣睡覺了。見林來，鄭孝胥又起床，兩人座談良久。林旭對鄭說，他自信後黨不能以「康黨對待他」。林旭太樂觀了，沒有想到逃亡。第二天，即9月24日，林旭、譚嗣同、楊銳等人就被逮捕了。當日，紫禁城徹夜擾動，慈禧太后連發三電，促直隸總督榮祿立即來京。在遇難的戊戌六君子中，林旭可能是最冤屈的一個，因為他到死都不認為自己屬於「康黨」！既然不是康黨，清廷為何還要殺害他呢？這就是政治鬥爭的殘酷性，只要你站錯隊，哪怕不是主謀，也會遭到殺身之禍，林旭就是一個殘酷的例證。林旭雖然被冤殺，但他臨危不懼。據記載，1898年9月28日下午，戊戌六君子的囚車被依次押送到北京宣武門外，林旭的囚車排在第三輛。他站在囚車上，不時地左顧右盼，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只是，他的僕人跟隨在囚車後面，一路上邊哭邊跑。其慘狀，令路人動容，不忍觀看。

前排左起第三人，為日本人平山周。他在1898年9月保護梁啟超離開中國，到日本避難

1898年9月29日，清廷頒布上諭說，「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啟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所有文字，語多狂謬，著一併嚴拿懲辦。」大清逃犯梁啟超，此時已經身在日本。在其後的14年中，梁啟超亡命海外，依託分布世界各地的龐大的海外華僑組織，籌集款項，著書立說，為培育新國民，建立新國家，而奮鬥不息。這是一個被大清帝國武力驅逐的新國民的故事。他既是帝國的逃犯，也是現代中國的重要締造者之一。晚清末年，在海外流亡者中，基本可劃分兩大類，即康梁為首的維新派（保皇派）和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其實，他們救國的目標是一致的，可謂殊途同歸。只因兩方都依賴海外的華僑組織網路，並從中募捐活動經費，這就導致雙方關係形成一種激烈的競爭態勢，甚至水火不容。作為維新派的當然領袖，康有為向來對革命派領袖孫中山採取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而孫中山也是心高氣傲之人，所以康有為與孫中山錯過了一度可以合作的機會。

1896年，剪掉辮子的孫中山在美國拍照留念

早在1893年，孫中山在廣州開設「東西藥局」，名為行醫，實則密謀革命。那時，康有為也在廣州萬木草堂講學。孫中山知道康有為有志於西學，想與之聯絡，共同革命。於是，孫中山託人向康有為示好，不料康有為說，「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貼拜師乃可」。康有為收孫中山為徒，這顯然是不能的。

其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也多次試圖與康有為合作，都遭到康氏的婉拒。為何康有為不願意和孫中山聯手呢？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康有為和孫中山的性情不和，文化品位不同。

康有為是功成名就的進士，學者氣質濃厚；孫中山自幼在海外讀書，飽受歐風美雨的洗禮。這種截然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由此塑造的文化品性，讓康有為與孫中山在一起，無法獲得情感的共鳴。

康有為私下曾批評孫中山「躁妄無謀」。孫中山是一個實踐家，沒有學究氣，也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文士」。所以，他對康有為的評價也不高，認為康氏之流的士大夫不過是「八股書生」，其所學都是「無根之學」，不足為論。

康有為：梁啟超的恩師

在與孫中山的合作上，康有為的思想是保守的，但他的高足梁啟超卻是開明的，並且一度與孫中山的革命派走的很近很近。康梁師徒對待革命黨的截然不同的態度，實則是由他們師徒二人的思想觀念差異造成的。康有為常對人說：「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而梁啟超則不然，他曾自我表白：「啟超與有為最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又說：「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康有為是保守不前的，梁啟超是與時俱進的。故而，梁啟超對於他老師康有為的學問，最終也是拋棄的。梁啟超說：「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在與革命派的合作問題上，梁啟超也不囿於康有為的「成見」，而是主動的與孫中山一派接近。

19世紀末的日本東京建築

1898年，梁啟超在平三周等人的保護下到了日本之後，在平山周和宮崎寅藏的介紹下，與孫中山訂交。兩人的首度會晤，大約在1899年春夏之交。當年夏天，某個星期三下午3點，梁啟超與孫中山在日本東京上野「精養軒」有一次推心置腹的暢談。這次談話中，孫中山與梁啟超，就革命手段、土地國有等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獲得了諸多共識。特別是對於土地問題，梁啟超很是讚揚孫中山的見解，認為他的土地國有主張，「頗有合於古者井田之意，且與社會主義本旨不謬」。其後，孫中山與梁啟超的關係日益密切，在1899年7月日本橫濱的一次會晤中，孫、梁二人竟「擁被長談」，直到三更半夜時分，方才休息。只要康有為還在日本，他就會限制梁啟超與孫中山的接觸。機會終於來了，1899年夏康有為離開了日本，梁啟超的顧慮也消除了，他開始公開與革命黨交往。雙方甚至討論了合併組織政黨的問題，約定推舉孫中山為首領，梁啟超為副手。此時的梁啟超已經迷上了孫中山的革命學說。他甚至聯合幾個康門弟子，聯名寫信給乃師康有為，說：「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實際上，康有為當時不過41歲（1858年生），根本談不上「春秋已高」。康有為的學問大，脾氣也大！可以想像，當他接到梁啟超的「勸退信」之後，是何等的惱怒。

美國檀香山老建築，檀香山今名夏威夷。這裡是梁啟超與孫中山爭奪華僑地盤的重要戰鬥場所

在日本的康門弟子並非都與梁啟超一心。梁啟超的師弟徐勤，就是康有為安插在梁啟超身邊的眼線。很快，徐勤偷偷地致信康有為，揭發其師兄梁啟超與孫中山合作的事宜。怒不可遏的康有為立即命令梁啟超離開日本，前往檀香山（夏威夷）辦理保皇會事務。恩師之命，怎敢違抗？

1899年12月31日，梁啟超攜帶孫中山的介紹信抵達了檀香山，臨離開日本時，孫中山與梁啟超約定：為救中國，而共同奮鬥！孫中山的哥哥孫眉在檀香山有點勢力，他介紹梁啟超到了檀香山去找他的大哥孫眉。1900年1月11日，梁啟超從檀香山寫信給孫中山說：「要之我輩既已訂交，他日共天下事，必無分歧之理。弟日夜五時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時日，弟必有調停之善法也」。這裡的調停「善法」，就是調和康有為的保皇會與孫中山的革命黨之間的關係。不久，梁啟超在檀香山確實找到了調停兩派的辦法。

19世紀末的檀香山居民。檀香山是一個移民城市，歐洲人、亞洲人和土著人都生活在那裡，形成了許多混血家庭

梁啟超說過他本人「善變」，向來不惜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為了執行康有為的組織檀香山保皇會的命令，梁啟超在檀香山打出一個兩不得罪的宣傳口號，那就是：「名為保皇，實則革命」。對於這個口號，梁啟超起初應當是真心擁護並實行的。但是，隨著梁啟超與孫中山的漸行漸遠，他提出的「名為保護，實則革命」的宣傳口號就具有很大的欺騙性了。難怪，革命黨人提起梁啟超的這個口號來，就一個個氣得咬牙切齒，痛罵梁啟超是在「掛羊頭，賣狗肉」，是在挖革命黨的牆角。在抵達檀香山的2個多月之後，梁啟超就開始背叛他與孫中山的「共同革命」的約定了。

20世紀初，孫中山與美洲洪門兄弟

1900年3月29日，梁啟超從檀香山寫信給孫中山，說：「弟現時別有所圖，若能成則可大助內地諸豪一舉而成。今日謀事，必當養我力量，使立於可勝之地，然後發生，斯能成功。不然，屢次鹵莽，旋起旋蹶，徒傷人才，弟所甚不取也」。顯然，這是一封絕交信，孫中山豈能不知？自古以來，朋友相處，分分合合，原本是正常事。但孫中山與梁啟超的絕交，卻直接導致革命派與保皇派的江湖恩怨再起，直弄得海外華僑社會雞犬不寧，怨聲載道。檀香山本來是孫中山革命黨地盤，但是梁啟超來後，憑藉孫中山開具的介紹信，逢人就說他來募捐「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當地華僑不明真相，結果孫中山苦心經營的檀香山華僑地盤硬給梁啟超的保皇派奪走了。

19世紀末，美國唐人街的華僑

當時，華僑唯一所能做的就是捐款，而捐款也是革命派與保皇派賴以存在的經濟來源。自從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流亡海外以來，清廷懸賞十萬元，要拿梁啟超的人頭。而清廷的高價懸賞恰恰提高了梁啟超在海外華僑社會中的身價。在演說時，梁啟超口若懸河，聲情並茂，驚起粉絲無數。他逗留檀香山期間，獲得當地華僑捐款竟達八、九萬之多。華僑的捐款總額是有限的，梁啟超得到了多少捐款，就意味著孫中山的革命派將失去多少捐款。1903年，已屆而立之年的梁啟超到北美新大陸一游，在動員北美華僑加入保皇會，以及募捐上，所獲頗豐。康梁的保皇會與孫中山的革命黨為爭奪海外華僑的捐款和地盤，雙方打得天昏地暗，斗得不可開交。對於昔日的盟兄梁啟超，孫中山恨得不得了。為了奪回被梁啟超搶去的華僑地盤，孫中山不得不親自出馬。1903年孫中山來到檀香山，重整旗鼓，收拾人心。同年12月17日，孫中山在檀香山給朋友寫信，談到與梁啟超一派的奮戰情況，他說：「彼輩頭領，多施詐術以愚人，謂保皇不過借名，實亦革命，故深中康毒者多盲從之。弟今與彼輩在此作戰，所持以為戰居者，即用康之政見書以證其名實之離。康尚有坦白處，梁甚狡詐。彼見風潮已動，亦滿口革命，故金山之保皇黨儼然革命黨，且以此竟稱於人前。吁！真奇幻而莫測其端倪矣。」

汪精衛像，在清末革命黨與梁啟超的論戰過程中，汪精衛是革命黨的重要筆杆子

從1905年到1907年，革命派與保皇派的論戰達到了高潮，兩方甚至到了赤膊決鬥的地步。梁啟超的《新民叢報》與孫中山的《民報》展開筆戰。革命黨方面動員了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等才智之士，輪番執筆，與保皇派的言論巨子梁啟超進行連番論戰。保皇派方面雖只有梁啟超一人，卻能夠從容應戰，毫無怯色。雙方就革命與改良、民族、民權與民生等問題，進行多次理論的交鋒，而論戰的文字，總計有一百餘萬字。畢竟，革命黨方面人多勢眾，保皇派方面只有梁啟超一個人孤軍筆戰，精力有限。最後，梁啟超掛出「免戰牌」，向革命黨妥協，提議停止論戰。

馬相伯：復旦大學創始人，他曾是梁啟超的語文老師。1907年被梁啟超聘請為政聞社的總務員

1905年，清廷開始預備立憲。流亡海外的康梁師徒看到國內局勢變得對其有利。於是，醞釀發起鼓吹立憲運動的組織，為參與國內立憲改革作預備。1907年10月17日上午，梁啟超等人發起的政聞社在日本東京神田區錦輝館舉行成立大會。會議不設會長，但推薦復旦大學創始人、70歲老翁馬相伯擔任「總務員」，由馬良擔任政聞社的名義領袖，實際幕後策劃人仍然是梁啟超。馬相伯先生曾任擔任過梁啟超的語文教師，他在國內知識界德高望重，由其擔任總務員，支撐門面，更方便梁啟超幕後操縱指揮。但是，當日下午梁啟超等人繼續開會時，卻遭到了張繼率領的革命黨人來「砸場子」。當梁啟超在台上慷慨陳詞的時候，革命黨員張繼、金剛、陶成章等人趕到。當梁啟超說到：「今朝廷下詔刻期立憲，諸君子亦歡喜踴躍」時，張繼立即用日語厲聲呵斥說：「馬鹿」（日語漢字，混蛋的的意思），起立，又大呼說：「打」。於是，革命黨徒開始拳打腳踢，會場大亂。梁啟超見形勢不妙，立即從曲樓上旋轉而墜。革命黨人急忙將草鞋扔向梁啟超，鞋子正好打到梁啟超的臉頰上。在革命黨的破壞下，1907年10月17日，梁啟超主導的政聞社成立大會，就這樣不歡而散。

陶成章像，1907年10月17日在日本東京，他參與破壞梁啟超的政聞社成立大會

從1898年到1912年，這14年間梁啟超一直在海外流亡，辦報紙，鼓吹立憲，與孫中山的革命黨為政治鬥爭路線、政治捐款等問題展開多年的搏鬥。作為晚清著名士紳，梁啟超是以言論起家的。他的從政之路，就是辦報之路。將政治與報刊合二為一，實現傳播的政治化，或者政治主張的傳播化，梁啟超是清末民初中國過渡時代士紳群體中的一個典型代表。

袁世凱像，及其在1914年的題詞

民國元年，梁啟超回國之後，立即與北洋派袁世凱合作，是為「軍紳聯盟」。袁世凱依靠梁啟超所代表的士紳集團（立憲派）的支持，成功地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排擠出中國的權力系統之外。縱觀梁啟超的一生，善變是其政治生涯的鮮明特徵。

然而，無論梁啟超如何變，他的士大夫意識始終是沒有改變的。這種士大夫意識就是一種精英政治觀念，梁啟超所代表的紳士集團正值清末民初之際中華文明的轉型階段。傳統士大夫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在他身上有著深刻的體現。一直到1915年，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時，梁啟超還發表文章說：「使我國家至於此極者，則何一不在吾士大夫」？此時，已經是共和國國民的梁啟超仍然以士大夫身份自居，其中緣由，著實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