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北美獨立是一場奇怪的戰爭

美國革命是一次奇怪的革命。「在其他的革命中，人們拔劍出鞘是為了捍衛受到侵犯的自由，反抗那正在威脅著社會核心的壓迫。」但很難說美國革命是由於這個爆發的。

北美的保皇主義者彼得·奧利弗（Peter Oliver）批評說：「這是地球上從未有過的最胡鬧和不自然的叛亂。」而美國建國之父之一埃德蒙·倫道夫也承認：「（美國革命）沒有直接的壓迫因由，不是基於倉促的感情之上……（實際上）是理性的結果。」另一位建國之父約翰·迪金森說：「（殖民地人民心中考慮的）不是某一措施實際上帶來了什麼弊端，是從事情的性質看可能帶來什麼弊端。」馬薩諸塞州律師兼政治家丹尼爾·萊昂納多寫道：「當得知現時的煩惱出自議會為一磅茶減免了一先令稅，而徵收三便士稅（一先令在當時等於十二便士），我們的後代不會感到迷惑嗎？」

當獨立戰爭於1775年打響的時候，也真是一場奇怪的戰爭。無論是英國人還是殖民者都對戰爭不大起勁。英國處在既想教訓一下北美人，又不想把他們搞垮這種矛盾心情中，他們從來沒有投入足夠的兵力（連佔領全部戰略性港口都做不到）。北美殖民者一方的軍事行動規模也表明他們沒有完全致力獨立事業。殖民地人口在1775年達到300萬，從理論上講，殖民地軍隊可從約30萬青壯年男子中選取志願者。但事實上，大陸軍從未超過2.5萬人。絕大多數的殖民地男人，他們要麼只是暫時性參戰，要麼根本不參與這場愛國運動。許多殖民者並不支持獨立事業，戰爭結束的時候，有五萬多效忠派跟隨英軍撤離，之後大概還有同等數量的人遭到流放。

英軍向美國投降

那我們該怎麼理解這場奇怪的革命和奇怪的戰爭？

一件錯事的發生，總可以有兩個理由來充分說明：人的愚蠢或時勢的必然。在前文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兩者的結合是怎樣一條一條地斬斷不列顛人與美洲殖民者之間長久建立起來的紐帶的。在這裡，作為作者，我只想就其中的幾點再做重點強調。

首先，與其說美洲革命是一場反抗暴政的起義，不如說這是一次「跳船」行動。美國史家貝林慧眼如炬，指出，從根源上來看，使北美人離心離德的原因，在於他們對英國統治的不放心。再具體一點，就是英國國內政治的弊陋和腐敗導致它統治合法性的喪失。

對腐化的指責，對失去自由的憂慮，一再迴響在富蘭克林和亞當斯等人的筆下，「德性」這個詞被反覆提到。將英國同羅馬帝國的衰落進行類比幾乎在每一個評論家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在美洲觀察家的眼中，英國憲政既有的平衡正在被財富和貪婪所腐蝕，肆無忌憚的政治腐敗和民眾的普遍墮落使他們驚駭不已。他們斷言：「腐敗洪流像一股來勢兇猛的洪水，淹沒了一切，並成為不列顛永久的國家恥辱。」「如果自負、專斷、自私以及貪污腐敗的思想什麼時候都在不列顛朝臣中盛行……如果統治政策就是靠賄賂與腐敗，那麼國家的貿易與製造業就會被人們所藐視並會遭到肆意踐踏……那麼人民在各個方面都將遭到壓迫鐵掌的殘酷壓榨。」「奢侈、毫無陽剛之氣以及貪贓枉法已經達到如此令人震驚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能期望其中能產生自由嗎？」腐敗，在他們看來，既是極端權力的伴隨物，也將導向憲法的崩潰和民眾的普遍奴役狀態。

羅馬帝國的腐敗

直到1775年，殖民地人士都確定自己處於一場由政治和社會腐敗引發的憲法危機之中，這種危機心態極大地影響了他們對英國諸項殖民地政策的判斷。

在那些殖民地的睿智之士看來，陰霾漸濃，不列顛的自由之光業已漸漸熄滅，為了挽救自己，儘管水還沒有浸到腳面，也必須從不列顛這艘正在沉沒的大船上跳出來。諸殖民地將「由於腐敗和隨之而來的暴政所驅使，成為不遠的未來人類自由的避難所」。

這樣，美國革命就是18世紀不列顛國內政治的副產品，當時似乎出現了某種治理的失控與政治社會的崩壞。而要追究這種失控與崩壞，又要回溯光榮革命之政治遺產——光榮革命建立了一個古典共和政府，這個政府由階級分權構成基礎，而這種基於社會地位而非基於政治角色的分權並不足夠穩固。如果說權力分立自然會引發權力之間的爭執，那麼當權力分立同階級界線相一致的時候，這種爭執就更加具有破壞性，更不妥協，更具有道德意味，而這一切，都對當時的政府權威構成了嚴重打擊，從而使政府很難調解美洲的分離主義。

其次，這種沒有明顯物質理由的革命，才能更好地說明英美衝突的憲法性質。

大英帝國的國體與政體自相矛盾。在帝國的統治階級看來，帝國是一個等級-附庸體系，不列顛是中心，而各殖民地構成邊緣地帶，一如在不列顛島內，英格蘭是中心，蘇格蘭、威爾士是邊緣一樣（即使在英格蘭內部，又以東南部英格蘭為核心，其他地方為邊緣）。中心-邊緣的政治比重不一，強幹弱枝。但是英國此時的政治已經模糊承認大眾的政治參與與同意是統治合法性的來源之一，代議制政府成為合法統治的標配，則國家施政將不得不考慮各地的特權與民意，不能徒以國家或集體需要壓制之。在這種國體-政體中，不列顛的首腦地位是歷史承襲而來，但自治領的地方議會擁有政治代表的合法性，雙方非要爭個高下，實在是兩敗俱傷的事情。

有一點我們至少可以說：帝國的正式制度和政治慣例，是不適應這個帝國的。它傾向於放大爭論，而不是消弭之。簡言之，大英帝國的治理結構，來自歷史，是一種英美雙方妥協的產物。但正是因為這種結構是隱性的，所以面對風浪和衝擊，就顯得很脆弱。就像上文所指出的那樣，一旦遇到地緣政治局勢的變化和思想、政治、經濟危機的衝擊，在上者不能剋制，在下者則惴惴不安。由於結構的不合法，雖然不存在實際的壓迫，但是總使人感到不安，害怕此次的讓步成為將來被對方進一步剝削的先例，雙方的關係就有打破的傾向。換句話說，統治結構的不合法（儘管未必是不合理）有一种放大鏡效應，放大了一般的爭端。英美爭端起因雖小，但英美雙方對此爭端背後的憲法意義了解得非常清楚。我們可以看到，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裡面，雙方一直在尋找一條帝國框架下滿足彼此需要的合法出路。他們沒有找到。體制確實影響人。英王、內閣與議會實際上雖沒有壓迫北美的計劃與野心，但是形格勢禁，卻不能讓人放心。即使賢王在位，內閣和議會都沒有什麼真正的惡意，但北美的反抗，也不是純然的誤會，不可以用「歷史的偶然」一詞來概括。

最後，不列顛人的應對實在不當。儘管從國王到大臣未必存心為惡，但是他們的反應卻不好，一是迴避真正的政治問題，把美洲問題簡單歸結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衝突庸俗化；二是在衝突顯性化之後，卻又實施「邊緣政策」，又把政治鬥爭「零和」化。那個時候的不列顛，從上到下的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大英帝國正在步入一個新的時代，需要新的認識，需要新的制度框架，需要更開放的心胸和頭腦。而他們的心胸與頭腦，被民族國家的框架所限制住，被自身的歷史所限制住。

如果要說得更深一層，那麼我們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英式保守主義也頗誤事。

20世紀初，英國的保守黨政治家休·塞西爾總結道，保守是英人的天性，「它部分產生於對未知事物的懷疑以及相應地對經驗而不是理論論證的信賴……為什麼要拋棄安全的已知事物而去追求可能有危險的未知事物呢」？自托克維爾、哈耶克、亨廷頓以降，東西方許多思想家、歷史學家、政治學家都盛讚英國人的這種穩健性格，認為英國人憑藉其保守精神腳踏實地漸進改革，沒有「理性的自負」，不做憑空的政治構建，不搞「烏托邦工程」，而以既有的權利、法治體製為依託進行逐步改良，一事一議，不輕行根本革新。治大國如烹小鮮，從而避免了法國那種「凌空蹈虛」的大革命，是善治的良例。

休·塞西爾

英國人的這種態度、做法，後人歸結為若干信條，比如，要尊重社會連續性，尊重歷史經驗（傳統是千萬人既往實踐智慧的產物）；解決問題的途徑是多靠經驗和模仿，少靠創新；對理論應持懷疑態度（理論往往是「空洞的、抽象的、脫離實際的冥想」）；人易出錯，為政應審慎；不追求完美。這些信條當然都有道理，但是，當過度使用這些信條時，則很容易成為一種反改革的思路與修辭。這些修辭較易以以下三個命題表現出來：悖謬命題——任何旨在改善政治、社會或經濟秩序的行動都將惡化其希望救治的狀況，甚或走向反面；無效命題——如果沒有觸動社會深層結構（往往不是政制）的話，任何所謂的變革甚至革命都將是表面的，終將歸於失敗；危險命題——人們提議的變革儘管其本身可能是可欲的，但會損害上一次變革所帶來的成果，具有重大危險。以美國獨立這個例子來看，英式保守主義者的應對就不能說沒有問題，這揭示出英式保守主義的一個重大缺陷——當沒有傳統存在的時候，執政者就顯得既沒有政治想像力，也缺乏解決問題的決心。或者用朱學勤教授的評論來說，「他們（不列顛人）客觀上創造了現代制度（光榮革命後），但主觀上卻停留在古代社會，自以為還在古代制度的改良狀態中得過且過，故而才有經驗主義與保守主義的長短疊加，無事不滋事，一旦有事卻應對失據」（朱學勤教授語，摘自筆者與朱學勤教授的來往郵件）。

固然，美國獨立運動始自英國政客背離舊帝國的模糊治理傳統妄自行事，但即使沒有發生這種事，英美之間還是存在某種結構性的緊張，只待時機。而當時處於列強爭霸之世，很難說不列顛能夠忍受多大程度的誘惑不去動員美洲資源。況且，當事態一爆發，欲重回舊章而不可能（像柏克所呼籲的那樣），這場危機就不是單純的因循守舊就能解決的。

我們可以觀察到，在1763年以後，隨著英美衝突危機的加深，解決問題的良方是承認並構建一個正式的多元化的帝國政制架構，這在不列顛的國家傳統中並無所本，原來運行良好的保守主義無可依託，於是啞火。期期艾艾、拖延改革的後果就是帝國的瓦解。

朱學勤先生在《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一書的末尾總結法國大革命的教訓，其中提到先驗與經驗的關係，他雖然在書中極力批評法國革命的理想性格，但同時也提出「人類切不斷歷史，也離不開邏輯。對前者的尊重，構成經驗主義的歷史態度，對後者的探索，構成先驗主義的理想追求。前者是長度，累計人類歷史之淵源，後者是寬幅，測量人類自由意志之極限」。理想的狀態是，「前者做輪，後者為翼」 。從這個角度來講，法國人有翼無輪，而英國人是有輪無翼，只靠一條拐杖走路。

大英第一帝國因此消亡。

以上種種因素，共同鍛造了一個機會，一個傳奇。大多數民族從未有過自創政制的機會，而現在，這個機會向北美人開放了。托馬斯·潘恩在寫《常識》的時候，寫下如許語句：「天日所照，不曾有比這更有價值的理想。這不是一城、一鄉、一省或一國之事，而是一個大陸之事——至少佔可居地表八分之一之事。此事所關，不是一時、一年、一紀，而是為千秋子孫而爭，後代多多少少都將受眼前此事影響，直到永遠。」

但帝國的消亡並不是問題的結束，無論是在不列顛，還是在美利堅，都繼續面對著如何和異己相處共存的問題。

建國十三州

在北美一方，十三個各有歷史、政治形態、文化和獨立主權的前殖民地該有一個什麼樣的政治關係？這個答案，還要再等四年，才能大致塵埃落定。如果說帝國的消亡是「特殊」對「統一」的勝利，是邊緣對中央的勝利，是地方社群對議會主權的勝利，是權利話語對歷史習慣的勝利，那麼現在各個邦國面臨著新的問題：如何再造中央？如何再次創造一個政治共同體？固然，在戰時大陸會議行使著中央政府的權力（宣戰、媾和、發行紙幣、組建軍隊、辦外交），但這可以說是戰時的必需和例外，來自各邦的自願配合。在和平時期，這種權力是不可能繼續維持下去的。

在當時，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起美國人來說更自覺矛盾，因為在戰前，每一種反對中央集權的論據他們都用過，每一種對地方自由和自主的強調，他們都熟悉且同情。也許正因為是基於這種對矛盾的自覺（以及它們之中沒有一個霸主的有利條件下），他們有了嶄新的創造：他們擬定了世界上第一個剛性成文憲法，建立了一個獨立的最高法院來解釋憲法，儘管有人會說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是事後才在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中得到提出、實現，但是在《聯邦黨人文集》第七十八篇即明確指出，「法院必須有宣布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之權」，這說明建國者們是有此打算的。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總統制，其著眼點之一都在於使此政治共同體擺脫對一部分人的依附。查爾斯·比爾德在《美國憲法的經濟觀》中認為這是階級考慮，但從效果上來看，的的確確是對中央—邊緣關係的卓越解答。由於這套體制的彈性，使得美利堅合眾國可以不受地理限制，對外社會生殖，然後接納一個又一個新州。

至於不列顛，1783年9月，《巴黎和約》簽訂，不列顛喪失了它的第一個帝國。1783年，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宣布「英國已降為二流強國」，而英王喬治三世心灰意冷，有遜位之念。經此一役，它們又有些什麼經驗和教訓呢？

帝國雖然解體，但是帝國的問題依舊存在。不列顛版圖內還有愛爾蘭、魁北克、西印度、東印度諸屬地，由於美國革命的昭示，日益顯現出不列顛與這些地方之間關係的「非法」狀態。須知，「無代表不立法」口號的第一個提出者，可並不是北美諸殖民地，而是1649年的英屬巴貝多（Barbados）殖民地。在美洲危機期間，英屬牙買加殖民地通常和北美殖民地採取一樣的立場，而愛爾蘭的許多人私下裡對北美讚不絕口。這些大英帝國的屬地都在紛紛要求帝國憲法必須體現帝國的多元性。

鼎盛時期的大英帝國

制定一個帝國憲法的政治困難一如既往地存在，但這個時候，不列顛恐怕已經認識到了對此置之不理的危險。不列顛的對策似乎可以歸為三條：一、不再倡導移民墾殖，害怕重蹈北美覆轍。美國革命之後的重要政治人物謝爾本勛爵談到殖民地時如此說道：「在經歷了北美所發生的事情後，再來考慮殖民地似乎有些發瘋。」我們可以觀察到，從此之後，英國在全球的社會再生殖活動趨於停止。澳大利亞雖是例外，但這是英國人將澳大利亞視為流放地而不是殖民地的緣故。以後英國人在全球再獲取什麼地域要衝，再派遣過去的人則往往是少數行政官僚、軍人和商人，與本地人相隔離，絕無在某地重建英國社會的念頭了。

二、帝國中心在既有邊緣事務上的主動全面退縮。在經濟上，放棄重商主義，不再限制殖民地的產業發展。1782年謝爾本勛爵提出「我們的貿易優先於統治」，可以為這個政策做一個註腳；在政治上，不再強行要求政治成熟的殖民地（標誌是有自己的議會）接受不列顛的立法。比如在加拿大的問題上，小威廉·皮特（1793—1801，1804—1806年任英國首相）指出：「應該避免出現類似以前發生的那樣的誤解，沒有稅收即意味著議會不再強行徵收有關加拿大的稅收……在這種情況下，稅款的徵收處置應該由他們自己的立法機關決定。」再比如，1783年，英國議會接受並通過了《撤銷法案》，規定：「愛爾蘭人所要求的權利，僅受英王陛下和愛爾蘭王國議會所制定的法律的限制。」

三、在特殊情況下，以合併的方式解決政治聯繫問題。這體現在英格蘭、蘇格蘭與愛爾蘭的合併上。1800年6月，英愛簽訂《合併法案》，1801年1月1日，法案生效。愛爾蘭向不列顛議會派出100名下議院議員和32名上議院議員。

總的來說，這還是一套保守主義方略，只在帝國政策上做文章。縱觀之後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儘管大英帝國表面上在整個地球上繼續高歌猛進，但就其實質來講，卻無復此前若干世紀的自由氣魄。在帝國的領土上，英國人更多的是作為不列顛的分遣隊而存在，高居於本土社會之上。這樣，帝國的枯榮，完全取決於不列顛的興盛衰亡，帝國本身，是沒有力量自我完善與充實的○

（選自鄭非《帝國的分裂：美國獨立戰爭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