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內：張學良成老蔣不抵抗替罪羊
張學良與蔣介石
1931年9月18日，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從這一天起，東北人民度過了14年亡國奴的苦難生活。
從這一天起，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了把中國變成其獨佔的殖民地階段。
國難當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從東北滾出去！」「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的口號聲響遍中華大地。
國難當頭，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是以民族大義為重，奮起抗日，保衛國土，還是出於個人的私利，妥協退讓，甚至賣國投降，是不容迴避的抉擇。對待日寇侵略的態度，成為衡量國內各政界要人政治立場的基本標準。
人們都記得，一年前，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發出通電，出兵助蔣，幾乎不費一槍一彈，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反蔣聯軍土崩瓦解，被迫交出兵權，部隊接受改編。張學良幫了蔣介石的大忙，戴上了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桂冠。張學良到南京時，蔣介石親到機場迎接，二人並行檢閱儀仗隊，蔣、張成了把兄弟，宋美齡和于鳳至成了干姐妹，蔣、張開始度政治蜜月。
張學良率東北軍進入華北和平津，他在北京順承王府住了下來，吸毒、跳舞、逛戲園子，還住了三個月醫院。東北防務空虛，給了日寇以可乘之機。
日寇入侵我國東北蓄謀已久，張學良是了解的，作為東北防務的負責人，他應該有所準備。但是，這時張學良完全聽從蔣介石的，九一八事變前後，他們二人採取了完全一致的態度。當時，東北的中國軍隊有19萬人，而駐紮在東北的關東軍只有1萬多人，加上從朝鮮開來的一個旅團，總共也不過萬人，中日兵力相差如此懸殊，卻把大好東北河山拱手讓給日寇，張學良如何向國人交代：中國的軍隊為什麼不抵抗呢？
原來是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葬送了東三省。蔣介石是不抵抗主義的始作俑者，張學良是不抵抗主義的執行者。早在1931年7月，日寇製造萬寶山事件，侵華意向已充分顯露之時，蔣介石就命令東北軍，對日寇的挑釁「不予抵抗，力避衝突」。8月16日，蔣介石又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挑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由江西「剿共」前線密電張學良：「瀋陽日軍行動，可作為地方事件，望力避衝突，以免事態擴大，一切對日交涉，聽候中央處置。」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對日本的武裝入侵，義憤填膺，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強烈不滿。張學良在國人的譴責聲中，自覺有愧，但他已成了蔣介石的替罪羊。他受到社會的譴責，被戴上了一頂「不抵抗將軍」的帽子。當時的北平大學校長馬君武寫了兩首《哀瀋陽》的詩，諷刺張學良：
(一)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那管東師入瀋陽。
(二)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這兩首詩在當時廣泛流傳，詩中的趙四指趙一荻，朱五指前北洋政府教育部部長朱啟鈐的女兒。蝴蝶指著名影星胡蝶，當時正在北京拍外景，但是否和張學良一起跳舞，據說胡蝶本人否認有此事。事實是張學良當晚正在戲院看京劇。
9月21日，蔣介石從江西「剿共」前線回到南京，同國民黨政要商討對日方略，結論是「避免擴大戰爭，經由向國際聯盟的申訴，獲得公平的處斷」。
9月22日，蔣介石向南京黨員發表演說闡明對日政策：「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9月23日，南京政府發表告全國國民書：「政府現實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戒，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
時令剛剛進入1933年，蔣介石正欲偕夫人宋美齡飛赴南昌，親自指揮第四次「圍剿」紅軍的戰役。侍衛副官蔣孝先急匆匆地敲門，持一封電報走進：「報告爺爺，張學良來電！」蔣介石漫不經心地接過電報展閱：「當1931年危機剛剛爆發之際，考慮到其他強國能主持公道，維持和平秩序，我忍辱負重，向國聯呼籲求援，希望以此得到公正和正義的結果。結果事實並非如此，日本還在侵犯我們的領土。我們相信正義，可我們越是委曲求全，他們越是得寸進尺……現在我的忍耐力已到了極限，武力是自衛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堅定不移地遵循著中央政府的政策，我願率領我的部下抗擊入侵者，保衛我民族和我黨，即使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娘希匹，半道又殺出一個程咬金來，看來南昌之行又得往後推了。」蔣介石把電報摔在茶几上，自言自語地罵道。
「大令，張學良想要幹什麼？」宋美齡驚詫地問。
「張學良想當抗日的英雄！」蔣介石不無藐視地站起身來說，「他來電報報告說，日本關東軍進攻山海關，他要求率兵抵抗。」
「剿共」？抗日？張學良的電報給蔣介石出了個大難題。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日本就擬定了全部佔領東北、建立偽滿洲國的計劃。在日本人看來，滿洲國當然要包括熱河省，熱河省是當時唯一沒有被日本佔領的地區，遂妄圖「在極短的時間裡解決這個問題」。
對於長城抗戰，這一次張學良的頭腦是清醒了，態度也很堅決。東三省的淪陷，使他的政治地位下降，免去了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職務，受到國人的一致譴責，自己的良心也受到極大刺激。現在的局勢很清楚，作為東北王，熱河是最後一塊領地了，作為主持華北軍政的北平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熱河是華北的最前沿。無論為公為私，他都痛下決心，一定要拼個明白，不然的話，還有何面目去見國人。
而蔣介石此時心情很複雜，「剿共」是一定要進行下去的，抗日這面旗幟也不能丟，「九一八」、「一·二八」連串的教訓，遭到國人的責罵，這次日寇進攻到長城腳下再找替罪羊，也無法向國人交代了。於是他決定，「剿共」、抗日兩面旗幟同時舉，但是一實一虛。「剿共」下實力，抗日則虛張聲勢，「乾打雷，不下雨」。他算定張學良抗戰註定失敗，那時，逼張下野，派親信接管北平，則水到渠成。蔣介石又轉煩惱為得意，揮舞著手臂，對宋美齡說：「夫人，又是一場好戲，走著瞧吧！」
長城抗戰的結果為蔣介石所猜中，國民政府不供給彈藥，這仗就沒法打。馮玉祥、閻錫山與張學良結怨，西北軍與晉軍不聽他的指揮。東北軍實力太差，再加上部署失當，一些將領臨陣脫逃，張的部下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所部本應最先盡守土之責，可是他的部隊最先潰不成軍。湯主席本人更是可惡，大敵當前，丟下軍隊不管，卻徵集大批軍用汽車，為他轉運私人財產和鴉片，未聞敵聲即已逃離承德，躲進了天津租界。日軍先頭部隊只100人，輕而易舉地於3與4日進佔承德。湯的行徑不但為世人所恥笑，而且也使少帥蒙受了恥辱。
熱河失陷，全國憤怒，南京政府和張學良都遭到猛烈攻擊。蔣介石乘專機飛抵漢口，旋即改乘火車北到保定，約見張學良。
3月9日下午4時，蔣的專車到達保定，張的衛兵吹接官號，張學良戎裝立正，行軍禮迎接。車停後，張與宋子文立刻登上蔣的專車進行商談。
蔣介石不待張開口，首先很嚴肅地向他說：「我接到你的辭職電報，很知你的誠意。你慨然辭職，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後問題，可按照你的意見辦理。有什麼問題與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
張學良唯唯稱是，說：「這次熱河之變，我責無旁貸，免去我的本兼各職，正所以伸張紀律，振奮人心。」
「漢卿，現在全國輿論沸騰，攻擊我們兩人，你更首當其衝，正如兩人同乘一條小船，本應同舟共濟，但是目前風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沒；將來風平浪靜，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勢必同歸於盡，對自己對國家皆沒有好處。」
「我感謝委員長的苦心，我身體不好，精神萎靡，東北丟失，我早就想引咎辭職。我早已乾脆告訴了宋子文，當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此機會休息休息，蔣先生盡可不必煩思。」
「好的，好的……」
「我想日軍必很快進攻華北，以遂其併合整個中國的陰謀。國聯列強各懷心事，絕不可靠。我看委員長應考慮動員全國與日本宣戰。目前應急調中央勁旅與東北軍配合反攻熱河，以阻止日軍進攻。」張學良還是說出了壓在心底的話。
蔣聞張言連說：「是的，是的。」這樣相談了不過十幾分鐘，蔣已有倦意，張即行退出。蔣連說：「漢卿啊，再見吧，再見吧！」並且視宋子文說：「子文留在後面，多與漢卿談談。」
蔣介石走後，東北軍被改編，北平分會由何應欽任代理委員長。黃郛任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
1933年4月10日，張學良偕夫人于鳳至、長子張閭琪、秘書趙四小姐、外交秘書沈祖同夫婦，登上義大利郵船赴歐洲考察。
〖BT2〗3.推行不抵抗主義，壓制民眾抗日活動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三省，暴露了它要吞併整個中國的野心。蔣介石理所當然地要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得失和南京政府的存亡著想，不得不作出最後之打算。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在1931年12月召開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曾說：「在現在國難臨頭時期，橫暴的日本，時時刻刻來壓我們，東三省的土地、主權和行政，幾乎完全在日本軍力蹂躪之下，最近天津又發生暴動，背後的指使，是很明顯。這樣使全國人民天天在悲憤不安之中。一般國民責備本黨，責備政府，我們自己一加反省，應該有怎樣的感想？」這表明蔣介石對於全國民眾要求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呼聲，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考慮。但是他最後得出的結論，卻令全國人民失望。他不主張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提出了一個不抵抗主義。
蔣介石為什麼在日本侵略面前不敢抵抗，而一再妥協退讓呢？還在九一八事變之前，他就宣稱：「攘外必先安內」。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大舉入侵東北，他仍說：「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他甚至說，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得。在蔣介石的心目中，中國共產黨是他建立獨裁統治的最主要障礙。因此，他表示「赤匪一日未滅，則中正之責任一日未盡，叛亂一日未平，即中正之職務一日未了」。他發誓：「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蔣介石不敢抵抗日本侵略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悲觀的亡國論。他認為日本太強，我國太弱，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根本沒有抗禦日本侵略的能力。他曾對國民黨高級將領說：「因為我們中國沒有現代作戰的條件，不夠和現代軍隊作戰，如果不待時而動，貿然作戰，只有敗亡而已。不僅十天之內，三天之內，就可以亡我中華。」
蔣介石聲稱：「現在我們整個國家的命運，民族的生命，可以說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沒有辦法可以自由活動一點……日本要你幾時死，就可以幾時死。」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在蔣介石的不斷操作下，他的不能抵抗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張，很快就成為了國民黨及其政府的對日方針和政策，並得到具體的貫徹和執行。
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滬抗戰展開後，有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曾質問當局為什麼不計劃調兵援滬？得到軍政部的回答是：「滬戰在外交上應視為局部問題，不能擴大；在軍事上，『剿赤』部隊不能調用。如剜肉補瘡，將招致亡國大禍。」
全國不少部隊長官激於愛國熱情均紛紛請纓，何應欽竟發電警告說：「各軍抗日請求，非得軍政部之命而擅自開拔者，雖意出愛國，仍須受抗令處分。」令人氣憤的是南京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對十九路軍不給一槍一彈的支援，致使十九路軍連手榴彈都不夠使用，一些部隊只好用上海總工會用罐頭盒趕製的「土炸彈」來禦敵。何應欽反而指責蔣光鼐、蔡廷鍇「強出風頭，目無軍紀，給政府製造麻煩」。
更令人奇怪的是，十九路軍接防前的原吳淞要塞司令任憑日艦在此自由出入。中國海軍在淞滬戰事爆發後，仍然供應日本海軍淡水、魚肉，並且與日軍達成協議：「此次行動，並非交戰，如中國海軍不攻擊日軍，日軍艦隊也不攻擊中國艦隊，以維持友誼。」這一樁樁怪事的發生，根子都在蔣介石那裡。
蔣介石命何應欽，同日寇進行和談，並派人勸說十九路軍「及早收兵」。5月5日，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協定承認日軍可以長期在吳淞、閘北、江灣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國軍隊卻不能在上海同周圍駐紮設防；另則將長江沿岸福山到太倉、安亭及白鶴江起直到蘇州河北為止的廣大地區，劃給英、美等帝國主義共管。
在北方，張學良出國考察之後，何應欽接替，秉承蔣介石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國策，在北方同日寇邊打邊談。在戰事發展愈來愈不利的情況下，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活動便日趨頻繁。1933年5月31日，何應欽遵照蔣介石的旨意，派北平軍事分會總參議熊斌，與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在塘沽正式談判，簽訂了《塘沽協定》。這個協定事實上承認了日本佔領東三省和熱河的合法性，並將冀東19縣劃為日軍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裝區」，綏東、察北和冀東完全處於日軍控制之下，造成了中國領土的又一次分裂。
1933年，蔣介石再度破壞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抗戰。是年5月，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舉起抗日大旗，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抗日隊伍一度發展到10萬餘人，通過血戰把日偽完全趕出了察哈爾。
7月，正當盟軍在張家口成立收復東北四省計劃委員會、準備進一步收復失地時，蔣介石立即調動15萬人的重兵徹底破壞了同盟軍的抗日，馮玉祥隱居泰山。11月，國民黨設法將吉鴻昌逮捕並殺害。
蔣介石面對日本侵略妥協退讓，並破壞和鎮壓一切抗日活動，顯然是極其錯誤的，必然引起全國民眾的極大義憤。
(編輯：點兒)文章摘自 《方永剛重塑蔣介石》 作者：方永剛 出版社：華文出版社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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