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悲歌：崇禎「三勤」難治貪腐
從古至今，揭發和懲戒腐敗，對當政者來說都是棘手的難題，這對崇禎皇帝而言也不例外。當政者能感受到腐敗的存在，但要真的指明具體的人和事，拿出證據，又談何容易？急於糾正腐敗之風的崇禎皇帝面臨著怎樣的難題？他採取的措施能否對積弊已久的大明王朝帶來積極的成效？
崇禎皇帝在徹底剷除「閹黨」集團之後，決心要懲治腐敗。針對朝廷官吏中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皇帝朱由檢提出了「文臣不愛錢」的號召。「文臣不愛錢」這句話出自南宋將領岳飛的名言。岳飛說：「文臣不愛錢，武將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可以說，崇禎皇帝登基之後所追求的目標就是天下太平，如果天下太平，大明王朝的中興就有希望了！
可是朝廷上下對皇上的要求，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回應，既沒有人反對，也沒有人響應，人們該幹什麼幹什麼，一切依然如故。正在崇禎皇帝不知道如何懲治腐敗的時候，他收到了一份奏疏。這份奏疏讓崇禎皇帝精神一振，因為終於有人對他提出的「文臣不愛財」的要求做出了回應，而且觀點鮮明，意見尖銳。崇禎皇帝立刻召集群臣開會。
韓一良在皇帝的支持下，大聲地念他的奏疏，可是，他的奏疏並沒有彈劾誰，反而開篇就說：「文臣不愛錢是不可能的！」這官本來就是花錢買來的，所以要用錢來償還。花這麼多錢買官，當官之後自然要想方設法掙錢，不然，這買官的錢如何償還，豈不成了賠本的買賣？不僅買官需要花錢，而且當了官之後，還得繼續花錢。因為，在官場上混，必須得行賄，否則你就寸步難行。
由於韓一良是言官，所以他接著就拿言官舉例說。言官是專門監督朝廷百官，發現誰有問題立刻彈劾誰的人。可是韓一良卻認為，「言官是官員受賄的罪魁禍首」，因為「言官就像抹布，只知道挑別人的毛病，可是自己卻越來越臟」。韓一良說：「有一些言官，專門以彈劾的權力嚇唬人，那些有問題的人當然怕被彈劾，所以會想方設法用錢買言官閉嘴。這樣的言官倒不是真的要彈劾誰，主要是用這種方法騙錢。」
韓一良在奏疏的最後乞求皇上，要大力懲治腐敗，對最大的貪官，一定要殺一儆百，從而讓所有官員覺得貪錢是齷齪的行為，貪錢會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只有這樣做，文臣才可能不愛錢。
崇禎皇帝很高興，決定對韓一良破格使用，連升三級任命他為右僉都御史。大臣們頓時一片嘩然。崇禎皇帝清除腐敗的心情非常急切，一定要讓韓一良立刻說出最大貪官的姓名。韓一良說：「讓我現在就說，我的確說不出啊！」當著滿朝文武的面，就算這個最大的貪官在場，韓一良也知道是誰，但他手中沒有足夠的證據，也不敢亂說啊！這下崇禎皇帝動怒了，他大聲喝斥道：「我限你在五天之內，必須查清事實，指出具體人的名字！」
結果呢？韓一良沒有交出崇禎滿意的答卷，惹惱了皇帝，轉眼就把韓一良革職為民了。這麼快的變化，真讓人難以接受。不過，也難怪崇禎皇帝出爾反爾，這韓一良實在是個書獃子。懲治腐敗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崇禎皇帝和韓一良都忽略了一個事實，一個任何歷史時期都無法逃避的事實：人們都能感受到腐敗現象的存在，但是真的要讓你拿出證據來，指出具體的人和事，的確非常困難。
要揭發腐敗行為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所有腐敗的事情，都是見不得人的，都是「暗箱操作」的。因此，當我們憤怒地指責腐敗現象的時候，大多數情況只能是泛泛而論，根本無法掌握腐敗現象背後的真實過程。可是，一旦給皇上上疏，要求懲治腐敗，那就不能泛泛而論了。這就好比，你想支持反腐，寫一篇沒有任何所指的關於腐敗現象的論文，然後寄給反貪局或者紀檢委，對實際的反腐行動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手中沒有具體的事實和證據，無法對具體的腐敗行為說出個所以然，你又如何讓有關部門懲治腐敗呢？懲治腐敗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封建社會同樣如此。所以，紙上談兵不行，反腐敗的空頭理論更是沒用。但是崇禎皇帝也太心急了，讓人五天之內找到腐敗的證據，無論誰也做不到。
矯枉振頹重典治貪 既得利益者重重抗阻就在崇禎皇帝一怒之下，將韓一良削職為民後不久，崇禎皇帝又收到了一封奏疏。這份奏疏是上任剛剛幾個月的工部尚書寫的。工部主要負責工程建設，這個新任的工部尚書一上任，就發現他領導下的工部在招商、採辦等方面存在重大的腐敗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負責招商和採辦的官員層層收回扣。比如，工部的一項採買，本來發銀1000兩，可是到了具體的商人手中，就只有三四百兩了。崇禎皇帝一看這份上疏，說得有理有據，有事實，有具體人，和幾天前韓一良的泛泛而論完全不一樣，一下子又來了精神。
王都、高賚明兩位被派到工部的工廠和倉庫去巡視以清除舞弊和腐敗現象的言官成了倒霉蛋，他們解釋說：「商人和工匠領銀子的時候，需要給辦事部門交"支使錢』，給主管官員交"常例錢』。各級官員收取的這些錢，我們只是聽說，沒有發現證據，所以沒有上報。不是我們故意隱瞞。」所謂「支使錢」，就是「辛苦費」，人家辦事部門畢竟為你跑腿兒了；所謂「常例錢」，就是習慣如此，大家都這樣做，已經成了規矩，是潛規則。崇禎皇帝不容分說，就讓錦衣衛拿下了二人，提筆批道：「將王都、高賚明革職，交刑部嚴刑追贓，並速將結論報給我。」內閣輔臣們看了之後都覺得崇禎皇帝對二人的處分太嚴了，紛紛為他二人求情，可是，崇禎皇帝根本聽不進去。
從整個案子看，王都和高賚明未必是貪官，他們二人只是知情不報，這與收取回扣的貪官畢竟是有區別的，如果把他們當做貪官處理，很可能會製造冤案。崇禎皇帝未必不明白這一點，那麼，崇禎皇帝為什麼抓住他們兩個不放呢？就是因為崇禎皇帝心太急了：第一，他急著要懲治腐敗。崇禎皇帝聽說建築工程招商和材料採購過程中有吃回扣的現象，所以才派這兩位言官去調查，結果他們知情不報。是官官相護，還是也收受了好處，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所有的言官都如此，那麼懲治腐敗就根本不可能向前推進。
第二，急著實現天下太平。崇禎皇帝推行新政，渴望天下太平的心情太急切了！用崇禎皇帝自己的話說：「此時不矯枉振頹，太平何日可望？」 意思是，現在如果不使用矯枉過正的方法懲治各種弊端，那麼太平的日子什麼時候才能到來啊？
處理完工部官員吃回扣的問題，崇禎皇帝又收到一封彈劾驛站腐敗問題的上疏。所謂「驛站」，在中國古代社會主要用來傳送情報、接待來往官員的，很像現在各級政府的招待所、接待辦、駐京辦等，並且具有郵政局的功能。明代使用驛站，有嚴格的規定，必須有官府開具的「勘合」，也就是准許使用驛站的證明。可是，有些政府官員自己使用完驛站之後，「勘合」不上交，送給親戚朋友反覆使用；還有的官員在使用驛站的時候，不滿足於正常的招待，無限制地提高招待規格。當驛站無力支付這些巨額的招待費用的時候，它就通過攤派和無償使用的方式，把費用轉嫁到驛站民夫和周邊普通百姓的身上。在明朝末年，驛站已經成為政府職能部門腐敗的重災區。
在皇帝的支持下，劉懋大刀闊斧地開始整頓驛站。主要措施有三項：其一撤銷多餘的驛站，其二，裁減富餘的人員，其三、嚴格使用許可權。除了公事和軍情之外，私人一律禁止使用驛站。一年下來，劉懋裁掉了200多個驛站，為政府每年節省白銀68萬餘兩，這個數字相當於崇禎元年全年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數量相當可觀。但是，這些錢僅僅表現在賬目上，還沒有進入國庫就被各級官員以種種借口支用一空了。由於裁撤驛站侵犯了既得利益者的權利，所以那些驛站的既得利益者對主持裁撤驛站的劉懋群起而攻之，最終劉懋頂不住壓力，辭職回鄉了。
決心很大努力很多 整治貪腐為何成效甚微崇禎皇帝懲罰腐敗的努力，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之所以成效不大，原因可以歸結為三條：
第一，創新不夠。崇禎皇帝所謂「新政」，並沒有什麼新內容，無非是提高行政效率，懲治腐敗等，這些舉措在歷代有作為的帝王那裡都被採用過。比如，裁撤驛站和對驛站使用的嚴格限制，無非是恢復了大明朝的祖制。
第二，急於求成。崇禎年開始，可以說是百廢待興，問題非常多，需要長時間艱苦努力才能改變。可是，崇禎皇帝朱由檢剷除「閹黨」之後，恨不得一夜之間，就讓大明王朝中興，結果卻適得其反。
因為，自崇禎年開始，中國古代社會進入了兩個意義上的末期：一是，歷時1800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已經進入了末期，無論是文化觀念還是社會制度，都背負了沉重的包袱；二是歷時280多年的大明朝也進入了末期，政治的黑暗、制度的腐敗都非常嚴重，可以說是積重難返。改變這局面，需要花相當長的時間才行。
而且，一項新政出台，沒有任何相應的配套措施，往往會產生始料不及的負面效果。比如，驛站裁撤之後，上萬人失去了工作崗位，再加上連年大旱，失去生活保障的驛卒只好走上造反的道路，其中就有後來成為農民造反領袖的李自成。
第三，不得要領。明朝末年積重難返的問題，主要源自於制度本身，所以，要想使大明朝中興，必須從體制改革入手。但是，崇禎皇帝根本不可能這樣做，因為他根本沒有意識到問題的癥結所在，不可能想到是制度本身出了問題，所以他只能頭疼治頭，腳疼治腳。
比如，懲治貪官，他只能要求舉報最大的貪官，根本不可能意識到要改變產生貪腐現象的社會根源。人是不能超越歷史局限的，長期生活在深宮中的朱由檢更不例外。朱由檢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不可能對大明王朝進行自上而下的社會變革。
由於以上三個原因，崇禎皇帝的新政和他懲罰腐敗的舉措，雖然取得一些成效，但最終只能是不了了之。
末代皇帝難得「三勤」 有心救國無力回天所謂「亡國之君」，是指國家因他而亡，比如夏朝的桀、商朝的紂、秦朝的二世、隋朝的楊廣，由於君主的荒淫無道，導致王朝的滅亡；所謂「末代皇帝」，是指國家滅亡時，他是最後一位君主，而亡國的原因和責任卻並不在於他。
大明朝的亡國之君就是萬曆皇帝朱翊鈞和天啟皇帝朱由校。因為，萬曆皇帝在位48年，其中有將近30年不理朝政，這在中國曆朝歷代的皇帝中是絕無僅有的，結果導致朝綱混亂，朝黨矛盾，政治腐敗，邊防廢弛，女真族人趁機崛起。更為嚴重的是，他派出太監在全國範圍內拚命徵收礦捐礦稅，對當時的生產和經濟造成了相當嚴重的破壞，鬧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天啟皇帝朱由校雖然在位僅7年，可他根本不是一國之君的材料，只知道吃喝玩樂，結果大權旁落，讓魏忠賢的「閹黨」集團把持了朝政，使得大明朝的政治更加黑暗，危機四伏，民變蜂起。
與這兩位皇帝完全相反，崇禎皇帝勵精圖治，努力中興大明王朝。與明朝其他15位皇帝相比，崇禎皇帝雖然有嚴重的缺點和錯誤，但是他依然算得上是一位好皇帝。
第一，朱由檢很勤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勤奮讀書；其二，勤奮習武。朱由檢雖然出身皇室，但並不是一個公子哥，而是一個文武雙全的人。第二，朱由檢很勤儉。表現有三：其一，提倡勤儉之風。其二，穿打補丁的衣服。其三，堅持吃素。第三，朱由檢很勤政。他幾乎沒有無故不上朝的時候，而且工作起來非常努力、認真。他每天白天上朝，晚上回家還要加班閱讀大臣們的奏章。崇禎皇帝經常工作將近14個小時，可是第二天一大早還得繼續上朝，即使逢年過節也不例外。像這樣勤政的皇帝，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朱由檢的這些優秀品質，可概括為「三勤」，也就是「勤奮」、「勤儉」、「勤政」。這「三勤」完全可以證明，崇禎皇帝不是一個亡國之君，而是一個不幸的末代皇帝。明朝滅亡，清朝取而代之，不過就是兩個封建王朝之間的更迭。只是碰巧大明朝亡在了朱由檢的手上，作為一代君王，朱由檢恰恰遇到由治到亂的歷史轉折，他登基當皇帝的時候，就接手了一個爛攤子。僅憑他個人的主觀努力，根本無法改變歷史的進程，這就是朱由檢的宿命！
大明王朝滅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至少有三個最重要的原因。第一，土地兼并，民不聊生。一方面朝廷橫徵暴斂，一方面地主豪強兼并土地，再加上連年的自然災害，引起了全國範圍的災民造反，直鬧得局面無法控制。再有，競爭對手，過於強大。一個是農民領袖李自成，一個是清國皇帝皇太極。這兩個人的共同特點是，在政治上有逐鹿中原的野心，在軍事上極有謀略，而且詭計多端，並且親自領兵在戰場上廝殺，這是崇禎皇帝根本無法與之相抗衡的。
再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邊討論過的政治腐敗，積重難返。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權是絕對的專制體制，這樣的體制缺乏自我更新能力。最集中的表現就是，這種政體不可能將社會中最優秀的人才推向最高管理層。所以，每當一個新的王朝建立之後，其繼任者的整體素質趨向於一代不如一代，行政效率衰退和政治腐敗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益嚴重。
一個典型的例子：崇禎王朝十七年，崇禎皇帝一共更換了50多位內閣成員，19位內閣首輔。崇禎皇帝一直想組建一個能夠有效管理國家，支持他中興大明王朝的最高領導班子，可是他卻一直未能如願。最後朱由檢得出的結論是：「諸臣誤朕」、「文臣人人可殺」。可是，崇禎皇帝哪裡知道，這不是諸臣誤他，而是傳統的封建體制和思想文化，很難培養出能夠力挽狂瀾的人才。即使有，當時的政治體制也根本無法將他們選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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