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政治反思之四｜對抗右翼民粹主義：經濟再分配與多元文化主義哪個更可行？

左翼政治反思之四｜對抗右翼民粹主義：經濟再分配與多元文化主義哪個更可行？

作者：埃里克·列維茨

導言

從美國大選到英國脫歐，右翼民粹主義在西方世界大出風頭。在這種背景下，左派應當如何應對呢？左派傾向於選擇的經濟政策是否能夠成功化解左翼民粹主義勢力呢？今年三月，埃里克·列維茨在《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發文就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他在文中列舉了桑德斯政治理論對民主黨開出的處方以及Beauchamp對桑德斯的反駁，桑德斯強調民主黨人應當與工人階級站在一起，而Beauchamp則強調身份標籤對選民的自我認同意識產生的影響並說明堅持多元文化主義的重要性。最後，作者表示，民主黨人應當與工人階級保持一致，並鼓勵低收入群體優先考慮其階級身份而非種族特徵，望其優先考慮自身的經濟地位這一標籤。同時，作者認為，雖然左派的經濟政策並非化解右翼民粹主義的最優解，但是，實際上目前並不存在完美的對策，廣義上的左翼經濟民粹主義至少可以部分地解決右翼民族主義的問題。

△ 右翼民粹主義很難應對，但是左翼民粹主義可能已經是我們能與之抗衡的最好選擇了

在整個西方世界，左派都在右翼民粹主義面前節節敗退。去年夏天，英國工黨的工人階級大本營紛紛倒戈，轉而支持由排外的民族主義分子主導的脫歐運動。幾個月後，曾支持民主黨的工會陣營將唐納德·特朗普送上了總統的寶座。近期，丹麥和德國的選舉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在這兩個國家，曾經支持社會民主黨或左派政黨的某些工人階級選區也投向了承諾阻止（非白人）移民潮的右翼民粹主義懷抱。在今日的荷蘭大選中（譯者註：本文完成於美國時間3月15日），極右翼政黨—自由黨候選人海爾特·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敗給現任首相馬克·呂特，未能當選。

左派的一些人將右翼的這些發展視為民眾對經濟中心主義（economic centrism）的控訴。走「中間路線」的民主黨和「新工黨」為緩解企業權力糾紛所做的努力不僅未能放緩不公平現象增長的速度、未能解決中產階級陣營穩固性下降的問題，反而滋養了孕育右翼民族主義勢力的土壤。經濟地位的不安全化使得白人工人更願意接受承諾帶他們走向新繁榮的煽動者，同時，這一選擇也使得他們在種族層面的優越感得以保持。

換句話說，將選票投給特朗普，這是表達需求的嶄新方式。

因此，正如伯尼·桑德斯在特朗普獲勝後所言，為了重獲權力，「民主黨需要與廣大勞工站在一起，深切感受他們的痛苦，並且帶上億萬富翁階層、華爾街、藥品公司，與其組成一個陣營。」

然而，Zack Beauchamp在新媒體網站 VOX表達了不同的看法。在一篇題為「沒有簡單的答案：面對右翼民粹主義，為什麼左翼經濟學無能為力」（原文鏈接：http://www.vox.com/world/2017/3/13/14698812/bernie-trump-corbyn-left-wing-populism）的文章中，Beauchamp列舉了大量的證據來反對桑德斯的政治理論，現將文章中列舉的對「桑德斯主義／野蠻主義」的反駁證據總結如下：

（1）西歐的許多國家都是強大的福利國家，並且也是右翼民族主義運動的搖籃。實際上，有研究表明，一個歐洲國家的社會安全網越完備，那麼該國家越有可能擁有一個強大的本土政黨。

（2）傑里米·柯比（Jeremy Corbyn）將桑德斯的處方運用於英國工黨，卻以失敗告終。柯比在過去的一年都致力於推進一個激進的左翼議案，但是伴隨而來的是其政黨受歡迎程度的下降，與此同時，在民調中，英國的極右翼政黨—獨立黨的勢頭有所上升。

（3）極右翼政黨的大部分選票來自於小資產階級，而非工人階級。因此，「被極右翼吸引的那部分選民並不那麼在乎不公平現象和再分配。」

（4）去年11月，在中西部參議院的競選中，民主黨內民粹主義候選人Russ Feingold與Ted Strickland所得票數均落後於希拉里，但是經濟中心主義者Evan Bayh與Jason Kander的選票數量則超過了她。

（5）在美國，右派已經成功地創造了一種社會印象，那就是將再分配政策等價於對不配得到支援的少數族裔的援助。由此可知，經濟政策左移會真正地挫傷民主黨選民基礎，因為這無疑喚起了白人內心對於花錢援助「那些人」的反感。

每個左翼民主黨人都必須嚴肅地對待其中的某些觀點。人們可以就文中Beauchamp對「左翼經濟學」的狹義定義提出合理的反駁。由於只關注了福利國家的概念，他很可能忽視了左派勞動力市場政策的政治功能。但是，儘管如此，他的文章充分證明了，「全民醫保」並不足以化解種族怨恨對現代右派勢力興起的推動作用。（但是，貝爾·桑德斯卻時常提出「全民醫保」這類建議，認為其可以解決當前問題。）

究竟怎樣的答案可以解決上述問題，現在還不得而知。Beauchamp的這篇文章對該問題的解決也沒有明顯的貢獻，下面是他在文章中提到的，最接近於解決右翼民族主義問題的某種不太直接的回答。「如果民主黨人真的想阻止像特朗普這樣的右翼民粹主義者，那麼他們需要想出一種策略來搗毀他們這種吸引力背後真正的驅動力，這也意味著僅僅關注經濟是遠遠不夠的。」

那麼，這種策略應該涉及到哪些具體的內容呢？Beauchamp的這篇文章未能就此問題向作者提供一個明確的答案。在他看來，右翼民粹主義「真正的驅動力」包括大規模的非白人移民，白種人的怨恨，以及令白人有機會將文化考量優先於經濟發展的社會強大安全體系。

但是，Beauchamp認為，出於道義和政治上的考慮，左派不應該對移民政策橫加限制。此外，他的另一主張也令人充滿疑惑，他相信左派應該儘力破壞美國社會安全網，以使白人選民優先考慮經濟發展。至於如何處理白人的怨恨，文章則沒有給出明顯更具優越性的備選方案。

但是，Beauchamp過去圍繞此問題展開的文章表明，他認為，與白人種族主義的某種直接對抗是擊敗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正確政治戰略選擇。

在1月份發表的一篇文章中，Beauchamp稱讚了加拿大政府相對開放的接受難民的態度，並將此視為加拿大政府促進文化多元價值觀的表現。

「1982年，「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得以通過，該憲章是一部反歧視法案，其將多元文化主義視為核心價值。渥太華現在為社區和個人提供資金援助，令其為新移民安排公民身份並提供語言課程，有時甚至令其為新移民尋找住處。這一舉措不同於歐洲大部分地區所採用的客工計劃（guest-worker programs），相反，其強調，新移民是受歡迎的，並且他們將永久性地成為加拿大人民的一部分。同時，加拿大也致力於向最年輕的公民灌輸多元價值的觀念。據估計，加拿大公立學校每年將得到10億美元的財政支持，使之可以用來購買帶有支持移民色彩的教輔材料和視頻。」

這些措施看起來十分值得左派關注。等到民主黨重獲權力的那一天，他們也許應該從美國的實情出發，發展出一套相似的政策體系，而非繼續自以為是地認為再分配政策足以遏制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擴張。

但是，即便到了那一天，民主黨人也已經無法改變特朗普支持者們所接受的小學教育，特朗普的主張應該已經在小學課本中泛濫。因此，從目前來看，加拿大模式對民主黨選舉戰略的影響很難在2018年或2020年表現出來。

同時，在1月份的文章中，Beauchamp建議稱，進步人士可以效仿渥太華案例的精髓部分，通過意識形態的正面對抗來擊敗右翼民粹主義分子。

他繼續寫道，「曾被擊敗的種族主義霸權仍然可以被再次擊敗。」「關鍵是不能放棄核心價值觀，重申西方社會對多元包容的基本承諾，制定促進這一承諾的相關政策並時刻不偏離這個大方向。」

在其新作中，Beauchamp表示，「如果社會民主人士將他們的未來僅僅視為與右翼民粹主義者的一場選舉之爭，那麼他們有兩種選擇，即要麼輸掉選舉，要麼丟掉他們進步主義者的身份。」

總而言之，Beauchamp給民主黨開出的藥方似乎是：將捍衛用多元文化主義抵抗特朗普的偏執視為核心精神；不要過分執著於戰勝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特朗普白人選民；與此同時，通過吸引非白人選民、爭取中立保守派的方法來建立新的多數派陣營。

也就是說，繼續按照希拉里的某些主張進行這場希拉里未完成的戰役。

這個處方不無道理。如果FBI局長詹姆斯·科梅沒有突然攪合進來，希拉里的政治主張將很可能取得這場戰役的勝利。

但是，經驗將會如何證明這種戰略的正確性而非選擇Beauchamp所反駁的那一種呢？這仍然不得而知。畢竟，這種玩法並沒有搞垮美國現代歷史上最不受歡迎的大黨候選人（即特朗普）。而且，在2020年的中期選舉中，選舉人團將會繼續擴大這群沒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選民的影響力。

更重要的是，很難看出Beauchamp的處方與他對問題的分析之間有什麼關聯。他警告道，再分配經濟政策的推廣只會適得其反，因為白人選民會將這一政策與不配得到它的那些人聯繫在一起。但是，他似乎也認為民主黨人需要通過倡導包容和多元文化主義來實現自我定位，將自身與「那些人」的利益聯繫在一起。

當然，一旦提到全民醫保就會激起白人的種族憎恨意識，同樣，在競選中倡導多元文化主義也會引起相似的反應。

作為去年最著名的政治學作品之一，《現實主義者的民主》（《Democracy for Realists》）一書提及了這個問題。在這本書中，政治學家拉里·巴特爾（Larry Bartels）與克里斯托弗·阿欣（Christopher Achen）認為，社會認同感比其他力量更能夠驅使選民作出某些行為：除智力精英分子外，很少有選民具有在意識形態上保持連貫性的政治認識，也很少有人有足夠的興趣來分析在政策主張中哪位候選人的政治立場與他們最相近。因此，大多數會選擇其自身認同感最高的人，也就是說，他們會選擇自認為最能夠代表他們的人。

但是，選民們擁有各式各樣的社會身份標籤，比如，他們可能用宗教社團、種族身份、社會經濟背景、性別等標籤來自我定位。

因此，政治競賽經常讓選民對自身的身份標籤進行排序，從中選出一個他們最優先考慮的標籤。通過強調性別標籤優先於黨派隸屬關係，希拉里·柯林頓吸引到了溫和的共和黨婦女，使得她們願意通過選票來對抗那個厭惡女人的對手。至於特朗普，他與共和黨的慣常做法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通過強調種族標籤優先於黨派歸屬，他吸引到了工人中產階級的白人民主黨人士。

後一種策略看起來已經奏效了。這並沒什麼可驚訝的：大量的社科類研究表明，當白人美國人被要求認真思考這個國家日益增長的多樣性差異時，他們的種族身份標籤就被優先考慮了，因此其對右翼勢力的政策表現出了更多的同情。下面是拉里·巴特爾和克里斯托弗·阿欣對相關研究的總結：

「被要求考慮人口變化的前景時，人們產生了更為保守的想法，這種變化前景不僅包括像移民和積極援助行動等看起來與之相關的內容，也包括國防開支和醫保改革等看似不相關的話題。在我們看來，這些影響之所以產生，最自然的解釋是，認真思考可能會威脅白人美國人數量優勢的相關因素觸發了一些美國人的防禦反應機制，加強了其自身的白人身份認同感，這一切使得他們更青睞共和黨，並願意選擇保守的政策。」

儘管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但是，無疑，美國在未來四年還是會變得更白，即使是在選區內部，尤其是在選舉團選擇特朗普的那些州，選區中的膚色將會越來越淡。

很難看出強調「捍衛多元文化主義而非強調左翼經濟政策是民主黨人士在這一領域進行競爭的安全方式」這一觀點有怎樣的價值。

也許，考慮到日益增加的對富人選民的依賴，民主黨應當制止左派冒然轉向財政政策的行為。但是，桑德斯政治理論的一個核心前提似乎對民主黨描繪重回白宮的路線圖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這個前提就是民主黨人應當與工人階級站在一起，並鼓勵低收入群體優先考慮自己的階級身份而非種族特徵。

畢竟，這就是2012年巴拉克·奧巴馬所希望做到的，奧巴馬向中西部地區傳遞的信息並非美國必須抵制米特·羅姆尼的偏執，相反，他所表達的是，「米特·羅姆尼就是解僱你們父親的那個人」。

本周，羅斯福機構的最新研究表明，在特朗普統治下的美國，上述策略仍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自由派智囊團組建了一個由民主人士和獨立人士組成的，共35人的焦點小組，這些人均在密西根州的馬岡縣將選票投給了特朗普。下面是傑夫·斯坦（Jeff Stein）在新媒體VOX上發布的研究結果：

民主黨將獲得一個簡單而有效的潛在突破點，那就是特朗普是一個共和黨人，他將會採用很多共和黨慣用的方式來治理這個國家。

該報告總結道，「與特朗普相比，人們相信共和黨人一直以來都是為了上層階級服的。」當得知總統提出的「為中產階級減稅」的政策有一半的目的是為了惠及最富有美國人中的1%時，特朗普的支持者是憤怒的。然後，報告指出，此時他們突然間更傾向於認為特朗普「是一個典型的共和黨人，他會說一些你願意聽的漂亮話，但是他並不會做出任何實質性的改變。」

報告寫道，「這些批評成功地提出了特朗普是否是工人階級戰士這一問題。」「他與那些不會實現承諾的經濟和文化精英分子站在了同一陣線。」

報告指出，「當選民們了解到特朗普的內閣部長們在醫保和社會安全問題上所持的立場時，警報響起。」「他們認為，這種背叛與銀行對他們所作所為沒有區別。」

近期，Priorities USA（譯者註：民主黨的超級政治教育委員會。政治教育委員會即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縮寫為PAC，指支持候選人的私人政治組織，通常向企業、利益集團或者個人募捐。）的一項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該研究的實驗對象主要為搖擺於奧巴馬與特朗普之間的選民，以及在選舉日呆在家中放棄投票的傳統民主黨支持者。該調查結果如下：

這些搖擺者以及相似的投票者深切關注著他們的經濟處境。比如，他們舉例說道，他們的收入遠遠少於支出。當他們繼續奮鬥時，他們深深地懷疑包括民主黨在內的這些「機構」是否真的會致力於改變他們的生活狀況。但是，這些選民也不相信特朗普會很好地履行優先考慮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這一承諾。他們擔心特朗普和共和黨人將優先考慮富裕的美國人以及企業高管的利益。

這是正確的。正如Beauchamp所指出的，右翼民粹主義吸引到的小資產階級的支持要多於從工人階級那裡得到的支持。但是，選舉後的民調顯示，在年收入低於3萬美元的選民中，2016年特朗普所得選票比2012年的米特·羅姆尼多了16個百分點。

中西部許多「奧巴馬—特朗普搖擺縣」的數據顯示，在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辛州，工人階級的搖擺民為特朗普取得最後的微薄優勢作出了有意義的貢獻。傳統上，這些選民並非極右民粹主義陣營的組成部分，這一投票結果只能佐證這部分選民是容易被說服的這一觀點。

即使忽略特朗普的這些邊緣選民，利用左翼經濟學反擊右翼民粹主義的一個結果仍然是：幾十年來，各個種族的工人階級投票率都在下降，並在2016年出現實質性的下跌。直觀來看，一個提高經濟地位的更強引力也許能令其中的一部分選民離開邊界地帶。Priorities USA的研究結果為這一觀點提供了（有限的）經驗性支持。

也許，美國的種族史對再分配的財政制度帶有獨特的敵意。但是，共和黨的經濟保守主義招牌對於滿足第二次鍍金時代的需求來說也過於偏激，其不受歡迎並且十分低配。近期民眾對奧巴馬廢除醫保的反應已經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簡單來說，極少有選民會支持減少累退稅、削減津貼收益、以及解除對華爾街的控制。

Will Jordan於2017年3月8日寫道：

「怎樣守住特朗普的大本營呢？

74％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以及69％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均認為：特朗普不應該再給富人減稅了。」

鑒於共和黨在此類問題上的脆弱性，我們有理由相信，廣義上的左翼經濟民粹主義至少可以部分地解決右翼民族主義的問題。可以肯定地是，在一個建立在白色至上並迅速多樣化的國家，這樣一個左翼民粹主義的方法並非對抗日益增長的白色反動政策的絕佳藥方。但是，到目前為止，並不存在一個萬無一失的藥方可以應對這一疑難雜症。

編譯文章：

Eric Levitz，The Case for Countering Right-Wing Populism With 『Left-Wing Economics』，New York Magazine，March 15, 2017

網路鏈接：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7/03/the-case-for-countering-trumpism-with-left-wing-economics.html

翻譯：許靚

責任編輯：韓笑

技術編輯：小王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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