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灘地區歷史景觀研究（開篇）

上海外灘地區歷史景觀研究（開篇） ——近代繁華之前世（1843年前後）

　　周振鶴 陳琍

　　上海外灘地區處於原清代上海縣城的北郊，原為一片荒野地帶，開埠以後，這片地區即以永租形式，將其中各地塊租與外人建設洋行。但是荒野地帶只是一種定性的描述，我們主要根據道契所承載的信息，利用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手段，將開埠前上海外灘地區的田野、墳冢、水域、土路等景觀要素一一復原，以期呈現這片地區的原始景觀。

　　上海外灘舉世矚目，不但因其高端大氣的建築群為人所熟知，更因其在近現代中國所起的重要經濟作用而引起學者的重視。因此包括上海外灘在內的上海城市近代化的研究始終引起人們的興趣。但是由於直接的與定量的資料的缺乏，對於上海開埠前後的外灘研究實際上還處於模糊的狀態，以至出現了錯誤的「外灘源」的概念，而且更不適當地將所謂「外灘源」定位於蘇州河口處。事實上，不但開埠初期的外灘地區的面貌是可以復原的，甚至開埠以前的外灘面貌也可以相當準確地被揭示出來，問題在於如何充分利用間接的資料，並採用歷史地理學的手段進行這一復原工作而已。上海的外灘指北起蘇州河口，南至洋涇浜（今延安東路）口的黃浦江濱地帶。我們所要討論的外灘地區範圍稍大，包括從江濱一直到福建路一線，這塊區域曾為英租界地區（英租界的南北界同上所述，而西界以今四川路為始逐步向西擴展，此處暫不贅述）。這個區域處於原清代上海縣城的北郊，原為一片荒野地帶，開埠以後，這片地區即以永租形式，將其中各地塊租與外人建設洋行。但是荒野地帶只是一種定性的描述，本文試圖復原開埠前外灘地區的景觀，不但定性而且定量地復原出荒郊之中田野、墳冢、水域、土路的景觀，以為研究及喜愛上海近代史者所參考。

田野

　　在晚清時人的筆下，上海的北郊是一副如下的畫面：

　　滬自西人未至以前，北關最寥落，迤西亦荒涼，人跡罕至；（王韜：《瀛壖雜誌》）

　　荒涼古寺郁秋風，衰草疏煙一徑通……；（張春華：《滬城歲事衡歌》）

　　北邙一片辟蒿萊，百萬金錢海漾來。盡把山丘作華屋，明明蜃市幻樓台。（葛元煦：《滬游雜記》）

　　這些文字描繪的是杳無人煙、野草遍生的景觀。在它們的影響下，世人對於1843年開埠之前上海縣城外西、北郊的認識往往停留在荒蕪的印象上，卻忽視了農田的存在。而根據道契檔案來複原的景觀，卻有確鑿的證據來證明這裡並非全是無主荒地，西人洋商大量承租的土地實際上是本地鄉民私有的則田或漲灘。

　　道契是西洋人與本地鄉民簽署的土地永租的憑證，必須加蓋上海道的官印方始有效，故俗稱道契。正式道契雖於第一次《土地章程》頒布後經由中英兩方磋商實行，並在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末（1847年12月31日起）正式簽發了第一批道契，但是檢索道契資料可知早在開埠之初就有部分洋人外商已私下租賃了土地，並在道契制度出台後第一時間再換立道契。英租界第1至62號道契的契書上都附加了這麼一段文字：

　　查此租地原於××年×月間租定者，彼時因租地契樣式尚未辦成，是以先將各業戶原立租地議單暫交該商收執。今既將出租地契樣式辦成，當將原立租地議單繳回本道署內存案，本日換給此契為憑。

　　按照這些文字所述，這批道契的實際租地行為發生於道光二十四年四月至二十七年十一月間（1844—1847年），即見證了外灘地區的農村景觀向城市景觀的轉換。這些檔案保存了則田或漲灘業戶的姓名，為研究開埠前上海鄉民擁有私有土地的情況及這些土地的具體分布提供了可以復原其本來面貌的寶貴資料。

　　則田是農民向清政府買下的可耕地，需要按照一定的則例向國家繳納賦稅。留存下來的大量道契附件文本說明了本地鄉民將他們的則田永租給洋商的事實。如英租界第341號道契的附件提到：「查對縣署糧冊，該地是二十五保三圖必字圩第70號業戶石黃氏則田。」漲灘是江、河沿岸的灘地，本屬官灘，一般不允許私自開墾，江南人多地狹，因此實際上官府也允許鄉民價買部分官灘，並承認它們的私有性質。道契中亦直接稱為「灘地」，如黃浦江灘地、升科灘地等等。檢索現存道契中，總共有58份英租界道契記載了最早一批即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間實行土地永租。這58份道契中共記載了48位本地居民的出租情況。其中最小一塊地面積2.3畝；最大一塊達126.97畝，是合陳、石、吳三家之地一併永租給英國領事館。利用GIS提取道契所載的土地信息，將其定位在現代地圖上，則開埠之初土地分布及交易狀況一目了然（圖1）。按照這些道契的編號，我們可以知道，最早的租地並不在今天所謂的「外灘源」地區。

　　這些第一批被永租的土地成為近代上海城市化進程中最先消失的桑田。它們都位於二十五保三圖內，其範圍東臨黃浦江、西至今天的山西南路附近，南達洋涇浜、北至蘇州河，也就是英租界的起源地與核心發展區。當姚恆源（圖1,17）、施萬興（圖1,9）等人將他們沿黃浦江岸一線的灘地廉價永租予洋人時，恐怕難以想像自家的土地日後成為上海的標誌地，其地價遠高於黃金。

　　道契檔案所反映的開埠前上海城郊私有化農業用地情況，從實證角度說明了開埠之前的外灘地區並非簡單的「荒蕪之地」一詞可以覆蓋，它的景觀更接近西方人描述的鄉村田園風光。晚清人之所以苛責地將它貼上「寂寥」、「荒涼」的標籤，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此類描述多用於對比開埠前後的變化，貶此褒彼，主觀上為了突出開埠之後的繁華都市；二是與縣城相比，西、北城郊地區在人口密度上顯然不及城內，更非城東城南商業區般繁華；三則田間尚有累累墳冢「作祟」，所以當時人的看法就有些悲催，以城外「西北南皆冢墓也，可耕者僅十之三四」予以形容。顯然，在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間，墳冢的大量存在對於中國人的觀感影響更大。

墳冢

　　喪葬習俗受地理環境、宗教觀念等影響，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往往各有不同。在19世紀中葉來到上海的西方人一踏上這塊土地，就很快注意到了本地有別於他們家鄉的中國傳統土葬文化風俗。這類在本地人眼中早已見怪不怪的事物，被異域文化的外來者們抱以最好奇的心態來觀察，並留下了頗為細緻的文字描述。

　　鄉村田野間最常見到的就是普通村民家的家墳。這些埋葬著「當地人先輩的墳墓」，「極其顯眼地散佈於田地里和花園中」（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據1843年來滬的蘇格蘭植物學家福鈞（Robert Fortune）觀察，上海縣城外的近郊地區有相當一部分土地被死人的墳墓所佔據，大墳墩「從各個方向」進入他的視野。這類墳墓外觀似圓錐形的大土墩，上面長有長長的茅草，有些還種著灌木與花卉。在墓旁植樹是一種傳統的中國喪葬習俗，植物的生長好壞與墳地的保護同樣重要。在開埠初期，湧泉浜以北一英里處就有一個被保存良好的墳墓，墓前還有一條小徑，在當時西方觀察者眼中，這個墳地與它周圍的樹木很明顯地被人精心地照看著，使整個墳墓處於極佳的保存狀態。中國人有傳統的「事死如生」的觀念，因此，富貴大家的祖墓或族墳在財力的支持下盡顯奢華，比尋常百姓要考究的多。然而與精心維護的墳墓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未被落葬的棺木也隨處可見。因為沒有安葬的錢，窮人的棺木就被堆放在地上，上面僅僅遮蓋了一層布。

　　除了家墳、族墳外，在上海縣城外，還分布著一些義冢，它們通常隸屬於一些機構、團體，如同仁輔元堂、潮州會館等。福鈞曾在縣城近郊地區看到過幾處這樣的「公共墓地」，那些都是較大的建築，每幢裡面有一定數量的寬敞的廳堂或房間，棺材成排地擺放在四周。令西方人印象最深的莫過於處理夭折兒童屍體的喪葬形式——「嬰兒塔」（babytower）。嬰兒塔是專門安置早夭嬰兒屍體的棺木，與其他普通棺木一樣，它們外面裹著茅草以防風吹雨打，不同的是，嬰兒的棺木被架在幾根柱子上，高出地面，因此而稱之為「塔」。按照傳統，所有不滿一歲死去的嬰兒都不能被埋葬，而是用席子和衣物將屍體包裹起來扔進塔里，或者把它沉到地下深處。

　　然而在清人的記憶中，開埠前，上海縣城西北郊外的景物幾乎也與墳冢划上了等號。毛祥麟在《墨余錄》里寫道縣城的西北兩門外不僅「多古墓」，而且「城西北三四里，屋少田稠，且多義冢」。張德彝《航海述奇》記載縣城北門外「始則荒野墳冢」，整個租界區在開埠前的三百年間乃「古墓荒丘」之地。「荒煙蔓草，青冢白楊」，這是《法華鄉志》對於北關外景觀的總結；「寂寞荒冢之地」則是徐潤對「十里洋場」前身的印象（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上海雜記》，民國十六年鉛印本，文海出版社，第7頁）。

　　上述種種關於墳冢的描述，無論出自清人還是洋人之筆，都是他們對於當時實際景觀的一種較為籠統的觀感，難免帶有不少主觀色彩。在城市近代化前，縣城外鄉野間的墳冢分布究竟達到了何種密集程度、才給人以如此強烈的「滿目遍冢」觀感？道契檔案提供的大量墳冢資料可以幫助我們較為客觀地做出評判。

　　按照記載的名稱，道契中提及的墳冢大體可分為家墳、古墳以及義冢三類。

　　其中家墳的數量最多。在道契中，最常見的就是冠以姓氏的「墳」、「墳地」或「墳腳」。這類墳冢雖然規模不大，但四散間雜于田野間，因而也頻繁出現於永租地塊的四至標界欄中，無法令人忽略丘墓累累的事實（圖2）。

　　普通家墳之外，道契檔案中還留存了四個以「墳」或「墳山」為名的小地名：二十三保六圖的候家墳、盧家墳山、二十五保一圖的楊家墳山和二十七保七圖的喬家墳山。從名稱上可以看出，它們曾經應是佔有大片土地的大家族墓地。

　　除了家墳、古墓外，道契中還記載了諸多分布於縣城外的具名或不具名「義冢」（圖2）。

　　在今山東中路附近，集中了「泉州義冢」、「章（漳）浦義冢」、「興安義冢」、「興化義冢」四個同鄉團體的義冢，以及一個未具名的義冢。一般而言，義冢本身的規模就較普通家墳、族墳來的大，加上又有五個之多的數量，自漢口路至廣東路段的山東中路、山西南路區域堪稱是個大墓區。據英冊第185號契記載，在興化義冢附近專有一條名為「興化義冢路」的街巷，而第231號契登記的第238分地四至則表明，在今天延安東路北側，還有一個名為「閔墳」的墳墓，並未稱為「義冢」，不確定是否亦為鄰近的興化會館所有。另外，除了今山東中路以西、福州路與廣東路之間的一處興安義冢外，據美冊第1362號契記載，在二十七保十一圖土名「觀音堂之南」的地方，也有一處興安義冢地。二十五保三圖內還有兩處義冢：一個在今北京東路與山東北路相交處，見載於美冊第87號道契，該地塊西至「義冢」，出租人為「同仁輔元堂」，因此推測這個義冢是同仁輔元堂所有；另一個在今福州路、江西中路路口，沒有名稱，就叫作「華民義冢」。

　　上海城市全面近代化之前，僅道契記載，在縣城西北門外就分布了至少兩百多處大大小小的墳頭和大片大片的義冢、族墳墓地。這一數據，客觀地解釋了開埠初期來滬西人對於城外景觀「滿目遍冢」觀感的由來，同時，也支持了清人關於上海四郊「東濱黃浦，其西北南皆冢墓也，可耕者僅十之三四」的說法（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第7頁）。想像一下在地圖上有兩百多處墳地的場景，那幅畫面正好為描寫城外西北郊墳冢的《滬城歲事衢歌》作一圖註：

　　東風綠捲墓門煙，搖曳晴郊五色錢。西北郊前三十里，年年馬鬣起新阡。

水域

　　上海地處江南水鄉、太湖尾閭，瀕江環海、朝潮夕汐，可謂「東南之澤國」。這裡既有眾多屬於長江水系的天然水體，也有大量為農田水利而開掘的人工水道，黃浦江、吳淞江、蒲匯塘、肇家浜、新涇等主幹河道與無數的塘、浜、溝、涇等支流相貫通，形成了「枝杈蔓生、盤繞錯雜、密密匝匝」的水網景觀（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四卷，第2頁）。

　　在西方人的眼裡，江南水鄉的河網交織之景是美麗又壯觀的。「這片揚子江流域的開闊平原，被許多美麗的河流貫穿，這些河流又與運河交匯、貫通。除了大量自然形成的河道外，剩下的則是令人驚嘆的人工傑作。」「在你面前只是一片遼闊無際的平原，數以千計的人工開掘的河浜縱橫交叉。」

　　然而美麗的景色也有惱人的一面，因為大量的河浜無疑構成了陸路交通的一道道障礙。1843年，福鈞在一次深入上海西郊考察時就遇到了這樣的困境。他徒步返程時，因特意不循原路而意外遇到了一條又大又深的運河。幸好，他在兩英里處發現了一座橋，於是快步奔向橋樑準備渡河。然而，就當他以為困境已解除時，面前卻又被另一條河擋住了去路。由於這條河與先前的那條運河成直角相交，令福鈞徹底沒有了辦法。類似的情況並不少，當離開大道在鄉間考察時，福鈞常常因雇不到船隻、無法行路而惱火。這些事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上海河道密布之甚。

　　不過，在整個水網體系中，可用於行船的河浜只限於部分幹流水道，除此之外，更多的是根本無法載舟的支流小水。它們從幹流水系中分出，成為平原上的小溪或溝渠。這些細小支流猶如一把把流動的小刀，把上海「城郊延伸好幾十公里的連綿平地切分開」，「以至於沒有明顯成塊的土地」。「不計其數的污水溝和小河流縱橫交錯」，將覆蓋於上海城郊、鄉村田野上的水網編織得更為緊密。然而，由於河道「太小、太微不足道」，以至於有很多無名無姓的小河浜在地方志等文獻資料中根本不見記載，時過境遷，被人忽略或遺忘了它們曾經的存在。

　　所謂小橋流水，水域景觀中，自然少不了橋樑的存在。橋樑在水網密布的上海對陸上交通起著重要的作用，就如上文所引的福鈞渡河故事中，若有橋樑讓他順暢過河，他也不會陷入無船可渡的困境之中。

　　開埠前的上海城郊地區，由於地表被大片農田覆蓋，人工建築較少，橋樑就常常成為重要的地標，以橋名作為一個區域的地名。如道契記載二十七保八圖內的「華（夏）家橋」、二十五保二圖內的「謝家橋」等，這些橋樑既得名於所處的氏族聚落，又是聚落所處的區域名。從這一角度看，橋樑的作用已不僅限於陸上交通，它還承擔了對鄉民們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義的地標物功能。

　　走在城郊鄉村地區，橋樑與河浜是和農田、小道及農舍並列重要的景物。這些橋樑通常都非常的窄，有些彎轉的角度還很大。當西方旅行者們坐在轎子上被抬著過橋時，不時會擔心自己從轎子中跌落進近二十英尺下的水中。另一方面，近距離觀察下的「小橋」與「流水」，不僅失去了宏觀上「萬水千橋」的氣勢，而且「浜內積著污水，河浜上面架著沒有欄杆、三人不能並行的石橋或木橋」所構成的景色，也絕不似城隍廟內九曲橋與荷花池橋水相映那般的美麗和意趣昂然。

　　以1848年擴展後、由洋涇浜、泥城浜、蘇州河、黃浦江四條河流圍成的英租界區為例。縣誌中幾乎沒有這一區域內河浜水道的記載，而在現代研究中，這裡的水域也是被忽略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據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關於英租界的實測地圖《1849年上海外國居留地地圖》顯示，今天南北向的虎丘路、江西中路自南京東路至紹通路段、河南中路自北京東路至寧波路段、石潭弄、山東中路、福建中路自南京東路至延安中路段，東西向的北京東路自西藏中路至石潭弄段、牛庄路、寧波路、南京東路自福建中路至江西中路段，以及紹通路，在當時全都是水道。另外，蘭寧和庫令的《上海史》書中一幅英國領事館大比例尺地圖顯示，在邊長浜的東側，還有一窪呈「[」狀的廢水，可能曾經與邊長浜相通或匯流至蘇州河。

　　這些河浜在道契檔案中也都有相應的反映，例如由北往南分布於今天江西中路東側的英冊道契第18號第27分地、第7號第25分地、第2號第24分地、第73號第23分地都「西至半河」，而分布於江西中路西側的英冊第66號第26分地則「東至河」，以文字形式確鑿地證明了江西中路曾經是一條河浜的歷史。又如，英冊第332號第339分地、第408號第415分地、第436號第443分地、第462號第469分地、第539號第546分地道契不僅描繪出位於今北京東路一線的河浜，還明確記載了該河浜名為「唐家浜」；英冊第277號第284分地、第221號第228分地道契則記載了位於今南京東路近福建路口的水浜名為「丁溝浦」。

　　除了上述地圖中標註的河道外，通過道契檔案的梳理，還能發現一些在《1849年上海外國居留地地圖》上都未被標出的小水浜。英冊第101號第107分地東至浜、美冊第380號地西至浜，表明在今天江西中路近蘇州河岸曾有一條小浜；英冊第229號第236分地東至浜，表明在香港路南側、江西中路與四川中路間曾有水浜；英冊第239號第246分地南至「出浜」、第314號第321分地東至浜，表明福州路以北、雲南中路西側有一小浜；英冊第249號第256分地北至浜、第387號第394分地東、南至浜，表明在福建中路以東、漢口路與福州路之間曾有一段河浜。類似復原出的水道還有數條，估計由於這些水體太小，或者在地圖繪製時已淤塞或填埋，因此未出現在1849年地圖中。由此可見，道契資料在復原開埠前景觀中具有重要作用。結合地圖信息復原的當時的水系（圖3），直觀再現了當時上海河流縱橫的景象。

　　從圖3可知，洋涇浜以北至蘇州河一帶的北關外，曾經縱橫交錯著大大小小的河浜和溝渠，這既顯水鄉本色，也符合該區域在開埠前是本地鄉民勤耕細作的農田這一事實。上海是「世界上人工水道的最大集合的地區」（墨菲：《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頁），以這幅圖來看，墨菲此言並不為過。然而，開埠後不久，這些租界區內的河道水體伴隨著農田的消失，似乎也失去了存在的價值，逐日萎縮，終被完全填築。在廣為流傳的1855年《上海洋涇浜以北外國居留地租界平面圖》上，泥城浜以東的英租界區內就只剩下北京東路附近的幾段小河浜了。

土路

　　道契不僅提供了開埠初期河流的信息，同樣記載了豐富的道路信息，分為有具名和不具名道路兩種。具名道路基本上都是新築的近代馬路，最易識別。不具名的路有多種記法，常見的除了最簡單的「路」之外，還有「馬路」、「公路」、「私路」、「官路」、「小路」等。

　　早期道契所記的「馬路」僅指跑馬場的道路，對應的英文是racecourse，跑馬場擴大後也曾出現「新馬路」（newracecourse）一說。「馬路」最初只用於指稱今天的南京東路，後來隨著城市道路體系的不斷發展也衍變為近代道路的泛稱。

　　道契中所謂的「公路」並非現代意義上的道路，而是與「私路」相對而言的公共走道，它對應的英文是publicroad。例如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交易的英冊第15號第40分地除南面臨河外，東、西、北三面都至「公路」，道光二十六年交易的第24號第37分地西、北至「公路」。事實上，直至1847年正式換立道契時，這兩塊分地的附近都還未修築近代馬路，因此，這裡的「公路」只可能是指開埠前已存在的土路。

　　不過近代道路逐漸增多時，也會出現用「公路」指稱新築馬路的情況。最明顯的例證是咸豐六年（1856年）所立的英冊第197號第204分契。第204分地的南、北至在英文契書上明確登記為「Custom HouseRoad」和「RopeWalkRoad」，即已重新修築過的海關路（今漢口路）和纖路（今九江路），但在中文契書上仍被記「公路」。又如英冊第241號第248分地東至「新公路」，該分地於咸豐九年（1859年）簽發道契，所謂的「新公路」即指1849年時已在老「公路」路基上重築的領事館路（Consulate Road，今北京東路）。因此，立契時間在19世紀50年代後的道契所記載的「公路」未必都是開埠前的土路，需要細心甄別。

　　「私路」、「官路」和「小路」一般指的也是開埠前的土路。相較於「公路」，道契檔案中被記載的「私路」要少的多。前1700多份英冊道契中，只有四份道契契證的四至中出現了「私路」一詞。可以推測，開埠前的上海城郊，私人產業內能稱之為「路」的走道甚為罕有。「官路」在道契中的出現頻率也遠低於「公路」，當時縣城外的官修道路數量很有限。根據以上總結的幾類道契檔案對道路的不同表述方式，可以辨識和復原出英租界區開埠前的一部分土路。結合地圖繪製成圖4，可見開埠前英租界的道路或者說土路系統已初具規模。

　　從復原出的土路分布圖上可以看出，開埠前洋涇浜以北至蘇州河區域內，南北向的土路至少有5條。自東向西排列，它們分別是黃浦江灘上的纖道，沿今四川中路、江西中路和河南中路路基所在位置的「公路」，以及建於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石路。石路是當時自嘉定、太倉、崑山、常熟等地通往上海縣城的一條重要的陸上通道，因路面曾鋪石板而得名，也因附近的防洪石閘而被稱為閘路。東西走向上，今天北京東路、南京東路、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和廣東路的東段曾是6條「出浦大路」。其中，九江路所在的土路因東端有打繩工場而在開埠前已有「打繩路」之名。該路東接黃浦灘，西至石路，是最長的一條出浦大路，應該也是當時最重要的一條東西向土路，近代以後，其地位才被位於其北的花園弄（今南京東路）反超。

　　以上我們主要根據道契所承載的信息，利用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手段，將開埠前上海外灘地區的田野、墳冢、水域、土路等景觀要素一一復原，以期呈現這片地區的原始景觀。正是這片我們從前無法定量復原，只能定性描述的上海縣城北郊地區，憑藉著開埠這一契機，實現了滄海桑田的轉變，一舉成為現代化的上海城市核心區，並以這個地區為核心帶動了上海整個城市的發展，最終在上世紀30年代形成我們今天可見的景觀。

　　（周振鶴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陳琍為復旦大學研究生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