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閱讀：絕響之蕭紅和蕭紅之絕響 肖南

絕響之蕭紅和蕭紅之絕響

肖南

　　農村是中國的主要腹地，也是城市的邊緣；歷史上，農村女性是邊緣當中最邊緣的弱勢群體，常常被社會所遺忘，也常常被作家們所忽視。

　　在現代文學史中，通過農村女性的勾勒，蕭紅揭示出女性深受壓迫的根本原因，即封建父權體制下產生的男權意識。幾千年來女性就在這種男權意識為中心的性別文化下輪迴上演著一幕幕被縛——自縛——縛人的悲劇。蕭紅最重要的三部作品《生死場》、《呼蘭河傳》和《小城三月》就用力透紙背的筆力對農村女性的生存狀態和性別困境予以觀照並吶喊，這充分體現了蕭紅價值的獨特價值。

　　在當代文學中，反映農村題材和農村婦女的優秀作品偏少，特別是在女性作家筆下。今昔對比，可以遺憾地說，「絕響之蕭紅」反襯出「蕭紅之絕響」。人們當然並不要求「複製」蕭紅，因為歷史的「過去式」與「絕響之蕭紅」不可以「克隆」，但對農村社會和農村女性的人文關懷和深切觀照，理應文脈延續，時代呼喚著表現農村社會和農村女性的力作。

　　絕響之蕭紅：文本的意義

　　（一）被縛女性的可悲

　　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既是一部階級剝削史，也是一部性別壓迫史。在以專製為核心的封建父權的等級社會中，三綱五常就是約束人們的道德準則。在金字塔似的等級結構中，女性被壓在了最底層。在20世紀上半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封建的人倫思想仍然盤踞在人們的頭腦中，制約影響著人們的言行。雖然在五四人道主義思想的吹拂之下，女性意識與人的意識曾一併在中國人的頭腦中萌發生長，婦女解放與人的解放的呼聲一併出現在中國大地上。但畢竟由於聲音的微弱，民眾的愚昧，國力的落後，戰爭的衝擊等因素的制約，五四的婦女解放與人的解放運動並不徹底，尤其是婦女解放運動更是曇花一現。男尊女卑的思想仍陰魂不散，性別不平等現象仍嚴重存在。從五四時期的冰心、凌叔華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張愛玲、梅娘、蘇青，從她們的作品中，我們看到那些高門貴族裡的女性和一些受過教育的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們尚且被封建父權體制的陰影籠罩得喘不過氣，更何況廣大農村勞動婦女了！蕭紅就為讀者清晰描繪了被封建男權體制束縛住的農婦們的動物般的生存狀態：動物般任人宰割的命運，動物般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動物般世世代代被馴化，成為一種有如輪轉的宿命。

　　馬克思說過：「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這種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他的生命活動是有意識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①而生活在蕭紅「生死場」的民眾正是「和動物一起忙著生，一起忙著死」，甚至還不如動物，尤其是那些可憐的農婦更是螻蟻般地生活著，在幾近麻木的狀態下屈辱地接受男權社會的摧殘和壓迫，默默地生，默默地死……

　　1、從賤命的女嬰到挨打的女人。

　　從一出生，性別就開始影響一個人的命運。女嬰是被認為最無價值的東西，甚至連動物都不如。王婆三歲的女兒從草堆上摔下死了，王婆一點也不後悔，想到麥田的收成，多少有些安慰。小金枝來到人間才一個月就被慪氣的父親成業摔死了，屍骨被扔在亂墳崗子，三天後被狗扯得什麼都沒有。

　　僥倖女嬰長大了，窮人家的女孩會被像財產一樣賣給人家做童養媳。《呼蘭河傳》中十二歲的小團圓媳婦被賣到老胡家，捨不得打雞打豬的婆婆只敢打小團圓媳婦，不到一年就將她「調教」折磨死了。

　　而進入夫家之後的農婦們則經常受著農夫們的粗暴打罵。這些處於等級社會中底層的農夫們因為生活的艱辛，常把怨氣發泄在處於更弱勢地位的農婦們身上。粗暴即是農家夫權的特點。「打女人」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女人根本沒有法律保護，人權更無從談起。所以蕭紅在《呼蘭河傳》中才會借娘娘廟與老爺廟的塑像相對比諷刺道：「怪不得娘娘廟裡的娘娘特別溫順，原來是常常挨打的緣故。」

　　2、聽話的農具、生育的機器與男性洩慾的工具

　　除了正面著墨男性對女性粗暴外，蕭紅還從農婦們的勞作、生育和性愛這三方面來展現這些底層婦女貧乏單調而又令人觸目驚心的原始生存狀態。

　　《生死場》中麻面婆像一隻母熊，在像洞一樣的土房中忙著洗衣服，家務活一件跟緊一件。這還沒忙完，她又慌張著心弦，用泥漿浸過的手去牆角拿茅草「準備燒飯」。而丈夫二里半在外面受了氣回來，破口就罵麻面婆,揚言要把妻子女兒一塊賣掉，爭吵之中，竟然把女兒活活摔死！

　　女人的生活就是由煩瑣做不完的家務組成，可憐的農婦們就像機器一般不停地勞作，伺候丈夫家人，忍受他們的打罵，同時還需要跟男人一樣干繁重卑賤的工作，分擔養家活口的責任。家庭像一個囚籠，把女性牢牢束縛在裡面，喪失了視野的開闊，精神的追求，人格的獨立。女人為著家庭付出沉重的代價，但並沒有得到男性的理解與同情，相反男性還把女性從事家務勞動視為低能，尤其是粗暴的農夫們由於階級的剝削，生活困苦，更是把農婦們視為生活的負擔、累贅，經常把她們作為出氣筒。

　　曾在少女時代，女性多少還有對愛情的朦朧嚮往，但很快就被現實撕得粉碎。《生死場》中金枝出嫁才幾個月，成業就對她厭倦了，經常打罵她，甚至在金枝快要臨產時，還在她身上洩慾，致使她早產並差點喪掉性命。「在這種性關係里，男人不分時候，不分場地，更不顧女性在性生活中的好惡，他們所需要的並非擁有獨立人格的女性本身，而是負載他們所需要的『性』的實質，實體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個『性』。」②

　　蕭紅筆下的農夫，只是單純追求性慾望的釋放，並加諸於女性身上。這種性關係，只能稱得上是動物般的「交配」，而非「性愛」。「交配」之後，等待女性的還有生育的痛苦。《生死場》第六章就「以刑罰的日子」命名，描寫「女人橫在血光中，用肉體浸著血」，產婦「像條魚似的光著身子在灰塵中爬行、號叫，結果產下一個死嬰。」自然性別的劫難更加上男人的無理與冷酷，構成了女性生命的非人境地與悲劇性質。

　　（二）自縛女性的可憐

　　女性在「男子本位」的封建性別觀念的束縛下，傷痕纍纍同時被「馴服」。這種「馴服」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自覺地接受並服從這種男權意識，並把男性對女性思想行為規範等方面的要求內化為自身的立身行事之準則，指導自身的人生活動。另一方面，被男權文化教化後的年長女性如母親、婆婆等，還利用手中的「家長」權力有意去「調教」和「塑造」著男性文化要求的女性，這就形成了男權社會中女性自縛和縛人的生存困境。

　　《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就是一個典型的「自縛」者——封建男權意識調教出的古典東方女性。她的性格、氣質和行為規範、道德觀念無一不深深留下了男權觀念的烙印。翠姨的封建門戶觀念根深蒂固，她一直隱藏著對堂哥的愛,因為她自覺「命運不會好的。」一來她已被訂婚，是一個人的未婚妻；二來她是出了嫁的再婚寡婦的女兒，她認為出生不好，其母沒有「守貞節」，所以連帶她自己也是有污點的。而堂哥是地主家才學出眾的公子，又受過新的現代文明的教育。順從「命運」安排的翠姨最後悒鬱而亡。

　　這就深刻揭示出了女子在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父權社會中所受的精神毒害。《禮記·郊特牲》中為女子所下的定義是：「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白虎通》聲言：「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婦者服也，以禮屈服。」這種要求女子馴從的封建男權意識在中國人心中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儘管五四女性解放的呼聲開始喚醒了一些知識女性，但大部分女性還自覺地遵守維護著傳統的封建男權觀念，並自覺地將之作為自己的立身之本，這才是翠姨悲劇的根本原因。

（三）縛人女性的可恨

　　被男權文化教化後的女性們，一方面將男性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內化為自身的立身之本亦步亦趨地效仿執行，另一方面還以自己的教育方式或慈愛或殘忍地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塑造著男性文化要求的女性。她們儼然以「教化者」自居，既作為父權社會的受害者又作為父權社會的同盟軍和代言人，去「教化」那些被她們認為不守「規矩」的女性。

　　《呼蘭河傳》中的小團圓媳婦，就因為走路走得風快，個頭太大不像十二歲的女孩，兩隻眼骨碌骨碌轉，一點也不知羞，頭天來到婆家就吃了三大碗飯，就被鄰居們認為不像「小媳婦」。為了「能夠規矩出一個好人來」，她的婆婆對她「一天打八頓，罵三場」。慘無人道的折磨，使小團圓媳婦很快就奄奄一息了。婆婆把自己省吃儉用，兢兢業業積下來的那點錢全部拿出來,請「跳大神」給小團圓媳婦治病,結果一個活潑生氣的小女孩就這麼給折磨死了。而遠近村民全部興緻勃勃地來觀看這一「盛舉」。如果說婆婆對小團圓媳婦採用的是肉體折磨的「教育」法,那麼呼蘭城人對王大姑娘則採用的是精神折磨的「教育法」。

　　王大姑娘，一位美麗健康、活潑能幹的女性，當她自己做主與馮歪嘴子相愛結合，就觸犯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倫理，遭到村夫村婦們的一致反對，人們對她說長道短，甚至造謠中傷，先前的那些優點也全變成了缺點了。王大姑娘就在這可畏的「人言」中日益憔悴，最後難產而死。

　　蕭紅筆下的小團圓媳婦、她的婆婆、王大姑娘、翠姨、呼蘭河村民在現實生活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小團圓媳婦的婆婆之於小團圓媳婦的暴行直接隱喻了女性對男權扼殺女性生存暴行的認同與繼承。這些以「教化者」自居的母親、婆婆們既是封建男權文化的受害者，同時又是男權文化的執行人。

　　蕭紅之絕響：文學對農村和農村女性的疏離

　　正如冰心女士在愛的氛圍中長大，對她成人後「愛的哲學」起著重要作用一樣，蕭紅從小就感受到「人生的殘酷」。生母的早逝，後母的冷漠，父親的嚴酷專橫，周圍人的麻木愚昧，尤其是祖父的去世，更使蕭紅「覺得人是殘酷的東西」。不幸的是，這種痛苦的童年感悟並未因她的成長自立而得以解脫。蕭紅是一位嚮往自由、個性解放、人格獨立的女性，可是在現實生活中屢屢碰壁，幾次婚戀的失敗，生育的艱苦，疾痛的折磨，周圍人的誤解，男性的欺騙、負心、冷漠等，還有那種男尊女卑的封建性別思想無形之網的籠罩，更使蕭紅加深了這一從小而來的人生感悟。

　　紅顏薄命、身世坎坷的蕭紅最可貴之處在於，她在創作中並不像廬隱、蘇青那樣停留在咀嚼一己的悲歡，也不像冰心、凌叔華、丁玲等作家那樣主要以知識女性和都市女性作為敘述主體，觀照她們的生存狀態，而是從自己的人生體驗出發，把視角伸向廣闊、落後、貧瘠的農村，以比她更不幸的廣大農村勞動婦女作為觀照對象，真實地描繪了這群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和男權專制社會壓迫下最底層勞動婦女怵目驚心的動物般的生存狀態，替她們發出對不公平社會的控訴，也是喊出了自己的控訴和苦難。

　　如今，蕭紅筆下那種落後、愚昧的農村已成為歷史，丁玲筆下涉獵過的土改農村今天已進行著另一番的改革。時代發生了重大變化，嚴格來說，蕭紅之絕響是合乎歷史邏輯，但反映農村、關注農村的發展和問題，刻畫當代農村婦女形象，以及蕭紅對底層婦女持久、深切關懷的那種精神、意義不應該絕響。遺憾的是，在當代文學中，農村題材特別是農村婦女題材比較少，女性作家書寫這一題材的優秀作品幾乎付諸闕如。諸如《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等優秀作品還是出自男作家之手。何以出現這種令人遺憾的現象?

　　客觀來看，當今社會發展的重點、熱點在於現代化。而現代化置於全球化、知識化、城市化的背景之下，整個社會處於巨大的轉型之中，人的物質追求更加凸現，精神狀態更加多元化，農村特別是偏遠農村相比現代化顯得更加邊緣，農村的現代化似乎就是城市化——雖然並非如此。因此，不少作家們包括女作家更把筆觸對準了城市，書寫現代觀念和意識，放眼經濟大潮，描摹女性的解放(包括現代女性的離經叛道和驚世駭俗)，其中不少作家以情與欲、愛與恨、離與合、緣與散、罪與罰、反叛與妥協等為主題，工筆城市浮世、才子佳人、飲食男女，甚至熱衷於所謂後現代。相應於城鄉之間的差距，在文學領域也形成了城鄉的巨大斷裂。

　　當今社會，女性主義及其女性主義文學主要植根於城市，並沒有深入到農村，雖然男女平等的觀念已深入城鄉的人心，但現代女性、現代女性的生活方式、現代女性的思想觀念、現代女性的生活環境似乎與農村的觀念格格不入，女權主義、性的獨立、開放以至顛覆等，都與農村隔膜得很。

　　從女性寫作者來看，女作家呈知識化、城市化趨勢，城市出身的女作家當然更易於、樂於寫城市題材或為城市讀者所喜愛的題材，而農村出身的女作家大多由於知識化之後「遠嫁」城市，雖然也情之所發涉及農村題材，能夠寫出農村的些許「土」味，但往往因為融入城市而更加熱衷於書寫城市、服務城市。

　　此外，從文學的讀者來看，文學的讀者更加知識化。農村的文學讀者往往對於知識化的寫作存在著接受的障礙，存在著伽爾達摩所言的「視界融合」（即文本的視界與讀者的視界融合）的問題。相比而言，城市讀者對於文學特別是時尚的文學有著更大的閱讀願望和購買力，因此，一般而言，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之間，文學家更願意服務於城市讀者這一讀者群。

　　雖然文學理論上來說是沒有國界、跨越城鄉的，城市的讀者也可以接受鄉村題材的作品，鄉村的讀者也可以接受城市題材的作品，但直接反映鄉村的發展、人物、問題的作品農民們更加需要，讀起來是「平易近人」而更有親和力。

　　農村佔據中國的大部分領土，農村人口逾8億。當今中國農村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農村的改革和發展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績，農村的城市化也得到了很大的推進，打工族形成了中國巨大的人口流動和遷徙，為社會的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農村的面貌以及農村人口包括婦女的精神面貌均煥然一新。但另一方面，農村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如「三農」問題、青壯年勞力流失、男女比例問題（包括新生兒性別比問題）、生育問題以及伴生的其他社會問題。此外，與城市相比，農村仍顯得相對傳統、落後、發展力不夠、發展速度緩慢。農村蘊藉著巨大的創作素材，同時是一個本真狀態的「召喚結構」，召喚著有責任感的作家、有擔待感的文學、一枝一葉總關情的作品。文學當然不是調查報告，但理應藝術地觀照農村的生存狀態、發展趨勢，映射當代農村的人與事、物與景，表現當代農村、農民喜聞樂見的故事，深切地表達民聲和民情。

　　今天，我們回首蕭紅，其絕響文韻顯示出無可追襲的獨創性，其20世紀上半葉農村的原生態表現也舊景不再，但是，中國文化憂國憂民的道脈，蕭紅對農村社會深切關懷的觀照精神，對農村女性的深刻體察和同情，對封建性別文化的揭示和批判，均是今天文學界需要繼承的遺產，仍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因此，我們說蕭紅的精神不該絕響；同時，必須傾聽當代農村社會和農村女性對屬於自己的多元化作品的呼喚，對屬於自己的大家之作的呼喚。

（作者單位：廣東商學院人文傳播學院）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42卷，第96頁。

　　②《中國女性文化》2004年第2期，中國文聯出版社。

摘自《文藝評論》2006年第2期

註：該資料為新安中學學生專題研究性學習之用。謹向作者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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