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鋒下：就絲綢之路衰落問題與葛劍雄先生商榷

近期有一篇葛劍雄先生的訪談整理文章《破除對「一帶一路」盲目樂觀》見諸一些網站，引起頗多關注。

　　葛先生是我很尊重的歷史學者，然而這篇文章細讀之下，發現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有事實上的，也有觀念上的。葛先生是著名學者，在參政議政方面素有直名，擁有良好的聲譽和很大的社會影響力，部分觀點可能會造成人們的誤解，故筆者不揣淺陋，撰寫此文，謹與葛先生就其文章之中的部分內容進行商榷。

　　絲路斷絕於唐末不符合史實

　　《破除》一文說，「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既不是中國人興建的，也不是中國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對中國的絲綢有需要，才形成了絲綢之路」，又說，「實際上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為了貿易和利潤開闢過這條路」，這些都是對的，也有利於公眾形成對絲綢之路歷史的正確認知。

　　問題在於，《破除》一文說：「安史之亂後，唐朝從中亞節節敗退，一直退到長安附近，絲綢之路基本上不存在了，變成了中亞內部的一條路。」並且說，「而這時，阿拉伯人掌握了航海技術，到了廣州、寧波這些地方。海運一通，絲綢之路的價值就沒有了」。

　　——為什麼海運一通，絲綢之路的價值就沒有了呢？《破除》一文認為，是因為「海上運輸量大，除了絲綢，還增加了茶葉、陶瓷等日用品。所以絲綢之路並不是始終都有那麼多的價值。」

　　事實上，被葛先生斷定為沒有價值的絲綢之路貿易，在安史之亂後，一直持續了近千年時間，直到十八世紀歐洲近現代工業的大規模發展，才嚴重的以曲線下降了。正如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更有規模更具效率的超市賣場始終沒有代替雜貨店一樣，絲綢之路在歷史上的衰落，並非是海運更先進的結果，而是衰落於複雜而現實的市場需求邏輯，簡單認為海運就必然應該代替陸運，一則不符合史實，二則容易導致悲觀但未必理性的現實預期。

　　唐之後數百年的明朝，海上貿易已經大規模興起，但事實上，這同時也是陸上絲綢之路貿易極為繁盛的時代。當時西域諸國與中國的絲路貿易，主要是以使節團入貢的形式完成的——雙方其實心知肚明，那些其實仍然是符合彼此需求的貿易，而外交使節團的成員，也都是商人。

　　這段時間的絲綢之路貿易有大量的中外史料來佐證，比如《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就以日記的形式記載了1419年帖木兒帝國國王沙哈魯派遣龐大使團訪問中國的一次交易經歷——那是個攜帶大量貨物、擁有500人規模之多的的龐大使節團（商團），作者是使團的隨團畫師火者·蓋耶速丁。

　　再比如，《明實錄》記載，永樂十七年，哈密向明朝進貢，派出的使者及商人290人，貢馬3500百多匹及貂皮、硇砂等物，中國回賜的鈔3.2萬錠，文綺百匹，絹1500匹；而在正統十二年，瓦刺遣使朝貢，使團人數達到了空前的2149人，中國回賜的彩緞表裡、布帛甚至達到了13345匹。

　　在當時波斯商人的眼裡，絲綢之路上的甘州和肅州（今甘肅張掖和酒泉市）都是繁盛的都市，他們驚嘆於甘州的繁華，甚至參觀完一處木塔後，在日記里記述：「全世界的高級木工、鐵匠和畫家都應該去欣賞該建築以便向中國藝術家們學習」，而在中國的史籍資料則記述：「西域入貢者尤盛」，歲歲不絕，西域商人「往來道路，貢無虛月」。

　　西域使節團（商團）帶到北京的貨物不是全部，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數商品由存留使臣（商人）在甘州、肅州等地代為出售，馬匹則全由陝西行都司收購，陝西行省也因此成為了當時的「大批商貨彙集之地」。

　　衰落的邏輯

　　為什麼在數百年的時間裡，看似更具規模和效率的海運竟然始終沒有代替「沒有價值」的陸上絲綢之路貿易？最早一批乘船來到澳門、來到中國的葡萄牙人也曾迷惑於這個問題——他們最初驚奇於那些波斯人竟然經陸路步行來到北京，並想當然地認為他們的航運優勢可以壟斷中國與西方的貿易。

　　作為當時的奢侈品，絲綢這類商品的貿易，對成本其實並不敏感（同時，當時相當發達的明朝對西方的商品也沒有什麼太明確的需求，中國的需求主要是馬匹），另一個問題是，海運實際上從來不會比絲綢之路更安全，在海上，阿拉伯人、馬來人、中國海盜和葡萄牙人相對抗。

　　還有一些是社會文化方面的因素。絲綢之路貿易是一個傳統，相比於那些渡海而來的歐洲人，歷代的中國政府、民眾都更願意那些來自西域的商人或者使者打交道，並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故事。馬克思的《俄國的對華貿易》敏銳地指出了這一點：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對從海上來到他們國家的一切外國人抱有反感，而且並非毫無根據地把他們同那些總是出沒於中國沿海的海盜式冒險家相提並論。

　　阿里·瑪扎海里在《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一書中說，海路和絲綢之路曾在長時間內相輔相成，甚至在十八世紀期間尚互為補充，直到「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幾乎獨攬了中國與西方75%的貿易，剩餘的25%落入俄羅斯之手」，這時候，絲綢之路貿易才嚴重以曲線下降。

　　這個時期，深層次的原因是雙方市場的需求都發生了變化（結構性的需求變化一直在發生，比如在18世紀初茶葉取代絲綢成為了中國第一大出口商品，但很明顯，茶葉和絲綢兩者並沒有什麼替代性），歐洲近代技術工業的興起，讓普及的棉布代替了絲綢，讓化學合成品代替了中國出口的古老貨物——麝香、樟腦，讓來自瑞典的火柴代替了珍貴的中國火鐮。

　　簡單說，歐洲的工業化進程，使得西方不再需要從中國販賣過去那些必需品，所以我們最終看到，英國最終控制的更先進更有效率的海上運輸，並沒有促生出更繁盛的絲綢貿易，而只是帶來了一些中國當時所沒有的近代工業產品——比如洋火，當然還有鴉片。

　　演化沒有終點

　　關於絲綢，《破除》一文還提到：「比如我看到有幅漫畫，畫的是歷史上的絲綢之路運了各種各樣的物資，這是不可能的，運絲綢之外的東西是賺不到錢的」。實際上，根據記載，樟腦、大黃、肉桂、麝香、薑黃，甚至於生薑，都是古絲綢之路上中國重要的出口商品。

　　再比如，《破除》一文說歷史上絲綢之路的暢通與否，取決於中央王朝的統一和控制，並強調漢唐兩朝對中亞甚至西亞的戰略控制能力。這是典型的大國沙文心態，實際上，絲綢之路的暢通當然取決於那些沿線的西域大小國家的和平，但西域國家戰亂與否，同中國是否控制這些地區是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的。說白了，只要政局穩定，生意就不會停止。

　　當然這只是些歷史細節，並沒有多大意思。《破除》一文中唯一重要的誤區在於對絲綢之路衰落的解釋。這是因為，如果我們持絲綢之路的衰落只是因為海運更具競爭優勢這樣的簡單歷史判斷，而無視絲綢之路衰落的過程裡面中西方主體的變化、市場需求的演變，那麼，一個順理成章的現實推論就是今天重推陸上的絲綢之路，實際上既不合理也不樂觀。

　　歷史上，絲綢之路產生於市場的需求，它的幾通幾絕，看似脆弱，其實取決於今天我們怎樣進行解讀——比如說，「屢通屢絕」的語境自然是悲觀的，但我們把它看作「屢絕屢通」，自然而然，就可以發現、認可歷史和現實中市場需求所賦予的這條歐亞大通道的豐富生命力。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實中絲綢之路的價值，都不能，也不應該被海運所證偽。

　　市場需求的演化沒有終點——比如從簡單的商品貿易，到今天的基建、工程服務，甚至金融合作，文明交流和融和的演化同樣沒有終點。往近處看，中國重推絲綢之路似乎只是為了解決國內的產能過剩，以及順帶的能源貿易，但往遠處看，在新的發展對比語境下，這未必不是幾大文明體在歷經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後，在全新的競合關係中、產業優劣勢下，重新接觸、溝通、交流、合作的開端。

　　開端當然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葛先生也表達了這樣的擔憂。但我們應該知道，演化有可知，也有不可知，依中國的傳統心態，雖有憂患，卻不是悲觀，正是因為有那些不可知的內容，諸如中西亞國家的政權穩定，諸如形形色色文化的差異和衝突，才需要我們盡人力，來燮理，來斡旋。

　　葛先生還建議說，希望對政府官員以及更大範圍的公眾能有一個絲綢之路歷史的培訓，以形成普遍的正確的認知。這是個非常好的建議。但我希望對絲綢之路的研究和培訓，不應該止於那些輝煌的歷史，而是要看到，歷史上這條貿易通道、文明交流的通道，究竟因何而興起，又因何而斷絕（斷絕的邏輯幾乎和勃興同樣重要），只有這樣，行動的認知才不會止於向中亞、西亞賣東西、修道路、買油氣，才能夠見機而作，把握住新絲綢之路的真正現實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