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對中國文化的兩極評判

作者簡介：馮天瑜，1942年出生，湖北紅安人，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專門史中國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從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探討中國文化史框架構築和明清文化史。

中國文化延綿久遠，儀態萬方，蘊藏豐富，視角各別、價值取向有異的人們對它的評議往往見仁見智、各執一端，甚至同一位思想者在不同語境作出截然背反的判斷。對於此一弔詭現象，只有本著歷史主義態度才能得到合理詮釋。

（一）西方哲人的中國文化兩極論

16、17世紀之交利瑪竇、艾儒略（1582—1649）、湯若望（1591—1666）等歐洲耶穌會士懷著「中華歸主」夢想聯翩入華，一方面向中國傳播西學（科技與神學），另一方面又向西方譯介中學，中國經典和文學作品流播西土，中國民間以至宮廷生活的實態漸為西人知曉，從而開啟西方漢學的端緒。自此以降，西洋人對中國文化的觀感，大略呈兩極狀態——

一極以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8）和法國重農學派魁奈（1694—1774）為代表。伏爾泰的《風俗論》（1756）等著作展示的中國文化，是理性、人道的典範，將康熙皇帝視為柏拉圖推崇的「哲學王」似的理想君王，中國儒學深藏當時歐洲現實難得見到的「自由」精神及宗教寬容。伏爾泰發現，孔子和西方古代賢哲一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並「提倡不念舊惡、不忘善行、友愛、謙恭」，「他的弟子們彼此親如手足」，這就是「博愛」的本義，因而也就和「自由」與「平等」的信條息息相通。伏爾泰對經驗理性、仁愛精神等東方式智慧大加讚歎，並藉以作為鞭笞歐洲中世紀神學蒙昧主義的「巨杖」。魁奈更多地肯定中國的制度文化，他在《中國的專制主義》（1767）中稱中國的政治是合法的專制政治，中國的法律都是建立在倫理原則基礎上的。魁奈對中國思想家崇仰備至，有「一部《論語》可以打倒希臘七賢」的名論。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詩人歌德，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等，也都推崇中國文化。

略晚於前者的另一極，則以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23—1790）、德國哲學家黑格爾（1770—1831）為代表，他們透見中國文化發展的停滯性，認定這是一個缺乏活力的系統。亞當·斯密在18世紀70年代指出：

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優，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許久以前，它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客居於該國之馬哥孛羅的報告，殆無何等區別。若進一步推測，恐怕在馬哥孛羅客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財富，就已經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之極限。

19世紀初，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稱中國為無變動的「同一」；稍後，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尖銳批判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20世紀中葉，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1902—1979）則認為儒家價值觀與現代社會價值觀相左，妨礙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

時至當代，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認識逐步深化，但大體仍在上述兩極間徘徊。其一極蔑視中國文化，發皇者來自西方政壇、學界，並往往與「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交織；另一極則對中國文化高度讚許，尤其將《老子》、《周易》奉為天縱之書，以為是克服「現代病」的良藥，甚或認為中國是未來世界的希望，這類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褒詞，往往發自西方一流思想家、科學家（包括20世紀90年代前後的諾貝爾獎得主）。

西方的中國文化觀的主流態勢略為：17—18世紀對中國文化嚮往、頌揚，19—20世紀對中國文化批判、蔑視，這是啟蒙時代和現時代西方的兩極東方文化觀，分別反映了處於不同階段的西方文化的兩種訴求：前者是為突破中世紀蒙昧從東學尋找借鑒，後者是為西方文化「先進」提供東方文化「落後」的襯托。

近代中國人自身對東亞傳統文化評價的分歧之大，並不亞於西方人。這種分歧不僅指西化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貶斥與東方文化本位論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褒揚之間形成的強烈對比，而且，在同一位中國思想家那裡，先後對中國智慧的褒貶揚抑，往往形成巨大反差。如現代中國著名文化人嚴復、梁啟超自清末到民初評價中國文化的言論，呈現兩極化走勢，便是典型案例。這裡側重討論梁氏的中國文化兩極評議。

（二）梁啟超清末對傳統文化的抨擊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重要的革新運動——戊戌變法的領袖之一和主要宣傳家。1898年變法失敗後，梁氏流亡日本，潛心研習西方文化，以尋求強國借鑒，與此同時，又解剖中國文化的病端，尤其激烈抨擊專制政制。梁氏1902年曰：

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大仇也！……

使我數千年歷史以濃血充塞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萬里土地為虎狼窟穴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百兆人民向地獄過活者誰乎？專制政體也。

他號召中國之青年，「組織大軍，犧牲生命，誓翦滅此而朝食」，洋溢著對中國制度文化的核心——專制政制不共戴天的批判精神。

1899年，梁氏東渡太平洋，造訪美國，目的是「誓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1903年2月梁氏再次離日遊覽北美，在加拿大與美國逗留8個月，並於1904年2月在《新民叢報》增刊發表《新大陸遊記》。

遊記首先記述梁氏走出國門後的直觀感受：

從內地來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輒一變，內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變，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變，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橫渡大陸至美國東方，眼界又一變，太平洋沿岸都會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遊歷者所同知也，至紐約，觀止也未。

這是從現代化程度由低到高作出排列：中國內地—香港上海—日本—美國太平洋沿岸—美國大西洋沿岸，紐約是嘆為觀止之處。那時外游之國人多作此種梯級評價，梁啟超並無二致。

經中西比較，梁氏還痛論中國人行為方式的種種不文明表現，諸如：

西人數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國人數人同行者如散鴨。西人講話……其發聲之高下，皆應其度。中國則群數人座談於室，聲或如雷；聚數千演說於堂，聲或如蚊……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國人未曾會行路，未曾會講話，真非過言。斯事雖小，可以喻大也。

作為政治改革家的梁啟超，最關心的當然是西政，他大力推介美國的民主政體，指出美國實行共和憲政，賴有「市制之自治」的基礎，而中國僅有「族制之自治」，人民僅有「村落思想」，不具備共和憲政的條件。由此出發，梁氏從政治角度例舉「吾中國人之缺點」（下引僅列綱目）：

一曰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

二曰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

三曰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

四曰無高尚之目的

1899年至1904年間的梁啟超，具體考察西方現代文明（從民俗、經濟到政治制度），並給予肯認，同時又對中國傳統社會及文化加以痛切的批評。梁氏1899—1902年熱烈倡導民主共和，1903—1904年則回歸君主立憲，寄望於「開明專制」，正是他通過中西文化比較，意識到當時的中國不具備實行民主共和的條件，他認為，在缺乏「市制之自治」等文化要素的情形下，貿然推行民主共和，必致天下大亂。

對於中國學術文化諸門類，梁啟超也有尖銳批評，如說傳統哲學僅論倫常，傳統史學是帝王起居注、是相斫書，以朝廷或君主為核心和本位，故1902年發表《新史學》，發起「史界革命」。

總之，19世紀末20世紀初，梁啟超是中國傳統文化犀利的批評家，正如馮自由所說，《新民叢報》初開一兩年，梁啟超所倡之「破壞論」，極具感召力，「影響國內外青年之思想甚巨」；黃遵憲1902年致函，稱讚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的文章「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清末之梁氏誠為破壞舊文化的「言論界之驕子」 。

（三）梁啟超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中國傳統文化高度讚美

時過十餘載，歷經辛亥革命的大波瀾，又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人類（尤其是西方世界）創巨痛深的打擊，敏感的梁啟超對於中西文化有了新的體悟。

1918年12月，梁啟超與蔣百里（1882—1938）、丁文江（1887—1936）、張君勱（1887—1969）及外交官劉崇傑（1880—？）、經濟學家徐振飛、負責後勤的楊鼎甫等7人赴歐（其中丁文江、張君勱二位後來分別成為20世紀20年代「科玄之爭」科學派與玄學派的主將），於旁觀巴黎和會前後，遍游英、法、德、意等歐洲列國，1920年1月離歐，3月回歸上海。梁氏一行訪歐一年又兩個月期間，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西方現代文明的種種弊端一併充分暴露，一批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人文學者對西方文明持批判態度（德國人斯賓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沒落》為其代表作），有的甚至對西方文明陷入絕望，並把希冀的目光投向東方。梁啟超返回中國後發表的《歐遊心影錄》描述這一情形：

記得一位美國有名的新聞記者賽蒙氏和我閑談（他做的戰史公認是第一部好的），他問我：「你回到中國幹什麼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帶些回去？」我說：「這個自然。」他嘆一口氣說：「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我問他：「你回到美國卻幹什麼？」他說：「我回去就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我們。」

在《新大陸遊記》（1904年印行）中梁氏曆數中國社會及文化的種種病態，認為惟有學習西方才有出路，而十餘年後，在《歐遊心影錄》（1920年印行）中，梁氏卻180度轉彎，他致意中國青年：

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

梁啟超向中國青年大聲疾呼：

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聖（指孔子、老子、墨子——引者）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正在拿他的精神來加佑你哩。

這裡梁啟超申述的不僅是「東亞智慧救中國論」，而且是「東亞智慧救世界論」。當然，有著世界眼光的梁氏在強調「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同時，又力主向西方文化學習，促成中西文化的「化合」。

必須指出的是，1920年的梁啟超與1904年的梁啟超相比，其愛國救世的熱情和誠意別無二致，其筆鋒也都「常帶感情」。然而，同樣是這位有著赤子之心的梁啟超，何以在十餘年間對東亞智慧現世價值的評判發生從沉痛否定到熱忱推崇的巨大變化呢？

（四）「現代化訴求」與「後現代反思」

這裡不擬就梁氏個人的心路歷程作詳盡分析，而只簡要考察梁氏十餘年間對中國文化評價系統的變化，進而探求如何整合這兩種評價系統。

梁啟超1904年撰寫《新大陸遊記》，洋溢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精神，這是那一時代中國先進分子「向西方求真理」，以謀求現代化出路的典型表現。梁氏當年對傳統產生錐心之痛，緣故在於，東亞社會及文化未能導引出現代化，其若干層面還成為現代化的阻力，以致中國社會及文化落伍於西洋，一再被動挨打，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機。為解除危機，梁氏揭露中國傳統社會及文化的種種病態，可謂愛之深、責之切，即使今日讀來，人們也能產生會心之嘆。梁氏批評傳統，所秉持的文化評價標尺是西洋文化呈現的現代化模型，出於對現代文明的渴求，梁氏揚棄舊學，倡導新學，力行「新文體」、「新史學」、「詩界革命」，以新文化巨子現身19、20世紀之交，如驚雷閃電般輝耀於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

梁啟超於1920年撰寫的《歐遊心影錄》，則是在對西方文明的弊端（或曰「現代病」）有所洞察後，再反顧東方，發現中國傳統智慧具有療治現代病的啟示價值。這種以中國傳統智慧挽救現世文明的論斷，與現代西方反思現代病的思潮相呼應，就尚未實現現代化的中國而言，是一種早熟的後現代思維，雖然缺乏細密深入的歷史分析，卻頗能擊中現代病要害，包蘊著若干真理的顆粒，身處現代文明之中、為「現代病」所困擾的今人讀到此類評論，亦有切膚同感。

於是，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有「兩個梁啟超」：激烈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梁啟超和高度稱頌中國傳統文化的梁啟超。

人們往往因梁啟超1904年所撰《新大陸遊記》與1920年所撰《歐遊心影錄》的思想大轉變，而嘲諷他的「多變」，梁氏自己也曾以「流質易變」、「太無成見」自嘲。其實，對傳統文化先後持兩種極端之論，並非梁氏個別特例，在其他近代文化大師那裡也有類似表現，如嚴復戊戌時期在《救亡決論》中曆數中國傳統文化弊端，並倡言：「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而嚴氏晚年力主回歸傳統，高喚：「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五四新文化運動間胡適有「反傳統」傾向，還倡導「全盤西化」（或曰「世界化」），而20世紀30年代成為「整理國故」的主將。我們今天對於此種現象的認識，不能停留於對梁氏、嚴氏、胡氏等前哲矛盾性思維的一般批評，不應止於「早年激進、晚年保守」的皮相之議，而應當進一步考析——梁啟超、嚴復、胡適等學人對於傳統文化從「離異」到「回歸」的心路歷程報告著怎樣的時代消息？

否定與讚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兩種極端之論集於一人，是近代中國面對多層級變革交會的一種反映。西方世界幾百年間實現工業化與克服工業化弊端這兩大先後呈現的歷時性課題，都共時性地擺到近代中國人面前。面對中國社會「多重性」的國人頗費思量。力主匯入「浩浩蕩蕩」世界文明大潮的孫中山，一面力主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實現工業化，但同時又在中國資本十分薄弱之際便警告，要「節制資本」，便是交出的一種有民粹傾向的答案。而梁啟超於20世紀初葉的兩種極端之論是試交的雙重答案——

1904年批評東亞社會及文化，是一種「現代化訴求」；

1920年呼喚以東亞智慧拯救西方，拯救現代文明，其著眼點則是「後現代思考」。

梁氏在短短十餘年間發表兩種極端之論，給人以前後矛盾的「大跳躍」印象，是因為他在尚未釐清前一論題時，便匆忙轉向後一論題。這當然與梁氏個人學術性格有關，但也是20世紀中國面臨文化轉型的多重性所致——在中國以經濟層面的工業化和政治層面的民主化為基本內容的現代化剛剛起步之際，已經完成現代化任務的西方世界面臨的「後現代」問題，也通過種種渠道紛至沓來。這樣，中國人（特別是知識精英）一方面要揚棄東亞固有的「前現代性」，以謀求文化的現代轉型；另一方面，又要克服主要由西方智慧導致的現代文明病，此刻，以原始綜合為特徵的東亞智慧又顯現出其「後現代」啟示功能。

梁啟超敏銳地把握了東亞智慧在歷史不同層面上的不同功能，各有精彩闡發，雙雙留下足以傳世的讜論，當然，他未能將兩種歷時性的論題加以必要的釐清與整合，留下思維教訓。

今人需要在梁氏等前輩的基點上，邁出更堅實的步子。我們今日討論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當然不應重蹈先輩的故轍，在「一味貶斥」與「高度褒揚」的兩極間擺動，而理當歷史地考察傳統文化的生成機制和內在特質，既肯認東亞智慧創造輝煌古典文明的既往事實，又研討東亞智慧未能導引出現代文明的因由，還要深思東亞智慧對療治現代病的啟示意義。在展開這些思考時，應當把握歷史向度，而不能作超時空的漫議，同時還必須真切把握西方智慧這一參照系，克服夜郎自大的東方主義和心醉西風的西化主義兩種偏頗。

——摘自馮天瑜 《中國文化生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