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石刻的理論綜述

作者 : 不詳

　　遼代石刻的理論綜述

　　所謂石刻，系指在石頭上鑿刻的文字和圖像。石刻舊屬金石學，今日石刻文字研究屬古文獻學，石刻圖像（如摩崖石刻、石窟造像）屬文物考古學。這裡只簡述遼代的石刻文字，不包括石刻圖像。

　　一、遼代石刻的發現與著錄

　　石刻可以分為地上、地下兩類。寺院的石碑、經幢露天存放，很容易發現和著錄；而埋藏於地下的墓誌，只有經過清理髮掘才能被發現。因此，最早見於著錄的是地上的石刻，到20世紀50年代以後，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地下的碑誌才大量被發現，現在所見到的遼代地下石刻，大多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被發現的。

　　遼代石刻發現的地區，主要是北京、內蒙古、河北、山西、遼寧、黑龍江。這些地區都在遼朝統治境域之內，故有遼代石刻遺存。在遼宋「澶淵之盟」以後，兩國以白溝（今拒馬河）為界，白溝以南為宋朝地域，很難發現遼代石碑。不過也有特例，在廣東南海光孝寺中，卻有一通遼道宗大康六年（1080年）的《東作使造像記》，是東作使楊某為其新生小男孩所作，應是後人攜帶至此①。

　　在朝鮮北部有遼代石刻被發現，因為在圖們江、鴨綠江以南的部分地區，在遼代屬於東京道管轄。今蒙古國在遼代屬上京道管轄，遼代的古城和寺院多，也有遼代石刻，只是其文字未被記錄出來。

　　遼朝的歷史分為前後兩個階段，916～1125年屬於前期，1124～1211年屬於後期，有如北宋和南宋。遼朝後期統治重心在中亞，首都為虎思斡耳朵，史稱西遼。西遼存在的時間很長，也應當有石刻遺存。

　　遼代石刻的著錄，最初多見於地方史志和地方文獻中。《元一統志》曾節錄了《仙露寺碑》文②，這是志書中最早記錄的遼代石刻。《欽定熱河志》、《承德府志》、《義縣誌》、《朝陽縣誌》、《塔子溝紀略》、《瀋陽縣誌》、《盤山志》、《薊縣誌》、《玉田縣誌》、《山西通志》、《大同府志》等都記錄了遼代石刻。光緒年間，胡聘之編有《山右石刻叢編》，收錄了遼代石刻8種。光緒中，繆荃孫總纂《順天府志》，搜羅畿輔碑誌，輯成《遼文存》6卷，收入遼代遺文245篇，其中有石刻若干，光緒末，王仁俊輯《遼文萃》7卷，其中包含有石刻若干。與此同時，黃任恆又輯《遼文最》4卷，其中有石刻若干。黃氏未見繆荃孫《遼文存》，故重複者甚多。入民國以後，遼代石刻漸多，金毓黻《遼東文獻征略》、羅振玉《遼居雜著》，以及《東北叢刊》、《燕京學報》等等也有著錄③。日本學者園田一龜曾在東北廣搜碑誌，編輯成《滿洲金石志稿》，其中有遼代石刻若干。

　　以上這些著作今日難以尋找，而且所收數量不多，收錄比較全面的當首推《全遼文》。陳述先生從20世紀30年代起，曾廣泛搜集遼代石刻，以前北平研究院、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所收藏的遼代石刻為主，輯成《遼文匯》10卷，由中國科學院出版局於1953年出版。其後，各地出土遼代石刻漸多，於是又不斷補充，在《遼文匯》基礎上編輯成《全遼文》13卷，由中華書局於1982年出版，此書共收入遼代石刻270餘種，如果將契丹文石刻也計算在內，共280餘種，當時所能見到的遼代石刻幾乎全部收入④。

　　此後，各地又新發現了一些遼代石刻，向南在《全遼文》的基礎上又加以補充、編輯成《遼代石刻文編》，於1995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內蒙古是遼代石刻出土最多的地區，蓋之庸將內蒙古出土的主要遼代石刻編為一集，稱《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2002年由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內蒙古發現的遼代石刻68種，其中有若干新出土的石刻⑤。

　　據悉，近年又有新出土的遼代石刻，有的已著文發表，有的尚未進行研究公諸於世。目前已發現的遼代石刻，大約在320～330種左右。如果與其他朝代相比，遼代石刻數量並不算多，然而其學術價值卻非常高，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

　　二、遼代石刻的種類與特點

　　文字是語言的外殼，它與語言互為表裡，都是用以表達思維、進行思想溝通的工具。文字表達必須要有書寫材料，用絹帛書寫稱帛書，用竹木書寫稱簡牘，用紙張書寫稱紙書，用石頭書寫稱石刻（石刻先用硃筆書寫文字，稱做書丹，然後石工將硃筆鑿刻成陰文）。所用的書寫材料雖然不同，然而都是為了記事和溝通思想。

　　石刻通稱石碑，就其性質、用途而言，可以劃分為地上和地下兩大類。在其下又可以細分為若干種類，具有不同的名稱。

　　（一）地上石刻

　　地上石刻一般稱為碑，遼碑可細分為若干種。

　　1.紀功碑。紀功碑是遼代最早出現的石刻，耶律阿保機即位以前（910年），曾「詔左僕射韓知古建碑龍化州大廣寺，以記功德」⑥，兩年後（912年），征討奚，獲勝以後「次灤河、刻石記功」⑦。天贊三年（924年）征討吐渾、党項、阻卜，於古回鶻城「勒石記功」，又「詔礱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記其功」⑧。礱者，磨也，即磨去舊碑文以刻記功碑。古回鶻城在今蒙古國鄂爾渾河畔，可知蒙古國境內應有遼碑。《遼史》稱，在遼太祖陵前有聖蹤殿，立碑述太祖遊獵之事。殿東有樓，「立碑以記太祖創業之功」⑨。據實地考察所見，太祖陵黑龍門附近有契丹大字殘石，應即太祖紀功碑所在⑩。

　　2.寺廟碑。這類碑屬於紀事碑，多記載創建或改建寺廟的始末，數量比較多。有的碑記載名僧的事迹，如大安七年（1091年）　《法均大師遺行碑》、乾統八年（1108年）《妙行大師行狀碑》，所謂「遺行」、「行狀」，即今日所說的事迹。

　　3.碑記。碑記的內容、性質與寺廟碑相同，只是標題後面多加了一個「記」字。舉凡碑記、造像記、藏經記、石匣記、遺行記等等，都可以歸入此類。北京西郊大覺寺《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咸雍四年，1068年）保存完好，最具代表性。此外，俗人所立的一些碑刻也加有「記」字，如《涿州移建孔廟碑陰記》（統和二十八年，1010年）、《三河縣重修文宣王廟記》（乾統七年，1107年）等等。

　　4.塔記。塔記是記載建塔始末，數量也比較多。從塔記可知，遼代建塔原因有多種。有的是出於國泰民安、為歌頌聖君明主而建塔紀念的。例如《盤山甘泉寺新創凈光佛塔記》（統和二十年，1002年）稱：「今乃歲值安康，人皆豐足……伏遇我承天皇太后恩沾萬匯，德被兩朝……況我昭聖皇帝，垂衣而遇宇宙，握鏡以統黔黎」云云，即道出了其建塔的緣由。有的宗室貴族出於崇佛善心而造塔，如《昊天石塔記》（清寧五年，1059年）稱：「秦越大長公主發心造十三級浮圖一座。」按此塔在北京西便門大街以北，今已不存。有的是僧人為其亡師建藏身塔，如《沙門志果為亡師造塔幢記》、《沙門可訓為本師季攴造塔記》。還有信徒為亡過父母建塔刻記。

　　5.幢記。幢者，碑之一種。幢，梵文名馱咐若，以絲綢寫經，捲成圓筒狀，置於佛前者，稱經幢。將佛經刻於石柱上者，稱石幢，俗稱石經幢，多呈八角形，通常由座、身、頂三部分組成，經文刻在幢身。遼代經幢多刻佛頂尊勝陀羅尼或其它短小的咒語。立幢是信徒的善舉，故留有捐資人的題記。瀋陽故宮前的「大十面」，即是遼代經幢。清人何汝霖《瀋陽記程》、葉昌熾《語石》曾有記載(11)。今已移到十王亭院內。北京門頭溝統和十年（992年）《清水院石幢題記》篇幅甚長，署名的有行幽州府玉河縣令齊諷等數十人(12)。

　　經幢雖多見於寺廟之中，不過墓前也偶見之。遼聖宗墓前有殘斷經幢，文中有「陀羅尼幢座」字樣(13)。耶律琮墓前有觀音經碑，滿刻《佛說觀音經》。雖非八面體，然而其性質與經幢相似。墓前立幢是為墓主祈福，與佛教信徒立幢性質相同。

　　6.題記。遼代盛行題記，與遼代崇尚佛教有關。遼代的石刻題記，有的是造像題記，如會同十年（947年）　《宋暉造像題記》。有的與寺廟建築有關，如重熙七年（1038年）《大同縣薄伽教藏木樑題記》。更多的則是刻經題記，北京房山雲居寺石經上刻有許多捐資人的題記，其中以唐代、遼代題記居多，僅遼刻《大寶積經》即有題記數十條。題記人身份不同，有僧人、品官、貴族，還有平民百姓(14)。中國佛教協會已將這些題記一一記錄下來，整理成《房山石經題記彙編》，由書目文獻出版社（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

　　（二）地下石刻

　　地下石刻多為墓誌。墓誌記述墓主的生平事迹、家族關係，置於墓穴之中。墓誌深埋地下，有誰來看？古人置墓誌，是考慮到了陵谷之變，必須有明確的記載，才能找到先人的陵墓，這種意圖在一些墓誌中是有所交代的。《韓瑜墓志銘》（統和九年，991年）：「陵谷縱遷，尚固牛眠之異。」《宋匡世墓誌》（太平六年，1026年）：「修泉壤之文，用備陵谷之變。」《耶律宗政墓志銘》（清寧八年，1062年）：「防陵谷之變者，無若金石勒其茂實。」

　　通常墓志銘的文字分為三部分，一是標題，說明是何人的墓誌；二是記述墓主的生平事迹、家庭關係；三是韻體頌詞。合稱墓志銘。標題以後，頌詞以前的文字，通稱墓誌序，有的墓誌標題下面明確寫上「並序」字樣。志序又作志引，例如《耶律宗政墓志銘》標題下，有「並引」二字，引即序也。

　　遼代的墓志銘有好多種不同的稱謂。

　　1.哀冊。遼代帝後的墓誌均稱哀冊，而百官平民的墓誌，是不能稱作哀冊的。遼慶陵（又稱永慶陵）出土的遼聖宗、遼興宗、遼道宗及其皇后的墓志銘，一律稱作哀冊，哀冊又作哀策，本是皇帝冊書的一種。徐師曾《文體明辯序說》稱：「古者冊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加謚、寓哀之屬，亦皆用之，故其文漸繁。」徐氏將冊書分為11種，其第五種為哀冊，「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死逝用之」。在遼代，只有帝、後才可以使用哀冊。遼代的哀冊，均是以皇帝名義撰寫，而以他人代筆，用以哀悼已逝的帝後，故有是稱。此種現象在其他朝代很罕見。

　　2.神道碑。墓穴的東南稱神道，神道碑是以放置在神道上而得名，就其性質來說，屬於墓誌一類。遼代神道碑發現甚少，有代表性的是內蒙古喀喇沁旗鴿子洞的耶律琮神道碑。耶律琮契丹名耶律合住（又作昌術）。其墓室中沒有墓誌，在墓外30米的小山上建有神道碑，詳述其生平事迹，與墓誌無異。耶律琮墓無墓誌而有神道碑，原因有二。一是記述其生平事迹的文字篇幅太長，多達4000餘字。碑身高2.36米，寬1.22米，厚0.27米，四面都刻滿了文字。如果把這些文字刻在方形的墓誌上，那麼就需要尺寸很大的志石，在墓室中是難以容納的，在墓外建碑，就不會受到空間的限制。二是耶律琮身份高，功勞大，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是遼太祖之弟耶律迭剌之孫，耶律迭剌曾任東丹左大相。耶律琮屬於皇族宗親，在遼景宗保寧年間（969～978年），耶律琮曾任要職，在處理遼、宋關係上，他力主和睦相處，少生是非爭端，從而避免了戰爭，維護了遼景宗的皇帝之位。《遼史》稱：「合住一言，賢於數十萬兵。」(15)因此，耶律琮死後，被追贈政事令，「皇帝使宗子來會葬，賵贈含襚以表厚親之恩。」(16)其墓前有石像生，刻立文臣武將，都顯示出皇帝對他的格外敬重。

　　3.隧志。墓誌又有隧志之稱。《韓佚墓志銘》在追述其家族來源時稱：「其源流婚姻，門閥世祿，具烈祖神道之文暨世父大隧之志，此不復道。」大隧之志即墓誌，因置墓隧之中，故以大隧之志作為墓誌別稱，隧志與神道之文（神道碑）前後相應。

　　4.神道墓志銘。《趙匡禹墓志銘》題作「趙公神道墓志銘」，將神道碑與墓志銘合而稱之，實屬罕見。不過從此事可以看出，神道碑與墓志銘性質相同，神道碑應屬墓誌之一種。

　　5.實錄。天津市武清縣高彬鄉李老村，出土遼墓誌一通，題作《燕京武清縣張東周母天水郡故趙氏夫人之實錄並序》。實錄者，據實而錄也。班固稱：「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17)

　　自南北朝以來，始撰皇帝實錄，成為編年史的一種。私人也有記先人的事迹，稱做實錄者，唐李撰寫有《皇祖實錄》即為一例。張東周母趙氏夫人墓誌，為其孫男張惟敘所撰，亦稱實錄，此沿襲唐風也。實錄，為墓誌之別稱。

　　三、遼代石刻的學術價值及影響

　　在官修的二十四史中，《遼史》是最簡陋的一種。故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稱《遼史》太簡略，太疏漏。因此，自清代以來許多學者在不斷校勘《遼史》，收集遼代的遺文，以訂正、補充《遼史》。遼代石刻是當時的原始資料，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它極大地推動了遼史的研究。

　　1.契丹文的解讀

　　《遼史》記載，遼朝曾創製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然而這種文字資料並沒有流傳下來，它是什麼樣的文字，誰也說不清楚。宋人王易在《燕北錄》中，記載有用契丹文書寫的「朕敕走馬急」的腰牌，僅此而已。在陝西乾陵，有用契丹文刻寫的《郎君行記》，但是在很長時間內，人們誤認為它是女真文，因為誰也不知契丹文與女真文有什麼不同。

　　從20世紀20年代至今，已發現契丹文石刻數十種，契丹文石刻的發現，填補了遼史的空白，在國內外出現了契丹文研究的熱潮，使死文字契丹文逐漸活了起來。最初的契丹文石刻，是20世紀20～30年代在慶陵發現的，計有遼興宗哀冊、仁懿皇后哀冊、遼道宗哀冊、宣懿皇后哀冊。這些哀冊的拓本，後來都收入了金毓黻主編的《遼陵石刻集錄》中。此後，在遼寧、內蒙古、河北等地，又出土了許多遼代的契丹文墓誌。契丹文石刻的增多，使契丹文的研究不斷加深。經過國內外學者的共同努力，契丹文的解讀取得了很大成就。這些成就主要有：

　　(1)契丹文是借用漢字筆畫、在漢字基礎上創製的文字。因此，從字形上看與漢字很相似。在契丹大字中，還直接借用了漢字的整體字，例如皇帝、皇后便是如此。契丹大字借用整體漢字比較多，契丹小字是契丹大字的改進，借用整體的漢字大為減少。

　　(2)識別契丹大字、小字的區別。最初人們誤認為契丹大字應當筆畫多，字體繁，契丹小字筆畫少，字體簡。實際上正相反，契丹小字筆畫多，字體繁，契丹大字反倒簡單一些。契丹小字是契丹大字的改進和提高，比契丹大字更科學更進步。因此，所見契丹文石刻，以契丹小字居多，契丹大字比較少。遼慶陵出土契丹文哀冊，均屬契丹小字，遼太祖陵黑龍門外出土的契丹文殘石，屬於契丹大字。

　　(3)契丹小字是一種介乎音節文字與音素文字之間的拼音文字，其讀寫的最基本單位，即字母（被稱做原字），共有350個左右，有些可以單獨構字，有些只有組合起來才能構字。契丹小字筆畫多，字體繁，就是由許多原字組合的結果，有的契丹字是由6～7個原字組成的。

　　(4)從石刻中已發現的契丹字，約有4000多個，而目前已經識別的只有330多，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5)從語法上看，契丹文屬於黏著型文字，在詞幹後面可以綴接詞尾，構成許多新詞。這種現象與現代的俄文、英文相似。

　　(6)契丹文有楷、篆、行、草等不同的書寫方式，這是受漢字影響的結果。

　　(7)契丹字對後來女真字創製產生了影響，女真字也有大字、小字之分，女真大字是模仿契丹大字，女真小字是模仿契丹小字(18)。

　　2.石刻對《遼史·地理志》的補正

　　石刻補正史書，在地理方面特別重要，有助於確定州縣的位置。今舉例加以說明。

　　(1)1956年，在黑龍江泰來縣西北與內蒙古扎賚特旗交界的塔子城，曾發現一通遼道宗大安七年（1091年）的殘碑，碑上題名人中有「首西頭供奉官、泰州河堤□□□」字樣，看來此人曾主持過泰州河堤的修建或管理。塔子城瀕臨綽爾河，此碑所載的泰州河堤即綽爾河堤。由此視之，遼代的泰州故址，應即今塔子城(19)。

　　(2)遼代東京道下設有雙州，其具體位置不詳，故《中國歷史地圖集》未能標註。1982年在瀋陽市區以北約35千米的石佛寺村一塔基中發現遼碑，署有遼道宗咸雍十年（1074年）字樣，碑文中有雙州同知蕭孝祖、雙城縣主簿耶律景雲的名字。石佛寺之旁有一遼代古城址，當即遼代雙州所在(20)。

　　(3)遼代墓誌中，常有墓主葬於某州某縣之旁的記載，由此便可以確定有關州縣的位置。例如《王悅墓志銘》稱：「以統和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死於本宅，享年五十有三，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利州西三十里尖山南也。」(21)此墓誌1961年出土於遼寧喀左蒙古族自治縣大城子鎮西30里雙尖山，以里距方位而言，遼代利州故址應在大城子附近。又如《宋匡世墓誌》稱，宋匡世死於太平五年（1025年），「以太平六年三月七日，歸容於榆州南和鄉余莊裡鹿鳴山先瑩。」(22)此墓誌出土於遼寧凌源縣孫家杖子村，其地近於縣城西十八里堡子，可知遼代榆州在今凌源縣城西十八里堡子古城。《中國歷史地圖集》即據此而標示。這種例證很多，不便一一列舉。

　　3.石刻揭示遼朝多次更改國號

　　國號即國名，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改換朝代時才改變國名。在同一朝代一般是不能改變國名的，只能改變年號。遼朝則不同，在其存在的209年中（916～1125年），曾多次改變國號。史書對此記載不詳，而依據石刻可以充分揭示這個問題。

　　《遼史》記載，947年遼太宗入汴（開封）滅晉以後，建國號大遼，改元大同(23)，僅此一次而已。

　　《契丹國志》稱，遼太祖即位，國號大契丹。遼太宗會同元年（938年）改國號為大遼。遼聖宗統和三十年（癸丑，1012年）改國號為大契丹。遼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改大契丹為大遼(24)。

　　《新五代史》載，改天顯十一年（936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25)（按天顯十一年有誤，應為天顯十二年）。

　　根據上述文獻記載，遼朝改變國號只有4次，即937年、947年、1013年、1066年。然而據遼代石刻，其更換國號次數更多，文獻中有些記載不確。

　　《耶律羽之墓志銘》首題有「大契丹國東京太傅相公」的字樣，而志文則稱：「以會同四年歲次辛丑八月十一日戊戌薨於官」、「以壬寅年三月六日庚申，葬於裂峰之陽」。壬寅年為會同五年（941年），而首題以大契丹國為國號。石刻是不會有誤的。特別是像耶律羽之這樣的宗室貴族、朝廷重臣的墓誌記年，更不會出錯。據此可知，在遼太宗會同元年（938年）改國號為大遼以後不久，即恢復了大契丹國國號。其恢復的具體時間不詳，應是在會同五年以前，會同元年以後。這一次更換國號，在史書上是不見記載的，它可以補充史書之疏漏。

　　關於遼太宗會同元年改國號為大遼事，于敏中和馮家昇都表示懷疑。于敏中說：

　　「再考《遼史·太宗記》，會同十年正月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改元大同。是遼滅晉始更國號，而歐陽修《五代史》則書更國號於會同元年之下。至會同十年改元，薛史、歐史皆不書，而書改晉國曰大遼國，與《遼史》皆不符，蓋傳聞異詞耳。」(26)

　　馮家昇說：「會同元年，曾否改號，雖不可知，而改元之年，則以《遼史》較核實。十年，改號，大抵一致，故可靠。」(27)可以看出，馮家昇對會同元年改國號為大遼事，不置可否，實際上是不相信有此事的。

　　于敏中、馮家昇不相信會同元年改國號為大遼，是因他們把會同元年改國號大遼與會同十年改國號大遼相混淆了，既然會同元年已改國號為大遼，會同十年怎麼能「建國號大遼」？以情理而言，他們所以對會同元年改國號大遼表示懷疑，是有原因的。今據《耶律羽之墓志銘》，可知在會同元年（938年）改國號為大遼以後，曾於會同四年（940年）又恢復了大契丹國號，這樣，在會同十年（947年）又改大契丹為大遼，就很容易理解了。

　　馮家昇對會同元年改國號大遼事表示懷疑以後，曾提出：「雖然，吾人生千餘年後，既無直接之確據，又乏可靠之旁證，孰是孰非，尚有待於地下發現也。」(28)果不其然，《耶律羽之墓志銘》的發現，終於揭開了這個歷史之謎。這一生動的例證，向人們展示了遼代石刻補史、正史的重要學術價值。

　　4.石刻補充了大量人物史實

　　官修的紀傳體史書，其主體是《紀》和《傳》。《紀》是經，《傳》是緯，許多重要的史實，在《紀》中只能作簡略記述，詳細情況分散於有關人物傳記中。

　　通常正史人物傳記的篇幅，要比本紀大得很多。例如官修《明史》，按中華書局點校本統計，本紀有337頁，每頁按600字計只有202200字；而列傳卻多達5125頁，3075000字，是本紀的15.2倍。元代修《遼史》的時候，所依據的是耶律儼《實錄》70卷，在《實錄》中所記的主要是帝後的事迹，一般的官員很少。到了元代，遼朝一般官員的資料大多散失，由於修《遼史》前後只用了11個月時間，時間倉促，許多人物資料未能仔細調查收集。因此，《遼史》本紀部分360頁，列傳部分343頁，比本紀還少了17頁、10200字。這是很不正常的，故清代學者趙翼批評說：「《遼史》最簡略，二百年人物列傳，僅百餘篇，其脫漏必多矣。」

　　遼代墓誌（包括神道碑）數量比較多，據不完全統計約有100餘種，占遼代全部石刻的1/3左右。墓主中有很多人是朝廷的重臣和很有影響的地方官，例如耶律羽之、耶律琮、韓匡嗣、王敦裕、蕭孝恭、鄧中舉、耶律習涅、趙德鈞、耶律延寧、韓瑜、韓佚、耿延毅、韓相等人的事迹，都與遼朝歷史有密切的關係。其中有些人不見於《遼史》，有些人在《遼史》中記述太少。

　　有鑒於此，陳述先生在撰著《遼史補註》時，大量地補充了人物傳記。據初步統計，所增補的人物多達145人，其中包括各色人等，極大地豐富了《遼史》的內容。

　　5.遼代的白話碑

　　所謂「白話」即口頭語言，它與文言是相對的。「文言」屬於書面語言，不論古代漢語，或現代漢語，口語與書面語言都有一定的區別。古代的白話很少保留下來，因為它很難進入文獻之中。

　　元代蒙古人的口語保留下來的比較多，因為有些口語進入了文獻中。例如在《經世大典》中就有一些口語。羅常培、蔡美彪曾編輯過《元代白話碑》一書，故而學術界多認為白話碑是從元代開始的。

　　實際上白話碑在遼代即已出現了。1989年4月，在內蒙古寧城縣發現了天贊二年（923年）五月十五日立的石碑，題作《大王記結親事》，這是已知遼代最早的石刻，它以奚王的口氣，記述了一段婚事。整個碑文都是以口語寫的(29)。

　　有些口語至今在當地仍繼續使用。例如「悉婦」（媳婦）是當地流行語，指妻子而言。「下羊馬牛」即送羊馬牛，當地至今仍把送禮、聘禮稱作下禮。此外，碑文中還有「去來」，表示曾到過某地；「坐其」即今酌情，表示商議。這些說法在寧城當地口語中仍然存在，反映出遼代的口語與現代口語頗為相同、相似。

　　奚王將口語刻入碑文，反映出他文化水平低下，不會使用文言雅語。不過這通白話碑卻揭示了一個事實。即遼代也出現過白話碑，我們可以將白話碑的出現時間，從元代向前推溯到遼代初年，對我國白話碑產生的歷史，有了新的認識。

　　四、遼代石刻研究的現狀

　　遼代石刻研究雖然開始很早，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許多人撰文著書，其中以陳述先生《遼史補註》所引用的遼代石刻最多，契丹文的研究成就最大，不過就整體而言，遼代石刻研究尚處在資料整理階段，已出版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對石刻文字的校勘整理和彙編，對石刻全面的系統的研究，尚待進一步展開。今後應加強遼代石刻的研究。

　　第一，加強對碑別字研究，碑別字包括異體字、俗字、錯字、簡體字，遼代石刻中別字特別多，有些簡體字為後來的漢字改革所採納。

　　第二，根據石刻所記，可以對《遼史·地理志》進行全面補正，糾正其錯誤，增補新發現的州縣，是增補《地理志》的重要材料。

　　第三，根據石刻，增補《遼史·百官志》。《遼史·百官志》錯誤特多，而石刻中出現了許多新職官，可以補正《百官志》。

　　第四，契丹文研究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然而研究重點一直放在契丹小字上面，契丹大字缺乏研究；就契丹小字言，雖然找到了許多原字，但是大部分契丹字無法解讀，仍屬於死文字。要想全部解讀契丹字，還需要走很長的路。

　　第五，石刻中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的材料很多，是研究遼、金史必須參考的資料。不過有些人對石刻的價值缺乏認識，很少利用石刻去研究歷史。這種偏嚮應當予以糾正。實際上史學研究必須掌握各種資料，只依靠史書是遠遠不夠的。應當擴大視野，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資料，包括石刻資料在內。

　　注釋：

　　①〔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第863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元〕孛蘭肹等撰、趙萬里校輯：《元一統志》上冊第32頁，中華書局1966年。

　　③景愛：《遼史研究綜述》，《北方文物》1985年第4期。

　　④景愛：《陳述學術評傳》第27～29頁，台灣槐下術肆2006年。

　　⑤景愛：《〈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讀後》，《中國文物報》2003年5月30日。

　　⑥⑦《遼史》卷1《太祖上》，第4～5頁，中華書局點校本。

　　⑧《遼史》卷2《太祖下》，第20頁。

　　⑨《遼史》卷37《地理志一》，第442～443頁。

　　⑩景愛：《遼碑偶記》，《出土文獻研究》第4輯，第115～164頁，中華書局1998年。

　　(11)見《遼海叢書》第989頁，遼瀋書社1995年影印本；《語石》卷2，第115節。

　　(12)宋德金、景愛等：《遼金西夏史研究》，《紀念陳述先生逝世三周年論文集》第260～277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13)陳述校輯：《全遼文》第357～358頁，中華書局1982年。

　　(14)景愛：《讀房山雲居寺石刻〈大寶積經〉題記》，《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第307～314頁，中華書局1997年。

　　(15)《遼史》卷86《耶律合住傳》，第1321～1322頁。

　　(16)李逸友：《耶律琮墓石刻及神道碑銘》，《東北歷史與考古》第174～183頁，文物出版社1982年。

　　(17)《漢書》卷62《司馬遷傳》，第2783頁。

　　(18)清格爾泰、劉鳳翥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19)景愛：《遼金泰州考》，《遼金史論集》第1輯，第175～19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0)李仲元：《遼雙州城考》，《遼金史論集》第2輯，第96～104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

　　(21)(22)陳述校輯：《全遼文》卷5，第107頁；卷6，第136～147頁，中華書局1982年。

　　(23)《遼史》卷4《太宗下》，第59頁。

　　(24)《契丹國志》卷首《契丹國九主年譜》。

　　(25)《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錄第一》。

　　(26)〔清〕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3《世紀》第1冊，第46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印本。

　　(27)(28)馮家昇：《契丹名號考釋》，《馮家昇論著輯粹》第17～18頁，中華書局1987年。

　　(29)李義：《遼代奚「大王記結親事」碑》，《遼金西夏史研究》第244～251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