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金浩│性格決定命運

作家性格：文學研究不應忽略的維度

長期以來，特別是近六七十年來，文學研究在機械唯物主義、社會學（尤其是庸俗社會學）研究的影響下，在討論某種文學現象成因的時候，常常把原因歸於社會，特別是在分析那些所謂懷才不遇的作家作品時，總是從社會、制度、作家生存環境等外圍因素方面去分析，讓讀者感受到的是，屈原這樣的人生與創作，全是楚懷王的問題（筆者不是說楚懷王沒有問題，而是覺得在國王皇帝面前，比屈原更委屈憂憤的人肯定有，為什麼他們不投江，也沒寫或寫不出屈原式的作品）；賈誼的失落也是漢文帝的責任；李商隱的挫折則是牛李黨爭的原因……很少有人會從作家性格的角度去討論。韋勒克、沃倫在其《文學理論》中談到西方一些人使用一般科學的方法和自然科學的方法於文學研究時說：「這種科學上的因果律的運用往往過於僵化，即將決定文學現象的原因簡單地歸結於經濟條件、社會背景和政治環境。」而這樣的僵化現象，在中國近六七十年的文學研究中也長期存在。

今天的人們在思考問題時已經更為開放了，我們已不再把一個人的苦，完全歸因於階級剝削與壓迫。相反，「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被人們廣泛接受。雖然這話是屬於「偏激的深刻」，但性格與命運的關係非常密切，本來就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命運及相應的主體感受與文學創作有至關重要的關係，這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筆者擬藉本文，把這一原本不應深隱的問題加以彰顯，梳理一下作家性格與文學創作的關係，同時呼籲，文學研究中應該加強對作家性格的關注。

一、性格影響人生道路

決定一個人的人生道路的因素，從大類上來講，有命運、機遇、性格等幾項。命運，比如你生於何國何地，什麼家庭，什麼時代，你生下來時體質如何，長相如何等等。生於偏遠地區、窮困家庭、動亂時代，你的人生道路順利的概率就低。你生下來體質就不好，像李賀，李商隱，或你後來生長發育不好，像徐禎卿、黃景仁，就可能影響仕途發展。你長相不好，有時也倒霉，像左思、胡天游、趙翼。機遇的類型數不勝數，座師陞官、官位出缺、皇帝路過、長技得施之類，不一而足，偶然遇到的成事機會都是，其特點是可遇不可求。而性格，則是另一個對人生有長期影響的重要因素。陶淵明、李白、杜甫、李商隱之所以仕途不順，我們過去喜歡為他們找外部原因，其實主要還是其性格因素。陶淵明不肯折腰，這種性格在任何時代都難做官，在當時的體制下就更難了。李白嗜酒放浪，酒後不尊禮法，也不太適合做官；杜甫雖然不如李白那麼放浪，但性情迂闊疏宕，《新唐書·杜甫傳》說：「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他與房琯為布衣交，房為相，指揮戰爭失敗，肅宗要罷房的相位（這本是合理問責），杜甫竭力為房說話（不合時宜）。杜甫與嚴武家庭是世交，又比嚴武大十四歲，所以儘管嚴武性格「暴猛」，還是很關照杜甫。《舊唐書·杜甫傳》說：「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盪，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新唐書·杜甫傳》也說他「性褊躁傲誕」。所以與這個待自己很好的晚輩靠山也處不好。可見杜甫的窮困潦到，仕途不順，其性格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新唐書》本傳中所說的「高而不切」，或許正好從一個角度說明，他適合做詩人，而不適合做官。因為做詩，「高」可以體現理念、情感上的優勢，而又不需要落到實處。所以綜合杜甫的性格、人生、創作來看，他應是個善說而不善做的人，有忠君愛民之心，卻不具備做官的素質，以至於不可能取得一個崗位，去落實其忠君愛民之念。李商隱做短時間縣官即與上司交惡，後到處為幕，大概性格只適合做文書雜事。蘇軾才大於其弟，官不如其弟當得順，也是性格不同之故。蘇軾多言露才，蘇轍寡語淵默。《河南程氏外書》卷一一記載蘇軾在國忌日之逸事：「禱於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范祖禹）輩食素，秦（觀）黃（庭堅）輩食肉。」蘇軾這麼做，當然很豪放，也有點朋友間開玩笑的性質，但程頤、范祖禹都是很講禮法的人，在國忌日，蘇軾這麼鬧，一來程、范兩人肯定認為過分觸犯禮法，是對朝廷的不敬，二來也讓在場的難做人，結果秦觀、黃庭堅輩食肉，因為他們是蘇門學士，不能不附和蘇軾，程、范可以不聽蘇軾的，且范是個正直嚴肅的人的人，遇到事情，「別白是非，少不借隱」。他也因此而晚運不佳，終貶死化州。這樣直率豪放、旗幟鮮明的結果，顯然對蘇軾沒有什麼好處。蘇軾還非常喜歡調侃人，用尤侗的話說：「逢場但遊戲，笑罵起雷風……掀髯天地間，萬物皆頑童。」朱弁《曲洧舊聞》亦云：「東坡性不忍事，嘗雲『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葉夢得《石林詩話》則謂：「熙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文）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言天下事，退而與賓客亦多以時事為譏誚，同極以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為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為知言。」除文同外，晁端彥、畢仲游、弟蘇轍等都極力規勸蘇軾要管住自己的嘴與筆，但蘇軾還是非常難改。他仕途中之坎坷，不少是由他的笑罵引起的，這些笑罵不全是為國為民，有些是屬於一時意氣甚至恃才傲物，如譏程頤為「鏊糟陂里叔孫通」（傳統解釋「鏊糟陂里」為村俗或臟，但蘇南吳江地區方言今仍存「鏊糟」一語，大意是給人添煩的人，難弄的人的意思），引發了兩人及追隨者之間的不快，所以蘇軾雖很有魅力，但官場的敵人還是挺多。

明代的唐寅、文徵明也是性格影響人生的生動例子。唐、文生於同年、同地，但兩人之性格大不同，人生亦不同。《明史》說唐寅「性穎利，與里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文徵明的父親告訴文徵明說：「子畏之才宜發解，然其人輕浮，恐終無成。吾兒他日遠到，非所及也。」寧王朱宸濠厚幣聘之，唐寅去了，但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穢。宸濠不能堪，放還。但這樣一來，唐寅自己的形象也受損了。而文徵明對寧王的厚幣之聘則「辭病不赴」，避免了赴易返難的尷尬。在科舉和道路上，唐寅因為天才俊逸，認真讀書一年就中解元，但他很快就涉入科場案，雖是一樁冤案，但無論是因都穆的嫉妒，還是有人要打擊考官程敏政，亦或說主要起因是另一舉子徐經，然而這都與唐寅的不夠低調有關。根據《明孝宗實錄》卷一五一所載，徐經的最後招供是「與唐寅擬作文字，致揚於外」，自己擬作的文字本該秘而不宣的，但唐寅、徐經二人都不謹慎穩重，張揚出去了。這就造成了後來的極大被動，並害程敏政慘招橫禍。而文徵明天分恐怕不如唐寅高，他數試不得一舉人，但他的人生中沒有什麼負面的內容，所以後來被請去北京，待詔翰林三年。雖因沒有進士「文憑」而在官場不那麼愉快，但這三年對他後來在文藝界的地位還是極有幫助的，使他不致終身只是布衣文人。唐寅經歷科場案後，憤世自放，縱情酒色，年五十四歲就去世了。而文徵明則持身謹嚴，生活檢點有規律，遐壽九秩，高壽使其得以主持吳中風雅三十餘年。

這方面的例子或許可說是不勝枚舉。患得患失的性格，使錢謙益人生進退失據；錢謙益的性格與人生，被黃人指為「愈巧而愈拙」，黃人《牧齋文鈔序》說：

點將東林（《東林點將錄》明王紹徽纂），蒙叟有天巧星之目。而其一生之佹得佹失，卒之進退失據者，皆以巧致之。其初巧於科名，欲為宋鄭公、王沂公，而一敗於韓敬，再敗於溫體仁。時重邊才，巧於覬覦節鉞，欲為王威宣、韓襄毅，而有張漢儒之獄。迨清師南下，首簽降表，不能取巧於先朝者，欲為馮道、王溥，以收桑榆之效。而老臣履聲，新主厭聞，則又巧假鄭、瞿二傑師生之誼，欲為朱序助晉，梁公反唐……蓋蒙叟才大而識暗，志銳而守餒，故愈巧而愈拙。

錢氏因為性格太巧，投機心重，反致宦途不順，後人評其人生是進退失據，連帶他的創作，至今都讓人難以判斷其感情之真偽。與錢氏同列「江左三大家」的龔鼎孳也是個性格軟弱者，闖來則降闖，滿來則降滿，鼎革之際正青春年少，故其男女之事上比錢氏更風流放縱。然而他受時人和後人責罵卻比錢謙益少，做官雖有起伏，但總體上比錢謙益順利，在清廷官至刑、禮、兵部尚書。個中因由，還在於他的性格有比較仗義、豪爽的一面，所以獲得了較好的人緣，連許多堅決不與清廷合作的人，與他也有很好的私交。仕途的相對順利，使他反過來又有能力接濟、救濟別人，增強他的影響力，使清廷更看重他的價值。

稍晚於錢謙益與吳偉業的尤侗，其實清人入關時，他已二十六歲了，但他對清朝不抵制，而且「性度寬和，與物無忤，喜汲引後進，一才一藝獎借不容口。兄弟七人，友愛無間，白首如垂髫」。所以他能心平氣和地活到八十七歲。潘耒曾發感慨說：「艮齋始蒙章皇帝嘆賞，繼被今上褒擢，受知兩朝，恩禮終始，豈不尤榮。古來文人類多浮薄，或貪榮躁進，或揚己傲物，先生獨篤厚謙沖，恬於榮進，有古君子長者風。王元美傷才士多貧窮卑賤，甚至夭年無子，故有文章九命之說。先生一一與之相反，以是知文人多窮，容有自致之道，非盡天之阨之。」

現代文學史上，這樣的例子也很多。如同為左翼文人，郭沫若性格善於適應社會，他即使多次戀愛結婚，人生還是比較平穩，而郁達夫一個王映霞即處理得雞飛狗跳，愛情既影響了他的形象，也影響了他的人生道路。郁達夫心儀黃景仁，而黃是個不得志者，其不得志的原因有多種，然而黃的性格，洪亮吉在為黃寫的《候選縣丞附監生黃君行狀》中說：「君美風儀，立儔人中，望之若鶴，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以為偉器，或以為狂生，弗測也。」（《卷施閣文集》卷十）一個窮得「全家都在風聲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卻以「十有九人堪白眼」的態度對人，怎麼能脫貧致富呢？

二、性格影響創作心態與內容

性格影響人生，自然也影響創作內容與心態。性格沉穩、豁達、樂觀、合群的，其創作內容、心態往往可能比較陽光。性格不諧世，不能適應當時社會，可能導致貧窮、孤獨。貧窮的人，筆下的內容也往往寒苦或多牢騷、憂愁；孤獨的人，其創作也常述其孤獨感受。歷史上許多的寒苦詩人，常常有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不善於應對事務的特點。《新唐書·韓愈傳》附《孟郊傳》說孟郊「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閑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這麼個為做詩而不管公務的人，當官不順，窮到「一貧徹骨」，這恐怕也是必然，不能怪制度，也不能怪他人。他的同僚和上司還算客氣的，拿他一半薪俸，為他找了個頂班縣尉，使他能有半俸過日子。李賀人稱「鬼才」，其性格顯然是孤僻、內向的，他的集中很少與人唱和之作，他常常帶個僮僕，騎羸馬，背一舊錦囊，孤單地外出尋詩。即使是擔任太常寺奉禮郎時，也是「掃斷馬蹄痕，衙回自閉門」。或謂李賀之所以是因被要求避父諱，不能參加進士試，心靈壓抑造成的。但這似乎不應成為主要理由，許多比他更不幸的都未必如此孤僻。李商隱《李長吉小傳》說：「長吉生時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如果他身體本不好，又被要求不參加進士試，那應該很受同情才是，時人多排擯毀斥之，顯然李賀也有許多不合常人之所為的地方。所以李賀的創作充滿孤獨感，「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他詩中的鬼氣，與他孤僻內向的性格與離群索居的生活有很大的關係。

性格又影響人的心態，性格狂傲的人，其創作心態往往富於激情，目空一切。性格柔弱的人，可能就孤芳自賞，低回自傷。憂鬱型的人，看事多悲觀，其詩也多憂鬱；樂觀豁達型的人，往往對未來較有信心，或者雖無信心，卻能找到解脫之道（如陶淵明）。屈原忠君愛國，又性格執著，所以心情長期鬱結，終於創作出《離騷》這樣的迴環往複地表達忠君愛國的長詩。如果他善於解脫，換了心態，不僅不會投江，可能也不會有寫《離騷》的心境，寫不出這樣作品。與錢謙益、龔鼎孳同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吳偉業，其創作心態、內容、身後境遇，明顯與錢、龔有差別，而這種差別即與吳偉業性格相關。吳沒有錢的算計和儇巧，也沒有龔的靈活與豪爽，他纏綿多情、優柔寡斷，鼎革之際，欲上吊，卻讓想法被家人知道，受到家人阻攔；與朋友相約出家，別人踐行了，他未落實，終被徵召出山。出則出矣，又充滿對明帝之歉疚，導致清廷對他也不看好，沒給他什麼要職，不久即歸。這種性格，使他在明亡後，不斷用創作來傷悼故國、繼而不斷表達自責之情，直到離世。他也趕時髦，找個名妓情人卞玉京，當女方問其是否有意將其娶回時，他又退縮，不像錢謙益敢娶柳如是、龔鼎孳敢娶顧媚。但若干年後卞玉京要嫁人了，他又去約她相見，致玉京傷心生病。不過比起錢、龔來，吳雖優柔寡斷，卻顯單純、真誠，所以乾隆皇帝對他表示肯定，其詩文在清代不僅不似錢氏之被禁，反而甚受好評，真誠加優柔寡斷，帶來一些後世評價上的好處，亦甚弔詭。

有三首同題詩，或許可以更加生動地說明性格、人生、創作內容、心態間的關係。虞世南、駱賓王、李商隱都寫過詠蟬詩，虞世南《蟬》云：「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駱賓王《在獄詠蟬》云：「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李商隱《蟬》云：「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清施補華《峴佣說詩》云：「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端不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世南性沉靜寡慾，篤志勤學」，後來唐太宗說「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日文辭，五曰書翰」，如果不是天性沉靜寡慾，又能篤志勤學，他也很難有後來的五絕。其中第二絕尤其需要性格支撐，因為儘管唐太宗鼓勵進諫，但忠直畢竟也需要表達方式。虞世南一定有非常吸引人的性格，才使唐太宗說「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而對蟬的「飲清露」、「居高」的關注和展示，正是他性格中有一種高貴的因素，一種支撐其名望和地位的心態。駱賓王一生坎坷，在其《疇昔篇》曾感慨道：「十年不調為貧賤，百日屢遷隨倚伏，只為須求負郭田，使我再干州郡祿。」最後他還參與了徐敬業之討伐武則天。說明他是個很有才華而不能找到自己出路的人。而李商隱則更是處世的弱者，在複雜的晚唐官場，李商隱始終無法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地。所以兩人的創作心態，只能是滿懷痛苦、憂患、牢騷了。

三、性格影響審美趣味、作品風格

性格也與人的審美趣味有密切關聯。陶淵明、李白、白居易、劉禹錫、辛棄疾等等，大量的作家都明顯顯示出性格與審美趣味、創作風格的相同性。歐陽修性情溫和，其散文也迂徐有致；蘇軾好議論，其詩也多議論。鍾惺與譚元春同為「竟陵派」，鍾惺性嚴冷，故其詩也冷清纖仄，而譚元春性格相對平和，故其詩也比鍾詩明朗平和。「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尚書昀詩，如泛舟苕，風日清華……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黃二尹景仁詩，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趙兵備翼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詼諧。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凌教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碑蘚蝕。」洪亮吉《北江詩話》中列舉的這些詩風，明顯與詩人的性格或興趣相關。

人的性格在一生中常會有變化，青年時激進、躁動，審美上可能更喜歡新穎華麗，中年可能變深沉，晚年可能變平和。王維、白居易的詩，就有這樣的變化趨勢。杜甫老去漸於詩律細，既是藝術上登峰造極，也是性格上更有耐心去品味、打磨自己的作品。袁中道少年狂躁，中年因病而收斂，晚年性格平和了，作品的思想和風格都回歸傳統。袁宏道晚年也對年輕時的詩論創作有所反撥，這既是見識的變化，也是老年心境使然。

這裡再以幾位清人為例。雍乾時期詩人胡天游的性格，清人記述頗多。商盤《越風》說他「疏放不羈，博極群書，下筆千言，未嘗起草」。陶元藻《鳧亭詩話》說胡天游：「嘗自謂所作，當在儲晝山、方望溪、李穆堂三人之上。第恃才謾罵，人多惡之。」齊召南《石笥山房集序》說：「稚威操行清嚴，不但以詞章顯。初入都，與余共館座主任宗伯邸第，晨夕商榷讀書，未嘗挾一刺干卿。公卿素慕其名，思一見而不可得。」朱士琇《胡天游傳》說：「桐城方苞為古文有重名，天游力詆之。前人如王士禛、朱彝尊詩文，遍摭其疵疣無完者，士大夫皆重其才而忌其口。」乾隆曾問臣下：「今年經學中胡天游何如」？大學士史貽直回答說：「宿學有名」。乾隆又問：「得毋奔競否？」史搖頭：「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乾隆默然，此後薦舉亦無人敢再言胡天游。同時的全祖望對胡天游深惡痛絕，而名望頗著的方苞，也對其並無好感。胡的第一知己，當是鄭板橋。鄭在《濰縣署中寄胡天游》一信中說：「人生不幸，讀書萬卷而不得志，抱負利器而不得售，半世牢落，路鬼揶揄，此殆天命也夫！稚威曠代奇才，世不恆有，而乃鬱郁不自得，人多以狂目之，嗟夫！此稚威之所以不遇也。」胡天游的文章風格，符葆森《國朝正雅集》之《寄心庵詩話》說其散體文「古奧峭折」，朱庭珍《筱園詩話》謂其詩風：「幽峭拗折，筆銳而奇，雖法郊、島、山谷，取徑僻狹，有生澀、晦僻、枯硬諸病，然筆力較為沉著深刻，亦足以成一家。」

稍後之厲鶚，也是位不諧世的人。全祖望《厲樊榭墓碣銘》有云：「其人孤瘦枯寒，於世事絕不諳，又卞急不能隨人曲折，率意而行。」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一三云：「厲樊榭上計至都，同郡湯侍郎右曾夙慕其才，將禮致焉。樊榭即日模被出城，不與相見，其峻潔多類此。家居既久，思得祿為養，亟辦裝，將詣吏曹謁選。至天津縣，羈滯數月，意忽不可，浩然而返，竟未入國門也，其詭越又多類此。」王昶《蒲褐山房詩話》卷上也說：「征君（厲鶚）性情孤峭，義不苟合。讀書搜奇愛博，鉤新摘異，尤熟於宋元以來叢書稗說。」《郎潛紀聞》所云「竟未入國門」，王昶認為是厲途經天津，被查為仁（蓮坡）留他在水西庄觴詠數月，同撰《周密絕妙好詞箋》，遂不就選而歸。這些記載透露出，厲鶚愛文學勝過愛官位，又是孤峭寡合、堅持自己想法的人，厲鶚有這樣的性格，其詩風也「孤淡」，可以看到兩者間的關係。他喜歡宋元以來的叢書稗說，冷僻典故，也與他這種較孤僻的性格有關。這樣的性格，也影響了他對詩體與流派的認識，其《查蓮坡蔗塘未定稿序》中說：「詩不可以無體，而不當有派。」反映了他特別重視個性、不欲與人同的創作追求。

清嘉道重臣阮元是宦達的典型，一生「勛勤懋著」（道光諭言）。而這與其「持躬清慎……為政崇大體」富於包容性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阮元「愛才好士，凡挾一藝之長者，皆胼繭歸之，相與搜采篇章，鉤稽典故」，所以他著述宏富（他很大程度上是個學術組織者），三十五歲就輯撰成《淮海英靈集》、《兩浙輶軒錄》、《經籍纂詁》等書。而他的性格，從他給孫韶寫的《孫蓮水春雨樓詩序》，即可見一斑，其文曰：

元孫君蓮水之詩，蓋出於隨園而善學隨園者也：蓮水從隨園游，奉其所論所授者以為詩，而本之以性情，擴之以遊歷，以故為隨園所深賞，有「一代清才」之目。而蓮水亦動必日「隨園吾師也」，不敢少昧所從來。謂蓮水之詩非出於隨園不可，然隨園之才力大矣，門徑廣矣；有醇而肆者，亦有未醇而肆者，使學之者不善，益其所肆者而肆焉，以為出於隨園，而隨園不受也。即不敢肆其詞，而遺其醇焉，以為出於隨園，而隨園亦不受也。

袁枚是個很有爭議的人，因其好色油滑，頗受保守人物詆訶。但這篇序中，阮元能如此平靜、客觀地看待孫韶的言行和袁枚的詩，這是極有雅量的。也是「尼山道大」的表現。正是有這樣的性格，所以阮元四十六歲時因受浙江劉鳳誥科場舞弊案牽連而被剝奪官職，也沒有發牢騷，第二年很快又被嘉慶皇帝起用。阮元的性格與地位，自然會顯現在其創作內容和心態之中，許多人對阮元改昆明大觀樓長聯「嘖有煩言」，認為改得不好。事實究竟如何呢？不妨作一比較分析。昆明地方名士孫髯翁撰寫之原聯曰：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鍾，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阮元的改作是：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憑欄回憶，喜茫茫波浪無邊。看：東驤金馬，西翥碧雞，北倚盤龍，南馴寶象。高人韻士惜拋流水光陰。趁蟹嶼螺洲，襯將起蒼崖翠壁；更蘋天葦地，早收回薄霧殘霞，莫孤負：四圍香稻，萬頃鷗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爨長蒙酋費盡移山氣力。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蘚碣苔碑，都付與荒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鍾，半江漁火，兩行鴻雁，一片滄桑。

不難看出，孫作中的「風鬟霧鬢」、「一枕清霜」之類，含有布衣文人的苦相，「偉烈豐功」一詞也含有對古代傑出人物的仰視。而阮元用「蒼崖翠壁」寫實，以「一片滄桑」替換「一枕清霜」，就明顯有時空上的廣度和高度。梁章鉅《楹聯叢話》說金馬、碧雞、蛇山、鶴山皆滇中實境。孫髯翁的「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用替字，這是小家子氣的布衣文人喜歡玩弄的妝點，以縞素為鶴，亦似未安，四語的語法也不一致。阮元把原句改為「東驤金馬，西翥碧雞，北倚盤龍，南馴寶象」，「馬」、「雞」、「龍」、「象」四面排開，就嚴謹規範，非常大氣了。

現代文學史上，魯迅的性格中富有憂患意識，鬥爭精神，故他從事文學事業，常如處於臨戰狀態，選擇的文體也以雜文為主，文風犀利，如投槍匕首；而梁實秋這樣的人，性情風雅，其關注點頗「小資」，其寫作心境頗風雅，喜歡「費厄潑賴」，文風也從容而多修飾。

四、性格影響作品傳播與知名度

性格也會影響作品的傳播，影響作家的知名度。作品傳播的速度與範圍，作家、作品知名度的高低大小，成因當然非常複雜多變，既有作家的因素，也有作品的因素，還有時代、環境等方面的因素。所以文學史上經常有作家名甚大而其作品水平一般，作品好而名一般甚至不太有名，當世有名而後世不看重，當世無名而後世有名等種種現象。作家性格只是影響作家作品傳播與作家知名度的因素之一，只是這一因素也比較重要。前面說的「人生道路」，「心態、內容」，「審美趣味、作品風格」實際上都與傳播有關。而性格與作品傳播、作家知名度的更具體的關係，主要體現為，性格外向、強勢，善於操作經營的，一般來說其傳播的速度可能快一些，範圍可能廣一些，反之則可能少一些傳播的助力。性格影響「推銷」的主動度，影響「推銷「的力度，影響「推銷」的途徑與渠道，影響「推銷」的方式。當然這是從一般意義上來講，並不能一概而論。作家喜歡坐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其作品寫出來容易傳開。陳子昂性慷慨有俠氣，致有摔名琴發作品之事，使其一夕名揚長安。蘇軾對人熱情，朋友眾多，即使被貶，以帶罪之身到新地方，也很快就有朋友來往，所以他在每個地方都有作品被傳誦，在僧道系統也很有知名度。柳永有風流才子的性格，多游狹邪，倚紅偎翠，有「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都換了淺斟低唱」的處世態度。這對他的仕途當然不利，然而也使他經由當時最重要的歌詞傳播方式——歌妓傳唱，讓自己名揚天下，到達「有井水處皆歌柳詞」的地步。有的詩人寫詩後喜歡邀和於同行。王士禛說：「蕭子顯云：『登高極目，臨水送歸；早雁初鶯，花開花落。有來斯應，每不能已。須其自來，不以力構。』王士源序孟浩然詩云：『每有佳作，佇興而就。』餘生平服膺此言，故未嘗為人強作，亦不耐為和韻詩也。」然而，這位不喜歡為人作、和人詩的人，自己寫了詩卻是另有處置。他寫就《秋柳》四首後，即「以示同人，為我和之。」又云：「余少在濟南明湖水面亭，賦《秋柳》四章，一時和者甚眾。後三年官揚州，則江南北和者前此已數十家，閨秀亦多和作。南城陳伯璣（允衡）曰：『元倡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諸名士和作皆不能及。』」另外，《漁洋山人自撰年譜》也說《秋柳》「詩傳四方，和者數百人」。有的詩人喜歡結社結派，辦詩人雅集，也會擴大知名度，引人關注。有的詩人寫後即刻印贈送，有的詩人性格張揚，到處題壁，也可能偶有好句，名噪一時。郭麐是乾嘉時期比較有名的詩人，他雖是布衣，以塾師幕賓終身，但交遊廣泛，與王昶、阮元、姚鼐、袁枚等許多達官貴人文壇耆宿有交往。馮登府《頻伽郭君墓志銘》有云：「性通爽豪雋，好飲，酒酣嬉譏罵……顧家窮空，胥疏江湖，不能不與世俗游，卒諧於時好。」一般墓志銘都會幫人拔高几分。袁枚《隨園詩話補遺》中曾記一趣事：「郭頻伽秀才寄小照求詩，憐余衰老，代作二首來，教余書之，余欣然從命……渠又以此例求姚姬傳（鼐）先生，姚怒其無禮，擲回其圖，移書嗔責。」袁枚把這個私下交往說出來，有損郭麐形象，不過這裡恰好可讓人拿來解讀馮登府為郭寫的墓志銘中的「不能不與世俗游，卒諧於時好」，郭其實不能免俗，他竟然也做自己寫詩、讓著名前輩簽個名，來壯自己聲名的事（頗似今天有些人讓名人「寫」書評）。而郭能以布衣而名噪當世，即以其活躍的交遊有很大關係，故其作品也多見於當時人的詩話評論之中。洪亮吉《北江詩話》說「郭文學麐詩如大堤游女，顧影自憐」，他的詩如此，他的為人也與此相近，不僅自憐，也較喜歡、較會自我推銷。清初的吳嘉紀，也是一位布衣，他的最好的朋友汪楫說他「性嚴冷，窮餓自甘，不與得意人往還；所為詩古瘦蒼峻，如其性情」，所以，他的詩儘管在清初堪稱一流，但原本識者不過數人，名不出百里，其出名，完全是由於汪楫為他傳播給官員、大名人周亮工，周亮工對他大加讚揚，才在揚州的文人圈裡出名。周又將他推介給王士禛，於是便進入了主流文人的視野。作為不喜歡與人交際的窮書生，在作品傳播這個方面，吳嘉紀算是幸運的。還有一些作者，不重視自己作品的傳播（有時並非全因窮困），寫好後久不付印，結果先是家藏稿，抄本，後來可能就散佚了。陶元藻曾勸胡天游把自己的詩集付梓，胡天游回答說「未能糊八口，何暇鐫五言？」所以胡的作品就未能很好地保存。《隨園尺牘》中有一致阮元的信，是袁枚懇求阮元幫忙刻童鈺（二樹）的詩集的。童鈺不事科舉，專心作詩，但他顯然不善安排，所以自己的詩集，臨死時都未刊刻，還要自己的偶像（袁枚）來幫他處理。所以他的詩不僅當世傳播不廣，後世知者亦甚稀。像王士禛、袁枚、翁方綱這些性格精明的人，都非常善於利用寫詩話、筆記來拉關係，使其他詩人靠攏自己，而自己因此而地位愈隆。

作品的傳播範圍、作家的知名度，直接影響著作家在當世與後世的評價。許多善於造名的人，在文學史上受到較多的關注，無論是受好評還是惡評，他們都導致研究者為其寫專章專節。正是從這點講，我們今天從事文學史研究，還應當超越前人已有的關注和評論，去發現文學史的真實狀況。近十多年來，隨著研究隊伍的擴大和文學史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成果為我們展現了以前不太關注的作家，這也正是研究者們透過作家所建立的知名度，重新審視文學史後獲得的結果。

作家性格與文學的關係，應該還不止以上四點，這裡僅略舉其要。這四點，相互之間也有複雜的聯繫，常常共生共存，相互影響。關注作家性格與文學的關係，將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立體、深刻地認識文學生成的作用力、相關因素，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文學的原生態，使文學研究深入到其作品及其影響之生成的歷史場景中去，看到恩格斯所說的「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從而使我們的研究避免簡單機械，能給作家作品更加準確的評價。

（原載《文藝研究》2013年第4期，為便閱讀，已刪去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