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讓位」袁世凱的真正原因：害怕帝國主義干涉(2)

　　二　　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一再宣傳只要袁世凱反正即舉為大總統，難道他們對袁世凱的反動本質毫無認識么？也不是。事實上，就在宣傳袁最適於做總統的同時，也有人不斷揭露他是「帝制自為」絕不可信賴的奸雄。甚至在同一份報紙上，短短的幾天內，既登擁袁的稿件，又登反袁的稿件。如《神州日報》在11月15日的社論中提出迎袁出來做大總統為當今最要之法著的次日，又發表題為《論過信袁世凱者之誤》的「社論」，指出袁有「操莽之遺風」，在「汲汲收攬兵權」，「欲其身享無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實」，「吾人決不能以無數鮮血，億兆無量之犧牲，而供袁一人坐享之利，為富貴之資。」《神州日報》1911年11月16日。其後，隨著袁世凱並不是痛快地接受擁戴，而是在殘酷鎮壓革命的同時，大肆玩弄停戰、議和的花招，別有用心地主張君主立憲、反對共和的時候，人們對他的反革命伎倆的揭露也就更加痛快淋漓。　　如何解釋革命黨人對袁世凱的反動本質並非毫無認識，而又推行只要袁世凱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這一問題，只要我們對他們當時所提出的「擁袁」理由作一番研究，即可以得出清楚的回答。　　總括當時許多的「擁袁」言論，其所持理由約可歸納為三個方面。1「今日滿漢相持，其向背為中外所重者，當推袁世凱」，袁為漢人，「袁世凱之資格，宜於漢族總統」；2外國輿論主張舉袁為總統，舉袁可以「杜外人干涉」；3舉袁可以「速滿族之滅亡，免生靈之塗炭」。當時革命黨人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認識？應該說，這既有歷史的亦有現實的根源；既有認識問題，也有力量對比問題。　　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是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理論準備十分不足的情況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從20世紀初開始，他們所宣傳的內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滿」革命兩個方面。他們認為，嚴重的亡國滅種危機，是清朝的反動賣國造成的。清廷為什麼會放手賣國，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它是一個「異族」的朝廷，所以對漢族祖先艱苦創業留下來的家財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賣。清廷不僅放手賣國，而且對內實行殘酷的封建專制統治和種族的歧視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統治，就必須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基於這種認識，他們提出了「排滿」革命的口號，進行了廣泛的宣傳。這一口號，實質上包含著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對內反對封建壓迫和種族歧視內容的戰鬥口號。因此，它能夠迅速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對推動革命運動向前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這個口號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它沒有把所包含的內容明確地表達出來。胡漢民後來在總結經驗時說：「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亟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謂『民國共和』則僅取得從來未有之名詞而已。至其實質如何都非所向。」《胡漢民自傳》。胡漢民這裡所說的「民眾」，事實上應該把眾多的革命黨人都包括在內。武昌起義後，不僅很多一般的革命黨人，以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漢人做了大總統，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連孫中山、黃興這樣的革命領袖亦不能例外。　　正是由於革命黨人過分強調滿漢對立，簡單地宣傳「排滿」，這就使他們不僅沒有把漢族的官僚和軍閥當作革命對象，反而把他們當作可以爭取的同胞兄弟。所謂「論地位則為仇讎」，「論情誼則為兄弟」。只要他們站到「反滿」的行列中來，即可「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為兄弟」。這種長期而反覆的宣傳，在革命黨人和一般的民眾中自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武昌起義後，許多人繼續強調滿漢矛盾，接受甚至擁戴清朝的督撫宣布獨立，正是這種思想指導下的結果。「舉袁」方針的提出，自然與這種指導思想是分不開的。袁世凱既為漢人，只要他站到「反滿」的行列中來，他就可以「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為兄弟」。從這一點來講，當時提出只要袁反正即可舉為大總統，不僅不足為怪，而且也是合乎邏輯的。當然，是袁世凱而不是其他的漢族大官僚為革命黨人所擁戴，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為袁為「中外所重」。黃興在給袁世凱和汪精衛信中所說的「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項城雄才英略，素負全國重望」《黃興集》，第82、94頁。，並非全是客套話，而確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人的看法。當時在人們心目中的袁世凱的形象，並非他後來成為竊國大盜的形象，而是一個在清廷中開明的頗有作為的漢族的封疆大吏的形象。這與袁世凱在清末積極推行「新政」，支持立憲，主張成立責任內閣，欺騙了不少人，在上層社會特別在立憲派人中有相當的影響，是分不開的。黃興在給袁世凱的信中所說的「以明公個人言之，滿廷之內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當系指此而言。革命黨之所以「舉袁」，更為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武昌起義後，他迅速地攫取了清廷的軍政大權，只要他贊成共和，即可迫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體。所謂如袁世凱「能顧全大局與民軍為一致之行動，迅速推倒滿清政府，全國大勢早定，外人早日承認，此全國人人所仰望。」《復汪精衛電》(1911年12月9日)，見《黃興集》，第81、94頁。正明白地道出了革命黨人擁袁的用意所在。　　至於不少革命黨人雖已看出了袁世凱的反動本質，但卻沒有從根本上反對袁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這個方針，這是與他們把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度理想化有關。在他們看來，儘管袁世凱有「欲其身享無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實」的反動野心，但他在共和制度之下，將會受到限制，不可能為所欲為，搞專制獨裁。當時革命黨人中激進的人物之一何海鳴的下面一段話，正反映了他們的這種錯誤認識。他說：　　「記者當日亦頗惑於共和二字，以為共和之國，國即政府，政府即國民，絕無相衝突之虞。故對於選黎元洪為都督也，視黎元洪雖無用，然鄂軍政府，非都督之私有，乃國民所公有，監督之，扶持之，雖為黎元洪未始不能坐鎮，於是亦隨眾人附和而贊同之。及後對於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也，雖知袁氏之為人反覆，然亦自解慰曰：如許頭顱生命購來之共和，終不致任袁氏破壞之。政府者國民之政府，決不致為袁氏所把持，於是亦坐視眾人贊同之。洎乎今日袁氏、黎氏之罪狀，日不絕書於本報。驚武昌之殺氣，嘆燕京之妖氛，設使當日有見及此者，竊知我國民雖肝腦塗地，亦不願革命之事如此草草了結，貽後無窮之禍也。」（海鳴：《治內篇》，《民權報》1912年10月8日～10日））　　何海鳴的這一段話很生動地表現出當時許多革命黨人對共和的幻想，也反映出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幼稚。　　促使革命黨人形成借袁世凱的力量推翻清廷以建民國最為有利的心理，並確定袁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則為害怕革命戰爭的延長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他們看到帝國主義列強對袁世凱的支持，認為舉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迅速地成立他們渴望已久的民主共和國。　　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是以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為出發點的。可是，由於領導這場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自身的軟弱，又看不到能夠抗拒帝國主義的力量，他們不但不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相反的，十分害怕帝國主義的干涉。他們小心翼翼地力圖避免革命損害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權益。早在同盟會成立後的《對外宣言》中，就明確宣布承認清朝政府與列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償款外債照舊承認」，「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武昌起義後，各省軍政府嚴格執行了《對外宣言》中所規定的各項承諾。他們對帝國主義的表面中立，視為莫大的榮幸。他們急切地希望得到列強的承認，即使是某一外人來電祝賀革命的成功，也被說成是「新共和國外交之成功」《民立報》1911年11月15日，《社論》。。慶幸帝國主義沒有干涉、害怕干涉的心理，在當時的報紙和一些革命黨人的談論中時有流露。如1911年10月28日《時報》上《望外人始終嚴守中立》的社論說：「今日吾國民之心理，其希望革命之成功者，固已佔其多數，中心之惴惴莫釋者，只惟外人之干涉是慮。」《時報》1911年10月28日(一)，《社論》。他們害怕革命會因帝國主義的干涉而遭受到太平天國那樣的失敗。這種害怕列強幹涉的心理，不僅在一般的革命黨人中存在著，即使革命的領袖也同樣存在著。黃興於1911年12月9日複電汪精衛，請其促袁世凱與民軍一致行動說：「此時民軍已肅清十餘行省，所未下者才二三省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又說：「東南人民希望項城之心，無非欲早日恢復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黃興集》，第94頁。孫中山在美國得武昌起義的消息後，不是立即回國來領導這場革命戰爭，而是繞道歐洲進行外交活動。孫中山到達倫敦後的第三天，即11月14日，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就要人轉告孫，英國政府對袁世凱將給予尊敬，並說：「所有外國人以及反滿的團體都可能給予袁世凱以總統職位——如果他能驅逐滿清並贊成共和。」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遠東圖書公司印行，第984頁。孫中山是把對英國外交的成敗，看成是「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系」的，英國外交大臣公開表示支持袁世凱做大總統，自然使他不能不加以鄭重考慮。所以，當孫中山接到上海已有議會的組織，將舉黎元洪或袁世凱做大總統時，即於11月16日致電民國軍政府說：「今聞已有上海議會之組織，欣慰。總統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推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固國基。」《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頁。這封電報表明：孫中山由於受到帝國主義聲明支持袁世凱做大總統的壓力，早在他歸國以前，他已接受了國內已經確定的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了。孫中山為什麼會接受這樣一種方針？12月20日，他歸國途中經香港與胡漢民談話時所說的一段話，可以看作他之所以接受這個方針的一個說明。他說：「革命軍驟起，有不可嚮邇之勢，列強倉卒，無以為計，故只得守向來局外中立之慣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勢頓挫，則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齊文之於太平天國，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慮？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洲以為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頁。孫中山的這段話表明：他之所以採用「舉袁」的方針，就是因為害怕革命戰爭的延長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導致革命像太平天國那樣的失敗。　　害怕帝國主義的干涉，是促使革命黨人確定「舉袁」方針的最重要的因素，還可從其他革命黨領導人的言論中看得很清楚。在1911年12月26日至12月30日的《神州日報》上，陳其美、鈕永建、馬君武、胡瑛、汪兆銘、王寵惠、于右任等革命黨領導人和立憲派人張謇、趙鳳昌等人，曾以「共和統一會」的名義，發表了一份名曰《共和統一會意見書》。這份《意見書》認為，武昌起義後，帝國主義列強之所以尚未進行干涉，一則是因為「戰亂之為日淺也，久亂則干涉繼之矣」；再則是「列強利害相權，尚在觀望，步調未齊，計劃未整，一旦權利均衡，終議判決，則棼然並起矣。」並說，「夫干涉事絕非可預為宣告克日而進者……一旦干涉提出而軍國之步調亂矣。時假令為和平之干涉，提出尚有躊躇計劃之餘地，倘使若三國還遼之役，強制服從懸一標的，繼以兵力出師與提案並進，當應以如何之方策斯則國人所當日夕思維不容漠置不容自諱者也。夫欲免列強之干涉，莫利於速期革命之成功，欲使革命成功莫急於破舊政府之中央機關……」怎樣才能使舊府的中央機關破壞，革命迅速成功，避免「久亂」而引起列強的干涉呢？這很自然地就會得出鼓勵袁世凱反正，迫清帝退位，以建民國，實為最簡便的途徑的結論來。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之所以提出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方針，是由於各種原因決定的。而其中害怕帝國主義的干涉，認為舉袁可以「杜外人干涉」則為最重要的因素。　　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舉袁」方針提出後，袁世凱並不接受，而是在帝國主義和立憲派人的暗中支持下，大肆玩弄停戰、議和的花招，在南方實行停戰，在北方殘酷鎮壓各省的革命力量以鞏固地盤。袁世凱的行徑，使許多革命黨人更加看清楚了他的反革命野心。許多革命軍人和激進分子紛紛揭露袁的種種陰謀，反對議和，主張迅速出兵北伐。孫中山這時在反對妥協力量的影響和袁世凱陰險狡詐伎倆的反面教育下，也從贊成妥協，轉變為「始終不願妥協」《胡漢民自傳》。。可是，在公開場合，孫中山又從沒有表示反對議和。英國駐南京總領事偉晉頌在1912年1月24日給朱爾典的報告說：「革命派中的軍界人士和極端分子(孫文博士確實應把他目前的地位歸功於這些極端分子)，幾乎一致贊成繼續進行戰爭，他們認為戰爭可贏得一切，而毫無所失。」「這兩種人始終反對同滿族或袁世凱進行任何性質的妥協。」「在這種情況下，對總統來說，在他們以及他那一派中較溫和分子之間保持平衡的任務是不容易的。可以這樣說，他的影響幾乎總是在贊成和平解決的那些人一邊，這是值得稱讚的。」《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下冊)，第456、457頁。事實也確是如此。綜觀整個議和過程(從1911年12月18日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其鬥爭內容雖然是複雜曲折的，但從根本上來看，孫中山並沒有拋棄袁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孫中山所始終堅持的只是清帝必須退位，民主共和制度一定要代替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袁世凱必須公開聲明擁護共和才能被選為大總統。在袁世凱拒絕「擁戴」，堅持破壞革命，許多革命黨人反對議和，主張迅速北伐，孫中山本人也有「不願妥協」思想的情況下，為什麼他仍不能放棄「舉袁」的方針？要說明這個問題，還必須進一步考察當時的歷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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