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特徵與中國的機遇
時代特徵與中國的機遇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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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在《科索沃戰爭與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載《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3期）一文中說：現在人們常說，「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事實上，自80年代開始的歷史留給中國的和平與發展的「機會」在本世紀末北約拋開聯合國單方面對南斯拉夫的大規模打擊中正在結束。歷史發生了變化，中國是否也要調整自己的戰略呢？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正是斯大林否定了布哈林在經濟發展模式上的書生之見，採取符合時代變化的經濟發展道路，當歐洲戰火燒到邊境的時候，蘇聯才幸免於難。張文木在他的另一篇文章《21世紀：戰爭與和平》（載《未來與選擇參閱文稿》1999年第13期）中斷言：事實上，現階段的人類歷史並沒有進入真正的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冷戰後它只是進入了資本運動的不平衡發展規律作用下的，並在歷史中已被反覆表現出來的戰爭與和平的「間歇」期。從歷史的經驗看，這次歷史留給人類的和平間歇時期，恐怕是非常有限的。中國在80年代初發現並及時抓住的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機遇」，在本世紀結束的時候正在減少。對此我們應及時警覺，重新研討對21世紀時代特徵的基本判斷。在最新發表的《台灣問題與中國前途》（載《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5期）中，張文木更明白宣告：目前的形勢已把中國的和平主義者逼到死角，和平與發展是現實已不存在的海市蜃樓。
科索沃的戰火無疑對中國人的思想定勢形成了強烈的衝擊波，一時間處於失衡的狀態，但是像張文木這樣明確質疑和挑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畢竟還是比較少見的。和平與發展的機遇果然已經被科索沃的北約導彈炸飛了嗎？我們正處在一個即將結束的和平「間歇」時期嗎？80年代以來對時代主題與特徵的基本判斷應當重新檢討嗎？筆者認為，有必要就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與
一、和平；僅僅是「間歇」嗎？
張文木認為現在的和平局面只是戰爭與戰爭之間的一個「間歇」期，也就是堅持戰爭不可避免論，而他的論證依據則是列寧的資本運動不平衡發展規律和帝國主義理論。為什麼張文會給人們一種突兀感？原因在於帝國主義之類的措辭在中共和政府的文獻中已經久違了。中共十二大報告指出：當今威脅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的主要力量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中國把堅決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一起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而鬥爭，看作自己神聖的國際義務。報告同時指出：世界大戰的危險由於超級大國的爭奪而越來越嚴重。但是，經驗也表明，世界人民能夠以堅持不懈的鬥爭打亂它們的戰略部署。如果全世界人民真正團結一致，同霸權主義、擴張主義的一切表現進行堅決的鬥爭，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維護的。而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中就已經不再出現帝國主義的字眼。這是報告人的個人行為嗎？顯然不可能。鄧小平說過，十三大報告一個字都不能改。十四大、十五大報告中也沒有恢復十二大報告有關帝國主義的提法。然而，在這十幾年中，學校教科書一直在繼續講授帝國主義的舊教條。是政治報告偏離了理論基礎，因此現在需要由張文木這樣的理論家來糾偏呢，還是學校文科教育嚴重脫離實際，趕不上理論創新和時代發展呢？相信多數人會選擇後者。
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是世紀初的產物，如果到世紀末仍然鮮活有用，那麼就完全有資格進入社會科學經典的殿堂。但是，從列寧本人開始，它就不斷受到閹割與修正，最後則被以列寧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政黨打入了冷宮。
根據列寧的理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20世紀人類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就是戰爭，戰爭必然導致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戰爭，除非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爆發無產階級革命，世界大戰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列寧和托洛茨基在領導十月革命成功後，便不斷鼓吹歐洲革命和世界革命，並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輸出革命，否則，處於帝國主義國家包圍中的弱小的蘇維埃政權，就必然會被帝國主義強加的戰爭所扼殺。然而，歷史的發展並不遵循理論的剪裁。外國干涉隨著俄國內戰的結束而結束，帝國主義似乎並無滅此朝食，將蘇維埃政權掐死在搖籃中的氣概。1921年俄國大旱，數千萬人瀕臨絕境。美國商務部長兼救濟署長赫伯特·胡佛在提出的兩個先決條件——釋放被關押的七名美國人和美方救濟人員在分配救濟物資時不受干預——被滿足後，與蘇俄方面簽訂了里加協定。美國救濟署依照協定運去了七十萬噸以糧食和藥品為主的物資，光物資發放站就有15000個，共花費了6千萬美元，除了美國國會的撥款，美國紅十字會、聯邦教會理事會和基督教青年會等民間組織發起了大規模的籌款活動，籌集到了數百萬美元。在這次行動中，至少有一千萬以上的俄國人（多數是兒童）因為美援而獲救。事實教育了列寧，使他認識到存在著新生蘇維埃政權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平共處的現實可能性。和平共處是列寧的首創，也是蘇俄轉向新經濟政策的外部條件，但此時它並沒有任何理論的依託，只是一種事實的陳述與願望的表達。
斯大林在與托洛茨基爭奪蘇共領導權的鬥爭中，提出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首次為和平共處提供了一種學理性的解釋，但這種理論已經大大偏離了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斯大林理論要能自圓其說，必須把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以及帝國主義國家與中間地帶國家的矛盾置於它們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之上。用他本人後來的話說：「資本主義國家爭奪市場的鬥爭以及他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願望，在實踐上比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這就必須假定帝國主義者都是非理性的，所以他們才會置帝國主義掘墓人於不顧，首先不亦樂乎地自相殘殺。（這裡順便提一句，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批判周恩來，就是因為後者批准發表一篇文章，揭露超級大國的相互勾結，而不是強調它們之間的相互爭奪。）但斯大林還是留了一條帝國主義論的尾巴，他說：「蘇維埃共和國和帝國主義國家長期並存是不可思議的。其結局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在這個結局還沒有到來的時候，蘇維埃共和國和資產階級國家間的一系列最可怕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提出「三和」路線——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實際上是對斯大林外交路線的繼承和發展，修正的只是列寧在奪取政權前所提出的帝國主義理論。到戈爾巴喬夫提出外交新思維，謝瓦爾德納澤鼓吹「對話代替對立，合作代替仇視，坦誠代替懷疑」，基於國內國際階級鬥爭理論的帝國主義論，便完全被置之腦後了。
毛澤東儘管十分反感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但不知不覺地也受到了他的思想影響。顧准曾敏銳地覺察到，毛提出「農輕重」的方針，可以被理解為「和平主義的發展經濟的方針」，顧的這一觀點也受到孫冶方的高度重視。雖然不久後毛本人又用「備戰第一」、「國防建設第一」取代了「農輕重」方針。
1962年春，時任中共對外聯絡部長的王稼祥在給領導人的信件和主持撰寫的文件和提綱中，闡述了對外工作的一系列見解和主張，到下半年國內政治風向轉變後，便被批判為「三和一少」（毛澤東在和紐西蘭共產黨領導人談話時把王的意見概括為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民鬥爭的援助少一些），「文革」中更上綱到「三降一滅」；但在20年後，卻成為新時期中國外交工作的指針。王稼祥指出：「不要說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根本矛盾必然導致發生世界大戰。不要說必須在消滅美帝國主義以後，第三次世界大戰才能避免。不要簡單地說，『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取決於我們，而取決於帝國主義。』不要過分強調世界大戰的危險，而沖淡防止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不要籠統地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就世界戰爭來說，存在著防止的可能性。我們可以說，只有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統治被推翻以後，才能實現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不要說，只有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統治被推翻以後，才能實現世界的持久和平，即鞏固的和平，一個長時期的和平。」「那種認為『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處』；『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能有和平共處』『必須徹底消除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才能實現和平共處和世界和平』等等的說法，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把和平運動的意義說夠。」「不要把民族解放運動說得超過了和平運動。」「主觀能動性是絕不可以低估的，否則對我們是不利的，看來，有進、有退、有攻、有守、有爭、有讓、有拖、有解，好像這些都是對外鬥爭中必不可少的手法。」「我們不宜突出，不易打頭陣」，「不要說過頭，做過頭，不要過分突出，不要亂開支持的支票，開出的支票要留有餘地，不要滿打滿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須要適度收縮」。
顯而易見，從60年代初的王稼祥到90年代初的鄧小平，中共黨內確實存在著一脈相承的「右派的」外交路線。「左派的」外交路線也並不真正把帝國主義論奉為圭臬。1972年2月，毛澤東在初次與尼克松會見時說：「我覺得，總的來說，我這種人說話像放空炮！比如這樣的話：『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然後他又笑著說，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們都被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以此為開端，他搞了「一條線」的外交戰略，就是從日本、中國、歐洲直到美國的反蘇統一戰線。與指著尼克松的鼻子說我們將會徹底埋葬帝國主義的赫魯曉夫相比，很難說誰更離經叛道一些。毛與赫在外交實踐上是針尖對麥芒，把帝國主義論當作「放空炮」，則是師出同門——修正了列寧主義的斯大林外交思想和戰略。
為什麼帝國主義論的戰爭與和平觀從一種睿智卓識淪落到「放空炮」的境地？歸根結底，是人類社會大踏步地前進了，人們的思想也必須隨之而發展，在理論上原地踏步，就必然落後於時代。對誕生於本世紀初的列寧理論，挑戰主要來自以下三個方面。根據列寧的說法，世界大戰是資本運動的不平衡發展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但是在二戰以後，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經合組織、G7(G8)以及歐共體（歐盟）等國際組織的協調，發達國家資本運動的不平衡發展已經基本上被平衡發展和一體化所取代。根據斯大林的說法，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產物，但是在二戰以後，由於凱恩斯主義和其他諸種因素的影響，像30年代初那樣的持續性世界經濟危機就沒有再出現過。根據定義，帝國主義是腐朽、垂死的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前夜的資本主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資本主義既沒有朽也沒有死，因而指派給帝國主義的種種非理性的、瘋狂訴諸於戰爭的行為方式便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假設。誰也不能在理論上完全排除今後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因此「世界的永久和平」將始終是人類的一個夢想；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只要能夠實現王稼祥所說的「世界的持久和平，即鞏固的和平，一個長時期的和平」，或者鄧小平所說的「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便已足矣。帝國主義論不能向人們預示和保證這樣一種前景，即持續地以戰爭的威脅來考驗人們神經的忍受力，而能夠一勞永逸地消除戰爭的發達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卻遲到了一個世紀還不見蹤影。對於資本主義尚且缺乏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深刻認識，帝國主義論及其戰爭與和平觀便成為建立在沙灘上的樓閣。
如果把戰爭僅僅看成是特定經濟制度和國家性質的派生物，就是典型的經濟決定論。美國學者斯佩特指出：準備戰爭和戰爭本身一樣，它們都是文化熏陶的結果。佛朗哥時期的西班牙，法西斯將軍們總是用這樣一句口號來結束自己對士兵的演講：「死亡萬歲！」自1914年以來，人類一直過著一種在執著地走向戰爭的生活。這樣一種普遍存在著的心態，把犧牲人的生命看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要求整個社會的、經濟的、精神的力量都為之組織起來。這樣一種心態源於在上世紀後半葉和本世紀前半葉佔據上風的國家主義政治文化——它把確立、鞏固和擴張國家主權視為最神聖的價值。黑格爾說：「民族存在的主要目的在成為國家，並保存下去。」「發生於一民族身上的事，……其與國家的關係，有本質上的的意義。」波普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列舉了從黑格爾到希特勒的國家主義的一些主要觀念：「（a）民族主義，根據歷史主義者的觀念，國家是創造國家的民族（或種族）之精神（或血統）的具體化；被挑選的民族（現為種族）註定要統治世界。（b）國家為一切其它國家的自然的敵人，必須在戰爭中肯定其存在。（c）國家免於任何道德的責任；歷史，亦即在歷史上的成功為唯一的審判，集體的效用為個人行為的唯一原則；允許宣傳者說謊和曲解真理。（d）戰爭的『倫理』觀念（整體和集體主義的），特別是新興的國家對抗古老的國家；戰爭、命運和名聲是最值得追求的東西。（e）偉大的人物的創造性角色，具有世界性、歷史性的人物，具有深度知識和高度熱情的人物（現在已成為領導原則）。（f）英雄式生活的理想（『冒險』），與過著布爾喬亞式生活的俗人相反，是一位『英雄』」。希特勒宣稱：「我們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必須堅決堅持我們的外交政策所決定的目標，即為德國人民確保其在地球上生存所必須的領土。僅僅是為了這一目標，我們的人民應該再度流血，在上帝和我們的後代眼中，這一行動也是合法的。……因為地球上沒有一個民族所佔的尺寸土地不是以較高的意志和較高的權力為基礎的。」「這種代價與未來的永恆的代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們將因我們的某些犧牲換來更多的補償，世界將為之重著編年史。」而在世紀末的今天，主權的思想霸權已經讓位於人權。一則是由於兩次大戰上億人為國家而犧牲的慘痛教訓；二則是全球化和地方化兩種潮流的夾擊，使國家主權被矮化，成為人類組織中的一個普通層次，人權本位更加突顯。全球化時代需要一種新的全球倫理學。為國家主權而犧牲個人人權，為國而戰，犧牲光榮，其神聖的光芒日益暗淡。在這種政治文化轉型的過程中，和平運動應運而生。正如王稼祥所說：「這個運動具有廣泛性，包括不同階級、不同民族、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愛好和平的人們，包括那些僅僅害怕核戰爭災難的普通的人們。和平運動是群眾性的運動，……我們應該把和平運動的意義說夠。」在現代社會中，戰爭並非體現人的冒險精神的一種遊戲，而是達到既定政治目標的一種特殊手段或者說最後手段。如果由於武器裝備的革命，使得戰爭升級的結果不再能夠達成既定目標而是導致人類的毀滅，戰爭本身還能不能作為一種政治工具便打上了一個大問號。核武器、核軍備競賽、核威懾戰略、核冬天、核裁軍、核禁試，這些全是列寧去世後才出現的人類新問題。赫魯曉夫是宣告核時代來臨的一位超級佈道士。戈爾巴喬夫明確宣布：「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更確切地說，是承認人類的生存高於一切。新的政治思維的基本原則很簡單：核戰爭不可能再成為達到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及任何目標的手段。這個結論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質，因為它與傳統的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概念徹底決裂。」毛澤東雖然說過原子彈是紙老虎，中國人在核戰爭中死掉一半也不怕的硬話，但他也是一位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大師。他在60年代初曾說過：原子彈要有，氫彈要快，但不要多，無非是用來嚇嚇人，壯壯膽。原子彈你有了，我有了，可能大家都不用，核戰爭就打不起來了，和平就有把握了。歷史證明，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雖然世界上戰火不斷，但核大國之間從來沒有爆發過戰爭，核武器確實遏制了世界大戰。由於老一輩人的努力，中國現在已經穿上了核盔甲，他們把有限的財力物力用在「兩彈一星」上，而沒有用在如張文木所期待的遠洋海軍上，應當說是一個正確的選擇。看看俄羅斯，它的核武庫仍在支撐著大國地位，而它的遠洋海軍，大多數趴在海岸上曬太陽，有些已經變成了廢銅爛鐵。現在鼓吹中美之間必有一戰的人中，不全是帝國主義理論家，還有國際關係學的現實主義流派的信徒，文化衝突論的鼓吹者等，這裡暫且不論。但是，帝國主義論在學術界重新粉墨登場，配合大學生們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前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的陳腐口號，卻是最值得人們警覺的一種思想新動向。
二、發展：是否已被「剝奪」？
由於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是鄧小平首先提出來的，張文木不便從正面進行批駁，但他確實不喜歡這種提法。因此他一會兒說和平與發展不是海市蜃樓，一會兒又改口說是；並不斷預告和平與發展的「機會」「正在減少」、「正在結束」。原因就在於，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無法嚴絲合縫地與傳統理論接榫。張文木提醒說：「現在人們常說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和平與發展時代』，但我們也不能忘記（目前有許多人確實忘記了），我們同時也處在歷史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大時代。」說現在處於與資本主義決戰前的一個和平「間歇」期，馬馬虎虎還可以接受，說資本中心地區能夠聽任允許資本外圍地區發展自己的經濟，就太離譜了。「隨著來自殖民地的高額利潤向宗主國大量迴流，及由此產生的那裡的工人階級貴族化後果，原來存在於資本宗主國內部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便轉化為世界性的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矛盾。」對外圍國家的剝削壓迫，是中心國家防止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條件，壟斷資本又豈能允許外圍國家發展起來，危及自己的命根子呢。既然資本的本質沒有變化，提出「和平與發展時代」不是從根本上就是錯的嗎。張文木說：「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場國際政治鬥爭，實質是經濟已進入市場經濟軌道的南方國家，為維護自身應有的發展權，與北方國家限制和剝奪這些南方國家發展權之間的鬥爭。所謂『霸權』，其要害是發達國家對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南方國家發展的壟斷權。」這一論斷，完全是上述僵化理論的一種演繹，而不是對鮮活事實的理論總結。
南方國家的發展權利被「限制和剝奪」，有什麼證據呢？南方國家人口增加，平均壽命增加，恩格爾係數下降，文盲率下降，這些不都是明擺的事實嗎。有人可能會說，發展權利不僅意味著絕對發展，而且意味著相對發展，南北國家的貧富差距擴大了。儘管有種種唬人的統計數據，但只要抓住一個關鍵性的數據，其他數據均會不攻自破。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一直高於發達國家，只要這一趨勢保持不變，前者或遲或早總會趕上後者。新加坡、香港、台灣的人均GDP已經躋身發達國家之列，中國的GDP總額趕上美國也已指日可待。南方國家較高的經濟增長率，有兩個關鍵因素：資本引進和技術引進。資本在全球範圍的流動，其最終結果是資本利潤率的平均化和工資水平的拉近。近十幾年來，美國的平均工資率徘徊不前，東亞國家（日本除外）的工資水平成倍上升。發達國家工人反對資本流出是理所當然的，這會使資本相對稀缺、勞動力相對貶值；發展中國家反對資本（尤其是直接投資）流入，避免被「剝削」，已被歷史證明為不智之舉，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再堅持。發展中國家天然享有後發優勢，發達國家即使有心阻止先進技術的轉移，也是做不到的，在商品和設備的貿易以及人員交流中，無不含有無償技術轉移。包括中國在內的低收入國家獲得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政府的無償援助和軟貸款，最貧困國家的欠債屢屢獲得減免，發展中國家獲得單方面的貿易優惠，這些都不好說成是「限制和剝奪」。
筆者無意為北方國家歌功頌德，在國際利益格局中儘可能地為本國爭取更多的利益、更好的條件，總是南方國家官員和學者的責任之一；這裡只想說明，現在畢竟已經不同於殖民主義盛行的19世紀和中國面臨日本侵略壓榨的30年代，說是「和平與發展時代」，並無任何不妥，而且這一時代方興未艾，遠遠談不到「正在結束」。
讓我們暫時轉換一下觀點，假定國際資本確實「亡我之心不死」，千方百計「限制和剝奪」中國的發展權，那麼又有什麼因應之策呢？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為了加強國家的經濟安全，減少對外貿和外資的依賴程度，也就是說，重新回到60年代自力更生的老路上去。區別在於，當時是面對封鎖不得不採取的對策，現在是未雨綢繆主動脫鉤，這也是50年代拉丁美洲「依附論」者的主張。風頭正健的「經濟安全」論（包括「糧食安全」論、「能源安全」等不同表現形式），不僅有違鄧小平的開放政策，也與通常被認為經濟上比較保守的陳雲思想背道而馳。陳雲在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兩次復出，抓的頭等大事都是進口糧食，第一次是幾百萬噸，第二次是兩千萬噸；他也是「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積極提倡者。
讓中國人放棄自己的比較優勢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比較劣勢資源密集型產業如糧食耕作上不斷追加邊際效益遞減的勞動投入，是最大的經濟浪費（即對增加經濟產出機會的「剝奪」），是對發展權最大的自我「限制」。中國大使館被炸後美國資本並沒有撤出，台灣海峽劍拔弩張後台灣資本也沒有撤出，東亞金融危機後中國出口增長率再次轉跌回升，這說明中國在引進外資和對外出口方面都還沒有達到頂點，為什麼要自己先把門關上呢？
與上述被動防禦性的「經濟安全」論不同，張文木主張一種更具進攻性的「經濟片面發展」論。他說，中國本來是想「打時間差」，利用美國「忙於處理世界其他事務之時，迅速從經濟上繼而政治上在亞太崛起」。「現在的問題是，在美國及其盟國實現北約東擴和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修訂工作之後，時間對中國日益不利。」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採取斯大林式的「符合時代變化的經濟發展道路（雖然有深刻的片面）」。也就是說，在全面提高國家的綜合國力來不及時，先片面發展軍事工業和軍事技術。張文木論證說，「國家的綜合國力只有在無限和全面的總體戰爭中，才能發揮作用。而經驗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戰爭的失敗才導致國家的失敗。打贏局部戰爭的關鍵並不是綜合國力而是軍事技術及由軍事技術決定的軍事指揮藝術。」「為此，中國從現在起就應優先迅速地加大與航天航空技術相結合的海軍和空軍建設。」「保持中國快速發展的前提是中國要有一個持續穩定和暢通的海外資源、能源及海上貿易交通線。」全力發展一支具有制海權的遠洋海軍，才能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鄧小平生前一直堅持，首先「儘可能地減少軍費來加強國家建設」，然後「在國民經濟不斷發展基礎上，改善武器裝備，加速國防現代化」。張文木則反其道而行之，宣揚以國防現代化尤其是海軍現代化來帶動國民經濟發展。「可以說，沒有現代化的海軍，中國肯定就沒有偉大的未來。」因為保障中國發展權利的「關鍵是平等地享用國際海空航線」，「恰恰就在這一關鍵點上，西方霸權國家才露出了早年海盜的面目。」據說，「美國人是我們的先生。
從經濟發展階段來說，今天的中國與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美國的歷史相似。……美國早期擴展海外市場的重要經驗之一併不是經濟優先，而是海軍先行。」近來，頗有人主張軍備擴張和軍工先行的「經濟片面發展」論，理由不一而足，諸如為科技創新提供動力說；又如：「在生產過剩的條件下加強國防建設，不僅成本較低，而且還可以起到擴大需求、增加就業的作用」，等等。這些論者究竟是在為國家利益奔走還是在為行業和小團體的利益呼籲，人們不能不表示懷疑。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曾提醒世人，要警惕軍事—工業聯合體假借國家安全名義來謀取集團利益；幾任前蘇聯領導人也有過類似的告誡。
考慮到前蘇聯由於參加軍備競賽而加速了崩潰，考慮到里根總統曾在「星球大戰」計划上設局引蘇聯軍方入套，這裡不妨按照陰謀論的思路提出一個疑問：美國人見到中國人自己把「經濟片面發展」論的特洛伊木馬牽入國中，會不會正捂著嘴偷著樂呢？
三、時代特徵：帝國主義抑或全球化
列寧指出：「首先估計到區別不同『時代』的基本特徵（而不是個別國家歷史上的個別情節），我們才能正確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認清了這個時代的特徵，我們才能夠以此為根據，估計這國或那國更詳細的特點」。他認為，所謂時代，是指人們對世界形勢的最高層次的判斷，是種種典型的和不典型的、大的和小的、先進國家和非先進國家的全部固有的現象的綜合。僅僅因為中國駐南大使館挨炸，或者中國周邊態勢上的一些變化，就要求「重新研討對21世紀時代特徵的基本判斷」，顯然不符合列寧對劃分時代的看法。這些變化足以構成「時代的主要內涵」嗎？正確判斷「時代發展的基本方向」的依據是先進國家蓬勃興起的「新經濟」（或「知識經濟」）和非先進國家正在普遍實行的市場化改革，還是近來中國人民族主義情緒的噴發和宣洩這一「個別情節」？
張文木不同意「和平與發展時代」的提法，那麼他所中意的提法又是什麼呢？是列寧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還是中共九大黨章所謂「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看來都不像，因為他說過，「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場國際政治鬥爭，實質是經濟已進入市場經濟軌道的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之間的鬥爭。」所謂「市場經濟軌道」，與正宗的帝國主義理論是不搭界的。按照傳統理論，市場經濟的南方國家與市場經濟的北方國家的鬥爭，乃是「大狗與小狗、飽狗與餓狗」之爭，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以及「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毫不相干。張文木們所理解的帝國主義，與陳獨秀、瞿秋白等人在20年代介紹進來的列寧理論相距甚遠，而與上個世紀末嚴復、梁啟超等人介紹進來的西方國家當時流行的帝國主義思潮一脈相承。因為張文木說過，「從經濟發展階段來說，今天的中國與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美國的歷史相似」，因此美國人馬漢、西奧多·羅斯福「是我們的先生」。
在1901年發表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一文中，梁啟超介紹了歐洲國家思想的變遷：從過去的家族主義時代、酋長主義時代、帝國主義時代到現在的民族主義時代、民族帝國主義時代。他指出：「於現今學界，有割據稱雄之二大學派，凡百理論皆由茲出焉，而國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權派，盧梭之徒為民約論者代表之；二曰強權派，斯賓塞之徒為進化論者代表之。平權派之言曰：人權者出於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權，人人皆平等。國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結契約而成立者也，故人民當有無限之權，而政府不可不順從民意。是即民族主義之原動力也。」「強權派之言曰：天下無天授之權利，惟有強者之權利而已，故眾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權當以血汗而獲得之；國家者，由競爭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對外敵者也，故政府有無限之權，而人民不可不服從其義務。是即帝國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為效也，能確立法治（以法治國謂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團體之利益；及其弊也，陷於侵略主義，蹂躪世界之和平。」在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二者之中，梁啟超從感情上是傾向於前者的，但是，他同時也認識到，「正理與時勢，亦常有不並容者。」當歐洲諸國與歐外諸國相交時，擴張屬地之政策遂蔓延於十九世紀之下半葉，民族帝國主義最終取民族主義而代之，全盛於二十世紀。兩年以後，梁啟超撰寫了《政治學大家伯論知理之學說》，在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盧梭學說與伯論知理學說之間，進一步傾向於後者。他寫道：「及前世紀之末，物質文明發達之既極，地球上數十民族，短兵相接，於是帝國主義大起，而十六七世紀之干涉論復活，盧梭、約罕·彌勒、斯賓塞諸賢之言，無復過問矣。乃至以最愛自由之美國，亦不得不驟改其方針，集權中央，擴張政府權力之範圍，以競於外，而他國更何論焉。夫大勢之所趨迫，其動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於事實，其感化不亦偉耶！若謂盧梭為十九世紀之母，則伯論知理其亦二十世紀之母焉矣。」到20年代，最善於變化、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梁啟超便拋棄了民族帝國主義論。他在《歐遊心影錄》中寫道：「自達爾文發明生物學大原則，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種源論》，博洽精闢，前無古人，萬語千言，就歸結到『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八個大字。這個原則，和穆勒的功利主義、邊沁的幸福主義相結合，成了當時英國學派的中堅，同時士梯尼（Max Stirner）、卡嘎加（Soren Kiergegand）盛倡自己本位說，其敝極於德之尼采，謂愛他主義為奴隸的道德，謂剿絕弱者為強者之天職，且為世運進化所必要。這種怪論，就是借達爾文的生物學做個基礎，恰好投合當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論，崇拜勢力，崇拜黃金，成了天經地義；就國家方面論，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變成了最時髦的政治方針。這回全世界國際大戰爭，其起源實由於此；將來各國內的階級大戰爭，其起源也實由於此。」「世紀末」心理導致了世界大戰，表明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基礎的那種「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世紀末國人奉為圭臬的「落後就要挨打」論，與世紀初梁啟超曾鼓吹過的民族帝國主義論，同出於一轍。國人至今對「斯賓塞之徒」基於強權論的帝國主義情有獨衷，而對「盧梭之徒」基於人權論的民族主義十分隔膜。因為「從經濟發展階段來說，今天的中國與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美國的歷史相似」（此說有以偏概全之嫌，並不為經濟史專家所認同），就要把西方人已經拋棄的陳舊觀念視為中國人今日的指導方針，這是一種自甘落後、跟在別人後面爬行的賈桂思想。從列寧的時代思想中應當吸取的，首先是一種世界史的綜合觀。即使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也不能單獨影響時代的發展。中國的集權專制制度歷千年而基本保持不變，並沒有妨礙世界歷史從中世紀進入近代和現代。同樣，即使中國人死抱住19世紀的帝國主義政治學和倫理學不放，也不能阻擋人類在21世紀進入地球村時代；但是，如果強權論繼續在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保持霸權地位，堅持不肯向人權論讓出一些地盤，中國很可能再次成為時代的棄兒。
堅持在國際關係領域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法則」和國際無政府狀態還是積極推動全球一體化進程，將是21世紀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議題。美國學者哈斯在其新著《「規制主義」——冷戰後的美國全球新戰略》中指出：冷戰後的世界暫時處於「失規制」的時代，它有三個主要特徵：第一，國際關係的失規制——新的決策中心的出現、權力相對的分散、缺乏普遍接受的準則。第二，民族國家正在削弱，它的部分權力轉移到國際舞台上新的行為體身上，它對期望超越邊界的各種勢力變得越來越敏感。第三，當前世界的大部分地區處於民主和市場化的社會之中，這既反映了人民普遍對民主、自由市場模式的渴望，也暗示了前蘇聯國家控制政治、經濟生活的失敗。「規制這一概念與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即張文木推崇備至的時代，事實上此時美國主流思潮已開始新的轉向——引者注）為保護國民免受純粹資本主義影響而作的努力有關，人們擔心這種經濟達爾文主義導致嚴重的『適者生存』——或者說是壟斷和寡頭。事實上，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規制的目的都是為了確保公平競爭。」「規制的目的是建立這樣一個世界：國家和平地解決經濟和政治分歧，政府的行為對自己的國民和鄰國是負責任的。」失規制時代或者逐漸轉變為無政府時代或新的冷戰，或者過渡到民主的和平與繁榮時代。「規制主義包含有威爾遜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思想，並把它們與現實主義揉和而成為一個更廣泛的『綜合概念』。」哈斯心目中的「規制」是向全球一體化過渡時期的世界新秩序。
在一些國人眼裡的21世紀，則根本沒有世界新秩序、全球一體化這樣的目標，他們能夠或者期望看到的是「強行衝出霸權」的時代，「新戰國」時代或者「美好有益」、「不應更改」的「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IPA）」。王飛凌在《國際政治秩序與國際關係理論——關於國際無政府狀態的作用的一個思辨》（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7年2－5月號）中極力讚美IPA體系，他認為，各民族所需要的並不是建立在廣為宣揚的國際互依共存基礎上的政治秩序，IPA才是能夠最大程度地保護和推動人類文明的最佳國際政治組織形式。必須捍衛和確保IPA世界秩序，保護各國主權，以及各主權國家間的政治權力分立。無論國際關係中現在還是將來都沒有哪樣事情值得我們為之替換或為之損害IPA體制，即使是核戰爭的威脅也不值得付出如此代價。「戰爭和備戰也許不愧為人類成長的不可或缺的一種運動方式，或是為了保持人類的多樣性和促進競爭與發展而付出的一個必要和合理的代價。」建立在對世界資源不成比例的佔用基礎之上的美國式生活方式若想在地球人類中普及「豈不是難於登天」。因此，「我們應承認有必要把人們分成不同群體並以相應方式對待他們——有時甚至是『歧視性』的。……IPA體制下的國家通常比任何形式的世界政府能更好地完成劃分人群和區別對待的必要工作。」看來IPA的最大作用就在於此。該文中註明作者是[美]王飛凌，因此
要想長期保持有利於「和平與發展」的良好環境，僅靠中國自家努力是不夠的，而有賴於世界各國對全球化和一體化進程的共同推動。全球化並不是什麼洪水猛獸。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告：「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他還說，「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化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也明確指出：「面對經濟、科技全球化趨勢，我們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發展開放型經濟」。
全球化所描述的是一種客觀現象、客觀趨勢。首任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魯傑羅說，「阻止全球化無異於想阻止地球自轉。」羅西瑙指出：全球化被用來說明一些人員、活動、規範、貨物、服務以及通貨，越來越不局限於一個特有的地理空間及當地固有習慣的現象。全球化正在淡化與本土相聯繫的邊界和身份，預示了人類生存條件的一切方面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變革的動力是這樣一些力量，這些力量推動個人、團體和制度接受相似的行為方式，或參與更有包容性、更有協調性的進程、組織或體制。全球化之所以已經變得非常引人注目，是因為近幾十年來，可以實現世界性擴展可能性的設施、利益和市場出現了迅猛發展。全球化的動力產生於人們擴大他們自己創造的秩序的範圍，以便為他們的福祉增加貨物、服務和觀念的需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全球化——經濟創新在全球的傳播和伴隨這種傳播而來的政治文化調整——不可能停止；正像歷史所教導的那樣，哪種政治組織和意識形態能帶來優異的經濟成就，哪種政治組織和意識形態就能生存、興盛，並取代功效低劣的政治組織和意識形態。
全球一體化意味著比全球化更多的東西。一體化作為一個制度、規則和組織創新的過程，離不開人們的主觀能動性和反覆探索。歐洲一體化是幾十年來多少歐洲思想家、政治家心血和努力的結晶，也是各國選民全民公決的結果；全球一體化不知要比歐洲一體化困難多少倍，但仍然是一個值得爭取也必定能夠達到的目標。索羅斯說：目前的全球經濟有著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融市場的不穩定、中心和邊緣的不對稱以及難以向資本徵稅等。幸運的是，我們已經有了一些國際組織在解決這些問題，但它們必須得到加強，而且，或許還應該建立一些新的組織。聯合國貿發會議報告更表示，「一個統一的相互依賴的世界經濟體制」需要某些「集中制」因素和「經濟計劃能力」。在業已存在的全球經濟基礎上，應建立開放型全球社會。人類共同利益（防止核戰爭、保障生態平衡等）和全球價值觀的形成，是開放型全球社會（地球村）存在的先決條件。根據地球村觀念，世界各國文化正在經歷巨大的轉型，這種轉型既表現在各國文化的交流與合作上，也表現在媒介技術使地球變小上——達倫多夫建議以
莫德爾斯基指出：當世紀末臨近的時刻，全球化正迫使人們重新考慮「政治共同體」的性質，它對民族國家是「最好的共同體」的現代正統觀念提出了挑戰。多伊徹認為，價值統一是政治統一的先導，政治統一是價值統一的歸宿，他把羅斯福的大西洋主義構想提升為大西洋共同體觀念，強調共同體成員國要超脫狹隘的國家利益，致力於維護共同價值觀和面對共同的挑戰。巴爾比克等人斷言：全球化已使全球民眾階級越來越清除地認識到，為了解決普通民眾關心的問題，必須要有全球的視角，而不僅僅是民族國家的視角。北方和南方的勞動階級，從女權到環境運動等大多數新社會運動，在許多方面都具有跨國運動和意識形態的特徵。朱恩認為：在跨邊界活動的迅速發展同有效治理之間存在著不協調之處，國家正在經歷「不平衡的民族非國家化」，在這個進程的初級階段，國際治理的作用顯著上升，但並沒有相應地出現民主控制機制，人們與遙遠的政治進程疏遠了。但隨著各個社會相互依賴性的增加，將促使它們對作為國際制度基礎的非常複雜的安排形成比較有效的民主控制。吉登斯主張實現超越民族國家層次的民主擴張，建立一個適應全球化發展的民主主義的機制框架。新的民主形式體現了一種雙向運動：向下把權力交給地方和地區，向上則把權力交給跨國組織。他認為，一種全球世界主義正在出現，它把相互擁有責任的觀點貫穿於對民族和國際體系的認識之中，贊成「世界民族」、「模糊民族主義」和「多元主權」。人們必須有一種「最高忠誠」的觀念也將衰落，並讓位於多種忠誠觀以及這樣一種理解——即本地的、民族國家的和跨國的交往不必是相互排斥的。人們的某些需要只有身邊的組織能滿足，還有一些需要只有民族國家或跨國層面的和他們沒有直接聯繫的實體才能充分滿足。世界銀行1999年度最新報告中指出，全球化和地方化是21世紀的兩股發展潮流，如何駕馭這兩股力量決定各國的興衰。全球化並不排斥地方自治，二者在消解「國家主權至上」方面存在一致性，以致出現了「全球化的地方主義」（global localism）這樣的專門術語。
世界大同或者說建立一個世界政治共同體，是人類久已有之的一種理想。喻希來等人把世界共同體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世界政府，即有一個掌控全球最高權力的單一的統治當局，它擁有自己獨立的軍事力量和財政機構。另一種是世界聯盟，即由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國家自願組合成一個系統，這些國家把其部分主權委託給由它們建立的國際組織。拉茲洛認為：「管理一個世界系統並不需要一個世界政府，只需在選定的世界秩序範圍內有一個有實效的和高效率的導引機構。必須認識到使多樣性和統一性平衡的重要性，必須確定需要在世界層次上作出決策的範圍，必須建立必要的國際機構並賦予真正有效的充分的權威。」聯合國經過民主化改革，就可以成為全球化時代世界共同體的雛形。另外一些人則認為，世界聯盟只是全球政治一體化的初級階段，是最終通向世界政府的一種過渡形態。在人類已經跨入全球一體化時代門檻的今天，固執地奉行民族帝國主義時代的意識形態，以為只要選擇了「有深刻的片面」的經濟發展道路，卧薪嘗膽，埋頭苦幹，就可以「強行衝出霸權」，使中國成為21世紀的超級大國，這完全是一種堂吉訶德式的幻想。
四、機遇：他人所賜還是操之於我
張文木屢屢說，機遇正在減少，機會正在消失，給人的印象是，中國的機會掌握在別人手中，只有乘人不備或者引人上當，才能趁機崛起。這種機遇觀既不符合歷史與現狀，也與鄧小平理論不是一回事。說中國30年代的發展機會被日本侵略所打斷，多少還有一些道理；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見，例如不認為當時出現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毛澤東更認為日本人侵華為中共的生存和擴張提供了機會，他為此要表示感謝云云。如果再往前推60年，說中國同治中興的機會也是被日本人扼殺，就實在說不過去了。同治中興比明治維新還先行一步，前者在與後者的競爭中相形見拙，後者在向前者取經後青出於藍，只能怪老祖宗曾左李不作臉，不能怨日本維新三傑擋了道。同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在巨變後的機會大致相同，有的國家率先完成經濟轉型，有的國家至今還在經濟衰退中苦苦掙扎，關鍵在於各國政府制定和執行政策是否正確和堅定。鄧小平講機遇的主要意思也是說，過去幾十年左的錯誤喪失了許多發展的好機會，使中國落在了別人後頭，現在要抓緊時機做好自己的事，加快改革開放，爭取迎頭趕上。
張文木說，20世紀的歷史為社會主義國家提供過兩次機遇。斯大林在20～30年代抓住了第一次機遇，從而能夠打敗希特勒德國，迅速崛起為世界強國。70～80年代展現在中國面前的第二次機遇，由於中共黨內外的布哈林式「右派的書生之見（雖然有片面的深刻）」，似乎沒有完全抓住，所以正在減少和消失。如果說抓住了機遇是指作出了正確的選擇，制定了正確的戰略和政策，那麼斯大林並不能被認為是一個合適的範例。
30年代，斯大林在大量引進外國資本、技術和設備打下工業基礎方面作出了正確的抉擇，但在制定外交戰略和政策上犯了最大的錯誤。他把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作為主要敵人，把德國軍方和希特勒之流引為同道，幫助他們培訓和重新武裝，向他們提供戰略物資和交換情報，甚至與他們簽訂了瓜分波蘭和其他國家的秘密條約，結果是引狼入室，導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了幾千萬蘇聯軍民。斯大林的軍事戰略和發展軍工的指導方針也是完全失敗的。最近有文章披露，30年代後期蘇聯和德國的飛機製造技術不相上下。蘇德戰爭爆發前，希特勒在進攻蘇聯的三個戰略方向上共集中了2579架飛機，而蘇聯在其西部邊境和軍區共部署了9200架飛機，另有其他軍區的作戰飛機10800架可以隨時支援西線。從飛機數量上看，蘇方佔盡優勢，但勝利的天平卻向德方傾斜。在戰爭初期的空中較量中，蘇軍損機折將，傷亡慘重，而德國空軍卻牢牢掌握了制空權。原因很簡單，德國轟炸機滿載炸彈後的飛行高度均在
為了不再喪失「正在消失」的最後一線機會，張文木建議國人作出什麼樣的選擇呢？他寫道：「現實迫使中國目前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像本世紀初的美國一樣，走馬漢提出的制海權的道路，衝出霸權的封鎖，……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保駕護航；要麼，中國就可能被迫面臨因經濟發展受阻而經歷上世紀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樣經歷過的亂局。如果這種局面真的出現，接踵而至的將是中國的內戰和分裂。」如此看來，現在確實是千鈞一髮的關鍵時刻。「1999年，中國已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一條路通向對外戰爭，一條路通向對內戰爭，儘管兩條路上都有風險，但既然都不能避免戰爭，想來多數中國人會把賭注壓在對外戰爭上。
張文木毫不隱諱地表示：「現實留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選擇，應當以強力打散美國遏制中國的環島鎖鏈」，「引起美國支持的代理人與美聯合或在台前單獨地與中國發生正面衝突。這對中國來說，既是一場嚴峻的挑戰又是歷史賦予中國衝出霸權封鎖的千載難逢的機遇。」原來他心目中的歷史機遇就是中國對美國及其代理人的戰爭。「如果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也不管在戰時為與我作戰的國家提供後勤還是前線『服務』。中國就應視其為對華宣戰。屆時，這場戰爭，在中國方面看來，就應當是一場無邊界的戰爭。」他不贊成毛澤東把敵人引進來打的軍事戰略，而主張「將戰場引入這些敢與中國宣戰（不一定要真的宣戰，只要中國視其為宣戰即可——引者注）的小國境內」。「屆時的戰場就不應再是中國的南京，而是日本的東京。」因此，向海外投送兵力的能力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今後中國的命運則取決於中國是否具有自主發展的實力。這種實力，在昨天的美國人（即今天中
早在《中國可以說不》出籠時，有識之士便提醒國人警惕軍國主義沉渣泛起，現在，正經八百的中國特色的軍國主義終於登台亮相了。東條英機、希特勒式的軍國主義有些什麼共同之處呢？除了對內集權、專制、獨裁，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外，對外主要有三條：第一，不承認現存國際秩序的合法性，認定其為中心國家不公正地強加給外圍國家的，如一戰後的凡爾賽（和約）體制和華盛頓（九國公約）體制，便被認為是中心國家英法美為限制外圍國家德國和日本發展而制定的。第二，公開表明要憑藉武力（強力、實力等）來改變國際秩序，重建新秩序——對於德國來說是「歐洲新秩序」，對於日本來說是「大東亞新秩序」。第三，為了國家利益而去顛覆國際秩序、對外動武具有天然合理性。希特勒說：「一個人民國家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須記住保護這個國家現有種族生存的責任。這樣就必須做到：人口的數量及其增長與領土和資源之間建立一種健全而自然的比例。」「我所說的『健全的比例』，就是指自己的土地和地下的資源能夠保證一個民族的生存。」張文木說，中國「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以及為保持發展速度所必須的海外市場和資源是其存在的『硬道理』。每當這種經濟發展動力受到海內外市場及資源條件限制，並使其被迫減速或向生存形態的自然經濟回歸時，也會出現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因此，中國必須「以強力打散美國遏制中國的環島鎖鏈」，「通過強力最終擠進世界霸權行列」。如果中國選擇了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有保障的海外市場和資源就是實現這一戰略的必要條件。問題在於，是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改進與完善現有國際秩序來為外向型經濟發展提供保障；還是通過提高海軍戰鬥力，「強力打散」現存國際秩序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保駕護航」？相信日本和德國在一戰後和二戰後的兩種不同選擇及其不同結果，可以為國人提供一個有益的借鑒。
中國特色的軍國主義也不是完全沒有一點新意。張文木認為：「市場經濟是集權政治進入民主政治的第一戰。但縱觀當今民主政治發展程度高的大國，都是實現了對海外市場和資源的強力（有時是暴力）壟斷和控制、從而保證海外高額利潤大量向本國迴流的國家。」「今天中國民主政治的推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海外經濟，以及保護這種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海上軍事力量的存在水平。」換句話說，市場經濟是民主政治之父，海外經濟（市場和資源）是市場經濟之父，海上軍事力量是海外經濟之父，因此海上軍事力量便成為民主政治的曾祖父。凡是憧憬於中國民主化的人們，首先為提高海軍戰鬥力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吧。國人無不希望早日看到中國擁有一支現代化的海軍，但是，把發展海軍的作用誇大到如此程度是十分荒謬的。把中國的發展機遇和「偉大的未來」系之於對外戰爭，更是萬分危險的。
美國人不能剝奪中國發展的權利，中國的軍國主義者卻有可能斷送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機遇。李光耀在上海的99財富論壇上婉轉地指出了這一點，表達了全球華人期望與擔憂並存的心態。但指出軍國主義此路不通，更應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他們應當時時提醒國人，把中國的機會和前途掌握在理性和清醒的國民自己手中。
本篇論文源於 飛狐論文網 原文鏈接：http://www.foxshuo.com/article/info/1011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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