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學成：四十年學佛經驗

人物簡介：馮學成，1949年出生於四川成都，1969年在四川江油當知青期間，認識並師從於著名禪師、一代武術家海燈法師（虛雲禪師所傳之溈仰宗法脈傳人）。經海燈法師舉薦，往參本光法師。本光法師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出家後曾為太虛大師侍者，並在漢藏教理院、金陵大學擔任教職，於儒、釋、道三家均有深湛的造詣，尤精於易學、華嚴、唯識與禪宗。先生於本光法師處殷勤參叩數年，遍覽經教，深入禪觀，涵蘊漸深，得其真傳，從此意氣風發，自在出入於儒學之正大、佛學之精微和道學之幽玄間。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難得今天下這麼大的雨，大家相聚在這裡。我簡單介紹一下馮老師：馮老師從在四川江油當知青的時候，就開始追隨海燈法師學習佛法。後來四川的一些大德如本光法師、離欲老和尚、遍能老和尚、賈題韜老先生，馮老師都親近過他們。近年來馮老師經常在四川佛學院、河北佛學院以及雲門寺講國學，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他自己在成都也開辦了龍江書院，最近又準備在廣州籌建南華書院。這次非常榮幸地請馮老師到北京來，跟我們大家見面。今天的題目是關於馮老師學佛的一些體驗，歡迎馮老師開始。

馮學成：這個題目是本來準備在北京居士林講的，但是北京居士林現在在裝修，黃總就安排在涵芬樓講這個題目。現在學佛的人很多，我也見過不少東南西北方學佛的人，心裏面有一種憂慮感。這種憂慮感也是真正用心在佛教學修上人都有的同感。在這裡我也沒有資格批評他人，我沒有裁判的權力，只有就自己學佛四十年來的過程，跟大家作一個彙報。

　　四川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從很大的文化方面來說，中國是以中原文化為主體，南方的文化有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四川就是巴蜀文化，巴蜀文化是介於南方和北方文化中間的一個系統，既有北方的厚重，又兼有南方思想的飄逸。孔孟的思想厚重深刻，老莊的思想靈動瀟洒，即使佛教在中國傳播兩千年的時間裡，乃至禪宗，也有地域方面的特色。以前有這樣的說法，「言蜀者不可不知禪，言禪者尤不可不知蜀」。就中國的禪宗而言，四川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出現了馬祖道一、圭峰宗密、德山宣鑒、圓悟克勤等一批在中國禪宗史乃至世界禪宗史上，都非常有影響的優秀人物。

　　另外還有一個說法是「易在蜀」，真正《易經》的根源、重心、秘密往往是在巴山蜀水之間。我們現在說的《周易》，源於陝西，後來的「漢易」主要是在河南一帶。講周易的正統好象與四川沒有關係。但是我們真正去看有關《易經》的經典，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東西漢之間的楊雄，很有名的辭賦家，他寫了一部《太玄經》，這是他自己搞的一種「易經」，至今很少有人看得懂。《易經》的六爻，用六條杠來表示，而他的太玄，是用四條杠來表示，這在易學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另外，大家知道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有「周易」。「歸藏」易基本上沒有流行的，市面不知道，只是史書上記載了那麼一筆；「連山」易也只是史書上記載了一筆；但是，實際上在四川還保留有「歸藏」易。南北朝的時候，北周武帝「滅佛」前，有一個四川的和尚（後來成為了道士），名字叫做衛元嵩，成都附近的人。他寫了一部經叫做《元苞經》，《易經》六十四卦中首卦是乾，但是在《元苞經》裡面首卦是坤，以坤為首卦，「荒、莽、莫、默，隱彰坤德」，在中國道教派的易學系統里，這是另闢蹊徑的一個門派，不是官方易，是民間的，屬於道教裡面的易，很深刻的。現在知道「歸藏」易的人很少，知道《元苞經》的人就更少，不過四川中醫學院有一批教授， 「醫易同源」嘛，正在努力地研究《元苞經》的密意，想把它和人體科學、中國的中醫醫學結合起來，研究一番。當然，宋以來的官方易是程朱「易」，二程的易學來源還是四川，他們叔父（還是父親程珦？）在四川廣漢當縣令的時候，他們兩兄弟十五六歲，大概是現在中學生的年紀，在街上見了一個賣簸箕的篾翁，做竹器的，另外還遇到一個挑糞的老頭子，糞叟，大概地指點了他們一下，使他們在青年的時候對《易經》就有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感覺，他們對《易經》的發揮就成為了明清以來的官方易學。當然在四川還有「蘇氏易」，蘇老泉、蘇東坡、蘇轍三夫子對易的理解，當然這個易學當然在官易之外。因為在北宋後期黨爭厲害，蘇東坡兩兄弟被打入另冊，直到南宋初期還沒有平反，所以「蘇氏易」一直被埋沒在「程朱易」的光輝之外，而不得張揚，所以世間知道「蘇氏易」的不多。但是如果有雅興看蘇東坡的「易」，包括他們父子兄弟的「易」，我們可以發現很多「程朱理學」里所沒有的一些精神內容。

　　剛才我簡單從禪和易角度對四川的人文給大家做了一點簡單的介紹，更不說司馬相如、李太白、蘇東坡等等文化的淵源，因為我生長在成都這個地方，這個地方確實是人文環境很好。有那麼一種學風存在，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那個時候跟很多老先生打交道，跟很多老和尚打交道，確實是很舒服。那個時候，我當知青，一無所有，雖然我剛開始是紅衛兵，但是不鬧革命，是個不鬧革命的紅衛兵小將。當了知青，到田裡去幹活我也是偷懶的，為什麼？一下鄉的時候，就遇到海燈法師，那時候他在四川威望還是很高，人們不怎麼知道他的佛學，只知道他的一指禪聞名天下。但是我在海燈法師那兒不願意學武術，那個時候年輕，也就二十歲，心高氣傲，匪氣很重，但是有自知之明，知道如果學了武術的話，可能要到外面提勁打把、惹是生非，那不安全，既然見了這麼一位大禪師，就應該向他學佛法。但是在那個時候，他只教武術，不教佛法，所以把我介紹給本光法師。本光法師何許人也？他也是北大的歷史系的，大概1925年到了北大，他本來家學淵源，他父親是川北的學督，相當於川北教育局的局長。他家學淵源很深厚，年輕的時候到北大讀書，也受到了共產黨共產主義的洗禮，後來在李大釗的介紹下參加共產黨。二七年張柏林把李大釗殺害，他也是被通緝的對象，當時由四川同鄉會把他送到普陀山去出家了，這樣他從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變成了一個和尚。本光法師二八年在天童寺受戒，然後回到北京，在柏林佛學院讀書，在那裡他和遍能和尚是同學（遍能和尚是四川樂山烏尤寺的長老），而且也是同年，都是1906年生的。北京佛學院畢業之後，本光法師又去了武昌佛學院，親近太虛大師。本光法師也很奇特，他從寧波天童寺到普陀山的時候，有一個很奇特的因緣遇合，在浙江蕭山，他遇到一個老太太，這個老太太的先生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是孫中山的戰友。

　　那個老太太是方山易學的傳人，方山易是什麼呢？學佛的人都知道唐代的李長者，《新華嚴經論》的作者，寫四十卷《新華嚴經論》，把華嚴經和《易經》融為一體、打成一片，用《易經》的框架、六十四卦的框架來闡述華嚴經，弄的很好。到明朝的時候李贄（《焚書》的作者）在《新華嚴經論》的基礎上刪繁就簡，簡編成了一冊《華嚴合論》，大概只有兩三卷，那真是非常的精道。

　　那個時候，我在江油有海燈法師，回到成都有本光法師，於是根本就不鬧革命，也不願意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幾乎天天跟在這幾個老和尚身天，親近他們。儘管大家都沒有錢，那個時候一窮二白，但是有的是時間，像我們現在，如果要親近哪一個老和尚，比如你到一誠老和尚那兒去，能有跟他一起待五分鐘時間嗎？能夠泡兩個小時嗎？本煥老和尚、佛源老和尚、凈慧老和尚那兒，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老一代的長老們，哪有時間陪你？第一，他們年齡大了；第二他們的徒弟太多，根本就沒有時間來接受徒眾們的參請，沒有時間和精力，現在誰能和這些老和尚泡上三天三夜，那可是天大的福分。即使你供養個一千萬，他們也未必有時間來陪你，為什麼呢？這些長老們年齡都大了，身體都不好，要他們陪著你聊上三天三夜，哪有這麼好的事呀？沒那麼好的事。我們那個時候接觸這些老和尚的時候，海燈法師是六十來歲，本光法師也是六十來歲，他們都是在精力最旺最盛的時候，我們是二十來歲的小青年，沒有票子，但有的是時間。在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之下，他們也願意把他們所學傾囊相授，毫無保留的教出來。

　　在海燈法師那兒，我不學武術，學了一些指導禪修的理念，這幾十年很受用。本光法師是我學佛的啟蒙法師，「讀大學」的老師也是他，「研究生導師」也是他，因為他九一年才圓寂嘛，從六九年到九一年親近他二十多年。我認識賈老是在七四年，但真正親近他是從八三年開始，一直到九五年賈老圓寂，算是我的「博導」，也是二十多年。我記得我跟本光法師在一塊兒的時候，他講佛法，那個時候大家知道，我們這裡還有一些老同志在這兒嘛，林彪的四個「念念不忘」，年輕人肯定記不住了，我們老先生們應該記得住，文化大革命林彪的四個「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那個時候大家都學習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語錄打開第一則就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 1969年我皈依本光法師的時候，他就有這麼「膽大包天」，就敢篡改毛主席語錄，在皈依中說：領導我們學修的核心力量是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指導我們修行的強大思想武器是《般若經》、《華嚴經》、《易經》三巨典。那個時候如果消息傳出去還有腦袋嗎？那肯定沒有腦袋了，但是正是因為這些老和尚，老一輩的有這樣的膽識，敢於這樣教化，所以那個時候真的是入木三分，他的教法對我們來說，真的是入骨入髓呀。在那個時候，嚴格來說沒有什麼妄想，陞官？哪有官升呀？當官的都被打倒了，都成走資派了，造反派橫行，哪有當官的？第二點，關於發財，那個時候都是窮社會主義，「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長資本主義的苗」，也沒有發財的機會，根本就沒有妄想可打；那個時候也談不上談戀愛，一無所有，窮的叮噹響，去談戀愛的膽子也沒有，也沒有這個資本，人也丑，身上穿的也爛，又不知道講衛生，跟頭陀一樣，我還有一些以前的照片，怒髮衝冠似的，那頭髮又長又臟，氈窩子一樣的。

　　在四川還有一些學易的，如肖光遠、李耳餘這個系統下來的「易」；剛才我講的《元苞經》，王雲舍老先生傳承的就是道家沖虛派的這個易經門派；「來氏易」，來瞿唐來知德的，這兒書店都應該有賣的。這些都是四川的，我都有所耳聞。我跟本光法師接觸二十多年，感受很深，從佛教的基本教義、唯識學的大義、般若中觀的精義、華嚴的體系、禪宗的修持、禪法的提持等各方面本光法師都一一做了交代，涉及到漸修、如來禪乃至於祖師禪。

　　本光法師的確是一個很奇特的人。他說，儒家、先秦諸子、孔孟老莊荀這些都要學，法家的韓非、商鞅這些也要學，《史記》、《漢書》、《三國志》這些要學，資治通鑒這些要學，唐詩宋詞要學，金瓶梅、紅樓夢要看，乃至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爾的也應該學，馬克思、斯大林的要學，特別是斯大林的，為什麼學斯大林的呢？因為斯大林的東西有極高的鬥爭藝術。毛澤東思想更要學，它是當代中國的馬列主義，當代中國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但這個不是學林彪，老先生當時就是這樣指導我們的，他說你們別犯傻，去學老三篇，什麼《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為人民服務》，這些不要看，你們要看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國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等等這樣一類的文章，這些是大智慧的文章。

　　正因為如此，當年這些善知識特別是本光法師給我奠定了綜合的國學基礎，孔、孟、老、庄、禪、整個佛教，包括西方的哲學。因為本光法師畢竟是北大歷史系的高材生，跟梁漱溟先生的關係很好。他一生最推崇兩位，一位是章太炎先生，一位是太虛大師，這兩位被本光法師認為是他的根本依止師。正是因為這種淵源，讓我在年輕的時候對哲學史學都很留意，對文章之道也很留意，所以後來我到監獄裡面的時候，儘管無書可看，當時在監獄裡一呆就是八年，好在有這樣的基礎，就像牛吃了一肚子的草，在一個僻靜處，細嚼慢咽地反芻一樣，把前些年在那些老先生、老和尚們受到的教育、獲得的一些知識慢慢消化、慢慢整理、慢慢去感受、慢慢的體會。這八年監獄的生活相當於閉關八年，沒有妄想可打，到那裡就是死心塌地去干這個事。如果不玩這個的話就有可能得精神病，不是精神亢奮就是精神頹廢，好在那個時候跟這些老先生學易經、學佛學、學古今中外的文化理論。

　　當年在本光法師那兒打了一卦，是「大過」卦，大過的卦辭說：棟撓，利有攸往。「大過」象辭是：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獨立不懼」，一個人呆著，別怕，什麼都不怕。「遁世無悶」，隱遁在山林裡面，不管你是主動也好，還是被動也好，把你放在一個無人之處，但是心胸無悶，《易經》裡面很多地方都談到「遁世無悶」，乾卦的初九爻「初九，潛龍勿用」裡面也是「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遁世無悶」是我們作為下層處於困境的時候，安守本分的一個絕招。如果我們處於困境、逆境的時候，不能固守本份，像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階級鬥爭激烈得時候，「地富反壞右」只要安於「地富反壞右」的位，一三五拿板凳學習政治、改造思想，二四六拿掃帚到街上去掃大街，為社會做一點貢獻，贖自己在舊社會犯下的「滔天罪行」，只要你老老實實、規規矩矩敢於接受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很吉利的，共產黨會給出路，還是有一碗飯吃的。如果你說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地主，那你完了，天天專你的政，天天批、天天斗。這個叫做守位。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在監獄裡面，儘管可以說是最陰暗的絕境，但是一樣有生機，一樣有朝氣，充滿了活力，一點沒有怨言，我到現在一直都沒有怨言。從二十六到三十三歲這八年在監獄裡坐了八年牢，我沒有一點怨恨之心，現在做夢夢到那個地方，甚至覺得很美，那時候在「跑馬溜溜的山上」的勞改隊裡面，的確很好玩，雪山草地，草原牧場，青山綠水的，現在那裡成為攝影家的天堂。

　　如果這裡有川西高原旅遊指南的話，可以看到新都橋農場，這是個很美的一個地方。那個時候蟲草一分錢一支，現在想買一支蟲草多少錢？可能翻了千倍不止，十塊錢可能還不能買到一支。不過，那個時候，一個月總收入才兩塊錢，吃喝拉撒睡一個月三十天只有這麼兩塊錢，你想天天吃蟲草也不可能。那個時候勞動改造，什麼叫 「舍我我所有，除掉一切貪」，什麼叫「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才算是有所體會。當年我們做知青的時候在海燈法師那裡說：「法師，您給我們講金剛經、講壇經吧？」海燈法師當時說：「你們，還不行，還沒有那個份兒。讓你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你現在當知青，從來不下地幹活，怕苦怕累，怕臟怕臭，哪能相應？你們是處處生心。」結果後來到了監獄裡面、到了勞改農場裡面，那真正的是與氈粑打成一片、與高原打成一片、與牛糞打成一片。在上肥料的時候，我背一個大背篼，監獄裡一起在豬圈裡幹活的同伴拿一個大洋鏟，那個時候冬天裡豬糞和人糞尿都會全部結冰，需要先用鐵鎬敲碎，然後用鏟子放進背篼。那個大背篼差不多八十公分的口徑，我那時候很瘦小，才一百零幾斤，用洋鏟把冰凍的糞土放到背篼裡面後，整個脖子裡面、頭髮裡面、臉上、褲腰帶上全是豬糞，開始的時候是糞冰，糞冰化了就成為糞水。就這樣一背一背地把糞冰糞水背到田裡面去，完全與糞便打成一片，沒有嗔恨心，沒有厭噁心，一點分別心都沒有，真的是不可思議。現在如果要誰到廁所裡面下去滾一圈，可能誰都不願意，給一萬塊錢很多人也不願意，也不敢下去，那個時候我們就下去。飲食方面也沒有分別心，內地的人根本吃不慣那兒的糌粑，如果有酥油還好些，但是在高原糌粑和酥油算是高級食品，老鄉都沒有酥油，更何況犯人呢，更沒有酥油啦。吃的就是大蘿蔔、大白菜，還有洋蘿蔔，是一種甜菜，用來喂牛羊的一種高原變種甜菜，一年四季就是這些，有時會有一點土豆。秋天還好一點，有一點新鮮的蔬菜，冬天、春天、夏天基本上是吃乾菜。那時生活很苦，在飲食上打不了什麼妄想，只有受之。用《中庸》里孔夫子的話來說，「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就這樣，自己的心性無形之中得到了料理，這個可不是書本上所說，天天打坐、天天念經、天天觀想等所能達到的收穫，境界完全不一樣。南懷瑾先生的一個師弟李自申先生，也是維摩精舍的，前年坐化去世的，早上起來喝了口茶，那時是冬天，他穿了件大衣，坐在沙發上，打了一個盹，七點鐘左右，在那兒坐了一個小時沒動靜，當時，他有幾個學生在那兒，到了吃早飯的時候，叫道：「老師，吃飯啦。」結果沒有反應，一搖他的身子，身子軟軟的，仔細一看，才知道老人家已經走了。我後來很感慨，就寫了一篇《憶維摩精舍諸老宿》，介紹除了南懷瑾先生之外的維摩精舍諸師兄弟是怎麼走的，可以說都很精彩，這篇文章網上可以找到，大家可以去看看。李緒恢先生是南懷瑾的師兄，是當年四川省高等文官考試的榜眼、第二名，隆蓮法師那次是狀元，隆蓮法師大家應該知道吧？李緒恢先生後來在民國時期的四川省政府裡面當秘書，又當過遂寧縣的縣長，在《維摩精舍叢書》裡面有他的介紹，袁煥仙老夫子對他有很高的期望。不過，到了解放後，這個老先生沒有辦法了，也成為牛鬼蛇神、歷史反革命，還是只有「一三五拿板凳、二四六拿掃帚」的份。好在他的醫術很好，經常給人家看病，拿現在的話說叫做無證行醫，他的醫術很好，是四川火神派的。我年輕的時候經常請他調理脾胃，當時剛從高原上下來，在監獄裡呆了八年，脾胃不是很好。他手到病除，葯很靈，人也很慈悲，最初看病就是兩毛錢一張處方，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一張處方就是一塊錢。給一塊錢，他給你看病，非常仔細，一天看三五個病人有三五塊錢，那時候已經覺得很富裕了。你想想那個時候每個月有一百多塊錢，那的確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是很牛的，他老人家大概是九二年走的，晚上十一點鐘還在給病人看病，來了一兩個病重的病人。到了第二天早上，老太太叫他，當時他還伺候老太太，每天三頓飯都是他親自做，買蜂窩煤、燒火做飯等都是他做，八十六七的人，每天還是繼續伺候老太太，伺候他的子女們，那天早上老太太發脾氣了，都九點了，怎麼還不起床做飯，我肚子餓了，叫了幾聲沒有人應。後來他女兒過去看，說到：「哎呀，老爸都走了。」什麼時候走的都不知道。是安然睡化，沒有給家裡人帶來一絲麻煩，給親人沒有一點拖累，安安靜靜地來、安安靜靜地走。

　　熟悉維摩精舍的人都知道楊光岱老師，那個時候袁煥仙老先生手下，「一棒三大士」，通禪、通寬、楊光岱。楊光岱在靈岩打七的時候，還只是一個高中生，什麼都不知道，正好撞上了。當時袁煥仙他們在都江堰的的靈岩寺打禪七，楊光岱連什麼是「打禪七」也不知道，只是聽說這裡比較好，他們都去沾沾法喜。有一天他去小便，那個時候沒有抽水馬桶，在寺廟裡面住，還是要跑到外面廁所去。突然，有一條狗撲過來，在他腿上咬了一口，就那麼一下，他明心見性。當時袁煥仙老先生打了一個禪七，就有三個開悟的，真是了不起。我見到楊光乃老師，乃至後來他親近他，感覺他也是非常了不起。楊光岱老師那個時候差不多七八十歲了，我見過的，只有兩個人的眼神是內視的，一個是虛雲老和尚，一個是楊光岱老先生。他沒有什麼文化，但是他的禪修的確視令人讚歎。他後來得了肝癌，別人得了肝癌會痛得死去活來，但是他沒有一點痛苦相，眼睛和面目表情永遠是安詳的，一派祥和，那個時候我們基本上是赤貧狀態，沒有什麼錢，沒有什麼錢供養，但還是想方設法地給他找一點好葯，弄一點人蔘補一補之類的，但是現在想來也沒有用，他也不吃。就這樣持續了兩三年，你跟他打交道時，不會覺得他是一個病人。他基本上不去醫院，走的時候也很安詳。

　　前不久，李更生老先生也走了，九十七歲，去年年底走的。中風半年，半身癱瘓，左半邊癱了，但是思維非常敏捷，辯才無礙，顯密圓通，他在西藏呆過多年，五十年代隨解放軍入藏，當醫生，在平叛的時候腿上挨了炮火。五十年代後期他退休回家，作為「榮譽軍人」退養在家，吃國家的養老金，傷殘軍人嘛。幾十年學修如一，這種精神非常令人感嘆。

　　不止他們，當然還有其他一些老先生，他們「享受」過無產階級專政。他們不是在書齋裡面、不是在富貴鄉里「說法」。所以，這樣的體驗，對於法的體驗，對於煩惱的體驗，對於如何轉煩惱成菩提的體驗，就很實在，就很深刻。我見了那麼多老先生，包括現在的佛源老和尚、凈慧老和尚、一誠老和尚等，他們這些沒有一個神神怪怪的，，都是以正知正見示人。我們說學佛的人學什麼，就是八正道。佛在世的時候，就談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我們想一想，我們平常學習佛法時，是不是真正思考過八正道的教法，很多人追求怪異，追求神秘，哪裡有神秘主義，就覺得哪裡很好玩。我一輩子不喜歡神秘主義，當時在高原上跟我一塊兒勞動的，都是活佛喇嘛，一百多號活佛喇嘛，吃喝拉撒睡好多年，沒有看到誰有什麼神秘的，都是平常人，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現出了「本來面目」。大家以「本份」相見，真正的「本份」相見，這也是破除迷信，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破除迷信，這算是真正收到了效果。毛老人家的無上鉗錘，的確是使很多的修行人得益。所以當年文化大革命拆廟子的時候，把出家人趕出廟門，很多居士在本光法師面前哭，也有些出家人去哭，「哎呀，怎麼辦啦？佛像也打了，廟也封了，不許住了，袈裟也不許穿了，怎麼辦啦？」在本光法師面前痛苦流涕，本光法師說：「你們犯傻呀，你們愚痴啊，這個就叫無常，這個就叫般若，這個就是佛法，有什麼哭的？沒有什麼可哭的。你們要從這裡邊看到無常，從無常裡面體會到般若，再繼續提升到智慧，你們要有應酬這樣的能力，有承擔這樣的力量，這樣，你們的修持就算有火候了。」聽到老法師這樣開示，很多居士似懂非懂的，但是我在一旁聽到就很受用。我所親近的這一批善知識，他們真的是掏心掏肺地，把他們的學、把他們的修、把他們的養，毫不保留地教給了我，使我自己在學修的這麼四十年的過程當中，沒有去犯傻，基本上沒有走什麼彎路。後來在賈老那兒，賈老是以本份示人，純粹的禪宗。與本光法師「法術」很多不一樣，賈老那兒就是一味禪宗，「只此一味，別無他法」，而且在向上提持盯得很緊。再加上維摩精舍的另外幾位老菩薩，李自申、楊光岱、李緒恢、李更生，當然還有很多(,都對我幫助很大)。現在因為南先生在外面名氣很大，所以到成都來追維摩精捨得人很多,非常火，但是他們都來晚了，很多老一批的人他們見不上了。所以現在到成都尋訪維摩精舍故事的人，基本上是找不著了,除了一位，就是袁煥仙先生的女兒,袁淑平老師還在,但也是一個快九十的老太太了，中風在床上，未必會接待誰了。所以現在要尋訪維摩精舍的故事，只有我還能夠知道一些，叫王紹藩來說, 他也說不出個什麼，因為他跟成都這一批人不熟悉，也不認識，很多老先生和他沒有什麼來往，他也說不清楚。

　　我學佛的這麼四十年，從一九六九年開始，當時因為毛澤東六八年底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偉大號召，我們立刻響應他老人家的號召，奮不顧身地到農村裡面去了，正是這個因緣，讓我跟海燈法師有這個佛緣，真是要感謝毛老人家。到了八十年代後期，賈老在文殊院四川省佛教協會內講《六祖壇經》，當時我是總招待、總接待、總侍者，招呼應酬全是我的事。每次開講的時候，用個偏三輪，是自行車加一個斗做成的，我在商店裡面當搬運工的，蹬三輪車的技術很高，但是不能把公家的三輪車拿出去用，自己就在自行車上加一個斗，把賈老從家裡載到文殊院里去講課，課講完後又把賈老送回去，就這樣幹了兩年。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事情。當時，四川省佛教協會要修《四川省佛教志》，賈老推薦了我，一共兩三位人，因為我是一個快手，高峰的時候我用筆一天寫一萬多字也不累，可以收早工。本光法師給我們講《易經》、講《華嚴經》的時候，我是完全用筆記下來的，他老人家用口講，語速不是很快，比我現在說話的節奏稍慢一點，賈老說話比我現在的節奏快一點，本光法師講課，我們作筆錄，那個時候做到了一字不差、一字不錯地原原本本記錄下來。賈老的錄音也是我給他整理的，很完整地整理下來了。

　　我跟這些老先生的交往和學習，有一個體會，他們沒有「怪力亂神」，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在逆境之中，他們拿什麼來養自己的身心性命？全是老祖宗、祖師爺留下的那些心法，佛家的、儒家的、道家的那些心法，來滋養自己這麼幾十年艱難的日子。在他們身上，沒有現在所謂的這個大師、那個大師、這個供養、那個供養的，那個時候哪有什麼供養呀？他們只是偷偷地、悄悄地，在茶館裡面、在公園裡面、或者躲在家裡面，說上幾句話，或者寫一段文字，悄悄地讓我們看了，然後說：「趕快背下來，背完後就燒掉。」彷彿搞地下秘密工作一樣。如果這些老先生活到現在，那個個都是「法王」、個個都是「超級金剛上師」了，要受無量供養。但是他們全是在困苦之中度過了中年和晚年，正是這種環境下，他們所說的、他們的言教、他們地身教就給了我很深的啟示。所以我的這麼幾十年，也從來不說怪力亂神，一說怪力亂神我就要跳出來的。當年我第一個跳出來揭露四川某「大師」，因此這位「大師」還說要派殺手來殺我，他可是「超級大師」了，海外一些法王是他「冊封」的。他是我們四川一個大騙子，比我還小几歲，吹牛吹得臉不紅心不跳的，不過現在成了國家的通緝對象。很多吹牛的、吹有神通的，基本上是騙人的，我多年來在四川都是以揭穿宗教界的騙術聞名，我不買那些帳，堂堂正正的，正正規規的。有人問我，佛法大還是王法大？我從來都說王法最大，我們不能離開王法，所以凈慧老和尚也經常強調，佛教和世間王法發生衝突的時候，要尊重王法、順從王法。這是老佛爺的戒律裡面規定了的，並沒有說當王法和佛法衝突的時候，我們要拋棄王法，要堅持佛法。不，這個就恰恰犯糊塗了，我們要尊重王法和順從王法。本光法師在給我們授皈依的時候說：「順隨世間正法，與時俱進，有一定的職業養活自己和家人，不做高官厚祿之想。」在六九年他就說要順隨世間正法，與時俱進。什麼正法？他老人家說，「歷史上孔孟是正法，在當代中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正法，你就不能與之抗衡，你就必須服從它，如果不服從它，就會給自己帶來災害、禍害、麻煩。任何時候我們都要知道一句"當今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注意，「當今皇上」！你不能與「當今皇上」對抗，與「當今皇上」對抗你不是自討苦吃嘛？而且還惹社會動蕩不安，眾生跟著受苦，那不好。所以真正學修佛法的人是最強調和諧社會的，最講和諧的。咱們北京城故宮裡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這三個殿，以前是最高的政府機構、最高的權利機關，就是從三個方面來突出 「和」字。

　　《易經》乾卦裡面有「保合太和乃利貞」，故宮三殿名稱的來源是《易經》裡面的乾卦。所以要講個「和」字，當年袁老太爺給南懷瑾先生寫有一封信《示通禪》，現在的版本是《示南懷瑾》，南先生當時在峨眉山的大坪寺當和尚，因為他看到南先生對待周圍的人很嚴厲，老夫子來告誡他，「律人嚴，眾必減」，如果要求周圍的人過於嚴格的話，你的眷屬就會減少；「律己嚴，過必遠」，對自己要求要嚴，要求自己要嚴，要求別人要寬。「律己嚴，過必遠；律人嚴，眾必減。」我就順著袁老太爺這一句話作了一個下聯：「與心和，神自全」，自己要養和氣、養喜神，自己要和自己的心靈打成一片，「與心和」，自己與自己的心和諧；「與境和，事自圓」，要與環境打成一片，與環境和諧，你的工作、你的事業自然會圓滿。所以，「與心和，神自全；與境和，事自圓」。所以，我們學習佛法的時候要注意這點，佛者，覺也、覺悟嘛。佛就是一個覺悟的人，並不是說什麼不得了、了不得的。最有意味的事就是釋迦牟尼的老爸凈飯王要去世了，想他的兒子，希望他能回來看自己，如果以我們通常的想法，老佛爺的爹病了，老佛爺要回去，給加持一下，灌一下頂，吹一口氣，他爹肯定沒有病了，發發功，他還可以繼續活一千年。我們平常學佛人是不是這麼想的？釋迦牟尼親自去看他爹了，無上的菩提道還不給他灌下去，他爹還不要活一萬歲呀？實際上，釋迦牟尼回到父親身邊，跟他爹說：「諸行無常呀，有漏皆苦呀，你還是安心去吧。」他老人家說的還是「三法印」，沒有什麼神叨叨的，給你灌頂，給你加持，你就能活一萬年的，吹一口氣、發一點功等等，沒有這些，那些都是糊弄人的。現在我們學佛人的頭腦一定要清醒，拒絕別人的忽悠，特別要拒絕佛法裡面種種莫名其妙的忽悠。除了「三法印」、「四聖諦」、「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其他沒什麼了，還有什麼神奇的呀？這些是照妖鏡，正法邪法就在這些方面來看，如果離開了這些那就不是正法，所以我們學佛一定要心明眼亮。以前我基本上是跟老頭子們打交道，老頭子們都可以作為我的父輩，甚至比我父輩還要高上半輩，那些老先生很多都是一九零幾年的，然後有一九一幾年的，南懷瑾先生是一九一七、一八年的，我最早接觸的那一批人大都是一九零零、一九零六、一九零七、一九零八這些年代出生的人，當然也有二十世紀一十年代的人。我爹是二十年代的人，我是四十年代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出生。但是現在反過來了，現在跟我接觸的全是年輕人，二十多歲的，三十多歲的，顛過來了。我也喜歡和年輕人玩，小的時候跟老頭子們玩使自己成熟一點，把他們的經驗，把他們的知識、智慧儘早地接受過來，現在跟年輕人玩，享受一點年輕人的朝氣，使我別那麼老，這個也是互通共享。

　　總之學佛要得正知正見，這個正知正見就是「緣起性空」，這個道理很簡單，要自信、自悟。我覺得一部《金剛經》、一部《壇經》對於學佛來說已經夠了，當然，還想豐富一點，看看《法華經》,看看《華嚴經》這些也不錯，有雅興再看看《瑜伽師地論》也很好。參禪的人把《五燈會元》和《指月錄》細細地去參。

　　所以，我在講信心銘的時候，就提到要回到唐宋祖師的路數上去，以唐宋祖師為師。因為畢竟經過了一百多年佛教的斷代，嚴格來說，明清到現在這兩三百年，中國漢地佛教極其衰微，「師家乏人」啊。只是到了明朝後期的萬曆年間，乃至順治年間，才有「明末四大高僧」。清代初期的那一批，如玉琳國師等，到了雍正皇帝，稱之為邪知邪見，不承認他們。滿清皇帝大封「呼圖克圖」，提高了藏蒙喇嘛的地位，漢地僧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當時達賴班禪的地位相當於藩王的級別，這些喇嘛的地位比蒙古王公的地位還要高，庫侖活佛、章嘉呼圖克圖也是一樣的，畢竟在內蒙古只有一個章嘉活佛，在外蒙古只有是一個庫侖活佛，但是王公數以百計，你想想誰的地位高？漢族的僧人算什麼呢？更算不得什麼了。封了一個玉琳通琇禪師，漢人自己給自己臉上貼金，玉琳是國師，很得意。（註：玉琳初稱大覺禪師，繼遣使加封大覺普濟禪師，後又加封為大覺普濟能仁國師，通稱為玉琳國師，是清代漢族佛教中享有國師尊號的唯一僧人。）另外，還有木陳道忞，也是順治皇帝封的，皇帝接見了他，封了一個禪師，就被認為是國師。到了雍正皇帝的時候，一巴掌全給打倒，說他們統統沒有見道，並對江南的禪僧們說：「你們這一批人到北京城來，朕要與你們"本份』相見，如果能說得過我，我就承認你們，如果說不過我，就要重新學，別在外面招搖矇混。」雍正皇帝這一招太利害了，漢地僧人誰會上北京去找皇帝理論禪法呀？雍正皇帝的這一道聖旨，把整個漢地叢林的威風一巴掌就壓下去了。雍正皇帝編過《御選語錄》，寫過他破參的自我介紹，他是在章嘉活佛加持下開悟的，因此真正地嘗到了頓悟的滋味，不然，差點被漢地的僧人所忽悠了。雍正皇帝這樣一道聖旨，這個漢地的佛教就完了，兩相比較，一高一低，喇嘛們的身份高了，漢僧的身份低下去了，這一低就是二百多年。就是一個縣官的權力也是很大的，更何況皇帝呢。唐宋的時候都有很多例子，黃龍慧南多了不起呀，一代禪宗祖師，在廬山他住持的廟被火燒了，當地縣官一樣地把他抓到監獄裡關起來，要治他的失職罪。黃龍禪師在監獄裡面絕食，關了幾個月，弄了一身病，骨瘦如柴。他的徒弟真凈克文這些，到處去托關係，到京城裡去托關係，後來才把他放出來。黃龍慧南是骨瘦如柴，真凈克文抱著師傅哭，甚至還在菩薩面前禱告：「減我十年壽，讓我師傅多活十年。」黃龍慧南禪師從監獄裡出來後，卻罵他們，你們犯傻，你們愚痴呀，坐牢是很自然的，我的廟裡失火了，官府追究我的責任、治我的罪理所當然，儘管火不是我放的，但我是方丈，當然我是有責任的，你們哭什麼？你們哭就是愚痴。

　　歷史上類似的故事不少，祖師大師坐監獄。大家知道，紫柏尊者在萬曆年間被錦衣衛投在監獄裡面，北京城裡，最後活活被打死，這個明末四大高僧中的頂尖人物呀。憨山大師更不得了，但也一樣被流放，剝去袈裟，流放雷州，到雷州半島一流放就是十多年。你說你神通，你有什麼神通？他們為什麼不現神通？在王法面前沒有神通，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頭腦。學禪宗的人最佩服圓悟克勤的徒弟大慧宗杲，但是大慧宗杲在出家人裡面是主戰派，反對秦檜的投降主義，一樣地被秦檜剝去袈裟，流放到衡陽，後來繼續流放到梅州。大慧宗杲多了不起的人物呀，可以說在南宋時期沒有人超得過他，是最優秀的禪師、最有骨氣的禪師，在大藏經裡面，《大正藏》、《續藏》，他的語錄有四十卷，還有很詳細的年譜。我們細細去看這些歷代祖師，的確可以使我們破除很多迷。

　　總之，我們要正信佛法，不要迷信佛法。還要注意佛法與世間的和諧、與王法的和諧、與自己身心的和諧，所以學佛應該學到這個份兒上，會比較踏實、比較安全、比較穩定，如果離開了這些，那就不適，所以《華嚴經》的十玄門，佛土與穢土融通、諸佛與眾生交徹、顯密不二、一多不二、過去未來不二、貧窮富貴不二、生死不二、煩惱菩提不二，都可以在此得到極好的發揮，開我們的眼界。當時我曾想寫一部佛教裡面的相對論、莊子裡邊的相對論，現在眼睛不太好，也不想動心，也不想去操心，這些題目就留給年輕一點、有志於此的年輕人來做，如果這裡有年輕人想寫類似論文的話，我願意給他們一些思路和指導，看看佛教裡面的相對論，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有什麼同，有什麼異，包括莊子裡面的相對論。

　　很多人搞中國哲學史說，莊子講的叫機械相對論，哪裡有什麼機械？真正的相對論，當之無愧的相對論，但是這個相對論是褒義的，不是貶義的，不是那種簡單的哲學範疇裡面裡面的。當然，佛教談不二，現在又在談相對，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個需要我們在學修上把它打開，把它提升，如果能明心見性更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能讓我們在世間的思維修上的智慧有大的提升，以別於常人，否則你學佛的優越性在什麼地方？那就體現不出來，當然學佛不僅僅十學知識，學文化，主要要落實在修行上。

　　什麼叫做修行？就是對自己的身語意三業有所規範、有所優化，翻譯成現在的說法，就是養成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養成一個良好的價值觀念。這個就很好了，我認為這樣的學佛就很不錯了。我四十年學佛其實也沒有什麼驚世駭俗的東西，就是平常心，平常人，做平常事。好，謝謝大家，今天就說這麼多。

　　問：馮先生好，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您剛才所談到的中國歷史上，有一段時間佛法的傳播會受到各方方面的干擾，包括您在求法的過程當中，可以說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我在最近幾年比較集中地看了晚清到民國的佛教文獻，我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那個年代，居然出了那麼多的大德，請問這是為什麼？我想聽聽您的理解。接下來請允許我為這個問題加一個小的尾巴，就是當年譚嗣同、歐陽競無大師都會集中在，比如說金陵刻經處這樣一個地方去求學，而且他們提出了 「佛教救國」，佛教真的能救國呢？如何救國？謝謝。

　　答：關於第一個問題，在滿清政府封建專制崩潰的前提下，思想的管制有所鬆動，大量的留學生被派到歐美、被派到日本，慈禧太后在晚年想管制這麼大國家，管制四萬萬人，她老了，力不從心了。另外，通過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地方諸侯、漢族力量開始強大了，洋務運動興起來了，新的思想、新的學風不斷的湧現，所以在這種背景下，思想反而被激活了，不是一潭死水，明朝也有類似的地方，昨天我還在跟黃總講這些，也是這麼看的。萬曆皇帝以前是思想一片禁錮，儘管有王陽明先生 「應世」，但總得來說，整個明朝的思想從朱元璋開始到萬曆年間都是一潭死水。到了萬曆年間出現一次小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狀況，為什麼呢？不論是從儒學上，從禪宗裡面，還是社會上的學說裡面，都是如此。我們看到明代的小說基本是萬曆年間出來的，《金瓶梅》、《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牡丹亭》等這些，基本上是萬曆年間出來的。那個時候皇上罷工，萬曆皇帝大概有抑鬱症，精神不健康，三十年不上朝，六部尚書有四部尚書缺員，他都不去任命，使整個國家機器基本上陷入癱瘓，中央政府陷入癱瘓。再加上宦官專政、專權，相對而言，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不像讀書人掌握權力的時候搞得那麼緊張，因為他們本身也沒有什麼文化，所以在中央癱瘓的情況下，居然在萬曆後期，中國整個思想界，比起元朝和明朝初期中期來，氣象整個煥然一新。利瑪竇來了，西方的學說也過來了，這個暫時不說。為什麼金陵刻經處要談佛教救國？這也有一個前提，西方的船堅炮利，依據是什麼？他們依據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依據是什麼？是思維科學。當時，在明末清初的一批知識分子里，大家感覺先秦諸子、宋明理學等都沒有思維科學的成分在裡面，所以中國落後了。在七八十年代有一位重量級的思想家說過一句話，中國沒有純粹的自然哲學，就沒有純粹的自然科學。但是清末民初金陵刻經處的這一批大師，之所以是大師，他們學習了中國的唯識學系統，因為楊仁山居士到日本去，把大量唐代在大陸失傳的文獻，包括天台的、華嚴的、唯識的文獻，從日本又帶回中國，同時又組織了一批頂尖級的學者來研究，包括章太炎先生等那麼牛的一批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和鄒容在「蘇報案」後關在監獄裡面的時候甚至還在學《因明入正理論》。《因明入正理論》這個是最枯燥、最沒有味的書，玄奘大師翻譯的，章太炎學了後，對佛教非常的推崇，而本來他是儒家本位、法家本位的，章太炎先生的政治立場有「三變」，到後來歸心於佛法。這個佛法主要是唯識學系統，我們看到金陵刻經處、支那內學院這一批大師都與唯識學有不解之緣，而唯識學恰恰就是談思維科學的。於是，他們對中國的思維就有了煥然一些的感覺，喔，我們的祖先在唐代本來有這麼優秀的東西流傳，可惜唐武宗滅佛後，我們沒有保存下來，沒有把這個道統、這個學風貫穿下來，所以我們落後於西方，如果我們現在能夠把這一套學風重新鼓舞起來，那麼我們中國人就可以很快趕上西方，這個是當時他們的想法。

　　這個想法有沒有錯呢？也沒有錯，畢竟佛教的唯識學是一個龐大的、相當精細的思想寶庫，而且它有獨特的思維程序。我經常在外面說，西方人得諾貝爾獎金，我們要搞清楚他們是基於什麼樣的價值觀念、基於什麼樣的思維模式出來的。中國人也是人呀，不管西方人東方人都是人嘛，大家的思維結構、基因結構、心理結構應該基本是一致的。不同的是西方他們有他們的思維特色、他們思維的理路，我們東方有東方思維的理路，中國有中國思維的理路。我們怎麼樣通過學習佛法、學習唯識學，提供一套優秀的、產生能獲得諾貝爾獎金的思維程序？我當時也多次在佛教一些會議上，在佛學院講課時提及這個事，可是沒有回應，嚴格來講是可以這樣做的，但是這個的確需要一種社會氛圍，需要一定的學修環境，給予相當的條件，如果在北大、清華這樣的最高學府裡面，在中國科學院裡面，如果方便的話，我們也可以把思維的方法、思想的工作方法加以梳理、加以介紹，使參加研究的人可以進入這種思維程序之中，去面對他們的科研對象。我想是應該可以作出成績來的。

　　問：馮老師，我想問一個問題，好像是南懷瑾先生說過，中觀應成派沒有尊崇唯識學的，我想知道他們之間的區別。

　　答：這個是我的視野範圍之外的事，我無法回答。不過，就我自己感覺，《菩提道次第論》就是中觀和唯識學的一種結合，就是一種結合。你談次第，能不談唯識嗎？唯識就是次第，在中觀里，是沒有次第的，哪有什麼次第？「離四句，絕百非」，哪有什麼次第？只破不立，掃蕩一切，沒有次第的。你說次第，那就是唯識學裡面的東西，從人天乘、到小乘、然後到大乘，一乘一乘地上去，這個就叫做次第。但是這個次第的安立在唯識學裡面，在《瑜伽師地論》裡面。

　　問：馮老師您好，我這一兩年對學佛很感興趣，經朋友介紹也見了不少法師、上師、活佛，也去了五台山，也讀了一些書，包括他們推薦我讀的一些經。但是我總覺得，老是覺得每個人都說三句半，總是一個很混亂的一種狀態，那種混亂感覺是因為有很多的系統，那麼像我們這樣在職的人，在家修佛的人不可能專職去佛學院什麼的，也不夠資格，而且很容易陷入一種怪圈，包括剛才您所說的實修或者神通的東西里。像我們這樣的人，怎麼樣能夠讓自己比較從系統地、或者說是從哪裡先開始，或者是從哪裡算是走正道呀？麻煩馮老師給指點一二。

　　答：作為學佛的人有一個難處，因為在佛教裡面有一個悖論。一方面，學修、實踐，要簡潔明快，「真傳一句話，假傳萬卷書」，就像師傅教我們一門手藝一樣，能三天學會最好，如果需要三十年學會，那我寧肯不學，學修、修證的事情是簡潔明快的，真理只有一個，而且真理肯定是最簡單的，而不是最複雜的；另一方面，蠻修瞎練不行，要有理論的指導，理論的指導就是盡善盡美，「盡善盡美」四個字就是天羅地網。所以我們看到三藏十二部好龐大，但是如果你進入了這個盡善盡美龐大的理論體系中，又怕形成了所知障、知見障，如果沒有理論的指導，又成了蠻修瞎練。我說這個就是一個佛教內的悖論，很難把它料理得穩當妥貼。所以我感覺，學佛首先要對佛教基本理論有所了解，「三法印」、「四聖諦」、「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中觀」基本理論、「唯識學」的「百法明門」等，這些都是一般基本的理論框架，即使到西藏三大寺里去「九年學經」，還是學這些東西。所以藏傳佛教跟漢傳佛教在「經律論」上是沒有區別的，都是從印度傳過來的，絕大部分經典是相同的，有差異就是幾部，沒有多大區別。區別就是傳承不一樣，漢地傳乘是天台、華嚴、禪宗、唯識宗、凈土宗這些，西藏的傳乘是格魯派、噶瑪派、寧瑪派、薩迦派這些。漢地的佛法是和儒家、道家的思想打成一片，是與相當繁榮的、相當豐厚的漢文化的思想融為一體，這麼傳承過來的；藏傳佛教只有一千來年，真正的發展從元朝到現在就是八百來年，比較興盛，它是和雪域文化融為一體、打成一片的；再看南傳佛教的，是和東南亞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融為一體、打成一片的。從文化角度來看，含金量最高的應該是我們漢族地區呀。但是現在很多人都看走眼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這個真的是悲哀。

　　我在講述信心銘的時候說到，現在人懶，看大藏經那麼方便，不說請一部大藏經回家看，即使在網上下載也很方便呀，一個大藏經的光碟才多少錢？你要學，天台宗的三大部，慢慢去學吧；要學中觀的，唐代三論宗祖師吉藏菩薩的東西非常精采，並不比現在應成派的差。袁煥仙的老師吳夢齡居士寫了一本書叫做《法鼓》，當時沒有人知道，就我那有一本，後來捐出來，在《維摩精舍叢書》第二函里印出來。吳夢齡的老師叫做張鳳篪居士，寫了一本書叫《片香集》，這本書把傳統文化《易經》、《尚書》、禪宗、唯識用非常古奧的語言來闡述。我印好後，送過很多人，也包括南懷瑾先生，不知他老人家有什麼評價，這是他的太師公的東西。他的師公吳夢齡先生寫《法鼓》，是因為宗喀巴大師批評漢僧「支那見」，他坐不住了，要抗衡一下。他說宗喀巴大師已經是明代中期的人物，而在明代中期漢地佛教本來就是一塌糊塗、一潭死水，那個還有什麼可批的呢？宗喀巴大師如果看到唐代漢地大師們的、看到天台菩薩們的、看到華嚴菩薩們的、看到三論菩薩們的一些著述，宗喀巴的這些書就要重新寫了。因為宗喀巴大師沒有看到漢傳佛教唐宋時期的精采，看到的是明代漢傳佛教的頹廢。這有什麼可比性？如果我們回到唐宋祖師的路數上，現在我們政府也經常說要重現漢唐盛世，漢唐盛世不僅僅是國力方面的，不僅僅是軍事力量上的，更充分地表現在經濟和文化上，經濟和文化都稱老大，當然這也包括佛教。中華民族文化的幾次高峰時期，第一次是先秦諸子時代，第二次是魏晉南北朝玄學時代，第三次是隋唐佛學時代，第四是宋明理學時代，第五是民國初期那一代，但是民國初期那一代的高潮時間比較短，然後被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這樣那樣的給干擾了，辛亥革命前後的那一次思想革新運動沒有真正的延續下來，被內憂外患、救亡圖存這樣重大的生死問題，國家民族的生死問題所干擾，所困惑，所以思想上的發展就陷入困境。49年以後新中國成立了，本來應該是皆大歡喜，但是因為冷戰的原因，我們不能說毛老人家沒有受到冷戰的影響，面對美帝國主義和斯大林這兩邊我們怎麼辦？當時也沒有鄧小平的理論「摸著石頭過河」，那個時候如果「摸著石頭過河」可能會好一點。

　　問：馮老師您好，請教您現在所有年輕人都有這種需求，去認識生命、認識人生。佛法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但是這裡面有很多的路徑，有禪宗、凈土宗等很多不同的門。就像剛才這位朋友說的，就像您剛才說的，要去讀佛教史、讀經，要去打坐、看經典、努力工作勞動、行萬里路、和周圍人打成一片。但是如果我遇到一個好的老師，能不能有一個共通的方法？或者還是根據每個人的根器不同來選擇，比如我喜歡禪宗就一門深入就好了，比如凈土宗很好，但有人說你每天念三萬佛號，我算了一下得四五小時，我就有點困惑。有很多路在佛法里，對於現在的一些年輕人要真正去走向這種正信、真正去探索這個路徑的時候，有哪些您可以提個建議嘛？

　　答：兩個字，「緣份」。這些都是要看緣份的，很多話說不清道不盡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八萬四千法門，哪個法門不殊勝？各有各的正確性。唐代的時候圭峰大師寫了《禪源諸詮集都序》，宰相裴休為之寫序，序里寫到，「以承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盛唐的時候是這樣，何況是現在？東方的、西方的、教內的、教外的，不管他了，這個看緣份，自己找善知識，另外要特別注意，自己就是自己的善知識，所以我還是推崇要看《六祖壇經》，從這裡入手比較好。

　　問：馮老師，您好，我想問《太玄經》和《元苞經》有什麼不同？您學的是易理，還是易術，還是兼修？

　　答：這兩個經肯定是不同，一個是六條杠杠，一個是四條杠杠，語言表述的形式也不同。這些都很難以看的，《太玄經》裡面有很多字現在都不認識，康熙字典里找不到出處，《元苞經》里也有很多字在康熙字典里找不到出處，這些暫不去管它。對於我來說，《易經》裡面講「理氣象數」，我認為作為入門人來說，最好還是以「易理」為上，但是現在關心「易理」的人不多，喜歡「易術」的人不少，為什麼呢？看相、算命、看風水比較容易發財。被請到哪一個地盤上望一望就是一個大紅包，少則幾千，多則上百萬，這個大禮包可以砸死人。另外，「早知三天事，富貴幾千年」，能夠預測命運，那當然也是一番美事，因為現在大家都很迷惑，都想知道自己的明天、明年、未來怎樣怎樣。搞「易術」的這些並不是說不好，但是容易把自己搞亂心了，也亂了他人的心，在不明「易理」的情況下去玩「易術」，就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不怎麼太好。另外易術也有不同的門派，也要看你玩得是什麼門派？看你怎麼去玩？玩術是從私利去玩，還是以公心去玩？我覺得，中國最好的術數就是中醫。中國古代的工程學，中國古代的醫學，我覺得我們應該在這樣的術數方面用心一下。像唐代的一行和尚，密宗大師，又是神秀下面的高徒，禪宗北宗的傳承，又是數學家、天文學家，又是工程師，又是工匠，自己造渾天儀去測子午線，又是翻譯家，又懂梵文，幫助金剛智翻譯密典，又是密宗大師，三十多歲的人，集那這麼多精采於一身的人不多。但是我們再看我們這些搞科學的，不知道你們賣科學技術書的圖片，有沒有掛一行和尚的像？祖沖之呀、一行和尚呀、郭守敬呀、沈括呀等等，這些都是中國自然科學裡面的驕傲，而且是為數不多的幾個驕傲人物，其中有一個是和尚，而且是一個年輕和尚，那麼年輕就有那麼大的功夫，我說這個也就是神通，我們現在這麼大的年紀了為什麼沒有這些本事？沒有這些功夫？所以佛法里講五明，其中有「工巧明」、「因明」、「醫方明」，但是多數學佛的人哪去玩「工巧」，哪去玩「因明」呀？多數在那裡稀里糊塗地玩神通，這個「最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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