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傳略》之乾隆帝弘曆

《清代皇帝傳略》之乾隆帝弘曆

左步青

乾隆帝愛新覺羅·弘曆，生於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卒於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他是雍正帝胤禛的第四子，是清王朝入關後的第四代皇帝。在位60年，退位後又當了三年太上皇，終年89歲。

雍正帝胤禛於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猝然崩逝於圓明園寢官。他剛即帝位時，鑒於其父康熙帝玄燁預立皇太子的種種弊端和引起的糾紛，於雍正元年1722年八月召集御前王公大臣等宣布密建儲位之法——他秘密地寫好皇子中將來誰繼承大統，將諭旨封存在建儲匣內，放置在宮中最高處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額的後面。又另寫同樣的密旨藏在內府，作為他日駕崩後核對。

胤禛晏駕的當天，他的遺體由皇四子寶親王弘曆等護送，抬回紫禁城，在乾清官安放已畢，內侍將緘藏在「正大光明」匾額後面的封匣敬謹取下，捧至弘曆面前。弘曆當眾取出諭旨宣讀，諭旨稱：「寶親王皇四子弘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聖祖仁皇帝於諸孫中最為鍾愛，撫養官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間，朕於乾清官召諸王、滿漢大臣入見，面諭以建儲一事，親書諭旨，加以密封，藏於乾清官最高處，即立弘曆為皇太子之旨也。……今既遭大事，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九月初三，弘曆在太和殿升座，即帝位，改明年為乾隆元年，詔告天下。

青年皇帝的葷葷大才

弘曆即位時25歲。據官書記載，他少年時「天資凝重」，六歲就讀，受業於庶吉士福敏。以後，胤禛又設席懋勤殿，命儒臣徐元夢、朱軾、張廷玉、嵇曾筠四人授業諸皇子。弘曆十二歲時，於圓明園的「鏤月雲開」殿晉謁皇祖康熙帝玄燁，受到寵愛。玄燁命攜回宮中撫養，並把他安置在避暑山莊的「萬壑松風」書房，由玄燁親自教誨，還帶他到永安莽喀圍場打獵。弘曆曾「學射於貝勒允禧，學火器於貝勒允祿」，精於騎馬射箭。

弘曆在尚書房讀書時，主要接受的是漢族傳統文化教育，《四書》、《五經》，詩詞歌賦，書法繪畫，無一不學，因此對漢族傳統文化有精深的造詣。17歲結婚後，居住在紫禁城內西二所即位後命名重華官，將自己的書室命名「隨安」，取「隨遇而安」之意。雍正八年1730年，弘曆還不滿20歲，就將自己的詩文刊刻《樂善堂集》，顯示出自己的才華。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受封和碩寶親王清代宗室受封最高的爵位。在對準噶爾之役和西南苗疆用兵中，他參預軍國要務，咨決大計，在王公大臣中樹立起威信。雍正帝的遺詔宣布由他承繼大統，可以說是「順天應人」。

這位年輕的皇帝自稱「幼讀詩書，頗諳洽治理」，很早就懂得「君德修明，唯在躬行實踐，不徒尚喋喋講論之虛文」，因而比較明理豁達，注重務實。他喜歡研讀歷史，從歷代封建統治的盛衰興亡中引為鑒戒，十分推崇《貞觀政要》一書，讚賞唐太宗及其臣僚的「嘉言善行」。他說：「余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複而嘆日：『貞觀之治盛矣! 』」 即位時，他頗有自信地認為，自己「春秋方富，年力正強，乃勵精圖治之始」，希望有一番作為。雍正帝大喪期間，宮廷內外，政務紛繁，百事叢脞，弘曆採取一系列措施，以鞏固自己剛得到的皇位。

雍正帝暴死前兩天還召見大臣議事。突然病劇以至不起，引起人們種種猜測，京城之內謠言四起，人心浮動。弘曆連續發布諭旨，以穩定大局，安撫人心。在內廷，他以免使「皇太后聞之心煩」為由，嚴禁官內太監把「外間閑話無故向內廷傳說」，否則一經察出立行正法。胤禛生前迷信鬼神，喜言祥瑞，也有傳說是祈求長生，眼食煉丹而死。弘曆深知這一類「於皇考顏面攸關」的事，必須根除影響，他下令將「爐火修鍊」術士張太虛、王定乾等從西苑逐出，並嚴厲警告他們和數年來曾在內廷行走的僧人，以後不許妄言胤禛生前一言一字。「倘因偶見天顏，曾聞聖訓，遂欲借端誇耀，或造作言詞，或招搖不法，一經察出，必按國法佛法加倍治罪。」他極力為胤禛醉心修鍊開脫，辯解說：皇考「聞外間有爐火修鍊之說，聊欲試觀其術，以為避戲消閑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之西苑空閑之地，……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葯」。為徹底消滅胤禛留在這些人手中的字跡，他傳諭：「從前法會中僧人等，有曾蒙皇考賞賜御書及硃批等件，不論字數多寡，俱著上繳，不許私自收藏」。這就使一些傳言逐漸平息下去。

皇位繼承為封建王朝最重大的事件。清朝歷代皇帝為維護封建統治的連續性，都非常強調「敬天法祖」，一切政務和典章制度都要恪遵前朝成例，「實錄」、「聖訓」是新即位的皇帝經常閱讀的文件，事無巨細，都要從中找出依據，所謂「聖聖相傳」，一脈相承。弘曆即位後當然也不例外。他一再表白自己對皇父的尊崇，強凋「朕以皇考之實心為心，以皇考之實政為政」，「朕所辦之務，即皇考之事；所用之臣，即皇考之臣」，以此來激發廷臣的忠君思想，取得對自己的擁戴。胤禛死後兩天。他發布的第一道上諭就是訓勉諸王大臣及外省文武官員「各宜殫心竭力，輔朕不逮」。各省文武大員中有不少是弘曆沒有見過面的，令其輪流來京陛見。雍正時曾規定，內外諸臣凡是應迅速奏報的機密大事，都用密摺奏聞。弘曆沿襲這一制度，令院部八旗等處皆可密封奏事，以免軍政大事壅塞不行。

剛即帝位的弘曆迫不及待地將胤禛生前明令放免的曾靜、張熙處死，是他掌握生殺大權後震懾人心的舉動。曾靜一案發端於雍正六年1728年，是雍正朝最大的一起文字獄。曾靜是湖南人，受了清初著名學者呂留良著作中反清思想的影響，派其門徒張熙投書與川陝總督岳鍾琪，稱他是抗金名將岳飛的後裔，勸他起兵反清，井列舉胤禛有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耽酒、淫色、誅忠、用佞等罪行。岳鍾琪奏報給胤禛。胤禛命刑部侍郎杭弈祿往捕曾靜、張熙、嚴鴻逵等人，解至京師。在審訊中發現曾靜對胤禛的指責是從已被革去爵位、圈禁高牆致死的胤禛諸弟胤禩、胤禟手下太監那裡聽來的，這就涉及胤禛與諸兄弟因皇位繼承引起的尖銳矛盾，觸及皇室內部的恩怨，同時又反映了漢族知識分子對滿洲貴族入主中原的不滿情緒，時稱「夷夏之防」的反清思想。於是，胤禛以嚴酷的手段命將呂留良及其長子呂葆中開棺戮屍，呂的學生嚴鴻逵在獄中監斃後戮屍梟示；呂的另一個兒子呂毅中和另一學生沈在寬處斬。後來，胤禛將處理這起案件的上諭及曾靜供詞，並頌揚胤禛及清朝統治的《歸仁說》合刊為《大義覺迷錄》，刊刻頒行全國。出人意料的是，胤禛最後處理曾靜、張熙時，故意表示寬大，將這兩名主犯免罪釋放回籍，信誓旦旦地宣稱「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聯躬而追究洙戮」。這正是胤禛玩弄政治手腕的詭譎之處。弘曆即位後，重新處理前朝這一要案．以「皇考當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斷難曲宥」為理由，將曾靜、張熙解回京師凌遲處死。又宣布《大義覺迷錄》為禁書。嚴禁流傳、從表面上看，弘曆違背了乃父不殺曾、張的遺言。實際上此舉是對胤禛的維護。因為胤禛對弒父篡立、殺兄屠弟的辯解漏洞百出，實在慢有損於胤禛的威信和在臣民中的影響，弘曆借誅戮曾靜、張熙來樹立胤禛似乎是寬大為懷的形象和杜絕流言蜚語，也是很厲害的一著，手段不同，維護至高無上的皇權的目的是一致的。

弘曆即位時，清王朝存西北、西南邊疆正是用兵之際。嚴峻的軍事形勢對剛剛遭遇大喪的新皇帝是一次考驗，絲毫不能掉以輕心。

地處我國西北邊際的準噶爾部割據勢力，從17世紀以來就與清王朝抗命對峙，屢次興兵侵犯喀爾喀、青海、西藏等地，干戈擾攘數十年。成為清王朝心腹之患。康熙帝幺燁親率大軍三次出征漠北，平定了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的叛亂。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間，準噶爾部的策妄阿拉布坦又逐漸強大起來，胤禛命將興師征討，戰事又起。開始時清軍頗多失利，雍正十年1732年秋，喀爾喀親王額駙策棱尚玄燁第十女和碩純愨公主率蒙古騎兵2萬，轉戰10餘次，在額爾德尼昭即光顯寺戰役中給準噶爾部沉重打擊，準噶爾不得不遣使議和。清廷因連年用兵，耗費很大，也希望罷兵休養生息。在弘曆看來，平定準噶爾割據勢力是乃祖、乃父兩朝「籌辦未競之事」，關係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統一與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因此十分關心西、北兩路軍情。他分析形勢，在上諭中指出：「準噶爾雖奏請遣使議和，但定界之事尚末完結．不可遽謂和好。今避宰考大事，準噶爾聞知，又生別心亦未可定。兩路大兵尚宜防範，斷不可疏忽」，「唯當嚴為之備」，在作了一番調兵遺將的部署後，他親自給額駙策棱寫了一道手敕，囑咐他坐鎮前線，斷不可遠離軍營來京師叩謁梓宮。以後，清廷與準噶爾多次交涉．乾隆四年1739年春，終於劃定喀爾喀與準噶爾雙方牧區界線，以阿爾泰山為界，準噶爾在山後游牧．不得越過阿爾泰界東；喀爾喀部在阿爾泰以東遊牧，不得越過界西。清王朝與準噶爾部割據勢力之間的矛盾暫時得到和緩，以後維持了將近20年的和局，直到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755—1758年，弘曆趁準噶爾部徹底分裂相互火併的機會，才最後平定準噶爾部。

西南地區主要是千里苗疆烽煙屢起。原因是雍正四年1726年雲貴總督鄂爾泰上疏請求在西南地區實行改土歸流，革除土司制度，在各地設置府、廳、州、縣，委派有一定任期的、非世襲的流官進行統治，實行和內地同樣的政權體制。因為這一改革使土司——少數民族上層分子的世襲地位被取消，特權被限制，引起他們強烈反對，甚至發動武裝暴亂。貴州是苗族聚居的地區，黔東苗嶺山脈和清江、都江流域是著名的苗疆。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派兵討平了不肯歸降的眾多苗寨，但派往苗區的官吏和武將欺虐苗民，勒征錢糧，又引起苗疆的動蕩。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江、台拱的苗民起來反抗清朝官吏的壓迫，攻陷凱里、黃平等州縣，苗疆震動。清軍副將馮茂誘殺降苗6萬餘人，頭目30餘人，苗人反抗的意志更加強烈。清廷派刑部尚書張照前往鎮壓，但張照是文臣，「不知邊事」，「不諳軍機」，曠日無功。弘曆即位後即罷黜張照，派曾任貴州巡撫，熟悉苗疆情況的湖廣總督張廣泗入黔，署七省經略，總理苗疆事務。弘曆一再督責要「痛加剿除，不容稍有姑息」。張廣泗求功心切，兵分三路，大燒大殺，毀除苗寨1200餘座，陣斬17000餘人，俘虜25000餘人，飢餓及墜入山崖而死者不可計數。改土歸流是歷史的進步，它的積極意義在於打擊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據勢力，但土司進行拚死的反抗，清軍在進剿土司勢力的同時，燒殺搶劫，也給苗族群眾帶來一場災難。

弘曆即位時很年輕，不像他父親胤禛45歲才當皇帝。他深知自己統治經驗不足，希望籠絡一批元老重臣輔佐。即位後，他立即著手培植一批股肱重臣，對宗室王公和大臣也示以優禮；對翰林院的文臣進行甄別，裁汰那些不稱職的官員。為了加強宗室內部的親睦關係，他規定其叔輩庄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在便殿燕見時均不必叩拜，永遠賜與親王雙俸。他繼承康熙朝優禮老臣的傳統，命給退休回籍的大學士、尚書按其品級食全俸。他深知人才的重要，命大學士以下、三品京堂以上的在京官員不拘一格薦舉人才，只要有真知灼見，品行端方，才能卓越，不拘品級資格，無論是現任職官或放廢閑員，都可以據實保舉。他對中樞要員進行整頓。清代的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是極重要的中樞機構，必須任用得人。時任兵部尚書的高起，「性情乖張，懷私挾詐」；刑部尚書憲德，「識見卑鄙，昏憒糊塗」，弘曆即位後沒有幾天就予以撤換。又對翰林院的文臣逐一甄別，命掌院學士以下、編檢以上的官員各以自己的思想認識撰寫上諭一道，用來檢驗這些詞臣的政治文化素質。

弘曆頗有康熙帝玄燁的作風，一切施政比較務實。例如，他要在京滿漢大臣輪班條奏，內容一定要「深籌國計民生之要務，詳酌人心風俗之攸宜」，反對崇飾虛文，要求陳奏實事。大喪期間，各省督撫、提鎮、藩桌等呈遞的奏摺，或勸皇上節哀，或請求到京師叩謁梓官；奉差在外的大臣大多具折請安，這些奏疏並無多少實際內容。弘曆閱後指責說：「繁文末節，非所尚也。……自今以後，凡無關於政事之實者，不必具折具本陳奏。」他希望聽到臣下的意見。即位半年後發布的上諭稱：「朕沖齡踐祚，即位已擇半載，從未見諸臣有直言朕過者。豈朕所行之事，悉能上合天理，下協人情歟？嗣後務須直言無隱。」弘曆不像他父親胤禛那樣熱衷於祥瑞，甚至嚴禁陳奏某處出現祥瑞之事，上諭稱：「切不可務瑞應之虛名，致啟頌揚之飾說也。」

乾隆初期的一些經濟措施，比較注意減輕人民負擔。弘曆說：「為治之道，在於休養生民，而民之所以休養，在於去其累民者。」他在即位詔書中就已將雍正朝各省民欠錢糧悉行寬免；接著又宣布將影響鄉村集鎮農副產品、手工業品生產和銷售的「落地稅」全行豁免。各地借口興修水利向百姓捐派款項，是苦累民生的一項沉重負擔，弘曆認為「正帑之所省有限，官吏之中飽無窮」，規定以後挑挖運河等「凡有關運道民生者」，一律動用公項錢糧，不許再派令百姓捐輸。

停止捐納也是弘曆初政時革除的一項弊端。閩浙總督郝玉嶙等奏請修理海塘工程所需款項擬以捐納籌集，經九卿會議准行，弘曆不同意，他說：「捐納一事，原為一時權宜，無益於吏治，亦無益於國帑。」命停止捐納，仍動用正項錢糧辦理海塘工程。從雍正年間西、北兩路用兵以後，軍費開支繁多，清廷曾以捐納補充國用。弘曆即位後，與準噶爾議和，大兵漸撤，軍需減省，便將京師及各省捐納全部停止。乾隆一朝，實官捐納的事例是極少見的。

弘曆還親自干預民間一些長期沿襲下來的已經不合時宜的風俗習慣。如發布旗民喪葬禁令，不許再用火化。滿族入關前，人死後皆用火化。入關後，沿用舊俗，順治帝福臨、攝政王多爾袞，死後都是火化的。漢族自古盛行棺木土葬。弘曆深受漢族歷史文化的影響，詔令「嗣後除遠鄉貧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攜骨歸葬者姑聽不禁外，其餘一概不許火化」。還飭令居喪期間不得嫁娶，「自齒朝之士下逮門內有坐監者，三年之喪，終喪不得嫁娶，違者奪爵褫服。」喪葬期間，也不許設宴演劇。他鑒於各地寺觀廟宇太多太雜，命令禁止擅自修造寺觀神祠。還嚴禁打架、鬥毆。

弘曆即位時頒布的許多政令，其中對宮中太監的約束、管理，影響極為深遠。清王朝入關後就非常注意歷代閹宦擅權的歷史教訓。胤禛即位後，規定太監的品級至多四品，嚴禁太監交結外官，但太監恃恩驕縱的仍復不少。弘曆為皇子時，已經親身感到宮中太監的種種悖禮行為，他即位兩個月後，發布了一道長達兩千餘字的上諭，列舉一些太監狂妄之處，嚴切告誡他們不可妄自狂縱。

避諱制度是我國封建社會特有的禮法，它反映了皇權凜然不可侵犯。弘曆即位時，在群臣要求迴避御名一事上，表現得比較開明。大學士鄂爾泰等向他請旨，擬將「弘曆」寫成「宏 」，他批示認為沒有必要，「若臣工名字有同朕，心自不安者，上一字著少寫一點，下一字將中間的。禾，字按：弘曆的歷字，原為，現簡化為歷——作者書為本字，即可存迴避之意矣。」弘曆的兄弟輩名字的上一字和他相同，他認為，兄弟輩的名字都是皇祖康熙帝命名，不必更改。

胤禛是一位對清王朝很有影響的君主，在位時，對「康乾盛世」作出承前啟後的有益貢獻。弘曆作為他早就選定的繼承人，在他身邊耳濡目染，也學到不少封建統治的經驗。弘曆登上皇帝寶座時，清王朝的皇權已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集大權於一身，軍國大事需要他「乾綱獨斷」，繁文縟節的各種禮儀需要他親臨主持，朝廷內外各種內容的奏章紛至沓來，要他一一批答。他對下情有一定的了解，處理政務也井井有條，顯示出一位青年皇帝走上歷史舞台的犖犖大才和使臣下敬畏的氣魄。他精力充沛，遇事堅決果斷，絲毫沒有歷代封建王朝一些新君往往表現出優柔寡斷、儒怯無能的弱點。即位的次年六月，天氣炎熱，八旗六部大臣為了不使他過於辛勞，向他請示「欲將當奏之事擇其緊要者奏聞；引見之人，擇其緊要者引見，其餘則俟秋涼之後。」他批示說：「朕辦理天下事務，寒暑有所不避，豈肯自圖晏安?……嗣後可照常奏事、引見，不必有意減少。」他在位60年，除了晚年有些倦勤外，一直保持這種勤於政事的奮勉精神。

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初二，弘曆仿效他的父親，也採取密建儲位之法，密定孝賢皇后富察氏所生皇二子永璉為太子。以胤禛所定程式，召見總理事務王大臣、九卿等面諭此事，並將親書密旨收藏於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但他又表示，密建儲位之法，「在我皇考神明化裁，創舉於一時；而朕繼志述事，踵行於今日，此乃酌權劑經之道，非謂後世子孫皆當奉此以為法則也。」《內閣漢文起居註冊》，乾隆元年七月初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這段話在「清高宗實錄》卷二十二、乾隆元年七月甲午上諭中不載。

這一年十月十一日，弘曆將胤禛的梓官由雍和宮奉移至易州泰陵安葬，舉行了隆重的移靈儀式。弘曆全身縞素，和皇太后、皇后等一路隨行護送。次年1737年三月初二，舉行奉安大典，弘曆和執事人等皆穿黃布護履，扶持大行皇帝梓宮及一後一妃的棺柩進入「寶城」地官。他伏地痛哭，直到將閉官門時禮部官員再三請他退出，他哀號失聲不肯起，群臣多次叩請，才起身離去。胤禛生前的鹵簿和皇后儀仗皆於燎次火化。

胤禛的大喪儀注全部結束時，弘曆開始御乾清門聽政。這時，中國封建社會雖已漸漸進入晚期，但仍然保持著鼎盛的局回。

為政之道寬猛互濟

清代經順治、康熙、雍正三朝近百年的經營，封建統治比較穩定。從表面上看，弘曆從他的祖父、父親手裡接過來的是太平江山，用他自己的話說：「朕承祖宗積德累仁之後，海字義安，人民樂業，幸共享太平之福矣。」但是，清王朝這時已存在著深刻的社會矛盾和潛伏的危機。康熙一朝，政治上鞏固了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經濟上逐漸走上繁榮昌盛的道路，但頗有作為的玄燁到了晚年，面臨諸皇子奪取儲位的鬥爭，為之心力交瘁，「於大臣官員每多包容之處，不察察於細故」，因而吏治敗壞，貪污風盛。胤禛本人有雄才大略，勤於政務，宣稱「務期振數百年之頹風」。他御下嚴格，大力清除康熙末年吏治廢弛的種種積弊，特別反對賂賄請託、因循苟且的惡習，取得一定的成效。可是他為人猜忌多疑，刻薄寡恩，也產生一些消極影響。弘曆即位，他吸取康熙、雍正兩朝的統治經驗，標榜自己以「執兩用中」為準則。他說：「治道貴得乎中，矯枉不可過正，……寬非縱弛之謂，嚴非刻薄之謂，朕惡刻薄之有害於民生，亦惡縱弛之有妨於國事。」他認為，「從來為政之道，損益隨時，寬猛互濟」。所謂「損益隨時」，是指不拘泥於成法，應當根據具體情況制定政策；所謂「寬猛互濟」，是指恩威並施，有剛有柔。他分析當時形勢，「以刻下時勢觀之」，可以施行「惇大之政」，諸事從寬，矯正雍正一朝過嚴之偏，才能符合「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他在位的前期，不斷闡述這個觀點，並採取許多措施，使胤禛在位時綳得很緊的弦子稍稍鬆弛下來。舉其大端，例如：

——為解決俸祿很低，不足以維持官吏本人和家屬的生活，他將在京職官的俸銀增加一倍，外省大小官員皆繼續雍正時辦法，給予「養廉」；各部院受到「降」、「革」處分的漢人司員，開復後准許通算前俸。對各旗、省歷年虧空案件，一改雍正朝追賠到底的成例，其情罪有一線可以寬恕的，不但免予治罪，即已經沒收入官的房地產，也於發還。凡貪污發占應追回銀兩的，查明本人家產確已盡絕，力不能完者，概予豁免，毋得連累親族。

——為解決康熙末年諸皇子爭奪儲位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對宗室覺羅因罪革退的，子孫分別賜以黃帶子、紅帶子清制以顯祖塔克——努爾哈赤的父親——的直系子孫為宗室，系金黃色的帶子；叔伯兄弟的旁支子孫為覺羅，系紅帶子。附載玉牒，恢復其不同於平民的貴族身份。對受到削去王爵、圈禁懲罰的允 、允禟，予以寬釋。以後，對胤禛最為痛恨的允禩競爭皇位的主要對手，以「家居十數年來，安靜循分，並未生事」為由，封為貝勒，命照常上朝。雍正四年1726年，胤禛以皇帝的權勢將侮辱性的名字強加於自己的兄弟，皇八子允禩被改名為阿其那，皇九子允被改名為塞思黑，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弘曆命恢復這兩人的原名。同年，弘曆鑒於清初八旗諸王相互傾軋爭權，攝政王多爾袞身後被削去王爵，財產籍沒，諭旨追復多爾袞的封爵，同時恢復豫親王多鐸、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肅親王豪格、克勤郡王岳訖的原爵位，配享太廟。

這些措施是很大的政策性轉變，實質上是改變胤禛的嚴刻，因而得到一些在雍正朝感到壓抑怨憤的官員們的稱讚。雖然，也遭到個別比較守舊大臣的反對，如署理四川巡撫王士俊密奏說：「近日條陳，惟在翻駁前案，甚有對眾揚言，只須將世宗時事翻案，即系好條陳之說，傳之天下，甚駭聽聞」。弘曆對王士俊干擾他「糾偏」的言論，非常震怒，命將王士俊斬監候，秋後處決。弘曆一面因時制宜地改變雍正朝的政策，一面又維護胤禛的體面，諱言變革。他強調說：「朕纘承丕緒，泣奉遺詔，諭令向後政務，應從寬者，悉從寬辦理。」把事情說成是奉雍正帝的遺命修改雍正朝的政策，這是弘曆政治手腕上的精明之處。

弘曆還採取一些安定社會秩序的重要決策。如解決八旗生計問題；定八旗家奴「開戶」之例，准許其脫離奴籍，自立門戶為「自由」旗人；准許八旗漢軍出旗為民。秋審、朝審判決人犯，和民命出入攸關，乾隆初期，弘曆皆命官員詳加覆勘，有一線可原即減等免死。他告誡掌管司法的官員說：「審訊宜歸平允，刑罰尤宜慎重，萬不可因奉旨發審而存迎合避嫌之心，與其失出，寧為失入，而輒置人於重法也。」他重新審查雍正時視為罪大惡極的文字獄罪犯汪景祺、查嗣庭案，都找出理由寬免。上諭稱：「朕查閱汪景祺等舊案，汪景琪狂亂悖逆，罪不容誅，但其逆書「西征筆記》乃出遊秦省時所作，其兄弟族屬南北遠隔，皆不知情，今事已十載有餘，著將伊兄弟及兄弟之子發遣寧古塔者開恩赦回。其族人牽連革禁者悉予寬宥。查嗣庭本身已經正法，其子侄等拘系配所，亦將十載，亦著從寬赦回。」弘曆希望臣民把他看成是「虛衷慎刑之主」。

弘曆極力籠絡讀書人。他嚴禁科場舞弊，同時對士子表示尊重?以往規定，考生入闈，穿的衣服必須「皮衣去面，氈衣去里」，以防止在衣服里夾帶。讀書人把好端端的皮襖面子拆去，穿著光板皮裘去應試，不但有失體統，簡直是侮辱人格。弘曆命「將皮衣去面之例停止」，士子莫不同聲擁戴，感恩不盡。

當然，弘曆並非是諸事一概從寬，他也有一些立法從嚴的措施。他對於有玷官箴的封疆大吏毫不容情。原任江西巡撫常安回京，船隻經過一座閘口，於不應放閘之時喝令開閘。閘官畏威躲避，不敢過問，常安的鷹船越閘起行，強行通過。事聞，弘曆命拿交刑部治距．乾隆五年1740年，御史伸永檀奏參提督鄂善受賄銀一萬兩，訊實後賜令鄂善自堪。山西學政喀爾欽以賄史生遺，縱仆營私，違禁漁色，為御史所劾，弘曆命立即正法。對一些社會問題。處理時態度也十分鮮明。例如，當時出家的僧尼甚多，良莠不齊，真心出家修衍肯並不多見。而無賴之徒，游手聚食，甚至有獲罪逃般器混跡其中。弘曆恐流弊日深，乾隆元年四月，他在上諭中指出：「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即少一農民。乃若輩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織而衣，且衣必細莢。室廟器用，玩好百物，爭取華靡，計上農夫三人，肉袒深耕，常不足以給僧道一人，不亦悖乎?』，命禮部制定清厘僧道之摯，嚴厲取締「應付僧」依附寺廟為生的假和尚，飲酒食肉，甚且畜妻子。規定凡戒僧、全真道士一律由地方官發給度牒，以為憑執。若不願受戒者即勒令還俗。其中老邁殘疾者既難受戒，又難還俗，查實之後給予度牒，使其看守寺廟，以終天年。以後出家者必須請領度牒，方准剃頭受戒。私行出家者查出治罪。婦女年過40方准出家。這些規定，一度限制了僧道的泛濫、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

為了保持封建社會的穩定，弘曆把「盜賊」、「賭博」、「打架」、「娼妓」稱為「四惡」，是「劫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為善良之害者莫大於此。」他曉諭全圍，以後州縣官如有政令廢弛使「四惡」復行於境內者，各省督撫察訪得實即應嚴參；督撫、司道、郡守有不能督促州縣悉心捕治者，必以溺職治罪。

經過一個時期的實踐，弘曆曾頗有心得地說：「治貴得中，事當求理，不當寬而寬，聯必治以峻弛之罪；不當嚴而嚴，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弘曆這種以寬猛互濟作為執政的指導思想，完全符合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寬則得眾」《左傳》。弘曆的許多措施對於穩定社會秩序和鞏固封建專制統治收到較好的效果，自己也博得寬仁的聲譽。在弘曆當政後的10餘年間，由於他的敬事慎謀，社會經濟穩步發展，府庫充實，成為康乾盛世的頂峰。禮親王昭槤在《嘯亭雜錄》卷一《純皇初政》條中寫遭：「純皂帝即位時，承憲肇嚴肅之後，皆以寬大為政。罷開墾，停塌納，重農桑，汰僧尼之詔累下，萬民歡悅，頌聲如雷。吳中謠有『乾降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舊。」可是乾隆十三年17 18年以後，由於「諸事從寬」產生一些流弊，官場之中，如弘曆自己所說：「見朕辦理諸事往往從寬，遂一以縱弛為得體」，在政策措施上又逐漸嚴峻，對官吏的懲治也隨之加重。

務本足國首重農桑

弘曆繼承康熙、雍正兩朝的政策，比較重視農業生產。他相信「民為邦本，食為民天」，「務本足國，首重農桑」，因此，非常關心農事收成，關心各地雨情糧價，注意水、旱、風、雹、蟲等自然災害。他深知年景豐歉、糧價漲落直接關係到社會秩序的安定和封建統治的鞏固，因此，遵守前兩朝皇帝的成例，命各地大員必須定期向他報告農業氣象、莊稼長勢、穀物行情，隱瞞災情是要受嚴重處分的。他相信「天人感應」，如遇天時久旱不雨，便親自到天壇、社稷壇、黑龍潭等處去祈雨。旱情嚴重時，要「下詔修省」，齋居，素服，不乘輦、不設鹵簿，步行去求雨。同時命刑部清理庶獄，減刑，乃至命群臣「直言得失」。有時因久旱不雨，心情焦急，命近侍騎馬出京城數百里察看旱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年春，京師和保定一帶數月無雨，進入孟夏，天時更加亢旱，禾苗枯稿，農田需雨更殷，弘曆以72歲高齡親自主持隆重的祭天儀式．虔誠祝禱。在他一生寫下的許多詩文中，有不少是「喜雨」、 「報雪」等即興吟詠之作，反映了他「崇敦本業」的思想。

在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中，弘曆把注意提高耕作技術放在首位。他曾經比較我國南北方耕作技術的差異，認為北方粗放，南方精細。他在上諭中說：「北方五省之民，於耕耘之術更為疏略，一谷不登即資賑濟，斯豈久安長治之道!」他要求地方官勸戒百姓注意提高耕作技術，或者延訪南方老農前往傳授。其時，有的地區如貴州遍地皆桑，但不知蠶絲之利，弘曆責成地方官雇募別省種棉織布、飼蠶紡績之人設局教習。為了保持水土，他提倡植樹。他發布上諭說：「朕御極以來，軫念民依，於勸農教稼之外，更令地方有司化導民人時勤樹植，以收地力，以益民生」。在治河、修築海塘工程等水利建設中，也多次諄諄囑咐要在沿岸多種樹木。他還禁止屠宰耕牛。上諭指出：「牛為農事之本，民賴以生，愚民妄肆宰屠，價賤於羊豕，悖莫甚焉」。

開荒是清代康、雍以來發展農業生產的一項行之已久的措施。康、雍以前，全國人口增長緩慢，乾隆初，人口逐年劇增，開荒更成為擴大耕地面積、保障民食的有效辦法。弘曆積極提倡開墾荒地。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一月發布的上諭說：「各省生齒日繁，地不加廣，貧民資生無策，無論邊省內地，零星土地聽民開荒。」但有的地方官往往浮誇虛報以邀功。弘曆一次發現河南、福建等省所報開荒數字多有不實，「名為開荒而實則加賦，非徒無益於地方，而並貽害於百姓」，他嚴令以後「凡造報開墾畝數，務必詳加金核」。其時廣東有山場地七萬多畝，弘曆命鼓勵民人耕種，一概免其「升科」，並責成地方官給予印照，墾荒者可以永世為業。貴州的荒地也不少，弘曆命「窮民無力墾種者官給工本，分年扣還；豪強抑阻者，官給執照。」《熙朝紀政》一書載有清代墾田數字，雍正二年1724年全國墾田6837900餘頃，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國墾田7915200餘頃，增長了15%有餘。

弘曆非常強調自然災害會給農業生產帶來重大損失。他認為，旱災是逐漸形成的，可以防之在先，水災則是驟發立至，一旦洪水猝發，田禾浸沒，廬舍被淹，生命財產蕩然遂盡。因此。他很注意水利建設，特別重視治理黃河。歷史上黃河不斷決口改道。乾隆朝，解決黃河水患的關鍵工程在清口今江蘇淮陰西、高家堰。清口地處黃淮交匯，為河防要地，弘曆多次到這裡勘察水情，親自部署整治河道，對治導、疏浚、護岸等項工程作出一些較好的決策。水利建設的另一項大工程是海塘的修建。這是從雍正年間就開始的。乾隆時繼續進行這一宏偉的工程。弘曆南巡時，多次專程到浙江海寧巡視，精心籌劃。經江浙兩省勞動人民幾十年的努力，在江蘇境內修建了自寶山至金山全長242里的塊石簍塘用裝滿石塊的大竹簍堆疊而成，並用木樁打入土層深處固定竹簍，比較堅固，在浙江境內修建了自金山至杭縣全長248里的魚鱗石塘用大石條砌成，狀若魚鱗，在錢塘江南岸也修建了許多石塘和土塘。地跨江浙兩省長達500餘里的海塘，捍禦海潮的侵襲，有力地保護了江南這一片富饒地區的良田沃壤，對促進農業生產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是造福後世的豐功偉績。

弘曆比較注意關心人民疾苦。每當水旱災害發生，他都要求地方官員親臨災區踏勘，「視百姓之饑寒為己身之疾苦」。他解決災荒的措施大致有：

蠲免。因水旱災害減免賦稅，比康熙、雍正年間皆有所擴大。康、雍時，被災五分以下賦稅不予減免。弘曆說：「田禾被災五分，則收成僅得其半，輸將國賦未免艱難，嗣後著將被災五分之處蠲免1／10，永著為例。」除了因災蠲免，還在國家有重大喜慶時實行「恩蠲」。弘曆在位60年。三次普免全國錢糧。

賑恤。弘曆說：「查賑之方在於無遺無濫」。災情勘實以後進行賑濟，分為極貧、次貧等級次。極貧之戶，於冬初先行賑濟；其次則俟寒冬；又次則待明春青黃不接之時。按定例，極貧戶賑四個月，次貧戶賑三個月，又次貧戶賑兩個月。有時也酌情放寬。如乾隆四年1739年正月，因上年江蘇受災，上諭稱：「三四月間正青黃不接之際，在官倉雖有平糶之米，而無力之窮民仍苦糴買無資，難以糊口，著將極貧之民加賑一個月。上江今安徽去年歉收較下江今江蘇為甚，著將被災五分以下之州縣加賑極貧、次貧者一個月，被災四分以下之州縣加賑極貧一個月。」雹災向無賑濟之例，偶爾也有例外。

平糶。中國古代素有「耕三餘一」、積穀備荒的傳統，弘曆和雍正帝都比較重視社倉的作用，他命令地方官動支庫訊豐年時按照時價購糧儲存，既不使穀賤傷農，又可在歉收之年減價平糶或平借，以收平抑糧價之效。有時也截留漕糧接濟受災地區賑糶之需。

鼓勵商販從事糧食運銷。凡商人到歉收之省運銷糧食，可以免去關榷米稅。如直隸因災歉收，令將經過山東臨清和天津兩關裝載米豆之船免其納稅。浙江歉收，經蕪湖、滸墅、北新三關前往浙江的外省米船一律免稅。乾隆時期，甚至可以開海禁調劑糧食，如允許奉天、直隸、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商人販運豆麥由海口轉入內河。弘曆曾說：「嚴禁米穀出洋，原以杜嗜利之徒偷運外洋，若出口、入口均系內地，自應彼此流通，豈可因噎廢食?」

此外，遇有災荒，還借給災民口糧、種籽、耕牛價銀，一般不計利息，約期歸還；也有以後蠲免不還的。在可以安排勞力的地區如河工，還有以工代賑等措施。

在封建社會，旱災、澇災、蟲災等自然災害是連年不斷的常見現象。弘曆根據歷代封建統治的經驗，把預防自然災害和以豐補歉、賑災救荒放在重要地位，反映出他比較重視黎民生計。這些措施如能認真辦理，對於減輕災情，度過荒年歉歲，是有積極作用的。但由於封建社會晚期的種種弊端，政治腐敗，各級官吏層層中飽，自然災害仍不免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弘曆有時只好以「自古救荒無善策」來自解。至於蠲免賦稅，首先是對地主有利，對擁有少少土地的自耕農和無地的佃農，雖然多少也減輕了一些負擔，但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他們貧困的處境。因此，到乾隆中葉以後，封建統治由盛而衰，水利失修，廣大農村災害頻仍，流民遍地，使社會矛盾更加尖銳。

整肅吏治貪風難挽

乾隆時期，天下承平日久，官員腐化日深。弘曆為維持清朝的鼎盛局面，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來選拔官吏，懲治貪污，整肅吏治。他從其祖、父輩的統治經驗中得益不少，某些方面甚至更為嚴格。但官場的貪風並未收斂，吏治廢弛，官常大壞，日甚一日。

清朝官吏的來源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科舉，一是捐納。康熙帝為了延攬人才，特別是作為對漢族知識分子的籠絡，於正科之外，增加特科，如博學鴻詞科，經學特科，孝廉方正科；歷次南巡，還有特別召試。弘曆仿其成例，於乾隆元年舉行博學鴻詞科，以後還有皇太后萬壽恩科，南巡時也召試士子，賜給出身，使一批有學識才華的讀書人以文獲進。弘曆比較重視從科舉中選拔人才，曾經多次親臨貢院，巡視號舍。他看到考場內矮屋風檐，考生備極辛苦，命發給蠟燭木炭，准許入場時攜帶手爐以溫筆硯，還關心考場的膳食。因為會試時正值京師嚴寒，曾命展期三個月以待春暖。至於捐納，乾隆朝文官可捐全道府、郎中，武官可捐至游擊；貢、監生都可以用錢捐得。如本文上面所說，弘曆本人起初是不贊成捐納的，但大小金川之役，為解決軍餉，出師之始就開實官捐納之例。乾隆以後，隨著清王朝的衰落，捐納制度日益泛濫，成為清代一大弊政。

弘曆自稱「用人之權，從不旁落」，大臣的任命，都出於自己的裁決。他召見臣工時，往往隨手記下觀察得來的印象，作為日後用人的依據。他也要求臣僚薦舉賢能，但對於濫舉官員的，無論滿漢大臣。都要受到嚴厲譴責或處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上諭中規定，督撫妄舉人員要判罪。此後，確有督撫因徇私妄薦而坐罪。

清代考核官吏，三年一次，京官稱為「京察」，外官稱為「大計」，經過考核，將不稱職的官吏分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軟無為、不謹、貪、酷八種，給予不同處置。弘曆認為， 「京察」、「大計」是薦舉人才、參革衰冗的大典，一定要認真執行。他曾連篇累牘地訓斥部院堂官和督撫的姑息瞻徇之習，要求在「京察」、「大計」中秉公查核。乾隆十八年1753年以後，多次對「京察」各官親自裁定。以後又宣布對於一向不用考核的各省藩臬人員亦須進行考績，並傳諭京官可以密摺奏聞屬吏賢否。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規定「京察」、「大計」中保舉的「卓異」官如發現有犯贓行為，原保薦上司要受到議處。有資料統計，乾隆一朝，在歷次考核中因「不謹」、「罷軟」而被革職的，因「老」、「疾」被勒令休致的，因「才力不及」和「浮躁」而被降涮、受處分的官員共達6000多人。這在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弘曆認為，題補官員，應當選擇「年力精壯，心地明白者」，因而屢次對題補老冗或隱瞞他們年齡的大臣從重處罰。他對衰庸戀棧之輩更是深惡痛絕。他強調指出，衰庸老官「留一日即多瀑一日之事」。特制定各類衰憊老官休致例和八旗武職年老休致例。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和三十三年1768年分別規定部院屬官55歲以上要詳細甄別，「京察」二三等的65歲以上官員要帶領引見，是否繼續任用要由弘曆親自裁定。他非常重視文官中的知縣、武官中的總兵的年齡結構，因為「知縣為親民之官，一切刑名、錢穀、經手事件，均關緊要，自不便以年力就衰之人聽其濫竿貽誤」；「總兵有整飭營伍、洲練兵丁之責，豈可任年老衰頹之人困循貽誤」。對於邊疆辦事司員，年過60歲以上就不許保送。照有漕務職司可以「硝有區圳」，其他任何「親民之官」超過年齡後均不得以任何理由留於原任。

弘曆對自己身邊的文臣要求更加嚴格。他即位後的第二年，發布上諭稱： 「翰林乃文學侍從之臣，所以備制詔文章之選。朕看近日翰詹等官，其中詞采可觀者固不乏人，而淺陋荒疏者恐亦不少，非朕親加考試無以鼓勵其讀書向學之心」。他親自出題，命「自少詹阱讀學士以下、編修檢討以上」皆要參加，且不許「稱病託詞」，考試後親自閱卷，按其優劣分別升降。這樣的考試以後曾舉行過多次。

弘曆講求實政，堅決反對各級官員授意屬員或地方縉紳為自己對立德政碑、去思碑，認為這是「俗員不務實政」，是「欺名盜世之術」，「屬員藉以逢迎，上司」，因此下令一概撲毀。

在封建社會，官場的貪贓枉法是難以挽救的痼疾。弘曆雖然政崇寬大。但對貪官污吏決不輕縱。他告誡督撫等「董率屬員者，務以休養吾民為本，而一切擾累之事速宜摒除」，禁止督撫接受屬員禮物。乾隆三年1738年六月，上諭中把貪官污吏比同惡棍奸民，如果包容，便是「滋良莠而妨嘉穀，縱鬼狼以賊生靈」。由於官場貪污行賄的惡性發展，、弘曆早年曾下很大決心整頓。乾隆十二年1747年九月，上諭警告說：「人臣奉公潔己者，首重廉隅。貪婪侵盜之員工，上侵國帑，下膠民脂，實屬法所難宥。是以國家定製，擬以斬絞蓖辟，使共知儆惕。此綱紀所在。不可不持。朕因見近來各省侵貪之案累累，意欲早日整頓，庶其懲一而警百，不致水懦而寬難。」隨後，秋審中處決了一批大貪污犯。弘曆解釋從嚴懲治的原因：「各省侵貪案件，向來雖擬重辟，至秋審時相蒙概入緩決，以致人心無所警畏，參案漸多」，處決一批侵貪人犯，「實有不得已之苦心」，因「庫帑皆小民脂膏，以供軍國經費，人君尚不得私有，臣工服官奉職，乃視庫帑為己資。以至於盜而有之，其心實不可問!」弘曆切望經此一番整頓，能達到所謂「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死，人人奉公清己」的局面。

乾隆時，發生了不少貪污巨款案件，懲辦了一批不法官員，其中不少是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顯貴。當然，這些高級官吏被處極刑，都是罪惡昭彰，無可掩飾。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浙江巡撫王亶望在甘肅布政使任內貪污賑災款項，此案牽連的官員有60多人，其中因貪污2萬兩以上被處以死刑的有22人；陝甘總督勒爾謹也被賜令自盡。與此案相關連的閩浙總督陳輝祖，在查抄王亶望的家產時，竟敢以銀換金，隱藏珠玉等珍品，將搜出的贓物竊歸己有，事情敗露後，又查出他在閩、浙兩省任內虧空錢糧很多，弘曆令陳輝祖自盡。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東巡撫國泰、布政使於易簡等貪黷營私，向下屬勒索錢財，以致山東各倉庫虧空。國泰是和珅心腹，和珅向國泰通風報信，竭力營救，也未能倖免，國泰被賜令自盡。其他如江西巡撫郝碩、閩浙總督伍拉納，福建巡撫浦霖、浙江巡撫福崧，都因貪污處死。兩淮鹽政高恆是皇貴妃高佳氏之弟，因貪污，弘曆擬處死，椒房懿親傅恆皇后富察氏之弟為之求情，說：「願皇上念慧哲皇貴妃之情，姑免其死。」弘曆說：「若皇后弟兄犯法，當如之何?」傅恆戰慄失色，弘曆命誅殺高恆。

乾隆後期，和珅地位顯赫，深得弘曆的倚重和信任，他貪名最著，搜颳了駭人聽聞的巨額財富。他是滿洲正紅旗人，出身低微，在鑾儀衛充當校尉，因儀度俊雅，機靈善辯，受到弘曆寵信，很快就升任內務府大臣、戶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晉封一等忠襄公，任軍機大臣20餘年。他善於揣摸和迎合弘曆心意，恃權恣橫，巧取豪奪，積蓄了大量貲財，成為我國歷史上有名的大貪官。他對不肯依附自己的人，往往故意激起弘曆發怒進行陷害；對納賄者，則在皇帝面前為他說好話，朝內大官僚都倚仗和珅為後台，「剝削其下以供所欲」。鹽政和河工都是當時的肥缺，因為和珅貪得無厭，遂逐漸陷於困境。以弘曆的奢靡，加上和珅的貪婪，吏治腐敗乃是必然的。可以說，弘曆和和珅實際上是官場貪污之風的根源。後世有人評論說，乾隆一朝「誅極愈重而貪風愈甚」，「明為懲貪，其實縱貪」。

編纂《四庫全書》和文字獄

清王朝竭力吸收並利用漢族的思想文化，以鞏固封建統治。同時，為了籠絡漢族知識分子，表示「稽古右文，崇儒興學」之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羅致大批知識分子，大規模地搜集和編纂古代典籍。

最大規模的編書是乾隆朝所編的《四庫全書》。這時正當乾隆中葉，清王朝入關已歷百年，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為進行學術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京師及南方揚州、蘇州、杭州一帶，經濟文化尤為發達，書院林立，人才輩出，藏書刻書成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安徽學政朱筠奏請自《永樂大典》中輯錄古代亡佚書籍，並由各省搜集罕見的刻本、抄本。大臣們集議朱筠的奏疏，都表示積極支持，弘曆於同年二月下詔，命各省搜集歷代及清朝人的著作，親自批准設置四庫全書館，準備以十年時間纂修一部規模龐大的《四庫全書》。編纂工作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開始，四十六年1782年十二月第一份《四庫全書》修成。用了將近九年；至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先後完成七份《四庫全書》，共歷時15年。以後又檢查全書內容，校對錯誤缺漏，並補充一批書籍入內，直至五十八年1793年編纂工作才全部告竣。它基本上包括了我國歷代重要著作，分經、史、子、集四部。據建國後經過重新查點的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共收書3503種，79337卷，36304冊《四庫全書總目》所載共3461種，79309卷。 收錄書籍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部官修的大類書，其卷數相當於《永樂大典》的三倍半，確是包羅宏大，豐富浩瀚，成為我國古代思想文化遺產的總匯，使許多有價值的古代典籍得以保存和流傳下來。弘曆對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做出重要貢獻的。

參加《四庫全書》編纂工作的有500多人。弘曆先後派了三位皇子擔任四庫全書館正總裁。正副總裁之下有總纂官、總閱官、編纂、校勘、提調等，不少是當時的知名學者，其中紀昀曉嵐出力最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四庫簡明目錄》都是他最後編定的；次為陸費墀，是紀昀的重要副手；有較大名望的還有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王念孫、姚鼐、翁方綱、于敏中、金簡、陸錫熊、程晉芳、任大椿、朱筠等，都是學識淵博之士。四庫著錄的書，除小部分御製作品和奉旨撰述的官書外，其來源有的是清廷內府藏書，有的是從各省采進，有的是各地官員和藏書家私人進獻，也有從明代《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已散佚的古籍。奉弘曆之命彙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共200卷，對著錄的書籍和未著錄而存其「目」的6700多種書籍，簡要地敘述這些書籍的學術淵源、版本異同和內容，評論其優劣得失，是一部重要的目錄學著作。弘曆自始至終關心編纂工作，重要的問題都親自作出決定，並經常向四庫全書館館臣賞賜食品、文房四寶、衣物等。書成之後，大宴群臣慶功。

《四庫全書》共繕寫七部，分藏於宮中文淵閣、圓明園內的文源閣、奉天皇宮的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和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杭州西湖聖因寺行宮的文瀾閣。文淵、文源、文溯、文津稱為「內廷四閣」，又稱「北四閣」，大臣經批准可以前往查閱。文匯、文宗、文瀾稱為「江浙三閣」，又稱「南三閣」，弘曆南巡時曾頒詔准許讀書人前往抄閱，但不得私自攜出閣外。還有一部副本藏於翰林院。藏於內廷四閣的是先辦成的四部，用上等開花榜紙；續辦的三部，用的是太白史連紙。書頁都是直行紅格，名為「朱絲闌」，每半頁八行，每行21個字；有注釋的地方，每豎格里是雙行小字。有的書內還有精美的插圖。書的裝幀精緻，絹面「包背裝」式，絹面的顏色標誌著書的類別，如經部是綠色，史部是紅色……等等。每冊書的首頁和末頁：都蓋有乾隆帝的璽印。每若干冊貯存在一個楸木製的匣內，名為「一函」，函面上刻書名，函內的書用香楠木片上下夾起來，再用綢帶束住，整齊美觀，且能防潮濕，防蟲蛀。可惜圓明園文源閣本毀於英法聯軍之役，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藏本毀於太平天國戰火；翰林院副本毀於八國聯軍之役，只原在避暑山莊文津閣的一部保存最完整。

在編纂《四庫全書》的同時，弘曆命對全國書籍作了一次大規模的檢查，查禁、銷毀和刪改了許多所謂「悖逆」、「違礙」書籍。

查辦禁書始於開館編書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上諭稱：「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此後，在各地遍貼曉諭，勸令藏書之家呈交「違礙」書籍；官府也派人到各地查訪，對各類書籍進行甄別，將查出的禁書送往京師。《四庫全書》館也從采進本中查找禁書。這些禁書由弘曆一一親自閱看後，在武英殿前投爐燒毀。

所謂「悖逆」和「違礙」書籍，最初是指明末清初的著作中含有一些對滿洲貴族不利的記載，如滿族入關前，先世曾為明代臣僕，受過明朝冊封和多次向明朝入侵；清初的一些著作暴露不少清兵南下時的暴行，弘曆都有意識地要湮滅這些史跡，甚至連「建州衛」、「女真」都不願再提起。同時要禁絕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文學家如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著作，以防止這些著作中的民族意識和進步思想激起漢族人民的反抗。以後，查繳禁書的範圍有所擴大，從明代上溯到宋元。凡宋人著作中涉及遼金元如歌頌岳飛抗金，明人著作中言及元，只要被認為是「議論偏謬」，也在查禁之列。不但對文人學者的著作要審查，對浩如煙海的地方志書、傳奇小說、戲劇腳本也不放過。一些降清明臣即所謂「貳臣」的著作如錢謙益也要全部銷毀。後來稍稍放寬，有的著作只要「改易違礙字句」。如「胡虜」、「夷」、「韃」等字樣，可以毋庸銷毀。有的刪改十分荒唐，如南宋初有一部書《攻女鬼集》，其中不少碑傳、墓志銘就是在修《四庫全書》時被改動的。塗改最多的是有關婦女的部分內容。宋初沿襲唐風，女子可以改嫁，夫妻可以離異。程朱以後講理學，重名節，主張女子守節，從一而終，清代更發展到頂點。康熙以後，朝廷每年都要大力旌表夫死殉節、未婚守志的婦女，給銀建坊，視為常例。修《四庫全書》時便刪去《攻女鬼集》中反映女子不守節的內容，都改成「從一而終」。辦法是將先後兩個丈夫比較，誰的官大就算誰的妻子，另一位丈夫塗去不記，實在沒有道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一月，由《四庫全書》館擬定的《查辦違礙書籍條款》正式頒行，以後還陸續頒發一些補充規定，算是有了「統一口徑」，但這時查繳禁書已漸漸進入尾聲。

在查辦禁書中，有20多人的著述被焚毀，其中有呂留良、屈大均、金堡、戴名世、尹嘉銓、王錫侯、錢謙益等。不但把這些人著的書燒了，還要追查印書的版片。弘曆共下令燒毀了多少書，當時沒有精確統計，後世有人據《禁書總目》、《辦理四庫全書檔案》等史料考察，銷毀書籍達3000餘種、六七萬部以上。這是弘曆打著「文治光昭」的旗號乾的壞事和蠢事。

弘曆在位時，還大興文字獄，對不利於清王朝統治的思想言行進行嚴厲鎮壓。

文字獄自古以來就是封建統治者借挑剔文字而興起的大獄。清代自順治初就有，康熙朝文字獄最大的案件是庄廷 金龍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都是由於著述中有眷念明朝的民族意識而引起的。雍正朝的文字獄，不但是為了控制思想，泯滅漢族的民族意識，而且也以之作為打擊政敵、提高胤禛個人權威的手段，如本文上述曾靜、張熙案，還有年羹堯在奏摺內將「朝乾夕惕」錯寫成「夕惕朝乾」被羅織罪名；汪景祺寫《西征隨筆》其中有譏訕康熙的字句被處決。乾隆朝的文字獄更加苛細頻繁，案件比前兩朝合計增加四倍以上。株連的廣泛，懲治的嚴酷，都大大超過前兩朝，反映了弘曆對漢族地主階級官紳、知識分子的猜忌，也顯示了他為了維護至高無上的皇權而濫施淫威。

乾隆朝的文字獄，除了少數幾起是追查清初文人著作中流露的反清思想外，大部分是望文生義，捕風捉影，任意羅織罪狀，濫殺無辜。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內閣學士胡中藻的《堅磨生詩鈔》內有「一把心腸論濁清」之句，還有詩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胡中藻所擬試題為《乾三爻不像龍說》，弘曆橫加指摘說：「加濁字於國號「清」字之上，是何肺腑?」又說：「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並認為試題的下半句「不像龍」是譏諷皇帝，將胡中藻處斬；其座師鄂爾泰已故，命撤出賢良祠；鄂爾泰的侄子鄂昌因和胡中藻交往，以比昵標榜問罪，後來又因他的《塞上吟》詩中稱蒙古為胡兒，說他「忘本自詆」，賜死。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浙江舉人徐述夔《一柱樓詩集》內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弘曆斷言詩句有反清復明之意，徐述夔已故，照大逆罪戮屍。曾任禮部尚書的沈德潛，是深得弘曆寵信的文學侍從，因給《一柱樓詩集》作序，沈德潛已故，不予深究，僅撤銷謚號，並將御制碑文撲銷。戴移孝的《碧落後人詩集》內有「長明寧易得」；李馬驎的《虯峰集》內有「翹首待重明」，這些詩句都被認為是詛咒清朝，圖復明朝，「喪盡天良，滅絕天理」，構成叛逆大罪。曾任大理寺卿的尹嘉銓，向弘曆上疏為他父親尹會一請謚，弘曆批駁不準，認為賜給謚號是皇帝的權力，不能由臣下主動要求，同時告誡他在家要「安份」。尹嘉銓又上疏請將他父親和本朝名臣范文程、李光地、湯斌、顧八代、張伯行等一起從祀文廟，這一下觸怒了弘曆，認為是「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命鎖拿解交刑部審訊。在抄家時，仔細搜查尹嘉銓所著書籍，發現他的文章中有為「帝者師」的語句，弘曆牽強附會，竟認為尹嘉銓是「儼然以師傅自居」，指責說：「無論君臣大義不應如此妄語，即以學問而論，內外臣工各有公論，尹嘉銓能為朕師傅否?」尹嘉銓年過70，自稱「古稀老人」，源出於杜甫詩「人生七十古來稀」，沒有想到弘曆自稱「古稀天子」，這又構成觸犯御名，「僭妄不法」，尹嘉銓被判處凌遲，弘曆「從寬」命將他絞死。類似的冤獄遍於全國。僅據《東華錄》和故宮文獻館先後編纂的《清代文字獄檔》、《掌故從編》、《文獻叢編》的不完全統計，弘曆在位60年，文字獄達70餘起，其中《四庫全書》館開館後10年發生的就有40餘起。清代詩人王撰有《聞雁有感》一詩：「數聲哀怨半天聞，無限離愁寄白雲；矰繳每從文字起，書空咄咄卻憂君。」近代思想家龔自珍也有詩：「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都是文字獄迫害一代知識分子的生動寫照。

清代文字獄是滿洲貴族封建專制統治空前強化的產物。它和籠絡漢族知識分子是「剛柔相濟，寬猛並用」的兩手政策，起著禁錮思想、箝制言論、摧殘人才的惡劣作用，其後果是很嚴重的，造成政治上和學術上沉寂窒息的局面。讀書人不敢議論時政，不願探討與現實關係密切的義理經濟，而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尋章摘句，爬來梳去，以逃避眼前的政治壓迫，形成煩瑣的學風。弘曆統治後期，各地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使他的注意力轉移，顧不上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才小得不放鬆又網，收斂淫威，文字獄逐漸減少。

「十全武功」

弘曆自稱「文治武功」為古今第一人。在「武功」方面，乾隆時期也號稱極盛。先後有兩次平定準噶爾之役，回疆之役，大小金川之役，鎮壓林爽文領導的台灣人民起義，兩次廓爾喀之役，緬甸之役，安南之役。弘曆對這些戰役都非常重視，親自遴選將帥，披閱地圖，運籌帷幄，批答奏章。他下令在京師西郊香山設健銳營，訓練一支能登雲梯、攻碉堡的八旗精兵，自己還經常前往檢閱。這支精兵由大學士傅恆統率，在平定準噶爾、「回部」、大小金川諸役中屢經鏖戰，多次得勝。每逢將士出征，弘曆都要舉行盛大歡送儀式；每克一敵下一城，或戰役結束，都要祭告宗廟，大賞有功將士。將士凱旋歸來，在京師郊外行郊勞之禮。又在紫禁城內建紫光閣，將一些戰役中有功將帥繪像於其上，賦詩立傳，讚揚武功。還將「得勝靈纛」和繳獲的旗幟等戰利品收藏其中，極盡渲染之能事。這10次戰役，對國內邊疆少數民族的戰爭取得了勝利，對外戰爭也以鄰國請和而結束，弘曆因此志驕意滿，誇耀為「十全武功」，晚年自號「十全老人」，並在承德興建規模宏大的普樂寺、普寧寺、安遠廟、普陀宗乘之廟等建築，以紀念這些歷史性事件，並為自己紀功。

這10次戰役的起因和性質不同，如何評價，需要進行具體分析。有的戰役是正義的，對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起了積極作用；有的戰役並不是正義的。例如，平定準噶爾部割據勢力的戰爭，對於維護國家統一，鞏固西北邊疆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在天山南路平定「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亂，統一天山南北地區，戰後設置伊犁將軍作為新疆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對加強新疆地區和清朝中央政府的聯繫，鞏固邊防，也起了積極作用，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大小金川之役，是清廷和大小金川土司之間進行的戰爭，史學界眾說不一，褒貶互異。大小金川之役結束後，少數民族與漢族在經濟、文化上的聯繫密切了，加速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可是弘曆原以為金川彈丸之地，傳檄可定，不料險遠難攻，大金川之役歷時兩年，小金川之役歷時六七年，清廷投入大量兵力財力，屢遭挫敗，統兵將帥中訥親、張廣泗被處死，溫福陣前中槍而亡，阿爾泰被削奪大學士、總督官爵。後世有人評為「以大軍與土司相角，勝之不足為武」。鎮壓林爽文之役，是撲滅台灣農民起義的烈火，應當否定。

對外作戰中，廓爾喀之役的起因比較複雜：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禪由後藏到承德覲見，慶賀弘曆70壽辰。弘曆仿後藏班禪所居扎什倫布廟式建須彌福壽之廟以資安禪，極為禮遇優渥。是年十一月，六世班禪患天花於北京西黃寺圓寂；四十六年1781年春，肉身金龕返回西藏，弘曆親自到西黃寺禮送。六世班禪來京時經由草地行走，沿途信奉喇嘛教的各族群眾和王公大臣布施財幣；在京時，弘曆又贈以金銀珠寶，總計當值數十萬金。這筆巨額財富被六世班禪的兄弟、扎什倫布寺總管仲巴呼圖克圖所侵吞，他的另一兄弟沙瑪爾巴西藏佛教噶瑪噶舉派紅帽系第十世活佛未能染指，十分不滿，因此出走廓爾喀今尼泊爾，唆使和帶領廓爾喀侵略軍入侵後藏日喀則，洗劫扎什倫布寺，到處燒殺掠奪。起初，入侵者僅數百人，仲巴呼圖克圖下屬喇嘛有四五千之眾，但並不抵禦，竟攜細軟先期逃避。消息傳到京師，弘曆命福康安率兵入藏，迎擊入侵之敵。清軍所到之處，受到西藏僧俗群眾的歡迎，很快就將廓爾喀侵略軍逐出西藏。廓爾喀統治者向清廷表示願意退還在扎什倫布寺所劫掠的財物，承諾以後永不侵犯西藏，清軍撤回。此後，清廷大力整頓和改革西藏的政治與宗教制度。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康安同八世達賴、七世班禪會商，清廷頒布了《欽定西藏章程》，規定提高駐藏大臣權力，以防西藏農奴主貴族獨攬藏政，分裂割據。又規定達賴、班禪和各地黃教「呼圖克圖」活佛轉世，必須在駐藏大臣監視下，用金瓶抽籤決定，即「金瓶掣籤」制度。通過這些措施，加強了清廷對西藏地區的統治，因此，反擊摩爾喀入侵事件的歷史作用是應當肯定的。正如弘曆自稱：「此次用兵，實必不得已之舉，朕並不利其尺土一人，此心實可以仰對吳蒼。」至於出兵國外，如緬甸之役、安南之役，都是以大國的武力威脅鄰國。

這10次戰役的軍費開支很大，一些軍事統帥在軍中奢侈無度，糜費極多，大小金川之役軍費達7000餘萬兩，有的戰役開支的軍費還無法統計。沉重的軍費負擔和戰爭中對無辜群眾的殺戮，都給各族人民造成災難。

土爾扈特部回到祖國，也是乾隆朝在民族關係上的一件大事。17世紀30年代，土爾扈特部從天山以北遷徙到伏爾加河下游草原游牧。在寄居異鄉一個半世紀以後，為了擺脫沙俄的殘暴統治，維護民族尊嚴和生存的權利，枉台吉渥巴錫的率領下，土爾扈特部168000餘人，冒著嚴寒冰雪和酷暑、乾旱，歷時八個月，行程萬餘里，從伏爾加河經過哈薩克，繞過巴爾喀什湖東南的大沙漠，終於回歸祖國，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到達伊犁。沿途死亡過半，到達時僅有66000餘人。弘曆聞知土爾扈特來歸之信，命舒赫德由烏什就近前往協助伊犁將軍伊勒圖辦理安置事宜。當時有人懷疑「恐其有詭計，議論沸起」，弘曆力排眾議，決定收撫土爾扈特，遣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往迎渥巴錫至承德避暑山莊朝覲。既至，命隨圍觀獵，又于山庄萬樹園賜宴，設燈筵火戲款待；賜渥巴錫封爵卓里克圖汗，封策伯克多爾濟為親王。弘曆命舒赫德撥給水草豐盛的地方安置其部眾，購買牛羊糧食以資賑濟，置辦衣裘廬帳使得禦寒，並為籌其久遠資生之計。渥巴錫向弘曆奉獻寶刀、良馬。這時，清廷在承德仿照西藏布達拉官修建的普陀宗乘之廟竣工，弘曆親撰《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和《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兩篇碑文，寫下我國民族關係史上這一可歌可泣的輝煌篇章。

弘曆當政，非常重視少數民族問題，以經營邊疆、鞏固國家領土作為自己不能忘懷的政治抱負。為了促進民族團結、籠絡蒙、藏等民族，他提出「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的著名決策。他在注意研究喇嘛教經典的同時，也警惕「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他通曉蒙、藏、回等民族語言，自述「乾隆八年習蒙古語，二十五年平定回部遂習回語，四十一年平兩金川略習番語，四十五年因班樣來謁，兼習唐古忒語，是以每歲年班，蒙古、回部、番部等到京接見，即以其語慰問，無藉通譯。」他十分自豪地寫過一首詩：「萬里馳來卓爾齊，恰逢嘉夜宴樓西；面詢牧盛人安否?那更傳言藉譯鞮。」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突出的成就是奠定了中國這樣一個版圖遼闊的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礎。弘曆誇耀自己的武功盛逾前代，雖不免有些溢美，但他深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經數十年的經營擘劃，終於「西陲拓地萬里，臣屬至蔥嶺以西，衛藏以外」，使我國的版圖最後穩定下來，並在這樣廣大的版圖內有效地行使國家的主權。弘曆和康熙帝一樣，作為當時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是作出了積極貢獻的。這時的我國疆域，東北至外興安嶺、烏第河和厙頁島，北達恰克圖，西到巴爾克什湖和蔥嶺，南及南沙群島、西沙群島。東括台灣及其附屬島嶼釣魚島。國土的廣袤和國力的強盛，邊疆地區對清廷中央政府向心力的日益增強，國內各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確是以往任何封建王朝不能相比的。這是清王朝的歷史業績。這一業績當然不能完全歸功於弘曆，清代的大統一局面是中國歷史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弘曆個人的雄才大略，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抹煞的。

馬戛爾尼使團來訪

乾隆朝的對外關係，仍奉行前朝的閉關政策，與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不多。值得寫一筆的是英國首次派遣馬戛爾尼使團來華。

清入關後，由於其落後性，同時為了保護封建經濟，消弭足以危害其統治的外來因素，實行比明王朝更加嚴厲的閉關政策。鄭成功在台灣舉兵抗清時，清廷嚴令「片板不準下海」。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統一台灣，次年下令開放海禁，允許中國商民出洋貿易，又指定廣州、廈門、寧波、上海四個口岸與外國通商。廣州是對外貿易的中心，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英國在廠州設立商館，貿易趨於經常化，貿易總值已超過歐洲國家對中國貿易值的總和，居外商中的領袖地位。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英國開到廣州貿易的商船已達62艘。開放海禁後，中外海上貿易雖有相當發展，但實際上對外貿易集中於廣州一地，外國商入對此極為不滿。。18世紀後期，英國進入產業革命，近代工廠制度的勃興和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勞動，生產力突飛猛進。代表工商業資本家利益的英國資產階級政府積極推行對外侵略與擴張政策，為英國資本主義企業尋求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也就成為英國資產階級更加註意的目標。為了突破中國對通商的種種限制，英國一心想在廣州以北開港，以打開中國市場。可是對於外表強大而實際上正在衰落的中華帝國，他們所知甚少。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英國政府派遣喀塞卡特為第一次來華的使節，但喀塞卡特在途中病死。幾年以後，由東印度公司建議，英國政府決定派遣正式使團訪華，目的是想通過與清王朝最高當局談判，使清廷取消對外貿易中的種種限制和禁令，獲得更多的權益，同時也為了了解中國的情況，窺伺中國的國力，以為英國殖民主義者下一步行動提供依據。這便是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背景。

馬戛爾尼長期在英國外交界供職，曾任英國駐俄國公使，1792年被他的好友、英國國務大臣敦達斯任命為特使。副使斯當東是馬戛爾尼的摯友，曾在印度從事外交活動，也是一個推行殖民主義政策的老手。使團包括軍事、測量、繪圖、航海等人員100多人，分乘由「獅子」號有64門大炮的軍艦、「印度斯坦」號東印度公司載重量最大的遠洋船和「豺狼」號供應船組成的船隊，於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9月25日由英國朴茨茅斯港啟航，直駛天津。1793年6月到達廣州。廣東巡撫郭世勛向乾隆帝奏報。因為使團名義上是為祝賀乾隆帝80壽辰而來，乾隆帝十分高興，甚至當成是藩屬的貢使前來朝貢，諭令沿海各省督撫委派大員作好接待準備，迎送犒勞。又囿於「天朝上國」的虛矯自大和固步自封的偏見，命各地保持警惕，以防意外。1793年6月21日，英國使團的船隊經澳門北上。7月25日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到達天津的大沽。乾隆帝決定在熱河行官接見英使，命駐刮天津的長蘆鹽政徵瑞承辦接待事宜，並帶同前往熱河。英使到天津後，直隸總督梁肯堂和徵瑞設宴款待，然後換乘木船駛往北京，在北京城郊宏雅園和城內小住，乘使團自帶的豪華馬車赴熱河。

這時，大學士和坤就使團覲見皇帝的禮節與馬戛爾尼反覆磋商，頗費一番周折。清廷要求他行跪拜大禮，馬戛爾尼堅持按英國臣民覲見本國君主的禮節，屈一膝，趨前吻手。雙方僵持不下。乾隆帝很不高興，在上諭中說：「似此妄自驕矜，朕意甚為不愜，已全減其供給，所有格外賞賜，此間不復頒給。……外夷入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以恩禮，用示懷柔。若稍涉驕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制，此駕御外藩之道宜然。」最後商定馬戛爾尼以見英皇之禮覲見乾隆帝，單膝下跪，但免去吻皇帝之手。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1793年9月14日，乾隆帝在熱河行宮萬樹園大幄中接見英國使團，禮部官員引領馬戛爾尼至御座左首，向乾隆帝行禮致詞，把鑲有珠寶的金匣盛裝的英皇書信呈上，並呈獻禮品單。這批精心準備的禮品包括天體運行儀、天球儀、地球儀、望遠鏡、銅炮、連珠炮、榴彈、毛瑟槍、玻璃製品及「有一百零十門重炮裝備的」巨大軍艦模型，其用意是使中國知道英國是船堅炮利、富強和近代科學技術發達的國家。乾隆帝亦向英國國王和馬戛爾尼及其隨行人員回贈大批金銀珠寶、綾羅綢緞。覲見禮儀完畢後，乾隆帝設宴款待，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及緬甸國使臣陪宴。次日，由和珅、福康安陪同遊覽行官園林山水、樓台亭榭。八月十三日是乾隆帝壽辰，英使隨同王公大臣等至澹泊敬誠殿行慶賀禮，參觀校閱比武、歌舞、燃放焰火等慶祝活動。

英國使團回到北京，開始和和珅進行實質性會談，提出一系列有關貿易的要求。和珅向馬戛爾尼面交乾隆帝「賜英咭唎國王敕書」，對英使提出的各項要求一一駁回。英方要求准許派員常駐北京，照管本國商務，在北京設商館收貯貨物發賣，「敕書」中以「此與天朝體制不合」，「京城為萬方拱極之區，體制森嚴，法令整肅，從無外人等在京城開設貨行之事」，俱不允准。英方要求准許商人到寧波、舟山、天津進行貿易，「敕書」批駁「皆不可行""。英方要求在舟山附近划出一個小島，歸英商居住，以便英國商船到達時歇息並存放貨物，「敕書」批駁稱：「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此事尤不便准行」。英方要求於廣州附近撥一處地方居住商人，且聽其自由來往，「敕書」批駁稱：「自應仍照定例，在澳門居住」。英方要求由內河運輸貨物請優待免稅或減稅，「敕書」批答：「應照例公平抽稅，與別國一體辦理。」並警告說：此後若將「英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未免使爾國夷商往返徒勞，勿謂言之不預也」。

乾隆帝全部拒絕英國提出的要求，重申清王朝堅決奉行閉關鎖國政策，同時通令沿海督撫加強戒備，嚴防英人侵佔寧波、舟山等處。他力求將中外交往限制在非常狹小的渠道，一方面是基於中國封建的自然經濟結構，沒有認識到發展對外貿易的必要性，即所謂「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的影響，對世界形勢茫然無知和妄自尊大，「立中外之大防」，「華夷之辨甚嚴」，把其他國家視為文明低下的「蠻夷之邦」，「從不許外籍人等稍有越境攙雜」。至於英國使團所提要求，其中有殖民主義侵略的性質，特別是要求劃定地區居住英國商人，侵犯到中國的領土、主權，當然應當站在自衛和防禦的立場斷然拒絕。乾隆帝的對策雖然是為了維護其封建統治，在客觀上也是抵制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

馬戛爾尼使團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由軍機大臣松筠伴送沿運河南下，經浙江、江西、廣東回國。1794年9月5日回到朴茨茅斯港，結束了兩年之久的中國之行。他率領的使團在中國各地周遊，搜集有關國民經濟、自然資源、海陸交通、軍事要地等重要情報，看到清王朝衰弊陵夷的跡象，認為「清帝國好比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它之所以在過去150年中沒有沉沒，僅僅是由於一般幸運的、能幹而警覺的軍官們的支撐，而它勝過其鄰船的地方，只在它的體積和外表。但是，一旦一個沒有才幹的人在甲板上指揮，那就不會再有紀律和安全了」。他還預言：「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它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果然，四十八年以後，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國悍然發動侵略戰爭，這就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清廷在這場戰爭中的失敗，招致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中國逐步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奢靡之風 財用耗竭

弘曆秉政時，清朝統治正是鼎盛階段，經濟已經恢復並且得到較大發展。到乾隆中葉，全國耕地面積已超過明末耕地的最高數字，達600佘萬頃，比順治末年增加了l／3左右，已經擁有兩億多人口。隨著商業的發展，城市日趨繁榮。社會財富大量積累起來，統治階級追求享樂之風也日盛一日。皇帝居於封建統治的最高層，飲食服御，豪華奢麗，達到驚人的程度。

弘曆的奢侈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他仿效康熙帝六次南巡，於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六下江南。所到之處，地方官員辦差接駕，務求華美，修行宮，搭彩棚，辦酒筵，搜羅土特產品，糜費特甚。自北京至杭州，往返路程近6000里，途中修建行宮30處，每隔二三十里設一座尖營。巡幸的隊伍沿運河南行，動用船隻千餘艘，舳艫相接，旌旗蔽空。隨行的有后妃、王公親貴、文武官員和擔任警衛扈從的大批士兵。皇帝和后妃乘坐的御舟用縴夫3600名，分六班輪流拉縴。搬運帳篷、衣物、器具，動用馬6000匹，騾馬車400輛，駱駝800隻，徵調夫役近萬人。不僅沿途地方官要進獻山珍海味，還要從全國各地運來許多食品，連飲水都是從北京、濟南、鎮江等地遠道運去的著名泉水。

每次南巡，揚州的大鹽商們紛紛報效，爭炫奇巧，取媚邀寵。揚州平山堂本來沒有梅花，弘曆第一次南巡時，鹽商捐資植梅一萬株，以供皇帝觀賞。第五次南巡時，鹽商不惜重金施放煙火，景色壯觀，「遙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碩大無朋，顏色紅翠可愛。御舟將近，忽煙火大發，光焰四射，蛇掣霞騰，幾眩人目。俄頃之間，桃砉然開裂，則桃內劇場中峙，上有數百人，方演壽山福海新戲」。如此豪華新奇的演出，博得弘曆的讚賞。清人的筆記還記載：弘曆南巡時，某日至揚州大虹園，對左右說：「此處頗似北海之瓊島春陰，惜無塔耳。」大鹽商江春聞知，以萬金賄賂近侍，得到塔形圖紙，「鳩工庀材，一夜而成」，連弘曆也嘆服鹽商財力之雄厚。

每逢皇室的喜慶盛典，更揮霍無度。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太后60壽辰，二十六年1761年皇太后70壽辰，在京的文武百官和各地封疆大吏、富商巨賈，極力搜求貢品，網羅能工巧匠，置辦各種奇異珍玩器物。慶祝活動瑰麗無匹，自紫禁城的西華門至清漪園今頤和園，「張設燈彩，結撰樓閣。天街本廠闊，兩旁遂不見市廛。錦繡山河，金銀宮閎剪綵為花，鋪錦為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狀」。每數十步設一戲台，「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假童妙伎，歌扇舞衫，……游者如入蓬萊仙島，在瓊樓玉宇中，聽霓裳曲、觀羽衣舞也」。弘曆自己的70歲、80歲生日，奢侈闊綽的排場，更是歷史上少見的。到他的晚年，兩次舉行千叟宴，預宴者一次是3900餘人，一次是5900餘人，充分顯示皇家的煊赫豪富。

弘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園林。雍正時修建的北京圓明園，有28景，弘曆擴建成40景，許多景觀是仿照江南園林修建。這座名園的秀美壯觀，弘曆存《圓明園後記》中曾說：「天寶地靈之區，帝王豫游之地，無以逾此」，他要「後世子孫必不舍此而重費民力以創建苑圃""。可是沒有多久，乾隆十四年1749年，為他母親60歲生日，又修建清漪園頤和園前身，工程歷時15年，耗銀近450l萬兩。避暑山莊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開始興建，起初只有36景，弘曆又擴充成72景。承德外八廟宏偉的寺廟群，大部分都建於葛隆時，僅須彌福壽之廟和普陀宗乘之廟的鎏金銅瓦就用去黃金三萬兩。南巡和營建遭到大臣們或明或暗的反對，弘曆自己也認為「過勞民力""，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曾著《知過論》以自箴，儘管承認糜費太大，但他晚年仍復如此。他的一生，除南巡六次外，還東巡四次，西行五次，「至於奠祭於曲阜，秋彌於木蘭，近游京畿，告詣嵩洛，車駕時出，記不勝記」。

皇帝過著錦衣玉食般的生活，影響整個社會風氣由儉入奢。滿洲親貴，漢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奢侈淫糜，揮金如土。封建社會的盛世，必然蘊藏著走向衰微的危象。康雍時期，清廷庫儲常盈2400餘萬兩；乾隆中葉，國庫豐盈，貯存常達七八千萬兩。到弘曆退位的時候，已經是國庫空虛，財用耗竭了。

盛極轉衰 遍地烽煙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山東省壽張縣爆發了白蓮教支旅清水教領袖王倫領導的農民起義。對於正處在鼎盛階段的清朝統治者來說，是「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一個訊號。

這次起義醞釀已久，王倫揭竿而起後，幾天之內就聚集義軍2000餘人，攻入壽張縣城，殺死知縣，乘勝攻打陽谷、堂邑。義軍「攻城只殺官劫庫，不殺百姓』』。在擊敗清軍兗州總兵惟一和山東巡撫徐績的圍剿後，義軍北上，直逼臨清。臨清位於山東西北部大運河畔，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樞紐，控扼漕運的要地，每年東南數省有數百萬石糧食由運河經臨清北運。義軍攻佔臨清舊城後，清軍躲在臨清州城待援。弘曆這時正在承德避暑山莊，聞訊後，立派大學士舒赫德、額駙那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率領健銳、火器二營禁衛軍千餘人前往鎮壓。在清軍兵力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義軍失敗。王倫舉火自焚，壯烈犧牲。

這次起義規模不大，為時短暫，前後只持續了一個多月，但給於清朝統治者很大的震動。因為這是明末農民大起義以後，清王朝承平100多年所未有的，也是以後一系列武裝起義的序幕。 接著，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甘肅循化今屬青海爆發了由蘇四十三領導的撤拉族人民起義，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又爆發了田五領導的回民起義。這兩次起義雖然是由撤拉族、回族內部新、老教紛爭引發，但都迅速轉化為對清王朝猛烈的反抗。以後，弘曆命令陝甘總督李侍堯要認真查辦餘黨，株連羅織，務必「不動聲色，密行查辦遠遣，斷絕根株」。殘酷的鎮壓並不能消弭少數民族群眾的鬥爭，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月，又爆發了石峰堡回民起義。西安副都統明善率清軍1200人前往鎮壓，陷入起義軍的埋伏，全軍覆沒，明善被擊斃。弘曆急派福康安、阿桂、海蘭察等調集大軍將起義軍緊緊圍困。「石峰在萬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險，惟北面一線可上」。福康安相度地勢，「斷其樵汲，立柵設卡」，時當三伏，七天無雨，起義軍「下視四面重圍，勺水不得」，奪路而出，被清軍四面截殺，有被擒獲，有投崖墮阱而死。撤拉族和回族起義軍勇敢善戰，但孤軍奮鬥，困守一隅，最後仍不免失敗。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在台灣爆發了林爽文領導的漢族、高山族農民的大規模起義。起義是由於從內地到台灣的貪官污吏對當地人民的苛刻搜刮。弘曆在上諭中說：「今細思徐訪，知逆匪林爽文等起事之由，皆因該地方官平日廢弛貪黷，視台灣缺分為利藪，不以冒險渡海為畏途，轉以得調美缺為喜。督撫之無能者，又或徇情保薦，明知不察，曖昧牟利，……劣員等並不整頓地方，撫綏安戢；於作姦犯科者又不及早查辦，惟知任意侵漁肥橐，以致斂怨殃民，擾累地方，遂使桀驁奸民，有所借口。""這是弘曆事後的「反思」，但起義爆發之初，他命令閩浙總督常青率軍到台灣鎮壓，因常青「並無制勝之策，轉致疲於抵禦」；次年又派福康安到達台灣，代替常青為統帥，從大陸各省抽調軍隊「進剿""。起義軍終於失敗，林爽文被俘後解往北京處死。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末，貴州松桃廳今松桃苗族自治縣苗民石柳郝、湖南永綏廳苗民石三保等歃血為盟，秘密集會，相約同時起義。起義軍很快就發展到八九萬人，「苗疆大震」。時福康安任雲貴總督，奉命由雲南赴貴州銅仁鎮壓，弘曆派侍衛額勒登保、德楞泰參贊軍務，調集雲、貴、川、湘等省清軍數萬人，分路向起義軍大舉進攻。又以重金收買叛徒擒獻起義軍首領。起義軍受到重大損失，石柳鄧壯烈犧牲。這是清代苗民規模最大的一次反抗。起義雖被暫時鎮壓下去，但各地苗民的鬥爭仍此伏彼起，延續12年之久，到嘉慶十二年1807年才最後平息下去。

乾隆晚期，清代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大規模反抗清朝統治的鬥爭持續不斷。這時，民間秘密結社白蓮教在各地的活動尤其活躍，它的支派很多，名目不一，而且由宗教活動逐漸轉向組織群眾鬥爭。川楚陝三省交界地區，聚居著人數眾多的佃農、山民、棚戶，他們身受地主、僱主、差役、地痞等敲骨吸髓的剝削，往往被逼得走投無路，不得不鋌而走險。白蓮教以「官逼民反」為號召，揭竿而起。湖北各地的白蓮教首領密商，決定於嘉慶元年三月初十辰年辰月辰日辰時在各地同時發動起義。當時的白蓮教在鄂、川、陝、豫等省廣泛傳布，教徒休戚與共，聲息相通，湖北的教徒首舉義旗後，四川的教徒也舉旗響應。起義軍所到之處，得到群眾的積極支持，迅速形成燎原之勢，遍及川、楚、陝、甘、豫五省。起義軍人數達四五十萬之眾。

這時弘曆名義上已退居「太上皇""，實際上仍緊緊掌握軍政大權。「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了這位「太平天子」的美夢，他當然不會甘心，決意要撲滅這遍地烽煙，所有一切軍事行動都由他自己指揮。直到他生命垂危的時刻，還拉著嘉慶帝顒琰的手，「頻望西南，似有遺憾」，把「剿賊」的重任託付給新皇帝。無奈「盛世」的繁榮已經一去不復返，從此清王朝一步一步地走向「衰世」。

響慕風雅 精於騎射

弘曆一生熱愛滿族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同時也非常傾心於漢族文化。他從當皇子時起，在漢文師傅的影響下，對漢族文化就有較深的造詣。他非常熟悉儒家思想，曾到國子監為群臣宣講儒家經典《大學》，而且崇尚風雅，詩、書、畫兼長。

弘曆喜歡寄情翰墨，寫詩抒懷。巡行時，每到一處必作詩紀勝，御書石刻。凡遇軍國大事，時令佳節，喜慶盛典，哀樂閑情，皆有吟詠，有時還寫詩賜給群臣以示寵信。他的詩，才華當然不能和歷代漢族著名詩人相比，但他一生寫下的大量詩篇。「雖自古詩人詞客，未有如此之多者」，有的詩在史料價值上極為珍貴，非文臣所能代筆。每年元旦過後，例必茶宴廷臣，即席命題，用柏梁體聯句。許多大臣也因此精研藝文，以詩詞書畫獲進。有一年正月十六日，弘曆在圓明園賜宴群臣，命蔣溥、開泰、劉統勛、秦蕙田、劉綸五位大臣以「春候秋蟲」為題賦詩。春候，指春光明媚的季節；秋蟲，指絡緯、蟋蟀等秋天活躍的昆蟲絡緯，即紡織娘，俗名「聒聒兒」，每當秋夜，這些昆蟲在階下草間嗚叫。絡緯、蟋蜂都可以在溫室中過冬。弘曆在早春聽到溫室中的絡緯聲，十分驚喜，命廷臣賦詩為樂。宴罷，蔣溥作了一幅畫，將君臣唱和的詩抄錄在上面這幅畫現存台灣故宮博物院。

弘曆的書法仿趙孟頫，圓潤秀髮，也有人認為「雖饒承平之象，終少雄武之風」。他自己也能繪畫，「萬幾之暇，惟以鉛丹從事」。他自稱18歲學花鳥畫，曾遍臨林椿、邊鸞、黃筌等名家作品。他兼擅山水、花草、蘭竹、梅花、折枝』

間或畫佛像，亦只以數筆勾勒而成。他畫過一幅《開泰圖》，畫了平坡上三隻羊，小羊在跪乳，母羊凝視遠方，公羊低頭覓食，神態各異，栩栩如生。宮廷畫師鄒一桂時任內閣學士兼禮部尚書，是有名的花鳥畫大師，為這幅畫補繪花石，山茶、梅花，描繪纖細，諧調勻稱，極為得體。弘曆在畫面空白處抄錄他頗為得意的一篇文章《開泰說》，闡述「三陽開泰」的含意羊與陽同音，借用三隻羊禹意「三陽」。這幅畫作於乾隆壬辰年三十七年，弘曆時年62歲，君臣合作，這幅畫彌足珍貴現存台灣故冒博物院。

弘曆「鑒賞書畫最精」。宮廷藏畫，大部分是他收集的。畫上的題跋也以他為最多。他把收集到的歷代法書、名畫真跡，如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珣的《伯遠帖》等命張照等文臣編輯《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兩部書畫錄，將秘閣所藏書畫及款識題跋等與曾邀弘曆鑒賞、親筆題詞、印有寶璽者，一一臚載。他在啟祥宮南設如意館，招聘若干宮廷畫家和雕琢玉器、裱褙帖軸的工匠在館內工作，自己也不時臨幸館內觀看畫家作畫。出巡時隨身還帶著畫師，即景繪圖。由於他的獎掖提倡，乾隆一朝，畫壇人才蔚起，繪畫作品呈現出異彩紛呈的繁榮局面。耶穌會士，義大利畫家郎世寧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從康熙五十四年17 15年一月到中國，一直在內廷行走，為皇帝作畫，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賞識和器重。郎世寧的創作活動在乾隆朝最活躍，他為弘曆畫了許多御容畫和后妃的肖像畫，還畫了不少富有政治色彩的作品，如表現弘曆在熱河行官接見三車凌和阿睦爾撤納等。弘曆還指定宮廷畫師丁觀鵬、張為邦、王幼學等向郎世寧學習油畫，融中西畫法於一爐。

入關後的清朝皇室，繼承在關外的民族傳統，一向注意武事。弘曆說：「弓矢乃八旗之舊俗，而神武實萬世之家風」。他身為一國之尊，騎射嫻熟，喜愛遊獵，但不廢政事。他向例每年八月十三日在避暑山莊度過自己的生日，於八月十六日率領皇子皇孫到木蘭圍場行圍打獵。乾隆六年，弘曆尊從康熙居安思危，注重習武練兵的傳統習俗，恢復已中斷19年的秋彌古禮。每逢一年一度的秋狳大典，弘曆還召見沒有出過天花「以進塞為懼""的大批蒙古王公貴族，輪流陪同他馳騁射獵。弘曆喜歡在蒙古王公、哈薩克陪臣等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武藝，使他們「畏威懷德」。弘曆認為，「外夷或有習弓矢者，然較之滿洲索倫相去不啻逕庭矣。外夷唯知重武，宴會百戲彼雖樂觀，終不若示以射獵，彼乃誠心悅服，不敢輕視中國，故朕每於此亟亟焉""。他經常告誡子孫不可忘記滿族重視騎射的家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按向例於八月十六由避暑山莊啟蹕去木蘭圍場，這是他最後一次秋彌。他曾想把年幼的皇孫綿寧後來的道光帝，時年八歲、皇元孫載錫一同帶到木蘭進哨，形成 「五世同獵」的盛況。後因綿寧體弱，載錫不能騎馬，兩人未前往。弘曆自己仍興緻勃勃地在圍場住了20天，行圍13次，命中三隻鹿，寫了一首紀事詩：「將至八旬猶策馬，命中三鹿去未空」。

弘曆也喜歡閱兵，一生多次檢閱八旗禁旅，乘馬至教場，「親御弧矢」，80歲才改乘輕輿前往教場。

弘曆身體極好。每年臘月初一到闡福寺三層佛閣上香，髦 之年「登降裕如」，不用手杖，不用人攙扶。歸政這一年，他86歲高齡，歲暮大祭，於列祖列宗前一一躬親拈香，跪拜如儀。他父親胤禛在世時，喜歡戴各色近視眼鏡，他自己讀書寫字從不用眼鏡。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御試翰林、詹事等官，阮元賦詩盛讚80歲的皇帝不用眼鏡：「四目何須爾，重瞳不用它」，使得弘曆異常高興。

后妃、子女與家庭生活

弘曆的母親鈕祜祿氏，是四品典儀 柱之女，康熙三十一年生，13歲時入胤禛府第，稱「格格」。康熙五十八年八月生弘曆。弘曆幼年為乃祖、乃父所器重，鈕祜祿氏母以子貴，雍正中封熹妃，進熹貴妃。弘曆即位後，尊為皇太后。

弘曆對母親非常孝順，南巡、東巡、幸五台山、謁陵、秋彌木蘭，都帶著她同行。出獵時獵獲野味，也派人送給她品嘗。慶賀她60、70、80壽辰，不僅壽禮豐盛，慶典隆重，弘曆自己還身著綵衣，手捧酒觴，跳「喜隆慶」舞稱賀。胤禛死後，簦隆元年十月，梓官由雍和宮奉移至易州泰陵，弘曆和皇太后、皇后親自送往。辦理泰陵事務王大臣請示隨葬后妃及「萬年後應留之份位」。按清代禮制，皇后先於皇帝死或稍後死者，皇帝梓宮未葬，與皇帝祔葬；在皇帝之後死者，皇帝已葬入地宮，石門關閉，則另建山陵。皇太后當即表示，大行皇帝梓宮安葬地宮後，「以永遠肅靜為是。若將來複行開動，揆之尊卑之義，於心實有未安。況我朝有昭西陵、孝東陵成憲可遵，泰陵地宮不必預留份位。」皇太后於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在圓明園長春仙館病逝，終年86歲，弘曆為她修建頗具規模的泰東陵安葬。又命製作金塔一座，供奉她的頭髮。這座金塔用六成金3000餘兩製成，高4．6尺，底2．2尺見方，紋樣端莊，造型完美，現存故宮博物院珍寶館。

弘曆的后妃眾多，在清代皇帝中僅次於康熙帝。葬在清東陵的后妃有41人和弘曆柑葬裕陵的有皇后2，皇貴妃3；葬裕妃園寢的有皇后1，皇貴妃2，貴妃5，妃6，嬪6，貴人12，常在12。

弘曆的第一個皇后富察氏，為察哈爾總管李保榮之女，生於康熙五十一年二月。雍正五年七月，胤禛冊封她為弘曆的嫡福晉，是年16歲。乾隆二年冊立為皇后。禮親王昭褳的《嘯亭雜錄》記載：「後恭儉，平居，以通草絨花為飾，不御珠翠。歲時，以鹿羔 製為荷包進上，仿先世關外遺制，示不忘本也。」因此深得弘曆寵愛。她生有二子，永璉、永琮，不幸早殤。乾隆十三年春，弘曆帶著皇太后和皇后東巡，謁孔廟，登泰山，皇后旅途勞頓，感染風寒，旋即於德州水次運河御舟中去世。弘曆極為悲痛，他仿照江淹《恨賦》、《別賦》寫了一篇《述悲賦》寄託哀思：「念懿後之作配，廿二年而於斯；痛一旦之永訣，隔陰陽而莫知。……信人生之如夢兮，了萬事之皆虛。嗚呼，悲莫悲兮生別離，失內位兮孰予隨?入椒房兮闃寂，披風幄兮空垂。春風秋月兮，盡於此已；夏日冬夜兮，知復何時?」哀思動人，情見乎詞。

由於皇后去世，引起朝廷內外一場不小的風波。

先是，21歲的皇長子永璜和14歲的三阿哥永璋，皆非皇后富察氏親生，因而沒有悲痛的表示，受到弘曆多次訓飭，並且聯繫到立儲大事，弘曆斷然宣稱：「此二人斷不可承續大統」。皇子的師傅、諸達其中包括和親王弘晝、大學士來保、侍郎鄂容安等皆受到罰俸處分。

接著，弘曆發現皇后的冊封文書譯為滿文時，誤將「皇妣」譯為「先太后」，盛怒之下，將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書阿克敦按「大不敬」議罪，斬監候後赦免；刑部滿漢尚書、侍郎全堂問罪，革職留任。又因翰林院撰擬皇后祭文，用了「泉台」二字，弘曆認為這兩字用於常人尚可，「豈可加之皇后之尊」?大學士張廷玉等受到罰俸處分。工部因辦理皇后冊寶「製造甚屬粗糙」，全堂問罪。光祿寺因置備皇后祭禮所用之餑餑、桌張「俱不潔凈鮮明」，光祿寺卿、少卿俱降級調用。禮部因冊謚皇后，儀禮舛誤，尚書及其他堂官皆受到處分。

隨後，外省滿族文武官員50餘人因沒有具摺奏請赴京叩謁皇后梓官，受到降級或銷去軍功記錄處分。一批官員在皇后喪，期內違制剃髮，經查究後受到懲處。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擅自剃髮，又發現有貪污行為，賜死。

因皇后之喪引起的這場風波延續了大半年才告結束。弘曆將貴妃烏喇那拉氏進為皇貴妃，攝六官事，乾隆十五年八月將她立為皇后。

烏喇那拉氏，佐領那爾布之女，生於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弘曆為皇子時，胤稹將她賜為側福晉。弘曆即位後封為嫻妃，年僅20歲。她性格溫順，受到皇太后喜愛，晉為嫻貴妃。弘曆的第一位皇后去世後，不忍立即冊立新後，過了一年多，乾隆十五年八月才冊立她為皇后，她生有二子永璂、永璟。整隆三十年春，烏喇那拉氏隨弘曆南巡至杭州，據說是「性忽改常」，「跡類瘋迷」，觸怒弘曆，自己又剪了頭髮，弘曆更加怒惱，命額駙福隆安扈從由水路先程回京，次年七月病故。此時弘曆正在木蘭行圍，消息傳至圍場，弘曆只打發她的親生子永璂回京奔喪，並命「喪儀止可照皇貴妃例行」。從此弘曆再也沒有冊立皇后。以後，凡是臣下上疏請立正宮，都引起他的震怒。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山西高平縣人嚴譜，私擬奏摺，請立正富，投大學士舒赫德請為代奏。弘曆一怒之下將嚴譜處斬。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弘曆東巡，有錦縣生員金從善上言建儲立後，並請弘曆為烏喇那拉氏之死下詔罪己。弘曆說：「那拉氏……自獲過斌朕優容如故。國俗忌剪髮，而競悍然不顧，……朕處此仁至義盡，有何罪當自責乎?朕春秋六十有八，豈有復冊中官之理?」金從善也被處斬。

直到乾隆六十年，皇十五子顒琰立為皇太子，弘曆將他的生母令皇貴妃魏佳氏冊贈孝儀皇后。這時，魏佳氏已死去20年了。

在弘曆眾多的妃嬪中，值得一提的是，傳說有一位妃子遍體生香，被稱為「香妃」，原系回部某王妃，入宮後因矢節不從，被皇太后賜死，後將遺體運回新疆安葬，這則傳奇性故事並非事實。據史籍記載，弘曆確有一位妃子，是新疆回部台吉和扎麥之女，世居葉爾羌，其族為和卓，故稱為和卓氏亦稱霍卓氏。初入宮號貴人，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冊封為容嬪，後升為容妃，是弘曆一生冊封的18位有名位的后妃中最後一位。她信奉伊斯蘭教，在宮中平時穿回部服裝，宮中專設回回廚師，弘曆也按照她的習俗賞賜食品。她在宮中生活28年，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去世時55歲，葬於清東陵裕妃園寢。至於她是否遍體生香，則無法考證了。

弘曆有子17人，長至成年的有10人。他十分注意對皇子的教育，要求皇子讀書定要「講求大義」，「有裨於立身行己」，反對「尋章摘句」，尤其反對 「唱酬題贈」。他認為，「善詞章，工書法，不過儒生一藝之長」；「皇子誕育皇家，更應當崇尚本務，國語騎射，尤當勤加肄習，方是正道。」一次，他見到十五阿哥顒琰所執摺扇有詩畫題句，落款為「兄鏡泉」，系十一阿哥成親王永瑆所書，隨即在乾清宮召見大學士、軍機大臣和諸皇子予以申斥，認為這種詩畫題詠是受漢文師傅影響的書生習氣，「以別號為美稱，鄙俗可憎」，如不知省改，相習成風，「其流弊必至令羽林侍衛等官咸以脫劍學書為風雅，關係國運人心。」他命人將這一番話錄出貼在尚書房，使皇子們知所警惕。還有一次，他發現八阿哥永璇私自離開圓明園尚書房入城，將八阿哥及其師傅、諳達斥責一通。

乾隆一朝，沒有發生皇子之間爭權奪勢，但弘曆要求皇子們「習騎射，嫻國語」，除了26歲時死去的皇五子永琪

能夠遵行外，其餘都收效甚微。相反，當時滿族大量地吸收漢族文化，已成為滿漢文化融合的普遍風氣，皇子和八旗王公貴族在朝廷內外居於特殊的地位，更受到深刻的影響。弘曆的皇子們也多以文事見長。皇四子永鹼，善畫墨筆荷花，被譽為「深得水佩、風裳之意」。皇六子永王成，喜畫花卉，古淡蒼逸，被譽為「兼有少谷、沱水之勝」。皇八子永璇』書法趙孟順，道麗可親，也能作平遠山水。第十一子永瑆，幼工書，臨摹厝宋各家，均造極詣；兼善篆隸，書法自成一家，名重一時，士大夫得片紙隻字，視若珍寶，與鐵保滿洲正黃旗人，曾任纂修「八旗通志》總裁，書法為八旗第一、翁方綱、劉鏞並稱四大家。這是弘曆始料所未及的。

弘曆生有10個女兒，其中5個早殤，其他5位皇女：皇三女固倫和敬公主下嫁色布騰巴爾珠爾，皇四女和碩和嘉公主下嫁福隆安，皇七女固倫和靜公主下嫁拉旺多爾濟，皇九女和碩和恪公主下嫁札蘭泰，皇十女固倫和孝公主下嫁和坤之子豐紳殷德。

在這5位皇女中，弘曆最喜歡的是最小的女兒、皇十女固倫和孝公主。她母親是悖妃汪氏，滿洲正白旗人，是弘曆冊封的后妃中的第17位。悖妃被選入宮時只有18歲。乾隆四十年正月生下皇十女時，弘曆已經65歲了。悖妃曾在暴怒之下打死一個宮中婢女，弘曆將她降封為嬪，並要她拿出100兩銀子撫慰死者家屬。後因弘曆寵愛皇十女，又恢復她的妃位。皇十女相貌頗似弘曆，弘曆說：「汝若為皇子，朕必立儲也。」13歲時，破格封為「固倫公主」。按清代。體制，皇后所生之女才能封為「固倫公主」，品位與親王相同；妃嬪所生之女，至多可封為「和碩公主」，品位與郡王相等她自幼喜歡穿男式衣冠，常跟隨弘曆外出遊玩；弘曆行圍打獵，特地命人為她製作小型弓箭、撤袋、馬鞍。六歲時，弘曆將她指婚給寵臣和坤的長子豐紳殷德。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下嫁，弘曆除賞賜珠寶玉器、綾羅綢緞外，還賜給不少莊田和奴僕。據《朝鮮李朝實錄》記載：「寵愛之隆，樁奩之侈，十倍於前駙馬福隆安時。自過婚翌日，輦送器玩於主第者，慨論其值，殆過數百萬金。……皇女于歸，特賜帑銀30萬。大官之手奉如意珠貝，拜辭於皇女轎前者，無慮千百，雖以首閣老阿桂之年老位尊，亦復不免雲。」弘曆死後，和坤事發，論死。和孝公主曾進宮向嘉慶帝為豐紳殷德求情，因此未被株連。豐紳殷德從和坤被籍沒後，意氣消沉，「中年慕道，與方士輩講養生之術，自號『天爵道人』」，只活了36歲就死了。嘉慶、道光兩朝對和孝公主一直恩禮有加。

近年來有傳說弘曆曾有一女下嫁給曲阜孔府，於史無征，不足為信。

傳位、辭世和身後餘波

弘曆晚年對自己的功業和享國之久非常志得意滿。他說：「自漢以來，帝王登古稀者惟漢武帝、梁武帝、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六帝之中，惟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年登八十。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稱賢主，然亦未能如余之五代一堂」。他自誇「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無與倫比。但是，皇位繼承問題畢竟是封建君主時縈腦際的一樁心事，他不得不考慮誰來接替帝位。

早在弘曆即位之初，他曾多次焚香告天：「若蒙吳蒼垂佑，得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聖祖康熙紀元

六十一年之數。」這番話也多次見諸上諭。乾隆元年七月，他遵照雍正帝密建儲位之法，將孝賢皇后富察氏所生第二子、七歲的永璉的名字書於密匣，藏在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額之後，立為皇太子。兩年以後，永璉猝患寒疾去世。孝賢皇后又生下皇七子永琮，弘曆以「出自正嫡，聰穎殊常」，默定他日後繼承大統。不幸永琮兩歲時出痘死去。弘曆十分悲痛，慨嘆「先朝未有以元後正嫡紹承大統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獲之福，此乃朕過耶!」接著，乾隆十五年三月，哲憫皇貴妃富察氏所生皇長子永璜也病死。弘曆立嫡立長的願望都沒有實現。這時，他正當盛年，身體健康，又鑒於聖祖康熙末年因皇位繼承引起的紛爭，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考慮立儲之事。直到乾隆三十八年，他才決定在僅存的四位皇子中選定皇十五子顒琰為嗣子，鄭重其事地祭告蒼天，又到盛京祖陵禱祝。建儲的大事既定，隨即在紫禁城東北修建皇極殿、寧壽官、養性殿、樂壽堂、頤和軒等一組建築，準備自己年老退位後居住。

乾隆六十年九月，他85歲了，恪守自己以往的誓言，下詔冊立頤琰為皇太子，於次年正月初一舉行傳位大典。這一天，弘曆率領顳琰和王公大臣到堂子、奉先殿、壽皇殿行禮畢，升太和殿寶座，親自將傳國玉璽授予嗣皇帝。顒琰跪受，頒詔宣示中外，改元嘉慶。

弘曆退為太上皇帝後，並沒有頤養南宮，優遊無為，仍居住在養心殿，命宮中時憲書仍用乾隆年號，繼續用起居注官撰寫太上皇起居注，批閱奏章也一如既往。他自稱「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即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敕 體健，躬親指教。」嗣皇帝只能「朝夕敬聆訓諭，隨同學習」。每逢謁祖陵、祈雨、賜宴、在紫光閣閱覘武舉騎射或是到熱河行宮避暑，順琰只是隨侍在側。每屆朔望，顒琰還要去朝見太上皇。

弘曆當了三年太上皇。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病死於養心殿，終年89歲。他臨終前面諭。。萬年以後，當以稱『宗』為是」，嘉慶帝上廟號稱「高宗」。同年九月葬於河北遵化馬蘭峪裕陵。

弘曆登極的第七年便開始為自己營造陵墓，起初打算和他父親雍正帝的陵墓在一起，定在河北易縣西永寧山下的西陵，選好了穴位。後來為使東、西兩陵「香火併續」，又改選了東陵。建陵之際，正值清王朝國力鼎盛，府庫豐盈，整個工程耗銀200餘萬兩。其中地官規模浩大，僅用在漢白玉雕刻上就達八萬個工。裕陵地宮是九券四門無樑柱的拱券式石結構建築，券頂和四壁雕刻著四大金剛、五方佛、五欲供。內壁上刻有三萬多字的梵文和番文經咒。地宮四道石門的八扇門上各雕刻一尊一米半高的菩薩立像；第一道門洞券里，東西兩壁雕刻著四大天王座像。這些雕像刻工精細，嚴密得體，整個地官宛如一座輝煌富麗、工藝卓絕的雕刻藝術寶庫。地官最後的堂券，即主要的墓室，正中寶床上停放弘曆的金棺，東側為兩位皇后孝賢皇后和嘉慶帝的母親孝儀皇后的棺柩，兩側為三位皇貴妃的棺柩。1928年，軍閥孫殿英動用工兵炸開裕陵石門，進入地宮，毀壞棺木，揚棄屍骨，盜走了全部隨葬的珍寶。同時被盜的還有慈禧的陵墓。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東陵盜寶案」。

弘曆辭世以後，到辛亥革命時期，社會上流傳許多有關清官秘事，其中有一種傳說，謂乾隆帝為漢人之子。署名燕北老人的《滿清十三朝官闈秘史》， 自詡為「有清一代野史之總匯」的《清朝野史大觀》，都言之鑿鑿，指稱弘曆系浙江海寧陳閣老之子。這個傳奇性故事說：雍正帝當皇子時，與海寧陳氏相善，恰巧兩家都生孩子，年、月、日、時皆同，隨即命抱來看視。等送回孩子時，陳家發現已易男為女，大驚，但未敢深究，更不敢聲張。以後胤禛即帝位，立刻擢拔陳氏一門數人至顯要地位。弘曆繼位後，對海寧陳氏一門也極為優待，六次南巡，有四次親臨海寧陳家，升堂垂詢家世，臨行時步至中門，命即把門封了，對陳氏說：「以後除非是天子臨幸，此門不要輕易開啟」。還有傳說清皇室暗中以男易女之後，這個女孩在陳家長成，嫁與常熟人蔣氏，「築樓居之，後世猶謂之。公主樓，」。本世紀30年代，還有人撰述《乾隆與海寧陳閣老》一文，堅持乾隆帝為海寧陳氏子之說，并力圖證明常熟蔣氏與這位淪落民間的公主婚配。

這純是無稽之談。清史研究的開拓者、史學家孟森曾撰《海寧陳氏》一文，當代史學家鄭天挺在他的論著《探微集》中，都詳加辨析，否定這一傳說。揆諸常理，此事也根本不可能。因為在弘曆出生之前，胤禛的另一側福晉李氏齊妃已生子弘時，無須去換取別人家的孩子；弘曆出生時，胤禛年34歲，也沒有必要去做這種混亂帝系血統的事。至於海寧陳氏，清初就是名門望族，以科第論，康熙時，陳家兩度出現兄弟子侄三人同榜，實為罕見；以後陳詵、陳世倌、陳元龍父子叔侄都位極人臣，顯赫一時。雍正初年，大舉修建浙江海塘，這是關係到錢塘江下游農業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大事，弘曆也非常重視這項工程，四次親臨踏勘。既到海寧，總要有個合適的地方駐蹕，陳氏是康、雍、乾三朝宰輔，其家園為海寧名勝，當然可以接駕。弘曆將這座本名「隅園」的園子改名「安瀾園」，寓意也是防止海潮的危害，而不是其他原因。至於公主下嫁常熟蔣氏，有人調查，常熟本地人也不知有此事。當地確曾流傳有位聞名的「蔣二奶奶」，但對其身世都語焉不詳。分析所以產生這些傳說的原因，主要來源於辛亥革命時期的反滿思潮，漢族以傳統的「夷夏觀」痛詆腐朽的清朝皇室，一些文人墨客以此迎合中下層讀者街談巷議的需要。

主要參考書目：

《清高宗實錄》。

《內閣漢文起居註冊》乾隆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高宗詩文十全集》。

《南巡盛典》。

《嘯亭雜錄》。

《聖武記》，中華書局據古徽堂原刻本校刊。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故宮文獻館，1936年版。

《清代文字獄檔》，故宮文獻館，1936年版。

《清史稿》。

作者左步青，1927年生，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