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趣聞典故

1、田齊尊黃重老

戰國時田齊尊黃重老的行為，是黃老道家形成的根源。稷下黃老之學產生於戰國時期的齊國。黃是指黃帝，老是指老子。它的基本體系是由稷下學者首先建立的，是老子之後影響最大的道家學派，以致現在人說道家一般指的就是黃老道家。稷下黃老之學與老子無為的道治差別很大，學術特徵為「道法結合、兼采百家」，道家是其哲學基礎，法家是其基本的政治主張，兼采百家則是其政治主張的輔翼。稷下黃老之學產生後曾兩度「顯學」，戰國中後期曾是田齊政權的官學，西漢初年特別是文帝、景帝時期曾一度成為西漢的主流意識形態，對田齊政治和西漢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稷下黃老之學之所以產生於齊，興盛於齊，是因為田齊統治者大力提倡的結果。為什麼田齊統治者一上台之後就不遺餘力、大張旗鼓的尊崇黃帝、宣揚黃帝的學說呢？除了尊祖之外，主要原因是為了尋找代姜齊的政治借口。田氏代姜齊後，為了擺脫篡逆的指責，也為了籠絡民心、鞏固政權，他們抬出了自己的祖先黃帝，想借黃帝戰勝炎帝的歷史，為自己正名（田齊的祖先是黃帝、大舜、陳國國君、陳完；姜齊的祖先是炎帝、伯夷、四岳、姜太公）。為什麼田齊統治者又尊崇老子，褒揚他的道家思想呢？因為田齊統治者與老子是同鄉。據《史記》記載，老子是「楚苦縣歷鄉曲仁里」人，而苦縣本屬陳國，只是到了春秋時期陳國被楚國所滅，才屬楚國。老子的故鄉是陳國，田齊統治者的故鄉也是陳國；老子的學說是「道」，而齊國從姜太公立國起就有重「道」、「道統」、「道術」的傳統；田齊統治者將祖宗、同鄉老子的「道」與齊國本土的「道」加以整合揚棄，推行一種講究通權達變的新道學——黃老之學。

2、曹參無為之賢相

曹參為西漢開國之君劉邦的豐沛故舊，在三年的反秦戰爭和四年的楚漢戰爭中立下不世之功，當時漢廷諸臣論功名，曹參位次僅次於蕭何。話說劉邦稱帝，開國第二號功臣曹參，被封為齊國的丞相，肩負重任，輔佐劉邦的長子齊王劉肥。曹參本是武將，對安邦治國並不在行。曹參是個善於集思廣益的人，他上任伊始，就邀請齊國「長老諸生」，討論治理齊國，「安集百姓」之方。但諸人「言人人殊」，使曹參一時難以定奪。有人向曹參推薦了膠西的蓋公，說他諳熟黃老之學，是治國的大賢。曹參禮賢下士，請回蓋公。《史記?曹相國世家》記載：「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曹參相齊九年間，推行黃老學說，約法省禁，與民休息，使混亂的社會秩序逐漸得以安定，使凋敝的經濟慢慢得以恢復，農業人口也得到快速增長，齊國大治，曹參也被稱為齊國自管仲以來賢相。

曹參不僅是齊國的賢相，也是大漢國的賢相，成語「蕭規曹隨」講的就是這段經歷。說惠帝二年蕭何宰相去世，曹參接位。有趣的是，曹參接任後，萬事無所變更，完全依照蕭何時代的規劃。人事上選用有治理地方實際行政經驗，且木訥又拙於文辭、處事待人厚重的人。那些有野心或企圖大幹一番的絕不任用。曹參每天花在處理相國府的公事上時間非常少，並且大多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細微的小過錯，曹參都幫助大家掩飾過去，因此每天幾乎都沒有什麼事情。曹參自己則日夜飲酒，以拒絕處理太多的事情。很多公卿大夫、將領們到相國府商議公事，曹參便招待他們喝酒，直到喝醉了，什麼建議也來不及講，便又回去了。曹參接替蕭何，在宰相位只幹了三年就去世了。曹參在任相國的短短三年中，全面推行黃老政治，它既不象法家嚴刑酷罰，也不贊成儒家的繁文縟禮，它的原則是「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從而為文景盛世打下了基礎。

曹參死後，老百姓懷念，唱歌稱頌說：「蕭何製法，明白整齊。曹參代之，守成不失。承蒙曹相無為清靜之治，百姓安寧，樂業安居。」司馬遷在《史記?曹相國世家》的結尾處評述說：曹參作漢朝相國，主張清靜之法，合乎道家學說。天下百姓在擺脫了秦朝的苛政之後，享受到了由曹參帶來的休養生息的無為之治，於是天下人交口稱讚。蘇東坡贊曰：「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國盛矣。」

此外，「匆擾集市」也是曹參無為而治的佳話。講的是曹參接任蕭何任漢朝丞相，臨走前叮囑齊國接班的丞相說，拜託你啦，不要去干擾集市。接班齊相大不理解，問曹參齊國這麼大，就沒有比集市更重要的事嗎。這其也是道家重視市場調節作用的一事例，齊國曬鹽礦鐵等工商業發達，曹參把勿擾市場作為治國的重中之重，是有道理的。

3、漢文帝以鬼神巧應賈誼

漢文帝是文景盛事的開創者，好黃老之學，大力推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主要做法是寬刑薄賦、自由工商，政治上也利用黃老道家思想，以靜制動，對付那些不安份諸侯蕃王。賈生名賈誼，洛陽人氏。賈誼著的《治安策》和《過秦論》是西漢名著，對後來歷史影響也很大。賈誼十八歲時就因誦讀詩書會寫文章而聞名當地。經吳廷尉推薦，漢文帝徵召賈誼，並讓他擔任了博士之職。漢文帝也十分喜歡他，後又破格提拔，一年之內就升任了太中大夫。

賈誼才能傑出，思想激進，位居高官自然想大有一番作為，漢文帝也採納了他的一些主張如修改各項規章，改變秦朝舊法，分割諸侯封地等。但賈誼仍不滿足，變法建議仍很多，特別是屢提急進的削蕃建議。此後，漢文帝慢慢的就煩了賈誼那一套建議，就漸漸疏遠了賈誼，不再聽取他的意見，還把他調到長沙，出任長沙王太傅。一年多以後，賈誼被召回京城拜見皇帝。當時漢文帝正坐在宣室，接受神的降福保佑。因文帝有感於鬼神，就向賈誼詢問鬼神的本原，賈誼乘機講述了鬼神之事的種種情形，直到半夜時分，文帝已聽得很入神。於是，就有了詩人李商隱名詩《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註：上學時學習這首詩時，老師說封建皇帝不關群眾疾苦而關心鬼神。現在看來這種說法是糟踏國粹，誤人子弟。其實是漢文帝推行無為黃老政治，不想聽賈誼那老一套激進的建議，就正好談論神鬼一類的事。

4、竇太后豬圈儒生

竇太后是西漢黃老政治的一個重要人物，也是文景盛世的關鍵人物。《史記?外戚世家》說：「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太子(武帝)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漢書?外戚傳》說：「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竇太后作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十六年的皇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在這四十五年之中，她極力推崇黃老之言。竇太后因好黃老之術，文帝為人性格溫和，也受其影響。景帝時也尊太后之命用黃老。漢武帝即位後，第一次獨尊儒術就是因竇太后反對而失敗。

在景帝的時期，竇太后召見了一個儒家的人轅固。轅固在《詩經》的研究方面很有成就，景帝時的《詩經》博士，是齊國人。當時齊國凡在《詩經》方面有成就的人，都是他的學生。他大名鼎鼎，也很受景帝的賞識。一次，竇太后請他去，自然竇太后知道他是個《詩經》博士。然而，竇太后並沒有向他請教《詩經》，而問他有關黃老之學的問題。轅固覺得奇怪，但他知道竇太后的居心。然而，轅固並不懾於竇太后。他的回答使周圍的人大吃一驚。他不悄一顧地說：「黃老算什麼學問，不過是婦女和小孩子說的話。」

竇太后聽後非常氣憤。認為轅固是在故意頂撞她。竇太后便罰轅固到野豬圈中去斗豬。景帝當時也在場，但景帝為人溫和，當竇太后罰轅固斗豬時，他將身上帶的寶劍借給轅固，救了轅固的命。

據說漢武帝即位後，要廢黷百家、獨尊儒術。竇太后大怒，雖說劉徹是自己的孫子，但畢竟九五至尊，也不好把他怎麼樣，於是就殺雞給猴看，將他的幾個儒門臣子如太傅衛綰、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綰給狠狠治了一通，把他們關進野豬籠。

5、漢武帝頒詔謝罪

道家人都對漢武帝沒好印象，是漢武獨尊儒術，讓黃老道家走下聖壇。漢武帝獨尊儒術的結果，正如《漢書》上說的，「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全國人口死亡過半，到處都是人吃人。漢武帝為此後悔了，向人國人民頒詔謝罪，經濟上重回黃老政治那一套。漢武帝是中國第一個向百姓謝罪的帝王，也是唯一謝罪的帝，可見當時情況之險惡。

漢武帝是個好大喜功、不甘寂寞的君主。他重用竇太皇太后之侄魏其侯竇嬰和王太后同母異父弟武安侯田鼢，下詔要各郡國舉薦賢良方正之士。有大儒董仲舒等入選，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武帝深為讚賞。不料他的祖母竇太皇太后素好道家黃老無為之術，厭惡儒生，趕走了董仲舒，訓斥了年輕的武帝。所以第一次獨尊儒術失敗。5年後竇太后去世，21歲的漢武帝大權在手，真正實施了獨尊儒術的政策，結束了文景之治清靜守法的時代。漢武帝胡作非為，把文景之治多年積累的國力，短短几十年就耗幹了，西漢王朝由盛轉衰。

重稅剝奪、官營掠民、窮兵黷武等，破壞了國家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搞得百姓四處流亡，天下大亂，暴動接連發生。《漢書》上記載：「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漢武帝用了幾年的時間來對各地的暴亂進行鎮壓，但仍然是「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

《資治通鑒》記裁，由於連年征戰，海內虛耗，社會動亂，人復相食。面對普遍到處都人吃人，饑民流民群起鬧事，漢武帝晚年也開始悔過了，下了一道向全國人民謝罪的沼書，他在《輪台罪己詔》中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強調「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這是說，當今的任務是停止朝廷苛暴的政策，不準再隨便徵稅，全力從事農業生產，回到與民休息的政策中來。這是說，退回到「文景之治」與民休息的政策中來。

漢武帝死後，以夏侯勝和黃霸為代表的一幫大臣公然抗旨，反對給武帝修廟，要對漢武帝全盤否定。夏勝侯說，武帝雖然有驅逐四夷開疆拓土的功績，但造成大批士兵和民眾死士，弄得民窮財盡，生活奢侈，揮霍無度，以至國家財力耗盡，國庫空虛，百姓流離失所，半數人口死亡。到處發生蝗災，赤地數千里，到處都是人吃人，到現在還沒有恢復元氣。武帝對百姓沒有什麼功德恩澤，不應該給他制定廟樂。好在丞相蔡義忠於武帝，頂住了非議，將夏侯勝等按「大逆不道」罪處死並「夷三族」，但並未執行。兩年後，漢宣帝將夏侯勝與黃霸放出，分別被任命為諫議大夫和揚州刺史。這就透露出了漢宣帝的微妙態度，也說明了武帝廟樂之議的背景並不是那麼簡單。武帝是宣帝的曾祖父，但宣帝的祖父母、父母都死於武帝之手，宣帝自己也差一點被殺於襁褓之中。

6、汲黯無為而東海大治

汲黯(死於公元前112年)濮陽人，漢武帝初時推行黃老政治的一個人物。汲黯孝景帝時為太子洗馬，武帝即位後為謁者，並先後任滎陽令，東海太守，主爵都尉（主管侯國事務），位列九卿。

汲黯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是中國歷史三大諍臣（漢代汲黯、宋代包拯、明代海瑞）之一。杜甫有詩云：「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曾國藩曾自嘲「立朝本非汲黯節，媚世又無張禹才」。汲黯是黃老政治的實踐者，這就與漢武帝獨尊儒術、大作大為的思想完全相反。因治國理念不同，汲黯屢次直諫匡君。漢武帝要尊儒家效法堯舜（堯舜都是垂拱而治的樣榜），汲黯則嘲笑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安能效法唐虞乎？」武帝怒而罷朝。

漢武帝煩了汲黯，就任他擔任東海郡（郡治今山東郯縣）太守。汲黯信奉黃老之學，為官處世，喜好清靜，他把事情交付給下屬處理，為政只督查下屬按大原則辦事，不苛求小節。他體弱多病，常閉門卧床。一年多時間，東海郡便一片清平，百姓擁戴。漢武帝知道後，召汲黯回京任主爵都尉。幾年後，漢武帝又煩了汲黯，派他到淮陽任太守，整個淮陽郡在他的治理下，政通人和，一片興旺。汲黯在淮陽做了七年，最後病死在淮陽太守任上。

汲黯的故事還有不少，歷史上與他相關的成語有2個。一是後來者居上。漢武獨尊儒術時，滿朝黃老大臣不用，用一幫新儒生，於是汲黯對漢武帝說：「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居上。」 另一個是「門可羅雀」。這個典故是司馬遷借用翟公之口來說汲黯，由於為官清廉，等到削職為民的時候，既沒有權也沒有錢，自然是門可羅雀了。

7、淮南王劉安上千門客著《淮南子》

《淮南子》即《淮南王書》又稱《淮南鴻烈》，是西漢初葉，淮南王劉安命手下賓客集體撰作的一部奇書，據說作書門客達一千多人。淮南王劉安應屬黃老大鱷，《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為指導，吸收諸子百家學說，融會貫通而成，是戰國至漢初黃老之學理論體系的。《淮南子》一書的問世，推動了黃老之學盛極一時的局面。黃老學派發展到《淮南子》的問世，已經完成了自己新的理論體系。在《淮南子》中，對於這個學派所主張的清靜無為，主逸臣勞，恢宏禮義，務德化民，寬簡刑政，除削繁苛以及總的順乎民欲，應乎時變等要旨，一一作了進一步的闡發。很明顯，這時已根據政治社會的需要，對先秦的黃老之學作了重大的改造，主要使它不再是單純道、法的結合，而成為儒、道、法三家為主的結合。這種情況在法律思想方面，同樣具有值得特別重視的意義。它在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發展史上可以說發揮了劃時代的作用。

近代胡適對《淮南子》研究很深，認為《淮南子》是道家哲學中的巔峰著作之一，從中提煉出了「虛君的共和主義原則」和「眾智眾力的民治主義原則」。他兩次把他研究的《淮南王書》呈送給蔣介石，希望能對其專制思想有所約束。

《淮南子》這部書歷來評說不一，長時期內被論定為雜家之言。歷史上，著書人數最多的是呂不韋三千門客著《呂氏春秋》，雖然為《呂氏春秋》作序的高誘及司馬遷都認為該書屬道家，但現也被列入雜家。胡適先生在其《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認為：「雜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雜家的新名。漢以前的道家可叫做雜家，秦以後的雜家應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漢之間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認清這一件重要事實。」 胡適這一說法並非無稽之談，而是有著根據的。他在論證中提到：司馬談認為「道家者流……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記?太史公自序》）一百多年後，《漢書》這樣下雜家的界說——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可見道家的特徵與雜家的定義相似，因此，《漢書》分類時，把古代思想式里的老子、莊子、天駢、列子等等列為「道家」，把道家的範圍縮小了，故《呂氏春秋》和《淮南王書》都收不進去。

8、梁元帝兵臨城下還講老子

梁元帝蕭繹(508-554年)，南朝梁畫家，字世誠，武帝蕭衍第七子，南梁第四位皇帝，在位3年。梁元帝蕭繹平定了候景之亂，可這時候的梁朝已經是支離破碎了，西魏趁梁朝大亂，出兵攻佔了當時的梁都江陵，俘虜了蕭繹，不久將蕭繹殺死。據史載，梁元帝嗜書成命，好文學，博覽群書，又通佛典，致力於編纂和著述，著有文集五十二卷、《漢書》注釋、《周易》講疏、《老子》講疏等共三百六十餘卷。當北魏兵臨城下，他不積極組織防禦、抵抗，卻戎服與群臣講《老子》，被魏軍攻破，臨死前他還做了一件中國文化史上的最大蠢事，把東閣竹殿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一把火全燒掉了！問他為何燒書，他說，讀了萬卷書，還落得今日的下場，書還有啥用場！

歷史上，對梁元帝評價比較負面。他讀書雖多，但為人量小，忙於內鬥，殺兄屠弟。侯景之亂時，他都督荊、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控制長江中上游，軍事實力最強，但他不積極平亂，反而把兄弟子侄全都看成是自己獲得皇位的絆腳石。王夫之曾深刻地指出：「無高明之量以持其大體，無斟酌之權以審於獨知，則讀書萬卷，止以導迷，顧不如不學無術者之尚全其朴也。」在王夫之看來，梁元帝沒有從讀書中得到有關等切實有用的教益，嗜書便成了玩物喪志，與嗜酒、好色並無兩樣，所以還不如不讀的好。

9、竹林七賢士

魏晉玄學時期7位名士的合稱，包括：魏正始年間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7人常集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輝縣西北一帶）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士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雖然他們的道家思想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劉伶、阮咸始終主張老莊之學，「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作品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

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比較明顯。嵇康、阮籍、劉伶等仕魏而對執掌大權、已成取代之勢的司馬氏集團持不合作態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咸入晉曾為散騎侍郎，但不為司馬炎所重。山濤起先「隱身自晦」，但40歲後出仕，投靠司馬師，歷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為司馬氏政權的高官。王戎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晉後長期為侍中、吏部尚書、司徒等，歷仕晉武帝、晉惠帝兩朝，至八王亂起，仍優遊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賢的不合作態度為司馬朝廷所不容，最後分崩離析：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殺害。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最後各散西東。

10、唐太宗垂拱而治

垂拱而治是指垂衣拱手，什麼都不做就天下大治。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說「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魏徵，是唐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以剛正不阿、敢於直諫而名垂史冊。後世一些諍臣，如稱為青天的包拯都以他為楷模。他不僅敢諫，而且善諫。從唐太宗貞觀初年到其去世，十七八年間共上重要奏疏二百多次，達數十萬言，大都為太宗採納，使太宗避免了政治上的不少失誤。唐初社會能夠出現號稱「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作為諫臣的魏徵是有其功勞的。

「垂拱而治」是作為一種政治理想，比道家無為而治更加積極生動形象，它要求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是積極地求治，不是消極地順勢而治。垂拱而治與無為而治的內涵上也不完全相同，還含有「四兩拔千斤」之意。但垂拱而治的本質與黃老政治是一樣的，都提倡「君無為而臣有為」。

唐太宗曾談其治國體會：「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唐初盛世：唐太宗詔令中曾說：「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改張，闡茲玄化」，百官「各當其任，則無為而治矣」。唐玄宗也受太宗影響，竭力推崇道家思想，親撰《御注道德真經》和《御注道德真經疏》。他寫道：「聖人之無為也，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遺事，言為文章，舉為表則，進退應時，動靜循理……順天之時，順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則群臣輻湊，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為之道也。」

11、馬若瑟在《道德經》中發現了上帝

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5年)，法國傳教士，1698年來華，他曾用拉丁文對《道德經》作了評。馬若瑟是個有鑽研精神的傳教士，翻譯了大量中國經典。其中影響最大是他在〉他是老子書中發現了上帝名字，《老子》第14章曰：視之不見名曰夷（Yi）、聽之不聞名曰希（Hsi）、搏之不得名曰微（Wei），所以，Yihiwei(雅赫維)等於「夷希微」，也就是上帝耶和華的名字，該發現非同小可，因為基督教認為上帝無所不在，中國也決不例外。該發現也鼓舞了「《舊約》形象學派」一幫人，這是一個要以中國文明證實《聖經》可靠性的團體，當時在歐也曾流行一時。其追隨者經常召開關於上帝、神、道的學術會議，甚至今天仍有人在研究它。他們中一些大膽者甚至提出了「神道」教來代替基督教，終不為羅馬教庭所容。

馬若瑟另一突出貢獻，是他對元曲《趙氏孤兒》的法譯。法國啟蒙運動領頭羊伏爾泰將其改編為《中國孤兒》，於1755年在巴黎公演，轟動了法國和歐洲。此劇本後曾三度譯成英文，五度改寫上演，對西方啟蒙運動影響極大，極大的擴大了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

12、儒連首譯《道德經》

由於多種原因，17世紀末儒家經黃都已經翻譯成了西文，而《道德經》遲遲沒有全譯本，影響了中西文化交流，特別是啟蒙運動的影響。啟蒙運動是當時歐洲為擺脫宗教控制、貴族統治等而開展的一場文化運動，歐洲人從中國無神論、科舉考試等做法中，找到了擺脫宗教控制、貴族統治的樣本。但對於破除後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啟蒙運動思想家都對中國的專制制度進行了無情的批評。道家的本質是自由的，只有道家文化才是「破」、「立」的雙料理論，對歐建立什麼樣的國家是有幫助的。李約瑟在《道家與道家思想》一文的總結中惋惜的說：「中國哲學家孔子對十八世紀的歐洲產生重大影響，這是是大家所熟悉的。如果道家經典當時也能翻譯出來，其效果是何等的不同啊」。事實上，哲學家黑格爾對道家的評述，主要來源於雷慕沙，他本人並沒有見過全譯的道德經。1826年黑格爾訪問巴黎時，曾與雷慕沙見過面，並聆聽了雷氏在法蘭西學院的講演。

儒連（Stanislas Julien，1797－1873），中國名也稱茹理安或朱利安，是繼雷慕沙之後法國最優秀的漢學家，1842年儒蓮完成了老師雷慕沙的生前囑託，出版了全譯法文本《道德經》，書名為「關於道和德的書」。據施博爾教授研究，這個譯本至少利用了七種注本，不僅包括標準的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正確地表達了《道德經》的內容，因此，大多數漢學家把儒蓮譯本視為最佳譯本。雖然1839年卜鐵發表拉丁文的《道德經》全譯本，被視為歐洲的第一個全譯本，然而其影響很小。儒蓮繼雷慕沙任巴黎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四十餘年，此後以他的名字設立的「儒蓮獎」，是歐洲最高的漢學家獎。

13、托爾斯泰親注《道德經》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828～1910)，俄國著名文學家、19世紀偉大的作家和思想家、改革家，也是世界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作家之一。托爾斯泰曾親自動手翻譯了老子的言論，此事已傳為文壇佳話。他從1884年起就動手摘選和翻譯《道德經》，主要從法譯本並參照德譯本轉譯。他邊讀邊譯邊研究，斷斷續續經過10年完成。譯作於1910年由「媒介」出版社印行，書名為：《中國聖人老子語錄》，主要部分是老子言論摘選，共選入64段語錄，附有兩篇論文，一為托爾斯泰寫的前言《論老子學說的本質》，一是伊?戈爾布諾夫一波薩多夫寫的短文《關於聖人老子》。後來，托翁去世後，1913年又出版一個經別人整理的譯本，書名是：《老子道德之書》，列?尼?托爾斯泰編，京都大學教授丹?彼?科尼西譯自中文，謝?尼?杜雷林增補註釋，這是第一部公開出版的《道德經》俄譯本。。鑒於俄國當年許多漢學家的譯稿都未及發表，僅僅作為手稿保存下來。而托翁的譯本則能早早問世，因而可以說《道德經》在俄國的流傳，早期主要得力於托爾斯泰的編譯本。托爾斯泰以他的名望使《道德經》在俄國得以廣泛傳播。

托爾斯泰非常欣賞老子的「無為」的思想，後來他就把它發展成為「不用暴力抵抗邪惡」的理論，主張用「無為」對待一切事物。他在《論老子學說的本質》一文里就提到：「老子學說與基督學說，其實質是相同的，二者的實質在於通過節制一切肉體的東西而顯示構成人的生活之基礎的靈和神的本質」。1891年俄國聖彼得堡一位出版家詢問托爾斯泰，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對他影響最大。他回答說：受中國的孔子和孟子的影響「很大」，而受老子的影響則是「巨大」。退一步說，從托翁的言論也已得到印證。

14、里根治大國若烹小鮮

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是美國第40 任總統，連任續兩屆。里根是美國歷史上當選和就職時年齡最大的總統，也是最長壽的總統。里根可能在1984年訪問中國期間，了解一點道家學說。里根總統在1987年的國情咨文中，引用了中國老「治大國如烹小鮮」這句話，闡明其施政綱領。他還在咨文中鼓吹說，「在別的憲法中，政府告訴人民怎麼做；在我們的憲法中，咱人民告訴政府怎麼做，而且只能按照憲法上規定的去做。別的革命是用新的統治者來取代舊的統治者，而我們的革命卻立人民為主人，雇政府為僕人。在美國，是咱人民說了算」。里根一句話引起強烈反響，《老子》一書暢銷美國，一時「紐約紙貴」，於是八家出版社競相出版《老子》，其版權價值13萬美元，可謂一字千金了。

里根引用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一語，並不是故作高深，用外國古人的話充門面，而是深悟其妙。眾所周知，里所代表的也是美國共和黨的保守派，其核心價值就是堅守古典自由經濟思想，反對政府干預。這簡直與老子「無為而治」天衣無縫般的吻合。1984年，里根總統在訪問上海復旦大學所作的演講一再突出了他與老子的無為思想的根本共識：「我們相信每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尊嚴。這個制度是建立在對每個人的特殊天賦和才幹、每個人自主、自立的權利格外珍視基礎之上的。美國的憲法為什麼如此特別：因為這是人民給統治者立下的、以防範統治者為目的的憲法，不是統治者領導下為防範人民所立下的憲法。」

根據美國著名調查機構蓋洛普在2001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里根是美國公眾心目中歷來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公眾對里根的高度評價與里根的執政成就是分不開的。里根受命於危難之間。當時的美國內困於經濟低迷，冷戰高峰和伊朗人質事件，人民對國家的前途也感到十分迷惘。作為演員出身的里根，沒有從事具體商業活動的經驗，也不掌握精深的經濟理論，更沒有涉足國際事務的背景。然而，里根卻奇蹟般地迅速扭轉了美國經濟乃至國運的頹勢，降低了一度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經濟也出現了朝鮮戰爭以來最高的增長率。在國際政治領域，里根更是憑藉自己執著的信念和美國的實力取得了歷時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的勝利。

15、玻爾自稱道家得道者

玻爾(Niels Henrik David Bohr 1885～1962)，丹麥物理學家，哥本哈根學派的創始人，與愛因斯坦並稱二十世紀初「物理學雙雄」。玻爾在1937年訪問中國時發現了道家的太極圖，為互補原理找到了哲學上的基礎。因為道家的太極圖中的陰陽，就是處在對立的統一的關係之中，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進一步探索更讓他震驚萬分，他煞費苦心對光到底是什麼所作的闡述，老子早在2500年前就提出了「萬物負陰而抱陽」（即陰陽互補），「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概念的相對性）、「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無相生）等互補思想。

從此，玻爾就與道家結下不解之緣，他說：「我們在這裡面臨著人類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難忘的表現在中國古代哲學中的一些互補關係。」1947年，玻爾設計了他的哥本哈根學派研究所圖徽，其中心是伏羲黃老的「太極圖」，同時還加上了「對立即互補」的銘文。1949年，當他被丹麥王室授以勳章時，他說：「我不是理論的創立者，我只是個（道家）得道者」，而且要求把太極圖作為榮譽證書的背景圖。

16、李約瑟自稱名譽道家

李約瑟博士(1900-1995年) ，英國生物學家、科學史家、兩次諾貝爾獎得主，聘任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教授。李約瑟晚年自稱「名譽道家」，他自取譯名，李姓源於老子，取字「丹耀」，號「十宿道人」和「勝冗子」，道味十足！李約瑟歷經30多年時間，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嘔心瀝血，從1956年到1983年已出版五卷《中國科學技術史》，該書一出版便聞名於世，1968年在巴黎被第十二屆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家聯合會授予「喬治?薩頓獎章」。李約瑟在研究中確定了道家在中國科技史上的主要地位，發現了道家思想的世界意義，他第二卷和第五卷高度讚揚道家思想，極力鼓吹道家的科學民主精神，對道家文化的世界傳播意義重大。

李約瑟以前的西方人對中國古代文明的了解非常有限，而且主要的興趣是在倫理和社會制度等方面。通過李約瑟的工作，人們知道中國古代的科學和技術曾經達到過相當高的水平，特別是道家對中國科學技術的貢獻，以及世界文明的現代意義，這是他的一大貢獻。」中國科學院董光壁在《當代新道家》中說：「在我看來，李約瑟對人類思想史的最大貢獻在於，他發現的道家思想的世界意義。我甚至想，他的這一發現可能是，在人類歷史的轉折時期，新的文化復興和啟蒙運動的起點。」

17、卡拉普道家情結

卡普拉(F.Capra1938——)，美國物理學家、文化哲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卡普拉的道家情結已經深深地溶入了他的生活，成為他行動的準則。他說：「在那時，我的生活和工作風格極大地被道家哲學影響。我力圖增強我的直覺覺察並認出"道的圖像』；和實踐無為的藝術，即不做「反事物天性的事」，不過分強求等待合適的時刻。」就如在尋找顧問一事上，實踐這種信仰，他如願地找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像我一樣是反叛者和改革家」。他選擇用道家的方法來生活工作，可見道家思想在他心中的份量，當然這也源於他所理解道家之道的科學性。他認為中國哲學具有高度的社會意識，各學派都在以各種形式關心社會生活、人的關係，道德價值和政治，並且追求達到和宇宙的神秘統一。「按照道家的觀點，當人們按照自然的秩序地採取行動並信賴他們直覺的知識時，就會獲得人類的快樂。」卡普拉欣賞這種對自然的的尊重，而且也看到道家在努力「重新獲得被社會戒規所破壞的那種原始、自然性。」

卡普拉著的《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又名《物理學之道》）風靡西方，將現代物理學新說與「東方神秘主義」進行比較研究，對道家學說讚不絕口。卡普拉1982年又發表了《轉折點：科學、社會與新興文化》，該書扉頁上印的是中國道教的復卦。這本書奠定了新時代人世界觀的基礎，打破牛頓式的機械論的世界觀，代之以整體的有機系統觀。

美國著名環境哲學家、環境倫理學家R.F.納什評價說：「卡普拉深受正在興起的生態學的鼓舞，把它視為道家的萬物一體意識的西方對等物。」

18、普里高津迷上了道家自組織思想

普利高津（I.Prgogine，1917－2003），比利時化學家、耗散結構理論創始人、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認為中國的道家「無為而無不為」思想中具有「自組織」和「自發運動」的思想，這與西方傳統結合起來，也許能導致一種面向未來的自然模型。他樂觀地指出，「一個非常有希望的跡像是，科學現在能夠把與其它文化傳統相聯繫的觀察能力集合起來，因此能夠促使這世界的經歷了不同進化路徑的各部分互相尊重和理解。」這裡的其它文化傳統，首先是指中國道家文化的傳統。

普利高津的著作有《從存在到演化》、《從混沌到有序》、《探索複雜性》、《確定性的終結》等，他在著作中喜歡引用老子、莊子的原作，如《老子》第30章曰：「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為其大，故能成其大。」 《老子》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天運》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19、湯川秀樹迷上了莊子的混沌

湯川秀樹，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日本人。湯川粒子物理學上的「混沌」說的產生，是受到《莊子?應帝王》中關於「混沌」的一則寓言的啟發。他說：「最近我又發現了莊子寓言的一種新的魅力。我通過把倏和忽看成某種類似基本粒子的東西而自得其樂。只要他們還在自由地亂竄，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直到他們從南到北相遇於混沌之地，這時就會發生像基本粒子碰撞那樣的一個事件。按照這一蘊涵著某種二元論得方式來看，就可以把混沌的無序狀態看成把基本粒子包裹起來得時間和空間。在我看來，這樣一種詮釋是可能的。」

他還說：「我研究基本粒子已有多年，而且，至今已發現了30多種不同的基本粒子，每種基本粒子都帶來某種謎一樣的問題。當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深入一步考慮在這些粒子的背後到底有什麼東西。我們想達到最基本的物理形式，但是，如果證明物質竟有30多種的不同形式，那就是很尷尬的；更可能的是萬物中最基本的東西並沒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們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相應。」「它可能是有著分化為一切種類基本粒子的可能性，但事實上還未分化的某種東西。用所慣用的話來說，這種東西也許就是一種"混沌』。正是當我按這樣的思路思考問題時，我想起了莊子的寓言。」

20、老子領入門的漢學家馬銳然

馬銳然(N．G．Malmqvist)，高本漢的高足，1924年生於瑞典，早年在烏普薩拉大學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但對東方哲學頗感興趣，遍讀英、法、德等好幾種不同的《老子》譯本，卻不敢相信它們競出自同一原著，而且翻譯的結果完全不同。帶著這個問題請教當時任遠東博物館館長的漢學家權威高本漢。馬銳然回憶說：「我問他，這麼多譯本，到底哪一本比較接近原著、比較好?」高本漢毫不考慮地回答「都不好!」隨即拿出一份尚未付梓的英文手稿，借給他回家讀。一星期後，馬帶著幾個疑問去還書，高本漢問道：「為什麼不幹脆學中文?你就可以自己讀原文了呀!」這句話讓年輕的馬銳然當下決定了自己的將來。由此可見，馬銳然是由《老子》領人漢學門的。1948年得到美國洛克菲勒獎學金，到中國搞研究。與導師不同，馬銳然研究漢學是在華南的四川，用兩年時間完成了重慶、成都、峨嵋、樂山等地的方言調查，結識了陳寧祖女士，成就了一段中國姻緣，後回到瑞典烏普薩拉大學語言系教中文。1965年接掌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1985年選為瑞典學院院士，成為18位院士中惟一的漢學家，且擁有諾貝爾獎投票權。1980---1982年兩度擔任歐洲漢學協會會長，1990年7月正式退休。在他任職期間，斯德哥爾摩遠東圖書館的中文藏書七萬五千餘冊、中文期刊三千餘種，成為北歐最大的中文資料中心、瑞典的漢學研究中心。

摘自陳應發 《老子文化與現代文明》一書 附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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