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道丨李榕：樊平老師

06-17

作者大學畢業照

李榕，北京八一中學畢業。大連理工大學材料學院工學學士，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能源學院工學碩士。擔任過煤炭部信息研究院專業編輯，美國Metalspray公司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韓國世和機械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世和機械中國公司總經理。

有必要先介紹一下北京八一學校。從它的校名就知道它出自於軍隊。1947年聶榮臻在河北阜平創立了榮臻小學，即八一學校的前身。建國後直到文革前這所學校只接收高幹子弟，而且大多數都是中央高級幹部的孩子。從毛澤東的兩個女兒，劉少奇的幾個孩子，薄一波的孩子們，鄧小平的孩子們，陳毅的孩子們，到現在大家熟悉的習近平、俞正聲，等等，只要你能叫得上來的幾乎所有那時中央領導的孩子都在八一上過學。

八一學校除了中學部，還有小學部。八一的老師也多是從軍隊系統的學校畢業的。學校的校園廣大，樹林茂密，中學部和小學部之間還有一個清朝「高幹」的私家花園，小橋流水，亭台樓閣，非常富麗精緻。那時聽老師說，八一學校的地址就是當年慈禧從紫禁城到頤和園途中歇息的落腳點。那些清代古色古香的亭台樓閣就是當年給老佛爺歇腳時用的。

文革初期，八一中學的高幹子弟組成的「聯動」，到處串聯，宣揚「老子英雄兒好漢」，全國聞名。即使文革後期學校向平民開放了，按片招收附近的學生了，在校園裡跑來跑去的再也不是那些牛哄哄的紅二代了，過去中央首長家周末來接孩子時停放汽車的車庫現在也變成學生的自行車棚了。但你一進校園，它曾有的那種高高在上的氣息立刻撲面而來。就像一個曾經的貴族，哪怕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介布衣，但他骨子裡的那種高貴和氣度，讓你一下子就能感覺得到他的與眾不同。這就是八一中學給我的第一印象。

1974年，我父母不得不回四川後，我被寄放在北京的二姨家。二姨所在的單位中國科學院電子所在文革中被軍隊接管。而二姨家所在片區剛好屬於八一中學的學區。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好學區！當姨夫帶我到八一中學聯繫借讀時，可能是這個學校骨子裡的那種軍隊情結起了作用，校方接待的老師一看電子所開來的介紹信上蓋的是軍隊的公章，沒費什麼口舌就接受了。於是我這個本是北京生北京長，講著一口標準普通話的北京孩子卻因為父母工作的大學被遷出北京而沒有了北京戶口，不得不變成了一個在北京上學的借讀生。

1974年10月份，我來到八一中學，學校安排我插班到了初一年級二班。班上的同學來自三個不同的區域：中關村中國科學院、西苑中直機關和西苑中醫院、海淀鎮和六郎庄公社。不管你承認不承認，他們其實也分屬於不同的階級和階層。知識分子子弟，幹部子弟，市民子弟和工農子弟，這些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孩子，雖同處一班，卻是愛好，氣質，教養和學習都有著雲泥之別。

八一中學變成平民學校後，再加上當時仍是文革期間，上課時來自海淀鎮和六郎庄的學生特別是男同學鬧得天翻地覆，吵鬧聲很大，坐在教室後面的同學甚至聽不清老師的講課。有時老師要大聲地呵斥甚至聲嘶力竭地叫嚷，才能制止這些學生，但效果也只持續幾分鐘。幾分鐘以後，這些正是激素分泌旺盛階段的男孩子又坐不住了，新的一波大聲吵鬧接踵而來，直到上課的女老師被這些「個別生」氣得精疲力竭，氣得直哭，直至氣跑，連課也不上了。那時老師們把不好好聽課，整天在課堂上折騰的學生稱為「個別生」。

現在的中學生可能很難想像文革時期學校上課的情形。在教室里上演「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戲碼，幾乎是全國所有學校的「共同景觀」。那時我們大部分同學都見怪不怪。好學生能做的就是潔身自好，獨善其身。

在整個初一初二的時光中，有一堂歷史課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位已經退休的老師臨時來代我們班的歷史課。她上課的時候脫開課本給我們講起了《紅樓夢》中晴雯給寶玉補皮袍子的故事。老師當時講課的細節現在已不記得了，但老師那儒雅的氣質，眼鏡後面那和藹的目光，娓娓道來的講述，特別是她講晴雯補皮袍子時的某些細節簡直絲絲入扣，細緻入微，引人入勝。連班上平時從不聽課的一些「個別生」也聽得津津有味。教室里除了老師繪聲繪色的講課，一點聲音也沒有。那是我印象中除了物理課之外唯一一次正常的上課。很多年以後，我每想起那堂精彩的歷史課，我都堅定的認為那隻見過一次，甚至連老師的姓都不知道的「一堂課之師」一定是一位資深的紅學愛好者，她一定對《紅樓夢》有很精到的研究。

但我們班的物理課是個例外。大約從初二的下學期開始，我們班換了物理老師。新來的物理老師一走進教室，我們發現他是個男的！而且是個長得像托塔李天王一樣的男老師！他長得膀大腰圓，虎背熊腰，頭髮有點卷，身上穿著一件深灰色夾克，腳上還蹬著一雙錚亮的大皮靴。

他就是我們班新來的物理老師——樊平老師。

樊老師一走進教室，將手裡的一個皮夾子「砰」的一聲扔（不是放）在講台上，足足有一兩分鐘，他一句話也不說，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站在講台邊，瞪著大牛眼，冷冷地把全班同學「掃」了一遍。50多雙眼睛也都看著他，一點聲音沒有，連平時那些最能折騰的「個別生」也特安靜，都有點被這個大塊頭的男老師鎮住了。教室里出奇的安靜，安靜中還有點緊張，讓人有點喘不過氣來。老師自我介紹後，開始上課。那一堂物理課非常「正常」，平時那幾個課堂上上躥下跳的「孫悟空」甭管聽懂沒聽懂老師的課，但竟然都大氣不敢出堅持了整整一堂課不做聲。樊老師這第一次亮相如此與眾不同，以致幾十年後我回憶起這一幕仍然栩栩如生。

前排正中男老師是樊老師

一段時間以後，有些個別生實在熬不住了。要坐滿一堂課，屁股不能離座，嘴裡不許出聲，對這些鬧慣了的男孩子是件極其痛苦的事情。他們終於按捺不住，試探著釋放能量了。當樊老師面對大家時，教室里極安靜，但當他轉身在黑板上寫公式的時候，教室的某個角落就會發出一聲低低的怪叫，甚至一聲「女高音」。老師聞聲回過身來時，一切又歸於無聲。這是一種有趣的較量，是一幫十三四歲的半大孩子對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男老師的小心翼翼的試探和叫板。

在「客氣」地容忍了幾堂課後，終於，「托塔樊天王」亮劍了！只見樊老師沖著一個海淀鎮的男生走過去：「剛才是你在叫喚嗎？」「是，怎麼了？！」那個男生在全班同學面前有點逞強，不想示弱。只聽「咣當」一聲，我還沒反應過來，就看見樊老師像抓小雞一樣，把這個男生從座位上給拎了起來！舉在空中，就像手上拿了個大杠鈴，先舉起來，再按到地上，像鍛煉身體似的上下運動起來。

那個瘦小的男生在樊老師手中完全沒有還手之力。然後，樊老師像拎個包似的把他拎出了教室！此時全班鴉雀無聲，都被剛才那一幕給鎮住了。直到樊老師回到教室，我還沒從剛才那一幕「舉杠鈴」中回過神來。

還有一次，又是一個海淀的男生，違反課堂紀律，被樊老師叫到辦公室，在教育過程中，這學生不服，頂撞了樊老師，樊老師「只輕輕一推，只見他向辦公室的門口『飄』去。『咣』地一聲摔在辦公室門外的地上。」（摘自樊老師的回憶文章《班主任》）。這時剛好下課鈴聲響起，湧出教室的同學們正好看到這一幕好戲。那個男生趕緊爬起來就跑。從此，同學們對樊老師的武力高強和對個別生的高壓態勢極其佩服。雖然其他老師的課這些男孩子還是鬧，但我們班的物理課從此以後都很正常了。

顯然樊老師對付個別生的成功不僅學生們看到了，校方也注意到了。於是，到了初三，樊老師就被學校正式指定擔任我們三二班的班主任。因為我們班是全年級最能鬧騰的班，只有「托塔樊天王」能鎮得住。我記得那時我們班的數學老師是一位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年輕女教師。她人非常nice,第一次發回我們的數學作業本，每個同學的作業本竟然都被包上了書皮。我很意外，也很感動。但這份善意，對那些個別生好像不太管用，照鬧不誤。上數學課時，還是得靠樊老師瞪著大牛眼冷冷地在班上先「掃」一遍，個別生們在這嚴厲的目光中安靜下來，不敢造次，然後數學老師開始上課。成年以後每每想起八一中學時的這些事，才悟出叢林法則不僅在動物界是「根本大法」，對有些人類也是。

原來樊老師只教我們物理時，好像都沒正眼看過我，我甚至不能確定樊老師是不是知道有我這麼個學生。因為他要麼只對物理成績好的同學很注意，要麼花心思和時間與那些個別生鬥智斗勇。我那時在班上話不多，物理成績也一般，不顯山不露水。完全不是後來大學時代同學們眼裡的那個又高傲又自信，還有點話嘮的李榕。但樊老師擔任我們班主任後，同學們跟他接觸的時間多了，逐漸覺得這老師在他冷峻的外表下，其實沒那麼嚇人。尤其對我們女生還挺客氣的。

我當時是借讀生，心裡多少有點自卑。在八一中學上學的時期正是我家裡最困難的時期，一家四個人四個地方。父母當時的處境非常不好，一個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一個被開除了黨籍。這樣的家庭在當時的社會是被極端歧視的。但即使如此，我自己心裡竟然還覺得自己是根蔥，對班裡的事很上心，還特想要求進步，特想入團。在班上雖不是班幹部，可平時班裡組織的活動我都很積極。

初三的時候，我終於鼓足勇氣遞交了入團申請書。我很想通過入團讓自己感覺被認可。但自入團申請遞交上去以後，我就一直惴惴不安，自知沒有多大的勝算。等了個把月，一點下文沒有，卻又不敢問。直到有一天，樊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告訴我八一中學已向我父母的單位原北京礦業學院發了外調函，而礦院在給八一中學的回函中特彆強調了我父親是走資派，母親被開除黨籍。在那個唯出身論的年代，這封王八蛋的回函就等於讓我的入團徹底沒指望了。

說來有趣，當時班裡與我同時遞交入團申請的還有一個中科院知識分子的孩子彭征宇，其父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中國兩彈一星元勛之一的彭桓武。這位彭公子像他爸爸一樣是個物理天才，也是樊老師最喜歡的學生之一。也可能人的綜合能力是個常數，彭征宇在物理數學上超聰明，可是體育課幾乎所有科目都通不過。平時他走起路來搖擺的角度大於等於120度，而且有點跌跌撞撞，讓人感覺他的肢體協調好像有問題。同學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大白熊」。最後，他要求免修體育課，樊老師答應了。我們上體育課的時候，他就在教室里做物理題。我們兩個人的入團申請不出所料都被年級組長打了回票。彭征宇不能入團的表面原因是「不能德智體全面發展，體育太差」，而拒絕我入團申請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則是「李榕有小資產階級情調」（摘自樊老師的回憶文章《班主任》）。

其實現在想起來，這結論也不冤枉我，我本就被認為是出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即使在那個到處崇尚工農兵的時代，我內心的清高自傲並沒有因為家庭的倒霉而被真正的無產階級和工農化，甚至對所謂的工農兵還有些不屑。我生活在自己的小布爾喬亞中。每天放學，除了完成作業，就是讀書，抓著什麼讀什麼。我那時正處在喜歡幻想，多愁善感的年齡。經常看小說看得涕淚併流。情緒低落時，還要寫個小詩什麼的。現在的女孩子追求「小資」，會被認為是有品味和格調，但那個年代這就是個可以拿起來說事兒的把柄。直到最近，我終於在30多年後找到了樊老師，並從老師的回憶中才知道當年我和彭征宇被拒絕入團的真正原因。

老師在文章中回憶道，「受當時大形勢的影響，入團當然是工農子弟優先。我很不以為然。一方面我自己就是知識分子的孩子，另一方面我很想培養班上熱愛學習的風氣。知識分子的孩子大多學習好，他們入了團很有帶動作用。別看一個小小的中學三年級一個班的團支部，對知識分子的孩子入團是歧視的。」「負責年級團員發展工作的年級組長，對我們班上同學的情況了如指掌。在她心裡當時只有三個學生，一個是工人的孩子，兩個是農民的孩子，其他均不予考慮。而我心目中第一個就是彭征宇，第二個就是李榕。我優先考慮知識分子的孩子。」儘管樊老師把我和彭征宇的入團申請遞交給年級組長，但像我們倆這樣的家庭出身，根本入不了年級組長的法眼。

樊老師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並不直接頂撞上級。他召開了班團支部會議。樊老師說：「現在全國都是服從中央的一元化領導，對不對？」班幹部們莊嚴地點頭。樊老師又說：「全國都必需圍繞在黨中央毛主席周圍，對不對？」班幹部們更莊嚴地點頭。「好！咱們班現在就要圍繞在樊老師的周圍，接受樊老師的一元化領導！」班幹部們點頭如搗蒜。「那麼，從現在開始，咱們班只提交彭征宇和李榕的入團申請。如果他們倆的入團申請不批，咱們班以後誰都不發展了！」

將近一個學期過去了，我和彭征宇的入團申請卡在年級組長那兒，而我們班另外三個工農子弟的入團申請卡在樊老師手中。用樊老師的話說就是「對不起了，我和唐老師（年級組長）來下一盤入團棋。」（摘自樊老師的回憶文章《班主任》）。三十多年後，當我讀到老師文章中的這一段，想到當年老師為我們的入團幾乎是在用撼樹的勇氣堅持著，我感動得無以復加。

在這裡，我不得不引用毛澤東的一句話，也是當年我們天天掛在嘴上的「最高指示」：「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此話精闢！樊老師自己出身於高級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是北大著名的經濟學教授樊弘先生。是當年在重慶發起成立九三學社的兩個創始人之一。也是當年反蔣最力的著名的「民主三教授」之一（許德衡、樊弘、袁翰青）。解放後，這位從劍橋回來的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精深研究的著名學者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最近從老師發給我的回憶他父親的文章中知道，老師的妹妹當年也因為父親的問題在內蒙古兵團入不了團。這就不難理解當年樊老師對我和彭征宇的入團為什麼那麼堅持。這種有緣有故的關照，在當時我就感覺到了，心裡覺得特別溫暖。

後來在老師的回憶中讀到，彭征宇的母親那時得了肺癌，已是晚期。為了兒子的入團，將樊老師請到自己家裡，拖著病體拜託樊老師一定要幫助彭征宇入團。如此看重孩子的政治生命，也是那個時代的一大特徵，這幾乎可說是一個「臨終託付」。而且這位愛兒心切的母親還不放心，又差丈夫彭桓武騎著自行車到北大樊老師家，再次託付。可是，這位大名鼎鼎的物理學家到了樊老師家，與同是1930年代在劍橋留學的樊老師父親聊得興起，忘了自己的使命。兩位老人聊完，彭桓武騎車就回家了。忘記了夫人的囑咐。可能大科學家都是這樣的吧，好像陳景潤也有過類似的事迹。這是這些大科學家異於常人的地方。

而為了我的入團，樊老師甚至「導演」了一出旁敲側擊的戲碼。那時我父親已被借調到煤炭部工作。有一天，樊老師突然找我:「李榕，明天請你父親到學校來一趟。」第二天，父親如約來到了八一中學。下課時，我看到樊老師在教師辦公室正在與父親談話。晚上回到礦院，我問父親老師都向他說了什麼，好像父親也沒說出什麼新的消息。我卻順口說了一句：我聽同學說，樊老師的爸爸叫樊弘，是北大的教授。這回倒是父親顯得很驚訝：他是樊弘的兒子啊。父親告訴我，「樊弘解放前就是很有名的經濟學教授了。我在清華讀書時就知道他。他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

直到最近我從老師發給我的回憶文章中才得知，那次樊老師特意選了一個年級組長在的日子，把我父親請到學校，有意讓年級組長看到我父親。等我父親走後，年級組長馬上過來問樊老師：「剛才那位是誰的家長？看上去很像一個幹部。」樊老師答：「李榕的爸爸呀，何止是幹部，還是個大幹部呢！」其實，那時我父親剛平反，剛調到煤炭部，還不是什麼大幹部。但樊老師用這一招兒巧妙地表演給年級組長看。樊老師確實不愧為一個下棋的高手！年級組長也真的入局了。老師為了我們入團真是奇思妙想，用盡了心思。

不久後，彭征宇終於先我入團了。我在高二第一學期也入團了，雖然那時我已考進提高班，樊老師也已不是我的班主任了。當提高班的班主任陳中韓老師（曾是習近平的班主任）找我談話告訴我已被批准入團時，我心裡明白，我最終能入團完全是樊老師鍥而不捨努力的結果。

彭征宇後來跳級考上北大物理系，兩年後又考上李政道楊振寧的CASPIA項目去了哥倫比亞大學，並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後在哈佛大學讀博士後。但他不幸患上骨癌，於2005年在美國去世，享年僅46歲。彭征宇去世前，樊老師甚至提出他自己送彭征宇回國治療。彭征宇去世後，樊老師又驅車往返7個多小時去參加了這個他曾經傾注過那麼多心血的學生的葬禮。老師難過的心情我完全可以想像。寫到這裡，我不禁遐想，彭征宇在天上會記得樊老師嗎？我想他會的，一定會的。樊老師曾經那麼喜歡他，看重他。這段不平凡的師生情在天上人間應該仍然延續著，延續著.......

作者（後排左3）和同學們歡送彭征宇（前排右1）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80年夏天在北海公園

那時高考還沒有恢復，一般高中畢業後的去向大部分學生還是去農村插隊。但我沒有北京戶口，畢業後甚至在北京農村插隊的資格都沒有。於是我小小年紀就開始為自己畢業後的出路操心。我那時喜歡運動，於是聯繫到海淀體校參加籃球訓練，其實就是希望在這上面找找出路。但體校的訓練相當苦，運動量很大，甚至女孩子的經期也不停止訓練。那時年紀還小不懂，母親也不在身邊。時間長了，我的月經就全亂了。最後，我請同學幫忙找到西苑中醫院的大夫幫我診治，醫生號脈後，要我立刻停止劇烈運動幾個月，連體力勞動也要免。並給我開了假條。

不巧，當時學校正組織我們在校園裡挖防空洞。我手裡拿著醫生的假條，卻不好意思交給一個男老師。同時也不願意讓同學們覺得我嬌氣，怕別人說我找理由不參加勞動。於是乾脆把假條放在身上，和同學們一起挖洞挖得很起勁。休息時間和班長聊天，我無意中說起了醫生的假條，但表示無所謂，我照樣能幹。

下午再開工的時候，我正在洞底下挖得起勁，突然聽見地面上老師在喊我：」李榕！上來！」我仰頭看見樊老師站在洞口。我還想要強一下：「老師，沒事兒的。我能行。」樊老師突然厲聲大吼起來：「我叫你給我上來！」這一聲大吼震得我差點掉了鐵鍬。我只得扔下鐵鍬，爬了上來。樊老師什麼也不問，只對我說：「從現在開始，你給我到傳達室去。你就負責給同學送水！」

我心裡什麼都明白了，是班長告訴樊老師了。樊老師用這種方式讓我休息，又避免了尷尬。那張假條我始終也沒有給老師。可這是一個多麼細心，多麼聰明的男老師啊。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全校每個班都在做花圈以表示哀悼。在設計花圈的時候，我又積極了一把：提議不要大黃大黑，採用白色和紫色。這個方案被大家採用了。加上其他同學設計的各種花兒和絲帶，花圈完成時，真是驚艷了所有人，包括我們自己。花圈拿到學校禮堂和別的班的花圈放在一起時，立時顯得非常出眾。引得很多老師和同學都過來評論。這個曾經全校最能折騰的班，做出來的作品也是最「折騰「大家眼球的。

樊老師為此破天荒的挨個表揚了全班的每一個同學。當表揚到我前面一個同學時，我就開始無端的緊張。輪到我了,樊老師說：「花圈的紫色就是李榕提議的，很漂亮。」我心裡悄悄地得意了一下，但臉上沒敢流露出來。樊老師用這樣的方式，鼓勵了全班所有同學，包括那些平時的個別生。讓每一個同學都感覺到了自己在班上，在老師心中的價值。

說來奇怪，樊老師教了我們三年多，但我現在回憶起來，竟想不起他笑是什麼模樣。記憶中他大約就沒笑過。可就是這樣一位從不對我們笑的老師，卻用他很「另類」的方式，凝聚了這個集體，用對我吼叫的方式，呵護著我，用「下棋」的巧思，幫助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的孩子達成我們的理想。這是一位對學生多麼用心，多麼有愛心的老師。

越是年齡大了，越是感念他。於是，我利用一切機會打聽老師的下落，直到今年，在幾個當年同班同學的接力下，我終於找到老師了！當我打通老師在美國家的電話時，我第一句話就是：「樊老師，終於找到您了！找您找得好辛苦，我終於有機會對您說一聲謝謝！謝謝您當年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人之一生匆匆幾十年，倏忽而過。但總有那麼幾個人，站在我的記憶中無法抹去。樊老師即是之一。

作者近影

2012.3.16 於上海

註：本文獲得2013年首屆「贊化杯」全球華文散文大獎賽三等獎。評選委員會給予《樊平老師》一文的頒獎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