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精緻和麻木的大師——再說錢鍾書和楊絳

06-17

現在的一些人們，已經很自然地把錢鍾書和「大師」這個稱謂聯繫在一起。中國人一旦成為「大師」，彷彿就領了免罪符，假若有人敢在寫滿大師名字的陳年流水簿子上踹上一小腳，就即刻人神共憤。本來，任何學者、作家、藝術家都需要經過他人，後輩、尤其是時間的評判，海德格爾與納粹的關係，薩特的左傾，都如此，後代原諒不原諒是另一回事。早早就戴上「大師」的帽子，奉著「文化崑崙」的頭銜，當然免不了別人要來懷疑一下，究其根源，是盲目崇拜者在先，才有挑刺者於後，修築神壇在先，才有請下神壇的必要。

　　錢鍾書毫無疑義的是一位有成就的學者。他原本生活在個人的學術世界中，在上個世紀90年代，自人們彷彿在一夜之間，因一黨的獨家傳媒而發現了他，他晦澀難懂的著作便被看成了學術的高峰，他的小說也成了暢銷書，他的生存方式尤其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與其說是錢鍾書的學術和文學造詣征服了大眾，倒不如說是「大眾」為自己創造了一個亦真亦幻的流行化的偶像。人們內心中對於「大師」總是難免崇拜的，然而，幾十年的風雲變換，能稱得上大師而又能為人們熟知的人畢竟寥寥無幾，而嚮往大師的人又如此之多。在這樣一個時候，錢鍾書博古通今的學養，書卷氣的幽默，非政治的學術和小說的藝術，便讓讀厭了擁有宏大主題文學作品的人們，有了一種頓然開朗的感覺。和其他在政治風潮中東倒西歪的作家學者們相比，錢鍾書的走紅，正以那種非政治的、超然的學術追求和個體獨立形象，契合了厭倦形形色色的政治，甚至是著意要「躲避崇高」的社會文化心理。

　　作為一個學者的錢鍾書誠然是合格的。但是假如真要以知識份子的「崑崙」來看，似乎他又不那麼經得起推敲。楊絳回憶文字的字裡行間勾畫出了一個錢鍾書的輪廓，可是這個輪廓似乎缺少點什麼，或者說，並沒有人們期待的一種鮮明的精神力量。

　　那麼，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呢？

　　我以為，這種精神力量應當來自對自身以外的世界和人群的深切關注和擔憂，對現實苦難的敏銳感覺。當我們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的時候，就會明顯地感覺到作者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對下層民眾的深切同情。在《罪與罰》中，陀氏塑造了一個大學畢業生拉斯柯爾尼科夫內心的困惑，犯罪，逃避，最終獲得愛情和救贖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有親情，友情，愛情，有窮人的困窘和絕望，社會的不公，也有忠誠，而最大的忠誠，卻是來自最下層的妓女索尼婭的愛情。另一位文學家托爾斯泰則一生都為自己的貴族生活和下層民眾的差距而痛苦，尋求社會改造之道。晚年因為內心的煎熬放棄遺產離家出走。這種力量更應當來自內心的激情。魯迅是以冷嘲和毫不留情的諷刺著名的，但在許廣平1925年致魯迅的信中，卻說魯迅的缺點是「太敏感，太熱情」，太容易憤怒。魯迅是太熱情的人——我以為這才是對魯迅的真正了解。《圍城》的結構有問題也好，作者幽默過多，干預情節也罷，都掩蓋不了它最大的缺陷—— 它所沒有的，正是名著應有的深沉厚重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價值。當我們讀《阿Q正傳》的時候，是笑中帶淚，最後是要引起深切的同情和思考的。魯迅的《在酒樓上》寫呂緯甫，從一個曾經的熱血激進青年蛻變為一個「無可無不可」的落魄文人，呂緯甫悲劇的根源之一就在於個性軟弱，但這一蛻變過程通過對話、回憶的步步揭示，卻讓人逐步體驗一個時代大背景下的個體幻滅過程，並感到痛惜和酸楚。《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在一個不斷追求而又不斷幻滅的過程中才豐滿起來。又如張愛玲的《金鎖記》，同樣是一個完整的女性性格和心理逐漸壓抑和扭曲的蛻變過程。而方鴻漸這個人物缺少的正是這樣一個心理和性格發展的邏輯與縱深，從一開始到最後，儘管經歷了喪妻，出國，留學，回國，工作，結婚等等重大的外在變故和時間的延續，他似乎都是一如既往的怯懦，玩世，麻木，得過且過，不真正快樂，也不真正不快樂，無所謂追求，也無所謂不追求。這樣，作者似乎不是意在深入剖析一種現象，賦予它社會意義，而是在單純地，平面地展覽和把玩一個灰色人物的種種弱態，並襯以一群灰色人物的醜態，供作者自娛，如楊絳回憶的，錢每寫完一章，她先看，「他笑，我也笑」。如果如魯迅所說，悲劇是把美毀滅給人看，那麼《圍城》之不能從通俗諷刺小說成為具有悲劇意義的作品，正在於既沒有展現美，也就無從展現美的毀滅。不少讀者在方鴻漸身上看見知識份子的患得患失，自命清高，但是如果把買假文憑也看成是知識份子的普遍性格悲劇，是不是太離譜了呢？一個連文憑都敢造假的人，談何清高？方鴻漸的人生是有荒誕意味的，這似乎也是錢鍾書著力想強調的一點，但是方鴻漸的荒誕卻又沒有同時期西方存在主義文學中關鍵的，關於理性與對抗，以及對意義的探求的成份，沒有加謬的《局外人》中的那種啟迪。那麼，塑造這樣一個既無能又沒有基本道德底線的角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象徵人生的普遍困境呢？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圍城》完全沒有同時代中國作家作家如沈從文對女性的尊重和同情，甚至違背了明末清初文學，如《牡丹亭》，《紅樓夢》，《鏡花緣》，《三言二拍》中對女性進行正麵塑造，並以此來反諷男性社會的傳統。除了對唐曉芙稍留情面，從鮑小姐，蘇文紈，孫柔嘉，范小姐，到孫的姑母，個個女人刁鑽狡猾，詭計多端，看不到真心和真性情。楊絳竟還解釋說，「鮑魚之肆是臭的，所以叫鮑小姐。」如果一個男性作家對自己並非刻意否定的女性角色都採取這樣一種不屑的態度，小說能否真正打動人，實在是成問題的。從社會階級角度看，《圍城》也看不見《儒林外史》裡那種對下層人民進行的正麵塑造，所有人一律都是受嘲弄的對象。委瑣和醜態，固然也是人類這種「兩足無毛動物」根性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從語言技巧上看，《圍城》是精緻的，但恰恰犯了後現代犬儒主義的毛病：「過度精緻化而麻木。」（徐賁語）儘管寫的是一群知識份子，小說卻始終不過是一本通俗作品而已。人們之需要文學名著，並不單是為看到個個角色都委瑣，陰暗，俗氣，然後被連篇累牘的俏皮話弄到「我笑，他也笑」，最後感嘆人生無奈，還是要找到真切的愛與恨，找到一點美與力量，找到一點點的理想主義……否則，何以需要托爾斯泰，喬伊絲，海明威，斯坦倍克？

　　楊絳文字中的錢鍾書，彷彿就是一個沒有激情也沒有憤怒的人，再大的變動，只要不殃及自身，便可得過且過。值得注意的是，楊絳說，錢鍾書讀書看到可笑處就痴笑個不了，「可是我從沒見到他看書流淚。」而錢瑗手書的回憶中，提到錢鍾書在她幼時竟教她說法文粗話，令客人大笑。這些都似乎無意間解釋了《圍城》不能打動人的真正原因——作者自己不會感動，而且「幽默」到連自己的孩子都可以拿來尋開心，作品中怎麼能有打動人的力量，「教粗話」之惡俗比起魯迅的對待周海嬰，實為天壤之別。錢楊二人以讀書和著述試圖超越政治活動，固然也令人欽佩，但也似乎放棄了對周遭一切的承擔和關注，僅以自身的境遇作為標準。讀《幹校六記》讀到二位老人被下放幹校，從事自己不習慣也不適宜的體力勞動，不免讓人有欷噓嘆惋的感覺，但自始至終，卻看不到楊絳有超出對自己和自己家人的興趣。他們還有高工資可領，有回北京的希望，而周圍的農民們呢？楊絳除了輕描淡寫地提到幾個鄉間的少年男女，根本沒有去注意過農村的狀況，看來五七幹校真是辦得失敗，用楊絳自己酸不溜秋的話說，「分明是國家虧了。」

　　在這種自我關注發展到極至的《我們仨》中，楊絳寫到他們二人在反右運動中，「不鳴也不放，說的話都正確。」沒有說錯話，免去了厄運，從個人的角度看，自然是好事，但是，這就算不上是楊絳所稱的「痴。」錢鍾書假如真是又狂又痴，何以能不說半句錯話？而中國歷史上自古至今真正又狂又痴的文人，哪個不是非自殺即被他殺，基本上都「非正常死亡」了。想到那幾十萬因為一兩句痴言就獲罪半生，「三十萬言三十年」的人，錢楊二人的「先見之明」真像是諷刺：誰讓那些傻瓜不像他們這麼絕頂聰明呢？楊絳在寫到「三年自然災害」時，是這樣說的：「"三年困難"期間，鍾書因為和洋人一同為毛選英譯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級飯。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應。我們還經常吃館子。我們生活很優裕」。我當然不是主張他們一家也應當去挨餓，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但是在幾十年後，當年的慘況都不再是秘密的時候，還強調「高級飯」，「我們生活很優裕」，對挨餓的人沒有一點同情，一點憂慮，這種心態究竟算是中式傳統文人，還是西化知識份子？都不像。錢鍾書的學術成就之所以突出（編按：是否真是如此地突出，恐怕還不可以下結論太早），很大程度上其實也因為大量有才華有學問的人沒有他那樣相對穩定和安全的環境，錢四十年代在儲安平辦的《觀察》雜誌上發表過文章，可是，儲安平去了哪裡？但是當楊絳遺憾女兒錢瑗的天份沒有充分發揮的時候，就算成時代的不公了：女兒上「高中學背糞桶，大學下鄉下廠，畢業後下放四清。」

　　楊絳筆下的錢鍾書，似乎個人生活能力極差，1972年才「生平第一次劃火柴」，是一個典型的舊式白面書生，他們兩人的生活中，在上海淪陷時期的生活算是刻骨銘心的一段艱苦日子，再加上舊社會工作不穩定，驕傲如錢鍾書，也得巴巴地等大學的聘書，而楊絳還得去當家庭教師。可以想見，能夠在新中國的一個國家級研究機構中拿不低的固定工資，還能因專業水平和老同學關係去翻譯毛詩毛選獲得政治庇護，已是個人的大幸，自然不會在1957年去冒傻氣，提什麼與自己無關的意見。楊絳的文字中一再地標榜他們是超然的。但是，既然錢鍾書都說了不用非要拜訪下蛋的母雞這句「名言」，楊絳又何必專門著文來解釋《圍城》，為什麼不能超然地對待自己的著作？好比非要把這隻雞蛋代為剝開，一一指點蛋白與蛋黃，講解下蛋的過程。錢鍾書的高深莫測和楊絳的喋喋不休倒是配合默契。

　　他們的超然的確裝得不像。在《我們仨》中，楊絳把文革後期江青如何一再邀請他們夫婦去住釣魚台講得非常之詳盡，兩頁之內，竟出現好幾次「江青同志。」結果自然他們又是不去應江青之邀的，其實當時當地，就是去了也無過錯，但既然不去，又很「超然」，那也就不必念念不忘拉著「江青同志」的大旗了吧。否則我們也可以質疑，為什麼橫掃一切的江青對他們夫婦如此禮遇？是不是因為他們一向只幫忙幫閒從不搗亂，所以值得信賴呢？楊絳寫到胡喬木，就更是親熱有加了，「喬木同志」如何一次次來作客，幫助出版書。楊絳在回憶中直言：「我們受到庇護，心上感激。」承了別人的情，感謝是應當的，否則就不是不通人情世故了。但是，看到這裡，我立即想起了章詒和寫聶紺弩提到胡喬木為他的詩集作序後的反應：「媽的個B，我的書本來好好的，就讓那篇序搞壞了！」我去找來了聶紺弩的《散宜生詩》，發現胡喬木的序寫得很好，評價也很高，真不知聶為何如此憤怒，為什麼不知感激，但是一想到聶因「反革命」罪被判了無期徒刑，又似乎可以理解他的情緒。反過來想，這樣直率，不會保護自己的人不坐牢，誰坐呢？章詒和說，「聶紺弩對腐朽、污穢、庸俗的事物，有著超乎尋常的敏感和憤怒。」又是敏感，又是憤怒，這竟然是魯迅與聶紺弩這兩位知識份子一脈相承的共同特性！這種內心的憤怒和張力，敢於蔑視權貴的勇氣，既能進研究所，又不怕進監獄的膽量，才是知識份子獨立精神和道德力量的一部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錢鍾書的清華校友，當時的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反自」，「清污」的運動中大舉整肅知識界，王若水，周揚，王元化等人都成為他的靶子，然而，在他批評作家王若望的時候，卻讚揚了錢鍾書，說，王若望沒有像錢鍾書那樣看到現在是一個好時代（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 2004年）。錢鍾書的原話是在訪問美國的時候，以政府代言人的形象教訓夏志清的，「儘管我們國家有缺點，但蒸蒸日上，前途非常好。你夏志清寫了那麼多書，許多事實都沒搞清楚，要多看看，少說話。回到香港、美國不要舉行記者招待會。」（顧驤《晚年周揚》）這一席居高臨下，官氣??十足的話哪裡像是兩個上了年紀的學術泰斗間的對話，哪裡有一絲一毫幽默感，分明是一位統戰官員在告誡一個流亡的反動文人。錢鍾書當然知道夏志清的政治立場，也當然知道話會傳到胡喬木耳中。可是，如果夏志清的思想是他希望的層面上，又怎麼可能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給予《圍城》如此高的評價，他應該專選現代小說中歌頌「蒸蒸日上」的文學作品才對，哪裡還有錢鍾書的位置。對於錢氏夫婦來說，只要自己能離開幹校，能領高工資，能住部長樓，什麼時代不算「好時代」呢？魯迅說真正的知識階級「所感到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固然是一種不易達到的理想狀態??（尤其對中國知識份子），但也不至於因為自己受到「庇護」就去做衛道士。任何用客觀環境的惡劣來為錢鍾書辯護的理由在這裡都顯得無力，這種投其所好乃至助紂為虐的「大師」，已經不再是「鴕鳥」，而是喜鵲甚至魚鷹了。受表彰者和受批評者的結果自然是高下立辨：錢鍾書去世時享盡哀榮，王若望孤苦零仃老死異國。

　　據說，錢鍾書曾針對中國作家未能獲得諾貝爾獎一事，當面斥責瑞典漢學家馬悅然，他罵馬悅然是靠中國混飯吃，還說，「把巴金的小說譯得這樣爛，誰會給獎？」中國古典文化屬於世界，為什麼一個嚴肅的外國研究者就是混飯吃，該受他教訓，而錢鍾書自己研究就不叫混飯吃，而叫「大師」？翻譯錢鍾書作品的美國學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就不是混飯吃，而是「美國友人」？錢鍾書先前參與翻譯過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後來靠胡喬木賞賜一個參與翻譯毛選的飯碗，又算不算靠當門客混飯吃？說巴金的小說翻譯得差，錢鍾書的英語既如此高超，又有沒有責任呢？把中國文學得不了諾貝爾獎推到評委會，翻譯水平，馬悅然的頭上，擺出一副受迫害的樣子，是否公平，不言自明，但是這樣的指控又是多麼深得人心啊。中國人原本就因為諾貝爾獎的事慪了幾十年的氣，這下終於有「大師」出來，先是貶低了諾貝爾獎本身，再把責任一舉推倒翻譯，推倒評委，推倒馬悅然頭上，讓大家頓時明白，中國人之不能得諾獎，不是因為中國的作家在「混飯吃」，乃是因為馬悅然在「混飯吃」，更何況諾獎還有那麼多錯評和漏評，一顆酸葡萄而已！這一發現是多麼地解氣，多麼地振奮人心，又是多麼的「政治正確」啊。而魯迅卻說過諾貝爾獎誰也不配，最好不要頒給中國人的話，相比之下，魯迅是多麼讓人掃興，多麼讓人喪氣！然而，還是這個混飯的馬悅然，年復一年地推薦北島，高度評價山西作家李銳，後來又親自動手把高行健的《靈山》翻譯成瑞典文，為高行建在2000年獲得諾獎起了重要作用。而《靈山》中又有一個《圍城》裡所沒有的，一個當代中國人的靈魂自我放逐和掙扎的過程。不知錢鍾書若在世，又當用什麼樣的俏皮話來嘲弄，該怒斥誰？

　　錢鍾書總是善於在不同的場合恰如其分地說出種種讓人聽瞭如沐春風的話，而在內心，他看得起的人又極少。因此他的讚揚也是打折扣的，因為你無法知道他內心的真實評價。錢鍾書嘲笑陳寅恪去為一個妓女立傳，但從人格上，錢鍾書真的沒有任何資格批評敢於提出「不宗奉馬列」的陳寅恪，甚至也沒有資格嘲笑柳如是。博學如錢鍾書，不會不知道柳如是是一個什麼樣的「妓女」，她不幸而為妓女，卻是一個有政治操守，懂民族大義，有勇氣 ??和傲骨，敢於以死抗爭的「人」，不是一個不管面對任何大人物都可以「隔江猶唱」的奴婢。精通法國文化如錢鍾書，也不會不明白莫泊桑為什麼偏偏要為羊脂球這樣一個妓女，而不是為那些出賣羊脂球的上等人「立傳。」陳寅恪要為之立傳，正是認同一種骨氣，一種抗爭精神，但在錢鍾書的眼裡，柳如是的剛烈和愛恨分明恐怕正是他不屑、也避之不及的。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錢鍾書對同輩學人和前輩學人的苛評多半都是在「專業」或者說一些瑣碎的事情上，但他從來不敢於從大節上批評別人，因為從大節上說，錢鍾書只能說比別人更聰明，更世故，混得更好，卻決不比別人更有良知，更有勇氣 ??。對於胡喬木，錢鍾書就從來不敢「怒斥」，就連不小心書生氣發作，應邀改了胡的詩，也要摧眉折腰地去信道歉自責，乖巧極了——自己的美學判斷比起胡喬木的權勢來，又算什麼。林非先生和楊絳關於「錢鍾書打人」和「楊絳咬人」的爭論本是家務糾紛，各說各話，但林非和肖鳳筆下的錢鍾書與楊絳，與我心目中的錢楊的確更為接近，印象最深的是，錢鍾書平時很「超然」，但用木板砸林非時，下手非常之重——這大概是他的另一次無情的憤怒，也可算是大師的「老夫聊發少年狂」吧！說穿了，錢鍾書們對於民瘼，對國運，對大是大非，對認為不如自己的人是「超然」的，對私利，對權貴 ??，一點也不超然。他們的生存哲學，無非是在學者外表下的小市民心態，如孔子云，「鄉愿，德之賊也。」

　　有人呼籲我「不要滅大師。」我等庸人，斷斷不敢否認錢鍾書的巨大成就，也斷斷不敢否認他們仨的巨大溫馨。我得承認錢鍾書先生是古籍大師，翻譯大師，外文大師，西洋典故大師，哲理大師，俏皮話大師，還是人情大師，世故大師，父愛大師……就像用牙齒咬繩子拉動汽車，創造了吉尼斯世界記錄的人，總是做到了別人做不到的事，我怎麼「滅」得了，但還是不至跪下去山呼萬歲，不覺得中國文化出了救主，知識份子找著了燈塔。有上面的事例在，我倒更願意相信，既然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都想混得好，都怕當官的，都趨利避害，何不對同你我一樣「兩足無毛」，只是更為精緻和麻木的「大師」、「崑崙」們多保持一點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