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症的深層焦慮——死亡恐懼

  神經症表現為各種軀體和情緒上的痛苦,強迫、抑鬱、焦慮、恐懼,以及一些與情緒相關的軀體癥狀,如頭痛、胸悶、氣緊等。這些被稱為神經症的癥狀表現是人類所獨有的,我們很難在動物身上看到這些心理想像,因為動物沒有像人那樣的自我意識,也不會意識到自己必死的命運。只有人,從開始意識到「我」的存在那天起,就一直承受著存在喪失的恐懼,神經症往往就是對這種喪失的防禦。一些難以成功的防禦,也就構成了神經症的痛苦。

  社會文化是人類意識的產物,死亡恐懼也通過意識深深地滲透到人類文化中,給文化抹上一層神經質的色彩。諾爾曼.布朗甚至極端地指出:人是一種神經症的動物,全部人類文化、人類歷史以及種種社會制度,統統不過是神經症的產物。人們世世代代延續著這些人類文明,也許正是為了要防禦這種不死命運帶來的痛苦。如果沒有死亡,我們很難想像有哲學、宗教,以及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然而,當自我意識無法藉助文化來構築有效的防禦時,死亡恐懼就開始成為個人生命的主題,成為神經質焦慮的核心,使我們的生活呈現出不同的神經症痛苦。

  死亡對於生者來說是不可知的,無法掌控的,人類在死亡面前有著最深刻的無助。死亡恐懼往往不是對相對於「生」的概念化的「死」的恐懼,而是對生之不存的必然趨勢的惶恐,是對自我存在感喪失的焦慮。不同的人體驗存在感所依仗的內涵不同,所以死亡恐懼的內容,以及克服的方法也就因人而異。

  有的人通過體驗自己身體的各種感覺來感受自我的存在。現在流行的內觀療法,就是通過身體找到自我存在感的一種方法。還有的人通過自己的思想或者對他人的愛找到存在感。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特雷薩的「活著就是愛。」,就體現了這種存在觀。他們可能去著書立說,去撫育子女,關愛他人,或者去經歷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這種對精神、情感賦予永恆意義的價值觀,也可能成為克服死亡恐懼的有效方法。此外,美感也常常被用來支撐存在感。美賦予當下的美好感受,可以抵禦存在消失的恐懼。這些防禦的共同特點是,它生髮於主體的自我,以自身的體驗為基礎,對他人和環境的依賴性較小,所以具有一定的建設性和有效性。

  而神經症的存在感賦予方式則具有被動性和無效性的特點,缺少自主性精神力量的參與,最終無法完成對死亡恐懼的防禦。

  強迫症的存在感是完美,不完美會帶來巨大的不安。強迫癥狀往往是一些儀式化的行為或思想,如反覆洗手、關門、強迫性地擺放東西,窮思竭慮地思考自己都覺得沒有必要的問題等。這些行為和想法是為了獲得對完美的控制,因為不完美就無法體驗自我,無法感知存在,這對他們來講就等於死亡。

  抑鬱症只有在獲得依靠時才能體驗到自己的存在。他們的自我力量需要他人或環境來提供,當環境無法滿足他們自我中心的要求時,強烈的無助感、無力感會摧毀他們所有的生活意義,對生的絕望甚至可能滋生出求死的熱望,但這時候的死恰恰是對不能再活著的防禦,逃避對自我消失的恐懼。在這裡,死成了無望命運的解脫,因為死了也就終止了絕望。

  焦慮症通過確定感獲得對存在的信心。不確定如同隨時可能降臨的死亡,像一個無底的黑洞吞噬著他們的生命。他們不得不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對不確定的擔心中,完全無法正常生活。控制「壞」結果的發生成了生命的主題。這是死亡恐懼最直接的體驗。

  恐懼症有著與焦慮症不同的具體的恐懼對象。比如,驅蟲、蛇、高度、人群等。這些對象具有某種象徵意義,人們恐懼的不是這些事物本身,而是它們所代表的獨特的象徵意義,對這些意義的探究不難發現死亡的陰影。恐懼症正是通過逃避這些對象,來象徵性的防禦死亡恐懼。

  死亡恐懼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焦慮,但神經症的防禦方式很難具有建設性。因為完美、理想化的依靠,以及無所不知的確定感是不存在的,而他們想要依賴這些不存在來體驗存在,當然也就無法成功了。這是神經症深層痛苦的根源。建設性的做法是,在存在中體驗存在,在尊重生命的有限與無常的基礎上,構建自我的精神世界,賦予當下以生的意義。因為只有真實地「活」過的人,才能真正無畏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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