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雄文：我們現在怎麼活?

我們現在怎麼活?這包括兩個層次，一是活命，二是活精神。活命是說維持生命最基本的物質條件，按慣常的說法：中國人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這當然得之於改革開放，八十年代我們摸著石頭過河，那時候我們心中無數，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了朝前走，摸不著了退回來，說發展經濟是硬道理不如說活命是硬道理。如今，三十年過去了，那些過了河的人卻不知朝那兒走!他們身上除了錢，依然窮得什麼都沒有，這就使得尚在河中摸索的人考慮是不是要轉變發展方向?為什麼過了河發了財卻迷失了方向，因為錢有了但精神卻迷失了——這些人急待解決怎麼活精神的的問題。早在「過河」之初，知識界就不乏憂慮者。但當時一切為了開放、為了接軌、為了經濟，智者之憂未能進入主流視野。現在，這一幕不可避免地開演了。我們為了弄錢奔小康，工作和生活節奏空前加快，中國人的生活幾乎全部物質化，有了高速公路和互聯網之後，時間在壓縮、空間在縮小，知識在爆炸;中國在經濟、體制、思想、文化等等方面，都急不可待地要和西方接軌，人生的一切都快速轉化為慾望、金錢和功利。我們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幾乎走完了西方150年的歷程，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濟經動物橫行，全民族道德下滑，個人中心主義、金錢萬能主義、權力崇拜主義盛行，而集體主義、英雄主義、愛國主義、仁愛之心全面塌陷，被稱為國之四維的「禮義廉恥」全面喪失，國民精神空前萎縮;人們贈恨別人貪婪，卻寬容自己的縱慾;指責社會不公，卻迴避自己的道義;更加之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物質與道德的失衡，競爭與公正的錯位，意識與行為的悖離，激情與理性的脫節，進取與受挫的並存，自立與依附的絞結，群體與個體的巨大摩擦，導致了一代青年人文志向的失落，如今，青少年中全盤西化是個不爭的事實。你看他們唱的什麼歌、穿的什麼衣、吃的什麼飯、想的什麼事、持什麼價值立場，就知道中華民族精神確實到了崩潰的邊沿!精神生成於文化，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精神。而民族是以文化相區別的，自己的文化都沒有了，民族也就不復存在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中華民族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華民族最為當務之急的事是正本清源。中華文化是清源濁流。她的第一次流變是西漢董仲舒提出「三綱」之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個「三綱」將原儒中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雙向負責，變為單向的絕對服從，儒家文化從此工具化，進而流變為皇家意識形態，這就造成了以後歷朝歷代的執政弊端，土地問題、婦女問題、君臣關係問題、「道」 與「器」的問題、忠與孝的問題、君與民的關係問題等等。本來在原儒那裡，是道器並重，是君仁臣忠，是父慈子孝，是男女同尊卑;是孟子主張的「民為重、君為輕」，可是到董仲舒提出的「三綱」之後，中華文化發生了一次重要的流變。儘管是流變，流到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流到洋務運動、流到晚清的張之洞，他還是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中華文化的本體沒有毀壞。中華文華的第二次被衝擊是在「五四」時代。面對內部的腐敗無能、外部的列強入侵，國人百年積弱、百年積貧，當時的文化精英們，胡適、魯迅這一批人，把民族衰敗的原因歸罪於中華文化，從而喊出「打倒孔家店」，進而全面否定中華文化，他們發表了許多極端的言論。比如胡適公開宣稱「西方中心論」。他們以實用功利為目的向西方尋求救國之道，比如晚清時賢倡導的進化論、嚴復的《天演論》，「五四」時期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三十年代郭沫若、陶希聖倡揚的社會史，等等。儘管這批人是反帝反封建的鬥士，但這些極端言論的負面影響至今尚在，經過近百年的歷史沉思，我們重新審視「五四」 精英們的思想局限，是當代重建中華民族精神的必須和責任。 「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功績沒有人能抹殺，但沉澱一下「五四」給中國人精神帶來的混濁，打掃一下這座近百年的文化老屋卻刻不容緩。康有為說中國要發達男人應該取三個老婆，魯迅叫青年不讀中國書只讀外國書，又說中醫是騙子、京劇是梅毒，胡適敢於「大膽假設」卻不做「小心求證」，如他說記載中華上古史事的文獻書《尚書》是假書，卻說《孟子》是真的，但《孟子》裡邊大量引用了《尚書》，他為什麼不求證一下呢?打倒孔家店，把董仲舒的一些說法按到孔子頭上，為什麼不求證一下呢?到毛澤東，也認同取消漢字的言論，說漢字改革分兩步走，一是先簡化，二是走拼音化的道路，等等。「科學」與「民主」的口號是不錯的，但這口號裡邊也包涵了許多錯誤信息：消滅漢字、取消中醫、打倒孔家店、只講張揚個性不講個性修養等。五四精英錢玄同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現在是英語四六級不過，大學文憑必亡。當然不能忘記，還有一批堅持文化自信的學者，從辜鴻銘(注1)到王國維、陳寅恪以至吳宓、錢鍾書，他們不是刻板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們都有很好的西學功底，是學貫中西的大家，他們認為學無分古今中外，唯道是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國學西學道術未裂。他們的出現，是對民族自信心的一種拯救和對極端西化主義的一種匡正。中華文化受到的第三次衝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五四」 時代是極端的言論，「文革」時代是極端的行動。所謂的「打倒封資修」其實只是打倒了自己的文化。據統計，當時僅山東曲阜孔廟孔林，被砸碎的石碑有五千多塊，這些珍貴的文物在中國文化史上就永遠地消失了，和無數被焚燒、被砸爛、被拆毀的珍貴檔案、文物古迹無法復原一樣，這成為中華民族一個永遠的痛!中華文化第四次遭受的衝擊，就是近三十年來的改革和開放。這一次不是口號和行動，而是靈魂的丟失、而是心血管的埂塞。中國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思想無禁忌，行動無約束，只要能與「國際接軌」，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於是，西方的各種思潮也隨著技術引進和媒體開放，全面進入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薩特主義盛行，接著是知識界幾乎人人都說海德格爾，然後又是馬克斯韋伯，又是塗爾干，不幾年又時興德里達、哈貝馬斯，之後是伯林、羅爾斯等自由主義者相繼出場;新世紀以來，談論施特勞斯和施米特又成為時髦，在思想文化領域，真正是城頭變換大王旗，各領風騷三五年。中國的文化精英用三十年時間，瞎子摸象一般，把西方一百年來的思潮從頭演習了一遍。如今，我們是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但代價是我們失去了美麗的自然環境，我們重複著西方工業文明的惡夢，正如英國詩人菲立浦拉金痛苦吟唱的：現代文明留給人們的唯有「輪胎和混凝土」，這也正好是當下中國的形像，我們淪為了「車房奴」，汽車的輪胎取代了人身的自然運動，混凝土的房子板結了中國人原本質樸的心靈，中國人的精神荒蕪了，生活中充滿著無止境的慾望。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價值取向多元的時代：西方的價值觀念、中國的古老傳統、中國式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好象都並行於世。但是，一個鐵的事實是：中國社會正在日益全盤西化!西方的各種理論都來中國尋找試驗場，以北京為例，鳥巢、鳥蛋、大褲衩(國家體育場、國家大劇院、央視新大樓)三大建築嚴重地消解了北京濃郁的明清文化風貌，西方冒險家如此猖狂完全是為了投合精神乞丐之所好!一個普遍的現象是：中國先賢創設的優秀傳統文化屢遭恥笑，二十年代，中國學術界醜化過一個辜鴻銘;五十年代，中國文學界批倒了一個沈從文(注2)，現在的事實證明：這二位代表的文化取向正好通向人類本真澄明的精神之境。作為「傳燈之祖」的陶淵明，其文學精神在當下中國也日益油干燈燼了。也終於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才明白：西方文化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為我們打開財富道路的同時，也在殘害著我們古老的文明和民族精神!我們掏金開礦挖山掙錢，可我們呼吸著污染的空氣、吃著化肥農藥轉基因生成的糧食、飲用著可疑的「純凈水」、食用的大肉是四個月就出欄的瘦肉精速成豬、菜蔬瓜果使用膨大劑催紅素高產又漂亮，至於食品中的蘇丹紅、增白劑、吊白塊、防腐劑、保鮮劑、三聚氰胺、蛋白精、硼酸與硼砂、硫氰酸鈉、玫瑰紅B、美術綠、鹼性嫩黃、工業用甲醛、工業用火鹼、工業硫磺、罌粟殼、礦物油，等等，光列入黑名單的就多達近百種。根據調查材料《破壞自然生態的惡果——全球剛陽之氣日漸衰退》提供的證明說：「各國醫學、環境和遺傳科學家最近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後，驚訝地發現雄性在全球範圍內普遍退化!在美國，鱷魚陰莖彎曲不能性交;在非洲，雄豹睾丸滯留腹腔精子不能發育;連深藏水底的雄魚也雌化了，北極熊出現雌雄同體現象;美國二十多年來一千多萬妊娠婦女用雌激素治療，生下的女孩易患陰道癌男孩易患睾丸癌;在英國，調查人員在雄性虹鱒魚體內發現了通常只在雌魚肝臟中才有的特殊蛋白質;在日本，從東京多摩川里捉到的雄鯉魚，其精囊里竟出現了卵細胞，關東海域的比目魚出現了「雄性雌化」現象;近五十年來，全球男性每次的排精量減少了一半，精子質量也大大降低，生殖能力大打折扣，發達國家百分之二十的夫婦不能生育，究其原因是半世紀以來人類大量使用化合物，各種塑料器皿、化學稀釋劑、防腐劑、保鮮劑、洗凈劑、氯化物、殺蟲劑、TCDD等，這些化學物質的過量攝入極大地破壞了男性性功能，陽萎、早泄、性冷淡成了男人的常見病。人們把廢水廢料隨意傾倒，農作物在富含雌激素的土壤里茁壯成長，人和動物就吃這樣的糧食;更可怕的是臭氧層出現空洞，空氣中過剩的二氧化物成倍地在生物體內複製雌激素，到如今，以至多國不得不在哥本哈根召開國際會議討論「炭減排」的問題，到這時西方的高科技頭腦才想起了一位中國老者的「天人合一」理論!我們生存環境如此的「現代化」，導致了各種怪病不時出現，2003年是「薩斯」、2008年是禽流感、2009年是豬流感、2010年是「甲流」，2011年是東南亞超級病菌，不久前是歐洲毒黃瓜怪病…… 我們推進鄉村城市化，結果是良田拋荒、農民離開土地!要改變這種經濟和文化不平衡發展的態勢，有識之士提出必須重新審視我們現行的價值觀、必須重建民族精神。為了重建民族精神，就必須重新重視我們的文化元典。中華元典里有著我們自己的文化源頭，丟掉中華文化源頭，就等於抽掉了我們民族的精神骨骼，經濟可以扶起一個個貧窮的身子，卻扶不起一群精神的乞丐!所以，重新發掘文化元典的價值，重新激活我們的民族靈魂，重新塑造以良心為底座的民族精神是中國人道德建設的當務之急。良心是什麼呢?良心是道德的自覺意識。中國傳統道德有幾條穩固的準則，讀《尚書》、《內經》、讀《論語》、《周易》，讀先秦的典籍，就知道我們民族歷來有自己的道德準則：比如以「仁」為本的惻隱之心，以「義」為本的羞惡之心，以「智」為本的是非之心，以「禮」為本的辭讓之心，等等。中國傳統倫理系統的核心是孝，百善孝為先，孝就是感恩：父母給了我們生命，老師給了我們知識，土地給了我們糧食，森林給了我們綠色，我們應該感恩。孝向上延伸，就是忠，忠於祖國、民族、人民、領袖;這裡的忠是有原則性的，《孟子》說：「教人以善謂之忠」，對朋友的忠就是要教他有善心、行善事，郭店出土的楚簡里還說：「忠」就是「恆稱其君之惡者」，敢於批評皇帝、領導、上級，這就是「忠」!《孝經》有云：「君不義，臣不可以不諍於君;臣不義，子不可以不諍於父。」儒家對君臣關係的認識是「君有道從君，君無道從道。」《荀子》說：「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所以，中華元典文化里就沒有「愚忠」、「愚孝」這一說。孝向下延伸，就是仁，上級、長輩對下要承擔的責任與義務;孝向右延伸，就是義，誠信，義氣，四海之內皆兄弟，人際關係上的雙向負責;孝向左延伸，就是禮，為上下左右的的人際位置而規定的肢體語言，見了長輩要行禮，拜見先生要鞠躬，路遇熟人要拱手。這是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孔子的主張是「男女同尊卑」(見《禮記、昏義》)，他的兒(孔鯉)媳婦是再嫁出去的，孫子(孔及)媳婦是再嫁進來的，有什麼從一而終的影子?「五四」精英們高喊「打倒孔家店」，實際是把多少屎盆子扣在了孔聖人的頭上。現在，有兩大惡獸在侵吞著我們的讀書時間和生活空間：一個是網路，一個是電視。網路娛樂里陷進去不知多少青春的生命，而守在安樂窩裡的中年婦女又被電視糟片埋葬了她們的第二青春。由高科技支撐的這兩大強勢媒體，在傳播信息的過程中出現了「五多五少」，即：垃圾信息多，知識信息少;金錢信息多，文化信息少;娛樂信息多，學習信息少;動亂信息多，和諧信息少;血腥信息多，吉祥信息少。所以這兩種惡獸般的媒體，不知異化了多少炎黃子孫，西方文化的入侵正是利用了這兩個強有力的通道。當然，這兩年我們也有所覺醒，央視的「百家講壇」在普及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功不可沒。###NextPage###我們還有其它的思想資源，比如曾經行之有效的革命英雄主義和延安精神，還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的大公和均富等等，所以重鑄民族靈魂、再現民族精神，我們的思想庫里存有豐富的建築材料，而要進入我們的思想庫，首要的一條是先讀書。我們在生活中遇到這麼多的困惑，我們面對那麼多的文化侵犯，而腹中空空無以應對，我們求治靈與肉的藥方是什麼?我們的治國方略在那裡?於是，有了以德治國之說，有了反腐敗的許多條例，有了無數的法規，事實正在證明：法制不是萬能的。河南省交通廳，一任廳長貪污腐敗被罰治，新上了第二任又犯了同樣的罪，第三任更是前赴後繼，簡直如雨後春筍，法辦了一茬下一茬更瘋狂地出現了，這說明法制的力量是有限的。關鍵是引進這塊土壤的時候同時也引進了這號菌種。事實證明：發展經濟不是硬道理，改造人心才是硬道理。有人說：市場經濟是中國發展的萬法之宗，但是他不知道市場經濟的最後結局是壟斷，而壟斷於消費者是災難，今年的高價大蒜就是例子，當然可以像美國一樣制定「反壟斷法」，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慾望無限化產生的非常手段總使善良的人們防不勝防。還有人說中國的萬惡之源在於體制，那麼把美國式的體制照搬過來就好了嗎?美國社會存在的問題還比中國少嗎?又有人說，可以同時把基督教文化也搬過來，以潤滑社會摩擦，如果那樣，中華民族還是中華民族嗎?民族身份的認定是以文化來分野的，如果說全世界都同化為一種文化，那聯合國還有必要保存那麼多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嗎?文化的多樣性主導著人類精神的豐富性，任何一個生命個體都不可能終生只喝一碗「湯」。中國這三十年間，財富伴隨著精神的失落而積累，中國人為強大而奮鬥，奮鬥源於慾望，但慾望的無限擴張卻最終埋葬了奮鬥的單純理想。一條龍咬住了自己的尾巴，騰飛其實是原地打滾。慾望當然不可以囚禁，但慾望必須時時修剪。放縱人性故然可以迸發創造，但放縱人性也可以造成傷害和混亂，動物靈長之後始有人性，但理想的聖賢之道卻必須將人性升華為「德」，古人說：在天為道，在人為德，關乎人文以化天下。然而，我們曾經以政治化天下，結果是人民快要餓死;如今我們以經濟化天下，結果人又還原成了動物;所以，要真正建立和諧公正的社會，「天道」與「人德」是繞不過去的。人都說現在是盛世，但盛世的兩大特點一是倉廩充實二是道不拾遺，現在的中國有嗎?現在的中國，該到認祖歸宗的時候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哲學基礎是儒、釋、道三家。儒家解決人際關係的合諧問題，道家解決人與自然的合諧問題，佛家解決人與心靈的和諧問題。所以儒、釋、道三家，形成一個嚴密的體系，博大而穩固地守護著我們的民族靈魂，使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人口強勢繁衍、文化延綿不絕且具有強大的消化吸收能力，即便是元朝和清朝兩次外族入主中原，但他們最後都被漢化了，請看滿族除了留下旗袍還有什麼?他們奪取了政權，丟掉了自己的文化，為什麼?因為，儒、釋、道合成的文化具有強大的同化能力。就連乾隆皇帝也喜歡寫格律詩，他一生寫了近五萬首詩，接近《全唐詩》的總和，也算高產詩人，儘管他的詩大多平庸，但他主動續接唐宋詩詞的文脈，嚴然是炎黃文化的謫傳，那麼是什麼東西使他如此痴迷?答案只有一個：是中華文化的外在魅力和內在價值。可以比較一下，中西文化在源頭上的不同：西方文化里，人是上帝造的;可中華文化元典《周易》里說是「先有天地而後有萬物，先有萬物而後有男女」，就是說人是由天地萬物演化而來的;還有，西方人認為是上帝造了伊甸園供人居住，可我們祖先的記載是「構木為巢」，先人們自己伐木蓋房子;西方人說火種是普羅米修斯從天神那裡偷來的，而我們的祖先是鑽木取火;世界和物質為什麼會運動，中華文化的回答是：陰陽相互作用的結果，而在基督教文化里，說是上帝的「第一次推動」，也有說是上帝朝地球踢了一腳。所以在認識論上，中華文化是以人為本、實踐出真知，西方文化是以神為本、上帝出萬能。西方文化崇尚民主自由與科學，民主是個性自由的保障，個性自由的結果是個人中心主義;而這種科學保障它物質慾望的無限擴張，這就產生了掠奪與侵犯，比如美國，侵略朝鮮、侵略越南、侵略伊拉克、侵略阿富汗等等，用武力解決政治問題，他要自由就叫你不自由;你的礦藏他可以開採，你的女人他可以侵佔，這必然導致戰爭和動亂，但是同時，他們用基督教文化作潤滑，懺悔啊，慈善啊，以保證社會運行，但他們的「侵略」和「慈善」比起來，他們的「懺悔」實在是太微弱了，美國出兵伊拉克的理由是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武器，最後翻箱倒櫃也沒找出來，卻造成了一個國家的動亂與貧窮，對此他們懺悔了嗎?可是，面對同樣的問題，中華文化是回答是：「君子不愛人之愛」，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英國學者丹皮爾在《科學史》一書的第一章、第一節的第一句話就說：「在歷史的黎明期，文明首先在中國以及印度河和尼羅河幾條大河的流域中誕生出來。」在這個「歷史的黎明期」，中華先賢用一系列的發明創造召示人類文明的先河由我們開創。據《周易》記載，神農氏、黃帝、堯、舜、禹五大聖人，他們不但發明了農、漁業生產的各種工具，而且還創造了衣裳、舟車、臼杵、弓矢、宮室、書契等一系列先進器具。《尚書》記載了后稷培育五穀良種，《史記》記錄了黃帝「淳化鳥獸蟲蛾」，也就是桑蠶家畜的馴化與養殖。那麼，中華先賢為什麼能在人類文明的初期有那麼多的發明創造?他們的理論依據是什麼?中華民族有自己的自然科學觀。中華文化元典里，闡述人與自然的關係，說是「道法自然」、「敬天法地」。道、天、地、人必須遵循同一的自然法則，所謂「人文源於天文，人道源於天道，人德源於天德，人序源於天序，人時源於天時，人則源於天則……這種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場，造就了我們的曆法，這樣的曆法幾千年來指導著我們的農業生產。」(劉明武語：注3)。中華民族這種「法天則地的自然觀，時空物三位一體的時空觀，天人合一的系統論，取象比類、觸類旁通的方法論，尚象制器的創造論;」(劉明武語)是先賢們發明創造的指導思想，並由此進而發明了自己的文字和醫藥，更有了造福世界的「四大發明」。《周易》里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這就說「道」是他們發明創造的理論根據，「道器之學」是思維基礎。中華先賢正是用「道器之學」解答了許多理論問題，也解決了生產生活中許多實際問題。他們用「道」解釋宇宙起源。與以上帝為宇宙起源的認識不同，中華先賢認為「一陰一陽謂之道」，宇宙源於「道」，「道」的分裂變化產生宇宙萬物。陰陽之道一分為二分為天之道、地之道;一分為三分為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他們用陰陽五行解釋物與物之間的相互聯繫與制約，用時、空、物三位一體的宇宙觀來修正道理與人理的統一，來處理原動力與恆動力的關係。由此論之，他們認為：宇宙的原動力源於陰陽消長，事物的恆動力源於陰陽互動，老子還形象地用「風箱」運動來解釋了宇宙間的動力問題，這種解釋顯然比「上帝踢了一腳」的解釋高明得多。具體到發明創造，中華先賢是「尚象制器」。生活需要器具，生產需要工具，自衛需要武器，生活生產還需要如度量衡這樣的功能性器具，如何發明這些器具?中華先賢從大自然中汲取智慧，在一個「象」字裡面找到了發明創造的原理和道理。由此，先賢們尚象制字、尚象制歷、尚象建城、尚象制數、尚象制禮、制樂，尚象制一切實用的器具。比如中醫里的象形療法，吃核桃補腦，就是核桃仁的樣子象大腦啊!那麼，「道」在今天還能發揮作用嗎?《新華文摘》2004年第11期發表了建築大師貝聿銘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孔子《論語》中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來解釋自己建築藝術與「道」之間的源流關係。而西方的科學思路，走的是以物論理的路子。他們對物質進行分析化驗，化學成分、分子結構，然後再來化學合成，用機器批量生產，用市場機制獲取利益。他們合成此物時不考慮一物與萬物的關係，往往是造出了此物，危及了它物，這是現代科技成果的普遍弊病。今天，科學發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污染也到了空前的程度。如此嚴重的惡果，反映出了哲理上的先天缺陷，這就是只論形下之物，不論形上之理;只求「能不能」，不問「該不該」;現代科學已經能克隆人了，但人該不該克隆呢?即便按照《聖經》的哲理，生孩子是夏娃和亞當兩人同心協力的事，而非夏娃和亞當兩人各自的事;按照《易經》的哲理，一陰一陽謂之「道」，獨陰獨陽不成「道」。所以，從男人或女人身上取出一個細胞複製成人，是完全不應該的。可以創造的並不等於應該製造，毒品可以創造但不應該製造。西方科技建立在征服自然的基礎上，而中華先賢主張順應自然，他們在發明創造時，首先會以「道」為基準問一個「合不合理」，例如養生與治病，中醫首先問的是道與德。《黃帝內經》在開篇之處就強調，人的所有行為都要「合於道」。所以「道器之學」，是建立在尊崇自然、和諧自然、「天人合一」的哲理基礎上，它經得起時間與空間的考驗，比如「道器之學」的成果「陰陽合曆」至今還在使用，「道器之學」的理論至今還在啟示著現代科技發明，2003年12月12日，數學家吳文俊先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題為《東方數學的使命》一文，他說「正是中華民族的古老演算法，演化出了推動世界進步的計算機。」美國學者大衛·格里芬在《後現代科學》一書的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拋棄現代性，我們必須這樣做，否則，我們及地球上的大多數生命都將難以逃脫毀滅的命運。」 格里芬提議，應該「對傳統社會的智慧予以新的關注」。如果向傳統社會尋找智慧，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道器之學」中的尊崇自然、和諧自然的智慧、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智慧，就應該繼續為人類文明進程發揮作用!德國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說：「我們從前誰也不相信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美滿、立身處世更進步的民族存在，東方的中國，現在給了我們一大覺醒。」他認為中國文化是醫治西方弊病的良藥，為此向歐洲社會發出忠告：「在我看來，我們目前處於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指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正如我們派遣傳教士到中國傳授上帝啟示的神學一樣。」湯生也追隨了伏爾泰的說法：「中國是世界上惟一的將政治和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國家」。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生物圈的繼續生存正處在人類弒母行為的威脅之下，在他看來，後來得到長足發展的現代科學技術，從生存角度講屬於多餘的東西，而且非常容易導致整個人類的滅亡。創立耗散結構的諾獎得主普里高津說：「中國文化是歐洲科學靈感的源泉。」他還說：「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是著重於研究整體性和自發性，研究協調和協和。現代新科學的發展，近十年物理和數學的研究，如托姆的突變理論、重整化群、分支點理論等，都更符合中國哲學思想。」哥本哈根學派的主要物理學家玻爾甚至用中國道家的太極圖來概括他的自然觀且以此圖作為自家的族徽。卡普拉著的《物理學之道》一書中說：「相對論、量子論及基本粒子理論這些現代物理學的輝煌成就與中國神秘主義哲學之間存在著優美的平行關係。」還說：「這些科學成就在原理上並未超越中國古人，而只是在細節上、實踐上證實了中國古人思想的正確性。」著名的西方心理學家榮格在紀念《易經》翻譯者理查·威廉的文章中說：「任何有幸與威謙一起體驗到《易經》的神奇力量的人，像我一樣，都不可能不發現這樣一個支點，憑藉這一支點，我們西方心態將被撬離其基礎。」榮格還說：「與中國神秘主義相比，我們西方的精神之光因此而熄滅。」1988年1月，在巴黎，瑞典197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漢內斯·阿爾文，在由7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共同參與的《面向21世紀》研討會的新聞發布會上，他宣布了他在物理人文方面最新的研究結論，他說：「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個世紀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1988.1.24.《堪培拉時報》)用孔子的智慧解決當今時代人類的精神危機，這是西方大科學家的結論;美國漢學家顧立雅說：「眾所周知，哲學的啟蒙運動開始時，孔子已經成為歐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學家包括萊布尼茲、沃爾夫、伏爾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來推動他們的主張，而在此進程中他們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響。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國思想，它又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民主的發展。」(《孔子與中國之道》1945年版)可以說，在人類的文明史中，中華文化一直起著推動和骨桿的作用，這不僅說明中華文化的世界性意義，更說明她對於中華民族發展的脊柱性價值。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激烈地反對封建專制，有人說他的笑像閃電一樣打人和燒人，但他對儒家、對孔子的一套理論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孔子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做」、「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格言應該成為全人類的準則!」他還說孔子的「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這種思想，「西方人的哪條法律能和如此純潔的道德相比?」他說應該像牛頓的萬有引力法則在自然界具有普遍性一樣，「仁義」也應該成為人類心中最根本和最普遍的法則。他由衷地讚頌說：「孔子是多麼睿智而神聖啊!他鼓勵所有的美德，他的每個說教都是為了人類的幸福。」伏爾泰作為哲學家、啟蒙思想家，他啟的是自由民主之蒙、啟的是和平平等之蒙，這種啟蒙在當代中國要不要補課暫且不說，單五四砸爛孔家店、到「文革」批林批孔，這中間的聯繫是必然的，民主的萎縮與權力的膨脹互逆。現在有些庸俗社會學者把弘揚儒學的優秀遺產限定在精神文明領域，那麼孔子的學說對現代化建設中的中國經濟難道沒有當下或長遠的意義嗎?中華民族既然有如此高明的理論和創造實踐，可為什麼近現代總是落後挨打呢?究其根源，在於文化的失傳與質變，我們丟失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比如我們的「道器並重」，到後世流變為重「道」輕「器」，甚至認為「有機械者必有機心」，反對對自然科學的鑽研和相關創造;還有陰陽和合之道的失傳、尚象制器創造思維的失傳、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民主思想的失傳、敬天法地自然觀的失傳、「使民宜之」執政之道的失傳、行而論道實踐觀的失傳、「民重君輕」公僕觀念的失傳，等等，造成了長期以來，我們的科技不發達、政治不民主、經濟不發展、社會不和諧的局面，以致東也敢打西也敢打，導致了中華民族的百年積弱和百年積貧。當然，國家和民族的落後，第一責任在執政當局，比如清末貧弱的責任首先在於當朝掌權的執政團伙。如果把民族落後的責任全盤歸結為文化是沒有把准穴位，更不能把文化工具化。西方文化重視物質，中華文化更注重精神，在一個國家物質經濟貧困的時候，彰顯西方文化見效甚速，因為它是「外求」性的文化;在一個國家精神貧弱的時候，中華文化更顯助益，因為它是「內省」性的文化。也正是這種「外求」與「內省」的兩極振蕩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這也就是二十世紀為何會出現中西文化相互逆向選擇的原因，這是經濟和精神發展的不平衡造成的。中西文化好象兩條優美的平行曲線，出現一會兒你引領我、一會兒我引領你，這要看這個國家或民族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發展層次上。要使中華文明重放光彩，我們應當首先找回先賢們創造文明的思維方式。比如墨子，他倡導兼愛、守義、尊天、節約，創立墨家學派，是鄒魯文化的大思想家，可他並非重道輕器，他發現了數學上「圓三徑一」定律，對力學、機械學、木器製造都建樹極高。1970年，在湖南發掘的馬王堆一號漢墓中，出土了一件絲織的衣服，其袖長將近2米，衣襟長1、28米，非常寬大。這麼大一件衣服，只有49克，不到一兩重。可想那纖維多麼細那衣料多麼薄。當時為了複製這件衣服，作為國家課題的科研項目布置下去，儘管撥了巨額的經費，可好多科研單位不敢接這個任務。最後南京雲錦研究所接了這個項目。但為了攻下這個科研項目，該所整整用了20年時間，直到1990年才勉勉強強仿製出來，為什麼說是勉強呢?因為該所仿出來的比西漢的重了0、5克。於是有人驚呼：這不是仿一件衣服，這是在和古人比科技啊，因為這個項目涉及到桑樹選種、蠶的配育、剿絲技術、紡織技術、縫紉技術、防腐技術等等，一件49克重的衣服關聯著多個學科領域的技術水平，顯示出來的是2000年前我們民族的綜合科技實力啊。如今，我們原子彈都可以造出來，就是2000年前的一件49克重的衣服我們利用現代科技卻造不出來!我們不該為我們古人「道器並重」的文化自豪嗎?###NextPage###「五四」時代的文化精英發動了新文化運動，以打倒「孔家店」為口號，結果既沒有救民於水火，更沒有把列強趕出中國。事情過了近一百年，歷史轉過了幾圈螺旋線，原來精英們要打倒的、包括魯迅先生在1925年吶喊的六個「蹋倒」：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其實全都是珍貴的文化遺產。「三墳五典」是三皇五帝時期的遺書;「百宋千元」是指清代兩大藏書樓分別收藏的100部宋版書和1000部元版書;「金人玉佛」是珍奇的宗教工藝品;「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則是珍貴的中醫藥專利。這一切，正是今天我們極力要保護、宏揚的，一百多年來，對中華文化眾說紛紜，精英們的觀點是批判的，是否定的，是揚棄的，他們仰頭渴望和要接納的是西方文化。有人反思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實是「五四西文化運動」，而且這個「運動」的負面影響至今還產生著消極作用。以中醫為例。1846年，上海開設了仁濟醫院;1866年，廣州設立了博濟醫學校，由此，150多年來，伴隨著西方文化的入侵，中醫受到西醫的擠壓越來越嚴重。同時，中國知識界那些推崇西醫反對中醫的精英們首先得到了報應。中醫文化就是這麼神奇，誰罵他誰就遭到報應。有這麼幾個故事被人們反覆談起：孫中山是西醫醫生出身，1925年他害了肝病，很嚴重，但西醫治不了，孫中山又拒絕中醫，他身邊的人將中藥混入飯中，他服下後曾一度使病情減輕，但孫中山得知後，堅決拒絕中藥，後來西醫醫治無效，直到逝世。還有一個受害於西醫的大人物就是梁啟超，1926年，這位「戊戌變法」的領軍人物，因血尿住進美國洛克菲勒創辦的北京協和醫院，經過西醫的一系列檢查和診斷，認定他患有右腎腫瘤，並據此於當年的3月16日，由協和醫學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劉博士執刀切除了他的右腎，但手術後對該器官進行病理檢查時，發現右腎完全健康，一時輿論大嘩，但梁啟超的態度卻十分寬容，病治錯了，他身上沒有了一個重要器官，九個月後，這位五十五歲的精英也就死了，而那位執刀的劉博士，卻堂而皇之到國民黨南京政府的衛生部去當政務次長。還有，一位在日本留學十一年的余雲岫(秀)，回國後用西醫的理論逐條批判中醫，他在1917年出版了《靈素商兌》一書來批判《黃帝內經》，由此在中華大地上掀起了第一次全面否定中醫的浪潮。到1929年，又是這位余雲岫，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全面廢止中醫」案， 當時的衛生部副部長劉瑞恆，主持開會討論這個議案，與會17人中沒有一位中醫，會後形成三條決議：一是中醫註冊截止到1930年，二是廢止所有的民辦中醫學校，三是取締所有的中醫報刊書籍，這三條可以一下子把中醫全部消滅。有學者認為，當中西醫之爭由民間討論，走到了以行政手段進行廢止中醫的境況時，中醫存亡之事就成為了一件有關中華文化存亡的政治大事。這一年，全國的中醫從業者約80萬人將面臨失業。當時二百多名中醫代表聚集上海，去南京請願，反對當時衛生部通過的這個廢止中醫案。他們認為「提倡中醫是防止文化侵略，提倡中藥是防止經濟侵略」，這種高遠的文化眼光，是八十年前提出來的啊。請願團找到了孫中山的兒子孫科，他是立法院院長，支持中醫的合法權益，就主持搞了個《中醫條例》。當時反對中醫的汪精衛在行政院當院長，他對孫科說：你不把《中醫條例》取消我就辭職，孫科回應說：你不把「廢止中醫案」取消，我就不當立法院長，一時間在南京政府里形成兩派。當時北京中醫界四大名醫中的孔伯華、施今墨靜觀這場廢止中醫鬧劇如何收場，孔伯華老先生說：「中醫西醫誰科學，要由治療效果來確定，按西醫的標準咱們選十二個病人，中西醫各治六個，而且你西醫先挑，剩下的由我們中醫治，打個擂台比賽比賽，看誰治得好治得快治得便宜。」汪精衛一聽，說，好啊，那就打打擂台看看，就把西醫挑剩的六個病人給了孔伯華先生，這六個病人幾乎全是哮喘、高燒、支氣管炎、呼吸道急診病;西醫他們成竹在胸，認為給你的那些病都是炎症，不用抗菌素你不可能治好，他們要出老中醫的洋相。結果，幾副中藥下去，六個病人全治好出院了。而西醫那邊，化驗還沒弄完哩。當時中醫界一片歡呼，讓廢止中醫的那一派十分尷尬。恰在這時，汪精衛的岳母得了痢疾，這個行政院長請了許多西醫都治不好，病重得都脫肛了，無奈之下汪精衛的夫人陳壁君，請了老中醫施今墨，施先生知道這個病人的背景，把了脈開了藥方轉身就走，汪精衛的岳母拉住追問：葯吃完了昨辦啊?施先生說：兩副葯治好你的病，五副葯後吃飯正常，十副葯後完全康復。十副葯吃完，果然病好了，汪精衛從此對中醫不再發表更多的議論。還有，「五四」文化精英中的代表人物魯迅和胡適，都是反對中醫的，魯迅給他父親抓的葯是一位庸醫開的方子，其中要有一對原配的蟋蟀作藥引子，這顯然是不可能辦到的，於是，在《吶喊》這本書里，魯迅說「中醫是有意無意的騙子」。但是後來，事實讓魯迅明白真正的中醫中藥是罵不倒的。於是他說，《本草綱目》是一部偉大的書，並向人推薦藥方，據魯迅兒子周海嬰回憶，他母親許廣平害婦科病，魯迅請他的許多西醫朋友來醫治，但久治不愈，這種情況下有人推薦了中藥「烏雞白鳳丸」，吃了後很快就治好了，魯迅還把這個中成藥推薦給女作家蕭紅，蕭紅服用後也治好了病。所以魯迅的兒子周海嬰說：他父親是反對庸醫而不反對中醫。還有「五四」時代力主全盤西化的胡適，他後來被蔣介石派到美國當了大使。胡適在二十八歲時害了糖尿病，當時協合醫院的西醫說他沒救了，有人介紹中醫，他說他不相信中醫，結果病一天比一天重，渾身發腫，萬般無奈之下請了上海著名老中醫陸仲安，陸先生號稱陸大黃芪，這種葯他一用就是半斤，用藥很重，他給胡適用黃芪用到六兩，把病治好了，連德國醫生也十分吃驚，有人以此質問胡適對中醫的看法，他說：「中醫不科學，胡塗，但能治病，西醫很科學，清楚，但治不好病。」而魯迅在1936年10月死於肺結核，事後其家人對他的日本朋友須藤採用的西醫治療方案提出質疑，也有人認為這是一起謀殺。西醫就這麼在中華大地上風行，且首先拿我們的文化精英試刀。與此同時，中醫在萎縮，儘管國民政府在1936年正式出台了《中醫條例》，允許中醫開業行醫，可以私人辦中醫學堂，從法律上確立了中醫的地位。但到解放初，與二十年前「廢止案」時相比，全國中醫減少了30萬人。山東有個老中醫叫劉惠民，曾是毛主席的保健醫生。1956年毛主席出外視察得了重感冒，在天津請了許多西醫看不好，毛主席就到山東找劉老先生，劉老只給主席開了兩副中藥，總共四毛錢，治好了病。後來周總理多次用這個例子講中醫的優勢。解放後，向南京政府提「廢止中醫案」的那個余雲岫還在反對中醫，當時衛生部的幾位領導根據他的觀點，提出要「改造中醫」，讓所有的中醫都去學習西醫。毛主席知道後，說：中醫藥是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現在不是中醫學習西醫的問題，而是西醫要學習中醫。所以五十年代初全國西醫學中醫。但衛生部是西醫掌權。1950年，新中國召開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衛生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賀誠及副部長王斌，將中醫的死敵余雲岫請來參加會議，繼續支持他廢止中醫的觀點。這樣，新中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實際上成了一次圍剿中醫、消滅中醫的會議，並且出台了許多措施。這個消滅中醫的會議開過三年之後，全國中醫業一片蕭條，五十萬中醫難以公開行醫，由此出現了北京中醫界的 「八老上書」事件，從而引起毛主席的關注。當時，國家文委副主任錢俊瑞，將衛生部取締中醫的做法行文上報中央，毛澤東主席在1953年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嚴厲譴責民族虛無主義，撤銷了賀誠、王斌的副部長職務，《人民日報》在1954和1955年開展了對中藥醫問題的討論和對賀誠、王斌的批判。然而，44年後，改革開放了，余雲岫死灰復燃，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出台了《執業醫師法》，打壓中醫，雖然余雲岫已經死了45年，但仍然要求中醫取得行醫執照必須考西醫知識，這使許多中醫師尤其是學徒出身的中醫師沒有得到醫師執業證，無法公開行醫，成為賀誠在50年前檢討中所說的 「地下醫生」。2004年被取締的無證醫生5萬餘人;2005年7月前被取締的無證醫生又有3.4萬人。這近8萬人中肯定有一些庸醫，但其中大多數是民間郎中。2005年4月27日《福州晚報》發表文章《百餘居民為「游醫」求情說明什麼?》文中將所謂「游醫」能將「感冒在大醫院花一兩百元都看不好，在這裡七八元就可以治癒」的事實，與無證行醫的矛盾公開出來，引起了高層領導的重視。據陝西省人民醫院醫師魏效榮說，2006年，經過西醫考試、取得中醫行醫執照的全國僅有27萬人，而這27萬中醫全部走的是「西醫診斷、中醫治療」的路子，如果按中醫基本要求，能開出中藥方的只有三萬人，再如果嚴格要求，按中醫辯證施治的理論能開藥方的不足三千人，我們可是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啊!一部《本草綱目》確定了中國在世界中草藥史上的至尊地位，可是到2006年，中國在世界中藥貿易里僅僅只佔5%的份額。2003年，「非典」流行，西醫無能為力，中醫卻大顯身手，據廣州中醫學院統計，中醫治療「非典」與美國用西醫治療成功率的比例是246：1!一百多年來，中西醫爭鬥的腥風血雨，貫穿著中西文化的對撞史，在這個對撞中，中華民族文化被打壓被削弱被欺凌，遭受了與我們民族曾經飽受列強凌辱一樣的命運!我們承認西醫西藥治病方便快捷，但你也得承認西藥治病的同時病人的免疫功能越來越低下，抗病消炎打青梅素吃土梅素，常吃常用就不管用了，什麼慶大梅素、羅紅梅素不管用了改用先鋒梅素，先鋒五號不管用了用先鋒六號、先鋒七號，最後是損害了肝臟、損壞了腎臟，抗病能力越來越低下。就象汽車越來越多，人的腿越來越細，現代人在體育競賽史上創造了最好的記錄，但人的搏擊能力、適應環境的能力降到了人類生命史上的最低點。西醫西藥的毒副作用是大眾百姓都知道的事實。毛主席說，中國為世界作的貢獻，中醫算一個。中醫講究綜合調理，又實行辨證施治，中藥又是取自自然界的動植物，隨地可采、簡單便宜，所以最為老百姓歡迎。五十年代中期，施今墨、孔伯華這些老先生上書毛主席，提議中醫辦大學，毛主席批示後，周總理親自執行，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發公函任命院長，在全國辦了五所中醫學院，從此，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南京有了中醫藥大學。建國初我國的人口平均三十多歲，到現在平均七十三歲，中醫藥的功勞不可抹殺。再以漢字為例。「五四」時代，一批崇尚西方文化的教授學者曾大聲叫喊：廢滅漢文!一時間，取消漢字幾乎成了那個時代的主旋律。北大校長蔡元培說：「漢字既然要改革，就直接改用拉丁字母。」從俄國回來的瞿秋白說：「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魯迅認為：「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勞苦大眾身上的結核」，：「倘不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魯迅全集》第六卷第160頁)據說，魯迅先生臨終前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雖然這話最先是由北大教授錢玄同說出的，但魯迅認同這種消滅漢字的觀點。還有語言學家呂叔湘，他說：「現在通行的老宋體實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國印書的a、b、c、d，還倒真是很美的字體呢。」錢玄同還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一文中提出了「根本解決」的辦法，他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除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錢玄同還放言要把五十歲以上讀過古書的人全部拉出去槍斃。還有胡適，他說:「如果因為白話文學的奠定和古文學的權威的崩潰，音標文字在那不很遼遠的將來能夠替代了方塊的漢字，做中國四萬萬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學工具，那才可以說是中國文學革命的最大的收穫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袖陳獨秀說:「當此過渡時期，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先改用羅馬字母書之。」還有聞一多，他認為中國的古書中沒有一點值得留戀的東西，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議論，說他要把傳統文化殺個「人仰馬翻」。一時間，「廢除中醫」、「消滅漢字」成了「五四」時期那一批知識精英的主流立場，面對列強的堅船利炮，他們全盤接受西方文化並要徹底剷除中華文化。說穿了，滿清當政者是在軍事上逼迫向侵略者投降，而這一批知識分子是在文化上主動向侵略者認同。今天，漢字並沒有消滅，它仍然由世界上最多的人在使用。中國並沒有滅亡，相反成了世界大國。新中國建立後，國家設立了一個專門機構叫「中國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電腦出現後，使用拼音文字的各國在電腦輸入中大顯優勢，於是，消滅漢字的呼聲再次響起。《語文現代化》叢刊1980年第一期宣告：「方塊漢字在電子計算機上遇到的困難，好像一個行將就木的衰老病人」，還說「歷史將證明：電子計算機是方塊漢字的掘墓人，也是漢語拼音文字的助產士。」這種對待漢字「深仇大恨」般的詛咒，並沒有把漢字滅掉，恰恰相反，這種具有幾千年歷史的古老文字，在電腦輸入中突顯了它無與倫比的優勢。這得力於我們的文化英雄王選和王永民。八十年代，同樣是大學教授的王選發明了漢字激光照排系統，並率先設計出相應的專用晶元，在世界上首次使用「參數描述方法」描述漢字筆畫特性，並取得歐洲和中國的發明專利，這一技術為新聞、出版全過程的計算機化奠定了基礎，被譽為「漢字印刷術的第二次發明」。同時，又有一位優秀的炎黃子孫王永民發明了「五筆字型」，一舉解決了漢字的電腦輸入問題，他首創「漢字字根周期表」，在世界上首次打破漢字輸入電腦每分鐘100字大關，並獲美、英、中三國專利。使用「五筆字型」，用漢字在聯合國列印文件時，電腦輸入的速度較快，輸出的文本最薄，據香港學者安子介說，中文文本與英文文本所佔篇幅的平均比率為1：1.8。就是說，同一文本，中文只用一張紙，而英文卻要用將近兩張紙，辦公成本節約了近一半。如果說，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文化每遇到新的問題，象「五四」那批人、象《語文現代化》叢刊的那些人，他們首先想到的是自我廢棄、向西方投降認同，而真正的中華民族脊樑式的知識分子，他們的選擇是首先從我們文化自身，尋求與現代科技接軌的內部機理，王選、王永民正是這樣的民族英雄。也有人說，是計算機承救了漢字，其實不然，是漢字本身結構上的科學性使現代高科技與它的對接成為了可能。漢文字不僅僅是思想的載體、不僅僅是交流的工具，漢字里更包含著中華文化的遺傳信息。因為漢字是象形表意文字，它不僅是符號，而且內含信息，而西方的拼音文字A就是A，B就是B，只是個符號，不含信息。漢字從視覺上看，是形式加狀態再加意象，從而形成一個漢字，這個漢字可以明晰而準確地表達對象：比如：田力為男，上邊一個「田」字，下邊一個「力」字，意思是：在田地里干力氣活的人，這樣的人是什麼人?男人!這就內含著農耕文化的印記。再比如：羊大為「美」，少女為「妙」，「忍」是心字頭上一把刀，等等。漢字的內含就是這樣豐富。再比如仁義的「仁」字，左邊一個單立人，右邊一個「二」字，寓意二人為親，仁者愛人，這在中國文化里，就是人和人應該和諧共處。所以一個漢字里就包含著中國人的倫理道德觀。經常說我們是文明古國，文明在那裡?漢字就可見一斑。孫中山先生對待中醫存在偏見，但他卻十分堅決地維護漢字。他說：「蓋一民族之進化，並能有文字，良非易事，而其文字之勢力，能旁及鄰族吞減，而入侵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華民族，反為中國所同化，則文字之功偉矣。雖今日新學之士，間有創廢中國文字之講，而以作者觀之，則中國文字決不當廢也。」又說：「抑自人類有史以來，能記五千年之事，翔實無間斷者，亦唯中國文字之獨有。」著名的北大教授、文化學者季羨林先生說:「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延續至今，漢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讀古文必須讀繁體字，中國文化的信息都在那裡面。」如果象「五四精英」那樣將漢字滅掉，那麼各個地方的方言之間，尤其是北方話和南方話之間，將不會再有實質上的聯繫，中國也將如台獨及日本所希望那樣，不只四分五裂、而可能是八分九裂。普通話、客家話、閩南語、潮州話、廣東話，雖然語言的發音不同，但都是用相同的漢字來作記載，書面上的溝通照樣使五十六個民族心心相連。還有，對待中國傳統戲劇的問題，「五四」精英們仍然是胳膊肘子朝外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魯迅對京劇的態度。梅蘭芳於1917年、1919年、1924年三訪日本，他的藝術贏得了日本朝野的巨大讚譽。1929年，梅蘭芳在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時候訪問美國，受到包括卓別林在內的好萊塢藝術家們的稱讚。1935年2月，蘇聯專門派輪船「北方」號赴上海迎接梅蘭芳。3月23日晚在莫斯科高爾基大街的音樂堂隆重演出，前來觀看的除了蘇聯戲劇界人士外，還有政府首腦、文學家，如斯大林、莫洛托夫、伏洛希羅夫、高爾基、阿·托爾斯泰等，他們都對梅蘭芳的表演藝術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聞名世界的蘇聯戲劇導演，他看了梅蘭芳的表演後，嘆為觀止，表示這才知道除了自己的表演體系外，還有梅蘭芳完美體現出來的另一種非常成熟的迥異的戲劇表演體系，他直到晚年都深深記得梅蘭芳表演時的動作。一次，他在指導青年演員排練《哈姆雷特》時，專門介紹了梅蘭芳的演出技巧，希望演員們從中得到借鑒。另一位著名戲劇導演聶米羅維奇·丹欽科則欽佩地說道：「梅蘭芳真是個奇蹟，凡是關心藝術向前發展的戲劇界人士，都可以從他那兒在演技、節奏和創造象徵諸方面學點東西。」旅居蘇聯的德國大戲劇家布萊希特看了梅蘭芳的演出後，盛讚梅蘭芳和中國戲曲藝術，興奮地指出梅蘭芳達到了他心目中完美的藝術境界。日本侵華期間，梅蘭芳蓄鬚明志、拒絕為日本人演出。1935年9月21日，梅蘭芳在杭州義演7天，所得款項用以賑災和撥助杭州乞丐收容所以作經費。就是這樣一位飲譽世界、具有民族氣節的藝術家，卻屢屢受到魯迅的諷刺和挖苦。他說梅蘭芳是梅毒，說京劇「毫無美學價值」，認為它只是「玩把戲」的。《魯迅全集》提到梅蘭芳的地方達9處，幾乎每處都是貶損和嘲諷。魯迅和梅蘭芳，倆人平生只見過一次面，那是1933年在上海出席歡迎蕭伯納的聚會，因為蕭伯納聽說過梅蘭芳訪美演出的盛況，特地指名要與梅見面，兩位戲劇家就戲劇藝術交換了意見。然而，對人們公認的京劇表演中的象徵藝術，卻被魯迅貶損為：「臉譜和手勢，是代數，何嘗是象徵。它除了白鼻樑表丑角，花臉表強人，執鞭表騎馬，推手錶開門之外，那裡還有什麼說不出、做不出的意義?」(《花邊文學·誰在沒落?》對梅先生的唱功，魯迅更嫌刺耳，他說：「前幾天的夜裡，忽然聽到梅蘭芳『藝員』的歌聲，自然是留在留聲機里的，像粗糙而鈍的針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魯迅還說：「梅蘭芳的游日，游美，其實已不是光的發揚，而是光在中國的收斂。」他評論《黛玉葬花》：「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數人是倒不如看個漂亮活動的村女的。」魯迅對京劇的言論，聯繫他對待中醫、對待漢字、對待中國古籍和傳統文化的態度，只要是中國本土的，那怕受到西方讚揚，他也持掃蕩的態度。他的文化立場顯然和中華傳統是決絕的，這也是那一代知識精英普遍的傾向，比如北大教授錢玄同，他除了消滅漢字的言論之外，還說：應該「關閉所有的京劇院!」雖然，「五四」那一批知識分子的主流立場是反傳統的，但也有不少學者與之尖銳對立，比如時任清華大學研究院主任的吳宓，面對胡適的當面挑釁，直言：「殺胡適!」他極其反感這群主張全盤西化的人，怒吼：「盡殺謀改漢文之人!」站在當今的文明的高點上來看，中西文化各有優長。可是近百年來，我們自己的「學人」卻對中華文化竭盡貶損之能事，在當今西方文化日益顯出局限的時候，連西方人士都在向中華文化尋求精神資源，而我們更應該自我珍惜。西方的邏輯思惟是解析的，是向物質細部探尋世界，是單向度的;而中國的「道」思惟，它是綜合的、辨證的，矛盾雙方互為依存。比如中藥裡邊，巴豆能致人腹瀉，但巴豆殼卻能止瀉;甜瓜蒂使人嘔吐，但瓜肉卻解除嘔吐;藍蛇的頭能毒死人，但它的尾巴卻能解毒;還有杜仲皮，血壓高的人服了能降血壓，血壓低的人服了能升血壓，等等，這些中藥及其驗方，裡邊包涵了豐富的辨證思想，這是中華文化的精粹，而西方的形式邏輯主義對此卻難於解釋。「降壓靈」和「升壓葯」矛盾而相反，統一是不可能的，而中醫卻偏偏將矛盾的雙方合諧為統一體，這就是中西方在哲學思想上的差異。還有，中醫的經絡學說也給西方的高科技出了難題，他們從解剖上找不到經絡實體，但經絡療法治病又是眼見著的事實。對此，西方人接受了針灸，但針灸的理論卻使他們失語，誰說現代科技是萬能的?可現在，我們自己卻在加倍地重複著西方發達國家的悲劇!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問題出在我們自己身上。是我們自己淡忘甚至拋棄了中華元典文化。五四以來的文化研究，一直被激烈的情緒所左右，所以並沒有真正接近中華文化的本源。麵包與饅頭、刀叉和筷子，是不同民族、不同智慧的結晶，它們功能一樣，但形式與工藝不同。如果用麵包的標準批評饅頭，用西方哲學批評中國哲學，以西方醫學為標準批評中醫，必然得出中華文化不科學的結論。如果以西方的標準為唯一的標準，必然導致「中國什麼也沒有」的荒謬結論。西方有麵包，東方有饅頭，你有你的智慧，我有我的智慧，科學之外還有科學，方法之外有方法，現在的問題是，連西方的有識之士都在將目光投向中華文化，而我們中國一些所謂的 「學人」卻頑固地要以西方文化為標準來考量中華文化，這就難免招人唾罵，說他們是二十一世紀的文化漢奸，這實在是咎由自取。而另一種知識分子，又完全取相反的人生策略，他們為躲避經濟喧囂對精神的襲擾，盡可淡化慾望，將心靈放歸林泉，或築窠於鄉野，或僻囂于山林，一把古琴，幾卷古書，一壺清茶，用寧靜的山水支撐靈魂的高度，用元文化的「道法自然」自築精神法門，以宋理的「格物致知」尋找儒家哲學化的真諦;他們不願作塵世的賢者，更傾心世外的隱者，他們自我高潔，卻又丟掉了「修齊治平」的擔當和「廟堂之高」與「江湖之遠」的責任，他們可以「獨善其身」但他們們難以「兼濟天下」，知識分子的這一翼，甚難指望他們去富國強兵……中華先祖，腳踏實地地走過一條「道器並重」、「力智同源」的道路，他們「鑽木取火」、「構木為巢」，並發明了衣裳、車船、弓矢、栽桑育蠶、培育五穀，並由此而產生了飲譽世界的「四大發明」，從而使中華民族在一段時間裡引領著人類文明史的前行。那麼，中華民族為什麼五千年來延綿不絕，因為：從夏商周開始，我們就有自己廣大的領土，在受到外來侵略時有足夠的戰略縱深;我們又有發達的農業，足以養活自己的人口;我們還有完善的中醫藥系統，以保障人口的健康與繁衍;我們更有自己的語言文字，足以保證文化的傳承不斷;我們擁有恆定的道德和倫理體系，以保障民族的和諧發展。總之一句話：在當今複雜多變的世界格局中，我們要有文化自信心，我們曾經領先於世界，我們以後還可能領先於世界，因為中華文化有巨大的消化能力、同化能力、創造能力、自我更新能力，我們應該吸取前人的教訓，在困難和挫折面前，妄自菲薄、自我弱化、趨同他人，只能使自己更加不如人，而只有從自已的文化內部尋求生髮力、創造力，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光耀於世界文化之林。現在，我們到底該怎麼活?我們有吃的，雖然有毒素;我們精神也脹著，雖然虛腫;但我們現在講可持續發展，要給子孫留下後路，我們就應在他人引導的這條路上悠著點兒跑;要前奔，更要回望;中華還是中華，當緊正本清源，尤其青年一代，當緊認祖歸宗;老先人留下的舊房子翻修了住著舒坦，大家和諧又睦鄰;租來的廣廈終歸不是我家，隨時搬走的飄泊感難以傳承祖脈;中國是中國，中國不要真的成了「中美國」 (注4)啊!注1：辜鴻銘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他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中國人」。他把中國文化視為珍寶、向西方傾力推薦，並且獲得了西方的尊重;同時，也至少使西方在其文明處於強勢時期，對中國有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德國作家勃蘭特夫人說:「辜鴻銘死了，能寫中國詩的歐洲人還沒出生!」作為北京大學教授，他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固執的守衛者，是全盤西化論者的死對頭。注2：沈從文提出人與自然應「和諧共存」，人本於自然、回歸自然的哲學。他的「湘西」系列作品要負載的全部內容是「優美、健康和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注3：劉明武，地質工程師出身，當代最具實力的文化學者，通曉《聖經》、《古蘭經》、《奧義書》;出版有《尋找元文化》、《打掃孔家店》、《科學與道器之學》、《換個方法讀『內經『》、《黃帝文化與皇帝文化》等。注4：英國《星期日電訊報》2007年3月4日文章。原文標題：不是兩個國家，而是一個：中美國(Chimerica)，作者：尼爾·弗格森說：「我是用這個詞來描述中國加美國這樣一種中美關係。一個國家負責出口，另一個國家負責進口，一個國家負責花錢，另一個國家負責儲蓄。美國通過這種模式，實現了美國經濟的騰飛。但是多年如此消費後，美國現今實在無力支撐這種消費模式了。中國和美國就像一個婚姻，但這種婚姻是幻覺，是不能持續的，如果長期只讓你存錢他花錢，這種婚姻是持續不下去的。美國現在付不起錢卻繼續從中國進口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中國政府也對美元表示非常的擔憂。」作者：孫見喜 地址：西安市雙仁府55號 郵編710002電子信箱： s_jx3636@163.com作者簡介：孫見喜，太白文藝出版社編審、陝西人民書畫院藝術指導、陝西國學藝術研究會副會長、太白書院副院長、陝西省文化廳專家組成員、西安工業大學及咸陽師範學院特聘教授、陝西評論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獲省市及報刊文學獎三十餘次，出版有各類文學著作十多部，主要有：1991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長篇紀實文學《賈平凹之謎》;1992年陝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的小說集《望月婆羅門》;1993年陝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小河漲水》;1994年山西北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長篇紀實《鬼才賈平凹》;1998年台灣金安出版社出版的《孫見喜散文精選》;1999年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出版的散文合集《褻瀆偶像》;1999年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評論《〈浮躁〉評點本》;2000年西安旅遊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潯陽夜月》;2000年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的紀實文學《中國文壇大地震》;2001年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傳記《賈平凹前傳》;2005年中國大百科全書(知識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山匪》並於2009年榮獲陝西「柳青文學獎」;2006年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孫見喜評論集》;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賈平凹傳》等。作為西安地區有影響的策劃專家，孫見喜策划過的項目主要有：《中國傳統文化名家報告團》(2003-2005年)、《2005 年「五一」節西安南門長安古樂文化周》、《西安城牆陝西民俗文化藝術活動系列》、《賈平凹文學藝術館三年規劃》、《真元山莊及其文化填充》(2006年)、《教授畫廊實施方案》(2007年)、《太白書院對外合作方案》(2008年)、《陝西文學三十年訪談》(2009年)、《大型文化填充：西安環城立體商演》(2009年)、《庚寅年(2010)春節「唐詩與大明宮」主題燈會》、《西安文化大廈功能規劃(第一稿)》等。孫見喜為陝西省和西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委」、「陝西省第五屆藝術節評委」;同時還應邀到數十所院校和單位作《讀書與人生》、《五四以來的中西文化對撞》等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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