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中外研究選粹

　　

魯迅中外研究選粹

來源：文藝報 2013年09月11日08:23

林 非：魯迅是第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國現代作家

　　魯迅是第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國現代作家。

　　1925年6月16日，《京報副刊·民眾文藝》刊登了魯迅作品的第一位俄文翻譯者王希禮給中國翻譯家、魯迅的親密朋友曹靖華的信《一個俄國文學研究者對於〈吶喊〉的觀察》，信中說他「從前在俄國大學所研究的中國文學，差不多都是古文，描寫什麼貴族的特殊階級的生活，對於民眾毫沒有一點關係」；「讀了以後，對於中國的國民生活及社會的心靈，還是一點不知道！」「現在在中國的新的作品裡邊，讀了魯迅先生的《吶喊》以後」，「很佩服你們中國的這一位很大的真誠的『國民作家』！他是社會心靈的照相師，是民眾生活的記錄者！他的取材——事實都很平常，都是從前的作家所不注意的，待到他描寫出來，卻十分的深刻生動，一個個人物的個性都活躍在紙上了！他寫得又非常詼諧，可是那般痛的熱淚，已經在那紙的背後透過來了！他不只是一個中國的作家，他是一個世界的作家！」

　　這是魯迅被稱為「世界的作家」的起始！

　　最具權威性的還是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對魯迅代表作《阿Q正傳》的稱讚。1926年3月2日，《京報副刊》發表了柏生的《羅曼·羅蘭評魯迅》，透露了全飛由法國來信中關於羅曼·羅蘭評魯迅《阿Q正傳》的一段話：「這是充滿諷刺的一種寫實的藝術。……阿Q的苦臉永遠的留在記憶中。」

　　羅曼·羅蘭是當時世界上健在的大作家中聲名最為顯赫的一位，他對《阿Q正傳》作出這樣高的評價，無疑充分證明魯迅已經獲得世界聲譽。

　　魯迅當時在美國也獲得了聲譽。1927年10月《當代》1卷1編刊載了石孚譯自美國《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的文章，作家、記者貝爾來特(P.M.Bartlett)的《新中國的思想界領袖魯迅》。文中說道：「中國最有名的小說家魯迅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一般人認他為現代中國文學的寫實大家和短篇小說的名手。中國短篇小說的開始，即在1918年他的《狂人日記》出版的時候。」「最著名的《阿Q正傳》已經譯成了法、俄、英、德四國文字。」法國文學大家羅蘭氏予以高度評價，「魯迅用寫實方法描寫一個農民——阿Q——的思想，把阿Q那種無知的情景，繪得淋漓盡致。阿Q不識革命為何物，不解新時代的意義，這都歷歷說了出來。在《風波》里，他描寫鄉村生活，並且用滑稽和諷刺筆調，敘述農民怎樣不受社會改革的影響。《狂人日記》是一個對於舊文化的諷刺作品。……他是一個天生的急進派，一無所懼的批評家和諷刺家，有獨立的精神，並且是民主化的。他用普通話寫作品。他是一切迷信的死敵人，篤信科學，鼓吹新思想。」

　　這一系列國際權威性的評論，足以證明：魯迅已經走向世界，成為公認的「世界的作家」。正因為如此，1929年曾有人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但被魯迅謙虛地婉謝了。

　　儘管這樣，魯迅的作品依然堅挺地向世界文壇走去，日益獲得崇高的聲譽，並成為國際漢學研究的經典。日本自竹內好起始歷經丸山升、伊藤虎丸等魯迅研究專家數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經形成可觀的日本魯迅學史。前蘇聯、歐美等國的漢學界也都把魯迅著作當成必備的教材，出現了數量和質量都很壯觀的研究論著。在世界上取得如此地位的中國現代作家可以肯定地說只有魯迅一人。

　　魯迅之所以能夠第一個走向世界，並成為國際漢學研究的惟一一個經典性中國現代作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作品本身具有無可質疑的經典性——思想深刻，從本質上反映了中國的社會生活，其作品開創了典範的現代白話和現代文體，也廣泛地汲取了世界文學的最先進、最為人喜聞樂見的藝術技巧和新的思想，從而深入地揭示了人類的普遍弱點，引起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人們的共鳴和警覺。走向世界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自身作品的質量。真正好的作品，不會因不虞之譽而增一分，也不會因求全之毀而減一厘。「打鐵還得本身硬」，任何外在的吹捧與宣傳都不會起到長遠的作用。歸根結底，好作品是靠作家自身過硬的創作能力而鍛造出來的。

　　中國的魯迅研究已經有將近100年的學術史，雖然走過不少彎路，但終究有著一代又一代高水平的研究隊伍，取得了不凡的成績，對魯迅著作和魯迅史實進行了反覆不斷的分析與闡釋，使得研究者與讀者更易於走進魯迅的世界。這不能不說是魯迅走向世界、成為國際漢學界研究經典的另一個原因。

　　所有這些都給今後中國作家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貴的借鑒。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魯迅研究會原會長)

王錫榮：魯迅的「世界人」概念和世界的「人」概念

　　最近偶然翻閱魯迅的《復仇(其二)》，其中寫的是根據聖經《新約》里《馬可福音》記載描述的耶酥之死的情景。一開卷，我就被魯迅的文筆牢牢吸引住了，這篇極短的速寫，總共還不到500字，可是，任誰的目光一旦掃視到它，你都無法從這篇文字上移開。其中情景的慘烈、文字的警策，不能不讓人震撼。

　　於是翻出《聖經》來對照閱讀。在《新約·馬可福音》第15章，有魯迅所描述故事的原始記載。對照之下，魯迅的描述內容當然是如實的，但是，兩者的文筆就簡直是天壤之別了。《聖經》原文質直、樸素、平實、清晰，相比之下，魯迅的文字大為升華，無論對內容的選取、對周圍氛圍的描寫、對人物的刻畫，以及入木三分的評說，都遠非原文可比。經魯迅的描寫，人物的心理被刻畫得絲絲入扣，尤其是對耶酥的感受。更令人震撼的是對整個過程的描述，比原文簡略，卻比原文生動得多。看原文，只是知道一個故事梗概，而讀魯迅的文字，就會被深度震撼、強烈感染，甚至有一種慘痛感，還會引起你久久的思索。從中可以看到，魯迅對原文的理解、對故事的選擇、對內容的剪裁、所發的感嘆，都令人叫絕而且震悚。雖然那「原文」只不過反映了中文翻譯者的文字能力，並非英文，但顯然是忠於英文的。而更重要的是，從中可見到魯迅對世界文化的理解，對西方文化中的盡人皆知的經典故事，敢於作如此重新描繪、解讀的勇氣。

　　從這裡可以看到，魯迅的意識中，有一種「世界人」意識，即習慣於從全人類的視角看問題，對西方文化毫無隔膜之感。其實，魯迅從早年開始就建立了「世界人」概念，就像現在很多在世界各地穿梭行走的人們一樣，看到人類的全球化、一體化大潮，而在當時，卻沒有幾個人能夠看到。因此，當魯迅提出「不讀中國書」的時候，很多人不理解，甚至至今也不理解，其實，這是因為魯迅的意識太超前。時至今日，在讀中國書(尤其是那種當時所說的「中國書」也即古書)的人已經少而又少，雖然推廣也少有效果。但是對於當時缺乏對中國古書中的毒素抵抗力量的青少年來說，毋寧如此。

　　推而廣之，魯迅在一生的文化活動中，處處以「世界人」概念來因應世事。他看人類，說：「東方發白，人類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他憂中國人的命運，擔心將要被從「世界人」中「擠出」；他呼喚中國人要發出「覺醒的人的真聲音」；他翻譯作品從全球視角選取作品；他生活中接觸的世界各國的文化界人士涉及日、美、蘇、英、法、德、韓、紐西蘭、捷克、奧地利等十餘國；他在著述中論及的外國文學作者達166人，他所記載和提及的外國作家達27國共計571人。

　　正因為魯迅的「世界人」理念，他的思想和作品也就更易為世界所接受，因而在世界上產生了影響，為各國所關注，在各國傳播得很遠。早在他留學日本期間，他的文化活動就引起關注，回國後他始終與外籍人士、外國文化界有聯繫，越到後來越廣泛。1926年瑞典已有人建議提名魯迅為諾貝爾獎候選人，為魯迅所婉拒。同年他的《阿Q正傳》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到1931年，該書已經有了英、法、日、世界語等語種出版。1933年他被美國紐約舉行的世界工人大會選舉為主席團名譽主席之一。1936年魯迅進入國際人士編輯的《名人錄》，他逝世時，已有外籍人士提出建立魯迅圖書館、博物館，塑雕塑等建議，1937年由日本首先出版7卷本《大魯迅全集》，這都表明魯迅已被國際人士目為當代世界文化界重鎮。從那時以來，魯迅著作又被廣泛傳播，到上世紀80年代，魯迅的著作已被翻譯成50多國的70多種文字，在2000年前後中外文化界開展的各種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回顧性排名時，魯迅的《阿Q正傳》基本上在所有的相關榜單上都名列第一。

　　這種現象是怎麼發生的？國外文化界判斷中國文化的價值所據當然並非黨派或領袖的大力推舉，而是出於對作品的閱讀和判斷。美國人埃德加·斯諾說魯迅是他認識中國的一扇窗，法國有人說魯迅是「通往中國的最短途徑」，日本一些作家說：「日本在戰後的處境，正如戰前的中國，而日本國民的屈辱感，從魯迅那裡找到了共鳴」，因此魯迅就被尊為精神偶像。而韓國有人說：「魯迅在韓國已經普通名詞化了。」

　　他們為什麼對魯迅如此看重？他們最推舉的是魯迅的什麼？只要我們稍稍留意，就不難發現，人們更注意的，其實是魯迅的人格意義，無論他們怎樣評價魯迅的作品，他們對魯迅最推重的，其實是魯迅作為一個中國人、具有自主意識、獨立人格的人的特質。因而，韓國會出現「韓國魯迅」，中國台灣地區則出現了不止一個「台灣魯迅」。而在日本，又因研究魯迅的獨特見地和視角而有「竹內魯迅」、「丸山魯迅」等。不難看出，人們是把魯迅放在一個「人」的坐標上來觀察的，無論作出何種解讀，最終的歸結，都落到一個「人」字上，而且是作為一個「世界人」來解讀。西方的人們對魯迅的關注與研究，多側重於作品的解讀、意義的解析、藝術的欣賞、學術的論證，更多出於借鑒與吸收，以尊重為前提，這也正是國際交流的常態。所謂法國人不罵巴爾扎克，俄國人不罵托爾斯泰，所在皆是，偶有因政治背景而毀譽參半者，也僅是「參半」，不能全予否認。但即使僅僅討論魯迅作品，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涉及魯迅本人，總體上，從國際文化學術界的普遍反映來看，談及魯迅者除非懷有偏見，一般都會對魯迅的人格表示敬佩與尊重。

　　因此，魯迅的最高意義就在於他的人格意義。魯迅的價值就在於教我們怎樣做一個「人」，怎樣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世界人」。(作者為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上海魯迅紀念館館長)

譚桂林：本土經驗與批判精神

——關於魯迅精神世界意義的思考

　　自從1926年敬隱漁將《阿Q正傳》的法譯本呈給諾獎得主羅曼·羅蘭，而羅曼·羅蘭稱讚這是「當代中國最優秀的作家創作的作品」之後，魯迅的研究就開始具有了世界性意義，並且逐漸成為海外漢學中現代中國文學研究領域關注度最高、成就也最為豐碩的論題。但是，對於魯迅精神的意義與價值，海外漢學的評價卻見仁見智，有的時候甚至相差甚遠。幾年前我曾主持一個學術講座，講座者是國內一位精通中西文學的著名學者，他就認為魯迅的一些社會文明批判的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難以得到西方人的認同，譬如魯迅在北京女師大事件中所寫的《寡婦主義》等雜文，在崇尚紳士風度的英國人那裡就是很難理解的。也許正是因為這種文化背景的因素，我在近年來海外漢學的魯迅研究中隱約感覺到了一種傾向，不少頗有成就的學者力圖通過比較、實證的方法，來深入闡釋魯迅創作的文本成就、魯迅精神結構與知識結構中的世界性質素，似乎只有還原一個與世界文學廣泛聯繫著的純粹文學家的魯迅，魯迅才是一個能夠被世界理解和接受的魯迅，魯迅研究才是具有世界意義的研究。

　　如果這種傾向確實存在，它對魯迅研究發展趨勢可能造成的影響就是值得我們予以深切關注的，尤其是在魯迅研究本身國際化趨勢日益加強、關於魯迅的世界性意義的探討在國家文化海外交流與傳播事務中愈來愈顯示出它的重要性的時候。眾所周知，在20世紀的中國文化思想史上，魯迅是少數幾個具有多方面、多領域影響力的歷史巨人。他集思想家、文學家、文化批評家、學者於一身，在他涉足過的各個領域內都做出了傑出的建樹。但是魯迅的偉大之處則在於，他從來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純粹的思想家、文學家或者純粹的學者，魯迅的文學創作中有風花雪夜，有閒情逸緻，有孺子情懷，但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乃是他始終把自己的生命與中國社會的變革緊密聯繫在一起，而他作為民族精神的象徵與文化符號的意義也主要是在這一現實層面展開與延伸。所以魯迅的意義不僅是文學的，而且是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他的價值不僅是歷史的、傳統的，而且是現實的、社會存在的。而魯迅的世界性意義也就在於他為世界提供了一扇了解20世紀中國社會改革的精神窗口。在這扇窗口，可以充分地看到中國現代社會改革的歷史要求、民族想像，同時也可以充分地體驗到中國現代社會改革的艱難險阻。正如巴爾扎克的小說創作是歐洲資產階級上升時代法國社會的百科全書一樣，魯迅的全部創作也是中國現代社會改革進程的百科全書。改革開放初期，針對左傾思潮影響下魯迅研究的機械政治化傾向，魯迅研究界曾經發出魯迅研究要「回到魯迅那裡去」的響亮口號，現在30年時間已經過去，魯迅研究的國際化進程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是，當魯迅的世界性意義在魯迅研究的國際化進程中越來越被縮減為文學家的歷史時空中，我們是否應該理直氣壯地提出「讓魯迅重新回到民族的現實生存中去」的口號，讓魯迅精神和魯迅研究對中國社會改革的深層介入成為中國與世界對話的一種世界性資源呢？

　　回答無疑是肯定的。20世紀中國的社會改革一開始就不是孤立的、封閉的改革，而是具有一種廣泛的世界聯繫中的改革。

　　尤其是整個世紀中有關改革的思想，總是圍繞著諸如民族想像、國民信仰、政治文化、都市進程等基本問題，在中西文化思想的激烈碰撞下展開。魯迅對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改革中的一些基本問題都有過深度的介入，而且這些介入都是在一種世界性的立場上進行的。所以，今天我們建構魯迅精神的世界性意義，當然要關注這種世界性立場，但對魯迅這種處於時代巔峰的思想家而言，僅僅關注他的世界性立場是遠遠不夠的，魯迅同無數現代先進知識分子一樣，為了改變民族命運而積極介入中國社會問題的思考。而他與很多現代知識分子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是在中國這塊文化土壤里誕生出來的一個思想獨行者，他從來就是立足在中國的土地上、立足在「當下」這一時間維度上，以自己對於中國民族生存現實的極其個性化的生命體驗為基礎，來考量、思索和辨析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甚至他在觀察中國改革帶來的混亂時也曾命名為「中國式」的混亂。所以，魯迅對於20世紀中國文化史的貢獻乃是他提供了一種極其鮮明的、具有民族本土性和生命個體化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思想，魯迅思想的世界意義，或者說魯迅思想作為中西文化對話的重要資源的依據，更為重要的恰恰是這種世界性立場所依託的在魯迅個體生命中集聚起來的本土經驗。歌德在談到世界文學的概念時曾經提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命題，但我在此之所以不用「民族經驗」，而用「本土經驗」來概括魯迅精神世界性質素的個體基礎，就在於「本土經驗」是在歷史與當下、民族與個體的聯繫、對立中揭示了魯迅精神的獨特性。從民族本土經驗與個體生命體驗相熔鑄的觀點來闡釋魯迅思想在現代中國思想界不可取代的獨特性，即使對於海外漢學近來比較流行的認為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是想像的歷史，民族國家只是存在於知識分子的各種文字記敘中的學術觀點，無疑也能給予深刻的理論回應。

　　前些年有些學者機械地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代表人物胡適與魯迅對立開來，認為魯迅代表的是批判精神，胡適代表的是建設理念，而現在已是建設的時代，所以需要的是胡適理念，而不是魯迅精神。這不僅是對魯迅與胡適的誤讀，對時代的誤讀，也是對20世紀世界文化精神主潮的誤讀。批判與解構，這是20世紀以來世界文化精神發展的一種主潮。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魯迅與胡適都是積極「打鬼」的批判派，只是後期做了大使和中研院長的胡適進入體制，批判的精神有所減弱，而魯迅本人則畢生都在致力於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這種社會文明批判秉持著的是民眾的立場、人本的理念，體現出的是積極介入現實的公共情懷、獨立思考的精神原則、以及不憚於做少數派的英雄氣度，當然也包括魯迅在個人信仰上的純粹性。這種批判精神，可以說上承馬克思、尼采，下接薩特、法蘭克福學派、德里達，是20世紀中國精神與世界精神主潮的一次成功對接的範例。當前西方文化的發展狀況如何，很難一概而論，但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建設，積弊重重，痼疾甚多，仍然需要魯迅這樣的具有純粹信仰的批判型文化戰士來承擔社會文化批判的任務，來體現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良知在社會文化發展中的中堅作用，使民族的發展、社會的建設始終保持一種人本的取向、清醒的精神和理性的態度。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上，魯迅精神和魯迅研究才能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社會改革的窗口，成為中國與世界對話的一種文化精神資源。(作者為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

張夢陽：魯迅雜文的文學屬性與世界地位

　　一

　　魯迅雜文的文學屬性問題，是魯迅研究的學術疑難之一。長期以來，一些論者竭力排除魯迅雜文的文學屬性，將其拒之於文學殿堂之外，從而貶低了魯迅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因此，很多魯迅研究家一直都在殫精竭慮、苦心解疑，努力從「文藝性的論文」、「理論的形象化」、「理趣」、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結合、「社會相」類型形象、「情、理、趣的融合」、情感態度、藝術特質、藝術構思等多種角度闡釋和概括魯迅雜文的文學屬性。經過幾代學者的探討，取得了很大進展。

　　但是，一種文體的出現與形成，絕非一個國度或民族獨具的孤立現象，而是內隱著深層的人類文化學機制，帶有人類的普遍規律。人類的一切表達形式、交流方式在文學當中無不可以找出自己相應的類別。文體的發生與演變折射著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人對自身與世界的理解模式與表達手段。文學中的各種文體，說到底，是人類在各種環境中不同生存狀態的審美呈現，情感心態的表現形式，生命體驗的物化形態，為了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和交流不同的思想情感而形成的不同的話語秩序與文本體式。所以，考察某種文體的屬性與特徵時，不能僅限於一個國度或民族的狹窄範圍，而應作一次人類學的回歸，在不同國度的文學比較、文體辨析中尋覓某種文體發生與發展、形成與演變的共性與差異，從文體發生學的人類學根源上闡釋、分析某種文體的屬性及其文化意味。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疑。

　　因此，對魯迅雜文文學屬性的考察，應該拓展視野、抓住根本，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從不同國度相類似的雜文文體的比較研究中解決內含的學術疑難。

　　在世界散文史上，中國散文、英國隨筆、日本小品堪稱三座高峰。特別是英國隨筆，公認為英國文學的瑰寶，文學殿堂的珍品，文學屬性無可置疑。而排除魯迅雜文文學屬性的論者，又多是英國文學造詣頗深、非常推崇英國隨筆的人士。如果以英國隨筆這一文體出現、發展、形成、演變的歷史及其文學屬性、藝術特徵作為參照系，對魯迅雜文進行一番比較研究，將會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其論證也會富有無可辯駁的說服力。

　　二

　　人類的行為是符號行為；符號行為是屬人的行為。符號就是人性之全體。以符號學的人類文化學眼光觀察文學藝術史上的文體演變，就會得出這樣的看法：文體作為按照一定的話語秩序形成的文本體式，實質上是人類在一定的生存環境中為了表達對自身與世界的理解、互相進行交流，而從事的一種符號的編碼方法與體式。這種編碼活動，紮根於人類的生存環境和精神需求，蘊含豐富的文化意味，反映出作者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心理狀態、思維方法和其它社會內涵、時代精神。因而，特定文體編碼活動的最後操縱者，是所處時代的總體文化背景。一旦時代環境發生變化，既定的文體範型與語言體式就會與時代精神、社會心態失去對應性，產生矛盾與悖逆。於是，舊體難出新意，遁而作他體，文體的符號編碼活動就必然出現變革，產生新的文體範型與語言體式。

　　英國隨筆和魯迅所開創的中國現代雜文，都是各自歷史時代文化母體中孕育出的驕子。

　　英國早期散文受到古羅馬拉丁散文風格的重大影響，到了16世紀，尚不能擺脫西塞羅式與色尼加式的古典模式，艱澀吃力、窮蹙緊迫，特別是大多英國散文家所學習的西塞羅式，講究對仗，雕琢音韻，「追求詞語過於內容」(培根語)，完全不能適應實際表達的需要。

　　這時，一股清風吹進了英國散文文苑。17世紀初，隨筆文體的鼻祖——蒙田的《Essais》被譯成英文，引入英國，衝擊了古羅馬拉丁散文的僵化模式，給英國散文注入了活力。這種活力，絕不僅僅表現在文體形式方面，最主要的是體現為一種自由人格，一種抒寫個性的人文主義思想。從一起始，隨筆這種自由文體就是作為人類自由思想的載體而出現的，是人類在自由的生存環境中自由表達自身感受與生命體驗的一種文學符號的編碼方式與話語體式。

　　英國第一個寫作隨筆的，是文藝復興時期著名思想家培根。1597年，即蒙田首次刊行《Essais》之後17年，其英譯本問世之前6年，培根在英國第一次以《Essays》為書名出版了他的論說文集。培根的隨筆，探究人生，談論哲理，論證嚴密，簡約、雋永，但是由於官吏身份的束縛與思想、人格的局限，使他並未能汲取蒙田的精髓，以開放、自適的文體從容表達坦誠、率真的思想。所以，有人不把培根當作英國隨筆的開山。

　　開英國社會批評隨筆先河的傑作，其實應是大詩人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此論氣格高邁，文字莊嚴，侃侃而談，雄辯有力，頗有雜文味道。這篇文章沒有出自散文家之手，而竟是一位詩人所作，也未見有什麼參照。透過這個現象，可以證明這樣的論點：不同的文體是人類在不同的生存環境中所採取的不同的表達方式與文本體式，具有詩人氣質與才情的人，在受壓迫而又不便直說的環境中以政論方式表達情感時，就可能賦予政論以詩的素質，採取一種政論與詩交融的變體形態與雜糅形式。

　　這種變體形態與雜糅形式要成氣候，造聲勢，就必須有物質載體與傳播工具——報刊。英國隨筆正是伴隨報刊文學的興起而盛行的。

　　1704年，《魯賓遜漂流記》的作者、著名作家笛福創辦了英國近代第一份期刊《評論報》。此後，為適應資產階級啟蒙主義運動的需要，定期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其中最著名的是斯梯爾創辦的《閑話報》以及斯梯爾與艾狄生合辦的《旁觀者》報。報上的文章大多數是兩位辦報者寫的，艾狄生寫得多些，散文藝術也優於斯梯爾。他們就像在倫敦咖啡館裡與紳士們談閑天那樣，用悠閑的絮談筆法，冷眼觀潮的「旁觀者」身份，議論時事，評說社會，大到宇宙萬物，小至個人細節，無所不談，沒有顧忌。用艾狄生自己的話說，是要「使教育有趣，消遣有用」，「用才智活躍道德，用道德陶冶才智」，以議論為主，夾以寫人、敘事、繪景、抒情，使隨筆這一自由文體趨向成熟。因此，許多英國隨筆選本是以《閑話報》與《旁觀者》報上的文章為開端的。

　　不久，出現了一位繼往開來、起樞紐作用的大家——創作《格利佛遊記》、即《小人國與大人國》的斯威夫特。無論是在性格、氣質，還是在文學風格上，斯威夫特與魯迅這兩位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相距甚遠的作家都息息相通，極為相近。五四時代由周作人翻譯的斯威夫特名篇《育嬰芻議》，針對愛爾蘭窮人兒女過多而又無力養育的迫切問題，模仿當時一些獻策者的口吻，溫文爾雅、娓娓動聽地提出了一個小小的建議：把愛爾蘭窮人的嬰孩兒，除「留種」者外，一律賣給英國地主貴婦做餐桌上的食物！文雅的外衣裹的竟是這樣無比殘酷的建議！這種驚世駭俗、極為厲害的反諷與冷嘲，從反面證明：愛爾蘭地主和他們的英國主子們是真正的「吃人」者！這和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把4000年歷史概括為「吃人」一樣，是作家對剝削制度進行長期深刻觀察之後，向剝削者發出的「誅心之論」。斯威夫特的《掃帚把上的沉思》《各種題目隨想》等等，往往能夠從一件微不足道的小物件生髮出一大篇富於哲理的議論，由小見大，詼諧、冷峻，頗有雜文味道。他的思想的尖銳性與藝術的高超性，在艾狄生之上，而直承彌爾頓《論出版自由》的優秀秉賦，進一步證實：這類尖銳、潑辣的雜文、隨筆，實在是兼備哲理與詩情的才人，在專制重壓下進行抗爭的文學變體。國度雖然不同，文道卻是相同的。所以，魯迅在《小雜感》中引用了英國哲學家約翰·穆勒的格言：「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

　　18世紀後半葉，隨著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與疆界的擴張，英國隨筆家的視野更加拓展。哥爾斯密已經不像艾狄生那樣僅僅是咖啡館裡的「旁觀者」，而是以「世界公民」的眼光觀照英國社會生活，因而文體也隨之自由舒展，洒脫有趣，遣詞精當，感情真摯。如深諳英國隨筆的中國現代散文家梁遇春所說：他的代表作《世界公民》「不單是洋溢著真情同仁愛，並且是珠圓玉潤的文章」，令人「百讀不厭」。

　　然而，已經大為開擴的文體模式，仍然容納不下新思想新感情的狂潮。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風暴席捲歐洲，震蕩著英國，進入19世紀，浪漫主義運動如春潮般洶湧澎湃，英國隨筆發展到顛峰狀態，節制與勻稱讓位於感情泛濫與慷慨放言，句子短了，韻律急促了，文章卻長了，春水也似滔滔不絕，刊登在比報紙容量大得多的雜誌上，手筆可以大為伸展。這時出現了浪漫派四大隨筆家：蘭姆、赫茲里特、李·亨特、德·昆西。他們心胸豁達開放，想像之翼自由馳騁，再也不願拘泥於任何封閉式的文體模式，怎麼有利於抒發自由民主的思想感情就怎麼寫，開創出從容自如的新文體。他們的讀者群，也由紳士階層轉為中下層的社會平民和普通人。

　　總之，英國隨筆這種自由文體產生的外部條件有三點：第一是時代環境，需要政治的鬆動與思想的解放，如周作人所說：「它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第二是物質載體，需要有報刊等現代傳播工具。第三是讀者對象，需要有讀者群，讀者的層次與性質決定了文章的氣格與體式。

　　而這三點，也正是魯迅所開創的中國現代雜文產生的外部條件：第一是五四文學革命的催生與宣傳新思想的需要；第二是《新青年》等報刊的創辦；第三是青年知識分子讀者群的需求。

　　當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其一是英國隨筆從17世紀到19世紀經歷了200年的漫長緩進過程，魯迅所開創的中國現代雜文卻是在五四前後三四年間迅速形成的。其二是英國隨筆的主要讀者對象是英國紳士，最低也是都城市民，所以主要傾向是溫文爾雅、「費厄潑賴」；魯迅雜文的主要讀者對象是進步青年，以激烈抨擊黑暗現實為主，反對「費厄潑賴」的紳士風度。社會環境與讀者情趣不同，正是魯迅反對把中國的小品文寫成英國式論文體的重要原因之一。

　　儘管有這些不同，卻都離不開這樣一條規律：文體編碼活動的最後操縱者，是所處時代的總體文化背景。

　　三

　　一種文體的產生，除了外部條件之外，還有文體自身運動的原因，要具備適宜的民族氣質的陶冶與文學土壤的培育，經歷長期的積累與演化。

　　為什麼蒙田的隨筆在法國本土沒有繁衍滋長，反而在英國的文苑中開花結果呢？這與英國人的民族氣質、思維方式、生活脾性有關。英國人不像德國人那樣好建立龐大的體系、作系統化的高論大著，也不像法國人那樣熱情奔放、愛寫江河般洶湧恣肆的長詩浩歌，他們往往隨隨便便、悠閑自得，在咖啡館裡慢飲著一杯咖啡，就一事一物發發議論，時不時閃爍幽默與睿智的光彩，而這正與隨筆這種自由文體的特性相合。於是，人文相得，互促互進，自然結出碩果了。

　　英國人的這種思維方式，恰恰與中國人有相通之處。巴人在《論魯迅的雜文》一書中這樣概括「中國學者文人的思維法則的直覺性質」：「一、抽象思維的學術文字極少。思想大都為適應外物而發。二、偶有若干抽象的思維，但是片段的另碎的，不能融會貫通，自製一哲學體系。三、思想之表現形式，大多為偶感性質的記述；因之，又極注重於文辭藻飾。」所以，中國文化傳統的表現形式以散文為主，運用的「是那種現實性、感應性、形象性的手法」，而魯迅為了促發民族的覺醒，也只有繼承這種手法，「以自己的前進見地應於外物而有所感悟的片言隻語，去感悟他們，使他們前進」。這正是魯迅雜文這一文體產生的民族文化根源。

　　中國的散文傳統更加源遠流長，重在抒寫個性、表現自我的隨筆式自由文體的形成也更為艱難緩慢。從現有材料看，3000年以前寫於商代的《尚書·盤庚》等篇章就已是最初的散文。以後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漢初司馬遷的「史家之絕唱」，魏晉時期的清峻文章，一直到唐宋八大家的傳世傑作，都是上乘的散文。然而似乎都擺著架子，拘著套式，縱然到了宋代，出現了蘇東坡等人的隨意小品，卻總不能成氣候。經歷2000餘年的曲曲折折，到了17世紀上葉，才在晚明人文主義思潮催促中，湧現出公安、竟陵派小品，成為文壇主流。晚明小品作家們，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沖潰了模擬古人的陳腐樊籬，吹來一股清新之氣。試與19世紀出現在英國的浪漫派隨筆作一番比較，就會發現中國晚明小品與英國浪漫派隨筆這兩種不同國度、不同時代、毫無關聯的文學現象之間，在文體運動內在機制中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都是在人的覺醒、自我意識復甦的思想運作中實現了文體的舒展解放、自由隨意。

　　也正由於這個原因，當經歷了清代的嚴厲鎮壓與殘酷統治，文人思想僵化凝固時，重在抒寫個性、表現自我的隨筆式自由文體也就隨即滅絕了。直到20世紀10年代五四文學革命爆發，思想解放的洪流衝決了古文的禁錮，實現了白話文的語言體式變革與人的自我意識的復甦、覺醒，這種隨筆式自由文體才應運重生。

　　所以，魯迅所開創的中國現代雜文，與英國隨筆一樣，都是外部在條件與內部機制共趨成熟的情況下，適應本國的民族氣質與文學積累應運而生的一種特殊文體。

　　四

　　總之，英國隨筆的第一特質是說理，是思想者的識見，屬於一種論文。然而，其中所要表達的識見是個人的，而非公事的；是片段的，而非系統性的；是個性化的，而非公式型的；是為了與讀者進行交流，而非旨在教訓。因而，作者須「以個性化的坦誠的態度面對他們的題材和讀者，抱以隨便的親密的態度，關心日常生活的樣式和倫理，傾注個人的感情和經驗。」也就是說汲取趣味性、形象性、抒情性等文學性質，以使得群眾便於接受自己的思想和識見。所以，隨筆是一種多類文體交叉、滲透而成的特殊文體，一種理論與文學雜交的變體形態與雜糅形式，是人類進入近代、自我意識覺醒時為了自如地表達對自身與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採取的一種個性化的符號編碼方式與隨意性的文學寫作體例。它應該算是文學作品，但是屬於文學中的亞類，其文學屬性主要表現為理趣。

　　雖然魯迅一再表示他對英國隨筆是外行，仍然通過日文翻譯，對essay作了極為精彩的介紹：「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子上，倘在夏天，則披浴衣，啜苦茗，隨隨便便，和好友任心閑話，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就是essay。興之所至，也說些以不至於頭痛為度的道理罷。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罷。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憤)。所談的題目，天下國家的大事不待言，還有市井的瑣事，書籍的批評，相識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過去的追懷，想到什麼就縱談什麼，而托於即興之筆者，是這一類的文章。在essay，比什麼都緊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將自己的個人底人格的色彩，濃厚地表現出來。……其興味全在於人格底調子(personal note)。」這段名言譯自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堪稱對英國隨筆特徵作了最為精闢的概括。

　　無法否認essay與魯迅所開創的中國現代雜文屬於相近的文體。試以英國文壇對英國隨筆的界定衡量魯迅雜文，其文學屬性就會是不言而喻的了：魯迅雜文毫無疑義是「以個性化的坦誠態度面對他們的題材和讀者」的，是「抱以隨便的親密的態度，關心日常生活的樣式和倫理，傾注個人的感情和經驗」的，是汲取趣味性、形象性、抒情性等文學性質，主要以理趣體現其文學屬性的。

　　魯迅雜文與英國隨筆，同是一種理論與文學雜交的變體形態與雜糅形式，是人類進入近代、自我意識覺醒時為了自如地表達對自身與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採取的一種個性化的符號編碼方式與隨意性的文學寫作體例。

　　五

　　魯迅雜文與英國隨筆的共同性質，決定了二者在文體運動中出現了一些共同規律與共同特徵，呈現出五個特點：閑、隨、雜、散、曲。

　　閑。蒙田和英國隨筆家們都愛自稱「閑人」，甚至讚美「懶惰」，頌揚「流浪漢」，宛若遺世獨立、超然物外的閑雲野鶴。蒙田在《自畫像》中坦然宣稱：「我性愛悠閑，而且十分喜歡無拘無束，我是有心要這樣做的。」他的隨筆集的宗旨就是「閑話家常，抒寫情懷」。在人們的印象中，魯迅是最贊成勤奮的，他一定反對「閑」吧？恰恰相反，魯迅對這種「閑」是非常肯定的。他在《忽然想到(二)》中說道：「外國的平易地講述學術文藝的書，往往夾雜些閑話或笑談，使文章增添活氣，讀者感到格外的興趣，不易於疲倦。」這一思想是貫穿魯迅畢生的。所以，這種「閑」，正是魯迅雜文與英國隨筆相通的精義所在。正因為如此，魯迅所開創的中國現代雜文的「任意而談，無所顧忌」的特徵，與蒙田隨筆「閑話家常，抒寫情懷」的特色不謀而合。

　　隨。既為「閑人」，就必隨意。蒙田的隨筆，隨意揮灑，信馬由韁，旁徵博引，澎湃無涯。英國隨筆家們也是越寫越隨便，越自如，越得隨筆之妙諦。魯迅是非常注意這個特徵的。他在《〈自選集〉自序》中自稱是「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在《怎麼寫》中又強調說：「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

　　雜。魯迅把Essays of Elia譯為《伊里亞雜筆》，表現了他對「雜」的鐘愛。而這也正與蘭姆相合，蘭姆極喜愛雜著，視17世紀上半葉的兩部奇書——伯爾頓的《憂鬱的剖析》和勃朗的《一個醫生的宗教觀》為「枕中之秘」，潛心學習。伯爾頓是一位牧師，他原計劃寫一部分析治療憂鬱症的醫學論著，結果旁徵博引、雜收並蓄，寫成了一部富有文學趣味、廣博知識和深刻哲理的隨筆體雜著。布朗是一位醫生，有科學知識，又充滿詩人的想像，經常冥想死亡與身後的問題，因而也把《一個醫生的宗教觀》寫成了一部奇特的雜著。蘭姆喜愛的其他雜著還有沃爾頓的《垂釣全書》，書中有各種釣魚的知識，還穿插著歌謠和小故事以及關於河流、河邊旅店、各種人物的描寫，文字清澈、暢達如汩汩流水，所採取的對話體也令人感到自然、親切。這種「雜色」是隨意性文體到達很高境界時所呈現出的一種特色。魯迅雜文是具有這種「雜色」的：是一種文體的「雜」，以論為靈魂，而雜糅進詩、小說、戲劇等多種文體的素質；是一種內容的「雜」，上至宇宙，小至蒼蠅，東拉西扯，無所不談；是一種色調的「雜」，赤、橙、黃、綠、青、藍、紫，濃烈的，淡雅的，鮮明的，陰暗的，形形色色，駁雜搭配，而自成一體、別具一格。失去了這種「雜」，也就失去了隨意性文體的本色，這是這種特殊文體的特殊需要。

　　散。「閑人」隨意雜談的文章，自然會是「散」的。不僅形散，而且神也散。只有神散了，才能自然呈現形態上的散。如果只從形式上求散，神髓卻促迫拘謹，放不開，散不來，就只能是東施效顰，適得其反。錢穀融先生認為散文的「散」字，可以解為散淡的「散」，並以《空城計》中諸葛亮的一句唱詞作為詮釋：「我本是卧龍岡散淡的人。」這算是抓住了散文的真義。魯迅有時給人以橫眉立目、劍拔弩張的錯覺，其實他的雜文、特別是那些最為優秀的篇章，例如前期的《論雷峰塔的倒掉》《春末閑談》《燈下漫筆》《雜憶》等，後期的《病後雜談》《我的第一個師父》《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女吊》等，都透出一種悠遠、深沉的散淡美，於不經意中談出深刻的哲理。與那些離得過近、說得過碎的《華蓋集》中的某些篇章相比，要升華多了。

　　曲。金聖嘆有言：「文章之妙，無過曲折。誠得百曲、千曲、萬曲，百折、千折、萬折之文，我縱心尋其起盡，以自容與其間，斯真天天之至樂也。」隨意性文體雖然隨意、散淡，卻絕不可直陋，須在曲折表達方面下刻意的功夫。《蒙田》傳記的作者P。博克說道：「像佛洛依德那樣，蒙田把自己看成一個孤獨的自我探索者，是一個『充滿荊棘之路的開拓者』，是進入『曲折坎坷的心靈和探入內心的黑暗深處』的先鋒。」魯迅的雜文更是極盡「曲筆」之妙，他反覆強調雜文造語「須曲折」，自己的文章就沉鬱頓挫、吞吐抑揚、迭宕多姿。特別是臨終前不久寫的《我的第一個師父》《女吊》等，更是迂徐闡緩、頓挫有致，令人產生「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之感。「看似尋常最奇倔，成如容易卻艱辛。」

　　六

　　散文作為人類自由表達識見和情感的隨意性文體，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三股分流：一股是「評他」，即魯迅所說的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觸角主要伸向外宇宙，從而延伸為雜文；一股是「述己」，即主要側重敘說自己的人生體驗、抒發個人的思想感情，觸角主要伸向內宇宙，從而發展為正宗的藝術散文或抒情小品；一股是「詩化」，更多地汲取詩的素質，但又不押韻，保持散文的語言體式，形成為散文詩。當然，這三股分流並不是絕對的，時有相互的交叉與滲透，但是以一股為主。魯迅不愧為近代中國最偉大的文體家，在散文的三股分流中都起到了開創作用，並都創造出了極品：「評他」的雜文有堪稱史詩的十四本雜文集及其補遺在，不必多言；「述己」的藝術散文有《吶喊·自序》《朝花夕拾》諸篇和晚年擬題為「夜記」的《我的第一個師父》《女吊》等煥發著恆久的魅力；「詩化」的散文詩，則一本《野草》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在世界散文史上，有哪一位作家能有魯迅這樣的成就，能對本民族和全人類的靈魂有如此深廣的影響呢？

　　稱魯迅為世界散文史上的第一大家，當是沒有疑義的。

楊傑銘：從《台灣新文學與魯迅》看21世紀台灣魯迅研究概況

　　2000年出版的《台灣新文學與魯迅》是個非常好的例子，足以讓我們理解邁向21世紀的台灣社會對於魯迅思想認識的轉變。

　　台灣的魯迅研究因為政治因素使然，早期一直是學術圈中敏感且神秘的議題，一直到解嚴(1987)前幾年，台灣的政治氛圍開始鬆動，討論魯迅的風氣漸漸浮出地表。解嚴之後廢除出版法，台灣正式走向出版的自由。雖然政治環境逐步開放，台灣也開始正視魯迅對台灣的影響，但是，台灣超過30年時間的禁制魯迅書籍，造成讀者對魯迅作品的陌生。此外，魯迅作品對年輕人來說，閱讀上的沉重、晦澀，更是導致魯迅著作宛若稀世珍品般的僅是存在於圖書館的書架上。加之台灣的中學、大學強調四書五經、古典文學欣賞的美學傳統，更讓魯迅一直無法進入青年朋友的閱讀視域中。魯迅究竟是誰，魯迅被夾雜在還未散去的歷史陰霾中，被遺棄在學校教育的大門之外。

　　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發展，讓政局在2000年第一次輪替。在應被視為本土論述高漲的年代裡，強調本土的前衛出版社與台灣、日本學者共同合作出版了《台灣新文學與魯迅》，該書旨在討論魯迅與台灣新文學發展的關係。這樣的討論不但並沒有將台灣本土文學發展「去中國化」，反倒更進一步深化梳理了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複雜的牽扯與關聯。也就是說，當台灣邁向21世紀時，學術圈擺脫過往意識型態的包袱，開始以中性、客觀的態度重新閱讀魯迅，解釋魯迅與台灣文學的發展。

　　《台灣新文學與魯迅》是台灣第一本研究魯迅在台傳播與影響的專著，通過此書的討論可以理解魯迅對台灣的影響，並且呈現出魯迅的著作在台灣新文學中所扮演的領航角色。儘管此書以合集的形式出版，文章的內容之間沒有嚴謹的一體性，但透過不同學者的研究視角可以發現魯迅思想與台灣文學發展的密不可分，包括日治時期的作家賴和、鍾理和都受到魯迅的影響，他們的小說創作有許多概念都是藉由魯迅的作品轉化而來。

　　根據台灣碩、博士論文查詢系統統計，該書2000年出版至今已超過46次被碩、博士論文參考、引用。當然，這其中有許多論文並非研究魯迅，但這種轉載、討論，表明了魯迅與台灣的關係受到學界相當程度的關注。魯迅所代表的中國新文學的火種是如何被傳遞、演繹，這問題2000年後在台灣成為了熱門話題。

　　關於這一議題研究的碩、博士論文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部分研究者著重於魯迅對個別作家的影響，像張燕萍的《人間的條件——鍾理和文學裡的魯迅》(2001)、黃惠禎的《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40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2003)、王萬睿的《殖民統治與差異認同——張文環與鍾理和鄉土主體的承繼》(2003)等。另外也有一類研究魯迅思想與台灣之間關係的論文，包括：徐秀慧《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的考察(1945~1949)》(2002)、楊傑銘《魯迅思想在台傳播與辯證(1923~1949)——一個精神史的側面》(2008)、柯喬文《「五四」與台灣文學/文化運動(1915~1945)》(2009)等。從上述羅列就可以了解《台灣新文學與魯迅》的出版對台灣學界所造成的影響，儘管研究者以不同的角度切入，但「魯迅研究在台灣」此一問題已成為台灣學術界所熱門討論的話題。

　　21世紀以後，台灣的魯迅研究，早已擺脫過去以意識型態為主體的研究方法，取而代之的是藉由日本與中國大陸兩條研究脈絡作為思想資源對魯迅研究進行反省與再思考。《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出版後，台灣的魯迅研究主流從過往的「意識形態立場」轉向更為中性的「思考魯迅對台灣影響」的學理視域。雖然這一議題的思考不見得以魯迅為研究重心，但「魯迅與台灣的關係」卻是這些研究者在論文中不斷思索、討論的問題。 (作者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盧坡：編輯出版《中國魯迅研究名家精選集》的始末和雜感

　魯迅研究是一門顯學，在國內外都產生了一批重要的學術成果。從1913年惲鐵樵在魯迅發表小說《懷舊》之後的評點文章到2013年，中國魯迅研究有了100年的歷史。系統地總結中國魯迅研究和國外魯迅研究的成果，展現當前魯迅研究的新進展，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之一的魯迅精神，這將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於是我們和北京魯迅博物館的葛濤先生協商，於2013年集中推出了「中國魯迅研究名家精選集」叢書。從仍在發揚魯迅精神的中國魯迅研究專家中選取10位，每人1卷，每卷的篇幅大約在30萬字左右。序言是各位作者撰寫的回顧自己魯迅研究學術歷程的文章，中間主體部分是按照專題編選出各位作者不同時期魯迅研究的代表性文章(其中必須有一篇新寫作並沒有發表過的魯迅研究文章)，附錄部分是每位作者魯迅研究成果的目錄索引。

　　經過前期調研和反覆地商量討論併兼顧可行性，孫玉石、錢理群、楊義、王富仁、張夢陽、孫郁、黃健、張福貴、高旭東、楊劍龍等先生成為我們的第一批作者。

　　書稿來了，需要處理，處理稿件是最能體現編輯價值的地方，而這項工作對編輯有著很高的要求。編輯加工稿件一般都從大處著眼，如這本書的書名是否可以更凝練、貼切，書中的每一編是否可以起一個更準確的編名等問題；但編輯加工稿件也有需要從小處著眼的地方，如這條引文是否正確，全書的格式是否統一等問題，甚至還包括全書是用1981年版《魯迅全集》還是2005年版《魯迅全集》這種統一版本的問題。

　　經過充分溝通、仔細琢磨，最終確定的書名分別為：《荒野過客：魯迅精神世界探論》(孫玉石卷)《活著的魯迅》(錢理群卷)《魯迅文化血脈還原》(楊義卷)《中國需要魯迅》(王富仁卷)《魯海夢遊》(張夢陽卷)《魯迅與現代中國》(孫郁卷)《孤獨者的吶喊》(黃健卷)《遠離魯迅讓我們變得平庸》(張福貴卷)《跨文化視野中的魯迅》(高旭東卷)《魯迅的鄉土世界》(楊劍龍捲)。

　　從2011年4月到2013年4月，整整兩年，我一直在向魯迅學習，向深受魯迅影響的諸位先生學習。我買來了《魯迅全集》，一有閑暇，就隨意翻看，儘管我不是學習現當代文學專業的，也沒有想過要寫魯迅方面的文章。但魯迅關注現實、干預現實的精神，人格獨立、思想自由的風骨，敏銳觀察、認真做事的態度，良好的藝術感悟能力、開闊的視野，以及給予他人特別是年輕人無私幫助，等等，都讓我深受感動。給我最大觸動的是魯迅「歷史中間物」精神。魯迅在《寫在〈墳〉後面》中說：「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樑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10多年前剛讀大學的時候似乎讀過魯迅的這段話，當時只是覺得魯迅接受了進化論思想的影響，並未有何特別的超出一般人的見解。10年後因為編輯的行業，我又認真看了魯迅研究專家關於魯迅「中間物」精神的闡發，其中收穫是很大的。錢理群先生認為他作為「中間物」的具體化，就是「做溝通魯迅與當代青年的橋樑」，錢先生確實是這樣做的；套用錢先生的表述，與我而言，作為「中間物」的具體化，就是「做溝通作者與讀者的橋樑」。

　　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做編輯就顯得心氣平和而不會牢騷滿腹，工作起來也不會拈輕避重，不會有得過且過、矇混過關的想法。甚至對一般常說的編輯是為他人做嫁衣的說法，我也有了新的理解和並不完全贊同的認識。就編輯「中國魯迅研究名家精選集」而言，我是有收穫的，而且這收穫還是沉甸甸的。這也讓我深深地感受到，精神感召的力量、榜樣的力量，遠比規章制度、甚至是外在的強制力更能讓人自覺、催人上進。魯迅研究已有100年了，我們除了要向為民族自強不停吶喊的魯迅先生致敬，也應當向一直弘揚魯迅精神、傳播魯迅思想的那些可敬者們表示我們的敬意。　(作者為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大學出版社編輯)

秦賢次：《魯迅日記》中人物注釋的補正與辨識

　　筆者以研究方向故，對人物一直特感興趣。多年收藏、影印、筆記的數據中，也以人物傳記最為全面豐富。《魯迅日記》中的人物注釋部分，長久以來我即特別關注，並且發現其中有些人物的學歷部分不足或有誤。有些人物特別是籍貫為台灣或香港，或是1949年前後移居港台的大陸人士，因資料不易掌握，常註明「未詳」。此外，學歷上最普遍的錯誤，大多來自師範學校。以許廣平就讀的國立女子師範大學為例，五四前的「女子師範」，系預科一年，本科四年的五年制初級師校，入學資格為小學畢業生；其後升級為「高等師範」，系預科一年，本科三年的四年制，收舊制中學(四年制)或初級師校(五年制)的畢業生；其後再升級為「師範大學」時，除收新制(三、三制)的高中畢業生外，原高師畢業生如再加修二年課程，也可取得大學畢業證書。再以許廣平本人為例，她系1917年9月至1922年6月的五年制天津直隸(今河北)第一女師畢業生；1922年9月考入四年制北京女高師國文系，於1926年6月畢業。畢業時，學校已由高師改製為師大，但她仍是改制前的舊制高師生，因此正式學歷應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高師部國文系畢業生，而非女師大國文系畢業生。許廣平的高師同學如馬雲、陸秀珍(晶清)等均在加修二年學分後，始成為「女師大」國文系畢業生。女師大一直到1929年才有第一屆畢業生。

　　《魯迅日記》中的人物注釋，系集合全中國大陸的魯迅專家研究者，經多年的辛勤努力與分工合作，才有今日的成果。注釋者或為知名的作家，或為傑出的評論家、學者，但少有專註的史料學家或如欽鴻似的筆名學家。人物注釋最重要的，系要辨別本名、譜名或學名、化名，以及字、號、筆名、別署等，當然生卒年及籍貫、學歷、經歷是一定要的。但中國人一般習以字、號尊稱對方，或成名後常以字、號或筆名行。有的注釋者不注意及此，就會出現有姓名與字型大小顛倒事。五四前後，因時局動蕩，加上學制、校名常在更改，如學校本身的升級或合併，或教育部的規定，由專門改稱專科，由大學改稱學院，預科的存廢，初級師校一度合併入中等學校等不一而足，加上校友錄的稀見，要正確的敘述注釋人物之學歷(包括校名及科系等)，實際上有一定的困難度。

　　筆者是一位狂熱的愛書人，也是長期的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者，加上研究興趣所在，曾搜購非常多一般藏書家、學者，甚至圖書館均較為忽略的中國(包括少數日本)各著名大中學校的畢業紀念冊、校友錄(除單冊外，有時常會出現在某一年的畢業紀念冊中)、學校一覽等工具書。在約40年前，也曾經花上幾年工夫，利用休假日或乾脆請假到台北木柵「教育部檔案室」抄錄及影印各著名大學中知名學生的學籍資料。筆者也同在40年前，曾編有《民國作家筆名錄》，其在台北《新知雜誌》雙月刊上連載。這是我大膽敢寫這篇論文的最大原因及背景。

　　因此，筆者不揣簡陋，根據2006年12月的新版《魯迅全集》，憑藉手上數據，對其日記中的人物注釋加以補正或辨識，思對魯迅研究能有一絲一縷的貢獻。

　　在生平「未詳」的辨識中，我曾查出「堅瓠」，系錢智修(1883-1948)之別名及筆名；「張死光」，系台灣作家張深切(1904-1965)之筆名；陳順龍(1869—1938)，系台灣籍的清末民初名醫，曾為慈禧太后治過牙病；夏康農兄，系夏敬農(1898-？)，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留法物理學家；郭德全，系台灣留中學生，當時肄業廣州中山大學法科政治系，生於1904年，已故於美國；程靖宇(1916-1997)，原名綏楚，後為香港名作家，筆名「今聖嘆」；謝炳文(1913-2009)，原名煥章，後以號「然之」行，1949年赴台後，成為台灣新聞界大老，逝於美國；羅學濂(1902-2000)，燕大畢業生，後為電影家，故於台灣；端仁，推測系魯迅好友錢稻孫長子錢端仁(1907-？)等。

　　補正者，最多系學歷及生卒年。如查出許世管，許壽裳長女，系1935年南京中央大學經濟系畢業；許詩荃，許壽裳侄兒，系1917年北大理科(非化學系，因當時還無化學系)畢業；許詩荀，系1922年北京工業專校應用化學科畢業。生卒年的補正有詩人石民為1904-1941；化工博士劉樹杞，為1890-1935；女作家蘇梅，後改為雪林行，為1897—1999；章衣萍夫人吳曙天為1903-1942；詩人汪銘竹，為1905-1988；台灣學生張秀哲，系1905-1982；魯迅教育部同事張春霆，系1876-1956；哲學家張真如，系1887-1969；考古學家陳萬里，系1892-1969；學者陳安仁，系1890-1964；林太乙，林語堂次女，系1926-2003；林如斯，林語堂長女，系1923-1971；林疑今，林語堂侄兒，系1913-1992；政治家羅衡(女)，系1905-1984；世界語學者，巴金好友索非，系1899—1988；左聯作家段雪笙，系1901-1946等等。

　　至於姓名與字型大小倒錯者，最明顯的系，李季谷，原名宗武，字季谷，後以字行；李霞卿，季谷令兄，原名宗裕，字仲侃，號霞卿，後以字行；何思敬，原單名畏，字思敬，後以字行；胡蘭成，原名積蕊，字蕊生，後以筆名蘭成行；胡仲持，原名學志，字仲持，後以字行；胡愈之，仲持之兄，原名學愚，字愈之，後以字行；錢公俠，原名振海，字公俠，後以字行等等。

　　此外，有150人以上，均是學歷的補正，尤為北大學生最多。其中我特別提出生平諱莫如深的香港詩人(原籍廣東興寧)柳木下(即劉慕霞)為例。筆者問遍了所有香港主要文學史料家或其好友，對其原名及學歷均不得其詳。僅由「人物注釋」中得知，其系1916年生，廣東人，上海復旦大學學生(1935年12月時)。筆者由所藏1934年夏編印的《復旦大學同學錄》，查明其學名為劉漢雄，籍貫廣東興寧，1932年考入復旦大學政治系；1934年時，年齡21歲，推算應生於1913年。這是我最大的發現，也感到莫大的高興。(作者為台灣知名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者)

【韓】朴宰雨：海外知識分子接受魯迅影響的類型 ——以韓國為例

　　「世界各地接受魯迅」因全球各國的時代環境不同而呈現不同的面貌。知識分子因所處的歷史語境與思想立場的不同，在接受過程中會呈現相當複雜的情況。考察韓國知識分子接受魯迅的不同類型，或許能對「世界各地接受魯迅」的研究提供一個典範的例子。

　　魯迅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狂人日記》於1918年4月發表，並於1927年8月首次被韓國人翻譯成外文在海外出版，登載在韓國《東光》雜誌上，由流亡中國的韓國人柳樹人翻譯。之後，魯迅的各種作品不斷被外譯出版，此後相繼傳播於韓、日、英等東西方各種語言世界。如今，在世界各地，稍有人文知識的人都知道這位能代表中國現代文學的偉大人物，不可勝數的人都受到魯迅及其作品的影響。

　　世界各地接受魯迅的知識分子類型不同，其影響力也多彩多樣。以韓國為例，近100年來，韓國相當多的知識分子都受到過魯迅的影響。考察1920—1945年的日本統治時期(第一時期)、1945—1997年的軍政及獨裁統治時期(第二十時期)，以及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的民主化時期(第三時期)，韓國接受魯迅影響的知識分子大致可分為思想家型、作家型、學者型和一般讀者型。

　　「思想家」型又可分實踐性思想家型、自由思想家型、行動上變節而心態上保持魯迅情懷型。

　　「實踐性思想家型」基本是指接受魯迅的精神內核和思想精粹，正面接受魯迅、崇拜魯迅、擁抱魯迅，從魯迅那裡獲得精神力量，在自己所處的歷史語境下，立足現實土壤，積極進行實踐的變革指向性知識分子。

　　其代表人物有第一時期的李明善(1914-1950)和第二時期的李泳禧(1929-2010)。第一時期(日帝時期)的李明善是早期研究魯迅的代表。他在京城帝國大學中文系的本科畢業論文就是《魯迅研究》。在他眼裡，魯迅後來成了一位通過雜文指向革命的富有理想情懷的文學家。他後來站在北部的立場參加南北戰爭而犧牲。第二時期的李泳禧是眾所周知的「韓國的魯迅」，他從1950年代末開始偷偷接觸魯迅，視魯迅為其社會實踐的導師來學習，終於成為韓國民主變革運動的思想導師，對韓國民主化的貢獻是很大的。

　　「自由思想家型」基本是指那些雖崇拜魯迅，但從自己的需要和角度出發去接受魯迅，或者用自己的一套思想來重新闡釋魯迅的知識分子。這些人所塑造的魯迅形象大多歸於「永遠的批判者」、「永遠的懷疑者」和「永遠的自由人」之類。

　　其代表人物有嶺南大學法律學院的朴洪奎(1952- )教授等。朴在2002年出版的《自由人魯迅》一書中解釋「我喜歡魯迅的原因，是因為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作為批判性自由人，再沒有像魯迅那樣徹底的人物」；「我不贊同把魯迅當做民族主義者」；「魯迅對反權力、反奴隸的吶喊，不僅在中國有效，同樣，在韓國也有其說服力」。

　　「行動上變節而心態上保持魯迅情懷型」，是指那些當初崇拜革命家魯迅或左翼魯迅，積極支持或親身參加各自反法西斯鬥爭或革命運動，後因受獨裁權力的各種彈壓與懷柔政策而轉向的人。他們雖然在社會實踐上有所轉向，但內心深處還是保持了些許魯迅情懷。

　　這種類型的文人，在日本知識分子佔多。在韓國則以第一時期的張赫宙和第二時期的李炳注為代表。張赫宙很尊重魯迅，魯迅去世後，他還在日本著文哀悼魯迅，但1930年代末期他開始逐漸變節轉向。李炳注(1921-1992)在1941年底第一次讀到日語文庫版的《魯迅選集》，深感「魯迅是一道不會在任何暴風雨前熄滅的『光明』」。這段話見於麒麟苑1983年出版的《自我與世界的遭遇—李炳注告白錄》「魯迅」章節。雖然他後來受到軍事獨裁的壓迫而轉向，但還是在此書中選錄「魯迅」一篇來表達懷念之情。

　　「作家型」的知識分子里，有正面接受魯迅文學並指導自己創作的作家。他們從魯迅文學裡學到其文學思想與創作精華，活用魯迅作品的題材、人物形象、創作技巧等，以魯迅為參照系指導自己的創作。其代表人物有韓雪野、金史良、劉陽善和朴景利等。

　　第一時期的代表性人物左翼作家韓雪野(1900-1976)的作品直接受魯迅的影響。日帝時期他寫了《摸索》《波浪》等短篇小說，明顯受到魯迅《狂人日記》和《孔乙己》的影響。金史良(1914-1950)的短篇小說《天馬》和《Q伯爵》，也都受到魯迅的正面影響。劉陽善(1952- )的《狂人日記》可說是完全模仿魯迅的《狂人日記》，而朴景利的《給Q氏》則明顯受到《阿Q正傳》的影響。

　　「作家型」的知識分子里，還有一些在創作志趣與文學立場上與魯迅不同的作家，儘管他們自稱受到魯迅的影響，但多誤讀魯迅，或批判魯迅的界限。這其中以第一時期的李光洙(1892-1950)最為典型。李光洙是具有代表性的最早表達啟蒙思想的文學家，但他在1936年1月6日載於《朝鮮日報》的《對戰爭時期的作家態度》一文中，卻支持日本軍國主義。他以日文發表的短篇小說《萬翁之死》，以打雜的萬翁為主人公，明顯受到《阿Q正傳》的影響，但在創作旨趣上卻和魯迅不同。

　　「學者型」的研究者中，有相當一些中文專業學者或能讀懂中文的知識分子，他們認同魯迅的思想與文學，從中切實覺悟到知識分子的使命。這類知識分子曾長期經受軍事獨裁統治，大都支持民主變革運動，有些人甚至還因直接參与而坐牢。他們研究並推廣魯迅，將魯迅精神運用到自己的社會實踐中，站在民間立場參與社會抵抗運動。民主變革運動基本成功後，他們大都回歸原來的行業，不少已成為大學中文系的骨幹教師，繼續在價值指向上汲取魯迅精神的養料。

　　此外，還有另一些純粹研究魯迅的學者，他們並不把魯迅與自身所處的現實掛起鉤來，只是站在學院派的立場去研究魯迅。在這些學者中，也不乏一些口頭上肯定魯迅的歷史文化價值，但內心卻否定魯迅現實意義的「口是心非」的學者。

　　「一般讀者型」包括「從魯迅作品中正面吸收精神營養」的讀者和只為增加知識而讀魯迅作品的讀者。後者體會不到魯迅的價值與意義，而前者卻因認識到魯迅作品的價值而由衷喜歡魯迅，或把魯迅作品當作自己所推崇的世界經典，這類讀者的不斷產生正是魯迅作品在韓國長銷不衰的原因之一。

　　韓國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在近百年的歷史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魯迅的影響。考察韓國知識分子受魯迅影響的不同類型，可以說，其一方面反映了魯迅與韓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特殊關係，另一方面又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了「世界各地接受魯迅」的範例。　(作者為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

張釗貽：尼采與魯迅

——新加坡的「尼采與現當代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

　　2012年11月22—23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舉辦了「尼采與現當代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尼采第一次出現在中文的出版物是1902年，也就是說，2012年是尼採的名字進入中國文化圈的110周年。南洋理工大學重視文化傳播交流的研究，以「新絲綢之路」研究為大學的四大支柱之一。「尼采與現當代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之所以得到支持，並非偶然。

　　這次研討會的與會者，分別來自中國、日本、澳洲、斯洛伐克、奧地利及新加坡本地，其中多位是國際知名的「尼採在中國」研究專家和開拓者，更多的是新近取得突破和成果的研究新進。會議規模不大，應邀參加的學者和宣讀論文者共11人。會議分四場，一場「尼采與現當代華文文學」，一場「尼採在中國：翻譯與文學」，兩場專門討論「尼采與魯迅」。由於會議規模不大，宣讀和討論時間充裕，因此大家交流很深入，也很盡興。

　　高利克的《我的〈尼採在中國四十年〉》一文，回顧了他的先驅之作《尼採在中國》發表後的研究發展，以及他推動這項研究的各種努力，其中有學術總結，有親身經歷，有個人感受。高利克近年的研究重點其實已轉移到基督教和《聖經》。這次能夠請到他與會，實是十多年前的學術承諾。對於他，似乎已成了一次總結，一個句號。

　　在「尼采與現當代華文文學」一組中，梅貝爾·李(陳順妍)作為推動「尼採在中國」研究的先驅之一，也是高行健的翻譯和研究專家，她的《高行健對尼採的對立態度》一文是理解高行健及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尼采熱」很重要的文章。高行健的尼采似乎更靠近卡繆的尼采。他對尼採的批判跟高利克的回顧和總結隱約有某種精神聯繫或時代共通性，可能會構成世界「尼采接受史」的新篇章，或最後一章。也許「尼采已死」，也許尼采真該死了。

　　黃懷軍算是尼采與中國文學研究的新進，他的博士論文是《中國現代作家與尼采》(2007年)，後來修訂出版。黃懷軍做博士後期間，仍努力開拓尼采與中國現代作家的研究。他這次會上提交的論文《沈從文與尼采》，是對一個幾乎全新領域的開發，相當紮實。若繼續下去，估計還會有更大的研究成果。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尼采似乎還不會死。

　　兩組關於「魯迅與尼采」的討論，文章最多，成了會議的重點，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魯迅可以說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思想史上與尼采關係最密切的人物，二是魯迅學的發達是其他作家無法相比的，深厚的學術積累容許更深入的學術探討。張夢陽的《從魯迅學史看魯迅與尼采關係研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精神聯繫》，從魯迅研究史的宏觀出發，以獨立自由、天馬行空的大精神橫向連結尼采「超人」與魯迅，縱向連結當代文學作品和學術思想，氣魄很大。李冬木的《留學生周樹人周邊的「尼采」及其周邊》，慎密細緻地揭示圍繞著「魯迅和尼采」的歷史和文化氛圍。比起伊藤虎丸的「個」的偏向哲學的視野和「美的生活」論戰的直接思潮背景，李冬木為我們提供更多具體的信息，如丸善書店、德語在明治日本等，補充了「許多曾經存在於歷史現場，並且實際發生過作用而且會為今天帶來啟示的細節」，對我們進一步了解魯迅所接受的尼采有很大幫助。

　　譚桂林的《尼采影響：魯迅國民信仰建構思想的特徵與深度》和閔抗生的《尼采：魯迅「立人」、「改造國民性」思想資源》要探討的問題有點接近，都是中國國民精神的問題，但重點和角度非常不同。譚桂林首先從尼採在中國的影響出發，歸納出三種類型的人物，提綱挈領，一下子把脈絡理清。李林榮的《魯迅尼採的蹤跡意蘊》針對魯迅的雜文，力圖從魯迅的文本本身梳理出他對尼採的看法。比起20多年前陸耀東和唐達暉的工作，李林榮的梳理自然更進了一步。文章有不少看法很值得研究者深思。我特別欣賞他用《兩地書》原信去解讀《拿來主義》。

　　張釗貽的《「折射」成黑色的「超人」》則是探討尼采對魯迅小說創作的影響。尼采與魯迅文藝創作的比較研究很少，《魯迅：中國「溫和」的尼采》也談得不多，這篇算是一個補充。其中關於無政府主義的討論，本來想避重就輕，偷工減料，不幸在會上被人提起，只好硬著頭皮補上，也算是提供了魯迅的「尼采」的「周邊」的一些信息。自然，更詳盡的信息恐怕還有待李冬木的挖掘，因為又牽涉到一個日本人，而且挖下去肯定不止一個。這「周邊」的問題，隨著大家「視界」的增長和變化，真可以沒完沒了，其樂無窮。

　　這次研討會「尼采與魯迅」部分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能夠請到一位研究《野草》的專家提供一篇關於尼采與《野草》的文章。還有一個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原來設想是尼采與現當代華文文學，但可能是組織者人脈的局限，主要還是現代文學，至於當代則連研究信息也幾近闕如。我在一些國際研討會的交流過程中，偶爾聽到研究者評論中國當代作家作品跟尼採的聯繫，但真正的研究似乎還沒有起步。希望只是我孤陋寡聞。

　　最後一組「尼採的中譯」。在中國，尼採的譯介主要都是由作家來完成，是作為介紹外國文學的部分努力，所以其跟文學界的關係比哲學界的關係要更密切。馮鐵的《重複的〈茶花女〉與侵犯版權：尼采翻譯在中國》和崔峰的《翻譯與政治之間：五六十年代中國譯介尼採的語境》兩個發言配搭很有意思，一微一宏，可謂相得益彰。

　　一個小小規模的國際研討會，能夠就討論的學術議題做出多項突破，作為會議的組織者，實在感到非常難得；作為文集的編者，有機會讀到那麼好的文章，也禁不住要用一句網路常用語：學習了。對於當初的開拓者來說，這次會議也許是個總結，但從與會和賜稿的年青一代學者看來，也許是繼續邁步的新的開端。不光是「魯迅與尼采」，不光是「尼采與華文文學」，不光是「尼採在中國」，實際上是整個「尼采與華語世界」，其實都是值得大寫特寫的題目。尼采不能死。

黃喬生：印度的「魯迅文化周」

　　2012年11月，我率北京魯迅博物館代表團到印度參加了「魯迅文化周」。文化周的活動包括印度中國研究所與印度尼赫魯大學聯合舉辦的「魯迅及其遺產」國際學術研討會。除《魯迅生平展》和國際學術研討會外，「魯迅文化周」還有根據魯迅名著改編的電影賞析、新德里各高校中文系學生自編自演與魯迅及其著作相關的舞台劇、公開講座等活動。

　　我們抽空參觀了離住處不遠的尼赫魯大學圖書館中文書庫，感覺有點遺憾，中文書實在太少。我們當即決定把攜帶的圖書捐給了學校圖書館，又將攜帶的一套《魯迅著作初版本精選集》贈送給印度中國研究中心。但事後想，這也存在問題。他們是英語國家，應當贈給他們有關魯迅研究的英語著作。然而，我們沒有。在隨後舉辦的學術會上，我也向印度學者提出資料來源問題：印度是英語國家，主要是英文資料，中文資料缺少。他們從哪裡獲得參考資料呢？年齡大一點的學者，中文可能不好，又不大熟悉網路，所以獲得資料是有一定困難的。這是他們的回答。這說明了翻譯的重要性。我想起當年魯迅對泰戈爾產生一些誤解，就因為沒有看到作品的翻譯。因此，我在展覽開幕式上的致辭中表達了認真學習印度文化、了解印度有關中國現代文化和魯迅研究的狀況和成果的意願。我說，唐朝的高僧本來是想到西方取經的(A pilgrimage to west)，卻到了南方鄰國印度；清朝的魯迅本來想學習西方文化的，卻到了東鄰日本。這兩個「設遠求近」的例證說明，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東西，無論遠近，都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印度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觀察，對魯迅思想和文化遺產的研究，對當代中國現狀的認識，都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我這次參加「魯迅文化周」活動，特別是聆聽了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各國學者的發言並與他們交流，獲益匪淺。論題很多，新義迭見，我這裡簡單介紹，只能說是「一瞥」。

　　總體上說，學者們更關心的是魯迅研究的研究。這從很多題目中看得出來，如，研究魯迅著作的改編，研究後人對魯迅的評價即所謂「魯迅崇拜」或曰「魯迅神話」等。研討會有一個單元是「魯迅、孔夫子和新社會主義文化」，學者們著重討論當前中國的孔子熱，並與魯迅學進行比較，也有學者指出，現在出現一種將魯迅和孔子彌合起來的傾向。我兩年前發表了一篇關於批林批孔時期中國政治思想領域對魯迅著作的利用的文章，不免就有這樣的傾向。可惜這幾位發表論文的印度學者不懂中文，幾乎很少引用最近幾年中國出現的幾部(篇)有關論著。

　　與會學者對魯迅與現實主義，魯迅與當代中國的關係，中國對文豪魯迅的聖化和崇拜等論題，都有一些新見解。特別是對後一個問題「魯迅崇拜」，有的學者並沒有一味從政治利用的角度加以批判，而是從文學的神聖性角度探討了其中的一些合理成分，這是以前不多見的。

　　在眾多「外國」中，印度是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者之一，為什麼魯迅單單把印度排除在外呢？既然「除了印度」，那麼，印度的書是否也像中國的書一樣，讓人沉靜、勸人出世，而使讀者與「實人生離開」呢？或者，印度的書還有別的問題？魯迅沒有把「除了印度」的原因明確說出來。我的論文追溯了魯迅對印度文化的評價，分析了其中的緣由。　(作者為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研究館員，中國魯迅研究會秘書長)

【韓】金彥河：從「真的人」到「真的愛國者」

——我的魯迅研究的經歷與心得

　　對我來說，魯迅還是一個費解的謎語。其人也是，其文也是。這是一種不幸又是幸運。對於魯迅研究已付出了不少心血，把握依舊不很透徹，這讓我感到憂鬱與挑戰；有的是研究課題，不用再為研究什麼而苦悶，這令我感到欣慰和不滿。

　　魯迅的作品當中，最初給我莫大震撼的是舉世聞名的《狂人日記》。當時我直觀地感覺到，他的偉大與誤解均可能起因於此，不過我無法說明其所以然。到了2001年，我才發表我的一些積累，即《〈狂人日記〉：尋找「父親」》(《魯迅研究月刊》231期)。我想，魯迅基於自己也不是解脫於吃人慾望的「真的人」這一自覺，為了救救「孩子」(中國的未來兼無意識)掙扎一生。

　　在此，不得不提到的是他的另一代表作《阿Q正傳》。《狂人日記》看似難解，實亦不易；我認為《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是姐妹篇。2005年，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和中國的魯迅博物館在瀋陽共同舉辦了魯迅研討會，當時我發表的論文就是《〈阿Q正傳〉：作為一種瘋子的世人形象》。光看別人的吃人慾望的人可能不是真正的戰士，只笑阿Q的瘋子形象的人也不是真正的先覺。可惜，有很多人只知道批判別人是吃人慾望的「狂人」和被權力意志滑稽地驅使的「阿Q」，很少有人能看透「狂人」的致命弱點和「阿Q」的革命動力。如此看來，無論是戰士還是世人，人的命運都不免是一把雙刃劍。人的偉大與卑劣總是糾纏在一起的。

　　魯迅對「真的人」、真的革命家、真的戰士的不斷追求貫穿了《狂人日記》以及他的一生。阻礙這些目標的，不管是人還是鬼，他都無情地加以抨擊和蹂躪；有助於實現這些目標的，無論是一草一石，他都無限地加以珍惜和撫養。不過這樣的一切奮鬥和掙扎往往無法得到適當的承認和理解。我認為魯迅的孤獨是命中注定的，因為他的目標太高，他的洞見太深。我開始關注《野草》的一些散文詩，如《墓碣文》《這樣的戰士》和《影的告別》。顯現於這些詩篇的恰似瘋狂領域極端陌生的思想深度及藝術想像，是《野草》具備令人難解又震撼人心力量的根本原因。對於《野草》的難解和震撼力的根源，我從詩人(魯迅)與世人(讀者)的極端對立以及因而造成的荒誕美學的角度進行考察。2005年，魯迅博物館編輯和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韓國魯迅研究論文集》里也有我的論文說明這種看法，題目為《魯迅〈野草〉的詩世界：極端對立與荒誕美學》。在這篇論文里，我如此論述：「反諷性作品中說話人『我』，接觸了墓主的內心世界，驚訝於其致命又可怕的『毒氣和鬼氣』撒腿就跑。可與他不同，我們被這些瘋狂的真理和荒誕美學迷住，永無休止地看了又看《狂人日記》和《野草》。」

　　魯迅極度厭惡連自己的兒子都想吃的「吃人的人」、比暴君更暴虐的「暴君的臣民」和「其中無物」的「一件外套」，以及諸如此類的世人可悲又可恨的存在方式；魯迅堅決執著於不吃人的「真的人」、「看透了造化的把戲」的「叛逆的猛士」、在「無物之陣」中不斷舉起投槍而跟「無物之物」作對的「這樣的戰士」和諸如此類的戰士可怕又荒誕的鬥爭方式。有的時候，我非常憂慮於自己是否屬於魯迅極度厭惡的這些人的範疇，有的時候，我又焦慮於自己能否執著於魯迅固執的生存方式，這樣看來，我的魯迅情結可能是萬難克服的。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大痛苦，又是一種大歡喜。

　　最近幾年，我比較關注與魯迅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地位相當的韓國文化巨人丹齋申采浩(1880-1936)的思想與文學。丹齋與魯迅這兩位文化巨人分別代表著現代轉型期的韓中兩國思想啟蒙與愛國獨立運動，即韓國的三一運動與中國的五四運動。不僅如此，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潛力還未被充分認識，依然富有極高的研究價值。2009年，在北京大學舉辦的五四運動90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發表了《丹齋與魯迅的思想比較：韓國三一與中國五四的代表思想》，集中討論作為「中國民族魂」的魯迅與作為「青邱的正氣」的丹齋所具有的相同性和不同性。他們同樣是為了開拓各自民族的生存血路而奮鬥一生的文化巨人，但由於國情和個性的不同，他們的思想的重點和現代化策略不免各不相同。今年6月，在韓國舉辦的國際魯迅論壇上，我有幸發表了關於丹齋與魯迅的比較研究論文，其題目為《魯迅的〈狂人日記〉與丹齋的〈夢天〉比較研究：以作者精神再生為中心》。魯迅與丹齋他們各自的身世和作品在社會上的遭遇迥然不同，但同是經歷了一種精神再生過程。我認為，他們所產生的最後覺悟分別是自己也不是「真的人」和「真的愛國者」，但這些覺悟的共同性確是耐人尋味的。他們都遠遠超過了廢除封建社會並建立現代社會這一時代轉型使命，因為他們的目標決不停留於單純的現代社會和獨立民族國家。他們的目標的確高遠，他們的觀點的確深邃。因此，我註定將無法從魯迅與丹齋情結中得到解脫。　(作者為韓國釜山市東西大學漢語系教授、孔子學院院長，中國北京大學文學博士)

【英】王維群：魯迅在英國的近期傳播

　　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之後，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社會各界加速了對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的研究，海外「新漢學」蓬勃興起。英國對整個中國文學的介紹和研究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很大的重視和發展，而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和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魯迅的形象與知識傳播在英國的這新一輪的「中國熱」中得到拓展與加速。

　　英國學術界在魯迅譯介的近期發展的主要標誌是2009年英國企鵝出版社經典文學部出版的藍詩玲(JuliaLovell又譯作朱麗葉·洛維爾)重譯的魯迅小說全集。在這本叫《阿Q正傳及其它故事：魯迅小說全集》(TheRealStoryofAh-QandOtherTalesofChina:TheComleteFictionofLuXun)的書中，除了前言等共416頁的內容，書中完整翻譯了魯迅的《吶喊》《彷徨》和《故事新編》3本小說集。藍詩玲畢業於劍橋大學，現為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分校歷史和考古系的高級講師，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文學和歷史都很有研究，她此前也翻譯了張愛玲等其他中國現當代作家的作品，也曾經寫過一些對文體和諷喻等文學修飾手法的文章。企鵝出版社是英國文學的權威出版社，其出版品是真正針對英美大眾廣泛讀者群的。這次對魯迅的譯介，是英國21世紀高水平的英語母語者將魯迅向廣大英國知識界及普通大眾的再次介紹。藍詩玲譯本填補了這樣一個空白：即這是一個由英國本土高級知識分子以地道的英式英語譯魯迅的當代高質量譯本。她借鑒了前人的成果，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和當代風格。藍詩玲的魯迅小說全集譯本出來以後，英國境內中國研究界的各位同仁的高度評價了該書，認為它是一本及時、高質量的關於中國研究的藏書。英國文學權威出版社企鵝出版社這次出版重譯魯迅的小說全集一事，充分說明了魯迅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

　　魯迅研究在英國學術界繼續受到關注，如劍橋大學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蘇文瑜博士(DrSusanDaruvala)目前正準備用康德美學去分析李長之對魯迅的批判。她目前正指導的一個學生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魯迅與20年代的中國文壇》。在英國的大學，魯迅的傳播也有所發展，有很多大學中文系或者中國學研究機構，所授課程中以不同方式、不同分量涉及到魯迅及其作品。在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十多個英國頂尖大學的課堂里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魯迅。總體而言，英國大學裡凡是提到中國五四運動那個時代的課程基本上都會提到魯迅。魯迅是文學家、翻譯家、革命家、思想家，他的多面角色，決定了他在這些方面的課程中被提及、學習和研究。因為魯迅的作品是中國作家中被最好的和最全面的翻譯成英文的，魯迅在英國是能夠被最廣泛和最方便獲得其作品的中國作家，所以無論是歷史、文學、哲學還是文化課，只要涉及五四時期，都會學習魯迅的作品或者把他作為參考閱讀的內容。漢語課著重學習語言和文字；文學課著重分析魯迅的寫作和風格；歷史課和社會學課把魯迅的小說當作歷史文獻資料讀，因為魯迅的現實主義寫法，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期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人們的面貌；哲學課讀魯迅，試圖探討出魯迅那一代人承上啟下的哲學思考；語言課學魯迅，著重看魯迅的語言文字及研究白話文——現代漢語的開端。在英國大學中，有些翻譯課上也有魯迅的翻譯理論和材料的出現。

　　此外，魯迅的形象和影響還表現在一些社會文化活動方面。如在大英博物館曾舉辦出售其木刻等民間文化活動，倫敦大學政經學院(LSE)在它的一個與北大聯合辦學的課程介紹主頁上放了一張當年肖伯納訪問中國時與魯迅及蔡元培的那張合影照，用以說明倫敦大學政經學院與北大和中國之間關係的源遠流長。魯迅的傳播還表現在英國的主要書店Amazon，Waterstone，WHSmith及其網站上均出售魯迅著作及有關魯迅研究的著作，中英文的都有。除此之外，在英國還可以購買到外語出版社(外研社)出版的魯迅中英文作品。魯迅在BBC等英國網路和媒體上廣泛存在。魯迅的名字出現在BBC及英國報紙等網頁上的關於文化、文學、經濟、政治、英語學習和介紹中國等各方面的文章。這些文章中對魯迅的地位介紹或評價都極高。

　　總結一下在英國媒體中的魯迅形象，大致被描述為以下的情形：1.魯迅是狄更斯和喬伊斯的合體，是中國現代主義的奠基作家之一。2.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之父。3.魯迅是五四時期最多產和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被公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評論通常是負面的但卻是現實的，並且是殘酷的、中肯的。儘管這樣，他卻從來不是賣國賊，而是憂國憂民的愛國者。魯迅揭露了中國人愛面子的痼疾，那種沒有取得什麼成就卻依舊對過去驕傲，對強權不加思索的承受。4.魯迅是偉大的小說家。魯迅的作品已經深入媒體人的心，經濟領域的人也在引用魯迅創作的鐵屋子等文學形象。5.魯迅是短篇小說家、散文家、有影響力的批評家，魯迅在民眾中的形象，他是個共產主義者，跟斯大林很相像。6.魯迅就是中國作家的代表。魯迅代表了中國。在英國媒體眼中，魯迅之於中國，就如托爾斯泰之於俄國、巴爾扎克之於法國、保羅·科埃略之於巴西等，魯迅是中國最著名的代表性的現代作家。7.魯迅是中國最反叛和最有才的作家和文學家。他的作品《狂人日記》《阿Q正傳》《孔乙己》和《葯》等成為種子一樣的能發芽生根的作品。

　　總之，在21世紀的英國，魯迅傳播趨勢正隨著中國的崛起而在學術圈裡普及，並由純學術殿堂逐漸走向民間。　(作者為英國諾丁漢大學講師、博士)

【越南】阮氏明商：越南魯迅研究——歷史與現狀

　　偉大的中國作家、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已經從中國大地走出來，成為了受人尊崇的、世界性的大文豪。在越南，魯迅也被視為一位最傑出的中國作家，受到越南讀者的熱烈歡迎。迄今，魯迅的全部作品都被翻譯成了越南語；同時也有許多規模不同的越南研究者從事對魯迅的研究項目。

　　偏重於社會性、階級性的研究階段

　　1945年越南革命成功之前，魯迅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由鄧台梅撰寫的《魯迅 ——身世與文藝》。在此著中，鄧台梅廣泛地介紹了魯迅的生平、作品與風格特點，指出魯迅是一位人道主義者，其文風尖銳、刻薄、冷淡，但其在文章裡面隱藏著一股熱血的情感。可以說，《魯迅——身世與文藝》在越南是第一篇關於魯迅的專論。鄧台梅是第一位給越南的魯迅研究事業奠定基礎的學者。從總體上可以看清，鄧台梅已經採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來研究魯迅。

　　1945年之後，從「八月革命」成功到1986年越南走向改革開放事業之前的這段時期，由於時代的需要，在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的強烈影響之下，在越南，這個階段的魯迅研究偏重於挖掘其作品中的階級性、反帝反封建的戰鬥精神。當時，對越南來說，越是傳播魯迅作品中的戰鬥性、批判性越是有助於培養越南人民的戰鬥精神。越南研究者研究魯迅的主要目的是指出魯迅作品是服務革命的一種精神武器，注重於魯迅作品的社會功能、鬥爭價值。文波學者的《讀〈故事新編〉》(《文學雜誌》1961.4)，胡玉學者的《讀〈吶喊〉》(《文學雜誌》1961.9)，黎春武的著作《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1958年，文化出版社)，阮伍的《阿Q正傳的典型意義》(《文學雜誌》1964.10)，芳榴的《魯迅——文學理論家》(1977年，大學與專業中學出版社)等都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的代表研究。

　　總之，從1945年8月以後到1986年越南走進改革開放之前的階段，在魯迅研究方面也獲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這個時期，文學研究脫離文學本質很遠，忽視了文學的審美本質和藝術性，有的甚至陷入庸俗社會學的錯誤。

　　偏重於本體論的魯迅研究的階段

　　1986年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文化政策的開放，越南文學理論進行了第一次偉大轉型，向文藝學語言論、本體論轉變。它打破了長期越南文學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以改革開放的姿態，改變了整個文學理論的思維方向。在新背景之下，魯迅的研究也轉變了研究方向。

　　改革開放之後的魯迅研究者用新的外來文學理論發掘其作品的形式審美。在陳庭史教授提倡的文學本體論的影響下，魯迅研究也開始發生轉變。這個時期，越南的魯迅研究跟中國的魯迅學是同一的，都號召「回到魯迅本身」，而不是以魯迅的作品來闡釋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因此，越南1986年改革開放之後出現了接近魯迅作品的新鮮傾向，特別是注重小說的藝術方面，如小說結構、敘事藝術、人物塑造藝術、藝術空時間等。

　　本體論研究的代表成果有《魯迅小說的內在價值》(黎輝焦的博士論文，1988)，《魯迅小說中的人物》(陳黎花箏的博士論文，2006年)，《魯迅敘述藝術——讀〈吶喊〉與〈彷徨〉》(阮氏梅政的博士論文，2008年)，梁維恕的《魯迅小說中的陳述人物的形象》(2011年《文學雜誌》第10期)等。

　　總之，本體論的魯迅研究主要關注作品本身的審美價值。它彌補了前階段偏重社會性、階級性研究的不足，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魯迅與越南的比較文學研究

　　除了上述兩種研究傾向，還有一部分研究者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來研究魯迅著作。可以提到的代表性專著有陳黎寶的《維克多·雨果與魯迅作品中的窮困者》(《文學雜誌》2002年第6期)，陳黎花箏的《從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到魯迅的〈傷逝〉》與《重看一些西方思想對魯迅的影響》等。不僅將魯迅與世界作家相比，越南研究者還將魯迅與越南現實批判主義優秀作家南高相比。魯迅與南高之間的偶然相同已經成為諸多學者的研究題材。代表性研究是范秀珠的《志飄與阿Q的一些比較》(《文學雜誌》1992年第1期)。但是從比較角度研究魯迅與南高，只能採用平行比較方法，因為迄今，越南研究界還沒找到南高受到魯迅作品影響的證據。

　　結 語

　　從總體上看，越南對魯迅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研究，從身世、人格、文學事業到藝術觀點、思想、藝術手法。可以說，越南魯迅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成就。從歷史角度來看，每個階段的魯迅研究的差別都反映了越南文學研究的變動。雖然得到一定的成果，但是越南魯迅研究的選題還不豐富，重複性較高，有時候還陷入單純作品欣賞。為了繼續發展越南的魯迅研究，越南文學研究界要了解世界與中國目前的魯迅研究現狀，然後根據越南的國情、越南文學的特性、越南讀者的接受情況來研究魯迅。(作者為越南河內國家師範大學語言與文學系講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生)

【日】秋吉收：魯迅及其文學共通的指引力量

　　與周作人的回想「(豫才)對於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1936年《關於魯迅之二》)所闡述的不同，實際上魯迅和日本現代文學有著很深刻的關係。我最近的拙稿《魯迅和佐藤春夫—以散文詩集〈野草〉為中心》(2013年，《東方學126輯》)著眼於大木雄三(日本作家，1895-1963)的短篇《大地的呻吟》(刊載於1919年11月《中央文學》)，它的開頭和結尾如下：

　　原來是一個夢。此前一直為那緊張透頂的事情而拚命掙扎的自己，原來是一個夢。那竟然是一個夢，我總覺得實在太可惜了。其實，現在的我完全有可能遇見那樣的情境，這個夢未免有些過於真實。——於是乎，我感到腦袋周圍格外難受，想用手拂開——我的意識從這時開始漸漸蘇醒過來。原來是被襟從頭上重重地、沉沉地滑落到臉上去了。

　　這篇文章以夢為依託，從個人的感受寫起，和魯迅《野草》中的《頹敗線的顫動》(1925年7月13日《語絲》35期)的寫法十分相似。

　　我夢見自己在做夢。自身不知所在，眼前卻有一間在深夜中緊閉的小屋的內部，但也看見屋上瓦松的茂密的森林。……我夢魘了，自己卻知道是因為將手擱在胸脯上了的緣故；我夢中還用盡平生之力，要將這十分沉重的手移開。

　　開頭「夢」的雙關意思，和其醒來方式的奇異，一直以來大家都認為這些是魯迅《野草》的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還有一點讓人感興趣的是，與大木雄三的《大地的呻吟》一同刊載於該期《中央文學》的還有佐藤春夫的《我之窗》，其中的描寫和《野草》中的《墓碣文》《一覺》等文章的描寫十分相似，由此可見，魯迅在執筆《野草》之際翻閱了日本的這一雜誌的可能性很大。佐藤春夫1932年最初在日本主要的文藝雜誌上翻譯介紹魯迅作品(《故鄉》)，1935年負責由最有影響力的岩波文庫出版《魯迅選集》等，為日本的魯迅研究奠定了基礎。拙稿通過考察歷來研究中未曾涉及的魯迅和佐藤春夫的深層關係，揭示二人在文學上接觸的奧秘。

　　到目前為止，有關魯迅的研究我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其一，魯迅活躍當時中國文壇對魯迅文學，特別是對《野草》形成的影響。其二，魯迅批中國現代文學與台灣現代文學的關係。其三，海外文學，尤其是日本現代文學與魯迅文學、特別是與《野草》的關係。最近，我主要以日本現代文學和《野草》的關係為中心進行研究。

　　1902～1911年對魯迅來說是複雜、多感的幾年。這期間他留學日本，他文學的形成也源於此。拙稿《魯迅〈野草〉之芥川龍之介》(2000年，《日本中國學會報》52集)以《現代日本小說集》(佐藤春夫的作品也收錄其中)所收錄的芥川龍之介的作品是散文詩集《野草》的直接創作來源這一事實的發現為線索，嘗試探索了魯迅的《野草》觀、詩精神。隨著研究的進展，我漸漸地感覺到日本(文學)對魯迅文學的影響比預想的更加深刻。《芥川龍之介全集》共有24卷(1998年，岩波書店版)《佐藤春夫全集》共有38卷(1998-2001年，京都

臨川書店)，如此之多，如果要進行翻閱、比較跟魯迅有關的所有的日本文學，這對於日本以外的研究者大概是不易的。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留給日本研究者的空間可能還不小呢。有關魯迅和日本文學的關係，筆者還發表過《魯迅的〈野草〉和與謝野晶子的〈野草〉——圍繞〈晨報副刊〉刊登的詩》等約20篇論文。另外，還有探討西方文學和魯迅的關係的(1995年，《魯迅和屠格涅夫》、2009年《從魯迅〈野草〉看泰戈爾、徐志摩的影響》等)，魯迅和台灣現代文學的關係(2007年，《賴和與徐玉諾——「台灣的魯迅」與大陸新文學的關係》等)，以及其他研究。此外，筆者也從事魯迅的周邊事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重要作品、相關資料的翻譯介紹等工作。

　　我最初立志於魯迅研究是因為在九州大學中文系畢業時的論文是有關清末小說的研究，在那期間我仔細閱讀了《中國小說史略》。1998年在縣立高知女子大學任教時，我得到了向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丸尾常喜教授(1937-2008年，主要著作：《魯迅〈人〉與〈鬼〉的糾葛》學習討教的機會，受到丸尾先生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啟發，決定縝密詳盡地研究《野草》。同時期我也受到了丸山升教授、藤井省三教授的直接指導。

　　日本的魯迅研究經歷了世代交替，面臨著學術多樣化下呈現的各種狀況，也受到政治上的中日關係複雜性的影響。但是，我希望通過繼承竹內好、武田泰淳、丸山升等前輩對日本軍國主義和對亞洲侵略的深刻認識、反省，使得對魯迅的研究更加深刻，也希望通過這些研究使我們重新認識到魯迅及其文學。因為魯迅無論對哪個年代的人，都有共通的指引力量。　(作者秋吉收為日本九州大學文學博士、語言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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