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Adam Smith）：經濟學鼻祖

亞當·斯密（Adam Smith）：經濟學鼻祖

　　出生：１７２３年６月16日（蘇格蘭　蘇格蘭伐夫郡可可卡地）

　　逝世：１７９０年７月１７日（蘇格蘭 蘇格蘭愛丁堡）

亞當斯密駁斥了舊的重商主義學說。這種學說片面強調國家貯備大量金幣的重要性。他否決了重農主義者的土地是價值的主要來源的觀點，提出了勞動的基本重要性。亞當·斯密（分工理論）重點強調勞動分工會引起生產的大量增長，抨擊了阻礙工業發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斷的政治限制。

《國富論》的中心思想是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自動傾向於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例如，如果某種需要的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生產商獲得較高的利潤，由於利潤高，其他生產商也想要生產這種產品。生產增加的結果會緩和原來的供應短缺，而且隨著各個生產商之間的競爭，供應增長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到「自然價格」即其生產成本。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通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隻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國富論》，第四卷第二章）

　　一、分工理論

　　亞當斯密認為，分工的起源是由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異，那是起因於人類獨有的交換與易貨傾向，交換及易貨系屬私利行為，其利益決定於分工，假定個人樂於專業化及提高生產力，經由剩餘產品之交換行為，促使個人增加財富，此等過程將擴大社會生產，促進社會繁榮，並達私利與公益之調和。

　　他列舉制針業來說明。「如果他們各自獨立工作，不專習一種特殊業務，那麼他們不論是誰，絕對不能一日製造二十枚針，說不定一天連一枚也製造不出來。他們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適當分工合作而製成的數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連這數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製造不出來。」

　　分工促進勞動生產力的原因有三：第一，勞動者的技巧因專業而日進；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需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第三，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發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礎上方才可能。

　　二、貨幣理論

　　貨幣的首要功能是流通手段，持有人持有貨幣是為了購買其它物品。當物物交換髮展到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後，商品的價值就用貨幣來衡量。這時，便產生了貨幣的另一功能－價值尺度。亞當斯密也談到貨幣的儲藏功能、支付功能。但是，他特彆強調貨幣的流通功能。

　　三、價值論

　　提及價值問題，亞當斯密指出，價值涵蓋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前者表示特定財貨之效用，後者表示擁有此一財貨取另一財貨的購買力。進一步指出，具有最大使用價值之財貨，往往不具交換價值，水及鑽石是其著名的例子。不過水與鑽石價值之比較是百年之後邊際效用學派才圓滿解決此一問題。

　　四、分配理論

　　亞當斯密的分配論，是即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及土地地租自然率之決定理論。

　　亞當斯密指出，儘管僱主擁有抑低工資的力量，工資仍有其最低水平，此一最低水平是勞動者必須能夠維持基本生活，假定社會工人需求增加或工資基金提高，工資將高於最低水平。就另一角度言之，一國國富、資本或所得增加，將促使工資上漲，工資上漲則促進人口增加。

　　資本利潤之高低如同勞動工資，決定於社會財富之增減，資本增加固可促使工資上漲，卻使利潤為之下降。亞當斯密指出，假定商人投資同一事業，因為彼此相互競爭，自然致使利潤率降低。

　　地租系指對土地使用所支付的價格。亞當斯密認為，地租高低與土地肥沃程度及市場遠近有關。

　　五、資本積累理論

　　資本累積是大量進行分工必備的另一要素。分工的擴張與生產效率的提高跟資本的總額成正比。資本的累積必須在分工之前進行，因為分工需要使用許多特殊的設備與機械料，在在都需要以資本來購取。分工愈細，工具的需要愈多，資本愈顯得重要。透過分工過程，可增加勞動生產量，提高國民所得，增強國民儲蓄意願與能力。

　　六、賦稅理論

　　亞當斯密提出四大賦稅原則，即公平、確定、便利、經濟。

　　公平：一國國民應儘可能按其能力以支持政府，亦即國民應按其在政府保護下所享有的利得比例納稅。

　　確定：各國民應當繳納的稅捐，須確定並不得隨意變更，繳納時期、繳納方法、應付稅額，都應對納稅人清楚宣示。

　　便利：一切稅捐，都應在最適合於納稅人的時間與方法收之。

　　經濟：每一稅捐都應善加設計，務使公民繳付國庫以外，在他的財力上受到最少可能的激動。

國富論中的哲學基礎說明要獲得協助，不能只依賴他人的同情心或利他主義，還要靠激起他人的利己心來實現。「請給我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換言之，在經濟生活中，一切行為的原動力主要是利己心而不是同情心或利他主義。

《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不僅是亞當斯密進行交替創作、修訂再版的兩部著作，而且是其整個寫作計劃和學術思想體系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道德情操論》所闡述的主要是倫理道德問題，《國富論》所闡述的主要是經濟發展問題，從現在的觀點看來，這是兩門不同的學科，前者屬於倫理學，後者屬於經濟學。亞當斯密把《國富論》看做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論》論述的思想的繼續發揮。《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這兩部著作，在論述的語氣、論及範圍的寬窄、細目的制定和著重點上雖有不同，如對利己主義行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論》寄重託於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於競爭機制；但對自利行為得動機的論述，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論》中，亞當斯密室把「同情」作為判斷核心的，而其作為行為的動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正是因為同情心靠不住，人類才需要市場經濟的協助。斯密在同一段緊接著說：「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於他，並告訴他們，給他作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做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忙，大部分是依照這個方法取得的。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I.2.2, WN）。」

這就是斯密的「道德觀」和「市場觀」的交匯處，是他給「個人生活」和「社會組織」畫的分界線，也是他在考察了人類同情心本性後對市場體系大加讚賞的轉折點。從《道德情操論》到《國富論》，斯密始終堅持「自私」的主線。他只不過是先在《道德情操論》中考察「同情心生效」的私人領域，然後在《國富論》中考察「同情心失效」的公共領域，由此分析人類在這兩大領域追求幸福的不同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