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梁思成心中的大北京

來自李涵說歷史

在梁思成心中，曾規划了一座理想城池——「大北京」：擁有三個各具功能、相輔相成的中心城區。但最終，北京舊城幾乎被拆毀殆盡。「五十年後，會有人後悔的。」 梁思成悲傷的預言不幸全部實現。北京重蹈世界很多大城市的復輒，交通和污染成為最令市民頭痛的問題。梁思成不但沒能保住古城，自己也付出了沉重代價，遭到批判，抑鬱而終，帶著永遠不能癒合的創傷和無法解開的困惑。

那麼，二戰後期，日本京都和奈良兩座古城究竟是如何得以免遭戰火蹂躪的？北平解放前夕，梁氏夫婦為何選擇留在大陸？為了保護北京古城，梁思成遭遇了哪些非議和磨難？本期節目，李涵為您講述：夢碎古都——梁思成心中的理想城（下）

1944年夏秋之交，二戰局勢逆轉，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決定配合中國軍隊對中國淪陷區和日本本土實施戰略性轟炸。為保障各戰區文化遺產免於戰火，國民政府專門成立了中國戰地文物保護委員會，配合盟軍對地面文物實施保護。當時流亡到四川的古建築學家梁思成被徵召至重慶，以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負責編製一套淪陷區文物目錄，包括寺廟、古塔、陵園、考古遺址、博物館等一切重要人類文化遺產。與梁思成同時來到重慶的，還有其助手羅哲文。

二人到達重慶後，先把文物目錄一條條編好，然後在軍用地圖上仔細標出其準確位置。目錄由中英兩種文字編成，並附有照片，隨後被印成若干份，發給各戰區指揮官和盟軍飛行員以供參考，防止炮火和炸彈毀掉這些人類瑰寶。

據梁思成的美國好友、時為美國駐重慶新聞處的官員說，梁思成編製的文物目錄，「有一份還傳到了周恩來手上，這顯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就在梁思成編製淪陷區目錄的同時，盟軍司令部通過中方代表請梁思成也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成表，並在地圖上標出位置，以便在轟炸中留意並儘可能地予以保護。梁思成與羅哲文工作了一個多月才完成任務，在送交地圖時，梁思成通過中方代表明確表示：如果對日本本土毀滅性轟炸不可避免，其他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炸，因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於這兩座古城之中……京都、奈良的古建築與文化是世界人類文化遺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須在轟炸中特別注意，並予以保護。

當時，這項工作是在不為外人所知的情況下秘密進行的，按照「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這一鐵打的保密規矩，梁思成與助手羅哲文完成任務後，又埋頭於保護其他文化、文物事宜的策劃之中去了，對自己的建議究竟落實得如何，沒有再過問，也不便過問。而由於盟軍遇到日本本土日軍的頑強抵抗，不得不擴大空中轟炸的力度，日本四島上幾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軍炸得滿目瘡痍，著名的東京大轟炸也愈演愈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與火交織的漩渦中。

在接近戰爭尾聲的三天之內，美國轟炸機向東京投放了2000噸炸彈，以致大火燒了三天三夜，死亡2萬人，焚燒房屋27萬幢，90萬人無家可歸。同時，名古屋、大阪也遭到猛烈轟炸，與東京規模一樣，也是2000噸炸彈，整個城市變成一片火海。

在飛機轟鳴、彈片呼嘯的大混亂中，幾乎所有日本人都認定，像東京、大阪這樣世界矚目的城市都成了廢墟，那麼，古老的京都、奈良也必然面臨毀滅之災。因此，精明的日本人準備模仿中國轉移古物的方式，把兩座古城中大量的珍貴文物遷移到遠處深山秘藏，對極具價值的歷史遺迹，特別是地面建築則全部拆除搬遷，待戰後再按原形恢復。但由於建築古迹極多、工程浩大，加之人心惶惶，拆遷工程進展緩慢。

然而，讓日本人沒有料到的是，在盟軍鋪天蓋地的轟炸中，唯獨奈良、京都這兩座古城奇蹟般地始終沒有遭到真正意義上的空襲。待日本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著名的京都御所整個木構長廊全部拆遷之後，戰爭已宣告結束，遍佈於兩城內的宮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築全部得以倖免。

很多年過去了，因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這段往事，沒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與這位中國建築學史家聯繫在一起。當年隨梁思成一起進駐重慶的助手羅哲文也漸漸淡忘了自己為此揮汗繪圖的情景。

1986年，羅哲文應邀到奈良參加「城市建設中如何保護好文物古迹」國際學術研討會，其間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學術部主任管谷相遇。管谷得知羅哲文早年出於梁思成門下，而且1944年前後正跟梁思成在一起，便熱情地向他講述了二戰中的一些逸聞趣事。

管谷說：「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軍在日本本土進行轟炸時，古建築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於難，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極大關係。」羅哲文頓時來了興趣。管谷接著說：「據到日本訪問的北京大學考古系某教授透露，梁思成於1947年到北大講過課，在講到文物古迹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時，曾舉過抗戰時期的例子——為保護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軍建議不要轟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類文化遺產……」管谷這樣說其實是想從羅哲文口中進一步了解事情的經過。

羅哲文聽罷，立即回憶起自己和導師梁思成在重慶的情景。當年，羅哲文和梁思成住在重慶的一座小樓里，梁思成每天都拿一捆圖紙給羅哲文，讓他按自己用鉛筆繪出的符號，用圓規和三角板以繪圖墨水正規描繪。羅哲文說：「我雖然沒有詳細研究內容，但大體知道是日本佔領區的圖，標的是古城古鎮和古建築文物的位置……其中有兩地就是京都和奈良。」

經過羅哲文與管谷的共同分析推斷，認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裡生活了很長時間，對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對兩地文物古迹懷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貫主張「古建築和文物是人類共有的財富，人類有共同保護的責任」，當時所標、繪的地圖既關乎文物古迹，又涉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護的建議順理成章，這和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

真相終於在湮沒42年後大白於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對梁思成的人品、學識都報以敬佩之情，日本媒體紛紛撰文報道，稱梁思成為「古都的恩人」。此時離梁思成去世已14年。

羅哲文

1946年7月，梁家終於結束逃亡生涯，回到北平，梁思成夫婦著手創立清華大學建築系。1947年底，第二次赴美講學、深造的梁思成決定回國，很多朋友勸他不要回去，他們認為國共逐鹿中原，而中共勝勢已定。梁思成只說了一句話：「共產黨也要造房子。」

抗戰時期梁思成選擇留在後方，1949年，他選擇留在北平。這不是一個偶然的決定，一方面，梁思成熱愛古建築，他說過，別人的寶貝在家裡，我的寶貝在全國各地。他當然要留在大陸，尤其是要守在古建築寶庫北平。另一方面，1948年的一次經歷深深打動了梁思成，使他對新政權抱有極大好感。

北平解放前夕，解放軍兵臨城下。一天晚上，梁氏夫婦的老朋友、民主人士張奚若帶著兩個解放軍來到梁家，解放軍代表攤開一張軍用地圖，請梁思成在地圖上標出重要的古建築，划出禁止炮擊的地方，並表示：「請您放心，為了保護我們民族的文物古迹，就是流血犧牲也在所不惜。」這次解放軍派人秘密潛入清華園，正是來自之前傳到周恩來手裡的那份淪陷區古建編製目錄的啟示。

不能小看這一次到訪給梁思成帶來的震撼。十幾年來，他每發現一座有價值的古建築，就會向當地政府提出書面報告希望給予保護，但都石沉大海，如今解放軍卻自己找上門來，請教如何保護古建築。這些經歷和感受促使梁思成夫婦毫不猶豫地做出決定：留下，為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服務。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蘇聯城市規劃專家也在邀請之列，在城樓上提出應開始對北京城進行改造，周恩來也在城樓上向梁思成提出改建天安門廣場的設想。

梁思成隱隱感到了這個城市即將發生的變化，他立即和英國歸來的年輕建築師陳占祥一起做了一個城市規劃方案，即著名的「梁陳方案」，建議設三個城區各司其職：舊城保存為文化中心，渾然天成的博物館；西郊另建行政中心，樹立新中國形象；其南側建商務中心，展現現代都市風采。

梁思成在晚年回憶道：「當我聽說毛主席指示要『將消費的城市改變成生產的城市』，還說『從天安門上望出去，要看到到處都是煙囪』時，思想上抵觸情緒極重。我想，那麼大一個中國，為什麼一定要在北京這一點點城框框里搞工業呢？」「北京應該是像華盛頓那樣環境幽靜、風景優美的純粹的行政中心，尤其應該保持它由歷史形成的在城市規劃和建築風格上的氣氛。」

梁思成堅決反對蘇聯專家改造舊城建新城的建議，他說：「因為行政區設在城中，政府幹部住宅所需面積甚大，勢必不能在城內解決，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區同辦公地點的距離便大到不合實際。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萬至十五萬人在政府辦公地點與郊外住宿區間的往返賓士，產生大量用交通工具運輸他們的問題。且城內已繁榮的商業地區，如東單、王府井大街等又將更加繁榮，造成不平衡的發展，街上經常的人口車輛都要過度擁擠，且發生大量停車困難。到了北京主要幹道不足用時，惟一補救辦法就要想到地道車一類的工程。這不是經濟，而是耗費的計劃。」

50年後的事實證明，梁思成的判斷驚人的準確。但在當時，他的方案受到嚴厲批判，被指責為與蘇聯專家「分庭抗禮」，設計新行政中心是「企圖否定」天安門作為全國人民嚮往的政治中心。

在舊城建行政中心，拆除「礙事」的城牆就幾乎成為必然。為了保護城牆，梁思成不斷上書，向領導人請求，與「拆牆派」辯論。

「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一類的灌木，或鋪些草地，種植草花，再安放些園椅。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的納涼游息。秋高氣爽的時節，登高遠眺，俯視全城，西北蒼蒼的西山，東南無際的平原，居住於城市的人民可以這樣接近大自然，胸襟壯闊??」梁思成用充滿詩意的語言寫下「環城立體公園」的方案，飽含感情。

當時，一位北京副市長力主拆城牆，性情溫和的梁思成與他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據當年在國務院工作的方驥回憶，「記得有一次，那位副市長竟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先生當場痛哭失聲。」

拆歷代帝王廟的牌樓時，由於梁思成的堅持，周恩來不得不親自出面找他做工作。兩人懇談了幾乎兩個小時，梁思成極動感情地描述了帝王廟牌樓在夕陽斜照，漸落西山時的美麗景象。周恩來則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作答。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回憶道：「拆歷代帝王廟的牌樓，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幾天。」

毛澤東給梁思成的表現定了這樣的調子：「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批判接踵而至，但對於梁思成來說，最大的打擊是林徽因的去世。

林徽因為保護古城用盡了自己生命的最後精力。1954年，她已經病的很重，拖著顫巍巍的身子去找有關領導辯論。1955年4月1日凌晨，林徽因在昏迷中離開人世，梁思成握著她的手放聲痛哭，喃喃自語：「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

1956年，隨著城市建設的展開，一些單位開始從城牆上拆取建築材料。同年7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登署名汗夫的《拆除和興建》一文，對梁思成等作了不點名批評：「去年，東西四牌樓拆除的時候，聽說有人心疼得一夜睡不著覺??」

1957年3月，梁思成在北京市人民委員會議上發言說：「聽說有關方面在修築道路中要拆東直門城樓，我看要好好考慮，這個城樓是現在北京留下來唯一的明朝楠木建築物。1934年，袁良任北京市長的時候，有一個日本木匠見到是古代楠木建築，願意補貼兩萬元進行維修。人們不要把這些東西只當作古董看待，它們在城市中起著裝飾的作用。」這番話的後果可想而知，東直門城樓沒有保住，梁思成在緊接著的反右、思想改造運動中違心的做檢查。

1966年，梁思成被「文革」風暴打倒。一張大字報給這位「反動學術權威」畫了一幅漫畫——脖子上掛著北京城牆，下書他的那句讚歎：「我們北京的城牆，更應稱為一串光彩耀目的瓔珞了。」

風暴中，梁思成的工作停了，工資停發，全家老少被趕到清華大學北院一間沒有水暖的小平房中生活，梁思成多年以來收藏的藝術珍品在無數次抄家中損失殆盡。為了保護梁思成的文稿，包括《營造法式》，梁思成的第二位夫人林洙冒險把它們交給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貧農的善良老人，最終這批珍貴的稿子逃脫劫難，完整保存下來。

梁思成是聽父親講南宋忠臣陸秀夫跳海殉國的故事長大的，他說過，「我這一生自以為愛國不後於任何人」。1971年底，與他一起提出「梁陳方案」的陳占祥去醫院看望病重的梁思成，梁思成給陳留下最後的話：「要向前看，千萬不能對祖國失去信心。他說，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對祖國一定要忠誠，要為祖國服務，但在學術上要有自己的信念。」

多年精神上的折磨和物質上的貧困，使梁思成健康狀況急劇惡化。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帶著深深的遺憾與世長辭，終年71歲。

22年後的1994年，費正清夫人費慰梅出版了梁林夫婦的傳記：《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對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著名漢學家史景遷為此書作序，他寫到：

「當我們細細地品味關於他們的故事的時候，我們就會越發清晰地感受到這對堅強而又壓抑的夫妻所迸發出的生命之光??我們還看到，已經消失的建築重新在國人的意識之中獲得他們恰當的位置，我們感受到，即使在羸病纏身的痛苦之中，他們那依然未泯的幽默和毅力。」??

李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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