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倫理觀

朱光潛：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倫理觀2014-06-06 @思想聚焦社會由個人集合而成，而個人亦必生存於社會。由前一點說，個人是主體，社會是擴充；由後一點說，社 會是主體，個人是附庸。粗略地說，中國傳統的倫理思想偏重前一個看法，西方傳統的倫理思想偏重後一 個看法。中國思想界最占勢力的是道家與儒家。道家思想有兩個基本原則：一是極端的自然主義，一是極端的個人 主義。惟其偏重自然主義，所以蔑視制度文為。一切都應任其自然，無為而治，凡是制度文為都是不必要 的紛擾，我們必須把它們丟開，回到「自然狀態」中的渾樸真純，才能達到太平安樂景象。惟其側重個人 主義，所以蔑視社會。雖說「大患在於有身」，而身究竟貴於天下一切，尊生貴己，長生久視，是道家極 重視的一套功夫。「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自然說不到個人轉移社會，更說不到社會影響個人。老子所謂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其實並非有所作為，不過人人各安其所，把文 化與生活需要降到極低限度，互不侵犯，「共存共榮」而已。道家反對社會，所以反對適用於社會的一切 美德如仁義禮智之類，他們的理想是「遺世獨立」，「超然物表」。儒家與道家徹底不同的地方在淑世心 切，極重有為，要把世界由「自然狀態」提升到「文化狀態」。但是儒家雖不倡個人主義，而論道德，說 仁義，卻全從個人本位出發。修身誠意，克己復禮，是基本功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過是修身以後的效用 。政治只是一種教育，而教育又只是人格感化。季康子問政，孔子回答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 不正？」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達固可兼善天下，窮仍可獨善其身。儒家所提倡的美德大半含有社會性， 但是他們所著重的卻不在它的社會性而在它對於個人修養的重要。　比如說仁與敬是儒家所極重視的，仁必 有對象，敬亦必有對象，但儒家並不著重仁與敬對於人(社會)的效用，而著重它們在個人內心是美德。儒 家頗鄙視功利主義，很有「為道德而道德」的精神。西方思想界最占勢力的是希臘人所傳下來的哲學系統和從希伯來所吸收過來的基督教。哲學支流雖多，談 倫理大半從社會本位出發。最顯著的是柏拉圖和黑格爾，他們都以為國家高於一切，個人幸福應以社會幸 福為本。盧梭本是菲薄社會者，也說民約既成，個人意志即須受制於公眾意志。近代西方人所提倡的自由 似稍替個人主義助聲勢，但是他們的理想的自由，如穆勒所標榜的，是「最多數人的最大量的幸福」，仍 不脫社會本位的看法。至於基督教本是被壓迫民族所醞釀成的一種宗教，在歐洲社會開始崩潰時流傳到西 方，其要義為平等博愛，實針對當時歐洲社會的病象，含有很濃厚的社會革命意味。耶穌被認為救世主， 他的受刑是為全人類贖罪。耶穌教徒的理想是天國的實現而不是個人的享樂。耶穌教所以深入人心的原因 ，除著提出與現實黑暗世界相對照的一個光明燦爛的天國以外，還有同教門中的極強烈的「弟兄感」。總 之，耶穌教之成功，正因其是從社會本位出發的宗教。哲學與宗教在西方所以走到側重社會的方向，原因 大概在西方國小，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易於感覺到，「道德」(morality)一詞在西文原義本為「習俗」。近 代西方倫理學家以為道德起於人與人的關係，離開社會便無道德可言，甚至有人以為行為之為善為惡，就 看他對於社會有益或有害；社會學家以為道德只是社會習俗所逐漸演成的，變其所已然為其所當然，所以 倫理學應由規範科學變為自然科學；政治經濟學家以為人的好壞大半由於社會環境，說到究竟，個人的道 德責任應由社會擔負起，要改善個人，先要改善社會。這兩種不同的看法形成中西文化思想的兩種不同的類型，中國人側重個人本位，所以道德的觀念特別濃厚 ，政治法律思想多從倫理思想出發，倫理學與政治學法律學有一個一貫的條理。西方人側重社會本位，所 以法的觀念特別濃厚，倫理思想常為政治法律思想所左右，在大哲學家的系統中，政治法律倫理雖亦彼此 呼應，而普通倫理學所講的是一回事，政治學和法律學所講的又另是一回事，彼此很少關聯。人是社會的動物，他是一個人，也是社會一分子，我們的基本問題有兩個：一、離開社會一分子的地位， 一個人在人的地位有無道德修養可言呢？二、一個人在社會一分子的地位所表現的道德修養，是否要根據 他在人的地位所表現的道德修養呢？中國傳統思想對於這兩個問題向來予以很肯定的答覆。西方思想或是 忽略這兩個思想，或是根本否認它們有何意義。這兩種思想類型各有其環境背景，我們不必武斷地加以評 價；而且說到類型，都不免普泛粗略，中國人也未嘗不偶有從社會本位出發，西方人也未嘗不偶有從個人 本位出發。不過就大體說，中國人以為一個人須先是自己是一個好人，對社會才會是好人，個人好，社會 才能好；西方人以為一個人對於社會是好人，才算得是好人，社會好，個人就容易好。他們同以人好與社 會好為理想，不過著重點不同，我們可以借用物理學的術語說，中國人的倫理觀是「離心的」，由內而外 的；西方人的倫理觀是「向心的」，由外而內的。這兩種看法也可以說不只是中西的分別，而是新舊的分別。很顯然地，在西方偏重社會本位的看法到現代 更加彰明較著，中國人近來受西方思想的影響，也逐漸傾向社會本位的看法，這也是自然的趨勢。文化愈 前進，社會組織愈繁複而嚴密，社會的勢力日漸大，個人的力量也就日漸小，在現代情況之下，以個人轉 移社會較難，以社會轉移個人則甚易。我們的問題是：在現代情況之下，假如一個社會壞到不易收拾的地 步，有什麼原動力可以收拾它，改善它呢？依中國傳統的看法，人存則政舉，轉移風化必賴賢哲，在一個 壞的社會中，如果有少數個人敦品勵行，標出一個好榜樣，使多數人逐漸受感化，造成一個新風氣，然後 那個社會自然會變好。依一部分西方學者的看法，社會自身本其固有的力量逐漸轉變，它所潛藏的弱點就 是它向另一方向轉變的萌芽，正反相成，新陳代謝，否極自然泰來。　比如封建社會到走不通時，自然會轉 變到近代國家社會；農業社會到走不通時，自然會轉變到工業社會；私產社會走不通時，自然會轉變到企 業公營社會。每階段的社會有它的特殊理想和道德觀念。照這個看法，社會是能以自力更生的有機體，所 謂「自力」就是物質條件，物質條件的大勢所趨有如排山倒海，人力(至少是個人的力量)是無可如之何的 。總之，社會轉變不出兩種方式，或由自變，或由人變。這兩種方式也並不必彼此衝突。我們承認社會本身 有一個常趨轉變的大勢，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少數人的努力也往往可以促成、延滯，或移轉這個大勢。 「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這句老話究竟不錯。極端的唯物史觀不能使我們滿意，就因為它多少是 一種定命論，它剝奪了人的意志自由，也就取消了人的道德責任和努力的價值。我們必須承認人力可以改 造社會，然後我們遇著環境的困難才不會絕望，而我們的努力也才有意義與價值，我們也才能夠說：把這 世界安排得較合理想一點，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我特別提出這個問題來談，用意是在解答目前一般人所最焦慮的一個問題：中國社會如何可以變好呢？多 數青年著眼到社會的黑暗一方面，在這問題前面彷徨、苦悶，以至於絕望。在他們看，這社會積弊太深， 積重難返，對於每個人是一種推不翻的重壓，縱然有少數人的努力也是獨木難支大廈，這種心理是必須徹 底消除的。我從前曾寫過一段話，現在還覺得不錯：「社會愈惡愈需要有少數特立獨行的人們去轉移風氣 。一個學校里學生縱然十人有九人奢侈，一個儉樸的學生至少可以顯出奢侈與儉樸的分別；一個機關的官 吏縱然十人有九人貪污，一個清嚴的官吏至少可以顯出貪污與清嚴的分別。好壞是非都由相形之下見出。 一個社會到了腐敗的時候，大家都跟旁人向壞處走，沒有一個人反抗潮流，勢必走到一般人完全失去是非 好壞分別的意識，而世間便無所謂羞恥事了。所以全社會都壞時，如果有一個好人存在，他的意義與價值 是不可測量的。」世間事有因就必有果，種下善因，遲早必得善果。物理的力不滅，精神的力更不滅，它 能夠由一人而感發十人百人以至無數人。所謂「風氣」就是這樣培養成的。要復興中國民族，我們必須在青年心理中養成對於個人努力的信任。道理原來很簡單，分子不健全，團體 決不會健全，我們的環境日漸其難，不努力決不能僥倖成功。現在許多人仍妄存僥倖的心理，以為我們在 競存的世界中，縱然沒有能力，還可以賣老招牌，充空心大老倌，或是以為我們自己縱然無能，旁人也許 會慷慨好施，助我們立國。這種心理最荒唐也最危險。將來我們的生存權必寄託於全民族每個分子的努力 ，這是確無疑義的天經地義。借自己的努力，艱苦卓絕地奮鬥到底，以求征服一切環境困難，達到我們所 追求的理想，這是我們所應崇奉的英雄主義。依照這種英雄主義，我們必須尊敬而且維護社會上一切環境 困難而能挺身奮鬥者，必須鄙棄而且消滅社會上一切僥倖苟安者夤緣幸進者和頹廢因循者。社會像生物一 樣，寄生蟲愈多，也就愈易枯朽。無功受祿者與不才而在高位者都是社會的寄生蟲，他們日蛀蝕，夜蛀蝕 ，終久會將社會蛀蝕成枯殼。關於這一點，我覺得政教當局須特別注意，為著自樹聲勢而多引用或扶助一 個無品學的青年，便是多獎勵一分苟且僥倖的心理，多打消一分艱苦奮鬥的精神。這種辦法可危及國家命 脈，我們當知警惕。我個人深切地感覺到中國社會所以腐濁，實由我們人的質料太差，學問、品格、才力，件件都經不起衡量 。要把中國社會變好，第一須先把人的質料變好。我並不敢菲薄現代青年，我總覺得現代青年大半仍在鼓 里過日子，沒有明白自己的責任，更不肯出死力去盡自己的責任，多數人徒以學校為進身干祿之階，品格 固不砥礪，學問也止於淺嘗膚受。這種風氣必須改變過，中國才真正有希望。改變風氣是教育的事，但是 教育卻不僅是學校的事。學問固然應該多給青年們以良好的影響，而學校以外的政教當局與整個社會也應 該少給青年們以不良的影響。在過去，學校與社會都顯然沒有充分地盡他們的責任，應該自慚的地方甚多 ，彼此都需要嚴厲的自省與自責。我近來讀了兩部基督教會史，心裡頗多感觸。耶穌和他的十二門徒與早期神父，除著聖保羅以外，大半出 身下層社會，沒有什麼學問。他們處境又非常困難，內受猶太同胞的傾軋，外受羅馬政權的凌虐。然而在 三四百年間，他們的勢力遍於全歐，五六百年間，他們的傳教士遠達於中國長安，使耶穌教成為世界文化 中一個主要的因素，沒有一個更好的實例可以使我們明白少數人的努力能造成瀰漫一世的風氣。可是我們 也要記著早期基督教的神父的努力是如何堅苦卓絕！為著傳布他們的信仰，他們赴湯蹈火，居隧道，飽猛 獸，前仆後起，以犧牲性命為光榮。無論我們是否相信基督教，他們的精神確可令人聞風興起。我們不必需要宗教，但必須有宗教家佈道的精神。十幾個猶太平民居然調動了全世界，難道十幾個有為有守的中國人就不能把中國社會改善么？我們需要救世主，這救世主必定是少數人而不是全社會，而少數人卻必有替人類擔荷罪孽不惜犧牲身家性命的決心。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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