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准牧師顧彬

德國准牧師顧彬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張英 2008-11-26 16:26:41來源:南方周末 12月13日晚上八點，下榻北外賓館的顧彬，頭髮花白，身穿深藍色西服，神情憂鬱。顧彬本來在德國漢學界是一個重量級學者，近兩三年來因「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論」被媒體炒作而成為中國公眾視野中知名度最高的漢學家。第二天，記者如約來到顧彬居住的房間，和白天會議上莊重的打扮完全不同，顧彬脫掉了西服，解下了領帶，光著腳在屋裡走來走去，忙著給我倒水。在兩個小時的採訪里，燈光下的顧彬表情嚴肅認真，讓我不禁想起他的詩人身份。在回答問題的間歇中，可以聽到顧彬長長的嘆息聲。放棄神學，成了一名詩人「四十年來，我把自己全部的愛奉獻給了中國文學。」顧彬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序言中這樣寫道。讓顧彬和中國文學發生關係是龐德翻譯的李白。那時，原本在明斯特大學讀神學的顧彬，是個典型的文學青年。從十六七歲的時候，顧彬開始寫詩，還有作品發表在當時的學生報上。因為參加學校里的朗誦會，他在無意中讀到了龐德翻譯的《送孟浩然之廣陵》。雖然這個21歲的德國小夥子讀的是英譯本，但他的心還是被李白詩歌的優美、典雅所打動。1945年顧彬出生在德國北方。按照職業規劃，作為基督徒的顧彬的人生理想是當個牧師。因為中國詩歌，最後他放棄了神學，成了一名詩人。當時，顧彬學中文被同學認為是一個瘋狂的行為。原因很簡單，一是中文並不能讓他找個好工作，二是封閉大門的紅色中國和德國還沒能像今天這樣密切往來。在顧彬就讀的大學裡，有一位叫霍福民的教授懂中文。霍福民曾經在1940年代在中國呆過5年，跟隨胡適等人學習。從霍福民那裡，顧彬接受了嚴格的中文訓練。1974年，在老師的建議下，原想去中國學習的顧彬，因為「文革」沒有結束而去了日本，在東京他看到了一個唐朝的中國，那裡有他喜歡的中國古代文化。1975年，作為中國和德國互換的留學生，顧彬獲得了一個到北京語言學校學漢語的機會。來中國一周後，一位叫馬樹德的老師給他取了現在的中文名「顧彬」。剛到北京，除了紫禁城的大以外，留在今天顧彬印象里的都是些小事：普通人家裡窗台上的大白菜、四道口有家四川飯館、五道口的北京飯館。「我特別喜歡吃醬爆肉、辣子雞丁，還有餃子，配上二鍋頭和花生米，真是幸福死了。」「北京的一年裡，我從早上6點鐘到晚上12點，一直拚命地學，老師非常非常好，沒有騙我們，也沒有歌頌什麼『文革』。雖然我們當時也參加了什麼批林批孔，但是只是表演，表演完了，走人。」結束一年的學習後，顧彬回到德國，成為一名大學老師，專門教授漢語課程。他現在是波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漢學系主任。倆人一牽手，警察就衝上來顧彬說自己是個「氣管炎（妻管嚴）」。他沒有想到，因為學習中文，他能夠在「文革」年代的中國，娶到一位中國妻子。從1975年到1995年，顧彬利用每年的寒暑假，頻繁往來中國，查閱研究材料。「那時候到中國來非常不方便，飛機票也很貴。那會兒只有團體才能拿到中國的簽證，個人不可以。」顧彬每次來中國之前，都要費苦心組成一個到中國的旅遊團。從1978年到1984年，顧彬當了6年中國行的導遊。每次到中國，顧彬去的地方不是風景名勝點，而是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等這樣的文化機構。當時的北京圖書館有個參考研究部社會科學諮詢室，季羨林、錢鍾書等許多學者都去那裡查詢資料。正是去北京圖書館查資料時，顧彬遇到了現在的妻子張穗子。那時的張穗子，或穿著一身綠軍裝，或一身藍衣，不愛修飾和打扮。在查閱圖書的工作交往中，顧彬漸漸喜歡上這個不引入注意的中國女人。當時，張穗子三十齣頭，英語學得不錯，對西方哲學也很熟悉。「一回生二回熟，這位平日目不斜視的德國准牧師直奔穗子辦公室，兜里揣著兩張《阿Q正傳》的話劇票，惴惴然，到了也沒敢把票掏出來，只好單獨跟阿Q約會。人跟人的化學反應真是奇妙，酸鹼中和——正好穗子話多，填補了顧彬那沉默的深淵。」北島曾經在自己的文章里這樣描述顧彬的示愛方式。在當時的社會環境里，一個德國人和一個中國人談戀愛是件引人注目而且危險的事情。顧彬的一位外國朋友，因為和中國人談戀愛，後來被驅逐出境，中國女友也被抓，送到很遠的地方去勞改。顧彬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說，「那個時候我們沒法在白天見面，都是到了夜晚七點後，挑人少、路燈昏暗或是沒有路燈的地方見面，北京的冬天很冷，我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幸好當時北京的路燈不怎麼多，到處都是黑的，我們才有約會的地方。」他們的戀愛場地在偏僻、安靜的公園。「一般來說，都是晚上在公園散散步，白天基本上我們不能在一起出現，如果在街上散步，公安局的便衣會跟在我們的後面。有時候我們不小心牽手了，警察就會衝上來，企圖抓住我們。我們撒腿就跑，以非常快的速度，鑽進衚衕或是在街角把他們甩脫。」回想起當年往事，顧彬眼睛裡滿是笑意。「我們都是運動員，公安當時身體不行。」為了安全起見，顧彬和張穗子在出行的時候還騎自行車。「因為當時北京街頭騎自行車的人很多，我們一前一後，警察很難干涉我們，因為他弄不清楚，誰跟誰在一起。」談了5年戀愛後，1985年，張穗子終於辦好赴德留學手續，就讀圖書館學專業。此時，顧彬也結束了他的第一段婚姻，與在德國法院工作的妻子離婚。結婚時，張穗子和顧彬給北京圖書館去了封信。張穗子的信大意是自己將與顧彬結婚，請單位給她開證明，同時交了兩年的黨費，希望黨組織不要開除她的黨籍。另一份是顧彬所寫，講述了他愛上穗子的理由，說明自己已離了婚。莫言歡迎顧彬「繼續罵」顧彬的日常生活像一架精密的機器。每天早上五點，顧彬就起來了。他的第一件事情是打開電腦，把醞釀了幾個小時、藏在心裡的詩寫出來。洗漱完畢、卸了睡衣後，顧彬去廚房給家裡人準備早飯，然後送孩子上學，自己去學校上班。到了中午，顧彬再回家做飯，下午上班再寫文章，晚上回家吃完飯以後，不是寫文章就是搞翻譯……周末是唯一的例外，他會帶兒子出去玩，或者去超市買東西。結婚多年，顧彬和張穗子育有兩子。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的取名也有中國特色：顧子彬。從雙方的名字里各取了一個字。平時在家裡，顧彬跟妻子說漢語，跟兒子說德語。顧彬習慣了熱鬧，害怕孤單。以前，家裡除了他和前妻的一兒一女，還有他和張穗子的兩個兒子，加上養的貓和狗，這讓他非常忙碌。60歲的顧彬已經不敢想像，長大的孩子們一個個離去。「最後一個孩子上大學的時候可能是我的危機，那個時候，我已經70歲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此次翻譯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是顧彬主編的十卷本《中國文學史》中的一卷，這套文學史中，還有《中國詩歌史》、《中國傳統戲曲》兩部以及《中國古典散文》中將近半卷的書稿，由顧彬執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寫作始於2000年，終於2005年。隨著德國一些老漢學家的離去，研究中國文學的年輕學者很少。很多時候，顧彬是在為中國文學研究和推廣而「孤軍奮戰」。因為看不到人翻譯中國文學作品，顧彬經常會放下手中的學術研究，把時間和心力放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上。至今，作品經他翻譯成德文的中國作家，數量已經不下100位，其中包括魯迅、茅盾、巴金、丁玲等，另外還包括北島、顧城等大量詩人的詩歌作品。「我的內心裡一直有一個呼救的聲音。很多西方漢學家對中國當代的文學不屑一顧，很輕視。我打算研究中國文學史時，不少中國學者跟我說不應該寫這個，他們說這是垃圾，做這個事情是浪費我的時間。如果我放棄了，德國就沒有人研究中國文學了。這個聲音促使我不斷地自我拯救，將中國文學的研究進行下去。」顧彬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顧彬現在隨身攜帶的酒壺是詩人翟永明送的，裡面裝的是二鍋頭酒。他喜歡喝茅台酒，但是價格太貴，最喜歡的五糧液經常有假的，因此他現在只喝貨真價實的「二鍋頭」。他把魯迅的作品叫做茅台酒，把現代文學比喻成五糧液，把當代文學說成是二鍋頭。「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需要很長時間來看懂，慢慢看，像五糧液慢慢品，很有味道；看當代文學可以翻著，看得很快，就像喝二鍋頭，喝個痛快，沒有回味。」顧彬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因為「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論」，一些和顧彬有來往的中國作家，和顧彬明顯保持了距離。在顧彬幾次參加的會議，原來答應出席的幾位作家後來都沒有出現。這讓顧彬不能理解，他不相信今天中國作家的脆弱。妻子張穗子也因此要求他：不要再接受中國媒體的採訪。與那些和他疏遠關係的作家相比，讓顧彬安心的是王安憶和莫言。在不久前中國人民大學一個關於世界文學和中國作家的會議上，被顧彬點名批評過的莫言也去了，在會間休息時，莫言和顧彬握完手後，莫言說，「顧彬教授，歡迎你繼續批評，繼續罵」。和許多學者、作家對顧彬觀點的激烈回應不同，作家王安憶說，「我覺得我們要學會聽顧彬的話，作為一個漢學家，他有權利發表他的想法，那麼多年來，他那麼忠誠地關注我們的現當代文學，愛之深痛之切，說點過激的話我們也都可以理解，他有資格這樣說。但是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對他那麼憤怒，我始終想不通，他是個對中國當代文學很有感情的人。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很奇怪，為什麼他那麼幾句話，大家就會這麼憤怒。」為緩和關係，在近幾次接受媒體採訪時，顧彬也主動提到，在德國現在的文學裡，同樣也有垃圾文學作品。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如果我將來碰到我批判的人，我一定會主動找他們，跟他們握手，與他們進行對話，如果他們覺得我錯了的話，我會耐心聽他們的觀點。」（在21世紀，中國和德國的批評家起著什麼樣的作用？更多內容請見2008年11月初「歌德沙龍」論壇的討論）【南方周末】本文網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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