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對結婚不感興趣」是因忘不掉初戀的悲劇

散木

2011年06月22日10:40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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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載於《歷史學家茶座》第四輯，原標題為「曾經有過的故事——兼說『假如丁玲和彭德懷結婚』」

　　一　　有時候看書，會禁不住走進傳主的世界中，笨拙地或自以為聰明地把已知的結局與自己「閱讀期待」的假設相替換，這也就是好讀書讀出來的一個境界：顛覆文本，豐富文本。其實，這在讀書界也是慣常的景象。的確，有些「假如」的構想也實在是誘人呵。有了一番「假如」，歷史的長鏡頭會勾勒出一幅分明或朦朧的畫卷，它或許會比沒有「假如」更加逼近真實的文本。　　說到了丁玲。如同我們有許多「說不完的人物」——丁玲，也是說不盡的。從特價書店購得一冊書腰封上寫著「大腕作家、學者描述一代文豪生平」、「中國首套揭示現代頂尖文學巨匠生活、婚姻、創作內幕的巨著」的《丁玲評傳》（楊桂欣著，重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書中提到在陝北時，有一段曾經廣為人知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的丁玲和彭大將軍「戀愛」的「故事」。關於丁玲，自忖閱書也不少矣，不過作者講述的這段故事，我還是第一次讀到，那就是書中所說的：「丁、彭最終未能成為夫妻，這是為什麼？大約是在１９８２年，我曾冒昧地問過丁玲，她回答說：『我考慮再三，主要是因為差距太大，不合適。』」什麼「差距」，怎麼不「合適」？作者沒有分析下去。記得寫《女界舊蹤》時，寫到了延安，不禁又想到了這一問題。以我們的「常識」而論，一個「莎菲」式的女性如丁玲，與中共黨內著名「清教徒式的人物」的彭德懷將軍，當時假如竟結婚了（這真是太撩人的話題，讓人不敢想下去了），以後會發生怎樣的「故事」呢？當然，從「常識」出發，他們是不會結婚的，甚至是絕不會結合的。丁玲和彭德懷，無論如何不會是《別了，溫哥華》中的任曉雪和羅毅，儘管如今說到「吸引眼球」，那一定是後者了。　　二　　先說丁玲到延安。　　「愚蠢的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共同把我這樣的青年推到了共產黨的旗幟之下」，這是韋君宜晚年寫她的一生回憶《思痛錄》中的一段話。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中葉以後，正是不滿意國民黨的統治又為斯諾、范長江等筆下那神秘西北欣欣向榮的氣象所吸引，許許多多像韋君宜這樣的女知識青年跋山涉水投奔了紅色聖地的延安，甚至也有了丁玲這樣的「大腕」，而當時中共基於幹部尤其是知識幹部的嚴重匱乏，在糾正十年內戰時期籠罩在蘇區由共產國際傳染來的歧視知識分子的「馬哈伊斯基主義」的基礎上，及時制定出吸收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政策，因為很清楚：僅靠到達西北的３萬多紅軍和少得可憐的紅色知識分子要完成解放民族、解放階級的使命是非常困難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於是此後大批青年湧向了延安，這中間有許多是女知識青年，也有女作家丁玲、陳學昭、顏一煙、莫耶等。　　延安，物質生活是艱苦的，「馬列餅乾」的鍋巴、大米摻小米的「國共合作飯」、簡陋的窯洞，但女子們居然身體結實了，精神更是充實，後方來報道的被毛澤東稱為「自由主義」的報人趙超構眼中依稀是「母權中心時代」：女子「粗糙面目的復活」，也就是說她們是領略了社會生活和人事經驗、不再是天真和脆弱易受情意牽制的延安新女性了。她們的歷史面貌、社會角色、文化姿態、人格形象都和以前的深閨女子、校園女子甚至廣場女子不同了，作為階級屬性她們是革命的知識女青年了，思想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所武裝，走的是與工農結合的道路，雖說這在當時全國４００萬知識分子和近半數人口的女子中微乎其微，但作為群體力量是不可小覷的。在嚴酷的農村和戰爭環境下、在初步與工農（其實就是與農民）相結合下、在整風運動（中經「搶救運動」的面積達百分之八十的被懷疑和初嘗黨內「左」傾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體驗）脫胎換骨思想定型於中國革命特色的意識形態，這麼說來她們後來的幸或不幸其實已在其中矣。比如說吧，由女性自身的發展而言，西方空想社會主義家傅立葉先生有段名言：「某一歷史時代的發展總是可以由婦女走向自由的程度來確定的，因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關係中，最鮮明不過地表現出人性對獸性的勝利。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標準。」延安女知識青年呢，用毛澤東的話比照傅立葉：「什麼叫做女子有自由有平等？就是女子有辦事、開會、講話之權，沒有這些權利，就談不上自由平等。」毛澤東於中國語境下更有具體的女子解放目標，「婦女解放與社會解放密切聯繫，其作為後者一個組成部分存在著」（《婦女們團結起來》），也即婦女解放與社會解放同步，且是從屬於社會解放的，這當然有其合理性。中國革命是推翻三座大山，中國婦女不幸還要再推翻Ｎ座大山才能從她被解放的程度來反觀社會解放的實效，如此看來後來雖說她們經過鬥爭有了表面的權益、地位的保障，習焉不察卻無處不在男子霸權（某種情況下就是以革命的名義）的陰影之下，說到底，以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之局限、人們理性審視自身的能力以及女性主體參與的程度不足等，都構成「他者」對女性客體的給定、安排，這其實在延安就有影子了。畢竟革命到了延安是革命中心由城市而農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啟蒙取代了「五四」式的啟蒙，後來是革命淹沒一切的如歌歲月，丁玲《三八節有感》的轉瞬即逝、陳學昭憂鬱的《工作著是美麗的》、韋君宜《露莎的路》歲月回首、史沫特萊大倡女權組織跳舞卻引起延安女性的一致「杯葛」、組織安排婚姻（也就是後來人們熟悉的「組織觀念」）等等，在延安聖地的陽光照耀下有著這斑駁的影子是並不奇怪的。於是，在延安，如王震等看書生們壁報的反應、賀龍與蹇先任的離異……都不是不可思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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