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考古無法為海昏侯翻案|劉賀|海昏侯

首都博物館的《五色炫曜——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上，刻有「大劉記印」的印章 攝影記者 王曉東

　　記者 孫行之

　　辛德勇歷史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研究，兼事地理學史研究，代表作為《隋唐兩京叢考》、《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研究》和《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

　　隨著海昏侯墓被打開，集「帝」、「王」、「侯」於一身的劉賀進入大眾視野。大墓能讓劉賀死後一瞬的哀榮呈現於人們眼前，卻無法體現歷史之多變及劉賀命運之浮沉。史料典籍中的劉賀究竟是何面目？他的命運又是哪些人在操縱？

　　《海昏侯劉賀》是第一部有關劉賀的歷史傳記。北大歷史系教授辛德勇使用最常見的史料《漢書》、《史記》等，進行交叉分析，通過漢武帝、霍光與漢宣帝的活動，勾勒出劉賀所處的歷史時代背景，向我們展示了他的命運怎樣在出生之前便已預伏，並最終被宮廷權力爭鬥吞沒。

　　自2015年11月海昏侯墓的考古進展全面公布，種種基於考古實物的推論，強調實物對歷史記載的顛覆性。而在這本新書中，辛德勇藉由系統的史料梳理，對這段歷史的敘述進行了矯正。「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和文字銘文、簡牘文書，只能進一步豐富我們對西漢歷史以及其他相關歷史問題的認識，而不能，甚至根本無須期望對《漢書》記載的有關劉賀的基本史實做出什麼翻案文章。」

　　現在，首印10000冊的《海昏侯劉賀》已被訂購一空，這令辛德勇有些意外，「我文筆很差。如果說精彩的話，也是劉賀的故事、這段宮廷政治足夠精彩」。

　　昏亂的「海昏侯」

　　相比於一些皇帝與權臣，史料典籍中對廢帝劉賀的記載確實稀少。這恰恰構成了辛德勇的書寫衝動：「如果直接記載很多，一清二楚，我也根本不會寫這樣一本書。」通過史料交叉分析勾勒出劉賀的形象，是希望為考古工作者提供一個背景性的材料。「沒有了背景，實物沒辦法說明問題。即使出土文物比史料更詳細地反映了一些情況，那也是在歷史大背景下分析的。」

　　《海昏侯劉賀》共七章，其中對劉賀的專門討論僅有兩章。全書始於劉賀的祖父漢武帝晚年的感情生活與政治作為，終止於劉賀去世。「如果把從漢武帝晚年到漢宣帝執政時期的歷史看作一場宮廷政治大戲，劉賀僅僅是一個比較偶然的小插曲，是一條主線之外微不足道的人物」。

　　「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鬚眉，身體長大，疾痿，行走不便。」這段少見的關於漢代帝王外表的描述，來自宣帝派到昌邑監視劉賀的山陽太守張敞。隨之一同到達宣帝手中的，還有那句「清狂不惠」的評斷。在辛德勇看來，正是這次奏報讓宣帝放下心來：這位廢帝實在不足忌憚。此後一年，宣帝便封庶民劉賀為海昏侯，令其移居豫章。

　　自此，劉賀進入了人生的最後階段。四年後，他以一位列侯的身份死去，葬入如今位於南昌觀西村的這座大墓之中。而在成為海昏侯之前，他曾是大漢帝國的皇帝，雖然只做了27天。

　　劉賀生命中最富戲劇性的轉折便是他稱帝又遭廢黜的過程。受漢武帝託孤的權臣霍光，在漢昭帝死後急需尋找下一個傀儡皇帝，當時的昌邑王劉賀「有幸」入圍，於公元前74年登基。

　　「清狂不惠」的評價的確不算冤枉。劉賀是帶著主持先帝喪儀的任務進入未央宮的。有官員提醒他：按照禮法，劉賀望見都城就應大哭。可劉賀卻當著霍光和文武百官的面，回答：「喉嚨痛，不能哭。」

　　進入未央宮的劉賀並不甘於做傀儡皇帝，他手下的人也開始圖謀傾覆霍光的權勢。短短27天後，霍光發動宮廷政變，稱劉賀「行昏亂、危社稷」，將其廢黜。劉賀從故地帶去的200名臣屬也被誅殺。

　　辛德勇通過《漢書》中的零星記載分析，劉賀失敗的原因，正是因為他的「憨傻」、「不精明」。「比如，宮廷政變應該是非常機密的，但他下令把長樂宮的禁衛換了，那是守著太后的人。這樣一來，就是逼著霍光動手了，霍光本身就非常精明，不到這一步他也不會動手。大臣廢皇帝，怎麼粉飾，都是沒道理的。」

　　劉賀之後，霍光又找來與劉賀年紀相仿的劉去病充當皇帝，這便是後來的漢宣帝。同是傀儡，宣帝成為開創西漢中興局面的明君，劉賀卻被霍光扣上「行昏亂」的惡名，黯然離去。在辛德勇看來，「劉賀是更有優勢當上皇帝的，不僅長一輩，他還帶了200個自己人一同進入未央宮，宣帝基本是孤身一人」。

　　宣帝的沉穩老辣，正反照出劉賀之「昏」。在霍光專權之下隱忍多年，直至其死後，宣帝才逐漸掌握權柄。可是，「漢宣帝從未否定霍光，因為他知道，如果霍光是非法的，那麼他的皇位也是不合法的了」。辛德勇感嘆：「霍光大奸大惡卻能以大忠大賢的形象留存於清史，便是當時宣帝以此稱之、後世復有班固與司馬光一輩史家信而從之使然。」

　　海昏侯墓出土了作為祭祀先祖之用的大量金餅，上有銘文「南藩海昏侯臣賀元康三年」等字樣。然而，劉賀早已被宣帝規定不得「奉宗廟朝聘之禮」。辛德勇認為，這顯示了他依然抱有重返宗廟之祭的幻想，製造這些金餅的做法無疑犯了忌諱，也是他腦子「不太清楚」的表徵。

　　海昏侯墓出土的錢幣及金器為漢代考古發掘之最。辛德勇認為，這又與史料記載漢武帝晚年的政治作為與後宮鬥爭緊密勾連。漢武帝之所以將昌邑這片富庶之地分封給劉賀之父劉髆，是因為寵愛其母李夫人。劉賀被廢后，霍光讓他繼承了作為昌邑王的所有財產。據辛德勇推測，墓中財富的來源就是兩代昌邑王在封地的積累。

　　信史書，還是信文物？

　　如同劉賀在整個西漢政局中的微不足道，辛德勇早年讀《漢書》時，這個人物也從來是個被匆匆略過的人物。直至十多年前，宣帝改元的問題引起了辛德勇的興趣，劉賀的命運才為他所關注。

　　這裡頭還有一樁公案，牽涉到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矛盾。王國維曾在一枚斯坦因發現的敦煌漢簡中，看到有關於本始六年三月的記錄。然而，根據《漢書》記載，宣帝的本始年號僅用了4年，接下來一個年號應是「地節」，所謂「本始六年」應該是「地節二年」。王國維未曾破解這個疑團，只留下「其中必有因」的評斷就溘然長逝。辛德勇出版於2013年的學術文集《建元與改元》收錄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西漢的幾位皇帝根據陰陽數術變換自己的年號。而霍光操縱漢昭帝和漢宣帝的年號，讓本該使用4年的年號沿用至第六年。恰好在「本始六年」，霍光去世，漢宣帝親政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改元。他不僅將公元前68年改為「地節二年」，還溯及既往，將之前的年號全部糾正過來。但已經入土的文獻卻無法修改，於是便有了那枚「本始六年」漢簡。

　　改元僅僅是漢宣帝與霍光家族曠日持久的鬥爭中的一次小戰役，卻讓辛德勇對一度與宣帝處境相似的劉賀有了更深的認識。

　　如今大墓打開，相關文物近在眼前，辛德勇反倒頗為平淡。「沒有特別的東西帶來很大的觸動和意外，也沒有讓我感覺文物中體現出來的劉賀與《漢書》中的劉賀有什麼不同。」這位被認為是「少數具有深厚文獻功底」的「文獻派」，總對「顛覆史料記載」這樣的話語保持高度警惕。

　　圍繞著海昏侯墓，種種想要一語驚人的推測經由媒體傳播，越發奪人眼球。辛德勇擔憂這會對公眾產生誤導。「在北京做展覽，以及積極地宣傳，這項工作是非常好的。不過，我覺得，有些問題的解釋要慎重、嚴謹一點。」

　　比如孔子的出生時間、製作蒸餾酒的年代、劉賀的真實人格等，都曾被熱議。海昏侯墓出土的銅鏡，背後銘文記錄的孔子生年與《公羊傳》、《穀梁傳》等不同，有人便稱考古實物改寫了孔子生年。但在辛德勇看來，從時代上看，《公羊傳》、《穀梁傳》這樣的傳世文獻，成書時間遠比劉賀下葬的年代早。同時，從典籍的權威性看，《公羊傳》、《穀梁傳》等也都比這面銅鏡背後的銘文要權威。

　　去年3月，考古工作者公布了墓中樂器、兩周青銅器以及一些儒家經典簡牘等發現。部分專家由此猜測：劉賀實則為情趣高雅的正人君子，《漢書》等典籍中的「動作亡節」、「清狂不惠」之說，僅為霍光等人的誣陷。辛德勇覺得，這樣闡釋文物，同樣是脫離了史書提供的歷史背景。儒家經典本就是皇室子弟的基本必修科目，在墓中發現這些典籍，並無任何特殊之處。

　　還有對墓中出土青銅器改寫蒸餾酒製造歷史的推測，在辛德勇看來更是有悖常理。「關於蒸餾器的推論，社會公眾肯定相信。但絕大部分人喝酒會有癮，這種技術是絕對不會輕易失傳的，又怎麼會1000年以後要重新從西域傳入蒸餾制酒技術？」

　　「總的來說，考古新發現，大都只能起到補充細節的作用，通常很難對歷史文獻的記載做出根本性改變。」對史料的輕率否定，其實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整個社會的娛樂化傾向。辛德勇坦言，自己並不知道這些推論公布的具體場景。「或許當時考古工作者是有其他語境的，但站在新聞工作者的角度，特別希望以吸引人的方式來引用。這還是整個文化生態的問題，如果有層次比較高的媒體來嚴謹地處理這些問題，我想層次比較高的人也會選擇這樣的媒體。這裡面也有一個受眾習慣的問題。」 學術界也同樣有著追逐、迷信新出土文物的風氣。近年來，「新材料、新發現、新方法」成了很多學術會議的標題。辛德勇感嘆，新出土文獻大家搶，因為總能出成果。其實真正的疑難，過一萬年也總有文章可做。有人看不出來，只是因為沒花功夫。「很多人覺得，誰聰明誰就能看到問題。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誰更花笨功夫，誰能發現問題。讓人把學問做好的，不是什麼神秘的方法。越不想花力氣的人，越希望走捷徑。」

　　記者：結合劉賀在史書中的「不良記錄」，很多人認為，「海昏侯」的「昏」字是個帶貶損意味的稱謂。學者王子今先生也發表《「海昏」名義考》，探討過這個問題。他指出：「海昏」起初並不是一個地名，「其含義應有特別的政治象徵意義」，是對劉賀才幹和道德的否定。你在書中也對「海昏」地名的由來做了考證，能否再談談你的觀點？

　　辛德勇：「海昏」只是地名。霍光專權多年，皇室成員無疑對他非常不滿。而在霍光專權下才有漢宣帝繼位，在這個情況下，以漢宣帝的精明，會盡量安撫宗室，沒必要引起新的反感。我不同意王子今先生說「海昏侯」是個侮辱性的稱呼，就是這個道理。劉姓皇子為貴族階層，所謂「刑不上大夫」，無論如何，沉穩、老辣的宣帝不至於這樣侮辱皇室成員。

　　記者：你的研究興趣廣泛，《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中國印刷史》都是近年來的重要學術著作。在開始下一個新問題的研究之前，寫這樣一部歷史人物傳記有怎樣的考慮？

　　辛德勇：現在很多歷史研究，都給人一個抽象的概念，研究抽象的歷史問題。但構成歷史的恰恰是人物的具體行為，很多學者好像不屑於寫這個。大量的戲說歷史為什麼受歡迎？因為更通俗化的東西會更受到關注。對這些戲說，歷史學家往往不能正確認識它，而是給予譏諷和打擊，其實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這樣層次的內容。但是中國缺少既具有學術性，同時論述的問題也能讓大眾感興趣的內容。我讀過一些日本的書籍，日本一流學者往往會不同程度地寫一些人物傳記。比如，中國有名的秦始皇、漢武帝、呂后、劉邦，這些傳記日本都有，而且不止一本。

　　戰後的日本學術界，追求理論解析的傾向特彆強，其中包括歷史唯物主義，這在日本的影響是很大的。他們更希望通過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來解析複雜紛紜的歷史表象，看到歷史背後的規律性的東西。這當然很有好處，但日本歷史學家宮崎市定認為：這樣的方法也容易讓人忽視人這個因素。他認為，人的具體活動還是歷史發展中的核心因素。如果你要抽象總結規律，就涉及一個哲學思考，抽象到什麼程度？ 我就對我的學生說： 如果你對宏大規律那麼感興趣，那麼你在中國研究歷史問題究竟還能做些什麼？

　　記者： 對新出土文物的研究往往最能引人注目。史學界、文博界往往盼望著早早看到新出土資料。從某種程度上說，誰先佔有資料，誰就能在研究上有更大的自由度。對於中國考古界的材料公開程度，你是怎麼看的？

　　辛德勇：這個問題很複雜。作為搞歷史研究的人，是非常感謝考古工作者的。他們特別不容易，考古發掘的過程中需要分出很多精力應對額外的事物，比如，要會喝酒，要和當地人打交道。發掘過程也十分艱難。符合學術規範的考古報告需要準確記錄和整理，對一座大墓來說，考古發掘報告的撰寫也是一項龐大工作，所以不可能很快提供所有資料。

　　整理清楚出土文物之後，不公布內容，其中一項重要的客觀原因，就是考古工作者的一個重要工作是寫考古報告。報告要對所有的發現進行描述，還要畫圖，真的十分麻煩。有些考古工作者，報告永遠出不了，而且這不是個別現象。考古報告的撰寫確實不容易。當然，也有一些學校對考古專業學生讀書、寫作能力的培養不是太夠。其實我覺得在考古發掘之後發表的考古簡報，這本身就是一項重要的研究性成果，而我們往往把考古報告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評價，對簡報的撰寫給予的評價卻很低。

　　也有一些考古項目，到了後期，可能已經做好清理和整理工作了，很多材料還是不公開。很多出土文物或是館藏文物，非得要有特殊關係或是利益交換，才能拿到。這是特別不好的。

　　記者：海昏侯墓可以說是近十年來大家最關注的考古成果，也有人將其與長沙馬王堆漢墓比較。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你如何看它的價值？

　　辛德勇：不要去比它們的重要性。作為學者來說，重要性只取決於你要研究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僅僅比較出土財富的話，海昏侯墓出土的金器無疑很多。此外，還有一個標準是出土的文字資料。對於歷史研究來說，文字資料是最具體也最準確的，而對文物的解釋卻往往具有很大的相對性。

　　就海昏侯墓而言，其文字資料的詳細情況還沒有公布。我只是看到劉慶柱提到過，說出土的竹簡不能和馬王堆帛書相比，因為殘損相當嚴重。我相信以劉慶柱的地位能夠看到兩方面的情況。不過也要看具體針對什麼問題，如果我們要研究《論語》，那麼長沙馬王堆就沒有《論語》的資料，而西漢中期墓葬中出土有關論語的寫本，海昏侯墓則是唯一的了。兩個墓等級也是不一樣的，馬王堆是諸侯王國君主的墓，另一個是列侯墓。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