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蘭，12年一個輪迴

桑蘭，12年一個輪迴2010-09-19 14:22:03　來源: 南方人物周刊 (廣州)　跟貼 3 條 手機看新聞 12年後，桑蘭已從受傷時的17歲臨近而立，她想知道的是當年的真相，她要將「意外」還原成「事故」。「從受傷的21日到25日，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將是以「公民記者」自稱的桑蘭為自己所做的一篇最精細的調查報道。2010年9月3日，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姜曉明）本刊記者 王年華 發自北京 圖/本刊記者 姜曉明12年後，桑蘭已從受傷時的17歲臨近而立，她想知道的是當年的真相，她要將「意外」還原成「事故」淡粉色的口紅躺在梳妝台上，帽管上有一圈牙印。每次化妝，桑蘭都要咬住口紅，用兩隻手掌搓開。桑蘭用嘴行使手的功能已經12年。1998年7月21日(美國當地時間)，紐約長島體操館，第4屆友好運動會的賽前訓練中，她從跳馬上跌落，造成頸椎骨折，胸部以下高位截癱。次日，組委會在長島體操新聞中心舉行桑蘭事件新聞發布會。這是本屆賽事到會記者最多的一次新聞發布會。會上，納蘇醫療中心主治醫師里奧尼博士說：「我從未遇見過像桑蘭這般頑強的女孩，儘管她是—個正處於非常痛苦過程之中的、只有17歲的姑娘。」美國體操協會主席史坎南女士對事故的發生表示遺憾，但她指出這一事故並非源於環境不安全。以「造福兒童」為主題的友好運動會摔傷了一位17歲的姑娘，但從主辦方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到中國體育代表團一致認為這是「意外」，大家都在傳桑蘭醒來後第一句話「我什麼時候才能練？」卻都「選擇性」地不提及她剛剛摔落時說的那句：「有人撤墊子，不怪我！」1998年7月25日晚(當地時間)，桑蘭的父親桑史盛和母親陳秀鳳輾轉飛至紐約。在這之前，他們只是聽說「女兒受了傷」，而桑蘭只能躺在病床上接受7個小時的手術。2010年的8月，人們再度把目光聚集到桑蘭身上，想知道這個不斷影響輿論、監督審視殘障人士權益、家政服務的女孩12年之後為什麼舊事重提，甚至要把官司打到美國去。12年後，桑蘭已經從受傷時的17歲臨近而立，她想知道的是當年的真相，她要將「意外」還原成「事故」。「從受傷的21日到25日，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將是以「公民記者」自稱的桑蘭為自己所做的一篇最精細的調查報道。你可以生小孩，但不能行走了主治醫師里奧尼見桑蘭醒來，貼近她耳邊說：「桑蘭，你可以生小孩，上帝只是帶走了你行走的能力。」這是7個小時頸椎融合術後，桑蘭聽到的第一句話。桑蘭至今說不清自己對美國的感情。受傷之前，出國4次，都是到美國參加比賽。1998年，是她最後一次以運動員的身份去那裡。7月21日，紐約長島體操館內，跳馬比賽即將開始。桑蘭準備做賽前熱身練習的最後一跳，動作難度不大，平日練了上萬次的「前手翻直體前空翻轉體180度」規定動作。離踏板還有3步左右的距離，桑蘭「突然見到『馬』前方有位羅馬尼亞教練要把墊子拖走」。此時正是沖板踏跳的速度最大值，中國體操隊教練劉群琳在接受採訪時對當時情形只是說：「我們(在一旁)說別猶豫，可是已經晚了，這動作上去了就往下掉了。」現在，劉群琳選擇了沉默。這是桑蘭熱身練習的最後一跳，也是她人生的最後一跳。「根本想不到，這麼熟的一個動作不可能摔的」，1999年4月，桑蘭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以前練體操時，是一個很正常的人，現在連喝水這麼簡單的事情都要人幫忙。你說這麼簡單的事情誰需要幫忙，所以我想想就挺傷心的。」鏡頭前，坐在輪椅上的桑蘭搓著沒知覺的雙手。母親陳秀鳳在美國照顧女兒期間最知道她的心情，「她從來沒有在人家面前流過淚，她就是晚上的時候偷偷地哭。」一個翻身動作，腰腹和背部力量完全用不上，只憑雙肩來回頂床板，形成慣性，桑蘭兩三下才可以俯卧。「科學在進步，10年以後會有新葯，所以我對自己很有信心，我會走路。我覺得我有一天一定能走路。」這是17歲半的桑蘭當時堅信的。這屆被《紐約時報》稱為「該死的友好運動會」的賽事，桑蘭成了比冠軍還重頭的話題。美國各大媒體對桑蘭事件的報道格外投入，納蘇醫療中心門口駐紮著衛星轉播車和攝影記者。就連在隨隊入關時攝得桑蘭片段的美國中文電視記者、兩名上海籍的新聞人吳小慶和陳駿一時也「身價上漲」，美國廣播公司(ABC)還特意向他們的老闆高價購買錄像帶。桑蘭清晰地記得：在她起步時，旁邊一架可移動的攝像機跟隨著她。而且，操辦友好運動會的是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其攝像師是「無孔不入」的，但組委會律師稱：熱身試跳沒有錄像。CNN派人日夜守在桑蘭身邊，「只要ABC的記者採訪我，包括邀請我去《早安，美國》做節目時，他們就又哭又鬧」。CNN的人一跟就是半年，卻沒有做出任何深度報道。但桑蘭覺得自己那時「比在中國風光多了」。她就像個公主，ABC的人員問她想去哪兒，她想都沒想就喊，「迪斯尼！」在裡面玩上三四天，遇到的美國人都覺得這個女孩太可愛了，沒有人憐憫她。時任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發來慰問信，影星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為她留下家庭地址，歌手席琳·迪翁為她送去音樂會的邀請券……大多數中國人還不知道紐約時代廣場新年點燈儀式時，1998年12月31日，她就同紐約市長朱利安尼一起按下按鈕，她選擇的紅黃二色點燃了時代廣場的狂歡，也點燃了美國人對新年的希望。只是，桑蘭發現身邊的這位美國鷹派人物「更像是一個演員」，「只有當電視鏡頭對準他時，他才對我表示友好。我感覺他的友好不是發自內心的，而是不得不順從於美國特別是紐約市民的民意。」「能在那個廣場，以那種方式慶祝新年的來臨是我畢生難忘的，那個熱鬧的場面甚至超過奧運會的開幕式。」漂亮的「大蘋果」開啟了她步入18歲的大門，那時她心中沒有太多願望，「只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夠再次站起來，哪怕是一點點也好」。友好運動會組委會曾向時任中國駐美大使李肇星保證長期照顧桑蘭，實際情況是：組委會醫生曾來過幾次電話查詢桑蘭的康復情況，除此之外，再沒有對桑蘭提供任何援助。桑蘭的父母來紐約後，組委會曾為他們墊支過2500美元，後來他們寄來了催繳單，連這筆費用也要了回去。1999年5月8日，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北約導彈擊中。桑蘭在美國參加的最後一個公益活動是和老布希夫婦在邁哈頓航空母艦博物館為貴州山區的兒童捐款。老布希跟桑蘭說：「對於你們使館被炸，我很遺憾。」桑蘭那天的發言是：我希望世界和平，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航空母艦都能夠變成博物館。那是她最後一次在美國公開場合露面。5月24日，簽證無法延期，桑蘭回國。現在想起那一聲如冰碴開裂般的聲響，桑蘭說：像是來自身體的一句耳語，帶著觸手可及的冰冷、脆弱和漠然，但如果不是摔在美國，我的命也就沒了。有幾個人能成為世界冠軍？桑蘭一直把胳膊支在桌上，否則低頭吃飯時，頭會控制不住地扎進面前的碗里。一次公益活動上，韓喬生對她說：你真不容易啊，像我們，腿兒著就來了。1986年，5歲的桑蘭在幼兒園捲起褲管，等待寧波少體校體操隊教練的檢驗。教練告訴她體操隊有比滑梯還好玩的東西，看著那裡的很多小朋友神奇地翻騰，想著長大了可以去比賽，為國爭光，桑蘭踏進了體操房。寧波的冬天，濕冷徹骨，家裡用木炭取暖。父親桑史盛晚上早早就睡下了，桑蘭除了一整天在體校學習、訓練，晚上回到家做完功課還要和母親下下跳棋，聽她講講故事。她尤其喜歡聽神話故事，常常是父親的鼾聲伴隨母親的故事陪桑蘭度過了一個個夜晚。春夏秋冬，桑蘭的體操天賦逐漸顯現出來，很快在同齡孩子中成了「尖子」。父親卻說：「如果你不是那塊料，學習又耽誤掉，你會趕不上周圍的小朋友，你沒有他們知識多，今後怎麼辦？練體操的有幾個人能成為真正的世界冠軍？」桑蘭接連在浙江省的少兒比賽中掛上獎牌，進入省體工隊，獲得省冠軍，一直到蟬聯全省所有女子體操項目的金牌。她總是告訴別人，自己「要像楊波姐姐那樣成為世界冠軍」。1991年，國家女子體操隊教練陸善真來到浙江隊，一下被速度、爆發力、騰空高度和動作俱佳的桑蘭吸引住了。由於跳馬一直是中國女隊的弱項，桑蘭的出現讓陸善真有了新的想法。進入國家隊，然後是城運會冠軍、錦標賽冠軍，但偏項始終讓桑蘭離世界冠軍的夢想有一段距離。進入國家隊後第一次世界錦標賽桑蘭沒有被選派參加。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她都在等待，一度萌生退出國家隊的念頭。常年的高強度訓練讓人失去興奮點，隨之而來的傷病也直接困擾著她。一次例行體檢，桑蘭被查出了腰部骨裂，雖然不算嚴重，但按照隊中的慣例她應直接退回省隊。陸善真留下了她。傷病加上治療，讓桑蘭在訓練中感覺有勁使不上，人也變得異常煩躁。一次動作不到位後，陸善真示意性地打了桑蘭，她一下子喊起來：「陸導你再敢打我吶，你再敢打……」因為沒能按照計划進軍世界頂級大賽，桑蘭幾乎不敢面對教練。1998年的一天，她在訓練局大院里練習騎單車，陸善真和愛人騎著車迎面而來，桑蘭連人帶車摔在路邊的草坪上。八運會的金牌讓桑蘭成為跳馬項目的亮點，甚至被稱為「跳馬王」。她每天都渴望進體操房，渴望比賽，渴望不久後的天津體操世界錦標賽。為了取得這個資格和機會，隊中決定派桑蘭、孟菲、凌潔參加在紐約舉行的世界友好運動會。一切似乎都在有序推進，機會彷彿觸手可及，命運卻在不遠處悄悄撕開了一個口子。「對桑蘭的支持應該適可而止」受傷之後，桑蘭回國就辦了退役，算是跟體育劃清了界限。作為社會人，她依然是樣樣要靠自己爭取。她準備為自己12年前的「事故」搜集證據時，經紀人黃健給遠在美國的劉國生、謝曉虹夫婦發去了郵件——他們當時是桑蘭的監護人——得到的答覆是：我們當年只負責桑蘭的生活和醫療，其他跟我們沒關係。謝曉虹是中國體操協會副主席，她與劉國生後來回憶：當時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和體操管理中心主任張健都全力支持我們在美國對桑蘭的監護工作，我們也隨時向他們報告情況。國家體委對外聯絡司主任屠銘德則持另一種態度，主張我們對桑蘭的支持應該適可而止，不要過頭，否則將來體委對其他受傷運動員難以處理。無論如何，桑蘭在美國很受華人團體關注。回到國內，北京博愛醫院接收了她，為她做康復治療。桑蘭將自己受捐的價值100萬的醫療康復器械捐給了醫院，但現在她再也不願意去那裡接受康復訓練，因為醫院總會在人多時讓她在大廳里或馬路上做鍛煉。桑蘭開始關注殘障人士權益。她連續發博客責問航空公司對殘障人士的服務。去年9月，她曾在博客中譴責自己的保姆小杜，批評家政服務行業，然後又批評自家小區的無障礙通道被佔用、首都機場的無障礙停車位管理失當……人們驚訝她的變化，說她「耍大牌」，想當然地認為她標誌性微笑的後面就應該是隱忍。桑蘭在運動界則代表賽場意外。2008年10月18日，青島舉行的體操冠軍賽上，廣西選手梁明聲在跳馬比賽中墜馬，「再現桑蘭一幕」；2007年6月10日，全國體操錦標賽女子資格賽上，浙江隊隊員王燕從高低杠上摔落，頸椎骨折，「恐成桑蘭第二」。桑蘭不忌諱媒體和記者如此使用標題，因為這是對大家的一種警醒。現代體育競爭激烈，不再是簡單的強身健體，而更多是較量和競技，正如「飆車」和「暴走」，難免不發生意外。作為前運動員，桑蘭深知運動醫療是個龐大的保障工程，靠政府支持和補貼遠遠不夠。北京奧運會的51塊金牌背後還有龐大的體育人口，「而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是默默無聞，其實他們應該得到的是社會的關注和支持。」1996年，患有帕金森症的拳王阿里顫抖著手點燃亞特蘭大奧運主火炬，全世界為之動容。2008年，有網友猜測，北京奧運會的主火炬會由桑蘭點燃：她突然站了起來，點火。桑蘭2004年就希望能成為北京奧運會的主火炬手，「我的身份跟阿里一樣，我們雖然身體上受到一些障礙，但是奧林匹克精神，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以後我的孩子如果喜歡體育、喜歡體操的話，我依然會支持他去練。」桑蘭說。No Country For Old Man1999年，《體壇周報》採訪桑蘭時問她接下來想做什麼，桑蘭說：「我不想以後，我想以後幹什麼呢？等過5、6年再想吧，等我學了本領，在社會上能生存以後再說吧。也許我可以嫁給一個盲人，我們兩個可以互相幫助……」2007年，她從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畢業，想繼續做主持，做奧委會官網的特約記者，養活自己。她沒坐賓士而是坐的捷達(還是別人的)，住在8平米的北大宿舍，又熱又悶，連個空調都捨不得裝。友好運動會為她投保所得1000萬美元的醫療保障金其實只能用於醫療，並且在中國境內不生效，她每年還要從美國購買一定數量的藥品才能換取保險的延續。生活中困擾更多。計程車司機不會因為是桑蘭攔車就停下，照樣拒載；飯店裡，醉漢會因為是桑蘭在一旁吃飯，就端著酒杯搖晃過來敬酒。「桑蘭是名人，可她的名是虛名，沒什麼用。」經紀人黃健說。更多的是瑣碎事：每天要導尿3次，準備好尿管、尿片、無菌手套、墊布，一次導尿要花半個小時到1個小時。大便是3天一次，還要用開塞露、潤滑油。第一次遇見桑蘭時，黃健覺得她就是一個很開朗的鄰家女孩。最近，為了有個更安靜的環境，他把桑蘭接到了自己家。這套2004年買下的房子裝修時就把各種開關降低了半米。房門上貼著一句話：「No Country For Old Man。」(老無所依)這12年我過得像24年——對話桑蘭我信命。你遵循它，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其他東西都不要多管本刊記者 王年華 發自北京當時就覺得我們的訓練不科學人物周刊：5歲開始練體操，你的成長軌跡是怎樣的？桑蘭：我們的生活非常簡單、枯燥，很封閉，朋友只有隊友，甚至體操男隊的朋友都不是很多。空間上是「一點兩岸」，「點」永遠是體操房，兩岸就是宿舍和學校。醫務室是我們聚在一起的地方。在那裡你能碰到男隊員，異性在一起就愛鬧一鬧，聊聊天、逗逗樂、開開玩笑。人物周刊：12歲就進國家隊，很辛苦嗎？桑蘭：當然。運動員進國家隊，就像讀書要考北大、清華一樣。人物周刊：當時在隊內成績怎麼樣？夢想什麼時候能拿到奧運冠軍？桑蘭：有的人有實力，但比賽時沒拿到(獎牌)，沒辦法非常客觀地評論，能進國家隊的都是佼佼者。但教練可能還會覺得你這個運動員發展潛力不夠。另外國家隊隨時都有淘汰。練了一年覺得你不行，回去。我很小就夢想拿世界冠軍、奧運冠軍，到了國家隊心情就更迫切。但隊里的四五十個運動員沒有一個是實力不夠的，最終選出6個，競爭有多激烈？人物周刊：設想過拿到奧運冠軍之後的生活嗎？桑蘭：沒想過。但我心裡清楚：(拿到冠軍)就可以上好學校。體操對運動員年齡的限制性很強，特別是女運動員的運動壽命非常短暫，出成績的黃金期也就那麼幾年。比如體操女隊員虛報年齡，國際體聯規定運動員必須年滿16歲才有資格參加比賽，而中國體操女運動員的黃金期往往在16歲之前，15、16歲以後狀態開始走下坡路。人物周刊：甚至有很多世界冠軍最後都選擇了做教練。桑蘭：從事體育教練或者當體育老師沒問題，但沒有知識沒有文化絕對不行。當運動員的時候就覺得我們的訓練很不科學，為什麼老要耗時間？為什麼要控體重？我有自己的想法，當教練的兩個主題那時都已經想好：科學飲食，科學訓練。運動員訓練那麼苦，消耗那麼大，從營養學來說各種肌體流失應該去吸收更多營養物，不能為了控體重不讓吃飯。比我大一撥的隊員以前還被教練要求吃瀉藥，要麼就是吃完東西摳嗓子吐出來。人物周刊：受傷之後整個生活轉向了。桑蘭：完全不一樣了。受傷前就是一個運動員，就是很簡單的生活。受傷後已經不是你自己了，這12年我過得像24年。很怕自己成為一個廢人人物周刊：在美國治療的10個月里，想些什麼？桑蘭：那不是一般的10個月。先不要說都誰來看過我了，前來採訪的媒體全部都是世界各地的大媒體。當運動員的時候，很多場面我沒見過，我也沒有參加過世界錦標賽、奧運會。在美國治療的這10個月，我見到了許許多多人這輩子都見不到的場面。所以不能說回來時我就是一個小姑娘。迷茫，但也成長了不少。在美國我未滿18歲，除了生活是媽媽照顧，其他的各種公共活動都是由我在美國的監護人安排。採訪，包括拍攝去超市買菜的鏡頭什麼的，都是他們安排。我只需要出席，不會經歷裡面的過程。比如說管理上的過程，他們怎麼聯繫媒體，這個媒體是什麼背景，我去做康復鍛煉為什麼有人陪著……這些不需要我考慮，我只是表面上的應對。回國以後是一個全新的開始。人物周刊：1999年紐約時代廣場的新年燈火你選了紅黃二色。桑蘭：那時想，是中國(人)就代表中國。在異國他鄉的時候，任何人都是非常愛國的。我現在依然很愛我們的國家。人物周刊：從1999年回國到2002年進北大之間這3年很迷茫吧？桑蘭：當運動員時就沒掌握什麼知識，後來又沒有健全的身體，出門都不行，生活都不能自理。當運動員時我規劃好自己今後當教練員，現在專業體操知識也沒法運用，還能回去當教練嗎？還能從事體育工作嗎？不能了。如果再不去追求知識，我真成了一個廢人，還能幹嗎？每次想到這一點的時候我會很後怕。那時候不像現在思想成熟，知道什麼是我該要的，什麼是屬於我的，什麼是我要為這個社會做的。剛回來很懵懂，一是年齡上的原因，二是因為運動員這種與世隔絕的生活。人物周刊：回國之後沒有想過為自己爭取什麼？桑蘭：沒有。我回來以後他們給我辦了退役，然後國家體育總局賠償我20萬，浙江省體育局20萬，都是按工傷來的。按照當時的政策，運動員也沒有保險，我只能這麼接受。因為我的情況在全世界的反響很大，國家開始考慮給運動員上保險。像湯淼、王燕都是有三險的，但我那時候沒有。怎麼去爭取呢？政策就是這樣，按照工傷來定。父母最初不支持去北大讀書人物周刊：讀書是自己爭取來的？桑蘭：當時《東方之子》節目組來採訪我，主持人白岩松問我下一步想幹什麼，我說就是讀書。最早是清華附中錄取的我，後來我美國監護人(劉國生、謝曉虹夫婦)認為清華附中的老師年紀大，來回奔波太辛苦，沒讓老師再來。他們花了錢請育才中學的老師給我補課，後來他們也撤走了。我不知道他們怎麼聯繫的，回饋我的信息是老師年齡大了。人物周刊：有沒有想放棄的時候？桑蘭：上學就有。本來2001年就可以上學了，因為很多準備不足，沒有去成，當時就不想上了。實際情況對我上學來說困難和阻撓很多。尤其是我父親，堅決不同意我去上學，除了經濟問題就是生活問題。我當時的生活起居都由父母照顧，他們的年紀也不小了，照顧我很有壓力。我爸當時跟我說：你要考慮到實際情況，你拿筆寫不了字，文字基礎那麼差，你去上的是北大這種高校，讀不讀得下來？還有，你怎麼去課堂？當時爭吵特別多，身心勞累，畢竟他說的是很殘酷的現實問題。我站在一個十字路口，最希望他們是強有力的後盾，結果不但不支持我，還強烈反對。我當時就覺得，要不就放棄算了。人物周刊：最後還是去了北大讀書。桑蘭：北大是特招的我。我不是世界大賽前3名，按照國家政策上不了北大，頂多能去北京體育大學。當時鄧朴方伯伯給教育部寫了兩封信，最後批了。我的心情很迫切，很希望學到知識。人物周刊：你讀書時的困難一定遠遠多於別人。桑蘭：我每天面對同樣的問題。我得上廁所，得洗漱，都是困難。走讀了一個月，後來在學校里找了一個房間住。上學又不像小學、初中、高中所有課都在一個教室。北大又沒有無障礙設施，這些都是困難。還有我手指拿不了筆、寫不了字，文化基礎薄弱……8點10分的課，別人8點起都來得及，我起碼得7點起。我上廁所導尿就花很長時間，我一尿，血壓就會上升到180，甚至還有生命危險。下課了，別人抬腿就走人，我動作再快還是怕遲到。緊張自己的角色轉換人物周刊：邊讀書邊工作，會不會太辛苦了？桑蘭：人生中有很多轉折，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種經歷。我特別喜歡人生經歷，我希望自己的人生是豐富多彩的。當運動員時學的東西太少了，幾乎沒有結識什麼朋友。所以特別希望多學習，能夠多了解點事，多懂一些知識，豐富自己的人生。「非典」很嚴重的時候，節目組錄製的地方就在人民醫院旁邊，出門我們都戴口罩、眼鏡。那時候節目錄得最勤，量也最大。當時我從學校出來了，沒出來的就被隔離在學校里。解禁後去學校，要在短時間內把那段時間的課補上，我挺擔心，害怕老師對我有意見。名人在高校讀書受到社會各界的質疑，說名人來混文憑，不好好上。我當時和院長陳為民先生說：我實在沒辦法，時間實在錯不開。他很直接：「你去，我們非常支持你，你要珍惜機會。咱們班裡這麼多學生，他們沒有你這樣的機會。人物周刊：第一次主持《桑蘭2008》有什麼樣的感覺？桑蘭：發慌。就像一個運動員參加比賽時不緊張是不正常的。我受傷後接受媒體採訪不斷，這方面我經驗十足，對燈光、鏡頭不緊張。但我緊張自己的角色轉換。我曾經是一個被採訪者，現在作為一名主持人去採訪別人，我需要做很多工作去了解這個人。另外節目做久了，腿會抽筋，有一次差點從凳子上掉下來。上廁所還得專門有一個地方，可以躺下來導尿。做節目時會想，我下面該跟他聊什麼，雖然他們都說：「桑蘭，你可以盡情地問，想問什麼就問什麼。」讓我不要緊張，但我不能漫無目的聊，嘉賓有時間，你得有個框架，有個度。人物周刊：直接用你名字命名節目，壓力大吧？桑蘭：最初是叫《英雄2008》或者《2008英雄》。我畢竟是個初學者，那麼多主持人做到很資深了，才會以名字做節目，像內地甚至都很少有。老闆說名字就直接叫《桑蘭2008》。我格外珍惜這份工作，這是受傷後的第一份工作，對於生活來說也是一個保障。我自己很認真，總跟編導說：早點把稿子給我。我希望我做好，把人物理解得更透，特別是他的故事、經歷。我希望了解之外，還能去感受。我不是一拿來材料就能上的，在許多方面我能力不夠，那我就用時間彌補。人物周刊：你信命嗎？桑蘭：我信命。我覺得你遵循它，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其他東西不要多管。中國體壇站上「斷裂帶」商業體育保險VS舉國體制保障的困境特約撰稿 麥卡在紐約「友好運動會」上受傷12年後，桑蘭對美國組委會的一紙遲到的起訴書，將她重新推入公眾視野。桑蘭決定作一場勝機渺茫的訴訟，出於兩大原因。一方面，她要追討公道。當年事發時，中國代表團在最需要搜集和保留現場人證物證的當口，只顧招呼桑蘭保持「情緒穩定」，情況尚未明了，次日就配合組委會召開新聞發布會，否認比賽存在干擾及環境不安全的因素。其時桑蘭重傷且年幼，缺乏自決權，但12年後，在北大學習，獲得豐富的新聞從業經驗並從「保姆門」中汲取了維權方式失當的教訓之後，桑蘭的公民意識和維權智慧都獲得了長足進步。另一方面，她急欲尋求的是更多的生活保障和安全感。桑蘭在美國受傷之後獲得1000萬美元賠償的說法並不準確，因為這筆賠付存在諸多限制，一來並非一次性支取，並且僅限於購買醫療用品；二來由於在中國境內不生效，桑蘭還不得不頻繁前往美國複查和更換輪椅；三來每年都需要自費購買一定數量藥品才可維持保險的存續。換言之，這筆理賠金固然足以保證她的醫療費用，但無法保障這個失去行動能力的退役運動員日常生活的質量。桑蘭的焦慮反映出的，是中國運動員普遍面臨的兩大困境：即商業化體育保險的制度缺陷，和舉國體制現階段缺失對退役運動員的保障體系，尤其是，兩種體制之間的斷裂給運動員帶來巨大風險。桑蘭受傷事件一度被外界視為完善中國運動員保險制度的標誌性拐點。在她受傷並獲得美國方面高昂的醫療保障金額度之後不久，國家體育總局下發了各運動隊必須給運動員購買意外保險的文件。隨後中華全國體育基金會為1400名國家隊運動員投保。遺憾的是12年過去了，保險制度和執行手段的具體完善，並未隨著保障意識的巨大提升而有寸進。2007年，浙江隊小師妹王燕几乎複製了桑蘭的傷情，但由於事發地點中國與美國的保險制度差異，其處境比之桑蘭卻有著天淵之別。表面上看來，她獲得了來自浙江省體育局投的工傷險、國家體育總局的中華基金保險和商業保險公司的意外傷害險「三重保單」。這3份保單看似分量十足，其實和大眾的意外傷害險並無二致，賠償金加在一塊也沒超過50萬元人民幣。這個金額很難對這位專業運動員未來數十年的生活起到什麼實質性的保障。因為體育商業險無法解決實際問題，所以體育界更多轉向了行業互助保險——殘酷的是，這是一份運動員退役之後就會自動失效的福利。中國和美國的這種差異，一方面源自中國與國際體育保險專業性上的懸殊。國內保險公司在體育保險費率上缺乏基本數據，以至於條款設計大而化之，沒有針對傷病和運動創傷的具體細則。在國際體育界，早已針對運動員開闢了專業而多樣化的險種。2002年世界盃，在西甲賽場上遭鏟傷而心有餘悸的貝克漢姆就為自己的右腿投保1.5億美元。2006年之後，他又先後提高了保額和受保範圍，從球場內受傷、毀容直到身患重病，不一而足。馬拉多納、羅納爾多和阿德里亞諾也都曾經為自己的腿投保，而車王舒馬赫在2004年則無須擔心因傷錯過比賽——如若受傷，保險公司會為他錯過的每場比賽向他和他的僱主法拉利車隊各賠付300萬美元。相比「只有想不到，沒有保不到」的國際體育商業保險，劉翔2007年的那份引起廣泛關注的中國平安億元保單，可被視作體現兩者差異的最典型案例：右腳腳踝的傷勢導致他在一年後的北京奧運會上退賽，至今仍然嚴重影響他的狀態，並已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但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國內缺乏針對運動員身體某部分的險種，劉翔的保單因其條款的粗糙而形同虛設。他無法為自己的雙腳按海外保險公司1350萬美元的估值投保，按照中國平安的保單他只有在意外去世或達到殘疾標準時才能獲得賠付。造成中國體育保險專業性缺失的，還有更深層的原因。表面看中國保險業固然難辭其咎，但他們也有難以言說的苦衷：開闢新的險種所需要的兩大外部條件，中國的商業保險業其實都不具備。一方面，中國體育保險缺乏相關經驗和信息。眾所周知，保險公司靠概率吃飯，開闢新的險種，需要基於經驗計算概率，才能確定保險費率，尤其是對體育保險這種項目多且雜，相關風險發生的概率以及治療標準、收入補償等方面數據很難統計分析的領域，由於發展時間的相對短暫和中國長久以來舉國體製造成的信息不對稱，保險公司缺乏足夠可資參考制定費率的樣本，因此不敢輕易涉足。另一方面，中國體育保險缺乏相應市場。中國運動員看似基數不小，但長期以來對體育商業保險的需求卻不大，蓋因他們的頭頂罩著舉國體制這把碩大保護傘，從衣食住行到傷痛病患，全部可在體制內解決。即便在桑蘭受傷後商業保險開始進入體育界，由於體制化之下的思維慣性，投保基數仍難以符合保險業的「大數原則」，籠統的體育保險規則遲遲得不到修訂和細化，正是出於規避風險的考慮。換言之，在舉國體制無遠弗屆的影響之下，中國體育保險在目前階段的專業化，非不為，實不能。對於中國運動員而言，這也許是最好的年代，更可能是最「壞」的年代。北京奧運之後，舉國體制的大手開始逐漸放開，市場化和職業化的介入讓他們可望在職業體育領域找尋更多的淘金機會。但同樣不可忽視的另一面是，運動員獲得「自由」的同時，也失去了體制的庇護，這意味著他們在受到嚴重傷病乃至退役後的生活，都將面臨更多不可測的風險——在被舉國體制「無微不至」地培養經年之後，他們會發現退役後的自己因為缺乏教育而缺乏謀生乃至職業規劃的能力。因為得不到永久的編製，他們的運動創傷難以得到有效保障，而與此同時，他們本該倚賴的體育商業保險，在誕生12年後，卻依然是一個發育不良的怪胎。「老無所依」的焦慮註定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糾纏著中國運動員。如果像桑蘭這樣擁有公眾人物身份、永久事業編製、千萬美元賠付、受過高等教育並有體面工作的退役運動員，都要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不安全感的話，那麼更多籍籍無名的運動員，在職業生涯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經歷了難以想像的痛苦——由於從事的是非奧運和全運項目，有些人甚至連強制險的福利都無福消受——但退役之後，他們的傷殘病和工作卻連最起碼的保障都難以得到。體制之手逐漸淡出，市場和相關保障卻很難以健全的方式及時接替，現在，越來越多運動員將要站上這塊中國體壇危險的「斷裂帶」。如果市場和體制的交接不能及時完成，體制庇護與商業保險制度的交替留下過多灰色地帶，那麼門衛才力和撮澡工鄒春蘭這些冠軍們的悲劇，也許將更頻繁地上演。在這個運動員最不「保險」的年代，該是保險業給把力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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