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頻頻落馬折射了權力結構的重大缺陷

王岐山主政中紀委以來，眾多腐敗高官紛紛落馬。自十八大以後，在中紀委嚴厲肅貪之下已有16位省部級官員落馬，折戟沉沙。其中，蔣潔敏和李東生是中央委員；李春城和王永春是中央候補委員。而在16名落馬的省部級官員中3名來自中央，分別是劉鐵男、蔣潔敏以及李東生。不過，李東生並非第一名落馬的政法系統官員。原湖北省政法委書記吳永文是十八大後第一名落馬的政法系統官員。 關於「內地反腐火力持續，12月平均每天1官員落馬」的說法。香港《經濟日報》稱，中央反腐風暴縱深開展，近日爆傳廣州、上海、湖南多地高官被查落馬。據統計十八大以來最少15名省部級高官、逾70名廳局級官員被查，單是今年12月，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已公布26宗官員涉及違紀落馬案件。換言之，本月每天至少有1名官員落馬；中央反腐重拳盡出，提振了民眾不少的信心。

然而，這一干高官落馬的新聞，逐漸不再引起爆棚效應，逐漸流失了更多的眼球。在視覺疲勞之後，更多的人轉而思考這樣問題——中國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多的腐敗官員，其內在深層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其實，這樣的詰問，集中反映的一個突出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在權力結構的設置上，存有重大的缺陷，而這種缺陷，凸顯了治國理念的平庸，原始和落後。當腐敗呈現燎原之勢時，中共在回應沸騰的民意時說，腐敗問題不解決，將要亡黨亡國。因此要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機制。這無疑是抓住了問題的實質。把這樣的理念還原成直觀的表述，就是通過加強群眾路線教育，通過整風運動，使黨員幹部自律。其次是通過制度設計，使權利得到制衡，不能腐敗。第三是加強反腐敗調查和查處，形成高壓震懾，使權力不敢腐敗。應該說，這三點，最靠譜的是「不能腐"和"不敢腐"的制度設計。最不靠譜的就是"不想腐"的自律。而我們的失誤恰恰就是在於自信於權力失衡的制度，自信於」道德高尚「的以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的領導幹部。因此說，腐敗大面積的出現，正是落後的治國理念的衍生品。是它結出的」碩果」。 現代的權力結構理論要求，權力運作的結果的價值評價必須與道德分離，即不是從主體的道德屬性作為評價它的行為與結果的依據，而是將權力主體的行為及其結果看作權力結構的輸出。權力結構不同則其輸出的結果也不同，這與掌握權力的人的道德無關，或起碼是沒有多大的關係。通過這一視角轉換，權力結構理論最終將權力的善惡問題轉換成一個權力結構問題。當然，這不是說權力行為和結果與權力主體的道德無關，而是說決定權力主體行為的主要力量不是權力主體的道德屬性，而是權力結構本身，將權力的合道德性運用寄托在主體的道德良心上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危險的。道德的作用當然非常重要，但是，制度的作用是更為基本的。由於權力是可以控制他人與外部世界的社會力量，一個主要依靠道德力量來防止權力濫用的制度是脆弱的，只有依靠剛性的、客觀的制度這一外部力量，使不道德的權力主體不能作惡、不敢作惡，這才能有效防止權力主體反仆為主，才能使權力主體的行為服從於權力的終極所有者。 然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太多的違背權力結構設置這一客觀規律要求的現象，在國家治理上的許多亂象，無不於此有關。這些問題集中表現在迷信「道德的力量」和「制度自信」。比如說，這些年公安部門官員權力不斷被提升，先是從政府部門官員提升為政府級別官員，由市長助理、縣長助理兼任公安局長，隨後是由副市長、副縣長兼任公安局長，再後是市常委、縣常委兼任公安局長，市政法委書記、縣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局長。隨著公安部門官員級別的不斷提升，並沒有讓層層級級公安部門官員廉潔自律，相反公安部門官員隨著權力的不斷提升腐敗也越發嚴重。 中國過去是一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縣令既是縣長，又是公安局長，又是檢察長，又是法院院長，大權繫於一身。我們現在的地方黨委書記，統領地方的公檢法以及黨政財文一切大權，簡直與封建社會的縣令的權力沒什麼區別，因此，腐敗問題層出不窮，其根源不言自明。究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在於過於相信道德的力量，以及特色體制的力量，以為有黨的一元化領導，認為黨的幹部經過馬列主義武裝頭腦，又久經組織考驗和各種考核，可以大膽放心使用。而當每次出現問題時，不是從權力結構的角度去反思，而是企圖通過進一步的思想教育路線教育去化解危機，忽略或不屑於權力結構的科學設置，以致形成以德治國的典型模式，致使腐敗泛濫，形成治國的敗筆。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決定》指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應當具有「權力結構」內涵。但觀念的轉變既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又是一個社會權力的約束過程。因而轉型也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滋生的「土壤」，反腐敗只能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事實上，好多的腐敗官員，無論是工作能力，工作經驗，都堪稱一流，許多官員落馬，叫人扼腕惋惜。換一個角度說，也是不能約束權力的體制害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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