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學：自由是個不可替代的遠方

自由是個不可替代的遠方——從《楊修之死》說起

熊芳芳

聽過很多次《楊修之死》的公開課了。一直沒動筆寫點什麼，不是沒想法，而是，對於那個充滿了野心和權謀的男人們的世界，我實在是與生俱來的毫無興趣甚至是厭惡至極。

但是聽得多了，人人都那樣講，人人都那樣想，我不禁感到悲哀：楊修都死了快兩千年了，為什麼人們還沒能把風景都看透？

悲劇，誰的悲劇？楊修的？曹操的？還是所有人的？

是因為楊修恃才傲物，數犯曹操之忌嗎？是因為楊修干預立嗣，屢闖政治禁區嗎？是因為楊家乃漢室忠臣，楊修的舅父袁紹乃曹操政敵嗎？

你會不會也勸楊修圓滑一點，收斂一點，人在江湖就必須服從江湖？你會不會也以為曹操掌握著生殺大權真是夠自由夠霸氣？或者你會不會像張愛玲一樣路見不平卻無法拔刀相助只能在心裡「一氣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給那警察兩個耳刮子」（《打人》）？又或者你會不會暗自慶幸你生在了一個好時代，而可憐的楊修生不逢時身處亂世最終無路可走？

你有沒有想過，所有的時代(過去以及現在)，都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你有沒有想過，所有的人們(楊修乃至曹操)，都受限於種種，自由只是一個永遠不可替代的遠方？

很喜歡廣東省2012年的高考作文題：

醉心於古文化研究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說過，如果可以選擇出生的時代與地點，他願意出生在公元一世紀的中國新疆、因為當時那裡處於佛教文化、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和中國文化等多種文化的交匯地帶。

居里夫人在寫給外甥女涵娜的信上：「你寫信對我說，你願意生在一世紀以前……伊雷娜則對我肯定地說過，她寧可生得晚些，生在未來的世紀里。我以為，人們在每一個時期都可以過有趣而有用的生活。」

那麼，你想生活在哪個時代？

我們總在抱怨現在這個時代，我們總在懷念從前的時代，我們總在憧憬未來的時代，殊不知，在每個時代里，人性都是亘古不變的。

每個時代都像狄更斯所說：「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簡而言之，那時跟現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囂的權威堅持要用形容詞的最高級來形容它。說它好，是最高級的；說它不好，也是最高級的。」

楊修的時代，也是一樣。

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

對於想在亂世中成為英雄的人，那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寧做太平犬，勿當亂世人」只是平凡人或甘於平凡的人的慨嘆。

那個時代的好，在西方人那裡本來還可以有另外一種解釋。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曾經說，不在城邦中生活的人是動物。就是說，沒有在國家的管理下生活的人就不是一個文明的人。但是經過近千年的思考，西方人在國家的產生這個問題上終於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們不再把國家的產生看作人性進步的結果，而是看作人性罪惡的結果。這就是西方最著名的關於國家產生的「原罪」假設：人性的原罪是國家產生的必要條件，因為人性的罪惡，人類沒有辦法去自己管理自己，以至於不得不藉助「國家」這樣的工具來限制自己。所以西方甚至有這樣的一種說法：國家是什麼呢？人性的恥辱。它是上帝的一個不情願的賜物，是對人性罪惡的一種不得已的補救。

所以楊修所處的那個時代，對於大眾來說，本來可以有一種比「亂世出英雄」更高意義的好，只是這種好，這種漢王室統治無力、天下處於無政府主義的自由狀態恰恰給了人類一個暴露自己真相的巨大舞台，人類在對真實人性的渾然無知中橫衝直撞，終於某一天在血腥中醒來，看清了人性的真相，於是重新尋求「國家」對於人性的制衡(即所謂「分久必合」)，然而「國家」本身又是什麼？那個時代的「國家」，乃「一人之天下」，結果，就只能是永遠的「亂世」與暫時的「盛世」。

所以，那又真是個最壞的時代。

在那樣的時代，「搶」才是硬道理。所謂「天下」，其實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豐盛筵席。袁紹出身四世三公的家庭，他只是想要向皇帝要「權」，倒並沒有想自己要當皇帝。但曹操、劉備、孫權冷眼旁觀，早把風景看透：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打出來的才是江山，搶過來的便是天下！

曹操和袁紹對陣，曹操一上陣就宣布：「吾今奉詔討汝！」袁紹一上陣也宣布：「吾奉衣帶詔討賊！」實質都是打著皇帝的旗幟趁火打劫，沒什麼正義和非正義。三國無義戰，三國也無義人。作者全力尊奉的劉備也不是義人，我的學生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我是好哭佬劉備我怕誰？》，說劉備的哭就是一種權謀，和他摔孩子一樣，只是收買人心罷了。諸葛亮看起來霽月光風，「我不是教你詐」，實則是個戰亂首席策劃師，其窮兵黷武正是在三國大戰中蜀國首先滅亡的根本原因。諸葛亮七出祁山，「民窮兵疲」，與「興復漢室」無關，而是想要藉助北伐來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權力，一個華麗麗的詞語，背後卻是陰慘慘的代價!所以連一個小小的獵戶劉安，都會因為「權力崇拜」而殺妻饗備，且誑劉備說是狼肉野味!而劉備在次日清晨明白真相後也只不過是「不勝傷感，灑淚上馬」而已。

三國的世界裡沒有真心英雄，全是野心，全是權謀，全是殺戮，全是離亂。在這樣的時代里，只有吃和被吃兩件事情每天上演，只有成王和敗寇兩種身份可供選擇。三國的世界充滿了驚心動魄、你死我活的明爭暗鬥，充滿了波譎雲詭、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這樣的世界大起大落，從來不會單調寂寞，然而孟德斯鳩告訴我們另一種美：「那種歷史記錄讀來乏味的國家是幸福的。」

那是最好的時代，你可以在那個時代縱橫馳騁，成為「英雄」；那是最壞的時代，你只能看見叢林法則，看見人性迷失，看見幸福缺席。

很多老師都會以楊修為反面教材教導學生怎樣「做人」，甚至怎樣「做小人」，怎樣像誰誰誰一樣故意出錯討主子開心。

但這仍舊只是一種權謀，跟曹操之類的角色一樣的心術和權謀，只不過層次有高低，成就有大小。

心術從來與大巧大美無關，權謀從來無緣與幸福寧靜邂逅。如果我們今天教導學生的僅僅是如何明哲保身地做一個犬儒，就是一種歷史的倒退，也是人性的深度迷失。

楊修不過是封建獨裁政治的犧牲品，他的死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悲劇。禰衡、孔融跟曹操唱對台戲而死，許攸、荀彧為曹氏賣命而死——狂傲如禰衡、孔融、許攸必須死，忠厚如荀彧還是必須死。曹操殺呂伯奢，殺陳宮、殺禰衡、殺荀彧，殺荀攸，殺孔融，殺楊修，殺華佗，殺吉平，殺董承、伏完，又殺皇后、皇子，悍然不顧，並且明目張胆地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正如毛澤東所說：「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論人民民主專政》）

曹操殺人力求做得天衣無縫，以免落人口實。他總會尋找最合適的時機和最合適的理由。說曹操愛才惜才當然沒錯，但這些人才都唯有服務於他的野心時才有愛惜的價值，「一旦當他們表現出自己的獨立價值或個人意志，如荀或、荀攸反對曹操的封魏公、魏王，許攸引破冀州以為己功，楊修企圖以智慧站住腳跟，卻一一為操所忌殺。」（黃鈞《我們民族的雄偉的歷史悲劇》）

在那樣的時代，楊修若想不死，只能「且去填詞」。楊修有才華，但那是才子文人式的才華，只是從政的基本前提，還算不上是混跡官場的政治才能。自古以來，才子文人步入統治階層往往分三個步驟，首先是因才高而登入廟堂，然後是因識廣而指點江山，最後往往是有志難伸，不受重用，於是便用「放曠」來解脫自己，證明自己的價值，消釋心中的塊壘，如禰衡「裸體罵曹操」，如李白「長安市上酒家眠」等等，都是「恃才放曠」式的抗爭，最終落得殺頭的殺頭，流放的流放。楊修並沒有逃出這個宿命，他重複著歷史文人的生命軌跡，才華得不到賞識，價值得不到實現，所以他用他的才華來向曹操證明自己，這其實是一種表現欲，也是一種企圖擺脫命運的抗爭。

竊以為，楊修死於「不中」和「不重」：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提到「足下高視於上京」，可見楊修在當時的京都名氣很大。然而縱觀《三國演義》，寫楊修的筆墨不多，也沒有任何一處寫曹操主動問計於楊修。可以說楊修並沒有什麼政治才幹，只是一些文人的小聰明而已，算不上大智慧。他的小聰明對曹操的政治理想來說，根本派不上大用場，反而不斷地給他添亂，揭他的底（當然也許是想要引起曹操的注意從而發現並重用他），曹操本是個能容人之人，並非妒賢忌能之輩，當初賈詡與張綉曾將計就計令曹操「折兵五萬餘人，失去輜重無數」，待後來這二人「棄暗投明」時，曹操卻「封綉為揚武將軍，封賈詡為執吾金使」。張遼被俘之後，曹操也「親釋其縛，解衣衣之，延之上坐」，並「拜遼為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曹操在兗州時，曾推薦魏種為孝廉，兗州發生叛亂後，曹操曾說：「唯魏種不棄孤。」沒想到魏種也逃跑了，躲在射犬，曹操知道後非常氣憤。建安四年他攻下射犬，生擒魏種。但他並沒有殺魏種，而是「釋其縛而用之，以為河內太守」。曹操說：「唯其才也！」被譽為「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原是袁紹的「秘書」，曾寫過《討曹操文告》，極盡醜化曹操之能事。袁紹失敗後陳琳被俘，曹操不念舊惡，對他仍委以重任。最典型的例子是對關羽，他因「素愛雲長武藝人才，欲得之以為己用」，偶得之便「封侯加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地盛情待之。誰知關羽「不識抬舉」，僅為曹操「斬顏良，誅文丑，解白馬之圍」便不辭而別。儘管如此，曹公仍追趕上「特具路資相送」，並「聽其斬關殺將而去」。

當然，曹操就是曹操，他不是慈善家，也不是老好人。一旦這個人對自己沒用甚至有妨礙的時候，他也會毫不留情地除掉他。荀彧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荀彧是東漢名臣荀淑之孫，少有才名，何顒認為他前途無量，他評價荀彧：「王佐之才也！」天下大亂時，荀彧率領宗族追隨冀州牧韓馥，後來袁紹奪了韓馥的官位，以上賓之禮對待荀彧。但荀彧覺得袁紹不可能成就大業，他聽說曹操有雄才大略，便離開袁紹投奔曹操。曹操和他談論時事形勢，荀彧見解精闢，曹操大悅，說：「吾子房也！」把荀彧比作張良，並任命他為奮武司馬。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接受毛玠和荀彧等人的建議，至洛陽迎漢獻帝，遷都於許（今河南許昌），開始「挾天子而令諸侯」。荀彧建功最著，曾被曹操大加褒賞，官至尚書令，頻頻封侯增邑，居守許都，為操直接控制著漢室朝廷，用之不可謂不信，爵賞不可謂不厚。但當荀彧在幾樁關鍵性事件上提出了不合曹操心意的建議時，曹操便決意除之。荀彧曾阻止曹操恢復「古置九州」以廣冀州之地的計劃。曹操表面善其言，但內心不悅。及至建安十七年，荀彧婉轉而堅決地阻止曹操進爵魏公，大使曹操「心不能平」。於是，操便藉機把荀彧調離了漢廷樞要尚書令之職。荀彧留軍，曹操饋贈食物，荀彧打開盒子一看，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乃空器也」，荀彧明白曹操是在暗示自己已經沒什麼用處了，於是飲葯而死。

所以楊修於曹操而言，不是不能容，而是沒有容的價值，楊修的小聰明「不中」曹操的價值理想之靶；而且，楊修屢屢闖入曹操的禁區，不斷侵犯曹操的自主權，且步步升級，國事家事生活瑣事，無所不及。不要說曹操是何等人也，就算是普通人，也早就恨之入骨，避之唯恐不及了。不「尊重」人，與人相處缺乏一個適度的距離和分寸感，模擬上帝的高度去洞穿人，實在讓人有一種被脫光的惱怒。若非楊修一語道破曹操退兵的念頭，曹操自會慢慢尋一個合宜的理由全身而退，楊修這廝逼得曹操不得不去打那一場結論早在意料之中的仗，損兵折將自己也挂彩，為的就是一口氣：我曹操豈能次次都被你楊修料中！「方憶楊修之言」是說給別人聽的，「厚葬」是做給別人看的，曹操在殺楊修的時候已經想好了後面要做的一切事：去打那場必然失敗的仗，然後憶，悔，愧，葬。失敗沒有關係，勝敗乃兵家常事，但一個領袖屢屢被手下看穿肺腑心腸且公諸天下，實在是最最窩火的一件事。用自己戰爭的失敗來換取楊修預言的最後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失敗，曹操做了一場豪賭，賭注是那些不知名的戰士的生命。

而且，楊修之「不中」，還不只是由於其「政治才幹」並不完全契合曹操的需要，更是由於其「政治立場」的遊離。

《典略》曰：楊修，字德祖，太尉楊彪之子也。《後漢書》記載，楊修是楊震的玄孫，楊震就是歷史上那位拒收賄禮，並說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這句名言的清官，他曾做過漢朝的太尉，楊彪亦是太尉，所以「自震至彪，四世太尉」。楊彪在第3回宮廷內變中，緊緊追隨少帝及陳留王，第6回，當董卓欲遷都長安時，楊彪又向卓冒死進言：「無故捐宗廟，棄皇陵，恐驚動百姓……」卓怒罷為庶民。以至後來群雄你來我往爭奪漢帝，楊彪皆未離漢帝左右，由此可見，楊家是漢室忠臣，「食漢祿、分漢憂」，那麼楊修作為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佞臣」的行軍主簿，他會不會也秉承忠於漢祚的家風？

楊修本來就是被曹操「挾天子」一起「挾來的」。在第60回「張永年反難楊修」中，楊修曾對曹操說：「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氣象。」可見自始至終，楊修心中一直以漢帝為尊，以漢朝氣象為「天朝威儀」。由此可知，雖為曹操行軍主簿，自然不會像郭嘉、程昱、賈詡、華歆等輩尊曹魏而不尊漢帝，動輒進言，廢帝自立。《後漢書》中的《禰衡傳》記載說：「（禰衡）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易中天說禰衡的贊語大致可以這樣翻譯：大的孔文舉（孔融），小的楊德祖（楊修），也就這倆小子還對付。其餘那些人，提都提不起來。禰衡說這話時，自己不過二十齣頭，孔融已經四十歲了，竟被呼為「大兒」，禰衡的狂悖可想而知。然而這個臨死前還大罵荀彧等輩「如行死柩中」，聲言「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瞞之黨」，至死不為曹操所用的人，能夠引孔融(孔融也多次對曹操攻擊，不滿曹操的政治圖謀，也終被殺，他推薦的邊讓亦被殺)、楊修為同調，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楊修的政治立場如何，應該也大略可以想見了吧。最後三人均死難，表明三人均與曹魏統治階級不能「合流」。包括後來被殺的為曹操立下赫赫戰功的荀彧、荀攸等人，在「代漢而立」問題上亦不能與曹操苟同，他們骨子裡仍然以漢室為正宗，視代漢為篡逆，楊修的政治立場與祖上楊震、父親楊彪的忠漢思想應該是一脈相承的吧。在曹操選立後嗣的大事上，楊修的立場也與曹操遊離甚至相悖。

在一個不對的時代，遇見不對的人，做著不對的事，與虎謀皮的楊修自然是必死無疑了。

如果楊修生在現在的時代，又會如何呢？

我相信，如果楊修仍舊無法找准自己的生命位置，仍舊勉強自己去跟不對的人一起做不對的事，雖然不一定死得很難看，卻一定活得很難受。因為人性是亘古不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沒有任何一種社會制度能避免惡，人的心靈不會改變，不合理和罪惡源自人的心靈本身。」(《日瓦戈醫生》，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任何時代都並不負責替個體生命做選擇，它只會逼迫我們做選擇。所有的選擇都會有得有失，最重要的是選得樂意，守得甘心，活得踏實，死得值得。

倘若生命所處非位，再怎麼反抗叛逆，也無法獲得自由；再怎麼殫精竭慮，也無法取得成功。不找准自己的生命位置，楊修想要的自由，就永遠只能是個不可替代的遠方，拼盡全力也無法抵達。一切看起來洒脫自由的放曠不羈，都不是真正的自由，一切自欺欺人的精彩都無法替代心中那個頑強的憧憬。

如果說楊修的自由是個不可替代的遠方，那麼對於曹操而言，是否就已經自由在握了呢？

他生殺予奪，他叱吒風雲，他在陣前公然叫囂：你們不是想看看我曹操什麼樣嗎？我鼻子眼睛跟你們都一樣，只有一條跟你們不一樣，就是我的陰謀詭計比你們多。

被曹操坦然地當作其生存理念的「陰謀詭計」，在《楊修之死》課文中有最典型的細節：夢中殺人。

德國哲學家舍勒認為：「就整個人類而言，將『狡詐』、『機智』、『工於心計』的生活方式發展到無以復加的，總是那些內心最為恐懼、最為壓抑的人種和民族。」（轉引自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

曹操的心受控於野心和權欲，他的心不自由。他深懷生存的恐懼和信任的危機，遠勝於常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就是一種緊張到極致的自我防衛，也是一種典型的「囚徒心理」。

囚徒心理是什麼呢？就是兩個犯罪同夥被警察抓去之後分別關在兩個牢房，然後分別審問，這兩個囚犯心裡都知道，若他們都保持沉默，警察就無法定罪。但是警察也知道他們心裡的生存恐懼和信任危機，於是就暗示他們說：你們中的誰如果揭發了同夥，就可以被無罪釋放，而且還能得到賞金，而你的同夥就會被判重刑。兩個罪犯都會這樣想：如果我不說而對方說了，那我不就倒霉了嗎？於是，彼此互相揭發，結果導致「雙輸」。

曹操殺呂伯奢全家，就是出於這樣一種囚徒心理：我不擇手段是因為擔心你不擇手段，我先下手為強是因為擔心你先下手為強，信任危機令人們將他人視為敵人或潛在的敵人，在防範中傷害，在傷害中掠奪。

夢中殺人，泄露了曹操嚴重的生存恐懼，連睡覺都不安心，生怕遭害。曹操的生存恐懼，不只是性命之憂，還有權力之憂、萬代江山之憂。

用暴力得來的權力，也有可能被暴力奪去，掌握權力的人每天都處於恐懼之中，權力越大，恐懼越深。

所以曹操在時刻小心翼翼保命的同時，還必須時刻處心積慮「維權」，剷除一切敵人和潛在的敵人。楊修的父親楊彪，就是被曹操（時任兗州刺史）所誣而下獄，劾以大逆的罪名（實際是楊袁聯姻為操所恨），後賴孔融力救才得出獄。

楊修被殺後，曹操和他的妻子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曹妻卞氏給袁紹的姐姐(即楊修的母親)寫了一封信：「賢郎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明公性急，輒行軍法。」努力為曹操開脫，接下來又送衣服、華錦、香車等等，好一番撫慰。從中可以看出，曹操一直把楊、袁姻親放在眼裡。但同時，曹操又致書楊彪：「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開頭兩句，實際是對楊彪的譴責與懲罰，也即仍在懷恨，而所以將楊修殺死，還是為了「保全」楊氏，否則，就要連累「足下尊門」。所以，明殺楊修，暗則向其父示威。楊彪答書，至傷至痛中，還得於無罪中認罪。

後來曹操見楊彪問道：「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後漢書》）楊父前一句是說金日磾憎惡其子淪為武帝供狎弄的童子而殺之的典故，這一句是空話，下一句才是實話。楊彪之瘦，曹操豈有不知之理。明知而故問，曹操之殘忍，可見一斑。這大概也是一種對付政敵的心術吧，比利器更有殺傷力。

曹操晚年急欲以魏代漢，但他估計自己生前恐難完成這一宏願，只能由他的下一代去完成了，因此他又為了立嗣問題而焦灼不安。曹操深知子輩結黨營私之禍：「紹在世時，諸兒子各自擴充實力，培植黨羽，明爭暗鬥……紹死後，兄弟成仇，為操滅」。官渡之戰後，倘若袁紹的幾個兒子合力抗曹，曹操要平定河北恐非易事；然而袁氏子弟大難臨頭還不忘窩裡斗，於是讓曹操揀了個便宜。袁紹的例子可謂前車之鑒，漁翁得利的曹操是不會重蹈覆轍的。但楊修捲入了立嗣這一複雜鬥爭當中，混淆了曹操的視聽令之大為惱怒，結果不僅事與願違地令曹植陷入了被動，自己也丟了性命。

從表面來看，三國的那些所謂「英雄」都是威名顯赫的「帝王將相」，可是一旦揭開面紗，我們看到的真實面孔卻是「奴隸」，權欲和野心的奴隸，人性之惡的奴隸。遺憾的是，他們對此渾然不覺，更遺憾的是，我們也對此渾然不覺，竟然世世代代高聲詠嘆「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自由，對於曹操這樣的人物來說，原來也是個不可替代的遠方。那些生殺予奪，那些叱吒風雲，那些江山，那些美人，都不能替代自由。自由仍然在遙遠的遠方，讓他的心靈無法觸及。

從霍布士到希特勒，都認為統治的慾望是強者生存的一種合理的生理現象，而權力的慾望亦是人生的天性。但即使是像赫魯曉夫這樣曾經身處其中的人自己也會發出這樣的感慨：「你們不知道——你們不可能知道——一個政治家的生活的難處。這意味著日夜忙個不停和拿出你的全部精力。沒有休息，沒有娛樂。享受呢？一個政治家根本不懂得這個詞的意思。再說，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情。」(多恩伯格《勃列日涅夫第221頁》)羅斯福在任總統之前喜歡談論他在兒時是怎樣被帶去見格羅佛·克利夫蘭總統的。克利夫蘭曾鄭重其事地說，希望這個孩子長大後能避免當總統的厄運。斯里蘭卡前總理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克夫人曾說，政治的難以捉摸就像謊言和妥協一樣使我厭惡透頂。在日本，從政並不是一項令人羨慕的職業，那些社會中最能幹的英才，幾乎都投入到企業界去大顯身手。日本人不願從政，除該國以企業立國，政界受企業界左右這一現實情況外，還有其他一些重要原因，例如，沒有發大財的機會；工作辛苦，被人謾罵多於受人讚揚，在民眾心中，政治家只是一種權和名的職業，所以人們並不真正敬重從政者。日本小學生在填寫「我的志願」時，很少有人寫長大以後要從政的。

權力似乎可以讓我們在世界的某個時間某個地點說了算，但自由長著翅膀，天生不願一直停留在這個物質的世界裡，它總會在我們為地上的事情忙活得無暇回眸的時候，撲楞楞朝我們頭頂的天空飛去。

你是否曾經循著翅膀的聲音抬頭，看見那樣的天空——

在他的上面除了天空什麼也沒有，——高高的天空，雖然不明朗，卻仍然是無限高遠，天空中靜靜地漂浮著灰色的雲。「多麼安靜、肅穆，多麼莊嚴，完全不像我那樣奔跑，」安德烈公爵想，「不像我們那樣奔跑、吶喊、搏鬥。完全不像法國兵和炮兵那樣滿臉帶著憤怒和驚恐互相爭奪探帚，也完全不像那朵雲彩在無限的高空那樣飄浮。為什麼我以前沒有見過這麼高遠的天空？我終於看見它了，我是多麼幸福。是啊！除了這無限的天空，一切都是空虛，一切都是欺騙。除了它之外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甚至連天空也沒有，除了安靜、肅靜，什麼也沒有。謝謝上帝！……

——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

題外話：

一點感受。不算解讀。我不懂三國，不愛三國，到現在還沒讀完它，且從沒打算讀完它。

我曾經說過：我膽敢解讀死人的文字，只是因為作者已經死了，無法站出來否定我罷了。現在我再補充一句話：我膽敢解讀活人的文字，只是因為大人物的作者們都在忙著大事件，不屑於與我爭辯罷了。

文本就像一座山，不同的讀者由著自己的喜歡從山腳不同的地點開始向上攀登，途中所遇自然也會有所不同，就算到達山頂，各人的感受還是會有差異，但這有什麼關係呢？每個人在過程中領受屬於自己的那一份欣悅，就夠了。

【本文原載中國語文報刊協會優秀期刊《中學語文》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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