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的起源與漢字之最
第一章漢字及其發展
第一節 漢字的起源
一、建立漢字起源假說的原則和依據
歷史發展的總規律是越遠古越緩慢，人類經過漫長的蒙昧野蠻時期，逐漸進入了文明時代。現今史學界把「文明」一詞用來指一個社會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而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便是文字的產生和應用。因此，我們從一般邏輯判斷，一種文字總是在蒙昧通向文明的轉折點上誕生，這應當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
世界上文明的發生都在大河流域，因為，水源和動植物給人類的生存提供了可能的生態條件。中國的文明在黃河流域誕生，它是獨立發展的。漢字──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也是獨立產生的，它和埃及聖書字、古代蘇美爾文字、原始埃蘭文字和克里特文字等，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漢字和這些古老的文字一樣，都經過由圖畫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階段；而它與其它古老文字不同的是，那些古文字在演變中有的停止使用而喪失了生命力，有的變成了拼音文字，有的甚至不可識讀，被外來文字取代，唯有漢字，沒有停頓地被使用至今，成為世界上唯一的一種有著日漸嚴密體系的表意文字。
既然漢字發展的歷史沒有中斷，那麼，我們沿著它踏出的足跡向上追溯它的起源，應當是可能的。但是，現存最早的漢字甲骨文產生在殷商時代，距今大約有三千四百年的歷史。它已是一種有著比較嚴密體系的文字。小屯的殷墟文化，僅從它相當發達的冶煉技術和銅器、陶器、玉器上的藝術紋飾看，便可以確定它已是高度發達的文明。所以有人說，如果把殷墟文化看作中國文明的誕生，那就未免有點像傳說中的老子，生下來就有了白鬍子。近年來，在西安市郊區長安縣花樓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遺址的發掘中，發現了一批刻在骨笄、獸牙和獸骨上的刻符，據說已經清理出單體文字十多個。這一文化遺址屬龍山文化晚期。有人把這些刻符也稱作甲骨文，而因此把甲骨文產生的時代推前了一千多年。但是，從漢字學的角度看，殷墟甲骨文是一個成熟的文字體制的專稱，在沒有證實長安刻符與殷墟文字的歷史源淵關係時，我們不能把凡是刻在甲、骨上的符號都稱作「甲骨文」，而把它和殷墟文字掛在一起。
我們完全可以推測，甲骨文產生的時代，恐怕不會處在中華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路口。漢字在進入甲骨文之前，必定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歷程。但是，沿著甲骨文再向前追溯，可以證實漢字歷史面貌的文物與文獻還不夠系統和充分。因此，對漢字的起源，只能以不連貫的歷史證據和依照發展邏輯的推測為基礎，建立科學的假說。
建立關於漢字起源的假說，首先應當弄清，原始漢字處於什麼狀態就算已經產生了。考古學家們認為，只要發現了一種有標示作用的符號，就可以確定為漢字起源的初階。文字學家們認為，文字是一種記錄語言的符號，原始的標記符號必須脫離了任意繪形、任意理解的階段，產生了一批具有約定的意義、可以記錄語言中的詞──也就是有了固定讀音──的單字，並且可以開始進行字料的積累的時候，才能算已經產生了。要達到這個狀態，必須具備兩方面的條件：一方面是社會發展的條件。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生產組織進一步嚴密，居住點與政治中心確立，繼承法定，才使口語的局限變得日益突出，超越時間與空間限制的文字才不得不發展起來。另一方面是文字發展本身的條件。文字正式產生以前，必須有一批可以書寫、可以傳遞的圖畫或符號，可以用來演變為字元，有了這些可以稱作「前文字現象」的材料為基礎，才有創造文字的可能。我們綜合考古學家和文字學家的看法，在討論漢字起源問題時，取一個時間上線與下線的幅度。這個幅度或許會有一兩千年，但這對於人類的發展來說，仍然是十分短暫的。
漢字究竟何時起源？起源時的情況如何？我們是根據以下四種材料來進行推斷的：
（一）根據世界文字產生、發展的一般規律來推斷；
（二）參考對歷史有折射反映的神話傳說；
（三）根據僅有的與漢字起源有關的書面文獻記載；
（四）根據已經發掘出的與漢字起源有關的考古資料。
二、世界文字產生時的一般狀況
人類生產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異地的交往擴大，異時的記憶量增多，口頭語言的局限急待克服，這時，首先可以用來傳遞信息的是具有記號性質的實物。結繩和契刻這兩種記事方法幾乎遍及各大陸。根據記載，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過結繩之事。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國的藏族、高山族、獨龍族、哈尼族……也都有用結繩記事的風俗。秘魯的土人用數條不同顏色的繩，平列地系在一條主要的繩子上，根據所打結或環在哪條繩上、什麼位置和結、環的數目，來記載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人的人口數。這表明，結繩確實是歷史的遺存。至於刻契，主要用於戰爭和交換，在超越空間限制傳遞信息上，功能大於結繩，但記事的功能更弱，歷史的普遍性也較差。不過，以齒記數的作法，對文字的產生也會有啟發，作為前文字的一種現象，也是可信的。我國西南某些少數民族(如基諾族)，在四十多年之前還一直使用刻木記事的方法。但這些方式只能是對自身記憶或雙方默契的提示，對毫無關係的兩個人，不加有聲語言的解釋，便不具交流思想與交際的性質。有些實物經約定後可以作為固定意義的信號。例如，中國古代的虎符，必須契合才有傳遞命令的作用。《孟子》記載，依照周禮，召喚守苑囿的虞人要用皮冠，如用旌召喚，虞人可以不去。這些，都是原始人實物傳遞信息的方式在軍事、政治上的殘留。這種方法，也只能用於特定的場合，傳達極為單一的意義。
一種可以用於較大範圍又能傳遞較多信息的手段，必須使接受信息的人與發出信息的人想到的是同樣的事物和內容。在人類文明的起點上，唯有寫實性圖畫可以起到這種作用。因為，寫實性圖畫是現實生活的再現，它具有獨立的說明性，而且，不同的圖畫所具有的區別性，可以使不同的信息得以區分。所以圖畫用於傳遞信息，是文字的源頭。而用圖畫來傳遞信息，開始時有些近似繪畫藝術的作用，靠的是它的直觀性和形象性，繪形越細緻，給予對方的信息量越大也越準確，越能溝通信息的發出者與接受者。圖一的四幅連續圖畫被稱作圖畫文字信。
三、有關漢字起源的記載和傳說
迄今為止，我們所能看到的有關漢字起源的文獻記載，最早來自周秦的典籍，而且大都是傳說，有的還帶有神話色彩。但是，神話與傳說有它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根源，往往是某些歷史現實的折射反映。關於漢字起源的歷史舊說，並不都是無稽之談，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信傳。儘管這些傳說並非漢字起源歷史面貌的詳盡寫實，但是，它們對推斷漢字起源前後的狀況和推斷漢字起源的大體時間，都是很有價值的。
有關文字起源的傳說，大體可分成兩類：一類是關於前文字時期的傳說，另一類是關於創造文字本身的傳說。從這些傳說中，我們可以窺見原始漢字發生的因由，以及由原始漢字向成熟的文字體系過渡時的一些歷史狀況。在這些傳說中，結繩說與倉頡造字說最值得我們注意。
漢字產生以前，中國曾有用實物記事的階段。結繩和刻契是其中的重要手段。結繩記事的說法首見《易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 。」《莊子· 篋篇》也說：「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留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根據這兩個說法，上古有很長一段時間都用結繩記事，神農氏是用結繩的最後時代。至於結繩這種記事方法如何施行，《周易正義》引《虞鄭九家易》說：「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人們把結繩與文字聯繫在一起，是因為人類創造結繩記事的方法與發明文字的想法是很一致的。一件事情要想保留在人的腦子裡，只有在記憶所能達到的時間和準確度之內，才是可能的。但記憶的延續時間和可負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標誌來提示它。人們在相互約定某一事情後，也需要有一種客觀憑據以便長期遵行。前者是記錄某種思想內容，後者是記錄某種交往內容，使這些內容超越時間的限制，這正是激發人類發明文字的動因。也就是說，到了結繩時代，文字產生的主觀要求已經具備了。結繩的可區別性很低，只能用結大結小來標記大事小事，像秘魯土人用不同顏色的繩並在一起，再加上顏色與結繩位置的區別，最多也只能傳遞十幾種至幾十種信息，所以，它的記錄功能是很弱的。但是，它既有治事的作用，後來又用於約誓之事，能夠「各執以相考」，因而也必然具有一種約定的內容；原始社會的人群活動範圍還不很大，對記事符號的交際功能要求不高，突破語言的時間限制比突破空間限制更迫切一些，結繩作為一種視覺的記事符號，在記事的數量和明確性上雖然極為寥寥，但它是一種成功的嘗試。從結繩到文字，雖然發展了幾千年，但在性質上，距離已不很遙遠。結繩說既有後代民俗作為確證，又可從歷史發展的邏輯上分析出它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時間錯亂的「八卦」說，虛玄的「河圖洛書」說，是不可能與結繩說同日而語的。
在有關創造漢字的傳說中，倉頡造字說，是一種有價值的傳說。這種傳說最早出現在戰國時代的文獻里。《呂氏春秋·君守》說：「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荀子》、《韓非子》也有關於倉頡造字之說。到了秦漢時代，倉頡造字說流傳更廣，影響更深。《淮南子·本經訓》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的傳說。李斯統一文字時所用的課本，第一句就是「倉頡作書」，所以稱作《倉頡篇》。把前人傳說吸收後加以整理，正式寫入早期漢字史的是東漢的許慎。他在《說文解字·敘》里說：「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又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文心雕龍·練字》沿襲許慎的說法，才有了「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的名句。
對於倉頡造字說，過去的歷史學家們著眼於考證倉頡是否實有其人，如果有，大約在哪個年代。由於確鑿史料的缺乏，很難得出結論。而在我們看來，倉頡造字說的可取之處，主要在於它說出了漢字起源的一些道理，許多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首先，這種傳說把結繩與倉頡造字銜接起來，認為在「庶業其繁」以後，結繩無法適應更多、更快地記錄、傳遞信息的需要，人們必須探索新的方式，創造更多的相互區別的符號，來記錄更多的信息。在「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的時代，人們從鳥獸蹄 之跡得到了「依類象形」、「分理別異」的啟示，逐漸創造了文字。這個說法是可信的。
其次，傳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也是有道理的。文字產生在國家形成過程中，首先是政事往來的需要。所以，漢字形成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應是與文字有密切關係的巫史。史與文字的關係，也可從漢字構形中得到證實：
甲骨文「史」作 ，後來分化為「史、吏、事」三個字。《大盂鼎》的「 事」(御事),卜辭稱「 史」,是殷周治事之官。卜辭中「貞史」是「問事」，「史貞」是「事問」。正見「史」、「事」是一字。「史」字從「中」,「又」是手,以手執中正是史官的形象。「中」是簿書、典冊。《禮記·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是講 祀時燒柴，置玉帛於其上，同時也連文冊一起燒掉。「中」是文冊。《周禮·秋官·小司寇》:「歲終,則會群士計獄、斃、訟登中於天。」「登中於天」就是寫在天府的登記冊上，「中」即「冊」。《周禮·春官·天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眾註：「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所以，「史」是書寫、收藏簿書的官，他們是直接並大量使用文字的人。
倉頡是史官，因集中使用原始文字，得以對群眾自發產生的字元加以規整。《荀子·解蔽篇》說：「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對「壹」字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解釋作「專一」，把《荀子》這句話理解成：「倉頡只是眾多好書者中由於用心專一而最有成就的一個」。又有人以「壹」為「同一、統一」，認為《荀子》這句話應當理解為倉頡整理過文字。其實，《荀子·解蔽篇》所說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確的規律。「壹」與「兩」相對，不受邪說的蒙蔽叫作「壹」。荀子認為，后稷之於稼，夔之於樂，舜之於義，和倉頡之於書一樣，都是因為專門從事某方面的工作，從而掌握了正確的規律，才能獨傳。倉頡是一個因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著了它的規律從而整理了文字的專家。在漢字從原始文字過渡到較為規範的文字的過程中，他起了獨特的作用。可以推斷，這樣的一個人，在漢字起源階段的晚期，一定會存在的。
「倉頡」出現的時代，應在原始漢字有了一定數量的積累階段，也就是中華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初期。說他在神農氏之後的黃帝時代，是因為黃帝代表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黃帝時代是中華文明的發源時代，至於具體的時間，是不足為據的。
四、有關漢字起源的考古資料
傳說畢竟不是確鑿的史料，漢字起源的確切時代和起源的狀況，曾經那樣模糊。近六十年來，現代考古的謎一個個從地下揭曉。關於漢字的起源，也有了更多的考古資料顯示了蛛絲馬跡。
殷墟甲骨文產生在商代後期，約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紀。這時的漢字已經是可以較好地紀錄漢語的文字系統。這種漢字的實際面貌表明，它不但經過相當長時期的積累，而且經過某種程度上的整理規範。那麼，在此之前的漢字是什麼樣子的呢？
從商代後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學家認為，鄭州商代遺址的發掘中找到的被稱作二里崗文化的商代文化，與殷墟文化是一脈相承的。它的時代大約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範圍內，早於安陽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轉的地面上，曾發現三件有字的骨，其中兩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個字。考古學家認為是為練習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與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當時已經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劃符號，都是簡單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縣台西商代遺址里也發現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號，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後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吳城遺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於殷墟四百年左右。這三處的陶文，有的與漢字很相像。
五、關於漢字起源時代的推測
由圖畫傳遞信息到產生圖畫文字，再由圖畫文字和花紋圖案的表義成分轉變為約定符號以至記詞符號，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這就是文字起源的過程。歐洲和美洲的一些古老文字的這個過程，大約始於新石器時代而止於有史時期的開始。從所獲得的資料看，漢字的產生就其上下限而言，也正是在此時期內。
到目前為止，我們在已出土的文物中，沒有看到作為漢字前身的用圖畫傳遞的信息和圖畫文字，因此，漢字起源的上限難以從實際上確定下來。現在能夠提出的根據，最遠的只有公元前4000年左右屬於仰韶文化的彩陶紋，以及時間與此相近的屬於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刻符。它們的時代，都在新石器時期的中期，可以暫時把這一時期作為漢字起源的上限。從理論上說，漢字起源的上限也許比這還要早些，那要等發現新的考古證明時再向上推移了。至於漢字起源的下限，我們可以從小屯殷墟甲骨文往上推測。當圖畫文字與陶器花紋中的表意圖案演變為記詞字元，漢字由零散的、個別的字元逐漸積累，達到一定的數量後，再通過人為規範，成為一種文字體系。這一過程，如果跟記詞字元產生的那段過程相比，應當是短一些。這不僅是因為，生產和政治的發展都越來越迅速，更因為起源階段具有多元性(由於部落不同，可能有多種原始文字存在)、自發性、群眾性的特點，而初期發展階段卻是在少數集中使用漢字的人手中，自覺進行的。小屯殷墟甲骨文已是能夠完整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這個體系形成的開端應當在夏商之際。《尚書·多士》記載西周初年周公的話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這就是說，商人在滅夏時，已經有了記事典冊。從古史文獻也可以看出，夏代是中國第一個有完整世系流傳下來的朝代。那麼，漢字字元開始積累的年代，似可估計為夏初，也就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
第二節 商周時代的文字
人世間的萬事萬物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漢字當然也不例外。我們說漢字從產生而一直沿用至今，並不是說這種文字元號及其系統千古凝固、一成不變，一出現就是現在這般模樣兒；相反，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漢語的發展，作為記錄漢語的漢字元號系統，在幾千年的使用過程中，從字元的構形到書寫體勢，前後都有過幾次重大的變化。不過，這些重大的變化是由漸變積累而成的，並非陡然的突變。就是漸變也總是遵循著一定的規律、循序演化、有其軌跡可尋的，既沒有造成前後時代的斷層，更沒有改變整個文字系統的根本性質。正因如此，以漢字為載體留存下來的各種歷史文獻，即便時代再久遠，也還可以釋讀。
漢字的研究，首先是對漢字本體的研究。漢字的本體是什麼？就是出現在歷史的不同階段並被廣泛使用的不同字元形體，即字體。人們平常所說的真、草、隸、篆，就是對歷史上各種不同字體的概括稱謂。我們在研究漢字的歷史發展，首先必須對各種不同的字體有個初步的了解和認識，把握住它們各自的特點，然後才好由表及裡、由淺入深地進行全面的分析和比較，從而徹底揭示出漢字歷史發展的規律。下面我們按照時代的先後，分別介紹幾種最為重要的字體。這一節先介紹商代和西周的文字。
一、殷商的甲骨文
殷商的甲骨文是殷商時代的代表字體，它因刻於龜甲、獸骨(主要是牛肩胛骨)之上而得名。殷商人迷信尚神，事無巨細都進行占卜以問吉凶。占卜之後，他們把占卜的日期、占卜者(貞人)的名字、占卜的事情，有時還連同後來應驗的結果，都刻在該次占卜的龜甲或獸骨上。於是這種刻有文字的甲骨片便成了這一時代的一種特殊的文獻資料。隨著殷商王朝的滅亡和殷都(在今河南安陽市小屯村)的夷為廢墟，這批文獻資料被埋沒於地下三千多年。據說後世當地農民在耕地時，不時有所出土，但沒有引起重視，時常被人當作「龍骨」售予葯肆作藥材。直到1899年才被一個名叫王懿榮的人發現並認定為商代的遺物。從此便有人開始收集並拓印其文字進行研究。學者稱這種文字為甲骨文，稱這種文字所記錄的語言為甲骨卜辭(圖1)。
殷商甲骨文這一珍貴文物的發現引起了世界學人的重視，國內外許多人為著不同的目的四齣搜尋,大肆搶購。自1928年以後,中國政府在安陽殷墟進行了多次考古發掘，獲得了大量有字甲骨。到目前為止，先後出土的甲骨總計已在10萬片以上。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彙集1899年以來80年間所出土的、包括公私收藏及流傳海外的殷墟甲骨文共41956片，由郭沫若主編印成《甲骨文合集》。另外，考古研究所70年代在殷墟發掘所獲甲骨文4589片，也編印成了《小屯南地甲骨》，這兩部大書，著錄了現今存世的絕大部分甲骨文資料。
殷墟甲骨文的出土問世，在學術界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學科，這就是方興未艾的甲骨學。我國的老一輩學者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陳夢家、郭沫若、於省吾、唐蘭、胡厚宣等等，都曾對甲骨文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為甲骨學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甲骨文是現存中國最古老而又有系統可尋的漢字。現在已發現的甲骨文單字有3500個左右，其中可識者大約佔1/3。從已識的字來看，傳統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四種具體的造字方法在甲骨文的構形里都已具備， 殷商的甲骨文不僅具備了為後世所沿用的多種造方法，也有了較為明確的造字條例，而且還初步形成了以獨體初文為基本構件、以不同的造字方法為理據、以不同的組合方式為區別的漢字構形系統。這個構形系統為後世漢字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殷商甲骨文畢竟還處於漢字發展的初級階段，還有許多不成熟的地方，因此它具有明顯的早期漢字的特點。這些特點主要有：
（一）相當多的字還保留著明顯的象形性。早期的漢字是以象形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畫成其物」的象形字，儘管經過了高度的概括和抽象，成為了記錄語言的特殊符號，已與圖畫有了本質的不同，但是物象(所指事物外觀的大致形象)依然存在，有時為著增強作為文字元號的區別度，其物象的特徵還著意地加以突出。比如 (豕)與 (犬)，著意突出尾巴下垂與上翹的不同； (牛)與 (羊)，著意突出犄角上直與下曲的差異； (象)與(馬)，則著意分別突出其所特有的長鼻和長鬃。當這些象形字作為基礎構件與另外的構件組合成新字時，它們的象形特徵也同時帶入了新的字中，比如 (臭)、 (牧)、 (為)等等，這就使得許多為抽象概念所造的、原本無形可象的字也帶有了濃厚的象形色彩。
（二）許多字尚未定型，異構字根多。甲骨文還很不規範，字的構形與書寫帶有相當大的任意性，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①象形字可有取象視角的不同和繪形筆劃多少的差異，例如「龜」有 與 之異、「虎」有 與 之別；②有的字可以反正無別或順序無別，例如「人」可寫作 或 ,「至」可寫作 或 ,「五」可寫作或 ；③在復形(合體)字中，有的構件位置可以移動，例如「好」可寫成 或 、「物」可寫成 或 ；④因基本構件所表示的事物類屬相同或相通，在某些字中可以變換使用，例如「奚」可寫作 (從大)或 (從女)、 (從人)，「牧」可寫作 或 ；⑤有的字可增加形符或聲符，例如「 」作 也作 ，「鳳」(借為風)作 也作 ；⑥字有繁體和簡體，例如甲子的「子」作 也作 ，「河」作 也作 。這些現象說明，殷商甲骨文時代的漢字構形還處於比較自由、活躍的階段，異體眾多，繁簡併用，固然為我們今天的識讀帶來困難，但這種種字樣也為後來漢字的逐步定型提供了優化選擇的條件。
（三）合文多。所謂合文也叫合書，就是把兩個甚至三個字合拼寫在一起只佔一個字的位置，例如「祖乙」寫作 ，「八十」寫作 ，「十五伐」寫作 。合文以對先祖先妣的稱謂用得最多，其次是有關的數目字。孫海波的《甲骨文編》中列有合文371個。
（四）有少數異字同形的現象。這裡所說的異字同形，是指兩個完全不同的字在構形上的混同，與字的假借與孳乳無關，比如「山」與「火」都寫作 ，「甲」與「七」都寫作 等。這大概是由於象形字所象之形本自形體相近，在高度抽象為線條構形的文字元號時，其形體一時難於區分的結果。這種不多見的現象與文字的本質是矛盾的，所以在漢字後來的發展進程中很快得到了糾正。
（五）尚有大量不識之字。有的獨體字或合體字中的構件，由於所象之形不明，或是所指之事不顯，這些字自然難以辨認；有的合體字雖然構件明確，但很難判定它是會意合成還是會形合成、形義合成、抑或音義合成，因而也很難辨認出它是什麼字。再加上這些字在已出土的甲骨卜辭中出現的次數不多(有的僅一兩見)，語言環境又不完全，這就更加加深了考釋的難度。因此，如何設法考釋出這許多未識之字，仍是今後甲骨文研究中的一項基本任務。
二、兩周金文和籀文
兩周(這裡指西周和春秋)時代的文字，從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資料看，以金文為最重要。所謂金文，是指古代鑄(少數是刻)在青銅器物上的文字。上古稱青銅為吉金，所以把這種銅器上的銘文叫作金文。由於鍾和鼎在兩周青銅器中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因而過去也有人將金文稱作鐘鼎文。鑄有銘文的先秦青銅器物歷代都有所發現，累積至今，已達萬件以上，其中大半當屬兩周之物。
在青銅器物上鑄以文辭，始於商代，盛於兩周，延續至秦漢。從宋代開始，即不斷有人專門從事這種文字的收集和研究。下面我們著重談談兩周金文的情況。兩周時代在時間跨度上長達五百多年，從大量的材料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金文在這個時段上明顯的發展和變化。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西周初期 西周初期的金文幾乎完全沿襲商代晚期金文的風格。如果把這兩個時期的銘文拓片混放在一起，單從文字的形態和行款章法上看，是很難找出它們的差異來的。這一時期的金文，其文字構形與殷商甲骨文大體上是一脈相承的，那些由「隨體詰詘」的筆道所構成的象形字依然較多，其象形性仍舊較強。由於金文是用型範鑄出來的，比較容易保留和體現出毛筆書寫的點畫形態，因而與甲骨文的刀刻效果有明顯不同。西周初期金文與商代金文一樣，字的筆畫經常出現粗細變化，「並且還包含不少根本不能算作筆道的呈方、圓等形的團塊」。以武王時代的著名《利簋》(圖2)銘文為例，其中的「王」作 ，「征」作 ，「又」作 ，「金」作 等，最為典型。這種點畫風格一直沿習到西周的中期。這一時期在銘辭字數上一改商代不超過數十字的短銘習慣，出現了上百字以至數百字的長篇銘文，例如《大盂鼎》即有291字，《小盂鼎》則達四百字左右(部分殘 不能確數)。這種在青銅器物鑄刻長銘的現象一直延續到戰國時代。
（二）西周中後期 西周的中期和後期，是兩周金文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古漢字逐步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階段。這時期的金文與晚商和周初相比，有以下四個方面明顯的變化。
首先，筆畫趨向線條化、平直化，字的象形性顯著降低。線條化指的是在一個字中筆畫粗細懸殊的現象逐漸減少，粗筆變細，與其它筆畫相均衡，同時又用線條取代那些呈方形或圓形的團塊。例如「又」作 、「金」作 ，不再帶有粗筆。平直化指的是原本為表現字形象形性而存留的許多曲折線條大都被拉直，比如「女」只作 ，先前作 的寫法已極少出現。一些不相連的筆畫被連成一線。隨著書寫的這種變化，原來象形性還比較強的那部分字也就逐漸失去象形的特徵，越來越變得不象形了。從總體上看，文字的構形變得以橫、豎、斜三種走向的筆畫為主，較為疏朗明快，書寫也較為便利了。試比較一下穆王時代的《大盂鼎》和恭王時代的《盤》兩篇銘文便可一目了然。當然，這種變化並未完全徹底，比如 (天)字上端的大圓塊，直到西周末期還時有出現。
第二，文字構形向定型化方向發展。文字構形的定型化，是指在某一時代某一種字體中，字形組合和書寫體勢具有相對固定的模式，也就是說一個字元只有一種標準的寫法。直接影響構形的有諸多方面的因素：基本構件的數量以及各個構件的形態、所置方位、所取朝向等。只有這諸多方面都有了定準，文字的構形才有可能定型化。這一時期的金文在這些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明顯進步：形旁之意相同或相通而混用的現象減少了，例如從「 」與從「木」、從「女」與從「 」不再經常混用；有更多基本構件的形態趨於固定，例如「水」和「雨」已固定作 和 ；某些構件在字中所處的位置已不再隨意改變，例如從「彳」之字其「彳」已固定在字的左側，從水之字其「水」已固定在字的左側或下邊；一些構件無論是單獨成字還是處於合體字中，其朝向已多有定準，「反書」的現象大為減少，例如「方」，不管是獨用還是作為字中構件，都只作「 」而不再作「 」。另外，異字同形和除數目字之外的合文現象已非常罕見。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金文是朝著定型化方向快速發展的，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異構依然不少，離真正的定型化還相距很遠。
第三，在書寫形式上越來越追求整齊美觀。銅器上的銘文除了文辭的特殊作用外，還是器物文飾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與器物的形制相結合，共同構成一個完美的藝術整體。這一時期銘文文字的大小趨於一致，既注意每個字書寫的美觀，又注意全篇章法布局的協調、變化和氣韻的生動。許多銘文具有很高的書法審美價值。
第四，形聲字大量增加。一是在原有的字形上增加形符或聲符，使原來的非形聲字變成形聲字；一是新造字的絕大多數為形聲字，例如《金文篇》食部所收的19個字，除4個甲骨文已有之外，新造的15個字中有13個明顯是形聲字。
（三）春秋時代 整個東周時代本應包括春秋和戰國兩個時代，由於戰國時代的文字別具特色，下文另作專門討論，這裡只簡要介紹春秋時代金文的情況。春秋時代周王室衰落，諸候國的勢力增強，出現了山東的齊、山西的晉、南方的楚、西方的秦等幾個實力雄厚的大國，它們挾天子以令諸候，彼此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霸鬥爭，同時又分別影響和控制著周圍的小國，形成各自不同的勢力範圍。日久天長，於是在原本就有傳統差異的地方文化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風格不同的區域文化，其在文字上的反映，就是開始出現了文字書寫和審美的不同傾向。春秋時代的金文，多為諸候列國之物。在春秋初期，各諸候國的金文幾乎都沿襲西周晚期金文的體制，從字形的表象上沒有明顯的區別；到了中後期，不同的風格、特點就比較顯著了。最為突出的有下列幾種情況：
①故意把每個字形都拉長，使整篇銘文呈現出明顯取縱勢的格局；字中的縱向長畫，或有意拉得挺健筆直，或故作委宛屈曲之態，突出剛柔間濟的美。例如： (齊) (作) (姜) (永) (保)。
②在細線條的中段附著「囊腫」狀的粗筆為裝飾，筆畫也扭捏作態，有時還附加上與文字構形無關的陪襯性線條。例如：(正) (亥) (王) (子) (金)。這種體勢的金文，在江淮流域的吳楚諸國的銅器上最為習見。
③在字形上加飾鳥形或蟲形等，成為一種頗為特殊的美術字體。例如：(玄) (用) (王) (之) (子)。這種飾以鳥形的字前人稱之為鳥書或鳥篆，飾以蟲形的稱之為蟲書或蟲篆，也合稱為鳥蟲書或鳥蟲篆，在當時主要流行於楚宋吳越等國，而鳥書又多見於矛、戈等兵器銘文之中。
以上所說的這些裝飾性很強的特殊字體，恐怕也只限用於比較特殊的場合，與平常慣用的文字肯定會相差很遠。
春秋時代的金文雖然出現了地域性的差異和帶有特殊裝飾性的美術體，但是這並不是這個時代金文發展的主流。其地域性的差異不僅晚至中後期才開始有所出現，涉及的地區也不甚廣大，而且這種差異還主要是書寫風格的不同，在文字構形上的差別尚不明顯。至於那種帶有特殊裝飾性的美術體，在歷史上只是一種特殊的書法傾向，並且只出現在少數地區和個別種類的器物上，不是社會廣泛通行的慣用字體。所以，從總體上考察，春秋時代的金文還是沿著西周金文的發展方向繼續前進的。下面說一說籀文。
所謂籀文，也稱籀書、大篆，是指《史籀篇》的文字。相傳史籀是周宣王時代的史官，他編寫了一部教兒童識字的書叫《史籀篇》。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史籀篇》共有十五篇之多，一直流傳到漢代(建武時亡佚了六篇)。漢人為了區別當時尚留存的六國古文和秦篆(即小篆)等古文字，便將《史籀篇》中的文字稱為籀文。東漢以後，《史籀篇》不知何時已全部亡佚，人們只能知其書名而無法直接目睹其文字的真實面目。直到現在，人們所能間接見到的一小部分籀文，是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所移錄的二百二十餘字。由於許慎在移錄這些籀文入《說文》時，只注重字有構形而不注重字的書寫體勢與風格(他把籀文和古文都用對稱與兩頭尖細的筆法來書寫，致使二者無體勢風格之不同即是證明)，再加上《說文》一書曾經過一些人的修改和不知多少次的輾轉傳抄，其筆法的失真和形體的 誤定然不少。因而《說文》中的籀文已不再是《史籀篇》文字的本來面目。也就不言而喻了。籀文究竟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字呢？現在我們可以根據後世出土的大量相關的古文字資料，並通過與《說文》所錄籀文作構形比較來推測。
《說文》中的籀文大都可以從周宣王及其前後時代的古文字資料中找到相應的形體，例如：員、秦、則、遲、跡、商、 、、嗌、歸、訇、祺、童、 、農等等(字形均見下頁附表)。
三、戰國文字
戰國文字是對戰國時代周王室和各諸候國所有品類文字的統稱。它不像甲骨文、金文那樣是對某一種特殊品類文字的專指，也不像小篆、楷書那樣是對某一種定型字體的專稱。戰國文字的品類很多，有用毛筆寫在竹簡上的簡冊文、寫在繒帛上的帛書、寫在玉片上的盟書等墨跡，有鑄(或刻)在銅、鐵器物上的銘文(圖5)、符節文和貨布文，有刻於石上的石刻文(如著名的石鼓文、詛楚文、行氣玉銘等)，有鐫在公私印章上的璽印文，等等。這些大都是見於出土文物上的戰國文字的真跡。此外，許慎《說文解字》中所收的古文、三體石經中的古文、郭忠恕《汗簡》中所收的古文等，也大都是當時人們所見到並筆錄於典籍中的戰國文字。戰國文字的材料眾多，字體也極為異樣，因而無論哪一種附著物上的文字式樣，都不能代表這一時期的所有文字，所以這一時期的文字不能像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那樣以其附著物來命名，只好以時代來標稱，統稱為戰國文字。
戰國文字最突出的特點是形體歧異多。由於群雄割據，「諸候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說文解字·敘)，再加上連年戰爭，諸事急迫，被御用的文化人也不能像西周大一統天下時那樣從容不迫地精心製作，於是寫字作書每每越出常軌，任意省改，草率從事而求急就，只要在本地區的範圍內能夠通行就行了，因此急劇擴大和加快了春秋末期文字的地域性差異，造成了嚴重的「文字異形」的局面。
同一個字不僅在不同的國度或地區構形有歧異，就是在同一國度或地區不同書寫者的手下也每有不同。
戰國文字的第二個顯著特點是許多字的形體變化無規律可尋。由於這一時期文字書寫的隨意性過大，使許多字的構形大大超出了漢字由商代甲骨文到西周金文再到春秋金文的形體演變中所形成一般常規，出現了大量無規律可范、無道理可講的形變。上列表中將「馬」寫作 、將「安」寫作 、將「者」寫作 等等，即是典型的例子。正因如此，這些形變後的字，其構形理據也隨之喪失。戰國文字難以釋讀的主要原因正在於此。
另外，戰國文字的簡化傾向也十分明顯，特別是東方六國的文字，大都歡喜採用筆劃少的簡體，形體非常繁縟的字很少使用。所以戰國文字在漢字形體演變的過程中，是一個簡化大大多於繁化的階段。
戰國時代的文字雖然歧異紛呈、千恣百態，但是其間的正體並沒有超出古文字體系的範疇。特別是這一時期的西方秦國文字，還比較全面地繼承了西周文字的傳統。所以從總體主流上看，戰國文字還是上承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下啟小篆、古隸的。少數金石重器上的銘文，依然存留著西周金文的遺風。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戰國文字多歧異的特點，還從反面促進了秦代對文字的統一和改革，也為後來漢字形體的突變──隸變準備了條件。戰國時期的一些竹帛文已有隸書筆勢的濫觴，秦代與小篆同時流行的古隸(秦隸)與之一脈相承。
在品式多樣的戰國文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秦國的石鼓文(附圖4)。所謂石鼓文，是十個石鼓上的石刻文字。它出土於唐代，至今還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中。石鼓文的結構端莊嚴謹，大小一致，筆道的走向和疏密正斜的排布都有極嚴格的法度；偏旁部首的寫法和位置也都基本固定了。筆道形態完全是藏頭護尾、粗細等勻的「玉箸」線條，字體十分規範。除少數字的筆劃比小篆繁縟外，許多字的寫法已與小篆差別不大或沒有差別了(例如滔、不、具等字)。從石鼓的體勢、章法、格調，以至一些字的具體寫法來看，上與周宣王時代的《虢季子白盤》等銘文相接，下與秦始皇時代的《泰山刻石》、《嶧山刻石》(圖7)等石刻文字相通，極其明顯地顯示出它是漢字由西周金文演變為秦代小篆的過渡橋樑，是戰國文字中最能繼承西周金文傳統的一派。同時也可以看出，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而制定小篆時，正是以這一派字體為基礎的，所謂「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的「秦文」，無疑是指石鼓文一派的正統文字。
第三節 小篆和《說文解字》
小篆也稱秦篆，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實行「書同文」政策時頒行的標準字體。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說：為了儘快改變戰國時代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局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是也。」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李斯等人在統一六國文字時做了三件事：第一，以秦國原有的文字作為統一的標準，首先「罷」(揚棄、廢除)掉一切與秦文不同的六國俗體、異構，只保留其中與秦文一致的部分；第二，擬訂出統一的標準字樣；第三，寫出定型後的標準字樣廣布天下。李斯等人在擬訂統一的標準字體時，不可能拋開秦國現實的文字而不顧，卻去搬用五六百年前的史籀大篆來作標定國家文字的根據，而創作新的字體。如果用這種復古的作法來擬訂新字體，無論怎樣省改，總會有時代的差距而脫離現實，不僅東方六國的人不易辨識，就是秦人自己恐怕也難於適應。聰明的李斯能做這等蠢事？從現在已有的文物資料看，秦始皇所頒行的這種小篆，其中的多數早已在秦國存在並廣泛使用。比如著名的石鼓文、詛楚文、商鞅方升銘文、新 虎符銘文等(均為戰國時代的秦文)，都大量存在與小篆相同的字，尤其是後二者，幾乎完全就是小篆了。這就有力地證明李斯等人在擬訂統一字體的時候，不是「皆取史籀大篆，或頗加省改」，而應該是「皆取現實秦文，或頗加省改」，進行一番整理與加工，使之更為定型化、標準化，以便於推行。許慎之所以要說是「皆取史籀大篆」，推其情由大致有二：一是戰國時期的秦文確實是較好地繼承了西周金文的傳統；二是為了抬高小篆的身價，因為他的《說文解字》是以小篆為正篆來加以分析研究的。
小篆的特點主要有四。首先，它比較全面地保留了漢字的構形理據。前文說過，在戰國文字多歧異的時代，秦國文字就較好地繼承著西周金文的傳統。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李斯等人標訂小篆時又以本國文字為藍本並參以西周的正統文字籀文，所以小篆作為正體古文字的終結，能較為全面而系統地保持住漢字寓義於構形的本質特徵。其次是固定了偏旁部首的寫法和位置。在小篆中，不管偏旁部首在什麼位置上，其寫法一律相同，不得增減筆劃或變化構形；偏旁部首的位置一經確定，便不允許隨意移易，如福字，不能再將「示」移置右邊。第三，字的書寫形式上要求整齊劃一。筆劃不論橫豎曲直，一律用粗細等勻的線條，字的結構取內聚環抱之勢，筆劃分布均衡勻稱，甚至連字的大小也要相同。這樣一來，古漢字中那些「畫成其物」的象形字就被高度抽象化、線條化和符號化了。第四，形聲字大量增加。不少原為象形、會意字的，增加了形符或聲符而變成了形聲字(如 、 )，或者乾脆另造形聲字來取代原有的象形字、會意字(如沫、 )。至於小篆時代新增加的字，則絕大多數為形聲字。所以《說文解字》所收的9353個字，百分之八十是形聲字。
秦始皇利用政權的力量推行小篆，對古漢字形體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整理、加工和改造，第一次使官方正式字體實現了標準化、規範化，很快結束了長期以來漢字異構叢生、形體雜亂的局面，這對增強漢字的社會職能，對增進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對促進文化經濟的發展，無疑是極為有益而功不可滅的。
秦代雖然用小篆統一併規範了國家的正體文字，但是小篆並沒有擺脫古文字線條詰詘繁複、體勢嚴密拘束的格局，很不便於書寫。所以秦在推行小篆的時候，社會上的日常用字卻在廣泛地流行「解散篆體」的古隸。漢興而承秦制，古隸更得以快速發展，普遍應用，進而取代了小篆的正統地位。漢字經過秦漢之際的隸變，其構形在不同層面上發生了諸多方面的選擇，體勢與筆法也大為改觀。習之既久， 人們對寓義於形的特徵已逐漸淡漠，已不能明了文字構形的真諦。到東漢時代的許慎，他有感於當時「雖有尉律而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的對文字教學的不重視；不滿於士大夫對研究出土古文字「大共非訾」的輕侮和他們「向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的無知狂妄；更憤恨於某些今文經學家據當時隸體猥說文字而用「野言」曲解儒家經典的不可容忍的行為。於是嘔心瀝血地對漢字進行全面而系統地深入研究，博採通人之說，積時22年，終於完成了漢字學史上第一部偉大的著作──《說文解字》。
許慎在《說文》中，首創540部首，並依據「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的原則，將所收錄的9353字及重文1193字分別部居，據形系聯起來加以說解，從一定的層面上創造性地揭示出了漢字內在的構形體系。許慎還對漢字的造字原則和方法作了總結，給傳統的六書進行了較為明確的界定，並把它運用於說解文字的實踐。因此，是許慎通過他的《說文》鑿破鴻蒙，第一次給人們提供了一整套分析和解釋漢字的科學方法。
許慎作《說文》，選定小篆為正篆，全書除了極少數的字用籀文或古文作字頭外，其餘均用小篆作字頭來析形釋義。因而在這部字書中，不但儲存了上古大量的語言和文化的信息，而且還集中地保存了秦漢兩代小篆的字形材料。近年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的一批專家幾乎查遍了所有現存的文字資料，才找到秦、漢、魏、晉這四個時代具有小篆或隸書字形的單字5400多個，編成《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一書。他們找到的這個字數，「與《說文》字頭的總數相比，只達到十分之六。」而在這十分之六中還有一大部分只有隸體(古隸或漢隸)而無篆體。由此可見《說文》收字之廣和保留小篆字形之多！如果沒有《說文》這個寶庫，秦漢時代的幾千個小篆字形後人便無處可覓！我們知道，小篆是研究古文字與今文字的過渡橋樑。《說文》為後人所保留下來的九千三百多個小篆字形，無論是對古文字的研究考釋，還是對今文字的整理、規範，過去已經起過、現今正在起著、將來也必定會繼續起到重要的作用。
《說文》中的小篆字形，有一些與出土的秦漢文字材料上的小篆字形有所不同，比如斗、升、欠、戎等字。
《說文》作 、 、 、
出土文字作 、 、 、
這種現象的出現，可能有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說文》中的小篆形體已形成了一個嚴密而有規律的構形系統，可見許慎在作書時並非每個字都緣本照錄，對某些字很可能依據某種原則作了局部的整理和修改，以便適合體系的需要。其次，許慎當年依據的材料與我們今天見到的材料可能有所不同；第三，《說文》在經他人妄改和歷代輾轉傳抄的過程中造成了個別字的 誤。那些不能納入系統的字最有可能是這種情況。所以在沒有找到充分證據時，不能僅憑這一表面現象就輕率下個「說文小篆不可靠」的結論。
第四節 漢代以後的今文字
一、隸書
隸書是秦漢時代漢字形體演變過程中以點畫結構逐漸取代篆書的線條結構而形成的一種新字體。古文字即便是經過整理規範的小篆，其形多由曲屈迴環的線條所構成，極不便於書寫，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人們不得不突破舊有字體的束縛而尋求一種便捷的新體。這種新體便是隸書。許慎在《說文·敘》中說：在秦始皇推行小篆的時候，「大發隸卒，興役戌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晉代衛恆在《四體書勢》中也說：「秦既作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相傳這種隸書字體是當時一個名叫程邈的人創造出來的。程邈因得罪下獄，在獄中對小篆進行改革而創造了一種新字體，始皇對此很欣賞,給他免罪陞官,於是把他擬定的字體稱為「隸書」。其實，據現在已出土的文字資料看來，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民間早已有隸書的萌芽，即便程邈真有其人其事，他也不過是做了些收集、整理和加工的工作罷了。秦王朝在推行小篆的同時，為了「以趨約易」，確實是大量使用了隸書，一九七五年在湖北雲夢縣睡虎地出土的大量秦簡就是最好的證明(見圖8)。
隸書在它的演變過程中，其文字構形和筆道(點畫)形態是有很大變化的。在初創階段，構形多因襲篆書而小，多數字尚帶有濃厚的篆書意味，點畫用筆的特點也不很突出，尤其是波磔不明顯。例如：
其 券 節 典 剛 老
小篆
秦隸
後來經過長期的使用，特別是經過漢代文化人的加工、改造和美化，隸書才從根本上改變了篆書的構形和筆道形態，成為一種獨具特色的新字體(見圖9、10)。後人稱初創階段的隸書為古隸或秦隸，稱成熟階段的隸書為漢隸。漢隸是漢代官方的正式字體。一般所謂隸書，主要是指漢隸。
下面我們用成熟階段的漢隸與小篆相比較，說說隸書對篆書的改造，從中也可以看到隸書的特點。隸書對篆書的改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⑴、在書寫筆法上用不同形態的點畫取代篆書的單一線條，並變圓曲為方直，從而解散篆體，徹底拋棄小篆所殘留的象形意味，形成一種以從左到右、從上到下、從右上到左下、從左上到右下為主要運筆方向的筆勢習慣。這樣造就出來的字體既疏朗明快，又書寫便利。（轉自雅言http://www.fantizi5.com/blog/）
第六章中國的語言文字文化
語言文字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載體，同時，語言文字又是重要的文化事類。中國境內有眾多的語言文字，它們之間是相互吸收的。漢語漢字一直作為境內通用語言文字來使用，並對世界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中國人有自己的語言文字觀念和制度，並在漢語漢字特點的基礎上發展出許多文化事象。
第一節 語言文字及其文化特徵
一、語言文字的文化特徵
語言文字的文化特徵表現為：語言文字既是重要的文化事項，又是文化的載體。語言是重要的文化事項，指的是：語言的誕生意味著人類文化的誕生，文化的發展也影響著語言的發展。語言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主要特徵，有了語言，人類才可以相互交流，才可以進入有組織的社會生活，成為「文化」的人。同時，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語言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語言是一種有特殊性的文化，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語言代表的是不同的語言習俗，如因漢語特點而形成的歇後語就是漢民族的語言習俗，不同的語言習俗反映出不同的思想觀念，語言所造成的文化差異直接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之中，成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語言從宏觀到微觀的變化都與其它文化事項聯繫在一起，社會政治文化對語言的發展和使用起著直接的影響。文化對語音的影響，如把北京語音作為普通話的標準語音，是與北京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分不開的；文化對語法的影響，如隨著近代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吸收，漢語語法出現了歐化的傾向；文化對對辭彙的影響最明顯，辭彙常常會因社會生活和社會思想的變化而變化，如隨著封建社會的消亡，許多表示封建社會稱謂的詞語，像「皇帝、宰相、狀元」等，隨著那個時代的消亡而不再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隨著高新科技的發展，許多新詞語在社會上流傳開來，像「網吧、電子郵件、數碼相機」等。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同時又促進其它文化事類的發展。首先，語言是文化的代碼，是文化傳播的媒介。語言可以傳達人們頭腦中的觀念，只有通過語言的傳播，文化才能穿越時間和空間，得到交流、發展和長期存在。其次，語言的產生和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其它文化事項的產生和發展。如人類的生產經驗是世代發展的，這種發展相當大的一部分是靠語言的世代傳承來完成的，如果沒有語言，人類生產經驗的積累要少得多，發展要慢得多。再如，人類文化行為的發生大都建立在語言的基礎上，語言的發展對人的思維和各種社會生活、文學藝術產生重要影響。比如漢語方言眾多，這對以方言為基礎的地曲藝的形成、發展和極大豐富提供了條件。
文字也是重要的文化事類。首先，文字是文化的產物。文字作為記錄語言的工具，其產生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是語言的產生，一個是人類已具有創造工具的能力。使用語言和製造工具，使人脫離了動物性而具有了文化屬性。在產生文字以前，人類已經有了記錄思想的需要，並創造了契刻記事、結繩記事等方法。當人類物質生活進一步改善以後，日常生活中需要記錄的事情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這時，結繩記事等方法已不敷使用，於是有了創造文字的需要。由此我們知道，文字的產生是在人類已經有了一定的文化之後的產物。有了文字，人類才有書面的歷史記錄，從此以後的歷史時期稱為「有史時期」，在此之前是「史前」時期。文化的不斷發展又對文字不斷提出新的要求，促進文字的不斷發展。如秦代統一天下以後，實行「書同文」政策，廢除六國文字中與秦文不合的字體；近代文化史上為了與西方文化接軌，又提出了許多的漢字改革方案，這都是文化對文字的直接影響。其次，文字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每個民族的文字都具有自己的特點，並且各民族都會依據本民族的文字特點形成許多的文化事項。如漢民族根據漢字可拆可合的形體特點，造成特有的字謎遊戲和姓氏避諱中的缺筆避諱；根據漢字二維構形的特點，形成了特有的漢字書法藝術和璽印藝術，這些由文字直接衍生的文化事項，使文字成為整個文化系統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分。
文字是文化的載體，服務於文化，同時又促進文化的發展。語言是文化的代碼，文字對語言的記錄，突破了語言在時間、空間方面的局限。離開了文字，許多文化事項不可能傳播和傳承。例如，歷代古書的失傳非常嚴重，孔子研究六部古書：《詩》、《書》、《禮》、《樂》、《易》、《春秋》，其中《樂》在戰國時代失傳了，於是「六經」變成了「五經」，我們今天已無法系統了解《樂》的內容，這說明文字記載對文化傳播的重要性。文字對文化的記載，可以使後代文化在借鑒前代的基礎上更好地發展；文字的記載使文化交流更為便利，使文化在交流和碰撞中得以更快的發展。文字對文化的促進作用，也表現在文字對語言發展的影響上。文字記錄語言，使語言有了書面語這種存在形式，這對語言的積累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把口語記載下來，辭彙才能逐漸積累，日益豐富；文辭才能仔細斟酌，反覆推敲；語言才能變得越來越精密，越來越華美。
二、中國境內的語言文字
1．中國境內的語言
自古以來，在中國的大地上居住著許多民族，民族通常是指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共同心理素質的共同體。在構成民族的諸特徵中，語言是最重要的，因為語言的變化比較緩慢，當民族的其它特徵發生變化時，語言往往還是統一的。而且，語言能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民族特點，積澱民族歷史和文化，對民族成員之間的交流和民族傳統的傳承、對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的形成都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反之，民族對語言也有強烈的制約作用，民族的發展變化常會影響語言的演變方向。
現代中國境內有56個民族，使用的語言卻至少有80多種，根據語言之間有無親緣關係及親緣關係的遠近可以將它們歸屬五大語系：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南亞語系、南島語系和印歐語系。語系是有共同來源的諸語言的總稱，語系之下依據語言的親疏程度再細分為語族、語群、語支、語言、方言、土語等不同層次，比如：藏語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北部語群藏語支，維吾爾語屬於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西匈語支。
在中國，大多數民族的語言界限和民族界限是一致的，即同一民族使用同一語言，如漢族使用漢語。但也有不一致的情況，有的民族使用一種以上的語言，如瑤族使用三種語言：勉語、布努語和拉珈語；還有的不同民族使用同一種語言，如回族、滿族等民族大多數人已轉用漢語。造成這種語言和民族不一致的情況主要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往、融合有關。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鄰近的或雜居的民族之間的交往一直很頻繁，社會生活各方面都會相互影響，有的民族甚至會因為某種社會變動而相互融合成為一個民族。隨著民族的交融，語言也處在不斷交流融合的過程中，相互間影響小的一般只在語言的某些方面體現出來，比如漢語辭彙中的「衚衕（蒙古語）、喇嘛（藏語）、孜然（維吾爾語）」等實際上是借用了少數民族的辭彙；相互間影響大的則會造成民族語言的整體變化，有的是語言類型變了，有的是轉用或兼用它種民族語言。
在中國的各民族中，漢族人口占絕大多數，分布最廣，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的水平相對較高，因此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關係始終制約著各民族語言關係，漢語也成為跨民族、跨地區的國家級通用語。漢語分布遍及全國各地，有許多地域變體――方言，現代漢語有七大方言：北方話、吳語、贛語、客家話、湘語、閩語、粵語。為了使漢語成為一個統一的、普及的、具有明確規範的高度規範的語言，建國後規定普通話為現代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它現在不僅是漢民族的共同語，也是中華民族的通用語，為加強各民族交流，促進中華民族的統一作出了重要貢獻。
2．中國境內的文字
中國不僅是一個多語種的國家，還是一個多文種的國家。不僅漢字有很古老的歷史，而且除漢族之外的其它民族有不少在較早的時候也已開始使用文字。如：佉盧字在公元前就已傳入我國，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最早使用的文字；粟特文有2至3世紀的銘文；焉耆－龜茲文有5世紀時的文獻；藏文、突厥文、于闐文、回鶻文、西夏文、女真字、八思巴字、傣文等已有一千多年或近千年的歷史；創製較晚的滿文也有近四百年的歷史了。總的來說，歷史上曾使用過而現在已不再使用的少數民族文字有佉盧字、焉耆－龜茲文、粟特文、于闐文、回鶻文、西夏文、察合台文、突厥文、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大字、女真小字、八思巴字、哥巴文、方塊壯字、爾蘇沙巴文、水書等；一直使用至今的少數民族文字有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傣文、錫伯文、彝文、朝鮮文等，這些文字也都有悠久的歷史。
在現代中國的56個民族中，除漢族外，有24個民族有代表自己語言的文字。由於有的少數民族使用一種以上的文字，如蒙古族、景頗族、傈僳族各使用兩種文字，傣族、苗族各使用四種文字，因此24個少數民族現在使用的文字有30多種。其中，壯、布依、侗、白、哈尼、黎、佤、納西、苗、瑤、土等10多種少數民族文字是新中國成立後新創的，全都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在現行的少數民族文字中，除了彝文是表意文字，其它文字均為拼音文字，但它們的字母來源並不一致：有的屬於拉丁字母，如新創文字和拉祜文；有的屬於古印度字母，如藏文；有的屬於敘利亞字母，如蒙古文、錫伯文、傣文；有的屬於斯拉夫字母，如俄羅斯文；還有的是獨創的字母，如朝鮮文。
無論是歷史上曾使用過的民族文字還是現行的民族文字，都為記載各民族的生產生活經驗，保存各民族歷史文化，促進各民族的發展進步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對於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只有民族文字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種全民族的通用文字以利於民族間的交流和全民族的統一。漢族在各民族中長期處於主導地位，它的數千年的豐厚的歷史文化一直由漢字承載，漢字又具有表意的性質特點，所以從古到今，漢字一直被作為中華民族的通用文字。
最後我們談一下我國多民族的語言文字政策。漢語、漢字雖然被規定為中華民族的通用語言、文字，但是它們並沒有凌駕於其它民族語言文字之上的特權，中國的民族語文政策的基本點是堅持語文平等，即憲法中規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語言是民族特徵之一，民族語言問題是民族問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多民族國家裡，語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一個重要標誌。新中國建立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規政策以保障各少數民族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合法權利，並採取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措施保證民族語文工作的順利進行，比如：開展大規模的少數民族語言調查，並為一些少數民族創製、改革文字；不斷擴大民族自治機關使用民族語言文字的自治權；在民族地區的學校，凡有本民族通用語言文字的地方，大都實行雙語教學；在中央和各民族地區，廣泛建立民族文字的出版、翻譯機構，建立民族語言廣播電台、電視台；大力培養少數民族語文人才。這些尊重和發展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政策和措施對於堅持民族平等、團結和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具有重要意義，也仍是今後民族語文工作的方向。
三、漢字漢語的特點
1．漢語的特點
世界語言大約有5000種左右，但使用人口超過100萬的語言只有140多種，其中漢語的使用人口最多，約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所以漢語是聯合國指定的七種工作語言之一。與世界上的其它語言類型相比，漢語具有自己的特點。
按詞的構造特點來看，漢語的詞用在句子里時，沒有表示語法關係的詞形變化。按句法結構的表達方式來看，漢語不通過詞的形態變化表示語法關係，而是藉助於虛詞和詞序來表示詞與詞的語法關係。如：《清稗類鈔·詼諧類·母配孟德》：「有以母壽設晏受賀者，或贈以幛。其幛文曰『德配孟母』，蓋置於匣中之四金字也。懸時，顛倒其文，則為『母配孟德』矣」。「德配孟母」是由「德、配、孟母」三個詞構成的一個句子，語序調整後的「母配孟德」則成了「母、配、孟德」三個詞的組合，其中有兩個詞與調整前完全不同，「配」雖詞形沒變，但原來的意義是「與……相稱」，調整後變為「婚配」，詞義完全不同，經過這一番語序重組，原來的頌讚之詞轉成了令人尷尬的滑稽之語。漢語的這一特點與英語等通過詞的形態變化來表示詞與詞之間的語法關係是根本不同的。
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古代漢語有「平、上、去、入」四聲，現代漢語普通話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個聲調。聲調是漢語構詞的一種手段，如「數」讀第三聲表示「查點數目」，讀第四聲表示「數目」的意思；「飲」讀第三聲是「喝」的意思，讀第四聲表示「給牲畜水喝」；「買煙」和「賣鹽」，「美化」和「梅花」，「簡短」和「間斷」等等都是聲調不同構成的不同詞語。
從音義對應的角度來看，漢語的特點是一個音節對應於多個詞（語素）。因為多詞同音，所以單憑語音會發生理解的歧義，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單憑聽到的語音無法領會語義。如趙元任在《語言問題》中所舉的「漪姨的故事」，全篇用「yi」這個音節寫成，其意義的理解需要藉助字形：「漪姨倚椅，悒悒，疑異疫，宜詣醫，醫以宜以蟻胰醫姨。醫以億弋弋億蟻。億蟻殪，蟻胰溢。醫以億蟻溢胰醫姨，姨疫以醫。姨怡怡，以夷衣貽醫。醫衣夷衣，亦怡怡。噫！醫以蟻胰醫姨疫，亦異矣；姨以夷衣貽醫，亦益異已矣！」
2．漢字的特點
漢字有悠久的歷史，從現在能見到的最早的甲骨文算起，漢字已有四五千年的歷史。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漢字不斷地為適應被它記錄的漢語進行內部調整。漢字在造字之初，以象形、指事、會意為手段，後來，隨著漢語辭彙的擴大，逐漸發展出形聲的造字方法，形聲造字法，一半表示詞語義類，一半表示詞語讀音，簡潔方便，成為漢字主要的造字方法。在漢字發展過程中，社會發展不斷對漢字提出新的要求，同時漢字書寫工具的不斷改善也為漢字形體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漢字形體先後經歷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等字體的變化。
就漢字的表意方式來說，漢字是表意文字。世界上的文字分為兩個大類：表意文字與表音文字。這種分類是從文字形體直接顯示的信息是語義還是語音來確定的。例如，英語black直接拼出了意義為「黑」的這個詞的聲音而成為這個詞的載體。漢語「黑」則用火焰從煙囪冒出來意會煙熏致黑的意義而成為這個詞的載體。世界文字大都起源於圖畫文字，表音和表意是圖畫文字發展的兩大趨勢。世界上許多古老的文字，例如非洲的古埃及文字、西亞的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等，都經歷過由圖畫文字向表意文字發展的過程，但是這些表意文字很快失去了使用價值，變得不可釋讀了。唯有漢字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頑強地維護著自己的表意文字特點，成為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嚴密系統的表意文字。
就漢字記錄漢語的單位而言，漢字屬於音節——語素文字。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一個漢字記錄一個音節，而一個音節又往往代表一個語素。例如「一」這個字記錄了「yi」這個音節，而這個音節代表「一」這個語素。比較而言，英語的情況則迥然不同，英文字母代表的是音位。例如book這個詞，b、oo、k分別代表[b]、[u]、[k]三個音位，book是三個音位拼合的詞。
就形體的特點而言，漢字是在一個二維平面上構形的。這個兩維度的空間為漢字構件的結合提供了許多區別的因素，除了不同的構件可以組合成不同的漢字以外，相同的構件也可以構成不同的漢字，如「木、林、森」是構件多少的差別造成的，「葉」與「古、 杲」與「杳」是構件的位置不同造成的。
四、漢語漢字的傳播
1．漢語漢字在境內的傳播
我們先來談漢語的傳播。漢族的先民開始時人口很少，漢語的使用人數不多。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居民逐漸向四周擴展，再加上漢族人口在歷史上多次向遠方遷徙，並不斷與其它民族發生接觸，漢語的使用區域逐漸擴大。在漢語傳播的過程中，出現了方言分化，給交流造成了困難。存在方言的同時，也一直存在著共同語，漢語共同語一直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共同語的書面語一直以先秦作品為典範，所以自秦代以來就一直是統一，共同語的口語則隨著各個朝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變遷而發生變化。春秋時代，共同語被稱為「雅言」，這個「雅言」就是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禮記·王制》）的情況下，用來彼此交際的語言。漢代把共同語稱為「通語」，元代稱為「天下通語」，明清稱為「官話」，辛亥革命以後稱為「國語」，現在稱為「普通話」。漢語使用區域的逐漸擴大和共同語的存在，在漢民族共同思想、文化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漢語在傳播過程中，不斷吸收各少數民族文化的營養來豐富和發展自己。如周秦以後，南下的漢族移民吸收了一些壯侗語因素而形成了漢語粵方言；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族與北方少數民族頻繁接觸，語言也廣泛接觸，比如，漢語取代替了鮮卑語，同時也從鮮卑語中吸收了若干成分來豐富自己，這種廣泛接觸的結果就形成了隋朝時漢語「南染吳越，北雜夷虜」（ 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的局面。宋元時期，漢語受到北方阿爾泰語的女真語、蒙古語的影響，在語音、辭彙，甚至語法結構上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漢語辭彙對其它民族辭彙的廣泛吸收從古至今一直沒有停息，象我們熟悉的「車站」的「站」這個詞是從蒙古語中借來的，「阿訇（伊斯蘭教主事）」是從維吾爾語借來的，「金達萊」則是從朝鮮語借來的。
漢語也為各民族語言和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原華夏民族與西北和北部少數民族廣泛的語言接觸時期，據《左傳》記載，當時的戎人首領姜戎子駒支會說漢語，能賦《詩經》。戰國以後，北方及西域各民族統稱「胡人」，胡人與漢人交往，並且學說漢話，但因胡人的漢話生硬彆扭，故有「胡言漢語」之說。五胡亂華以後，漢人深受其害，改「胡言漢語」為「胡言亂語」，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漢語對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東漢以來，北方少數民族不斷入主中原，先後建立北朝、金、元、清，長達近800年，他們的阿爾泰語和阿爾泰文化跟漢語、漢文化的接觸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北魏就非常重視對漢語漢字和儒家經典的學習，以加速漢化和封建化的進程。漢語對其它民族語言的同化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常見的，北朝的鮮卑語、唐代的西夏語、遼代的契丹語，近代的滿族語等，都曾先後被漢語所同化。今天，漢語基本上已成為民族間相互交流的語言。漢語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過程，漢語作為民族交際語言的運用過程，也就是漢民族思想文化傳播的過程；漢語對其它民族語言的同化，往往與其它文化的同化有聯繫。這一切對於統一的中華民族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在中華民族大一統的進程中，漢語一直發揮著統一工具的作用。
我們接下來談漢字的傳播。漢字是漢族文化的主要載體，隨著漢民族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遷徙，漢字承載著漢文化向四周傳播，成為中國三大流域的文字。漢族居住地域廣闊，方言眾多，漢字表意文字的特點使它在共時的地域傳播中能夠超越方言的局限，使各方言區的人能夠順利交流，這對促進民族文化的發展、促進統一的漢族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古今語音有很大變化，漢字表意文字的特點也使它在歷時傳承中超越語言的歷史音變，這樣商周的古文和由秦漢傳下來的古書現在仍然能讀得懂，這對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積累意義重大。
漢字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和發展作出了貢獻。在我國悠久的文化史上，不少的兄弟民族在創製本民族的文字之前，或形成本民族的文字的過程中，往往借用漢字作為交際工具，同漢族和其它兄弟民族進行交際，如古代的匈奴、鮮卑等民族都長期借用漢字作為交際工具。用漢字記錄的少數民族文獻，如《越人歌》、《白狼歌》、《蒙古秘史》，以及用漢字記錄的許多少數民族古地名、人名等，是珍貴的民族語言材料，對古代某些民族語言、民族史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語言，漢字的借用受到漢字原來音義的干擾，很不方便。在不完全廢棄借用漢字的情況下，仿造產生了。在歷史上，許多少數民族在楷書漢字影響下創製了本民族文字。我們現在所見到的仿造漢字，絕大多數是仿照進入楷書以後的漢字。仿造漢字的少數民族文字可分兩類：一、字形結構雖受漢字影響，但有自己的特點，借用漢字不太多。屬於這一類的有契丹大字、西夏文、女真文等。二、大量使用音讀漢字和訓讀漢字的方法表達自己的語言，也用形聲或其它方法創製表達本民族語詞的新字。方塊壯字、方塊白字和方塊瑤字，都屬於這一類。非漢語語言的民族借用漢字作為自己的書寫形式或仿照漢字創造本民族文字，對漢族文化的傳播，對中華文化的統一和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都起至關重要的作用。
2．漢字漢語在境外的傳播
漢民族創造了在東方地區遙遙領先的古代文化，漢字記載了先進的文明成果，周邊國家通過學習漢字漢語而使自己文化進步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在公元前或公元一世紀，漢字逐漸向境外傳播，北至朝鮮半島，南至越南，東至日本。在漢字傳入這幾個國家之前，他們都沒有創造自己的官方文字，漢字傳入以後，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他們就用漢字作為記錄語言的工具。文字的借用同時也帶來語言的吸收，朝鮮語、日本語、越南語這三種語言，曾受漢語的極大影響，以致有「域外方言」之稱。日、朝、越都有大量的漢語借詞。例如，日本直到明治維新前夕，很多與西方有關的表示新概念的詞語，還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如魏源的《海國圖志》中的一些詞語：「鐵路」、「新聞」、「公司」、「國會」等都在日本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越南語約90％的辭彙來源於漢語。朝鮮人直接學慣用漢字寫成的《四書》、《五經》。儘管三個國家的語言不同，但長達一千多年的漢字、漢語借用，必然對其文化精神、思想方式、道德觀念、文學藝術趣味、風俗習尚等產生重要影響，從而形成東方文化的許多共同特色。
但因各國語言有不同特點，借用漢字來記錄總有諸多不便，後來日本、朝鮮、越南分別仿照漢字創造屬於自己的文字。日本借用漢字作為音符，書寫日語，形成了日語音節字母。起初用整個漢字，後來簡化楷書，取其片斷，形成片假名。在盛行草書的平安時代，簡化草書，形成平假名，這樣，日本文字就變成了漢字和假名混合的文字。朝鮮創製了諺文，諺文是音位文字，字母近似漢字的筆畫，每個音節拼成一個方塊，19世紀後期，漢字諺文混合體成為正式文字，漢字寫詞根，諺文寫詞尾。越南創造了字喃，字喃一部分借用漢字，一部分是使用漢字會意、形聲、假借等方法新造的字。
近代，隨著中國政治科技的落後，西方文化在全球的傳播，漢字漢語在海外的影響受到很大衝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實行語文平民化，限制漢字的使用，減少漢字數目、簡化漢字筆畫、改進假名字母，使日文從漢字中間夾用少數假名，變為假名中間夾用少數漢字。朝鮮半島解放後，分成了南北兩部，南部的韓國一直沿用漢字，但因中韓之間沒有來往關係，韓國的許多科技名詞、經濟名詞都從日語和英語中吸收；北部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從1948年開始廢止了漢字。1884年法國佔領了越南，規定機關和學校學習和使用法語，法文被規定為殖民地各行政機構的正式的行政用文字，漢字漢語的地位受到了極大的衝擊， 1945年越南抗法鬥爭勝利，越南推行在拉丁字母基礎上創造的拼音文字――國語字，漢字的地位被國語字替代。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政治地位的提高，在世界上又掀起了一股學習和研究漢字漢語漢文化的熱潮。
第二節 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字觀念與制度
一、語言觀念
中國人的語言觀念，概括地說可以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語言這一文化事項的看法，如對語言的崇拜、對語言與社會的關係的討論等；另一方面是對語言交際能力的不斷追求，如對規範語言的追求，對言辭技巧的不斷探索等。
1．語言崇拜
原始人類賦予語言一種神秘的力量，認為它可以改變自然、社會和人的命運，對它奉若神明，這就是語言崇拜。語言崇拜起源於語言巫術，在巫術中，用咒語就可以降妖除魔，這樣語言就有了特殊的魔力。人們相信人的靈魂附在人的名字上，叫一個人的名字就可以把他的靈魂召去，在《西遊記》和《封神演義》中都有叫人的名字把人的靈魂招去的描寫。中國人的語言崇拜有很多表現，我們在這裡談談語言運用中的趨吉避凶和對姓名的避諱。
趨吉避凶是每個民族都有的習俗，而利用語言進行趨吉避凶則反映了人們對語言的崇拜。漢語同音詞多，漢民族有重含蓄、忌直言的文化心態，因此人們往往利用同音詞進行諧音取義，委婉地表達自己的心愿。例如，人們希望「年年有餘」，因「魚」與「余」同音，因此「魚」就特別受寵：春節的時候，人們往往要吃魚來預祝年年有餘，而且一般不能把魚吃完，否則就是無魚（余）了；在年畫中，往往以「魚戲蓮葉間」作為題材，因「蓮」諧音「連」，「蓮」和「魚」諧音「連年有餘」；如果是畫鯰魚戲水，則諧音「年年有餘」；如果是畫一缸金魚，則又用「魚」來諧音「玉」，取義「金玉滿堂」。「喜」和「福」也是漢民族喜歡的字眼，因「喜鵲」中有一個「喜」字，「蝙蝠」之「蝠」與「福」同音，因此「喜鵲」和「蝙蝠」就成了吉祥的象徵。年畫中，畫喜鵲登梅枝，諧音「喜上眉（梅）梢」，畫喜鵲登梧桐，即為「同（桐）喜」；在門上畫五個蝙蝠即為「五福臨門」，畫五個蝙蝠圍繞一個「壽」字，即為「五福獻壽」。在中國傳統婚俗中，往往請親屬中長輩或年長婦女中的吉祥人（子孫滿堂、兒女雙全者）撒棗、花生、桂圓和生栗子於寢床，「棗」諧音「早」，「桂」諧音「貴」，「栗」諧音「利」，「花生」取「各種花色都生」，即兒女齊全之義，全部的意象合起來，取「早生貴子、早生利子、子孫滿堂」之意。
在利用諧音構成吉利的同時，人們也利用諧音避開一些與「兇險」義相關的詞語，這就是語言禁忌。禁忌在古代的社會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禁忌產生於原始民族對於一種超自然力的崇信，語言禁忌產生於人類對語言靈物的崇拜與信仰。據統計，廣州話忌諱的詞是很多的，人們常用諧音的方式避忌，如「空屋」叫「吉屋」，因「空」與「凶」同音；雨傘叫雨「遮」，因「傘」與「散」同音。現在北京的許多地名是用諧音的方式對原地名的改進，如辟才衚衕，原名劈柴衚衕；甘雨衚衕，原名乾魚衚衕；丞相衚衕，原名繩匠衚衕；貴人關，原名鬼門關；雅寶衚衕，原名啞巴衚衕；墨竹衚衕，原名母豬衚衕。
避諱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語言禁忌，指對君主和尊長的名字不能用漢字直接寫出其形，不能在口中直呼其音。避諱之風起於周，成於秦，盛於唐宋，直到民國以前才被廢除，前後長達兩千年。避諱是對字形、字音、字義的迴避，漢語有大量同義詞，同音詞，漢字字形可拆合，避諱之風能這麼長時期地存在，與漢字漢語在形音義方面的特點不無關係。
通過字形進行避諱的有缺筆、拆字、刪字等。缺筆避諱即將諱字的最後一、兩個筆畫省略，這種方式大概始於唐代，唐乾封元年《于志寧碑》的「世」作「卅」，《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中的「民」寫作「」，宋人避趙匡胤諱，胤寫作拆字避諱是將諱字拆開，取其中的一部分來代替諱字，如北魏孝明帝名詡，尉詡便改名作羽；五代晉君主名叫石敬瑭，於是姓敬的須改姓文。刪字避諱是指，姓或名如果是由兩個字組成，就將犯諱的那個字刪掉。姓「淳于」的為了避唐憲宗諱，改姓「於」；「王世充」為了避唐太宗「世民」之諱，改名「王充」。顏真卿《元結墓碑》把「張維瑾」寫作「張瑾」，是為了避父諱「維貞」。
通過字義進行避諱，指用同義、近義字代諱字。這種方式在秦代就有。秦莊襄王名子楚，於是秦國諱「楚」，稱「楚」國為「荊」。實際上，「楚」和「荊」是同一種植物的兩個名稱。秦始皇諱「正」，故改「正月」為「端月」。漢承秦制，亦有改字法。漢代諱「邦」，當時所刻石經，如《尚書》「安定厥邦」，《論語》「邦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其中的「邦」皆以「國」代。
通過字音進行避諱，指通過同音字、近音字代替諱字。司馬遷的父親名談，司馬遷在《史記》中改「張孟談」為「張孟同」，改「趙談」為「趙同」。范曄的父親名泰，范曄在《後漢書》中改「郭泰」為「郭太」，改「鄭泰」為「鄭太」。 晉朝鄧岳，因犯晉康帝諱，改為嶽，岳和嶽是音、義全同的異體字。蘇氏諱「序」，蘇軾為人作序用「敘」字。
避諱的規定是很嚴格的，連「觀世音」菩薩也要服從禁忌，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她只好改稱「觀音」了。因為避諱，在中國歷史上造成了許多離奇古怪的事情。唐代興起避嫌名的風氣，就是說，不但父祖的正名要避諱，和正名同音、近音的字也要避諱。詩人李賀因父親名晉肅，所以他一生不應進士舉。在等級差別森嚴分明的時代，觸犯尊者名諱被視為擾亂封建秩序，是絕對不允許的。
語言崇拜源於巫術，是一種迷信，這是我們對這一事項本質的認識，但因為它已深入到人們的生活中，並形成了許多的民間俗信，成為一種禮儀，因此我們又要「入境問禁、入鄉隨俗」，尊重和理解人們趨吉避凶的心理和習慣，以便與人更好地交往。
2．語言與客觀實際的關係
在語言和客觀實際的關係中，傳統語言觀特別重視語言的社會功用價值，即語言的倫理教化作用和語言在認識世界方面的作用。
中國人關注語言與社會實際的關係大概開始於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是一個社會制度發生大變革的時期，一些表示稱謂和社會倫理道德的名詞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引起了先秦諸子對「名、實」關係的注意。「名」即是指名稱、詞語，「實」是指「名」所指示的觀念、實際。最早提出「名實」問題的是春秋時代的孔子。面對當時大夫專權，政出家門，禮崩樂壞的局面，他把語言和政治倫理聯繫在一起，認為「君不君，臣不臣」的社會現實都是由於名實的顛倒，他把「正名」看作社會和政治改革的核心，提出通過「正名」來重建舊禮制。其「正名」的涵義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用政治倫理標準來匡正一些表示名分的詞的涵義，如《論語·顏淵》：「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另一方面，就是要求人們在運用語言時，按各自的名分來選擇詞語，在《論語·子路》中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
孔子之後的的先秦學者，如尹文子、墨子、荀子等也對「名、實」問題發表過看法，有的學者是從一般詞語和詞語所指的角度進行闡述的，其中荀子提出的「約定俗成」理論第一次闡明了語言的社會本質，正確地說明了詞的意義和客觀事物之間的關係：「名無故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實名。」（《荀子·正名》）
但是，由於孔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和深刻影響，孔子由語言的社會功用而提出的「正名」問題在歷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使中國人對「名、實」的思考並沒有象西方人關於詞與物的討論那樣帶有濃厚的思辯色彩，而是始終觀注語言的政治倫理作用和社會實踐作用。人們紛紛把語言和政治倫理關係聯繫起來，闡釋對語言社會功用的認識，如漢代毛公在《毛詩序》中強調詩同政教的關係，稱：「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這樣就把《詩經·國風》說成是和政教結合，和美刺結合的詩了。曹丕《典論·論文》提出「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看法。有人甚至將語言的社會作用上升到可以決定國家的命運，比如漢代劉向在《說苑》中就說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
在關於「名實」關係的討論中，人們認識到語言是對客觀存在的反映，是人性、天道或事物本質屬性的表現，因此就可以「循名」而「責實」，語言其實就成為人類認識世界的中介。孔子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就是根據一個人的言辭來判斷他的品行。《易傳·繫辭下》也提出人性不同，言辭不同的說法：「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其辭寡，躁人其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要背叛的人言語會流露出慚愧，心中有疑惑的人言語會枝蔓不定，善良的人話語簡潔質樸，躁動的人話多，誣陷善人的人話語游移閃避，失意的人話語枉屈。實際上，人的言辭與人的品行並不總是一致的，但把語言作為人類認識世界的中介無疑是正確的。
3．修辭觀
古人對語言政治倫理價值和認識世界價值的重視，必然導致對言語修辭的關注，劉向《說苑.善說》：「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說不可不善。」古人特別重視言辭的內容。此古人特別注重言辭的內涵，提出言辭應該誠信，比如《論語》：「恥其言而過其行」，孔子以言過其實為可恥。《禮記·表記》也表達了相近的意思：「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易傳.乾卦》提出了「修辭立其誠」的觀點，唐代注釋家孔穎達對這句話的注釋是：「外則修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實。」郭紹虞說：「修辭立其誠」就是「立言要重在誠」。[1]
為了內容表達的需要，人們特別注意語言的傳達效果。我國方言歧異，要取得好的傳意效果，首先就是要使用共同語。孔子是山東人，他平時說的大概是山東話，但他在讀《詩經》、《尚書》的時候、在行禮的時候，使用的是「雅言」，《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我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口語共同語。書面交際的需要又使中國人特別重視對書面語和文字的規範，這在後邊還會談到。
為了取得好的語言傳達效果，古人還特別重視說話的場合、說話的對象、說話的時機、說話的分寸。如《論語·鄉黨》：「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耳。」要求人們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說話方式：在鄉黨，在長輩前，應溫順、謙讓，像不會說話；而在宗廟和朝廷這樣講禮儀、講政治的場合，則應辯論是非，但又要注意態度謹慎而又恭敬。關於說話的對象，《論語·鄉黨》說：「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訇訇如也。」上朝時，與下大夫說話，態度和悅；與上大夫說話，態度剛直，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不同。而說話的時機也要把握好，才能言之有效，《論語·憲問》說：「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墨子》則說：「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干擗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無益？唯其言之時也。」關於說話的分寸則也不能忽視，《荀子·非相篇》中就說：「言而當，知也」，所謂「當」就是合乎道德規範的要求，只有達到「當」，才是有智慧的語言。
在言語形式方面，一向存在著追求質樸和追求華美這一對矛盾。追求言辭質樸的主張，如孔子提出「辭達而已矣」，即文辭能表情達意就可以了，又提出「文質彬彬」，即形式和內容應和諧統一。老子也不主張言辭的誇飾，《老子.五六章》提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智慧的人不一定話多，夸夸其談的人不一定有智慧。《老子·八一章》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可靠的話不求動聽，動聽的話不一定可靠；善良的人不必善辯，善辯的人不一定善良。漢代揚雄主張不要以辭害意，他在《法言.吾子》中說：「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淫辭」是指過分誇飾的辭，「淈」是擾亂的意思，淫辭會擾亂法度。王充在《論衡.超奇篇》中主張：「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裡，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要求實誠和文墨相稱，文采和內容相稱，反對文不符實。
對言語華麗文採的追求，在《左傳》中就有明確表述，《襄公二十五年》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再如，曹丕主張不同文體對言語修辭有不同要求，文學作品比其它文體應有更多的文采，他在《典論.論文》中說：「夫文體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陸機主張在用辭上要創新，《文賦》：「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不用早上已開過的花，要開放晚上未開放的花。葛洪則更明確表示贊同漢賦極盡鋪排繁彩之能事的做法，他在《抱朴子.鈞世》中說：「《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臘》、《二京》、《上都》之汪水博富也。」認為《毛詩》雖然很有文采，但在汪洋恣肆方面不如漢賦。蕭統，《文選》的編者，把文學與經、史、子分開，他十分看重文學作品的文采，主張文學應該踵事增華。他在《文選序》中說：「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椎輪」是無輻條的原始車輪，「大輅」是古代華美的大車，大輅由椎輪逐步演變而成，比喻事物的進化由簡到繁，由粗到精，文章也是這樣。
對文採的追求，對語言表現力的極大豐富和對文學的發展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從漢賦和魏晉駢文，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中國文學極大豐富，對修辭的不斷追求和創新，對漢語表現力的不斷挖掘是重要的因素。但對形式美的追求，有時會以犧牲內容為代價，則就不可取了。左思在《三都賦序》中就主張徵實，指出漢賦中文不符實的地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征。」他認為上林苑不能生長盧橘，甘泉宮沒有玉樹，西都沒有比目魚，西京沒有海若神，這種為了詞藻美麗而文不符實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左思的批評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二、漢字觀念
漢字是世界上壽命最長、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種文字。對於漢字的認識是與中華民族命運的盛衰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從古至今的漢字觀念主要有：漢字崇拜、漢字否定和對漢字的多維思考.
1．早期的漢字崇拜
在文字初創時期，文字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這種狀況使文字與權力之間發生一定的聯繫，這種聯繫容易使人們產生文字崇拜的心理。大概從漢字作為一個系統初步形成之日起，我們的祖先就給它塗上了一層神秘的、尊嚴的色彩，並且長期以來一直被作為崇拜的對象。
古人關於漢字起源的許多傳說，除了反映出漢字起源所需要的物質條件、社會條件外，也深刻反映了漢民族的文字崇拜心理，我們以「文字神賜說」和「聖人造字說」來看古人對漢字起源的神化。
「河圖洛書說」是文字神賜說的一個典型代表。這個傳說認為，漢字是神派龍馬、靈龜、鳳凰等靈物馱到人間的。《尚書·顧命》傳云：「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依據龍馬之文畫成八卦，而八卦又曾被傳說漢字之源，這樣河圖似乎就跟漢字起源有了必然的聯繫。《河圖玉版》說：「倉頡為帝，南巡守，發陽虛之山，臨於無扈洛洞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這個「洛書」的傳說就來得更為直接，乾脆就把寫好的書給馱來了。這些記載在古書中的神賜漢字的故事，給漢字的起源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使人們對漢字產生神聖不可侵犯的敬畏心理。
「倉頡造字說」是聖人造字說的典型代表。《呂氏春秋.君守》說：「倉頡作書，后稷作稼。」《論衡.骨相》：「倉頡四目」，倉頡是傳說中造字的聖人，他被賦予和教人們種植的后稷同樣崇高的地位，被誇張成長著四隻眼睛。在古人心目中，只有長了那麼多的眼睛的人才可能對世界萬物細緻觀察，才能夠創造出反映大大小小事物的文字。人們還對倉頡造出文字後的社會效應進行了充分的想像，《淮南子·本經訓》中說：「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天雨粟」的說法其實反映了文字發明以後，人們的生產經驗得以傳播和積累，使得生產力大大提高，農作物獲得大豐收，糧食就象是天上掉下來的；「鬼夜哭」的說法則反映了人們對文字撻伐功能的認識，因為文字產生後，醜惡的人、事都會被記載下來，遺臭萬年，所以做了虧心事的人由於恐懼而夜哭不息。後人還為倉頡修了墳墓，立碑建廟，塑造神像，以紀念他造字的功績，他的墳墓、廟宇都不只一處。漢景帝時，還在傳說中的倉頡故里建「粟邑」，以紀念倉頡造字而「天雨粟」的功績。
在中國歷史上，文字崇拜一直延續下來。商代利用刻有文字的甲骨來占卜，由此可以想見此前的原始社會，文字更是溝通天人關係的神聖靈物。再如：中國民間一直有「敬惜字紙」的傳統。「字紙」就是有字的紙，不管是手寫的，還是印刷的，都不能隨手亂扔。因為紙上有了字，就具有了神秘的力量，「凡人」須尊敬這種「神秘」的力量，否則就會倒霉，如果把字紙丟到廁所里，是要遭雷打的！字紙要「敬惜」，須小心收起來焚掉。在舊社會丟了小孩子，到處張貼的揭帖，其標題是「尋人」，其中的「人」字得倒過來寫，只有這樣寫，才能找到要尋找的人，否則，要尋找的人會越走越遠。在文革期間，到處可以見到「打倒某某某」的大字報，而作為姓名的「某某某」幾個字往往是要倒過來寫的，似乎這樣以來，這個人就真的被打「倒」了。對文字的崇拜還表現在人們把一些帶有「吉祥」義的文字當作「吉祥」的象徵。中國漢字千千萬萬，而變體最多的，可能就是「福」、「壽」二字了，古代的書畫作品、衣食起居中都充滿著福壽字的變體，今天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在字畫店或家庭擺設中見到「百福圖」、「百壽圖」，這是人們對「吉祥」文字及其內涵的崇拜心理的延續.
2．近代對漢字的否定
對漢字的否定主要是從近代開始的。當近代中國政治、科技落後於西方的時候，漢字卻成為首當其衝的批判對象，漢字的神秘性、尊嚴性不復存在了，漢字被當作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挨罵受辱，遭到種種不公正的指責，命運岌岌可危。
對漢字的全面否定始於19－20世紀之交。否定派認為，表意漢字字數多、筆畫多、缺乏可歸納性而難於記憶，民眾無法堅持學習，影響教育的普及；漢字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積澱了太多的形、音、義要素，難以與現代接軌，因此，他們主張廢除漢字。1907年，吳稚暉曾發文鼓吹中國應廢除漢文漢語，改用「萬國新語」（世界語）。新文化運動開始後，錢玄同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中提出了更為激進的主張：「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以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為目標的文字改革高潮，由錢玄同這一紙檄文掀起，一大批語言文字學家和教育家投入了這場文字改革運動。其中有不少有識之士，積極探索漢字改革方案，提出了許多拼音文字方案，如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的草稿》，瞿秋白的《中國拉丁化字母草案》等。
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主要文字改革主張和措施，在建國後的文字改革運動中得以延續，為了給將來以拼音文字取代漢字作準備，當時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簡化漢字、推行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這三大任務正是初期運動所提出的主要措施的實現，只是在實現方式上從有組織領導的群眾運動，轉變為政權所支持的政府行為，因此50年代的漢字改革沒有引起太大的爭論。但是20－30年代提出的問題，對最終要廢除漢字走拉丁化道路所產生的一些疑慮，實際上並沒有完全解決.
3．關於漢字的多維思考
在對漢字的極端崇拜和極端否定中，總有一少部分人在冷靜地思考，只是他們的聲音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如在近代否定漢字的主潮中，章炳麟發表文章予以反駁，對漢字的優劣和能否廢除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論爭，他明確提出了漢字與拼音文字優劣互補的主張：「象形之與合音，前者易知其義，難知其音。後者易知其音，難知其義。」並指出，一個國家的文字所以能夠保存、傳衍，是因為它與本國的語言相契合。在1918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中，章炳麟反對廢除漢字，主張維護漢字以傳播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用本國的語言文字來激發種性。
20世紀後期信息時代的到來使漢字在信息處理上又一次面臨考驗，這再一次引起了人們對漢字的思考和論爭。不過，這一次的論爭人們不再偏重於政治的和社會的因素，而是更偏重於科學的和本體的。這些討論取得的成績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重新評價漢字。人們否定了以往把漢字改革生硬地納入社會改革、政治革命軌道的錯誤思想和做法，客觀地評價漢字的優劣，肯定漢字在中華文化傳播中的作用，也說明漢字繁難給文化普及和信息處理帶來的消極影響，這就打破了以往輿論一致的局面，不再盲目附和。人們也反思歷史上及今天仍存留的漢字崇拜或漢字否定觀念，人們意識到無論哪種認識都是對漢字功能的人為擴大，都不利於漢字的健康發展。如在近代對漢字的極端否定中，有人提出了「打倒漢字」的口號，這種對漢字的極端否定，說到底仍然是中國人漢字崇拜觀念的體現，因為，文化的先進與落後，與文化的記載工具――文字是沒有直接關係的，把近代中國政治、科技的落後歸於文字的落後，這顯然是對漢字地位的抬高。有人作過一個比喻，漢字是漢語、漢文化的記錄工具，斧頭是人類勞動的工具，斧頭可以開路，斧頭亦可以殺人，斧頭開路有功，而斧頭殺人並不是斧頭的錯，文字亦然。
第二，拓寬了漢字研究領域。這一時期提出了許多有關漢字的新課題，將漢字研究引入更為廣闊的空間，如人們注意揭示漢字本身蘊含的豐富的文化信息，突出了漢字與漢人、漢民族、漢文化等的關係研究，加強了漢字教育、漢字信息處理和漢字傳播等漢字應用研究。這些研究加深了人們對漢字與思維方式、漢字與民族文化傳播、漢字與藝術、漢字與民俗等等關係的認識，並在信息處理、漢字教學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人們在解決漢字及其相關學科的前沿問題時，意識到以往對漢字的認識還太簡單，這又引起人們更積極地投身於漢字的本體研究和相關文化的研究之中，人們對漢字的認識逐步走向深化、科學化.
三、漢語漢字的規範意識
古往今來的統治者都很清楚語言文字在文治、教化方面的功用，因而都大力推行語言文字的規範與統一。在封建社會，重書面語而輕口語，對語言的規範主要是對先秦經典的語言規範，通過刊刻石經等方式實行。相對說來，對漢字的規範力度更大一些，原因是：漢字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變化；漢字承載著解經的作用，字形的不同會帶來語義的不同；漢字具有超方言的性質，各方言區的人可以超越各自的方音通過書面語進行無障礙交流，對中華文化的傳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倉頡是有歷史記載的從事漢字規範的第一人。相傳倉頡是黃帝時期的史官，《荀子.解蔽》：「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這裡的「壹」是「專一」的意思。歷史上有倉頡造字的傳說，其實，文字是約定俗成的交際符號，不可能由一個人創造，實際的情況可能是象《荀子》的記載那樣，因為倉頡對文字有專一的研究，對文字有整理統一之功，便於世人應用，故青史留名。章太炎在《造字緣起說》中說：「一二三諸文，橫之縱之，本無定也。馬牛魚鳥諸形，勢則卧起飛伏，皆可則象也；體則鱗羽毛鬣，皆可增損也。字各異形，則不足以合契。倉頡者，蓋始整齊畫一，下筆不容增損。由是率爾著之符號，始為約定俗成之契。」這段話肯定了倉頡在漢字規範方面的貢獻。
自西周以來，統治者一直很注意文字的統一問題。《周禮.春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書名」即文字，外史的職責是向各地推廣統一的文字。周宣王時，太史籀整理大篆，作《史籀篇》，它是一本教學童識字的課本，是必須要講求規範的，這本書為西周及春秋列國文字的統一工作作出了一定貢獻，《禮記.中庸》曾引孔子語：「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其中的「書同文」即指當時語言文字的統一。
秦代的「書同文」是歷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領導的正字運動。戰國時期，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爭雄，各自為政，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實行「書同文」政策。書同文就是把各國原有的文字統一為小篆。為了使統一後的文字得以推廣，秦始皇在巡遊所到之處用標準的小篆刻石紀功，還用小篆書寫大量詔版，隨權、量等器物頒發各地。文字的統一工作也使書面語得到一定程度的統一，這對於促進經濟、文化發展和鞏固國家統一，具有重大意義。
漢代是隸書成熟期，當時的經典是用隸書寫成的。西漢時期，在民間或皇朝圖書館陸續發現未被秦火焚滅的經文古本，用秦統一以前的六國文字或小篆寫成。經籍版本不同，語言文字互有差異，造成對經籍的不同解釋。東漢章帝建初四年（79年），召開白虎觀會議，評議五經同異，章帝親臨裁決。經過這一次會議，經典語言和對經典的解釋得到了一次規範。
漢字經過隸變，異體字激增，造成經籍文字訛謬。人們競以己意講解字形，如根據當時的隸書字形解說文字構造：「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蟲者屈中」等。東漢許慎面對文字使用和講解中的混亂情況，以小篆字形為主，作《說文解字》，展示出漢字的形體是一個相互聯繫的體系，牽一髮而動全身，不可妄自解說。後人給《說文解字》以極高的評價和地位，所有文字的形體結構，都以《說文》作為重要參照。但是，《說文》所收字形為小篆，與當時使用的隸書字形和後代的楷書字形有差距，因此《說文》以後的文字規範工作並沒有停息。
東漢靈帝熹平年間，面對隸書無標準字體，文字失范的狀況，批准蔡邕等用漢隸刊刻成著名的熹平石經，為《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論語》七種經書提供了石刻標準本，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用碑刻經書的方式對經典語言文字進行規範的偉大工程。據《漢書·蔡邕傳》記載，石經刊刻之後，「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對語言文字的統一和文化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過了六十多年，魏正始年間，又在熹平石經的基礎上補刻古文《尚書》、《春秋》二經，字體以古文、小篆、漢隸三種字體寫定，被稱作三體石經，它的隸書文字與熹平石經是同一時期的正規文字，字形是一致的。
從東漢末年經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統一，近四百年間的戰亂使經籍去聖久遠，學出多門，文字訛謬，並且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隸書向楷書轉變的過程中形成的大量異體字，使文字的書寫非常混亂。為了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需要，維護儒學的正宗地位，顏師古奉詔考訂五經文字，作《五經定本》頒行天下，作為經學的標準文本，對經典語言文字的統一作出了貢獻。後來孔穎達奉詔作《五經正義》，統一了對經典語言的解釋。唐代晚期政府曾刊立開成石經，用標準楷書刻成九經，對經典語言文字進行規範。顏師古把自己考訂五經文字的成果編成正字著作《顏氏字樣》，從此，唐代的正字學非常發達，其後有影響的正字著作有顏元孫的《干祿字書》、張參的《五經文字》及唐玄度的《九經字樣》等。《干祿字書》經顏真卿書寫後摹刻上石，造成了廣泛的影響。《五經文字》被附在開成石經之後摹刻上石，加強了文字的統一。
唐代以後，楷書通行，歷代政府仍通過刊立石經來對漢語漢字進行規範、統一，後蜀有廣政石經，北宋嘉祏刻二字石經，用篆隸兩種字體，南宋有高宗御書石經。宋代的文字規範著作有郭忠恕的《佩》，張有的《復古編》等。清代康熙皇帝欽敕編纂《康熙字典》，成為古代漢字正字的總結之作，為漢字的定形、定音、定義作出了貢獻。乾隆年間，也以十三經刻石。太平天國期間開展了簡化字運動。太平天國的文告主要直接面向沒有讀過多少書的平民百姓，所以太平軍多使用簡化字，太平軍試圖減少用字數量，在不同的異體字中只吸收一個漢字。
儘管歷代統治者重視、語言文字學者作了不懈的努力，但由於種種原因，在整個封建時代語言文字的規範程度依然很低，特別是在重文輕語觀念的影響下，語言規範是針對書面語展開的，口語得不到重視，整個封建社會的口語歧異嚴重。
建國以後，黨和政府親自領導了語言文字規範工作。針對方言歧異不便交流的狀況，大力推行以北京語音為標準語音的普通話；針對漢字繁難對文化普及造成的負面影響，成功開展了簡化字運動，並不斷針對語言文字應用中的新問題進行及時的規範工作。普通話和簡化字的大力推行，保證了語言文字的健康發展，在大陸地區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長時間的廣泛範圍內的語言文字的規範和統一。
四、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字教育
中國歷史上對語言文字教育一向是重視的。在漫長的歷史中，傳統語文教育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一、傳統語文教育充分注意到了漢字漢語的特點，在教學安排上體現了語文學習的規律；二、傳統的語言文字教育與人才選拔制度有直接的聯繫，這使教學內容嚴重脫離現實，不注重語言應用的教學；三、傳統語言文字教學盡量適應青少年學習的特點，注意趣味性。
傳統的漢字教學包括識字教學和寫字教學。漢字字數多，筆畫多，對初學者來說，難記、難認，因此識字教學是傳統語文教育的一個重點，採取的是集中識字的辦法，即在兒童入學後用比較短的一段時間集中地教兒童認識兩千個左右的漢字，這樣學童可以較快地進行經典閱讀，較早進行傳統倫理思想教育。適應集中識字的需要，我國早期的兒童教材主要是字書一類的讀物。周代不但有了識字教學的科目，而且已經對學生講授漢字的形體結構，據《周禮》說：「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漢代鄭眾解釋說，「六書」即「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六書」是識字教育，並且被放在了各科教育的首位。周代以《史籀篇》作為兒童識字教材，其作者是周宣王時期的史官，為了便於諷誦，《史籀篇》把文字編成四字一句的韻語。秦代以李斯的《倉頡篇》作為學童識字課本，四字一句，兩句一韻，易於誦讀。漢代規定了以「字」取士的政策，據《漢書·藝文志》：「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因此教育中重視文字逐漸成為漢人的風尚。西漢史游的《急就章》是當時的兒童識字課本，全書多以七字為句，句式整齊，合轍押韻。《倉頡篇》和《急就章》一直到唐代以前都有很大影響。南北朝時期，梁周興嗣編《千字文》，自隋唐至明清，皆被采作兒童教材。北宋初年出現了識字課本《百家姓》，元朝初年王應麟編寫了《三字經》。《千字文》和《百家姓》都是四字一句，《三字經》為三字一句，三本書音節整齊、押韻，也不太艱澀，便於學童記誦，因此三本書出現後都廣為流傳，逐漸形成了一套不可分割的識字教材「三、百、千」。如果從《千字文》算起，這套教材通行了一千多年，如果從《三字經》算起，也通行了七百多年，這套集中識字教材在中國傳統識字教育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它的影響直至今天。總的說來，傳統識字讀物有三個特點：一是知名的知識分子很重視教材的編寫工作，二是兒童教材流行的時間長、範圍廣，三是注意初學兒童的特點，把識字內容編成韻語，便於記誦。
寫字教育。傳統語文教學中，識字教育和寫字教育是兩門相對獨立的課程。識字課上學的字並不要求馬上會寫，寫字課另有一套系統，初學時的寫字課寫的是 「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之類的字，這些字字形簡單，但又包含了基本筆畫，適合於入門要求。當初學寫字者通過反覆練習掌握了基本筆畫後，再讓他們按由簡到繁、由易到難的順序，循序漸進地學習，這樣的寫字教育是非常符合初學兒童的生理、心理特點的。
傳統的語言教育包括句子訓練和作文訓練。句子訓練是通過屬對訓練來實現，屬對訓練是一種充分注意了漢字漢語特點的語言訓練。屬對訓練的字數由少到多，先是一個字，再是多個字，直到成句。如先是「天」對「地」，「雨」對「風」，而後是「大地」對「蒼穹」，「山花」對「海樹」。屬對是一種相當全面、相當嚴格的句子訓練，其中包括對字義、字音、平仄、詞性、語法、邏輯等多項內容熟練而嚴格的運用，是作文教育必經的過程。
作文訓練是與大量閱讀結合在一起的。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經術為誘餌，籠絡知識分子，學校教育就以儒家經典作為主要閱讀材料，這為此後傳統語文教育的閱讀內容打下了基礎。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語文教育的閱讀主要以儒家經典著作《四書》、《五經》為主，如唐代以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作為國家統一教材；宋代建立理學，除《論語》作為主要教材外，提高了《孟子》的地位，「四書」的地位幾乎超過了「五經」；元代規定考試從朱熹《四書集注》出題；明成祖時編《性理大全》成為經典性的書。這些教材都以先秦語言寫成。儒家經典以外，歷代又會因各自的習尚而設置一些其它的教材，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盛行，《老子》、《莊子》等都曾作為教材。唐朝李善注釋《文選》，從學者甚眾；韓愈興起古文運動，也在教材中反映出來。清初啟蒙學者講經世致用，在課程教材方面有很多新的主張，如沈歸愚提倡詞章之學，姚鼐提倡桐城派古文等。
古人很重視寫文章。在先秦兩漢時期書面語和口語是一致的，流傳下來的先秦諸子百家之書，大量是諸子演講、論辯的實錄。兩漢以下，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產生了距離，但閱讀和作文教育都是以先秦語言為基礎形成的文言文為主，這樣閱讀、寫作和平時的說話的矛盾就出現了，而且問題越來越嚴重。自從隋王朝開創了科舉制度以後，傳統作文教育漸漸淪為科舉考試的附庸，其目的就只是使受教育者獲得科舉考試的寫作能力，完全脫離了實際的應用。唐代開始實行詩賦取士的辦法，唐代科舉以進士科獨盛，進士科主要考詩文，於是詩歌就成了學校教學的內容。宋代理學盛行，儒家經典擺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為了應付考試，當時作文已講究「起、承、轉、合」的模式。元明以下，作文訓練就以訓練作八股文為主了。八股文本是議論文的基本模式，但越到後來越僵化，最終成為了既不是文學又不是應用文的不切實用的東西。這種徹底脫離語言實際的教學是一種畸形的教學，首先它對於發展實際的語言能力是很不利的；其次，學習者把古人作為學習的楷模，把古文作為學習的最高境界，認為古人和古文是不可企及的，這無形中就制約了人們的思維和創新精神。
中國的科舉取士制度，以及由此帶來的語文教育中重文言輕口語的做法和作文中言文脫節的嚴重後果，在整個世界的言文關係中都是非常突出的。言文脫節不利於文化的普及，卻有利於文化的統治和專制。言文脫節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其後果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以至於當近代西方思潮傳入中國後，引起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為目標的著名的白話文運動。
張志公先生對傳統的語文教育有一段言簡意賅的總結：「仔細一端詳，傳統語文教學頭緒很簡單，一點都不複雜。一共干兩件事：一是花大力氣對付漢字，一是花大力氣對付文章。目的是應付科舉考試。簡要的概括一下：識字加作文章＝語文教學;語文教學的目的要求—→達到考中舉人、進士的水平；考中的效果—→做官。說穿了,就是這麼一回事。」[2]
第三節 以漢語漢字為載體的文化事象
一、漢語漢字與文學藝術
1．漢語漢字與修辭格
修辭格是為了使說話增強表達效果而運用的一些修飾描摹的特殊方法。漢民族利用漢語漢字的特點形成了一些具有本民族特點的修辭格，例如對偶、頂真、迴文、析字、復疊等。
對偶是用字數相等、句法結構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一對語句，表現相對或相關的意思的一種修辭格。如「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是一則對偶句，上下兩句語義相關，音節數目相等，「浮雲」對「落日」、「遊子」對「故人」，是偏正結構對偏正結構，「意」對「情」是名詞對名詞。對偶主要是語言問題，但有時也會利用漢字與漢語辭彙非一一對應的特點造成特殊的表達效果，如杜牧《商山富水驛》中有一則對偶：「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懸」，上聯的「朱雲」本是人名，以普通名詞「白日」相對，不工整。但「朱雲」又可以理解為普通名詞「朱（紅色）的雲」，以「白日」相對就很工整了。對偶是漢語特有的修辭格式，詩歌、散文中都有運用，對聯更是對這種修辭格式的獨特運用。對偶的修辭方式在總體上可以達到整齊對稱的效果，給人以語言文字美的享受。
頂真，是將前一語言片斷末尾的詞語作為後一語言片斷開頭的詞語所形成的一種修辭格。如魯迅《祝福》：「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後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後即大罵其新黨。」這段話用頂真的手法，突出了幾件事情在時間上的緊密銜接。有一些頂真格是用重複前一句的方法，使氣勢連貫而下，如馬致遠《漢宮秋》：「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
迴文是指掉換詞的排列次序，正讀、倒讀都能成文的修辭格。如《老子》中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等是用迴文的方式表達出辯證觀點。人們常用迴文來製作對聯和詩歌，對聯如：「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人過大佛寺，寺佛大過人」，「我愛鄰居鄰愛我，魚傍水活水傍魚」，「木匠戴枷枷木匠，翰林監斬斬翰林」。迴文詩如宋代錢惟治有《春日登大悲閣》：「碧天臨閣迥晴雪點山亭夕煙侵箔冷明月斂閑庭」，這二十個字，以任何一個字為起點，順讀、倒讀都可以成五言詩一首，共可得詩四十首。這些作品往往體現了作者的智慧，但是對迴文格式的刻意追求有時也難免會顯得牽強。
析字是利用漢字形體可拆分的特點而形成的一種機智巧妙的表達方式。如「欠食飲泉，白水何堪足飽；無才撫墨，黑土豈能充饑。」這是一副對聯，對字形既拼又拆：合「欠食」為「飲」，合「無才」為「撫」；拆「泉」為「白水」，拆「墨」為黑土。這副對聯反映的是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把全國人民推進內戰的深淵，教師們生活困苦，同時也諷刺蔣介石「無才」卻偏要「撫墨」。
復疊。漢語中詞的重疊形式比較發達，有意識地利用這一特點，可以形成復疊的修辭格，增強文章的表達效果。如李清照《聲聲慢》中有「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用復疊手法對孤寂的心情予以強化。再如「南南北北，文文武武，鬥鬥爭爭，時時殺殺砍砍，搜搜刮刮，看看乾乾淨淨；戶戶家家，女女男男，孤孤寡寡，處處驚驚慌慌，哭哭啼啼，真真慘慘凄凄」，這是一副對聯，利用疊音詞，把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予以強化，讀來觸目驚心。
2．漢語漢字與富有特色的文學樣式
漢語漢字的特點，影響了中國文學在形式方面的特點，形成了中國文學特有的形式美，即形式整齊、節奏抑揚。
先來看形式上的整齊勻稱。漢語詩歌發達，漢語一個音節用一個漢字表示的特點，使詩歌每行的長短一致，整首詩歌整齊劃一。如「五言詩」每行五個字，「七言詩」每行七個字，形式整齊。拼音文字因為每個音節所用的字母數目不等，每行的長短受節律的限制只能做到大致等長，而無法做到絕對的整齊劃一，所以西洋詩歌只能在詩歌的行數和段數上作嚴格的規定，如英語中的四行、八行、十二行、十四行等。對仗（即對偶的修辭手法）是漢語格律詩的一個基本要求，對仗的運用可以增強詩歌作品的整齊美。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王維《山居秋暝》）這四句詩，每兩句構成工整的對仗：「明月」對「清泉」、「松間」對「石上」、「浣女」對「漁舟」，都是偏正結構，「照」對「流」、「歸」對「下」，都是動詞，「竹喧」對「蓮動」，是主謂結構。杜甫《絕句四首》其三：「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也是工整的對仗。
駢體文是漢以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文體，是舉世無雙的漢語文學樣式，它的全盛時代在南北朝。駢體文在語句方面多用駢偶和「四六」，造成其形式整齊駢儷的特點。駢偶就是對仗，駢體文一般是用平行的兩句話，兩兩相配，直到篇末，如王勃《滕王閣序》：「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舳。雲銷雨霽，彩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四六」指駢體文一般是用四字句和六字句，形式工整，如庾信《哀江南賦》：「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
散文雖不追求形式上的駢儷、工整，但也經常使用排比[3]、對仗等手法，體現出一定的形式美，形成特有的漢語言散文風格。《論語》是先秦諸子散文之一，其中就有大量的運用漢字漢語的特點形成的排比句，如《學而》「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再如《為政》：「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都是用排比手法。《左轉》是史書，體裁為散文，其中有大量對《詩經》的引用，形式工整、韻律優美，此外《左轉》也大量使用駢儷的句子，如《昭公二十三年》：「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侯，信其臨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是整煉的四字句。《成公二年》：「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用頂真、排比手法。《宣公十年》：「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用迴文式對偶。
再來看平仄抑揚和節奏調配。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這一特點使漢語文學發展出對節奏和抑揚的要求。古代漢語語音有平、上、去、入四種聲調，詩歌節奏中的「平」指平聲字，「仄」指上、去、入三聲的字。平聲長，仄聲短，平聲揚，仄聲抑。平仄相間，可以形成抑揚交錯；平仄相間和各個聲調不同的音高變化，可以形成節奏的變化，構成一種聲律的美。
杜甫的《春望》是一首五言律詩：「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其平仄和節奏為：「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4]。上下兩句平仄、節奏相對，每一句有三個節奏點，平仄相間，抑揚頓挫。
因為駢體文的句子兩兩並行，四字對四字，六字對六字，因此駢體文發展到後期也要求上下句平仄相對，如《滕王閣序》：「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其平仄和節奏是：「平平－仄仄」對「仄仄－平平」；「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其節奏和平仄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對「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也是上下兩句節奏、平仄相對，同一句中平仄交錯，節奏鮮明.
3．漢字與書法藝術
世界上有許多文字，而漢字獨具藝術魅力。「書畫同源」，漢字從起源時就與藝術聯繫在一起。漢字起源於圖畫，依物象形，早期古文字的「象」（ ）突出長鼻之形，「火（ ）」取烈焰熊熊之狀，形象生動，各具情態；「盥（ ）」為以水臨皿澡手之形，「莫（ ）」取日落草叢之象，一個字就是一組意象的組合，給人留下充分的藝術想像的空間。但初創時期的漢字之美，還是一種簡單的形式美，追求的只是端正、勻稱，有行列等。
後來，當漢字抽掉任何的具體物象、純粹由線條或筆畫的長短曲直來表現的時候，它又發展出高一級的藝術辯證法，以筆勢的剛柔相濟、結體的平正中和等許多對立統一的要素，在咫尺之中營造出變化無窮、獨具魅力的藝術境界。漢字藝術主要包括書法藝術和璽印藝術，是一種由線條構成的形體藝術。動與靜、變與常的對立統一是形體藝術的基本要求，漢字形體的富於變化為其成為審美對象提供了足夠的條件，而漢字內部構形的規律性和外部形態的規則性，又使其在變化中獲得一份和諧。漢字構形特點為藝術審美提供的「變」與「常」的可選擇條件表現在以下方面：
先看書寫單位。書寫單位是指書寫漢字的最小單位，如楷書的「─、│、丿、、┐」及「﹑」等。書寫單位的「變」表現在：漢字書寫單位種類很多，富於變化。以楷書為例，楷書有橫、豎、撇、點、折等基本筆畫，每一種筆畫又有豐富的筆形變化，如「點」有「橫點、豎點、撇點、捺點」等，靈活多變，在整個字形中顧盼自如，把整個字形調整得動靜相宜。書寫單位的「常」表現在：一、書寫單位儘管多變，但有很強的規律性。從小篆開始，漢字的書寫單位已經能夠分出類別，有了類別就可以找到書寫規律，如小篆的書寫單位可以歸納為「橫、豎、弧、曲、封、折、斜、點」八種基本類型，楷書書寫單位是「橫、豎、撇、點、折」五種基本類型。二、儘管漢字筆畫多樣，但各種筆畫是相互配合的，形成一個和諧而又便於書寫的系統。楷書以「橫」、「豎」筆畫作為基本框架，奠定整個字形穩固的架子，「撇、捺」筆畫的側、斜筆勢又在穩固中生出變化；楷書的「橫鉤」和「豎鉤」分別是「橫」和「豎」的變體，它們是為了下一筆書寫的方便而變形的。
基礎構件數量多，富於變化。基礎構件是指漢字構形中能夠體現構意的最小形體單位，象「人、木、又、水」之類。據我們的研究，歷代漢字的基礎構件都在三百多個。每個漢字由若干基礎構件構成，形體各異的構件為漢字形體變化提供了足夠的素材。另一方面，基礎構件又表現出一定的的規律性。基礎構件的數量有300多個，這個量是適中的，它使得大部分基礎構件會在各個字形中反覆出現，不至於使人產生觀感上的陌生感和凌亂感。
構件間的空間擺布靈活多變。漢字的構件是在二維空間布局的，這樣，構件可以實現上下左右的搭配調整。作為交際工具的漢字，必須遵守規範的要求，而作為藝術的漢字，在不影響表意的情況下，可以根據藝術的要求對漢字構件進行適當的分合，對構件的位置進行新的措置，有時這正是藝術家匠心的體現，如「鵝」的兩個構件，可根據需要而進行位置更換，構成四個形體各異的「鵝」。同時，構件的擺布又處處追尋對稱平衡：從小篆開始，漢字已發展為以兩個構件或三個構件的合體字為主，結構以左右結構和上下結構為主，這種規律性也為人們的審美提供一種規律。為了取得平衡，可以打亂原有的左右結構的字，如「穎」從「禾」、「頃」聲，為了追求平衡，把「頃」中的「匕」移到了「禾」的上邊；為了結構的配合，「木、示、衣、足」等在字形的左邊都要有所變形；一個字如果是三個相同的部分組成，一般就採用品字形的重疊式，如「鑫、森、淼、焱、晶、品」等，而不採取上邊兩個、下邊一個的方式，以免顯得頭重腳輕。
字形繁簡差異較大。形體的繁簡為整個書法作品的布局提供了變化的條件，如有些字的筆畫只有一筆，而有些字的筆畫，如「」，多達六十四筆，筆畫多少不同的字，使整幅作品疏密有致，虛實相生。
字形異體字多。異體字是指為同一個詞造的形體不同的字。如「淚」與「淚」、「峰」與「峯」。書法藝術忌重複，當同一篇作品中出現了同一個詞的時候，異體字在形體上的變化可以濟語義重複之窮，在語義所具有的意境美之外，又添一種錯落的形式美。
字體多樣。漢字是世界文字中唯一由圖畫文字不間斷髮展下來的文字，在這一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漢字形體經歷了各具特色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等字體。同樣的一個字，就可以出現不同字體的變化，這無疑為藝術創作和審美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漢字起源時的圖畫特性和逐漸線條化、筆畫化以後的構形特點，使之發展成一種完美的藝術形式。在漫長歷史中流傳下來的書法、璽印珍品可謂洋洋大觀，每一件都有自己的特色，又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就是中國書法、璽印藝術的總體審美精神。長期對書法美的探索和追求所形成的中國書法的美學觀念，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相融相通的，書法藝術美的基本精神就是中華民族自古至今所崇尚的「中和美」。 中國古代美學強調人與自然、主體與對象、主觀與客觀、感性與理性、情感與理智的素樸和諧統一，這種審美理想體現在書法美學之中，便強調對立面的和諧的統一，要求情感抒發要符合理性規範，追求情感抒發和客觀規律的融合統一、形神兼備。就整篇作品的布局來說，橫有行，縱有列，嚴整有序，但又可因地制宜地作各種不同的安排，如扇面、題畫等。就各種字體來說，篆書、隸書、楷書可以規規矩矩、方方整整，行書、草書作品則更求淋漓酣暢的盡興發揮。就個體字形來說，整體上是方整的，但在平正安穩之外又富有變化：篆書略呈縱勢展開，隸書呈橫勢展開，楷書則基本上方整一致。字的內部布局有很強的規律性，但又蘊含了諸多的變化因素，如通過構件位置的移易可以造成離與合的變化，通過筆形的曲直變化可以造成剛與柔的效果，通過筆勢的穩、險、緩、急可以傳達靜與動的神態，通過用墨的濃淡濕燥可以烘托肥瘦陰陽的境界。漢字藝術的中和之美就是將各種變化的因素協調於一個方塊之內，達到穩定而又不失靈活的美觀形態。
二、漢字漢語與民俗
語言文字與民俗的關係十分密切，一方面，作為各民族人們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語言文字無疑是民俗傳承的工具；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語言文字本身又是重要的民俗事項，各個民族都會利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的特點形成一定的民俗事項。在上一節里我們曾談到漢民族利用諧音構成趨吉避凶的習俗，在這裡我們再談幾種與漢語漢字有關的民俗事項。
1．對聯
對聯是由古代的「桃符」演變來的。古人認為桃木具有避邪的作用，過年的時候就將桃木做成木板置於門兩旁，上畫神像用以驅邪，後來人們在桃板上寫上一些吉利話，兩塊桃板上的吉利話往往採用對偶句，以造成對稱和諧的效果，於是桃板和對偶句合流，形成了對聯，隨著發展，對聯的應用範圍逐漸擴大，不僅用於春節，還用以裝飾和交際。對聯的製作充分利用了漢語漢字在音、義、形方面的特點，因此為人們所喜聞樂見。
漢語用漢字記錄，一個漢字往往能夠記錄多個義項，這樣就可以利用語義的多義性構成雙關。對聯就經常利用語義雙關的手法，如「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魏無忌，長孫無忌；彼無忌，此亦無忌。」「相如」和「無忌」既可作人名，又可作為普通詞語根據字面義進行理解，作普通名詞時，「相如」的意思是「相象」，「無忌」的意思是「沒有忌諱」。再如，清末有一幅諷刺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聯中的「宰相、司農」分別指李鴻章和翁同龢，「合肥、常熟」是兩人的籍貫，同時又義含雙關。清光緒十三年，河北昌平等地旱災加蝗災，浙江宣平水災，山西沔縣雹災，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當時李鴻章主政，翁同龢任戶部尚書，於是就有人編了這幅對聯，巧妙地把二人的官職、籍貫和「政績」欠入聯內，藉以諷刺他們只顧自己的「肥」、「熟」而不管世間的「瘦、荒」。
對聯中也常常用諧音手法，如清代著名文人金聖嘆因抗糧哭廟案被判死刑，臨刑前，其子置酒菜進行生祭，與父訣別，金聖嘆心情酸苦，吟誦了一幅對聯：「蓮子心中苦，梨兒腹里酸」。「蓮」諧音「憐」，「梨」諧音「離」。一幅對聯寫盡心中怨憤，正是大家手筆。還有專門利用多音字構成的聯語，如溫州江心寺聯：「雲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長長長長長長長長消」。此聯巧妙地利用「朝、長」多音多義的特點構成，上聯第二、四、五、七、九字讀「zhao」，意為「早晨」，第三、六、八字讀「chao」，意為「涌集」，下聯第二、四、五、七、九字讀「chang」，意為「經常」， 第三、六、八字讀「zhang」，意為「增長」，通過雲聚雲散，潮長潮落，描繪出江心孤島的風雲變幻。
有些對聯是利用拆字構成聯語。對聯本來就是利用漢字、漢語的特點而構成的一種漢民族特有的藝術形式，而利用字形的離合來構成聯語，則更能增添聯語的機智與趣味。如「閒看門中月，思耕心上田」，上聯拆「閒」為「門中月」，下聯拆「思」為「心上田」。再如「此木為柴山山出，因火成煙夕夕多」，上聯合「此木」為「柴」，合「山山」為「出」，下聯合「因火」為「煙」，合「夕夕」為「多」。還有一副拆字對聯：「凍雨灑窗，東二點，西三點；切瓜分客，橫七刀，豎八刀。」上聯拆「凍」為「東二點」，拆「灑」為「西三點」，下聯拆「切」為「橫七刀」，因為「切」是左右結構的字，拆「分」為「豎八刀」，因「分」為上下結構的字。杭州西湖的天竺頂上有一座茅草搭成的寺庵，取名「竺仙庵」， 庵邊有個泉眼，泉水非常清澈，庵中二人，經常用泉水煮茶，庵門有一副對聯：「品泉茶，三口白水；竺仙庵，二個山人。」上聯是對「品泉」的拆分，下聯是對「竺仙」的拆分，把「竺」拆為「二個」，因為「竹」字頭的形體象「個」，整副對聯把庵人的心境和這個地方的特色描繪得恰到好處。也有利用字形的特點，通過對原對聯進行字形的少許「添」、「改」而賦予一種完全不同的意思。從前有一戶刁惡的官宦人家，為了炫耀其權勢，在大門上貼了這樣一副對聯：「父進士，子進士，父子皆進士；婆夫人，媳夫人，婆媳均夫人。」有一窮秀才向來痛恨這戶人家為人的刁惡，就趁夜深人靜時，在對聯上添改了幾筆，將原聯改為：「父進土，子進土，父子皆進土；婆失夫，媳失夫，婆媳均失夫。」
2．預言和字謎
漢字是由若干構件按層次生成的，生成以後，以靜態的二維構形方式存在，每個構件在自己的參構層次中表達一定的構意。人們有時會利用字形可拆合的特點來委婉地表達某種預言或構成文字遊戲，這種時候對字形的拆分是為了表達拆分者的意圖，因此不一定符合漢字本來的構成狀況。
利用拆字來表達預言。人們利用「拆字」來表達預言，有時反映的是人們對文字的崇拜心理，是一種文字迷信，拆字算命就是這樣。據說，明朝末年，崇禎派內臣探訪民情，內臣遇到一個測字先生，就以一個「友」字求占國運，測字先生說：「不佳，『反』賊已出頭了」，內臣改口說測「有」字，測字先生說：「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內臣又測「酉」字，答曰：「愈不佳，天子為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腳。」
有時則是以「拆字」作為一種隱語，藉此說出不便直說的話。如《後漢書·五行志》載：「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靡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這裡利用拆字編成的歌謠道出了對董卓命運的預言。凡是離析字形，一般都是採用從上到下，從左到右的順序，一般不採取從下往上的順序。而童謠對「董、卓」二字的拆分順序是從下往上的，這種拆字本身預示著董卓的以下陵上。
字謎是謎語的一個門類，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其特點是利用離合字形的方式來作字謎的謎面。因為字謎是一種遊戲，因此字謎對字形的離析可以與科學意義上的字的構形不完全一致，允許望形生「謎」，如「至」字的謎面是「上頭去下頭，下頭去上頭，兩頭去中間，中間去兩頭。」這與「至」的字形來源是不相干的。但字謎的產生和漢字形體具有生成關係這一特點又是分不開的。有些字謎的謎底是對謎面字形的合成，如「複習」的謎底是「羽」，「準點」的謎底是「淮」，「左邊出太陽，右邊出太陽，立在太陽里，反而不見亮。」謎底是「暗」。有些謎底是對謎面字形的離析，如「虛心」的謎底是「七」，「費口舌」的謎底是「千」，「措手不及」的謎底是「昔」。有些謎底是對謎面字形離析、組合的綜合運用，如「老頭子」的謎底是「孝」，「春節三日在廠里」的謎底是「仄」，「一千多一半」的謎底是「殲」，「十八相送」的謎底是「目」。
字謎具有娛樂性和益智性。人們經常把熟悉的詩文、故事做成謎面，來豐富文化娛樂生活。同時，字謎是一種智力活動，在猜謎的過程中可以學到很多知識，可使大腦得到鍛煉。如人們把熟悉的《西廂記》的故事做成謎面：「待月西廂一寺空，張生普救去求僧，崔鶯失卻佳期會，只恨紅娘不用工」，謎底是「徽」。同樣題材的謎面還有：「張秀才，長別離；雖有約，誤佳期」，謎底是「強」。利用詩文作謎面，如「少小離家老大回」，謎底是「夭」；「為他人作嫁衣裳」，謎底是「倘」。 有些字謎需要先進行會意聯想，再進行字形離合，如「水落」的謎底是「礎」，因「水落」隱含「石出」；「繡花枕頭」的謎底是「苞」，因繡花枕頭隱含「草包」義。這些謎語既富有趣味性，又體現了勞動人民無窮的智慧。
有時還可以把字謎作為隱語使用，起到交流的目的。傳說有一旅人在途中想抽煙，可又苦於沒有隨身攜帶。行經一村舍，欲向人家借用，又覺無法開口，於是就把自己的意圖編成字謎告訴主人，主人明白他的意圖後，把煙借給了他。他的謎面是「寺邊一隻牛，二人抬木頭，西下有一女，火燒因家樓」，謎底是「特來要煙」。
3．漢語漢字與姓名文化
漢語漢字的特點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姓氏文化，主要表現在名與字的聯繫和姓與名的聯繫兩方面。
古人有名有字。舊說上古嬰兒出生三個月後由父親命名。男子二十歲成人舉行冠禮時取字，女子十五歲許嫁舉行笄禮時取字。為什麼有了名，還要取字呢？《儀禮·士冠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孔穎達為《禮記·檀弓》的「幼名，冠字」作注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始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就是說，這是出於尊重的需要，出於「為長者諱」的需要。
古人先名而後字，因此取字往往遵循「名字相應」的原則，即字與名之間有一定的聯繫。《白虎通義·姓名》：「旁（傍）其名為之字者，聞其名即知其字，聞其字即知其名，若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名與字之間的聯繫可以是語義方面的，也可以是字形方面的，這就是漢語漢字對名字的影響。
名與字在語義方面的聯繫有很多類型。有的字和名是同義詞，如宰予，字子我，「予、我」同義；許慎，字叔重，「慎」與「重」同義；諸葛亮，字孔明，「亮」與「明」同義；褚遂良，字登善，「良」與「善」同義。有的字和名是反義詞，如韓愈，字退之，「愈」與「退」反義；趙孟頫，字子昂，「頫」與「昂」反義。有的字與名具有聯想關係，如冉有，字子求，須「求」才「有」；趙雲，字子龍，「龍」由「雲」生。有的字與是同類關係，如孔鯉，字伯魚，「鯉」是「魚」類，鄭樵，字漁仲，「樵」夫與「漁」翁為侶。
字與名在字形方面也有聯繫，古時有所謂「由名省形制字」的方法，就是離析「名」的字形而得「字」。如秦檜，字會之，「會」為「檜」的一個組成部分；姚椿，字「春木」，「春木」是對「椿」的離析；毛奇齡的字很多，有兩生、大可、齊於、於、初晴、晚晴、老晴等，其中「大可」是對「奇」的離析。
因為姓名是連在一起的，所以人們取名時，往往又據姓而取。有的是取語義方面的聯繫，《唐書·魏徵傳》有「雲朝霞」，《五代史·伶官傳》有「鏡新磨」，《遼史·伶官傳》有「羅衣輕」，現在有「成龍、牛得草、馬識途、馬伯樂」等叫法，都是名因姓取。有的是取字形方面的聯繫，如老舍，姓舒，名舍予；聶耳，原名聶守信，他的聽覺特別敏銳，又姓「聶」，人們依據「聶」的字形親切地稱他「耳多」，他就以「聶耳」為筆名，最終以筆名行世。除了姓名有字形、字義的聯繫以外，古人還有改姓的做法，也往往利用漢字的形體聯繫，如漢代淮陰侯韓信之後改姓「韋」，「韋」是「韓」的一部分；明代方孝孺族人為避禍而改姓「施」，用的是民間把「施」拆為「方人也」的習慣，暗含「方家後代」的意思。
[1] 郭紹虞《修辭剖析》，《修辭學研究》第一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2] 《張志公文集》4，231頁，廣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 排比是指把多個意義相關、句法結構相同或基本相同、字數相等的語言片段排列在一起。排比手法，視覺效果整齊美觀，聽覺效果節奏鮮明，氣勢強烈。如《左轉·成公十六年》：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
[4] 字外加圈的，表示可平可仄。
漢字之最（一）轉載 在幾千年的漫長過程中，漢字記錄了漢族人民乃至全人類的文明歷史，漢字自身也積累了豐富的文化內容，成為一部形象生動的文化百科全書，漢字是人類文字的活化石，是一種自源文字的完整標本，漢字在世界文字叢林中獨樹一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優越性，它在世界文字史上的地位沒有哪一種文字可以代替。可以說，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麗最簡潔最豐富最成熟最優秀最特殊的一種文字。傳神的漢字簡直就是神傳的漢字。 一、現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是漢字 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現在仍在使用的歷史最悠久、壽命最長的一種文字。漢字最早產生的確切時間，還難以斷定。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原始氏族公社末期的陶器上，已有了簡單的文字元號，一般認為是漢字的雛形，距今已有六、七千年。1987年，河南舞陽縣北22公里賈湖村東側裴李崗文化遺址中，發掘出甲骨契刻符號，距今8000年左右。其中個別符號形體與甲骨文相似。學術界稱其為中國最早的文字雛形。現在能看到而又能認讀的最早的漢字是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這已是相當成熟、相當系統的漢字了。商代的文字已經是很發達的文字了，最初產生文字的時代必然遠在商代以前，那就是夏代或更早於夏代。距今約四五千年以上，應當在新石器時代。古埃及5000年前的聖書字是人類最早的文字之一。但它後來消亡了，有記載的古埃及文化也被深深埋藏起來了。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也有5000年的歷史。但在公元330年後，它也消亡了。歷史上衰亡的著名文字還有瑪雅文、波羅米文等等。而漢字不但久盛不衰，獨矗世界文字之林，還不斷地得以發展，影響也越來越大。當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等文字消亡後，漢字便成為世界上仍在使用的唯一最古老的文字。 二、漢字是維繫中華多民族統一的最大功臣 漢字還有個最大的功勞就是維持多民族的認同問題。同是中國人，可上百種方言之間的差距，遠遠超過歐洲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語言差異。當羅馬皇帝的子民們用拉丁字母拼寫自己的方言時，就出現了西班牙語、法語、義大利語等語言，隨後羅馬帝國也解體了，拉丁語也漸漸死亡了。這種情況沒在中國發生，語言學家把這歸功於漢語的十分獨特的方塊文字。漢字不論是刻在龜甲上，鑄造在青銅器上，刻寫在木簡上，還是書寫在紙帛上，五千年來漢字的形態在變，但漢字不表音而只表意的特性沒有變。不管漢語的語音和語法如何變化，不管漢語的方言如何龐雜，統一文字的「書同文」特點沒變，這就有效地維持了中華民族的統一和中華文化的繼承發展。語文和宗教是一個民族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兩大基本屬性。中國語文之所以對中華民族的凝聚起著比宗教更為巨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語」與「文」是脫節的。漢字作為最古老而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字，一直伴隨著中華文化的發展，強有力地推動著文明的進程。漢字對於繼承中華文化，維護國家統一以及引進外來文明，促進國際交流都作出了不朽的歷史貢獻。所以我們不能廢止漢字，用字母來拼寫漢語方言，否則是可怕的。 三、漢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文字 漢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種文字，據統計，使用漢字和漢語的人數已達12億以上，雄踞世界之首。1973年10月29日，聯合國大會第五委員會以93票對0票，一致通過把中文列為聯合國的六種工作語言（漢語、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俄語、阿拉伯語）之一。日本、朝鮮、韓國、新加坡、越南等國早在使用漢字。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勢頭的進一步強勁，全球「漢語熱」必將持續燃燒，並深入世界各個角落。不僅外國留學生來華求學連年創紀錄，海外學習漢語的人數也在急劇增加，根據美國《時代》雜誌的報道，目前全球至少有3000萬人正在學習漢語，100多個國家與地區、逾2500所大學在教授中文。在東南亞，學習漢語的人數有160萬人；韓國有200所大學開設了漢語課程，中學選修漢語的學生約13萬人，漢語考試已經被正式列為韓國外語高考科目。《環球時報》記者在一些美國較大的招聘網站上看到不少招「中英雙語人才」的廣告，其中有大公司，也有政府機關如中央情報局等。在美國普通家庭中，漢語已成為繼英語和西班牙語之後第三種最為普遍的語言。根據美國語言學習研究中心的調查，目前至少有600多所美國大學提供專門的中文課程，2000多所中小學已經將中文列為選修課程，甚至一些幼兒園也開了中文課。據新華社電，加拿大外交部網站2007年元月10日罕見出現「加拿大與中國：共創繁榮」的簡體中文字。這顯示出加拿大聯邦保守黨政府也逐漸認識到與中國加強關係的重要性 四、漢字是最富有聯想能力的文字 漢字不同於其它文字的最大特點就是它的符號性和全息性，漢字是最富有聯想的智慧文字，漢字表義能力特彆強，每個字的本身都包含著豐富的信息量。每個漢字就像一首動人的詩，一幅美麗的畫。目擊漢字的瞬間就能萌發聯想，甚至產生情感，使人的認識迅速發生變化。比如「聰明」二字，「聰」字，從耳、從目、從口、從心，也就是要用耳聽用眼看用口說用心想用心記；明則是日和月的合體，白天有「日」產生光芒，夜晚有「月」散發光亮；日以繼月地聽看說想才能聰明。再說「羞恥」二字，「羞」字，此事做得差（從羊），看起來丑（從丑）；「恥」字表示責備人時的話：你耳朵還沒聽到嗎（從耳），還不止住你的行為嗎（從止）？再說「儒」字，從人從需，講的是人的需要，人需要什麼呢？一需要食物，二需要教育。營養食物從母乳開始，教育從孺子開始，所以，儒字由人和需組成，並且與「乳」同音。現代科學發現，漢字有著比世界其它文字更先進、更適合電腦化原理的內在規律。隨著人類現代化的發展，漢字所獨有的圖形特徵、智能化傾向和視聽識別的優越性，將表現出更強大的生命力。科學家還發現，現代科學的邏輯結構與五千年前發明的漢字邏輯結構如出一轍，漢字具有現代系統工程的充分條件，是最先進的文字。 五、漢字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文字 漢字是世界上最優美的文字，沒有人不知道漢字書法有其他文字書法不能比擬的魅力。漢字已成為一種藝術，漢字的書法藝術是任何其它文字所無法相比的，中國至今使用楷、隸、行、草等數體，其書法已成為世界文化之林的一塊瑰寶，行如流水的草書、秀麗的楷書、穩重的隸書、端莊的大篆小篆。如李斯的泰山刻石、顏真卿的多寶塔碑、歐陽詢九成宮澧泉銘、懷素自敘帖、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等古代書法作品已經成為無價之寶。在離貴陽270千米的鳳岡縣太極洞山頂一巨大石壁上刻的繁體「鳳」字，面積約20×20平方米。該字由貴州省文史館70歲的書法家王得一在350張牛皮紙上書寫而成，然後刻鑿在石壁上的。日照舊稱海曲，今有太陽城之美譽，1991年，日照市批建電視台巨書日照摩崖之壯舉，書家孫鑫揮巨椽於日照一中體育場，寫成巨書日照，其中「日」長二十米，寬十七米。「照」長寬各二十五米半，乃當代漢字之最，入吉尼斯大全，由興海路建築公司鑿於萬安景仰勒石以志。 六、漢字是最簡潔的詞構文字 漢字是最簡潔的。雖然漢字總數數以萬計，而英文字母只有26個，但是漢字比英文簡潔。這是因為漢字再多而常用字有限。日語中常用漢字稱當用漢字。韓國定1781個漢字為常用字。漢字再多，數目不再大幅增加。英文字母再少，英文單詞數目一直在增長。社會在發展，科學技術不斷有新進展。用少數漢字即可輕易衍生新的辭彙來適應社會的各種變化和科技的新發現。英語則要不斷製造新詞來適應。同樣的信息量，用漢字表達是最簡潔的，聯合國的文件往往要翻譯成英、法、西班牙、中文等幾種文字。同一個文件，中文版總是最薄的。漢字像魔塊，有神奇般的組詞能力，往往一個字能構建出許多個意義單位（詞）。如一個「白」字就組成了「白天」、「白痴」、「白蘭地」、「白木耳」、「白馬過隙」、「白璧無瑕」共100多個詞條。這樣，漢語常用的四萬個辭彙只需要三千個漢字構建即可，就能拼寫出絢麗多姿，氣象萬千，海洋般深邃，天宇般廣闊的文章來，而人們識字的任務卻很有限。著名學者季羨林所說，「漢語是世界語言里最簡練的一個語種。同樣表達一個意思，如果英語要60秒，漢語5秒就夠了。」 七、漢字是世界上獨有的復腦文字 漢字和字母文字最大的區別在於，拼音文字主要是音碼刺激，而這一刺激主要在人的左腦發生作用，而漢字具有音碼、形碼（平面排列）、義碼三種不同的刺激，所以需要人的左右腦同時發生作用。或者說，語言邏輯思維開發左腦，而形象情感生活開發右腦功能，漢字組成的視覺語言，具備了雙重功能，既促進概念邏輯思維的發展，而文字圖形又促進右腦的想像和情緒活動。所以因左腦外傷得了「失語症」的病人，不能聽和說，卻仍能看懂漢字寫成的文章，可見漢字對左右腦的開發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漢字進入了電腦、網路時代後，由於它具有舉世無雙的形、音、義三位一體的三個信息源，又因為它是世上絕無僅有的左右腦並用的「雙腦文字」，所以被譽為世界最先進的「思維網路文字」。 八、漢字是讀音最動聽的文字 漢字的精華，首要的是音樂性，所謂"平平仄仄"是也。嚴格說，中國文學史，可謂就是韻文史，三言五言七言，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等，所有這些都是以不同的語言節奏，或者一句話字的多寡，一種形式上的美感，猶如漢字書法。漢字一字一音，每個音又分為四個音調，因此讀起來響亮清晰，婉轉動聽，有節奏感，有音樂美，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用這種語言寫成的詩文，有鏗鏘銳耳、抑揚頓挫的美感，特別是詩。中文詩講究平仄、對仗，所以，詩句可以特別整齊、節奏特別鮮明，讀之特別琅琅上口。由於漢字語音響亮清晰，沒有輕輔音，所以漢字在「人機對話」方面佔有明顯優勢。有人預言，21世紀是「漢字的世紀」。 九、世界上最神秘的文字是漢字 傳說文字是黃帝史官頡所創造的。《淮南子·本經訓》載，「昔日蒼頡作書，而天雨粟，夜鬼哭」。可見，古時文字已經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語言文字本是人類在勞動中創造出的一種交際工具，但在很長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它卻變成了偶像，變成了靈物，因而顯示出了神秘的力量。比如，「貪」：上面是一個「今」字，下面是一個「貝」字。這就說明，凡是貪污受賄得來的錢，都不可能長期據為己有。這些錢今天或許是你的，可一旦東窗事發，明天就會被查處、沒收。「賄」：左邊是個「貝」字，右邊是個「有」字。而「有」字是這樣組成的：「大」字少一捺，「明」字少個「日」，所以「賄」字可以理解成「來路不大光明的錢」。再看「存在」二字，存是「有」和「子」的重合；有子即存，延續生命；存音通寸，指寸寸光陰，存字是指時間的，意味著一代又一代走在路程上，一代傳一代以至無窮；「在」是「有」和「土」字的重合，有土即在，這個字是指空莘的，土即何處鄉土的意思。象徵著人和所有生命都共載在諾亞方舟上，向著不可知的目標前進，這裡揭示的問題很高深，涉及到人來自哪裡到哪裡去的問題，所以光「存在」二字就能給人帶來無限的遐思。 十、漢字是英語新詞最大來源 漢語熱已經深入到世界很多地方。不僅外國留學生來華求學連年創紀錄，海外學習漢語的人數也在急劇增加，漢語教材進入了100多個國家與地區的課堂中國語言的影響力還不僅限於此，同時它還促使英語產生深刻的變革，一大批地道的中國話變成了英語新辭彙。四書被稱為Four Books，和平崛起成了peaceful rising 。不久前，位於美國的「全球語言監督」機構發布報告稱，在全球化大環境下，中國式英語正強烈衝擊著英語，大量的中文辭彙進入英語，成為英語新辭彙最主要的來源。根據 「全球語言監督」的統計，自1994年以來加入國際英語行列的辭彙中，中式英語貢獻了5%到20%，超過任何其他來源。這些新詞和片語，不用向母語為英語的人士特別解釋都能被理解。據預計，用不了多久，中文將和英語一樣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大工作語言。漢語讓全球看好的緣由，既有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日益增強的外在影響力，更有中國文化歷史悠久、中國漢字獨具魅力的內在吸引力。 十一、兒童識學漢字的最佳年齡 3－6歲是兒童學漢字的最佳年齡段，讓孩子儘早閱讀，對培養孩子的學習興趣有益而無害。傳統觀點認為，學齡前兒童不宜過早地學習識字。我國兒童一般是6歲初入學後先學6周漢語拼音，然後開始看圖讀拼音識字。然而，單一的拼音教學不利於開發、發展兒童的思維。據一些語文工作者分析，目前小學語文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學生識字時間晚、速度慢、數量少，遠遠未能滿足學生自身智能發展的需要。專家認為，對學齡前兒童進行識字教育是具備一定條件的。據了解，田林第六幼兒園從中班起對孩子進行識字教育，經過兩年學習，一般能認識1200個字左右。專家分析，如果兒童在6歲前學會2000個漢字，一般就無閱讀障礙。識漢字最早的幼兒是濟南一名叫李超然的女嬰，在6個月零21天時就能準確辨認143個漢字，成為世界上識漢字最早的幼兒。在一周歲的李超然已能識漢字1000餘個。其父親認為這是實施"兒童特優素質工程"的結果。2001年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總部向其頒發了《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證書。 十二、最難學的文字是漢字 漢語最大的問題首先是大量同音字，尤其是所謂「普通話」中的同音字。按照國家頒布的GB2312標準，一共6763個漢字,1211個讀音，這裡已經把四聲的區別算上了。6763個漢字中，只有250多個字發音是特殊的，也就是可以聽音辨別的，只佔3.7%。比如我說「我」，你不會想到其他字。其他漢字共享954個讀音，一個音少則2-3個同音字，多則達40-50個。交談時碰到這些同音字，有時必須通過上下文、環境、手勢來猜測對方說的是哪個，嚴重限制了表達的多樣性，破壞了陳述的清晰，更增大了誤會的幾率。漢語這樣高比例同音字、導致口頭表達如此困難的，比較難以交流。從20世紀初至今，「漢字難學論」風靡世界，但越是難學學的為人數越來越多。據紐約一家電視台測驗：在幾個大國的語言文字中，最容易學的語言是漢語，最難學的文字是漢字。如果，我們將漢字改革成世界上最容易學的文字，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語言是聽覺的，文字是視覺的：語言和文字又是人的兩種不同的能力，語言能力就是聽說能力，文字能力就是讀寫能力；語言文字教學就是使學習者獲得語言的聽說能力和文字的閱寫能力。美國國會下屬的「政府審計總署」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提交了《美國國務院外語績效評估報告》。該報告把國務院將派遣到國外工作的2832名外交官的外語水平進行了歸納，並把他們在駐在國使用的69種外語分為「世界語言」、「高難度語言」、「超高難度語言」以及「其他語言」四類。其中，漢語、韓語、日語、阿拉伯語等四種語言被列為「超高難度語言」；匈牙利語、緬甸語、芬蘭語等５０多種語言為「高難度語言」；西班牙語、法語、義大利語等與英語相近的十幾種語言為「世界語言」。在使用漢語、日語、阿拉伯語的外交人員中，有38%需要說阿拉伯語的和40%需要說漢語或日本語的都沒有達到標準。 由於漢字有超時空性的功能，又有儲存形、音、義三種信息的天性，它的視覺輸入信息遠遠優於線形的拼音文字。它已經為承載文明古國燦爛的中華文化立下了不朽的豐功偉績，它必將在新世紀新千年中立下更輝煌的豐功偉業。
漢字之最（二）
一、形成漢字的最早方法 象形法這是形成漢字的最早方法，因此創造了最原始的文字，例：「日、月」等這些象形字經過逐漸的演變，到後來都改變了原字的形體，變成了後來方正的字體，有的筆畫減少了，有的筆畫增添了，由不規則變成了有規則的字體。 二、最早的漢語字典 《說文解字》，簡稱《說文》。作者是東漢的經學家、文字學家許慎。《說文解字》成書於漢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 三、最早的漢字 1989年，在河南安陽小屯村，即殷王朝都城遺址——殷墟，發現了距今已有3200年左右的甲骨文，它是我國保存最早的漢字。四、收錄漢字多最多的典籍 目前我國搜集漢字單字最多的字典是《漢語大字典》，共收單字五萬六千個左右。在半坡遺址發現的6000多年前彩陶上的符號，可以說是漢字的萌芽，也稱「原始」文字。3000多年後出現了商代卜辭「甲骨文」，已發現約有漢字3500～4500個左右，被中外學者譽為「全人類的文明財富」。據有關資料載，東漢時代許慎編著的我國第一部字典《說文解字》，共收字9553個，異體字1163個；晉朝呂忱著的《字林》，收字12824個。三國時李登編的《聲類》收錄漢字11520個；梁朝的顧野編的《玉篇》收錄漢字22726個，宋朝王洙、司馬光編的《類編》，收字31319餘個，異體字21000個；明朝的張自烈編的《正字通》收錄漢字33440個；清朝康熙時代張玉書編著的《康熙字典》，是中國古代收集漢字最多的字典，收集了47035字。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大字典》，共收字48000餘個；王竹溪教授的《新部首大字典》，共收字51000多個；《漢語大字典》收錄漢字60000多個，1994年出版的《中華辭海》，共收漢字87019個，其中重複字320個，多於《康熙字典》和《漢語大字典》，是目前完成的收字最多的一部字典。 漢字到底共有多少個?通過專家鑒定的北京國安資訊設備公司漢字字型檔共收入有出處的漢字91251個。這是目前收入漢字最多的也是最全的字型檔。 五、最多的漢字構字形式 形聲字由表示意義的形旁和表示讀音的聲旁兩部分組成。我國古代《說文解字》的9553個字中，形聲字佔82％；目前依然是形聲字最多。形聲造字法，是中華民族在漢字發展史上，可謂空前絕後的偉大創舉，它給漢字這一古老的文字注入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使它在世界文字之林中永放青春的異彩。 六、筆畫最少的漢字
漢字筆畫最少的只有一畫，有三個字：「一、乙」和「○」。 七、筆畫最多的漢字 3500個常用字中筆畫最多的是「矗」24畫。有說筆畫最多的是「齉」字，36筆畫，讀nang四聲，字的意思是表示鼻子不通氣，發音不清楚；其實，這並不是筆畫最多的漢字。 《漢語大字典》中收錄的筆畫最多的字由四個"雷"構成,讀bèng,共52畫。《康熙詞典》中有個字念biang二聲，或者連讀：「比昂」，共55畫。陝西的一種麵食就叫biangbiang面。此字為陝西名吃biangbiang面的專用字！古稱渭水biang，biang是古時人用渭河之水和面，做成寬如褲帶的麵條！陝西關中有一首民謠：「一點撩上天，黃河兩道灣，八字大張口，言字往裡走，你一扭，我一扭；你一長，我一長；當中夾個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個鉤掛麻談糖，推個車車逛咸陽」。就是寫這個字寫法歌訣；更有關中民謠曰：「八百里秦川塵土飛揚，三千萬老陝齊吼秦腔，吃一老碗biangbiang面喜氣洋洋，油潑辣子少了嘟嘟囔囔。」；還有這個字的字謎「你也長，我也長；心字底，月字旁；打把金勾勾勾月亮」。 最新出版的修訂本《漢語大詞典》收錄了4個繁體龍字合併的字：龖龖（上下各兩個繁體「龍」字，音zhé），共有68畫，是我國漢字中筆畫最多的。二龍、三龍合成的字就是龖、龘，均音dá，龖表龍行貌，龘表龍飛狀。四龍音zhé，義為「嘮嘮叨叨，話多」，據說是「詟」的異體字。《說文·言部》：「詟，一曰言不止也」。這也是目前為止發現的筆畫最多的漢字了。 八、筆畫數最多的漢字 7000個通用字中8畫～12畫的字最多。在所有漢字中，9筆畫的漢字最多，約佔總數的11％；其次是10畫和8畫的字。 九、組字最多的偏旁字 現代漢字中構字能力最強的10個部件是：口、一、艹、木、人、日、氵、亻、八、土；組成文字最常用的部件是「口」。平均每100個字中，就可能有20個「口」。 十、組字最多的部件數 由幾個部件構成的字最多，現代漢字中由一個部件構成的字，所佔比例很小，多數漢字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部件構成。《漢字信息字典》對組成7785個現代漢字的部件數進行了統計，結果表明，由一個部件構成的字僅有323個，佔4.149%；由兩個部件構成的字有2650個，34.040%；由三個部件構成的字最多，達3139個，佔40.321%；由四個部件組成的字，佔16.39%。其他是分別由五、六、七、八個部件構成的字。十一、最多的漢字組字結構根據統計，現代通用漢字中，左右結構的最多，約佔總數的65％；其次是上下結構類型的字，約佔21%。這兩種類型的字就佔了統計總字數的86%。 十二、書寫使用頻率最高的漢字中國使用頻率最高的10個漢字是：的、一、了、是、我、不、在、人、們、有，其中「的」字平均每100個漢字中出現4次。此外還有：和、大、這、主、中、上、為、地、個、用、工、時、要、動、國、產、以、到、他、會、作、來、分、生、對、於、學、下、級、就、義、年、如。以上42個漢字使用頻率為漢字之最，它們竟佔一般報刊用字的25％；其中排行在首的單字是「的」字，出現頻率又為各字中最高，一般文章里約25個字中便出現一個，竟佔全部漢字用字率的4％。 十三、網路使用頻率最高的文字網路文字使用率排名 "頂"字居首。2006年05月首個《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由教育部和國家語委公布。在這份報告中，首次公布了網路語言使用頻率排行榜，「頂」(支持)位居第一位，出現頻率為23.02%，也就是說網民每說5個字，就有一個是「頂」。根據國家語言資源檢測與研究中心對7所高校2005年的網站BBS用字統計顯示，在網上用得最多的詞語排行榜前20強：頂(支持)、555(嗚嗚嗚)、ding(頂)、4. mm/MM(妹妹)、LZ(樓主)、DD/dd(弟弟)、88(拜拜)、偶(我)、馬甲(ID)、ID、斑主(版主)、恩(嗯)、汗或寒(敬畏)、暈(非常驚異)、ps/PS(photoshop的簡稱)、灌水(發帖子)、ddd(頂頂頂)、bs/BS(鄙視)、樓豬(樓主)、滴(的、地)。這些語言與論壇的傳播模式有著密切的關係，它們貫穿著網路論壇語言表達的全過程，說明如今網民上網主要以發帖、回帖等討論為主，而不是以在線聊天為主。根據調查，網路上漢字使用數為9793個，比平面媒體漢字使用多了1568個。同時，BBS上標點、符號使用率達到了55.07%，高於漢字的使用率。 十四、同音字最多的漢字 漢字里同音字最多的是「yi」。《現代漢語詞典》里讀「yi」共有的103個字，《辭海》里讀「yi」的多達195個字。其中「yì」是同音字最多的讀音，多達57個：藝、抑、易、邑、屹、億、役、臆、逸、肄、疫、亦、裔、意、毅、憶、義、益、溢、詣、議、誼、譯、異、翼、翌、繹、刈、劓、仡、佚、佾、埸、懿、薏、弈、奕、挹、弋、囈、嗌、嶧、懌、悒、驛、縊、殪、軼、熠、鎰、鐿、瘞、癔、翊、蜴、羿、翳 十五、讀音最多的漢字 讀音最多的字是「那」字，共有8種不同的讀音：那姓的「那」nā；「那門子」（同「哪」）的「那」nǎ，「那我不在等了」的「那」nà，「那人可不怎麼樣」（口語音）的「那」nè；「那些」（方言）的那něi，「那三年」的「那」nèi，「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見於《詩·小雅·桑扈》）的「那」nuó，「那蹤」(移動步子)的「那nuò」。其次是「和」字，共有6種不同的讀音：和平的「和」hé（陽平）；和詩一首的「和」hè；和牌了的「和」hú；和面的「和」huó；衣服洗了兩和了的「和」huò）；暖和一下的「和」huo。 十六、最易寫錯的漢字 感冒和冒領的「冒」字、肺炎和肺腑的「肺」，是最容易寫錯的字。「冒」上面不是「日、曰」，第三畫和第四畫是兩個短橫，與第一、二畫的豎畫不相連接，兩邊都留有一點空檔距離；「肺」是由一個月、一、和巾共三個三漢字組成，而沒有「、」筆畫。典型的頑固性別字有下面38個：安（按）、狠（很）、材（才）、塊（快）、釘（丁）、晴（睛）、圓（園）、氣（愾）、理（里）、幸（辛）、極(級)、傍（旁）、稼（家）、倒（到）、喝（渴）、那（哪）、座（坐）、漫（慢）、買（賣）、己（已）、棵（顆）、籃（藍）、支（只）、做（作）、常（長）、得（地）、已（以）、意（義）、象（向）、戴（帶）、查（察）、再（在）、相（象）、拔（撥）、壞（環）、沒（設）、包（飽）、些（此）。 十七、最難以念錯的漢字 一是「毛」，由於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緣故，全國各地的人說「毛」都說得比較清楚；二是媽，連英文MUM的讀音也和中國「媽」讀音相近，海內外華人，均同此音；三是天，同一個藍天下，同一個不藍天，也讀不出另外的音來；四是土，「地」很多地方的人讀不準，「土」幾乎沒有什麼別的念法；五是寶，沒有聽人說這字，讓人聽不懂，寶貝真是寶貝，愛寶之心，人皆有之；六是「孔」，泱泱中華，儒家文化，作為儒祖孔子在中國家喻戶曉，反覆傳播，自然不會讀走調；七是「子」，代代有孔子，有主子，人人做老子，當兒子，做孫子。比起「兒」、「孫」這寫詞頭，「子」這詞尾反而不容易出錯；八是「一」，一是最簡單，但寓意最廣泛，雖然發音在一些情況下有不同的聲調，但在中國都還能聽明白，「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九是「酒」，男女因為有些地方「L」「N」不分，反而容易混淆，「飯」也是常用的，但有些地區發「F」極其困難，酒倒是一說就明白的通用音了，難怪酒的銷量經久不衰。十是「鬼」，從南走到北，各地說這個詞，都有怕的感覺，音也是出奇的一致。 十八、最容易讀錯漢字 一是結束的「束」，讀shu四聲（同「樹」），不讀結「素」；二是強勁的「勁」，讀jing 四聲（同「凈」），不讀強「禁」；三是召開的「召」，讀zhao四聲（同「照」），不是「招」開；四是遷徙的「徙」，讀xi三聲（同「喜」），不讀遷「稀」；五是勉強的「強」，讀qiang三聲（同「搶」），不讀勉「牆」；六是粗獷的「獷」，讀guang三聲（同「廣」），不讀粗「礦」；七是捫心自問的「捫」，讀men二聲（同「門」），不讀「懣」心自問；；八是良莠不齊的「莠」，讀you三聲（同「有」），不讀良「又」不齊；九是瑕不掩瑜的「瑜」，讀yu二聲（同「魚」），不讀瑕不掩「玉」十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的「筵」yan二聲（同「言」），而不讀天下沒有不散的「厭」席；十一是中藥名白朮、蒼朮的「術」，讀 zhu二聲（同「竹」），不讀 shù （述）；十二是在古詩詞中「回」字讀 huai二聲( 同「淮 」) ，不讀 huí （會）；十三是在古詩詞中斜」字讀xia二聲（同「俠」），不讀 xié（協）。 十九、最特殊的漢字 「○」是最特殊的漢字，特就特在它是唯一一個圓形而非方塊字，它被認可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區別於舶來品的橢圓形的阿拉伯數字0，漢字○是正圓形，是國產品。我國籌算古有「凡算之法，先識其位」的說法，珠算空檔是籌算空位作「○」的痕迹。我國早有用方框表示脫落文字的習慣，記數時也就用方框表示空位，後來演化為極易書寫的「○」狀，表示零的符號。宋代數學家秦九韶的《數書九章》、李治的《測圓海鏡》中都有用「○」表示數字的空位的記載；「○」作為算碼中的符號，到宋元時期，用「○」表示零已較為普遍，如成書於1180年的金代《大明曆》中就用「五百○五」表示505，但我國這時的「○」並不用於數學運算中。 此外，「一」也有一定的特殊性和神奇性，它既是文字又是數字，自古人創字開始到今天，這個數字外形始終如一，只不過羅馬數字（I）和阿拉伯數字（1）都是豎寫，中國的則是橫寫罷了，且又呈線性排列。 二十、寫法最多的漢字 壽字是古老而神秘且最多變異的漢字，「壽」字最早見於殷商時代的甲骨文，這時已有多種寫法了。作為娛樂品，寫法越多越招人喜歡；作為實用品，漢字寫法應該規範化：只用一種寫法。各種各樣的《百壽圖》中「壽」字有100種不同寫法；有人輯錄「千壽集錦」，覓得「壽」字有1056種不同寫法，撰寫《千壽圖》的人也很多。山西臨汾書法家孫宗武創作了10000種篆體的《萬壽圖》；河南書法家王雲華歷經25年收集並撰寫了12000多種形體的壽字；新疆書法家王保華用25年時間搜集整理了16000種筆法不同、形態各異的「壽」字，創造了新的世界吉尼斯之最。 二十一、用法最多的漢字 漢字中用法最多的是「打」字，「打」字是漢語意思最多的詞。《現代漢語詞典》列出當今正使用的意思有25項，以其作詞頭的詞語有190多個；《漢語大詞典》列出古今意思有33項，由其作詞頭的詞語多達500多個。它主要有以下意思：擊，敲，攻擊；放出，發出，注入，扎入；做，造；撥動；揭，破，鑿開；舉，提起；塗抹，印，畫；寫出，開出；捆，扎；合，結合；獲取，購取；除去；定出，計算；用，採用，使用；玩，玩耍；截，停，減，退；自，從；表示人體發出某種行為動作；進行某種活動，從事或擔任某種工作；與某些動詞結合，基本上保留原動詞詞義；量詞，指十二個；等等。不但如此，「打」字的意思還在增多，有人說「打」是萬能動詞。 二十二、歷代年號用字最多的漢字 我國各朝各代辦年號用字最多的是「天」字，以「天」字作為首字如「天佑」、「天寶」的年號就有66個，還有82個年號中使用了「天」字；其次是「建」字，用作首字如「建康」、「建寧」者有30個，另外也有8個年號中用了「建」字；以「永」字作首字如「永樂」、「永寧」的年號也有28個。用「龍」字的年號有13個，用「鳳」字的年號11個，用「皇」字的年號11個，用「隆」字的年號19個。 二十三、其它之最 發音最怪的漢字：一是「囍」是發兩音，讀shuangxi（同「雙喜」）；據「漢典網」，讀xǐ，意為雙喜，多用於婚嫁等喜慶場合。二是「圕」是，讀tushuguan，據「漢典網」，讀作tuān，系指「圖書館」三字的縮寫。 外表最花的漢字：一是「卍」，系唐代武則天造字之一，讀音為「萬」，是吉祥、光明、神聖、潔凈的象徵。此外，佛像為了表示瑞相，在胸口上描有「」；另外，德國納粹也曾用這一符號作標誌。二是「」字，即今天的「壽」字，人們用來祈求長壽的圖案字。三是「」讀音為「百吉」，它用繩線模擬編結成一百個「結」，假借「百結」之聲，作為百事吉祥如意的象徵，它還帶有源遠流長的寓意；該字是一條線繩盤曲成菱，它無頭無尾，無終無止，故又稱為「盤長」、「盤腸」，在佛教的寺院中被供奉為八種法物之一，表示「迴環貫徹」、「一切通明」的寓意。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漢字：「我」是最不重要的一個字；「我們」是最重要的一個詞；「謝謝」是最重要的兩個字；「麻煩你…」是最重要的三個字；「你覺得呢？」是最重要的四個字；「你做得很好」是最重要的五個字；「我承認我錯了」是最重要的六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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