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民主才是好東西
| 分類: | 訪問量:13268近來,肯亞、黎巴嫩、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賓、喬治亞、奈及利亞、斯里蘭卡、蒙古等發展中國家,危機頻繁,動蕩不止。為什麼這些國家的民主沒有帶來人民所期盼的和平與繁榮,反而成了各種危機的成因呢?它們的民主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又能從中汲取什麼教訓?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了解一點西方先哲對民主問題的思考,這會幫助我們弄清發展中國家今天民主困境的根源、了解西方民主原教旨主義的盲點,並使我們可以更好地為中國的民主建設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談民主是要追溯到古希臘的,因為那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當時希臘的雅典城邦實行了民主制,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也不包括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通過公民大會來決定宣戰與媾和、法庭終審等重大事宜。古希臘的偉大思想家蘇格拉底,因「腐蝕青年思想」之罪,被這種制度判處了死刑。他的學生、古希臘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圖對此憤憤不平,認為這是「暴民」統治。這位晚孔子124年出生的西方先賢一貫認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異的,而古希臘的民主制度,否認這些差異,預設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同樣的政治權力,結果導致了「暴民」政治。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柏拉圖還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眾為你治病呢?還是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會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那麼治理一個國家,其責任和難度遠遠大於一個大夫,你該找誰呢?這個問題代表了柏拉圖的精英主義政治理念,長期影響了歐洲政治的發展。從今天的標準來看,柏拉圖的精英意識也許過強、民眾意識過弱,雅典民主制度雖有各種缺陷,但畢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民主嘗試,功不可沒。同樣,柏拉圖的觀點雖有不足之處,但他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多少國家就是因為一人一票選出了惡人而走向了災難。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德國的希特勒,他的納粹黨利用德國人民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各種不滿,採用民粹主義手段,輕而易舉地在1933年獲得了37.4% 的選票,成為德國議會的第一大黨,以理性著稱的德國人結果選出了仇恨人類的希特勒執政,最終不僅給德國帶來的滅頂之災,也差一點毀掉了整個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圖活到1933年的話,他一定會說,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切。西方一些國家現在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操作精緻的民主大大簡化,連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法治社會、公民文化這些優質民主的基本要素都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惟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結果導致了第三世界的劣質民主層出不窮:貪官污吏通過賄選當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爭權奪利,永遠以民主的名義,行使民粹主義、部落主義和黑金政治之實,他們的國家也因此頻頻陷於動蕩甚至戰亂之中,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歷史證明:只有優質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質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災;只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爛民主只能是壞東西。中國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絕爛民主、建設好民主。像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的國家,本來就有上千年的精英治國的傳統,我們應該從中國的實際和傳統出發,積極探索並逐步建立一種既能保證德才兼備的人才脫穎而出,又能使他們的權力受到全面監督的新型民主制度。這大概也是柏拉圖當年提出的問題對我們今天民主建設的啟示。古希臘還有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叫亞里士多德,他對什麼是優良政體也有深刻的見解,他認為一個優良政體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中產階級占多數,二是法治的確立。他認為中產階級比任何其它階級都傾向穩定,他們不會像窮人那樣容易圖謀他人的財物,也不會像富人那樣容易引來別人的覬覦,所以中產階級是優良政體的基礎。亞里士多德非常強調法律的作用,他認為一個城邦只有能夠維持法律權威時,才能說明它已建立了優良的政體。他認為如果民選領導人,沒有法治的規範,就極可能成為獨裁和暴君。他的這些思想對後來西方民主制度的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世界的經驗來看,沒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廣大的中產階級,一個社會可以運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沒有真正的法治和廣大的中產階級,民主的品質一定不高,出現劣質民主的概率極大。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國家,其根本的原因幾乎都是中產階級太小、法治太弱。比方說,肯亞最近的大選出現了爭議,既沒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體系來裁決,又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支撐社會的穩定,於是不同的派別和部落就開始了廝殺。縱觀世界民主的發展過程,發展中國家建設民主的最佳切入點,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發展經濟和教育、不斷壯大中產階層、努力推動法治建設。中國正在走這條路,2020年我們的中等收入者將佔人口的多數,這將對中國的民主建設產生極為深遠的意義。談民主是不能忘記法國激進思想家盧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為民主甘願拋頭顱灑熱血的民主志士,但盧梭在其名著《社會契約論》中也提出了一個今天似乎被人們遺忘的深刻問題。他假設一個國家有一萬公民,那麼每個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權就是萬分之一。如果這個國家的公民是十萬人,那麼他的主權就是十萬分之一,也就是說,一個人手中這一票的影響力,一下子就小了十倍。他由此而推論,國家越大,一個公民對自己國家的影響力就越小,民主的效果也就越差。盧梭本人對此也未能提出真正的解決辦法,但他認為比較理想的民主社會應該是小國家、小政府、貧富差距也不要不大,以免引起對抗。在我們這麼一個十三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裡實踐民主,我們的制度設計中一定要認真考慮和回答盧梭當年提出的這個問題。最後還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大師,他把民主嚴格界定成一種決策程序,一種手段而非終極價值,他認為終極價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對民主多數的濫用,認為即使是多數同意的決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說大部分人決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財產)。不管你如何評價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學說,但他在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對民主建設提出的一個的忠告值得注意。他是這樣說的:「我們無意創造一種民主拜物教。我們這一代人可能過多地談論和考慮民主,而沒有足夠地重視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看看今天這個世界,那些極力在全世界推銷西方民主的人,幾乎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總認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決世界的所有問題,結果把多少國家搞得四分五裂,生靈塗炭,但自己對別人連一聲道歉都不說,這種傲慢與愚昧導致了近年美國政治軟實力的直線下降,連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最近也感嘆:美國在世界的信譽從沒有像今天這麼糟。哈耶克關於民主所服務的價值高於民主本身的觀點,對我們今天的民主建設仍有啟發。我們進行民主建設過程中應該首先考慮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這個價值應該是國家的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我們應該從這個價值出發,來設計我們的民主制度,而不是為民主而民主,更不能為了迎合西方國家的認可而去投其所好。我們一定要以中國人的眼光,為解決中國人面臨的問題來研究和實踐民主,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的國運昌盛和人民幸福。我們30年經濟改革的經驗已經證明,中國走自己的改革開放之路,雖然也有諸多問題,但總體效果比那些跟著西方亦步亦趨的發展中國家要好得多。政治上也一樣,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真正成功的,成為失敗國家的倒不在少數。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只有走自己的民主創新之路。我們要汲取人類政治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一切經驗和教訓,拒絕爛民主,實踐好民主,逐漸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裕、和諧、民主的偉大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已經走出了自己的路,整個世界為之驚嘆。在政治改革方面,我們也會逐步地走出自己的路,並最終贏得世界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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