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慶：如何認真面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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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爾頓?沃林（Sheldon S. Wolin）這個名字，對於國內政治思想界而言，恐怕並不大為人所熟知。筆者視野所及，唯有台灣政治思想史學者錢永祥先生十分看重沃林的思想史研究，曾以沃林的看法來解讀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想的某些特色，此外則難見關於沃林的隻言片語。說來也不奇怪，按照美國政治思想的光譜來看，沃林屬於堅定左派陣營，自然無法與90年代國內反激進、反左翼的主流思潮相合拍，而且在許多人看來，這位在1960年代積極支持伯克利大學的言論自由運動（Free-speech movement）的政治左派，難免會讓國人聯想起數十年前的政治運動，唯恐避之不及，更談不上深入理解。在90年代的中國思想界，走紅的是羅爾斯、哈耶克、柏林這些自由主義思想家，而另外大行其道、被後現代思潮所推進的文化左派們，更和沃林這種「要在街上學習政治」的「硬左派」趣味相左，沃林不為人所重視，是理所當然的結果。不過在美國，沃林卻名氣甚大，這位在二戰當過轟炸機飛行員的政治理論家，不僅在UC伯克利大學建立起一個緊密的政治學研究圈子，而且從1973年起，他轉入普林斯頓執教，在那裡培養了大批政治理論學者，如著名女性主義政治學家Wendy Brown，阿倫特研究專家Dana Villa，以及極富傳奇色彩的民權人士Cornel West（他深受哲學家羅蒂影響，自稱為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同時他還是一位演員）。除了廣育天下英才之外，他在美國的公共政治生活中也扮演著相當積極的角色，早在1960年代，他與同僚John H. Schaar教授積极參与伯克利的學生運動，他們在《紐約書評》上發文批評伯克利大學壓制學生言論自由，認為伯克利已經淪落為「知識工廠」，與「教師」與「學術共同體」的初衷背道而馳。1960年，也就是他在伯克利任教時期，他的成名作《政治與構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續和創新》（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出版，成為幾代政治理論學者的重要讀物，在2004年，沃林推出了該書的增補版，增加了足足7章內容，讓人不禁感嘆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雖然「壯士暮年」，仍然 「雄心不已」。 早在增補本出版之前，沃林就曾在《The Nation》上撰文，提出他在此書中的一個新看法：今日美國已經形成一種「顛倒的極權主義」體制。其理由是，美國藉助伊拉克、阿富汗戰爭，變成一個新的「帝國」與「超級力量」，政治被黨派和利益財團所壟斷，公民被矮化，被排斥在政治參與之外，儘管這種政治體制一方面仍然在歌頌民主，但是一面卻拚命地想讓公民安於「私人性」的日常生活中，從而將權力集中起來，形成一股越來越強大的總體性力量。初聽這一判斷，讀者或許很容易簡單地將沃林視為一個激進、頑固的左翼理論家，不過要了解這一判斷的思想根源，我們或許還是需要回到他的這本皇皇巨著。將政治哲學以歷史化的方式來考察，這並不少見，比如1937年出版的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以及列奧?斯特勞斯所主編的《政治哲學史》，都算個中出類拔萃之作，而另一位立志重寫政治思想史的沃格林，因在寫作過程中發現薩拜因《政治學說史》的理論缺陷，放棄了未完成的《政治觀念史稿》，轉而寫成了五卷本的《秩序與歷史》。比較來看，薩拜因認為人類政治活動是一種理性的、有意識的行為，斯特勞斯則會認為，政治哲學追問的是「何為美好生活」的問題，那麼這必然牽涉到關於政治的真理問題，沃格林會認為，政治秩序是與人的心靈秩序緊密相關，人的存在意義會影響到政治制度的選擇，一旦心靈失序，政治也會變成無序的狀態。不過沃林的預設卻與以上各位存在差異，他認為，「政治」首先是一種在個人、團體中間尋找競爭優勢的活動，那麼這肯定是一種衝突性的活動；其次，「政治」發生的環境是不斷變化的，並且政治的互相衝突、競爭的行為會影響到全社會。正是在這一假設下，沃林的「政治哲學」關注的是「力量」在「空間」中的活動，他認為柏拉圖，奧古斯丁這些思想家，只不過是在用哲學與宗教去審查政治，那並非是「政治」的本質所在，政治的本質是一種永遠無法消除的衝突性，當柏拉圖試圖用永恆善的哲學目標去要求政治秩序時，矛盾便出現了，因為政治的雜亂與衝突是無法消除的，而柏拉圖哲學所要求的和諧、圓滿的理念世界則是反政治的。而羅馬帝國以利益政治作為政治運作的基本原則，這使得短暫而輝煌的共和制歲月之後，政治便開始腐化墮落，派系之爭越演越烈，公民再也無法參與到政治當中，導致了這樣一個新的政治觀念的產生，那就是試圖想讓政治得到宗教性的拯救，因此奧古斯都被當成承載著神聖宗教意義的元首，這也意味著「政治」的本質最終被「道德」所壓抑，這同樣是一條反政治的路徑。粗粗看來，對於沃林而言，「政治」一事，只不過是力量間的互相搏鬥，目標是想獲得支配權。各位或許已經發覺，這一看法與韋伯如出一轍，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中，韋伯明確地寫道：「政治追求權力的分享、追求對權力的分配有所影響—無論是在國家之間或者是在同一個國家內的各團體之間。」以權力支配作為政治性格的主要特徵，雖是由韋伯發展壯大，但對於沃林而言，使得「政治」能突破中世紀政教體制的漫漫長夜，而能最終浮出水面，要歸功於那位被污名化為「權術家」的馬基雅維利，正是他，擺脫了政治形而上學的困擾，轉而以一種面對真實世界的態度去看待「政治」，而這也直接導致了霍布斯依靠人類自己來創造政治的偉大構想，他以殘酷無比的「自然狀態」作為人類政治的起點，為他的「利維坦」鋪平了道路。而自由主義崛起的本質，在沃林看來，其實來源於「社會」在近代歷史的興起，而自由主義對後世影響最深的，是洛克的傳統，洛克認為，社會是以市場經濟作為基本活動的實體，強調的是個人在勞動分工制度下的經濟行為，這種由個人經濟活動的選擇產生的社會秩序，讓洛克及後世的經濟學家們都幻想認為，自發生長的市場社會秩序可以取代「暴力支配」的政治秩序，或者認為政府的權力只能維持為最低限度，也就是後世自由主義者所津津樂道的「守夜人」角色。這種以社會秩序取代政治秩序的觀念，是當代自由主義最為基本的特徵。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沃林開啟了一條批判當代自由主義的左派思路。他認為自由與民主的是內在衝突的，自由強調的是個人權利的獲得，但是卻不會去調整結果的不平等，擁有財富的群體會獲得更大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民主則強調的是政治參與的價值，也就是要用民主決策的方式去糾正這種不平等，更關鍵的是，不能讓利益勢力的高低起落影響公民的政治參與，否則，所謂的自由民主體制，實際上是以法律規則保護有權者、壓抑弱勢群體。面對當代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最有代表性的羅爾斯，沃林在書中的批評言論更是不遺餘力，他認為羅爾斯儘管試圖調和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衝突，但是他卻仍然延續自由主義重經濟結構的思路，試圖發展出一套以法學、經濟學為主的公共哲學，這就使得這個社會的不平等問題成為一個純粹「管理學」意義上的問題，而不是一個迫在眉睫的「政治」問題。對於沃林而言 ，政治不是「請客吃飯」，而是對不平等的反抗。在當代政治思潮中，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並非沃林一家獨有，列奧?斯特勞斯與卡爾?施米特算是自由主義的兩位頭號敵人，就連漢娜?阿倫特這位共和主義者，對自由主義也有相當多的批評。不過有趣的是，要仔細分辨沃林與這些思想家之間的區別，卻並非一件易事，事實上，沃林對於列奧?斯特斯學派的保守主義，阿倫特的精英共和主義都有相當多的批評，這使得我們會更迷惑，沃林對於民主的看法，對於自由主義的批判，到底具有哪些特別的思想特質？初看起來，沃林與阿倫特、施米特最為相像，他們都共同強調「政治領域」的獨特價值，反對經濟、宗教對這個獨特的政治領域的侵蝕。甚至有不少美國政治學者都認為，沃林對待民主與自由主義的看法至少在形式上，和施米特如出一轍，都是將民主精神與憲政制度一分為二，認為自由議會制與真正的民主之間互不相容。不過施米特與沃林的最後落腳點卻是迥異有別，前者經營的是一套「人民主權」的國家理論，以政治的「決斷性」來捍衛國家的安全，而沃林更關注的是民主如何在一個現代社會中持續釋放能量，從而遏制國家的集權衝動，儘管施米特與沃林都對現代總體國家不滿，但是前者是徹底精英主義式的，關注的是最高主權執行者，而沃林的著眼點卻在於公民。那麼，是否阿倫特與沃林更為接近呢？答案也並不盡然，沃林在《漢娜?阿倫特：民主與政治性》里批評道，阿倫特以古希臘的政治參與作為藍本，將政治看作是閑暇階層實現其存在意義和人生榮耀的事業，但是現代社會的公民卻同時肩負勞動與政治參與兩種角色，但是阿倫特卻對大眾社會持有一種敵視的態度，她受尼採的英雄主義與托克維爾對大眾民主的擔憂所影響，最終發展出來的是一種精英式的公民理論，這是沃林所不能認同的。對於斯特勞斯的精英主義，沃林也是嗤之以鼻。1963年，時任《評論》編輯的曼斯菲爾德向沃林及其同事John Scharr約稿，就Herbert J. Storing所著的《關於政治的科學研究論文》撰寫書評，儘管沃林與斯特勞斯一樣，都反對當時瀰漫在美國政治科學界的實證主義，但是沃林卻敏銳地嗅到斯特勞斯、Storing文章中的反民主氣味，於是大加撻伐，開啟了與斯特勞斯的一場論戰。時隔多年，曼斯菲爾德還在其《馴服君主》一書的序言里批評沃林，認為他因為德性的精英性格而與實證主義科學家們同流合污，為其助陣。儘管沃林是相當激進的民主左派，但是他又與美國學院的文化左派（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和後現代主義信奉者）又有很大差異，他並不認為文化左派就能解決後現代政治情境下的政治反抗問題，相反他強調的還是「硬政治」的參與。在沃林2008年出版的新書《公司化的民主：管理下的民主與顛倒極權主義幽靈》一書中，他如此展望民主的前景：民主應該是一種順應各種環境而變化的「短暫性的民主」，是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生活方式，民主的目標不是他物，而是今日國家的「超級力量」，民主參與要以瓦解現代國家的總體性力量為前提。這也最終標識出沃林政治思想的重要特色，即對任何一種總體性權力的警惕與提防，而且要重新恢復「政治」的反抗性格，要讓積極的政治參與成為後現代生活中的日常內容。在筆者看來，中國的社會政治現狀，其實也可用沃林的看法來進行比照，當政府通過大型公司、財團獲得足夠的資源，形成越來越強大的國家力量時，社會反而被壓縮成一個原子化、政治冷感的私人領域，雖然人們可以夜夜笙歌，但是卻埋下了深深的政治隱患。